内容摘要：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利用其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实施歧视性的不公平措施，在反倾销的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中国是其受害国之一。本文拟从欧美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概况及其原因，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分析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提出中国对替代国问题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替代国 非市场经济 正常价值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的夸大对方国家所谓的倾销幅度。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我国的对外贸易。
一、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概况及其原因
近年来，欧美经常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进行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在欧美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替代国价格作为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如在欧盟对华彩电的“反倾销”调查中，常用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而新加坡人力成本是我国的20倍，所以很容易得出反倾销结论[①]。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公正待遇，使我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我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欧美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制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和考虑到某些政治利益，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在确定倾销过程中，使用替代国制度，增大了倾销幅度，提高了反倾销税，从而有利于欧美国家保护本国利益。
2、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在成本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维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于是就成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中国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制度歧视”，总拿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做文章，随意指定替代国，依据不切实际的替代国价格进行裁决，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
3、欧美国家理论界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既无自身利益，又无追求利润的动机和给产品定价的权利，一切活动都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纵的，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将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法规定同等条件的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于是，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应运而生，就产生了所谓的替代国制度。
二、欧美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
（一）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
美国“1974年贸易法”针对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专门写了“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规定要选用“生产相同产品的市场经济的国内市场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美国商务部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不按市场成本和价格规律进行运作的国家。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美国采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生产时使用的要素价值加上一般的费用和利润以及内外包装的成本和其他费用，来确定正常价值”。它对市场经济有六个法定要求：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企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六是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
（二） 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的标准
欧盟的反倾销法在确定正常价值上明确规定了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在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欧盟选择一个经济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同类产品在该国国内市场消费时的价格，或该国向其他国家，包括向欧盟销售时的出口价格，或该国同类产品的结构价格为基础，以此来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欧盟认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度时期，因而有针对性的搞了一套“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的五个条件：一是生产投入及销售中，投资的方式要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企业要有一套用于所有场合的，按国际会计标准审计的财会帐簿；三是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包括财产的折旧，债务的偿还等，都按市场经济的法则进行，不得有歪曲，不得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转换过程中所遗留的财务问题；四是企业在法律保护下经营，包括受制于破产法和企业财产法的约束，企业不受政府的人为的干预成立或关闭；五是汇率方面遵从市场汇率。“欧盟标准第五条：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很明显，近期有关人民币汇价的争议，将会影响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为了跟国际接轨，我们相信人民银行在今年内应会对人民币汇价制度作出重要改革。”[②]
三、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
（一）替代国制度计算方法的不合理
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对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价值，也一律视为非市场过程中的“正常价值”。加之GATT的附件九《诠释与补充规定》中对第六条的诠释与规定说，“应当承认，遇有一个其贸易全为或大体上由国家垄断，并由国家固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货物，在为第1款目的确定可比性时，会有特殊困难···即严格与该国国内价格做比较，常常并不合适”。所以欧美等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以替代国的国内市场正常交易过程的正常价值来代替标准。比如自行车，就找个同样生产自行车的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等替代。可以设想，中国的劳动工资比台湾地区，新加坡要低的多。本来中国产的自行车的国内售价若与出口价相当的话，若按新加坡，台湾省较高工资水平生产的自行车较高的市场价比，肯定会构成倾销。所找的替代国生活水平越高，算出的倾销差越大，要征的反倾销税就越高。而且这种替代国的计算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推算价格”的计算上，例如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对原材料的价格也找替代过生产的原材料。这样推算出的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必然远远超出中国实际较低的生产成本。
（二）寻找替代国上的不合理
替代国制度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主理机关在寻找替代国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的任意性很大。例如欧盟反倾销法规定，这种选择应是“适当的 ”与“不是不合理的”。欧盟委员会据此还为这种灵活性建立了一套选择办法，即要考虑存在相同产品，制造工艺和技术流程和生产标准的相同性，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在充分竞争条件下）等各种因素。但实际执行起来，就对中国产品而言，有半数案件根本没有考虑“相同产品”这个因素。“选择适当的替代国非常困难，如中国的情况，以往的案件没有一个国家有可比性，新加坡、美国、日本都当过我国替代国，印度、巴西也当过，没有一个案子是合适的，比如蘑菇案，替代国不是印度就是印尼，我国的蘑菇是在野地中生长的，所以这个替代国的选择是不适当的，该案我国胜诉了。”[③]又例如，在糖精钠案中，美国商务部选盐酸价格时，在美国每公斤价格为3美分，印度则为2.8美元，美国选择了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