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我国的盗窃案件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普通盗窃、入室盗窃、扒窃等情形。在广泛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即便如此，依然会出现疑难杂症，甚至会出现罪与非罪的现象。笔者根据检察工作实践，对盗窃案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些难以判断、不容易定性的问题，并对该类问题进行了探究，提出了意见，希望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盗窃；数额认定；审查逮捕
一、盗窃案件数额认定产生的问题
盗窃数额的认定是十分谨慎的，它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被定罪，定罪后量刑幅度是轻是重等关键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数额的认定，除了一般证据外主要依据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表述，对于那些认罪态度较好的嫌疑人和如实表述的被害人，其盗窃与被盗数额表达一致，互相予以承认，则在案件数额的认定上是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盗窃数额表述不一致的，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任何一方对被盗物品价值鉴定不予认可的，就很难予以确定，其中就会出现盗窃数额多少，被盗物品价值大小等矛盾，这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在侦查监督工作中，盗窃数额经常会成为逮捕与不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成为被害人与嫌疑人争论的重点。因此，对于盗窃数额的认定，应该根据法律原则和实践经验，对其进行严格梳理，运用证据规则将冲突点予以化解，或者制定唯一细则，将不唯一的考量标准唯一化。
二、一人盗窃案中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单独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关于盗窃数额的供述会与被害人提供的数据有所出入，甚至是大相径庭。针对这样的问题，公安机关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讯问，如果其前后供述出入不大，犯罪情节及数额基本一致，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排除了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那么在盗窃数额认定上会采纳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数据，从而认定犯罪数额。而被害人所提供的数据，检察院将以缺乏证据支持或与案件事实不相符而不予采纳。但根据一般的司法实践和传统的司法经验，检察院通常会以被害人的陈述而认定盗窃数额。
笔者认为，以被害人的陈述来认定盗窃数额，违背了我国刑法中证据的证明原则：一个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的时候，是不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在上述的情形中，被害人提供的盗窃数额与犯罪嫌疑人提供的都属于孤证，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所交代事实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判断出双方的言辞哪一个是可以采信的，因为从证据证明力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样的，区分不出证明力的高低。在一人实施的盗窃案件中，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没有被害人的陈述或者被害人尚未被找到，检察院应当根据即有的犯罪数额予以认定，并做出捕与不捕的决定，在起诉阶段，这类案件不宜定罪量刑，应当在证据收集齐备之后，对其另行起诉，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三、共同盗窃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多个犯罪嫌疑人对同一犯罪事实进行供述，如果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基本相同，细节出入不大，同案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之间没有串供的情形，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排除了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那么在认定盗窃数额上，应当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主，因为在未串通的情况下，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言辞可以互相作证，形成完整的事实表述，故而可以其供述认定盗窃数额。
在共同盗窃犯罪中，还有一种情况应当予以考量。当盗窃案被侦破后，公安机关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由于盗窃案的犯罪分子大多为惯犯，所以在讯问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会供述一些公安机关未掌握的盗窃案件事实或线索，而这些盗窃案件很有可能寻找不到被害人，或联系不到被害人的情况，这样一来，这些案件就缺少了被害人的陈述，同时被害人也不能对盗窃数额予以认可或申辩。针对这样的案件，如果所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盗窃数额一致，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参与人员、处理赃款赃物等细节情况基本相同，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的过程中，能够有理有据地排除串供及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情况，那么就可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认定盗窃数额，也可以以此进行定罪量刑。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有瑕疵，或犯罪嫌疑人供述不一致，那么就不可以轻易认定盗窃数额，检察院将会建议公安机关对案件继续侦查，进一步确定盗窃数额，以保证国家及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
四、对盗窃案件数额认定的建议
盗窃罪是刑法中较为重要的罪名之一，因为盗窃罪的发案率比较高，各地对该类案件的审判比较成熟，该罪名的案件变化形式非常多样，故而，对盗窃案件的把握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判断，我们应当细致分析每一个盗窃案件的形成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在刑法中，盗窃罪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故而，它的定罪标准最主要的是盗窃数额，正如前文所说，盗窃数额的认定甚至关乎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等关键问题。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盗窃案件之所以数额难以认定，是因为犯罪分子在盗窃过程中大多单独行动，且行动秘密，不易被人发现，故而现场缺少直接证据或目击证人。这样的特殊情况，反映在案卷中就是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缺少能反映被盗物品情况的证据。故而，在大部分盗窃案中，能够提供盗窃数额的只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表述基本一致，可以清楚地认定盗窃数额，故而打击违法犯罪，给予犯罪分子合理的处罚。如果不一致，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一对一”的证据，“一对一”证据是指仅有犯罪嫌疑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双方任何观点的情况。
通过对大量刑事案例的总结可以发现，被害人的表述有时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颇，其主观上会自然地倾向自身利益，导致其言辞内容较为过分，甚至信口开河，其中包括对自身被盗数额的表达。这一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少数的，大部分案例中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根据跟关事实予以表达的，真实反映了自己的实际随时，但是这不意味着被害人的陈述必然真实，也就是被害人的陈述不可以全部采信。从司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被害人被盗的时候，是在没有任何预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其精神上也没有任何戒备之意，当被害人自己知道物品被盗时，其心理上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其变化的大小会受到被盗数额的印象，同时影响的大小也因人而异。在这样的前提下，被害人的陈述会受到客观和主观上的双重影响，故而导致言辞的不准确。例如某些案例，一些被害人由于受到盗窃犯罪的影响，其心理会产生厌恶的变化，使自己的情绪处于极度激愤的状态，一时不能抚平内心的急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害人在情绪的影响下，会对自己的言辞不负责任，为了报复犯罪嫌疑人，在向公安机关陈述案件事实的时候有意过于夸大具体情节、被盗数额等信息。有的被害人会在心情平静了之后到公安机关更正自己的言辞。如果被害人不向公安机关更正的话，被害人的陈述在作为证据的时候就会存在一定的瑕疵，将不予采信，甚至影响定罪量刑。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被害人一样，也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从司法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关系到自身利益，其供述的内容显然会本着利己的态度进行表达。在这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必然会受到心理上的影响，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拒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轻描淡写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甚至是否认。所以这种供述虚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其作为证据也存在一定的瑕疵。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单一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单一的被害人陈述内容不相符，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即孤证的情况下，应采取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对盗窃数额、犯罪事实、具体情节予以认定和采信。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也被称为疑罪从轻原则，是指在认定事实存在模糊之处难以正确适用法律时，应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结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案件事实在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或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条款就是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的确立，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放纵，而是要通过对个体权利的维护来保证对公民普遍权利的维护，它可能会牺牲小正义，但同时维护了大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