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儒学本质是一种教导人民遵循既有社会秩序，接受固化的个人社会角色，维持等级社会关系的思想。中国在商周时期逐步废除了神权对政治的影响，宗教的进化停止了，一神教唯独在东方文明圈没有出现，因此中国文明需要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替代神学宗教，在法律体系之外巩固社会秩序。特别是中国出现了世界独有的郡县制，能够建立起比封建制更大规模的统一文明体，就更需要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确保社会稳定，儒学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汉朝之后，晋朝并不倡导儒学，道家和侠义风盛行，却出现了一段八王之乱，人伦道德丧失，五胡十六国的500年乱世，因此后来的帝王就更加确定儒学思想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
最佳答案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打了这么多，真是累...找点材料进去，够楼主写篇论文了！选中了记得加分。我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让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没写过啊 不过是议论文可以仿写 只要论据充足就行
1、史料引用的规范问题 前已述及，重视史料的引用是历史论文撰写的重要特点，也是衡量一篇历史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史料的引用还存在一个规范问题。这种规范的具体要求是： (1)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要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少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这种规范要求，其实也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因为相对而言，第一手资料比起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当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样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存在一个分析与甄别的问题。 (2)引用的资料必须详细地注明出处。引用资料包括直接引用文献原文和转述文献之意或他人的学术观点两种，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要详细注明出处。一方面，用有出处的史料作论据，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注明出处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属于文品、道德问题，同时也可避免抄袭之嫌。切忌通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观点或具体表述，却一个引号也不打，一个出处也不标。 2、论文表述的规范问题 (1)历史语言问题。中国古代史家普遍主张史文词达意、词达道即可，也就是所谓的简而工。重视文与史的区别，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历史语言不能和文学语言那样，随意使用夸张、描写，它一定要尊重史实。但是，对此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历史叙述是可以采用细节描写的，像司马迁写“鸿门宴”就是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历史文字读来更加生动，人们也决不会认为司马迁在胡编乱造。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一些事件场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的，它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2)论文格式问题。总体来说，历史学术论文强调考实，它必须有论有据、有叙有议，也就是史论结合、评述结合。一篇文章如果光有论点，没有论据，或者论据不充分，那么它的论点就支撑不起来。同样，如果提不出论点，没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不能成其为学术论文。同时，学术论文的文体又是多样的，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也有札记、笔记、读后感、书评、动态综述等不同形式的论文，对此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和不同的规范。例如，札记主要是写出自己的点滴心得或认识，无需长篇大论，但要言之有物；笔记与札记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更灵活；书评是要把握原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价值、地位，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动态综述主要是梳理某一学术问题的发展状况。 (3)符号规范问题。除了基本的文句符号(标点符号)要准确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数字的标示问题。根据现行出版规范，凡是文中出现表示数量的数字和公元纪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符号；而对于古代帝王纪年，则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符号，同时在紧接其后的括号里注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相应公元纪年。 (4)参考文献著录问题。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大多依据国家标准，不过有的期刊有自己的文献著录依据，这就要根据投稿期刊的具体要求来进行了。文章转载自 期刊云 ，论坛里面有关于论文格式的详细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下。
一米等于100cm，古代不同时期，一尺长短不同 商代，一尺合今，按这一尺度，人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 周代，一尺合今 ； 秦时，一尺约 ； 汉时，一尺大约—— ； 三国，一尺合今 ； 南朝，一尺约 ； 北魏，一尺合今 ； 隋代，一尺合今 ； 唐代，一尺合今 ； 宋元时，一尺合今 ；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此后，“皇帝”便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然而，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也得在皇帝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皇帝制度及其形成“帝”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它在商代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神。商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着力塑造了“上帝”。上帝和地上的殷王一样，有自己的朝廷、官吏、使节(风、云、雨、雪诸神)。它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可以令风、令雨。它又通过先公先王对人世发号施令，从而给商王朝的统治加上了神圣的灵光。“皇帝”，则始见于西周金文，也是指天上的神，但皇帝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周王可以直接向上帝祈求祷告而勿须通过先公先王转达。及至春秋，周王室势力一撅不振。与此相对的是，春秋时期的天帝也成为一种摆设。这时候，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如黄帝、尧、舜等，于是“帝”逐渐演变为历史上的圣王贤臣。到战国时大国称帝，“帝”又变为当今之世的君王。春秋时期人们把帝神还原为历史人物，而战国时期则把帝神变成了活生生的君王，至此帝神已完全还原为人。至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则进而法定“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称号。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一整套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皇帝制度。二、皇帝制度的利首先，在政治稳定方面。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制度是以皇帝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主轴的政治结构，它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分散性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国家统一而形成的，是以官僚制取代世袭的贵族制而实现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是重中之重。他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充分拥有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同时，他也拥有对一切文武官员和勋贵等的任免、奖罚、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而可以随时调节整个统治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历史证明，只要皇权的这种调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整个国家将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强大的中央王朝就会结束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格局。其次，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正是在以皇帝制度为突出标志的封建大一统社会里，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由于皇权的巩固与发展是以大量存在的自耕农为其主要经济基础的，因此，皇权必定要保护自耕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统治者对农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视，他们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来对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把“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策来施行的。他们运用政治权力与法律手段打击商人、封建地主与地方势力，给自耕农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自耕农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中国封建经济曾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三、皇帝制度的弊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皇帝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性。皇权至高无上而无所不统的属性，使得全体臣民都是皇权统治和奴役的对象，没有平等可言。在皇帝制度创立后的历史中，皇权意识不断的膨胀却缺乏对其应有的制约与限制。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才会出现不少皇帝滥用权力的现象，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创立了皇帝制度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不断的征发徭役，大兴土木，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更是采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结果秦朝在二世时迅速灭亡。这与秦始皇滥用权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还有隋炀帝杨广，他在位期间喜好游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离宫，每次出游都征发大量的劳役。同时，他穷兵黩武，先后三次对高丽用兵都失败了。由于他的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纷纷起来反抗，隋炀帝本人也被臣下宇文化及所杀。除了这些滥用权力的皇帝之外，还有一些皇帝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在建立自己的王朝后，总是想着子孙后代可以把皇帝之位传承下去。他们认为秦朝迅速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子弟，当王朝有难时这些同宗们没有实力来救助。于是，他们分封子弟们为诸王，手握重兵散落在全国各地，这样就可以保证王朝的稳定。然而，正是这些藩王们，当他们有了实力时，就想着得到更大的权力。汉文帝时的“七国之乱”，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都是野心膨胀的后果，这些战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如果，王朝的创建者不采用分封制的话，同室操戈的悲剧也就不会出现。这还是强势皇帝的行为，虽然他们运用权力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至少他们能够保证政出一门，皇帝的意志可以在全国内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把握和运用自己应该有的权力，尤其是当皇帝比较弱小或者昏庸无能的时候，皇权便会旁落，被皇帝身边的各种政治势力所窃取。在这些政治势力中，宦官和外戚的势力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孤独的，也是多疑的，他对整个官僚机构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为此，皇帝通常都会用自己比较信任的人去对抗官僚阶层，而他身边最近的人就是他的后妃和伺候他的宦官。于是，皇帝便会赐予他们权力，让他们去打击、迫害士大夫官僚，以巩固自己的皇权。从而使得宦官和外戚的势力大增，到后来皇帝的权力逐渐落入这些近臣手中，形成宦官专权或者外戚当政的局面，皇帝成为摆设。所以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是一堆腐朽的垃圾，仅以批判两字所能了结。它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2]诗经·小雅·北山．[3]全根先．试论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国家图书馆学刊．1993（2）．
杨度，旷世逸才
看时间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比如孙中山，容闳，黄兴，溥仪，周恩来，毛泽东等等，那我就给LZ两篇我写过的吧。第一个：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大地上，民主资本主义正顶着遍地荆顽强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正冲破各种羁绊登上政治舞台，一个英气勃勃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正迅速形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也必会创造出站在革命前列，指导历史行程的大人物------孙中山。就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名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山县翠亨村。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但祖国的衰败，让他痛心疾首，继而弃医，投身于革命。1894年，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革命政治主张，但遭到冷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明白了“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从此，孙中山走上了为复兴祖国而努力的革命的道路。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约集华侨志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因计划泄露而流产，但同时因为这件事，资产阶级已同清政府彻底决裂，以武装起义迈出民主革命的第一枪。他，最早提出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依然是未尽的事业。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中华民国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另外，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当众倡言反清，闻者多胆怯走避，惟陈少白、尢列、杨鹤龄附和之，乃得四大寇之诨名。 清代政府、公家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此外，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关键字：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封建主义。参考文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个：溥仪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宣布和平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并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段祺瑞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大满洲帝国，登上大满洲帝国之皇帝，年号康德。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军捕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1959年9月17日刘少奇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被第一批特赦，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宣统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溥仪虽然退位，但根据优待条件“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仍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是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7条“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不得不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如金器、名画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从天津逃离，来到满洲。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满洲建立“满洲国”。193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溥仪始终与日本关东军周旋，一心一意为了满洲争取最大的利益，值得尊重。[5]溥仪自1932年3月1日至1934年2月2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满洲国执政爱新觉罗溥仪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5年4月和1940年5月溥仪两次访日。在新京满洲皇宫内，溥仪性格乖戾，对人时而凶狠，时而温柔。他喜欢玩具、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弓箭，好骑马和自行车，喜欢集邮，能驾驶汽车。但溥仪实际上却一直“宵衣旰食”，勤勉地处理公事 大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45年，满洲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7]溥仪作为世界级政治家两上时代周刊，是“远东四大元首”之一。[8]溥仪受到满洲国百姓的敬仰，甚至在满洲国垮台后，仍有人在家中悬挂溥仪的照片。[9] 溥仪の野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企图潜逃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在软禁5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我的前半生》记录了这他人生的重大经历。满洲时期的溥仪(22张)二战后，溥仪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赤塔和伯力的收容所被监禁了五年。1946年8 溥仪的囚服月曾返回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受到了约十年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关键字：末代 皇帝 满伪参考文献：《我的前半生》。
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扩展资料：
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欲能邓说：南光网O肯定有i你需要的。
透析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之论文范文。
摘要：探讨了《黄帝内经》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帝内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是任何一个个体都不愿意承受的，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致力于减少的，但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又是无法避免的。大学生处于青春期，面对着学业和爱情的选择，又处于从学校人向社会人的过渡，加之近年来就业形势的越来越严峻，所以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现在的大学生已经都是90后，有研究表明，由于大学生要面对由于生理和心理造成的种种困境，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愤怒等各种负性情绪，又加上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压力，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1]，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还会出现疏离感[2]。因此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使其调整心态、合理认知、适应角色、健康生活。
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基本上是在现代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人提出应该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3]，作者也认为可以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中发掘有益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所有学科的源头活水。《黄帝内经》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是最早提出“治未病”思想的中医典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提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指出当疾病“已成”，即使有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不过是亡羊补牢，就像人已经很渴了才去掘井、战争已经开始才去制造武器，恐怕伤害是在所难免。
所以，不如提前预防。这与现代所提倡的“预防为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治未病”是中医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医疗原则，其精神实质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未病先防”，就是在没有生病之前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预防，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防变”，就是当得病之后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小病酿成大病。
未病先防的理念属于中医养生的范畴。中医认为，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如果能导致人体发病，可能是因为人体抵抗力太弱，也可能是因为致病因素过强。那么要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方面要增强人的体质，以提高抗病力，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另一方面要积极避免或减少致病因素的危害，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
具体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则一方面应该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要减少甚至避免不良的情绪刺激。《黄帝内经》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和于四时，调于阴阳”《黄帝内经》认为，人生活在自然当中，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时刻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保持人体内外阴阳的平衡，使与季节相通应的五脏能够适应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使七情五志顺时、和谐，以达到健康的目的。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春三月，……夜卧早起，……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早卧早起，……使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就指出了不同季节中人应采取的起居方式及其对人情志产生的影响。
(二)怡养精神，调适情志《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本为一体，互相影响。
五脏是人的精神活动产生的基础，而精神活动反过来又影响五脏的生理活动。如《灵枢本脏》篇所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也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认为精神的紊乱能使人体生病。所以人应该调养精神、调节情志，适应环境变化，以保证身体健康。《黄帝内经》的论述指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具体的教育内容，这些对我们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黄帝内经》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首先，《黄帝内经》的成书在秦汉时期，但托名黄帝，该书体例多采用黄帝和岐伯、雷公、鬼臾区等人问答的形式，这样既增加了该书的权威性，又使形式生动活泼，易于为人接受；而且该书还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记录，如“著于竹帛”、“著之玉版”，在当时纸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使用各种载体；或者“得其人则传”，选取合适的对象进行言传身教，这些都加强了医学知识的传播。
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讲，也应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可以通过学校的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或邀请社会上的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向大学生传授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同时采用各种方式，如传统的编辑心理健康知识小册子、明白纸，或由师生自己编演心理情景剧，还有现代的微信、翻转课堂等，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要性，学会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增进自身的心理健康。还可以在大学生中选择对心理学感兴趣、接受能力强的同学加以专业培训，由他们在经过专业训练后对其他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在同学中有着更强的亲和力，而其体会也更贴近同学，易于被接受，自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也会获得很大的改善。其次，《黄帝内经》还指出教育的内容应该简明易懂。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所言：“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指出了医学道理应该明确、难忘，容易掌握，这样才能够广泛传播，经久不绝。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接受信息较容易。
但是大学生不愿意接受枯燥的说教，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纷至沓来，生动有趣的内容和灵活多变的形式让人目不暇接，更让大学生提高了“口味”，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过于书面化，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将心理健康知识转化成大学生易于接受、容易掌握的语言传达给他们。第三，对于教育的实施原则，《黄帝内经》也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如《灵枢师传》篇中所讲：“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指出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深入了解人性，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比如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都希望能走出阴影、开心生活，这是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原动力，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正是应运而生，顺应人的心理开展工作。
指出不良情绪状态的危害是“告之以其败”，说明保持良好心态的好处是“语之以其善”，给予一定的辅助措施如放松技术等是“导之以其所便”，帮助消除其抑郁、焦虑情绪是“开之以其所苦”，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心理健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自不待言。而在此之外，更辅之以身体的锻炼、就业创业技能的培训以及社会支持的促进，则更能帮助大学生尽快恢复心理健康，寻回生命阳光。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
参考文献：
[1]宋海燕，宋海霞，宋海辉，等.1990年代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及分析[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16，42(4)：101-104.
[2]肖柳婷，梁瑞琼，钟泳如.大学生应对方式、疏离感与心理健康三者机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5)：710-714.
[3]章冬云.浅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作用[J].求知导刊，2016，4：39.
拓展：《黄帝内经》的价值影响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1.中医渊薮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它的著成标志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中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汉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集结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内经》一书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现代中医学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首先，《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的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粱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滥觞；《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劝诫，成为中医临床遣药用方、养生防病一贯默守的至理名言。
除此而外，《内经》一书中还有许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其他内容，涉及养生、预防、针灸、调摄等诸多方面，至今都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特别是其中的“治未病”思想，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更为世人关注和瞩目。
《内经》的理论对于现代中医临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成书距现在虽然已有2000多年，但人类个体自身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按照《内经》的理论，如果肺主气、司呼吸，心藏神、主血脉，脾升清、主运化，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气化的功能完全正常，一身气血周流畅通、运行无阻，人体就不会生病。《内经》所确立的独特养生防病视角，决定了它不仅为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2.生命科学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巨大的国学经典。
3.哲理科学
《黄帝内经》还蕴藏了很多哲理科学，譬如对人才管理的启示，《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
德，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重要范畴，其外延，最终已转化为形成天地万物及自然天象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人才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 也是一种顺应自然和谐的内外统一。《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医的医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阐释。《内经》概括和总结了当时医家对医德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德思想，宣告了中医医德理论的诞生。
《内经》中的医德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分为医学养生道德、医学预防道德、医学治疗道德和医学护理道德四个方面。人的身、心、行共同构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谐发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无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应该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4.文献价值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中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所引用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29种，以“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也很多。这些古文献对了解先秦时期中医发展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黄帝内经素问》保留完整 源文件!!!
参考文献
有关系。有些发掘出的地下文物中与现存文献有区别。比如，都知道的道德经通行本。实际是道经和德经组成。现存的组成方式一般都是道前德后。地下发掘出的，也有道德经。就不是道前德后。而是德前道后。是德道经。学者研究后认为，恰恰内容，应该是德前道后更合理。还有。过去记载孙武写了兵书。孙膑也写了兵书。但过去我国就只流传下来一部孙子兵法。这部军事文献到底是谁写得。史学界说法不一。很多认为是孙膑写的孙子兵法。后来地下考古发掘出齐孙子兵法。也就是俗称的孙膑兵法。才为孙武正了名。他俩的确都写过兵法。各是一部而已。
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考证文献记载内容的真伪。
研究都是历史贡献，每个人在历史之中占了比较大的优势，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知识
考古发掘取得实物资料后，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并提取这些实物资料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极大地扩充我们从传世文献中所不能得知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