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论文选集

唐研究论文选集

新唐书 旧唐书

鲁迅的书一定要多读啊 ！！！！当前国人还是很麻木 一些韩奴 看着韩剧里歪曲丑化中国无动于衷 ！

《新唐书》《旧唐书》

大唐百年开国（诙谐幽默类似于《明朝那些事》）以下这些是材料类的：基本史料新旧唐书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岑仲勉：《隋唐史》 汪 篯：《隋唐史论稿》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金宝祥：《唐史新探》 胡如雷：《李世民传》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唐长孺：《隋唐制度三论》等等 张国刚：唐代官制.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 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隋唐五代史. 郑学檬主编：唐文化研究. 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 [日]铃木俊等：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 [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 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 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 李鸿宾.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 汪篯隋唐史论稿.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 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 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 兼论总管府·都督府·节度司之关系. 唐研究论文选集(池田温文选). 池万兴 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 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 (上卷). 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 (下卷 何汝泉：唐代转运史初探. 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 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程蔷 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岑仲勉：唐史馀渖·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 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 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 毛蕾：唐代翰林学士. 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大唐开元礼. 唐研究 程志 韩滨娜：唐代的州和道. 侯林柏：唐代夷狄边患史略. 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王家广：唐人风俗.

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

公元557-657，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下令禁断佛、道教，持续五年。 僧尼逃奔南方，北方奉佛崇仙的僧尼转入地下化。 唐玄奘(602-664)诞生，奠定中国佛教的正信理路，与法显并列为中国最伟大的高僧，其西学历十七载，带回佛舍利150粒，震惊朝廷，唐太宗、高宗供养于皇宫大内，另梵书520夹657部，皇帝下令建寺助其译经工作。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并派吞米桑布扎等人去西域、印度学习文字，费时数年返回，创制了藏文，此即藏传佛教的起源，同年，斯里兰卡爆发内战长达七年，寺院、佛塔全面捣毁，战后，迦叶王下令修复寺院，觉音时代著作的《阿毗达磨》流行开来，上座部佛教开始教导内观修行。公元657-757，义净法师(635-713)诞生，三十五岁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年，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之后回国翻译，旗下的译师皆第一流水平，译文水平极高。公元757-857，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灭佛持续四年，僧尼全部还俗，对佛教起到了沉淀化的正面效应，僧道不分的年代告终，此前释家的舍利教及浮屠教全面瓦解，摩尼教由暗转明全面进入闽南沿海一带布教并鼓吹革命起义。 中国大乘佛教正式成立，宗派开始诞生。 南印度入侵斯里兰卡，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同期，印度的金刚乘部传入斯里兰卡。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佛学领域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印度哲学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和《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中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专著1、《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弥勤出版社，1982年。2、《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学·文化·佛教》。3、《印度哲学史略》，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中华书局，1960年，1988年。4、《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 文集1、《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2年。2、《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3、《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纂著1、《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2、《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论文（本栏按年代罗列）1914年《理学谵言》，《清华周刊》第13-29期。《孤嫠泣》，《清华周刊》第13、15、16期。《理论之功用》，《清华周刊》第15期。《新不朽论》，《清华周刊》第20期。《植物之心理》，《清华周刊》第27-29期。1915年《快乐与痛苦》，《清华周刊》第30、31期。1916年《谈助》，《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说衣食》有四篇短评，《清华周刊》第75期。1922年《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学衡》第12期。1923年《叔本华之天才主义》，《文哲学报》第3期。《释迦进代之外道》，《内学》（支那内学院年刊）第1辑。1924年《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学衡》第26期。《印度哲学之起源》，《学衡》第30期。1925年《释迦时代之外道》，《学衡》第39期。1928年《南传念安般经译解》，《内学》第4辑。《与胡适论禅宗史书》，《胡适文存》第3集。1930年《读慧皎〈高僧传〉札记》,《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唐贤首国师墨宝跋》，《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史学杂志》第2卷第5期。《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史学杂志》第2卷第6期。《唐太宗与佛教》，《学衡》第75期。1932年《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3卷1号。1933年《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哲学论丛》。1934年《评〈唐中期净土教〉》，《大公报》3月17日。《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国学季刊》4卷2号。1935年《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5卷1号。《释法瑶》，《国学季刊》5卷4号。1936年《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关于〈肇论〉》（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1937年《中国佛教史零篇》，《燕京学报》第22期。《大林书评》：《评〈考证法显传〉》，《唐贤首国师墨宝跋》，《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微妙声》第3期。《大林书评》：《评日译<梁高僧传>》，《评〈小乘佛教概述〉》，《微妙声》第8期。1939年《读〈人物志〉》，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期至121期。1940年《读刘劭〈人物志〉》，《图书季刊》第2卷1期。《魏晋玄学研究两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2年《王弼大衍义略释》，《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1943年《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王弼圣人有情义》，《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1944年《隋唐佛教之特点》，《图书月刊》第3卷第3、4期。1946年《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1947年《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年《康复札记四则·“妖贼”李弘·云中音诵新科之诚·何谓“俗讲”》、《佛与菩萨》，《新建设》6月号。《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7月号。《谈一点佛书的“音义”》，《光明日报》10月19日。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第3期。《关于慧深》，《文汇报》10月14日。《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1月21日。1963年《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的讨论）》，《现代佛学》第2期。《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5期。1964年《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第3期。1980年《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期。《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哲学研究》第7期。《〈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文献》第1辑。《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国哲学》第3辑。《隋唐佛教史稿》（续一），《中国哲学》第4辑。1981年《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国哲学》第5辑。《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国哲学》第6辑。1982年《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国哲学》第7辑。译作《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译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学衡》第17、19期，1923年。《希腊之宗教》（译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1]Reli-gion ），《学衡》第24期，1923年。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1. 《“以戒为师”需要建立“现代清规”》, 《中国宗教》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北京2. 《解性与本觉——摄论师对“解性黎耶”的诠释》, 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5》，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月, 北京3. 《五性各别与理佛性、行佛性——瑜伽行派的佛性思想》, 黄心川、释大恩主编《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1月, 成都4. 《摄论学派与智顗教观思想的形成》, 《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 2007年8月, 北京5. 《阿摩罗识与本觉——摄论师的“阿摩罗识”思想》, 《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2007年9月，兰州6. 《中国佛教研究方法の革新及び活用》, 《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研究纪要》第25号, 2007年12月,日本京都7. 《论关山慧玄的禅法——“关”》, 《佛学研究》总第16期, 2007年12月, 北京 8. 《当前发展佛教教育的“盲点”与“伪问题》, 觉醒主编《佛教与现代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9. 《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与南朝佛教》, 《闽南佛学》第五辑,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北京10. 《《大集经》与地论学派——以判教为中心》, 《法音》2008年第2期, 2008年2月, 北京11. 《药师礼忏仪的演变与发展》, 《觉群佛学》（2007）,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北京12. 《初期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 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6》,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3月, 北京13. 《摄论学派与早期华严宗的形成》, 《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008年3月,成都14. 《鸡足山释禅《依楞严究竟事忏》》, 印顺主编《虚云法师与鸡足山佛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5月, 北京15. 《法上《大乘义章》佚文考辨》, 《禅学研究》（第7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南京16. 《民国年间新旧唯识之论争》, 麻天祥主编《佛学百年》, 武汉出版社2008年6月,武汉17. 《印顺法师在台湾创建的四大道场的历史和现状》, 《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3期, 2008年9月, 北京18. 《2005-2006年宗教学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标明98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008年9月, 成都19. 《弥勒净土信仰略义》,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共奉化市统战部编《弥勒文化与和谐社会》, 宁波出版社2008年10月, 宁波20. 《毗昙学派与南北朝佛学大乘意识的树立》, 《佛学研究》总17期, 2008年12月, 北京 21. 《成实学派的思想与影响》, 《觉群佛学》（2008）,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 北京22. 《晋宋时代的禅经译出与禅法传播》, 《闽南佛学》第六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2月, 北京23. 《腊八节的起源与演变》,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编《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上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3月, 上海24. 《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编《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3月,上海25. 《论法照净土思想的特色》,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杨曾文先生七秩贺寿文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北京26. 《“心净则佛土净”的思想史考察与现代诠释——兼论佛教生态主义的困境》, 《佛教与生态文明》,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北京27. 《论三法印的现代意义》, 王志远主编《宗风》己丑·春之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北京28. 《宗教学研究领域学者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5-2006年）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009年4月, 成都29. 《戒律对佛教神圣性的建构与诠释》, 《中国宗教》2009年第4期, 2009年4月,北京30. 《法治与僧事——“以戒为师”的现代意义》, 《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2期, 2009年6月, 北京31. 《敦煌文献中的西魏、北周佛教思想——一百二十法门与《菩萨藏众经要》》, 《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 2009年6月, 北京32. 《净源《首楞严坛场修证仪》研究》, 台湾《新世纪宗教研究》第7卷第4期, 2009年6月,台北33. 《三种佛性与真实胜乘——摄论师的佛性、一乘思想》, 《吴越佛教》（第四卷）,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7月, 北京34. 《隋代诸帝的舍利信仰》, 杨曾文、肖景林主编《中国佛教的佛舍利崇奉和朝阳辽代北塔》,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 北京35. 《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 《禅学研究》第8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南京36. 《丛林早晚课诵的修订与流行》, 《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4月, 2009年12月, 北京37. 《从“世界佛教论坛”看国家发展进步与佛教》, 《佛学研究》第18期, 2009年12月,北京38. 《《十地经论》译者新探——菩提流支主译说的成立》, 《佛学与国学—楼宇烈教授七秩晋五颂寿文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北京 39. 《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 《觉群佛学》（2009）,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2月,北京40. 中国佛教放生习俗的起源与流行,《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6月 ,北京41. 学术与弘法——从佛教界看佛学研究的立场与态度, 《宗风》庚寅·夏之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北京42. 自知、自反、自强——赵朴老对中国佛教走向的思考方法, 《中国宗教》2010年第9期, 2010年9月,北京43. 从佛教立场迈向宗教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 2010年10月,北京44.“蒋山法会”与明太祖对瑜伽教的整顿,《中国佛学》总第28期,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41-47,北京 45.《大般涅槃经》在两晋时代的传承与流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南京46.赵朴初对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思想,《禅文化》第一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郑州47.中国佛教大乘意识的萌芽与树立,《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2011年5月,北京48.印度佛教僧俗关系的基本模式,《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2011年6月,北京49.初唐佛道“道法自然”论争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2011年7月,上海50.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218期第9版,2011年8月30日,北京51.隋唐佛教的内道场,《觉群佛学》（201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北京

唐宋词研究论文选题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蹟砂藏研究论文选集

研究区塌浊积砂体处于异常高压封存箱中，属于封闭－半封闭型成藏动力系统。该系统对油气成藏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动力学特征，涉及成藏的动力和阻力、油气的初次运移和成藏过程中油水交替机理等方面。

（一）成藏动力与成藏阻力分析

被烃源岩包裹的浊积砂体，油气经过初次运移进入岩性圈闭后，无需进行大规模的二次运移，只需要经过油气水重力分异作用即可在高部位成藏。但是砂体最终能否成藏是由成藏动力和成藏阻力共同决定的，只有驱动油气的动力大于储集岩体顶、底及边缘部位的突破压力及储集岩体内部流体压力等油气运移的阻力，砂体才可能成藏。

1.成藏动力分析

烃源岩排烃是各种动力作用的结果，对于异常高压封存箱中的油气来说，异常压力、砂泥岩间毛细管力差以及源岩中烃浓度差产生的有机网络扩散作用力是驱动油气向砂体运移的主要动力。

（1）异常压力：研究区目的层段的浊积扇大部分发育在东营凹陷的异常高压封存箱内，所以异常压力是该区浊积扇成藏的主要动力之一。前人研究表明，泥岩的孔径主要是由烃类可以通过的大微孔（d>50nm）和中微孔（2nm

研究区2500m以下存在异常高压，砂岩透镜体油藏分布的深度（2500～3200m）与异常高压带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也间接地说明烃源岩中的流体异常高压就是该类砂体成藏的主要动力。但是成藏过程中成藏动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烃源岩中流体压力（Pt）绝对值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烃源岩与储层之间的压力差，即剩余压力（ΔP）的大小。这是因为被烃源岩包裹的透镜状砂体内部也具有一定的流体压力，压力的大小为砂体所在深度的静水柱压力（P。），在成藏过程中它与烃源岩中流体异常高压排驱油气进入砂体具有相反的作用方向。只有封存箱中的流体异常高压超过储层的内部压力，油气进入储层才成为可能。

浊积扇油藏研究：以广利周缘地区为例

式中：P。——砂体内部的流体压力，M Pa;

Rw——静水压力梯度，MPa/m;

H——砂体所在的深度，m；

△P— —剩余压力，M Pa;

Pt——烃源岩中流体异常压力，M Pa。

（2）毛细管力差：毛细管力对油气的运移一般都表现为阻力，但在烃源岩和储集层的界面处则对油气的运移起动力作用。

砂岩和烃源岩中的孔喉管径是由大小不一而多变、不规则的锥体管所组成的，单个毛细管如图6-11所示。

图6-11 锥形毛细管的毛管压力

这样，一段锥体毛细管力可表示为

浊积扇油藏研究：以广利周缘地区为例

式中：Pc——毛细管力，Pa；

σ——液体表面张力，N/m；

θ——管内液－固接触角；

β——管壁粗细变化斜面与毛细管中心线的夹角；

r——毛细管半径，μm。P。值在毛细管粗端为负值，细端为正值，说明毛细管细端的毛细管力大于粗端。

在埋藏压实作用过程中，随埋深的增加，岩石颗粒之间的孔喉半径减小。但在相同埋深条件下，砂岩和泥岩的压实程度存在差异。泥岩压实程度较砂岩压实程度大，这样砂泥岩孔喉半径就存在差异。在烃源岩和储层的界面处，烃源岩的孔喉半径小，储集层的孔喉半径大，导致孔喉间毛管压力差异的形成，其合力的方向指向砂岩透镜体储层。毛细管力差是油气运移的基本动力之一，在异常高压带内它仍然是构成透镜体成藏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烃浓度梯度差产生的扩散力：源岩内部因油气不断生成而形成的烃浓度梯度差也是油气向砂体中运移的基本动力之一，即著名的“有机网络扩散排烃学说”。虽然扩散作用在物质运移方面的效率较低，但只要有浓度差的存在，扩散作用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即使在异常高压下也能毫无障碍地进行，因此，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它对油气的初次运移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扩散是由物理量梯度引起的使该物理量平均化的物质迁移现象。由浓度梯度引起的扩散称为分子扩散。物质由高浓度一侧向低浓度一侧转移，直至两侧浓度平衡为止。可用费克第一定律计算扩散量，即：

浊积扇油藏研究：以广利周缘地区为例

式中：dQ——单位时间内物质通过横截面积dS的扩散量；

——浓度梯度；

D——扩散系数；

dS——横截面积。

烃源岩生成的烃量只有满足了自身吸附、孔隙水溶解、油溶解（气）和毛细管封堵等多种形式的源岩残留需要，才可以大量排运油气，才可以产生烃浓度梯度差。烃源岩初次排烃时，油气运移的方向主要为垂向和侧向朝盆地边缘运移，即由高势能区向低势能区运移。包裹于异常高压泥岩之中的浊积砂体是相对低势能区，也是油气运移的指向区。东营凹陷油气于古近纪末期开始充注，大规模的油气充注发生于新近纪，烃源岩的排烃门限＞2500m，研究区目的层段在2500～3200m 范围内，源岩进入排烃高峰期，烃浓度梯度差产生的扩散力最大，该段浊积砂体岩性油藏分布频率也最高，两者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因此，烃浓度梯度差产生的扩散力是该区异常高压内浊积砂体成藏不可忽视的动力。

2.成藏阻力分析

目前岩性油气藏成藏机理方面的研究对成藏动力的探讨较多，评价也有了较为成熟的方法，比如等效泥岩压实法进行压力的预测就是研究岩性油气藏成藏动力机理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对成藏阻力的考虑却明显不够，成藏阻力是油气能否成藏不可忽略的因素。包裹于烃源岩中的透镜状砂体是依靠其自身孔隙和微裂缝给油气的进入提供通道的，因此砂体内部的流体压力以及砂岩中的孔隙毛细管力对油气的进入具有相反的作用，构成了该类砂体成藏的阻力。

（1）砂体内部的流体压力：油气进入透镜状砂体之前，砂体一般是饱含地层水的，因此，其内部也具有一定的流体压力，压力的大小为砂体所在深度的静水柱压力，在成藏过程中它和异常高压排驱油气进入砂体具有相反的作用方向。

Pn＝RwH

式中：Pn——砂体内部的流体压力，M Pa;

Rw——静水压力梯度，M Pa/m;

H——砂体所在的深度，m。

（2）砂岩中的毛细管力：砂体中的毛细管力对油气的进入是起阻挡作用的，在砂体内部流体压力一定时，砂体中毛细管力的阻挡作用就成为油气能否进入砂体的关键，这种阻力的大小主要与砂体的物性有关，受压实和胶结成岩作用的影响较大。由于成藏阻力的大小和孔隙的半径成反比，在埋压实作用过程中，随埋深的增加，岩石颗粒之间的孔隙和孔喉半径都要减小，胶结物不仅使砂岩孔隙半径减小，有时还堵塞孔喉使其失去渗透性。同样的成岩作用条件下，岩性较细的砂体以及碳酸盐胶结物含量高的砂体毛细管压力大，成藏阻力大。

（二）油气初次运移机理分析

目前，关于油气二次运移以及与之相关的构造和岩性油气藏形成机理的研究已基本上形成了符合实际的理论，由此也指导了大批构造及岩性油气藏的成功勘探。但是对油气初次运移及相关的岩性油气藏的形成机理尚存在认识上的差距，对于这类隐蔽油气藏的勘探自然也带有探索性质，比如包裹于烃源岩中的透镜状浊积砂体岩性油气藏等。实际上，在成藏过程中油气的初次运移是十分重要的，油气的初次运移机制可归纳为五种：水溶扩散、水溶泄流、水溶对流、单相渗流、混相涌流机制。水溶扩散是一种最普通的运移机制，只要有油气生成就会存在浓度差，因而就有水溶扩散。但是扩散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方向性不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导致油气富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导致油气散失的。水溶泄流对生物气之类的浅层气才有意义。而水溶对流与压力无直接关系，不要求存在压力差，但水溶对流在封闭系统中最容易形成，封闭系统本身意味着与周围不是一个压力系统，或多或少具有异常压力，因此水溶对流与压差又有一定的关系，在压差低于封盖岩石的封堵能力时，水溶对流起主导作用。单相渗流的运移机制是指油气的浓度超过它们在地层水中的溶解度而以单独的游离相进行运移。单相渗流在二次运移中不难达到，但在初次运移中是并不常见的，往往在单相渗流条件具备前，油气已经通过水溶对流或混相涌流的机制运移出去。混相涌流的运移条件是存在封闭系统和超压，压差大于封盖岩石破裂强度时，油气水一起脉冲式涌出产生混相涌流。当然，各种运移机制的启动都要求一定条件，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某一种特定的运移机制起主导作用。自从流体异常压力封存箱理论诞生，混相涌流的运移机制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油气初次运移机制。

人们对油气混相涌流的理解一般是指封存箱内的油气向封存箱外运移，即超压系统中的压力增加到接近箱缘封隔层岩石破裂极限压力时，将导致封隔层发生局部破裂，混相流体沿裂隙通道穿过系统的顶板或边板涌出并进入邻近储层，流体释放的突发性可比作脉动脱水作用；随着压力下降，油、气、水三相分离。当压力系数下降到～时，裂缝重新闭合或被方解石脉充填，系统内的压力将重新上升，直至下一次破裂并产生混相涌流，储层成藏，如此周而复始，构成了异常高压带内的流体自箱内向箱外幕式压裂、幕式排烃的动态过程。但是对超压系统中油气是如何向箱内砂体的运移则缺乏足够的研究。研究区沙三段异常流体压力封存箱与东营凹陷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内的流体处于滞流和超压状态，浊积扇砂体形成的岩性油气藏就分布在异常高压带内的烃源岩中，实际上幕式混相涌流初次运移机制也是这类油气藏形成的主要形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混相涌流的前提是存在封闭系统和超压。东营凹陷异常流体压力封存箱正好具备这个条件。

研究区处在东营凹陷封存箱中烃源岩的埋深均已超过生油门限（2200m），烃源岩中的有机质处于成熟到过成熟阶段，由有机质大量排烃以及差异压实和粘土矿物转化而引起异常高压导致烃源岩产生各种裂缝、微裂缝网络，它们和烃源岩内的孔隙连接，形成微裂缝－孔隙输导体系。在异常高压驱动下，油、气、水通过烃源岩中的微裂缝－孔隙系统以很高的势能向相对低势能区的砂体发生涌流排烃，当排出部分流体后孔隙中的压力下降，微裂缝闭合，烃源岩体进入了压力积累阶段而处于“稳定期”，待压力恢复升高和微裂缝重新开启后，又发生新的涌流排烃，所以，高压带内烃源岩中的油气是以混相涌流的方式向砂体进行幕式排放的（李阳等，2000）。在精细的岩心观察中我们常发现泥岩具有水平或垂直的矿脉发育，并且埋藏越深越发育；在扫描电镜下也可见泥岩中发育微裂缝。

（2）研究区沙三中亚段、沙三下亚段巨厚的泥岩中广泛分布着一些致密的灰质泥岩、白云岩层及多层的砂质岩隔层，这些非均质性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它的主要烃源岩体是由无数个彼此物性均有差异的岩性体（即排烃单元）构成，相当于许多彼此相对分隔的次级压力封存单元或系统。各次级压力封存单元在埋藏压实过程中，产生异常高压大于岩石自身抗压强度与相邻岩性体不同，因而各自异常高压达到岩石抗静压强度的条件和时间也不同。封存箱内烃源岩的这种无数个岩性体（排烃单元）的分隔性、压力变化不均一性和达到岩石破裂条件的不等时性，决定了排烃过程的不均衡性。当某个排烃单元泥岩内流体压力达到岩石抗静压强度发生涌流排烃作用时，尽管压力条件相近，但周围的排烃单元尚未达到这一条件。这样，当某个排烃单元发生涌流排烃后，微裂缝重新闭合，该单元的岩性体进入压力积累阶段而处于“稳定期”，其周围的许多排烃单元中可能就会有达到岩石抗静压强度发生涌流排烃作用。烃源岩内无数个排烃单元发生的涌流排烃作用此伏彼起，从宏观上看，烃源岩的排烃作用是缓慢持续进行的，从微观上分析却是一个脉冲式（幕式）排烃过程。

（3）从运移条件看，水溶扩散、水溶泄流、单相渗流等油气初次运移机理是不能形成被烃源岩包裹的浊积砂体岩性油气藏的。但是研究区内的异常高压封存箱内广布的浊积砂体岩性油气藏，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混相涌流对形成该类岩性油气藏的重要作用。

（三）砂体中油水交替机理

油气的初次运移是由高势区向低势区运移，包裹于烃源岩中的透镜状浊积砂体是相对低势区，也是油气运移的方向。但是，砂岩透镜体中的孔隙最初是被地层水所充满的，烃源岩中油气在向圈闭运移后，势必会增加圈闭中流体的体积，体积的增加又将导致圈闭内压力增高，压力的增高对油气初次运移产生阻力。这样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烃源岩的排烃压力与油藏内压力达到平衡时，油气成藏将趋于停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油气进入圈闭后，圈闭中总的可容空间并未发生变化，在储层中水体积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圈闭可容纳的油气十分有限。这样，就不会形成充满度很高的岩性油气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区许多自生自储型岩性油气藏具有很高的充满度，如莱60砂体的充满度已接近80%。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充满度这样高的岩性油藏中，原来储层中的水到哪里去了？从物质平衡的观点来看，油气进入储层后，如果水不能排出，就不可能有充满度很高的岩性油藏。反过来，高充满度的岩性油气藏说明油气成藏过程中，即使不是全部的储层水，至少也是大部分的储层水被“替换”出。

一般地，浊积砂岩透镜体不同部位岩性存在差异，粗粒度一般位于浊积扇砂体主体部位，细粒度位于浊积扇砂体边缘。强烈的机械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可以使砂体边缘的细粒岩孔喉半径变得非常细小，甚至有些孔隙喉道由于胶结物的充填而被堵塞。在异常高压及毛细管力等的作用下，油气首先从砂体中较大孔隙进入浊积砂岩透镜体中，因油气的进入占据了砂岩透镜体中的孔隙空间，砂体中的流体压力将急剧增大。对于润湿相的孔隙水来说，水会在颗粒表面形成液环，在砂体内急剧增加的流体压力驱使下，水可从砂体中较小的孔隙被排替到周围泥岩中，而非润湿相油气则不能以薄膜的形式附在孔隙的表面，只能被挤到孔隙的中部，难以被排出而留在砂体中（图6-12）。随着源岩中的油气向透镜砂岩体的“间歇性”充注，上述过程继续进行，油气不断进入砂岩透镜体中，砂岩透镜体中的孔隙水不断被排替出，直到砂岩透镜体被油气饱和为止，也就完成了油气与水的交替过程。

如果浊积扇砂体被断层切割或砂体中存在微裂缝，由于断层的“单向阀”原理，油气更容易沿断层和微裂缝进入砂体，储层中的超压自由水也很容易沿断裂溢出，密闭系统中最终留下更多的石油（图6-13）。

图6-12 非润湿相油难以通过颗粒喉道示意图

图6-13 异常高压带内浊积砂体中油水交替模式

实线箭头代表油气运移方向和相对量的大小，虚线代表砂体中水的运移方向

陈章明等（2000）对封闭于源岩内的透镜状砂体模拟实验表明，油气进入砂体后有水的排出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油水交替现象更加明显，该模拟实验证实了上述油水交替机理推论是正确的。

这种油水交替机理对该类砂体含油差异性可以作出很好的解释：受强烈成岩作用的影响，浊积扇砂体边缘细相带成为低孔、低渗带，甚至成为圈闭层。由于岩石强亲水性而使该带具有很高的束缚水含量，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含油饱和度的增加，常使这种砂岩体向边缘尖灭地带的含油性变差，甚至使上倾尖灭带达不到工业油层的含油饱和度值，成为砂岩体的干层区。如果砂体薄，分布范围小，整个砂体粒度细，经过短期的压实和胶结成岩期变化就会变得非常致密，这类砂体毛管压力大，成藏阻力大，油气很难进入砂体，因而这类砂体对油气成藏不利，也多为干层或水层。受断层影响的砂体，由于油水交替简单、成藏条件更为有利，所以，含油饱和度高。勘探实践也证明，厚层砂体的含油性比薄层砂体明显要好，研究区内受断层影响的透镜状浊积砂体几乎都含油。因此，这种油水交替机理不仅被实验证实，而且和实际情况也非常吻合。

通过对浊积砂体成藏的动力和阻力、油气的初次运移以及成藏过程中油水交替机理等方面分析、研究，再结合流体封存箱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超压系统控制了系统内的油气成藏，其成藏动力学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区油气藏的油源主要来自本区目的层段及相邻洼陷内生油岩的供给，运移动力为压实作用所产生的地层压力差、砂泥岩间的毛细管力差、烃浓度梯度差产生的扩散力。

（2）油气运移的相态以混（溶）相为主。

（3）运移通道主要为砂岩储集体本身、微裂缝和断层。

（4）由于该类油气藏四周始终被生油岩包围，因此受构造影响小，易于保存。洼陷带内部浊积砂体直接夹在巨厚的生油岩之中，而生油岩大多处于异常高压流体封存箱之中，成藏能力强。

单玄龙1 付永昌2 管宏图3 罗洪浩1

（1.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61； 2.吉林中财石油开发有限公司，吉林 长春 130122； 3.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吉林地质勘查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我国适合原位开采的油砂油地质资源量为×108t，可采资源量为×108t。油砂原位开 采方法主要有两类：热采和溶剂提取。针对我国油砂资源分布广、非均质性强和厚度不大、含油率中等地质 特征，将油砂勘探划分为预探、普查和详查三个不同阶段，明确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目的和工作方法手段。借 鉴加拿大油砂勘探方法，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油砂原位开采方法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方 法，包括化探法、瞬变电磁法或油气自电法、钻探、测井、分析测试和地质综合研究等。预探阶段以物化探 为主，通过少量预探井进行异常验证，结合典型样品的分析测试数据，确定油砂矿是否具有远景。在远景区 进行普查，普查阶段以普查井岩心研究、测井解释和岩心系统分析测试数据为主，确定油砂矿有无工业规模。在有规模的油砂矿区进行详查，详查阶段以详查井岩心研究、测井解释和地质综合研究为主，确定油砂矿的 成藏条件与主控因素、计算油砂储量、评价开采经济技术条件并完成开发可行性建议。最后在松辽盆地西部 油砂矿藏勘探中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效果。本文提出的油砂综合勘探方法旨在促进我国油砂原位 开采的工业化，并对规范我国埋藏油砂勘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松辽盆地；油砂；原位开采；勘探方法；应用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Oil Sands in situ

Shan Xuanlong1，Fu Yongchang2，Guan Hongtu3，Luo Honghao1

（ college of the earth scienc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61，China； petroleum development ，Changchun 130122，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Chemical Geology and Mine Bureau，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Oil sands in place is about ×108t for in situ，and reserves and resources are ×108t in and SOIV are main development methods in for oil sand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eliminary，prospecting and general exploration，and objectives and methods are brought up according to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oil sands in authors bring up an geological，geochemical and geophysical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method of oil sands in situ，including geochemical exploration，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or oil-gas self- potential method，drilling，logging，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and geological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d geophysical explorations are important on preliminary stage，and the geochemical and geophysical anomalies would be tested by some drillings，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oil sands is perspective or ，on the perspective area，prospecting exploration would be carried is estimated that the oil sands has commercial scale or not by more drillings，logging，analytical it has commercial scale，General exploration would be the stage，forming conditions and main factors of oil sands，calculation of reserves，developing economic and technica 1 conditions，exploitable proposal would be last the method was applied in oil sands exploration in west Songliao basin，and got good explorating hope that the method can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of oil sands development in situ and it can become the standard for oil sands exploration.

Key words：Songliao basin；oil sands；in situ；exploration method；application

引言

我国的油砂资源相当丰富［1］。据全国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我国油砂资源量近60×108t，是 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补充资源。它们在能源、化工、材料等领域显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这些资源的开发 利用将对缓解我国能源供给紧张形势，维护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近年我国油砂地质与成因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我国油砂研究地质与成因研究的主要进展为 以下四个方面：油砂矿藏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地质研究［2～17］，基本建立了适合我国的油砂资源评价体系 与潜力分析［18～20］，基本查清我国油砂形成的构造背景和成藏模式［21～25］，探索了油砂勘探方法，包括 化探法［26］、瞬变电磁法［27］、油气自电法［28］等。

我国大部分油砂资源适合原位开采，但缺少针对原位开采油砂矿藏的勘探方法。我国适合原位开采 油砂埋深深度为100～500m，预测油砂油地质资源量为×108t，可采资源量为×108t。但如 何获得这些油砂资源分布的详细特征，是制约我国油砂原位开采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外油砂原位开采方 法主要有两类：热采和溶剂提取［29，33］。本次研究针对我国油砂实际地质条件，提出了一套适合两类油 砂原位开采方法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方法，并在松辽盆地西部镇赉油砂矿藏勘探中 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原位开采油砂矿藏的综合勘探方法

参照油气勘探规范和油砂的实际地质特征，将油砂勘探阶段划分为预探、普查和详查三个阶段，每 个阶段的勘探目地和勘探方法如表1。

表1 原位开采油砂矿藏的勘探阶段与方法

预探阶段是某地区利用瞬变电磁法或油气自电法进行了油砂勘探，结合油砂化探方法，确定了本区 油砂层位置和深度。再通过预探井和测井（包括伽马测井、电阻率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进行 油砂矿层的验证，并获取油砂样品，分析油砂含油率，综合以上工作成果，分析这一地区油砂的前景。

普查阶段是在预探基础上，选择有前景的地区钻探普查井，井距1600m，并进行测井（包括伽马测 井、电阻率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油砂层温度和压力），取得5类样品（油砂样、油样、储层物 性样、油砂力学性质样、油砂分离和合成油实验样）。钻井液体通常会污染岩心。当取小直径岩心样品 时，特别要注意这点。取出的岩心切成75厘米长，两端加盖封闭，并用胶带封好，在现场冷藏。了解 油砂层的厚度、分布、品质等，初步估算油砂资源量，确定油砂规模。

详查阶段是针对普查认为有规模的油砂矿，制在800～400m，并进行测井（包括伽马测井、电阻率 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油砂层温度和压力），增加5类样品的数量，进行分析测试。本阶段要求 查清搞清油砂矿地质条件及控制因素、计算油砂矿储量、评价开采经济技术条件、开发可行性建议。

2 原位开采油砂矿藏的综合勘探方法的应用实例——松辽盆地西部× ×油 砂矿

松辽盆地西斜坡油砂主要是在0～300m以浅，其中0～100m油砂油地质资源量×108t，100～ 300m油砂油地质资源量×108t，为西斜坡油砂主要富集深度，适合进行原位开采。

××油砂矿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行政区划隶属白城市。构造位置属于松辽盆地西部斜坡超覆带（图1）。油砂富集于上白垩统姚家组和嫩江组中。

图1 油砂矿构造位置图

松辽盆地位于西太平洋陆地边缘北部，其主体部分位于黑龙江板块群的中部，该板块群北部西伯利 亚板块，南部中朝板块。松辽盆地的地理位置西邻大兴安岭，东邻张广才岭，向北经孙吴-逊克盆地穿 过小兴安岭是俄罗斯的捷雅盆地，南部是渤海盆地的下辽河断陷；在东西方向上构成两峡一盆的盆山体 系。黑龙江板块群在二叠纪末期已固结为统一的 块体，三叠纪后中国东部地应力场由近东西向的 主导方向转变为北北东方向，并使中国东部陆内 处于一个以伸展作用为主的张性环境，在此基础 上中生代盆地群开始发育。松辽盆地主要由基底 和盖层两部分组成，前中生代地层为盆地的基底，经过多期碰撞拼贴形成，由前古生代、早古生代 与晚古生代地层组成。盆地的盖层为中新生代地 层，包括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和第 四系，其中白垩系最为发育。

油砂化探

由于油砂性质与原油中的重油相近上，选择 烃类（甲烷、乙烷、丙烷、异丁烷、正丁烷、乙 烯、丙烯）作为寻找油砂的直接指标。研究区油 气化探测量统计结果表明，在台地丘陵景观区内，烃类异常中乙烷/乙烯比值在12～58之间，在草原 景观区内，乙烷/乙烯比值在33～82之间，表明烃 类异常是由地下深处的油气藏（油砂）引起［26］。

研究区内共圈出3处以烃类为主的油砂土壤 化探异常，Ht1异常呈块状，Ht2异常呈条带状，Ht3异常呈串珠状（图2）。

图2 台地丘陵区（左）和草原区（右）化探异常特征［26］

瞬变电磁法

在油砂化探异常区域，进行瞬变电磁测量，在剖面2D反演视电阻率等值线图（图3）上，在整个 区域普遍存在浅部泥岩层，引起低阻正常场，视电阻率为5～15Ω·m，计算深度为-30～100m，推断 泥岩为油砂矿体上覆标志层。其下为过渡层，视电阻率为15～25Ω·m，计算深度为-100～-150m，推断为砂岩层。再下为异常所在层，视电阻率为25～100Ω·m，计算深度为-150～-200m，推断为含 油砂岩层［27］。

图3 矿区地面瞬变电磁0000线2D反演视电阻率断面图［27］

钻探与测井

先针对化探和瞬变电磁方法确定的油砂可能的位置和深度，布置预探井。在化探异常地区先后布置 了13个钻孔进行验证。结果有11个孔见到了油砂，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与预测结果不一致的仅有 两个钻孔，预测准确率近％。其中施工在瞬变电磁异常和化探异常区上的6个钻孔全部见矿，见 矿率100％。ZK006见矿深度为，ZK002见矿深度为，与瞬变电磁计算深度一致。分析 测试数据表明油砂含油率平均大于7％。综上分析镇赉油砂矿具有较好前景。

在圈定的具有远景的区域内进行普查工作，按1600m的井距布置普查井63口，并进行测井（包括 伽马测井、电阻率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油砂层温度和压力），图4为Zk1609的综合柱状图。系 统测试5类样品57件。初步了解了本区油砂形成的地质过程和资源量。

油砂矿藏地质

临近的齐家-古龙凹陷青山口组和嫩江组烃源岩在燕山晚期进入生油门限.原油生成之后，进入 “储层”，此时正逢晚中生代的重要构造运动——燕山运动晚期，它使松辽盆地西部边缘地带强烈抬升，储层中的原油在构造运动的动力支持下开始向抬升方向由地层深处向浅处运移，运移过程中，在 “与 地表水不连通的” 系统内原油被“稠化”，变稠了的原油被地层带到地表，当地层遭强烈剥蚀，变稠变 重的原油开始向地表泄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 “与地表水不连通的系统（封闭系统）” 向 “与地 表水连通系统”（开放系统）转变，稠化了的原油与地表水接触，被水洗、氧化、生物降解，使稠变了 的原油进一步变稠变重，流动性大减，一部分便与剥蚀层的岩石碎屑-细砂、粉砂发生了物理方式相互结合，形成油砂。

图4 ZK1609的综合柱状图

油砂储量和开采经济技术条件

矿区内地质储量×104t，根据加拿大现有开采技术的经验以及矿区的实际情况初步预定油 砂矿的开采系数为65％，据此计算油砂矿的可采资源储量为：×65％＝×104t。

本区油砂矿藏埋深150～200m，厚度变化较大，从到26m左右，多数油砂层厚3～5m，含油 率均值大于7％，综合上述特征，适合采用原位有机溶剂提取法进行开采。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来看，每桶（国际标准）油的价格为104美元/桶（时价），普查区油储量约为亿桶，可采油储量约为 亿桶，资源价值约为亿×104美元/桶＝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94亿元。

3 结论

针对我国油砂实际地质条件和国内外油砂原位开采技术特点，提出了一套适合油砂原位开采方法的 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方法。将油砂勘探划分为预探、普查和详查三个不同阶段，明确 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目的和工作方法手段。最后在松辽盆地西部油砂矿藏勘探中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为我国油砂原位开采的工业化奠定了地质勘探基础，并对规范我国埋藏油砂勘探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由于本方法只在一个油砂矿的勘探中进行了应用，而且还只是进行到普查阶段，因此随着勘探的不 断深入，本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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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研究论文

一、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 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楚的；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在传统史学中，我们今日称之为“文明”的中国历史的起源至少从黄帝开始是可以讲清楚的。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 古史辨派研究的对象，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性的中国古代的史料，对此加以严密的文献辨析，究明其成书年代，淘汰后世的伪作和附加的史料，欲进行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性作业。其业绩主要是在文献上证明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是如何通过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发生变形的，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书本身，注意力主要在于其神话被文献化、被观念化、被变形的过程。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说到古史辨派的局限性，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先生曾指出，神话传说，作为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加上说”[1]的假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被文献化的神话传说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的问题，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也应考虑进去。应该意识到其变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保持了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相互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有某些史实的反映，不能把相互矛盾的传说作为后世的伪作之史而加以排除。而“层累地造成说”本身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这终究是一个根本性的欠缺[2]。 作为辨伪的理论观或假说的表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确实有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而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也提出过“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上述顾先生的“四打破”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今天看来，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原逻辑”[3]的思维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人，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系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 古史辨派的另一不足就是被现在学术界每每议论的疑古过度问题。疑古过度固然存在，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体系的同时对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古籍整理的高潮。尽管在疑古辨伪中存在着一些“冤假错案”，但它毕竟打破了属于后人加工、编排的三皇五帝体系，也使得与传统古史体系相联系的经典重新编排了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至今还在继续。例如，作为《尚书》中的前三篇《尧典》《皐陶谟》《禹贡》，说的虽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书年代却远远地晚于《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是战国时期、孟子之前的作品。当前利用《尚书》前三篇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己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为取舍的标准。 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它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在与考古学相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它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今天若单纯以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4]。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但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模式，至今还对考古学界有着影响。但人类学上的这些模式，往往是把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横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加以纵向的分类排列而成的，虽然有时其逻辑色彩很强，然而其间是否真的具有前后递进演化关系，或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都是需要证明的。而考古学则可以依据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序，从而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所以，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而互益，但不能替代。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笔者曾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提出“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5]。当然，这只是初步性的，只建立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研究还需今后的努力。 总之，我们说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是合乎实际的，而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样一路走过来，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可对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等考古学现象的阐释或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阐释的高明与否，则要看其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以及各方面的素养如何了。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亦贵在创新，贵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一理论模式。所以，我们引用或借鉴某一理论模式时，也应有理论创新或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要求，而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用新的教条批评旧的教条，从一个怪圈钻入另一怪圈。 二、文明的概念、标志、要素诸问题 1、文明的概念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的“野蛮”、“蒙昧”相对而言（当然，在不同于近代欧洲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原始社会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和蒙昧）。也有把“文明”作为“文化”使用的，这样有人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也就等于有了文明。我们不赞成文明完全等同于文化，但文明确实包含有文化、技术、思想精神、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只是既然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那么文明中所包含的文化、技术、精神、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而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文化、技术、组织等。当然这些因素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以及这些因素是否全部具备或具备多少才算是文明？都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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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kinetics of combustibles in municipal solid waste[J].J Fuel Chem Technol, 1999, 27(1): 62-67.）(2) 专著(书籍)、论文集［序号］作者. 书或文集名［M或C］. 版本(第1版不注).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例： 刘振海. 分析化学手册（第八分册）热分析[M]. 2版.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LIU Zheng-hai. Handbook of analytical chemistry-thermal analysis () [M]. 2nd ed.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1.)(3) 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作者. 论文或报告题名［D或R］.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 年份.例： 李春义. 同位素瞬变实验方法的建立及Ni/Al2O3催化剂上CH4部分氧化制合成气反应机理的研究[D]. 北京: 石油大学, 1999.（LI Chun-yi. Mechanistic study on partial oxidation of methane to syngas over Ni/Al2O3 catalyst[D].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1999.）(4) 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作者. 析出文献题名[C]// 主编. 专著或文集名.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例： 赵增立， 唐兰, 马晓茜. 生物质的氮气等离子体热解研究[C]//第十届全国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会议暨全国青年等离子体讨论会论文集.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156-159.（ZHAO Zeng-li, TANG Lan, MA Xiao-qian. Biomass pyrolysis in an argon/hydrogen plasma reactor[C]//Processings of 10th China plasma science & technology conference and youth forum on plasma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National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6-159.）(5) 专利［序号］发明人. 专利题名： 专利国别，专利号［P］. 出版日期（年-月-日）.例： 刘冠华, 左丽华, 舒兴田. β沸石/硅胶复合催化材料的制备: 中国，1084101A[P]. 1994-01-01.（LIU Guan-hua, ZUO Li-hua, XHU Xing-tian. The preparation of multiplex catalytic material containing zeolite beta and silicon gel: CN, 1084101A[P]. 1994-01-01.）(6) 国际、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S］.例： GB/T528,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拉伸性能的测定［S］.(GB/T528, Vulcanized rubber and thermoplastic elastomer-determination of elongation[S].)(7)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例： 万锦堃. 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 (1983～1993). 英文版［DB/CD］.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 html, 1998-08-16/1998-10-04.(8)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Z］.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

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澄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 (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澄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馀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