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研究论文

一、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 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楚的；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在传统史学中，我们今日称之为“文明”的中国历史的起源至少从黄帝开始是可以讲清楚的。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 古史辨派研究的对象，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性的中国古代的史料，对此加以严密的文献辨析，究明其成书年代，淘汰后世的伪作和附加的史料，欲进行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性作业。其业绩主要是在文献上证明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是如何通过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发生变形的，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书本身，注意力主要在于其神话被文献化、被观念化、被变形的过程。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说到古史辨派的局限性，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先生曾指出，神话传说，作为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加上说”[1]的假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被文献化的神话传说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的问题，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也应考虑进去。应该意识到其变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保持了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相互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有某些史实的反映，不能把相互矛盾的传说作为后世的伪作之史而加以排除。而“层累地造成说”本身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这终究是一个根本性的欠缺[2]。 作为辨伪的理论观或假说的表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确实有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而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也提出过“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上述顾先生的“四打破”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今天看来，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原逻辑”[3]的思维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人，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系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 古史辨派的另一不足就是被现在学术界每每议论的疑古过度问题。疑古过度固然存在，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体系的同时对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古籍整理的高潮。尽管在疑古辨伪中存在着一些“冤假错案”，但它毕竟打破了属于后人加工、编排的三皇五帝体系，也使得与传统古史体系相联系的经典重新编排了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至今还在继续。例如，作为《尚书》中的前三篇《尧典》《皐陶谟》《禹贡》，说的虽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书年代却远远地晚于《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是战国时期、孟子之前的作品。当前利用《尚书》前三篇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己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为取舍的标准。 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它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在与考古学相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它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今天若单纯以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4]。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但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模式，至今还对考古学界有着影响。但人类学上的这些模式，往往是把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横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加以纵向的分类排列而成的，虽然有时其逻辑色彩很强，然而其间是否真的具有前后递进演化关系，或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都是需要证明的。而考古学则可以依据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序，从而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所以，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而互益，但不能替代。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笔者曾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提出“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5]。当然，这只是初步性的，只建立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研究还需今后的努力。 总之，我们说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是合乎实际的，而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样一路走过来，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可对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等考古学现象的阐释或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阐释的高明与否，则要看其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以及各方面的素养如何了。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亦贵在创新，贵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一理论模式。所以，我们引用或借鉴某一理论模式时，也应有理论创新或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要求，而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用新的教条批评旧的教条，从一个怪圈钻入另一怪圈。 二、文明的概念、标志、要素诸问题 1、文明的概念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的“野蛮”、“蒙昧”相对而言（当然，在不同于近代欧洲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原始社会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和蒙昧）。也有把“文明”作为“文化”使用的，这样有人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也就等于有了文明。我们不赞成文明完全等同于文化，但文明确实包含有文化、技术、思想精神、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只是既然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那么文明中所包含的文化、技术、精神、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而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文化、技术、组织等。当然这些因素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以及这些因素是否全部具备或具备多少才算是文明？都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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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ustion kinetics of combustibles in municipal solid waste[J].J Fuel Chem Technol, 1999, 27(1): 62-67.）(2) 专著(书籍)、论文集［序号］作者. 书或文集名［M或C］. 版本(第1版不注).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例： 刘振海. 分析化学手册（第八分册）热分析[M]. 2版.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LIU Zheng-hai. Handbook of analytical chemistry-thermal analysis () [M]. 2nd ed.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1.)(3) 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作者. 论文或报告题名［D或R］.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 年份.例： 李春义. 同位素瞬变实验方法的建立及Ni/Al2O3催化剂上CH4部分氧化制合成气反应机理的研究[D]. 北京: 石油大学, 1999.（LI Chun-yi. Mechanistic study on partial oxidation of methane to syngas over Ni/Al2O3 catalyst[D]. Beij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1999.）(4) 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作者. 析出文献题名[C]// 主编. 专著或文集名.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例： 赵增立， 唐兰, 马晓茜. 生物质的氮气等离子体热解研究[C]//第十届全国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会议暨全国青年等离子体讨论会论文集.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156-159.（ZHAO Zeng-li, TANG Lan, MA Xiao-qian. Biomass pyrolysis in an argon/hydrogen plasma reactor[C]//Processings of 10th China plasma science & technology conference and youth forum on plasma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National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6-159.）(5) 专利［序号］发明人. 专利题名： 专利国别，专利号［P］. 出版日期（年-月-日）.例： 刘冠华, 左丽华, 舒兴田. β沸石/硅胶复合催化材料的制备: 中国，1084101A[P]. 1994-01-01.（LIU Guan-hua, ZUO Li-hua, XHU Xing-tian. The preparation of multiplex catalytic material containing zeolite beta and silicon gel: CN, 1084101A[P]. 1994-01-01.）(6) 国际、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S］.例： GB/T528,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拉伸性能的测定［S］.(GB/T528, Vulcanized rubber and thermoplastic elastomer-determination of elongation[S].)(7)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例： 万锦堃. 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 (1983～1993). 英文版［DB/CD］.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 html, 1998-08-16/1998-10-04.(8)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Z］.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文字学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造字法、起源、发展、形体与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

文字学知识有助于改进和改革文字，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对古文字的了解有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我国的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因此作为研究一切历史文化的先行学科的文字学在中国特别发达。在我国，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是语言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边缘学科。

清代学者除了研究《说文》篆书以外,也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蕴玉有《草字汇》，都是属于字典的性质。可是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特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古》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间，吴大澄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100年之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 (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澄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馀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到了近代，古器物收藏家更注意摹拓传印。罗振玉对影印铜器铭文不遗余力，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极大的便利。王国维又作有《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也就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了。

引起古文字学家有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搜罗甲骨。刘鹗又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学者大为惊喜。孙诒让开始认识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

后来甲骨文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罗振玉把他历年收藏的汇编为《殷虚书契》前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作《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成就独多。在罗、王之后，已故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有董作宾、容庚、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孙海波等人。这些人里，容庚有《金文编》，孙海波有《甲骨文编》，都按《说文》部次编排，等于是金文字典，甲骨文字典。董作宾曾从事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最先提出卜辞要作断代的研究,并作有《殷历谱》。陈梦家有《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甲骨卜辞作了全面的说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三家著述极多,他们在考释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各有发明，成绩超卓。在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建树较多的是唐兰。唐兰论文字的构成破除六书说，而倡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以三书范围一切文字，这是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古文字的研究正在蒸蒸日上，甲骨文、金文都有集录在一起的书，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出土文物日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货币以及秦汉的竹简、木简，汉代的帛书都是研究的材料，古文字学定将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