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庹 tuǒ 〈量〉 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合五尺。在平常的估计中，估长用庹。 庹,两腕引长谓之庹。――《字汇补》 庹 tuǒ 〈名〉 (1) 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 [span;arm spread] (2) 姓 庹姓，分布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河南、陕西等省。 庹姓来源说法不一，四川省传说是庹姓原为度姓，为古巴人（賨人）七姓之一改姓而来；湖南传说是明洪武三年大庸土家族土司田虎作乱，事败后其长子田宗朝避乱由田改庹。但综合各地传说，庹姓族属为土家族无疑。由于历史上土家族长期隐瞒民族成份，庹姓散至各地后，大部分已定为汉族，只有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庹姓被界定为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 庹姓名人有贵州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庹文升（湖北郧西人），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庹震（河南方城人），重庆庹氏书画馆馆长、书法家庹纯双（重庆铜梁人），台湾影视演员庹宗华、庹宗康（祖籍湖北松滋）。 郑码：TGXS，U：5EB9，GBK：E2D5 笔画数：11，部首：广，笔顺编号：41312215134 ·庹氏 起源： 关于庹姓起源，一直众说纷纭，疑云莫辩。一说庹姓出自熊姓，为颛顼高阳氏的后裔；一说古代有掌度是衡的官员，其后以官为姓，为度氏，后部分因故改庹氏；四川庹氏族人认为庹姓发源于古巴蜀，原为度姓，由古巴人(賨人)七姓之一于宋元之交改姓而来；湖南庹氏族认为庹姓源于田氏，明洪武三年大庸土家族土司田虎作乱，事败后其长子田宗朝避乱由田改庹。 始祖：庹五常。 迁徙： 庹姓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但现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庹姓族属为土家族(古巴人后嗣)无疑。由于历史上土家族长期隐瞒民族成份，庹姓散至各地后，大部分已定为汉族，只有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庹姓被界定为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如今庹姓分布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河南、陕西等省，据考证，大都迁徙自四川。如庹守珍、庹守珠于明洪武二年奉朝廷之命自四川来湘西北征蛮，后定居于湘西并散居各县，成为慈利、澧县等地庹姓始祖；湖北松滋、保康，河南南阳，云南大关等地庹姓为庹五常直系后裔；湖北郧阳庹姓为四川重庆府某支庹氏来鄂后落业入籍等。目前庹姓人口没有进入全国前三百位。 郡望： 庹姓全国统谱认为庹姓“宗本慈州”，以洛阳、南阳为堂号，当为郡族望地。参看下面附录。 堂号： 洛阳、南阳，当为郡望堂号。参看下面附录。 字辈： 庹氏合谱字辈：中和肇位育，孝友达治平，品泽经书韵，勤联雅颂声，吉庆昭令绪，仁寿兆佳征，祚业宜同懋，君恩定久承，才高超圣杰，忠勇耀常伦，紫阳熙本固，松刚笃佩青，怀浩科延举，勋厚思源珍，精武崇关岳，乐善福隆鼎。 湖北南漳庹氏字辈：之元均启。世仕志明先，宽于正昌前，家修善齐计，德泽永万年。 重庆某支庹氏字辈：胜天文英孔，先师道四远，国正平安顺，富贵荣华全。 四川蓬安庹氏字辈：国人正有万，顺昌显家庭，世代荣华庆，永文朝邦定。 名人： 庹姓名人有明将领庹守珍、庹守珠、庹五常等。近当代庹姓名人有政治活动家庹文升，经济学家庹震、庹国柱，书法家庹纯双，影视演员庹宗华、庹宗康，击剑运动员庹通等。 附，庹郧青《庹氏源流初探》： 中华姓氏，大都有源可考，唯我庹氏源流，数百年众说纷纭，疑云莫辨。至今庹氏遍居神洲大地，川、渝、湘、鄂、黔、云、豫、陕、桂、赣均有庹氏聚集，其他各省也有庹氏散居，人数已达数十万之多，但究其源流，则各地庹氏或不知其源，或说辞各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湘西庹氏发起全国庹姓统谱，断言庹姓来源为明初大庸土司田虎作乱，其子避祸改庹为姓。并载入族谱，作为铁证。 郧阳庹姓原有大用公碑文记载为自四川迁郧落业，但一直无文史资料佐证，又因同四川庹姓缺乏联系，不能确定郧地庹姓自四川何地迁来。在本次修谱中，湘西族人推断，郧地庹姓应为大庸田虎之四子宗相逃难改姓至郧阳，我郧阳族人深信不疑。吾生也晚矣，自是附合。但通过查对各地族谱，又发现诸多疑点。后又通过现代化网络搜索“庹”字，疏理出大量信息，更增加了对庹姓源流的怀疑。现辩之如下： 一、庹姓是否为度姓而来？ 四川庹姓传说，庹姓为度姓改姓而来。在其他各地庹姓中，也有此说。郧阳庹姓据大用公碑文，为从四川而迁，而在郧阳庹姓的老人中，也传说庹姓原为度姓，后为避难而改姓庹。酉阳庹姓传说，明朝宏(应为弘)治年(1488年至1505年)，因涂家寨小井溪草寇事发，七姓同时改姓避难，我庹姓祖三人，长房改为涂，次房改为储，三房改为庹。各地庹姓族谱中多有“庹者度也”之说。但因无文献为证，不能佐证其说。 近从网上读得一文，作者为巴蜀人，言其家乡在大巴山区马鞍山脉，内一村名“红岩村”，居民有庹、龚、赵三姓，庹、龚二姓为古老户，属賨人七姓之一。 又购得一书，为四川大学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邓少琴教授所著，该教授为巴蜀知名学者，一生从事巴蜀历史、民族研究。书中多处提到庹姓，言之凿凿庹姓为古賨人七姓之一，且讲到巴蜀多处庹姓居住之地。其人为专事研究历史民族之学者，说法当为严谨，可信度较高。 然查史书，古賨人七姓中有度姓无庹姓，是否有误？但邓文中又提到“宋淳熙元年进士度正，字周卿，合川人，少纵朱熹学，历官国子监丞，屡迁礼部侍郎致仕，见《宋史》卷四二二。按合川县有庹氏，读如沱，此可能为古之音读。宋代有庹万全，绍兴进士。”此说同新编庹氏族谱中彭水县支系实录吻合。彭水支系记载“庹谷全，自彭水迁合州，绍兴年(南宋年号，1131年至1132年)进士，号万全，配李氏，生子周卿”；又记载“庹周卿，屡迁六部，配刘氏，生子：瑾洪，号庹洪”。宋淳熙元年为1174年，按此则庹谷全于庹周卿年代相合。度正见于宋史，彭水谱记度正之字为名，可见庹为度改有一定依据。也同酉阳庹姓传说七姓同时改姓相符，七姓者，賨人七姓也，度姓者，避难改为庹、涂、储也。庹同度形似，涂、储同度音似，万变未离其宗。 二、庹姓是否得姓于田？ 湘西族人断定吾庹姓起原于田姓，根据有二，一是大庸东花园田氏祖坟有碑一块，正面书“田宗朝”，背面书“庹宗朝”，道光十年(1830年)庚寅仲春月永顺庹正灿所题墨谱序曰：“吾宗本帝系，于元降至皇庆年间，田虎判公赐少保衔，而镇永定、羊山、大庸卫。弹治宣慰，懋功伟绩，照临避迩，后被谗，长子宗朝公乃更庹，以为氏。”大庸同治三年(1864年)谱、光绪十年(1884年)谱、大庸民国十九年(1930年)谱均记庹为田改。但慈利、澧县等地口头传说该地庹姓始祖为庹守珍、庹守珠于明洪武二年奉朝廷之命自四川来湘西北征蛮(见后附录一文)，后定居于湘西并散居各县。同时澧县民国三十年谱(1941年)“庹氏同源之传述”中开言“澧县旧谱载庹之得姓始宋中叶”，说明在澧县老谱中并无庹自田姓改姓之说，只是在大庸民国修谱后，将大庸庹自田来的推断作为铁证，并广为传播，由于大庸族谱编修主持悲亚公为湘西知名人士，德高望重，有一定的权威性，其在族谱中推理分析较严谨，得到他地庹姓的认同。故民国年间，湘鄂川交界地庹姓修谱都将庹为田来的说法记入族谱。二是在湘西北和鄂西南土家族庹姓中，有田庹一家不婚的传说。但四川庹姓并无此说。 从上可知，庹为田来的说法，在民国中期以前只有大庸庹氏有此说法，民国中期以后，受大庸族谱的影响，各地也纷纷将庹从田来作为庹姓得姓依据记入族谱。如同郧阳庹姓在本次全国统谱前，并无庹从田来之说，在同大庸庹氏族人接触后，大庸族人分析大庸田虎之四子庹宗相去向不明，分析郧阳庹姓始祖庹大用可能为庹宗相迁郧后改名，又分析庹大用之名，大用本意为大庸，为庹宗相迁郧后为纪念祖籍，取“庸”字去头截腰留脚而为“用”字，同时“用”“庸”音同，断定为庹大用即为庹宗相，此说很有道理，郧阳庹氏修谱之人自是认同，由此也将该说记入族谱。 但庹从田来之说，值得怀疑。为什么澧县等地的庹姓虽与大庸相近，却无此说法；二是为什么四川庹姓无此说法；三是为什么重庆等地的庹姓族谱在民国前无此说法，只是在大庸民国修谱时同各地联系后才有此说。由于不能得到确凿的结论，故民国大庸谱序也只得承认“相传为田易庹，先因已是有姓，然大庸则当祖田”。 三、庹姓是否得姓于明初？ 按大庸庹氏说法，庹姓得姓时间当于明初。然查对其他各地族谱，说法不一。如彭水庹姓在宋时已有庹万全，澧县民国三十年谱(1941年)“庹氏同源之传述”中开言“澧县旧谱载庹之得姓始宋中叶”。 从各地族谱记载分析，慈利、澧县等地传说该地庹姓是明初该地庹姓始祖庹守珍、庹守珠于明洪武二年奉朝廷之命自四川来湘西北征蛮，后定居于湘西并散居各县，则庹姓得姓应早于明初。对应彭水谱之说，则庹姓得姓于宋季应可信。至于大庸之说，如明初田虎作乱失败，其子田宗朝改姓为庹的说法成立，是否大庸庹氏与他地庹氏来源不同？ 四、庹姓是否为土家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无土家族之称。解放后，国家于五十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方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按土家族为古巴人之后嗣，则不论四川谓庹姓为古賨人七姓之一(賨人为古巴人之一支)，还是湖南谓庹姓为大庸土司田虎之后裔，可以断定庹姓为土家族无疑，至于彭水庹姓为苗族(原为汉族，落实民族政策后改为苗族)，四川、云南、河南、鄂西北及其他地庹姓为汉族，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为免民族歧视而隐瞒原族属造成的后果，虽然因各种原因无法恢复族属，但仍是巴人血脉。 五、庹姓是否宗本慈州？ 庹姓号称“南阳堂”，自称“宗本慈州”，其原因为《康熙字典》载：“庹，音佗，姓也，万历间有河南之阳卫指挥史庹五常，慈州人。又音托，两腕引长谓之庹。”大庸庹氏在民国修谱前庹姓号称“洛阳堂”，后因见《康熙字典》庹字条目，方将堂号改“南阳堂”，由于我们目前无法查到康熙以前的资料，目前所见族谱所称庹姓“宗本慈州”的记载均出于康熙年之后，大部分为清末和民国间族谱有此说法，故无法论证庹姓是否确实为宗本慈州。不过堂号一般为各姓氏以本姓发详地而起，在历史文献中，庹五常为最为显耀人物，故堂号为“南阳堂”无可非异。但“宗本慈州”则需要推敲，庹姓发祥于南阳，庹五常为慈州人，但并不能说庹姓起源于慈州。再者因目前对慈州的确切位置不明，查对有关资料，历史上称慈州的地方有数处，一是山西吉县，在唐贞观八(634年)以南汾州改名，天宝元年(724年)改为文城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慈州。金天德三年(1151年)改为耿州，该处称慈州时间约500年；二是河北磁县，隋开皇十年(590年)置，大业初废，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置，贞观元年(627年)废，永泰元年(765年)复置，天佑三年(906年)改名惠州。五代唐复为磁州。明、清均为磁州。磁州一作慈州；再是唐时有南慈州，位于今越南境内，此慈州可以断定于五常公籍贯无关，可以排除。从历史上看，河东慈州和河南慈州尚有考证的价值。松滋庹姓传有“庹孝子传”一文，记载庹姓发源于河东，发祥于磁州(慈州)，现将有关文摘如下： 列国时，晋主世盟重举庹志清之子庹祥鼎为列国水政之长，袭常盐池滨地山水。鼎裔传至大汉庹泰始，始孙庹羽，自庹眼传至庹羽，世袭黄河水利济务之职，据庹羽之父员外巢建夫妇好善无嗣，于汉恒帝延熹三年中条山求子，祷祝上天，次年又祷祝遂得子，姓庹名羽，号伏楚，字长生，娶李胡二夫人，于汉灵帝光和戊午五月十三，李、胡各生一子，长子名庹黄廷，迁生九子，以袭庹氏九族。庹羽幼抱忠身刚正之专，长好打抱不平之义，杀奸淫之官，逃固关之难，普静以易容救免，遂以关为姓，易号原名为关羽。汉景曜三年，追赠羽祖庹泰始，享季候爵之典，晋唐时，庹关羽裔孙庹舜章建三路大殿于上宾村，接连建第一路供奉庹绳、眼、犀以来之列祖位，第二路供庹关羽之祖位，第三路供桃园三结义之灵位。章裔庹玺治于宋太宗祥符二年奉旨诣张太师，享国典。治裔传于明季，庹五常为都指挥史，常子伯南帅平丁字口，克紫荆关，有功于国，敕封为平定王，为常建第五路大殿父子之功，隐身于上宾村。庹氏军籍宗祠，复建庹氏民籍宗祠于河南磁州。南奉万历旨敕建庹氏军民合籍宗祠于湖广荆州，敬奉庹关羽，勒马望荆州，圣祠于此。御赐圣烝王田三千亩于荆州等处，世袭王爵，兼湖广荆州卫正堂职，荆州等户口，一万三千余家。 余读上文，信疑参半。信者，文中方位准确，地理明确，盐池、中条山均在河东，再者关羽及其子出生年月均与史料相符。由于关羽的生平，在《三国志》和各种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关于他身世的详细记载。既没有关于他长辈和妻室的记载，对他的几个儿子以及他本人的生辰等也均语焉不详。只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说了一句：“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其他就不详了。如何松滋庹氏对关羽的身世交待如此清晰。余再查其它资料，发现说法各异，但也证明松滋庹氏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如在《新民晚报》中读得“关公故里无关姓”一文，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是三国蜀汉大将关羽的故乡。可是，这个村里现在却无一姓关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呢？相传，当年解州城有一绰号‘凶虎’的恶霸，把城里所有的水井都填了，只留下他家一眼，限定只许表年妇女去打水，这样被他糟蹋的妇女不计其数。生性刚直、专好打抱不平的关羽盛怒之下，杀死了‘凶虎’，遂闯下大祸，官府不但悬赏捉拿关羽，而且还要对关家满门抄斩。全村的关姓人家见大祸临头，纷纷外逃，因而常平村至今再无一姓关的人家了。另一则传说是，关羽本不姓关，少年时力气大，爱打架。一日，听得墙外有人哭，他便翻墙而过，看见一女子与一老者相对而泣，一问缘由，原业是县太爷之舅要强聘这女子，关羽怒极，杀了县太爷及其舅，逃至潼关时，城门已画图布告捉拿关羽，关羽急忙跑到河边洗脸，洗完自照，颜面已变赤红。走至关口，守关人盘问，他便信口指‘关’为姓。”此文中第二则传说与松滋庹氏的说法基本相同。余又读得一文，言“关羽的身世，一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才有了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时候，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上面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表字、生卒年月等，资料比较详细，还略有提到关羽的家庭状况。他因此写了《关侯祖墓碑记》。据墓砖上文字记载，关氏家其实是个文人世家。关羽祖父叫关审，字问之。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住在解州常平村宝池里。记载说他‘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于桓帝永寿二年丁酉卒，年六十八。羽父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审卒后，在墓上结庐守丧三年，除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羽长成后娶胡氏为妇，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关平。后钱塘人冯景山又据此作了《汉寿亭侯祖系记》。”此文肯定了关羽确定姓关，而且其祖父名、父名均与松滋庹姓说法不合，但史料上没有的关羽出生年月及其子出生年月如何同松滋庹姓说法一致，是否松滋庹氏在康熙年其后看到了《关侯祖墓碑记》或《汉寿亭侯祖系记》，得知关羽的生平，又由于关羽在历史上被神化，荆州一带崇关之风尤甚，是否松滋庹氏假借关羽身世显耀本族。总之，关羽为庹羽之说实在是点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相信。 松滋庹氏为庹五常直系后裔，史典记庹五常为慈州人，所以查慈州理应从松滋庹氏的有关记载和传说查起。在松滋“庹孝子传”中，言庹氏祖地为上宾村，而关羽故里为常平村，“上宾”与“常平”音近，有可能是在历代口传中音混，至于慈州，松滋庹氏的“庹孝子传”已明确记为河南磁州，由于历史上磁州又名慈州，所以查慈州应先从磁州查起。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有限，现在我们无法查对磁州是否有庹姓，也无法找到其他文献资料来佐证松滋的说法。 但可以肯定的是，慈州不能作为庹氏的起源地，因此“宗本慈州”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因为慈州是庹五常的祖籍，而庹氏又以五常公为荣，所以在庹氏中流传的“慈州世家”的说法倒十分妥当，因为二者含义不同，一是说庹氏是从慈州起源，一是说庹氏是从慈州发祥。 六、庹五常是否慈利人？ 康熙字典载庹五常为慈州人，慈州为何处？过去庹姓遍查史典无果，结果臆断者甚多，如郧阳将军河庹姓修谱时，根据松滋有庹姓的情况，解释为松滋之慈，荆州之州之慈州，但实在不能自圆之说。湘西庹姓解释庹五常为慈利江垭人，原因为慈利族谱载有守珠公之孙武常，又释为慈利曾称慈利州，故简称慈州。此说得到庹氏认同，故在全国庹姓统谱时，凡自称为庹五常后裔的均承认庹五常为慈利人，并记入族谱。但此说也有一些疑点，余在一九九四年访问江垭庹氏族人时，江垭族人登刚公向我介绍庹氏流源，当谈到庹五常时，登刚公说庹五常即江垭人，为守珠公之孙，我当即质疑，守珠公为明初洪武年间人，五常公为明万历年间人，之间相差近两百年，如何只差一代。登刚公认为余质疑有理，但也无法解释。再是慈利州设州时间为元至元中升慈利县为州，明季洪武二年复为慈利县，史典从无简称“慈州”或又称慈州之说，为何在万历年间庹五常籍贯仍称慈州而不称慈利县人，如果说古人向人介绍籍贯时，因州大县小，介绍州名可以使他人准确了解，那么在万历年间，慈利县归澧州府管辖，五常公为什么不说自已是澧州人。 七、推断 从以上可知，由于庹姓来源说法不一，缺乏文献资料，现有的证据大都是凭口传成文，或各地庹氏修谱时，为求证某种说法，牵强附会，臆断假设，然后众口铄金，成为共识，但要拿出使人信服的证据是很难的。对于历史考证，应严肃谨慎，大胆假设是可以的，但应小心求证。在无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断定姓氏来源，以免贻笑大方。 由于学识有限，尚无法作出考证，故在此提出以下假设，寄希望于族人中有识之士，能将我族姓氏来源得出一确凿可靠的推论： ·庹氏发源于古巴蜀，原为度姓，为古賨人七姓之一，于宋元之交改姓为庹。 ·四川庹姓均是古賨人原驻民，即川中所谓“古老户”，今四川内江、自贡、广安、达州、南充、宜宾及重庆彭水、酉阳、铜梁、合川、大足、涪陵等地庹姓均为该支，贵州各地散居的庹姓大都是从四川重庆迁入。 ·全国庹姓大部分均为自四川外迁发展而来。湘西庹姓为庹守珍、庹守珠后裔，而庹守珍、庹守珠是于明初自四川到湘西北征蛮而入籍；湖北松滋、河南南阳、湖北保康、云南大关等地庹姓是庹五常直系后裔，庹五常应是四川庹姓一支，以军功发迹磁州后又任河南南阳卫指挥史。 ·郧阳庹姓根据大用公碑文及有关墨谱记载，应是自四川重庆府某地来鄂后落业入籍。 ·大庸庹姓可能是本地田姓改姓而来，永顺、秀山、恩施等地庹姓为大庸庹姓外迁散居。
1975．07－1978．03 高县红岩公社知青；1978．03－1981．12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2．01－1986．06 中共宜宾地委宣传部新闻干事；1986．07－1994．03 任宜宾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科员、科长、副主任（期间1992．3至1994．3下派宜宾县任副县长）；1994．04－1996．10 任宜宾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宜宾地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1996．10——现在 任宜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书记、总编辑、社长、金江网总裁。2009．09——现在 任金江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宜宾日报社简介】宜宾日报社是由中共宜宾市委主办主管的新闻媒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报社已有三个独立法人单位——宜宾日报、宜宾晚报社、宜宾日报印刷中心。此外还有四川日报宜宾记者站及恒讯传媒、新闻旅行社两家经营实体。宜宾日报社已初具报业集团雏形。报社现有正式职工80人，招聘人员近100人，退休人员16人；有高级职称9人，中级职称26人；硕士3人，大学本科66人。报社党委由9名委员组成，其中党委书记、社长1名，党委副书记、日报总编辑1名，副总编辑4名，纪委书记1名，晚报总编辑1名，常务副总编辑1名。《宜宾日报》是中共宜宾市委机关报，自1988年7月1日复刊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坚持党性原则，秉承政治家办报的宗旨，以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为己任，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党报的主流媒体作用，唱响主旋律，奏出时代最强音，为宜宾的改革、开放、发展、稳定谱写了绚丽诗篇。20年来，宜宾日报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突出主业、多元经营，报社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办报水平、报业规模、经营总额上位居全省市州报前列。《宜宾晚报》是宜宾日报社主办的一张都市类报纸，自2002年2月18日正式创刊以来，已经成为宜宾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行量、广告收入逐年稳步增长，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宜宾日报社印刷中心主要承担《宜宾日报》、《宜宾晚报》的印刷任务，并代印《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和其他报纸，报纸印刷质量多年来一直处于全省前列，同时也是全省市州报社中效益最好的印刷厂。报社未来目标是：继续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新路，以发展为主题，做大做强报社事业，把宜宾日报社建设成为全省市州报社中综合实力雄厚的报业集团。
四川省岳池县长田乡知青。 四川省南充织绸厂工人、新闻干事。 四川省南充日报社记者、编辑、要闻科副科长。 海南日报社总编室编辑、海外版采编部副主任、要闻版主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综合信息部负责人。 海南《新世纪》周刊社总编辑。 海南日报社理论部代主任。 海南日报社总编室主任。 海南日报社总编室主任、编委。 海南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委员。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正厅级）。五届海南省委委员。
庹 tuǒ 〈量〉 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合五尺。在平常的估计中，估长用庹。 庹,两腕引长谓之庹。――《字汇补》 庹 tuǒ 〈名〉 (1) 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 [span;arm spread] (2) 姓 庹姓，分布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河南、陕西等省。
我是赣州文明大道54号房东，6月20号通过中介，卖了一套房子，9月份在龙都支行邮政银行，房东跟买家做完了抵押，邮政现在回复说没有钱放款，已经四个月没放尾款了，我要找哪里能帮忙呢？
一楼回答有误。最新赣南日报社新闻线索电话是8333666，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八一四大道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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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文的身份是江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一文，1945年生，江西赣州客家人。先后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江西大学中文系。198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1987年调入江西画院，曾任常务副院长多年，今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民革中央画院理事，江西省政府文史馆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艺术顾问，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景德镇瓷画研究院研究员，景德镇中外陶瓷艺术协会。
陈一文的生平
1964年9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入福州军区某部美术创作组。复员后在广昌县文化馆从事美术辅导工作，1981年调赣南日报任美术编辑，1982年8月任赣州地区美协副主席，1984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修班，1987年10月调江西省画院任专职画家。
1990年江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92年起历任江西画院创作部主任、常务副院长等职。享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江西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艺术顾问。
2013年4月起任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总裁、总台长。牟丰京，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编辑，从事新闻工作25年，先后就职于新华社辽宁分社、西藏分社、重庆分社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历任辽宁分社部门主任和重庆分社总编辑，2000年后调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工作，担任重庆日报总编辑十一年，2011年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负责集团全面工作及新闻管理工作。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新闻类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危机事件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媒体成为整个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在危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媒体应有各自的角色定位、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正确引导舆论，为妥善应对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一、 危机潜伏期：环境守望者和矛盾缓释者 媒体的工作重心不仅仅是危机发生后不遗余力地报道事实与事后的舆论监督，还应在危机处于“未然态”时就及时预警。媒体在进行危机预警时，需要保持公众信息表达渠道的畅通，实现对危机信息的监测。在获得危机征兆的信息后，媒体的报道内容应该客观、真实，不能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而夸大或歪曲事实，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又要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协助政府采取稳妥的措施解决问题。另外，在危机潜伏期，媒体还要担当缓释者角色。所谓“舆论缓释”，是媒体为了保证组织和个人能够将平时积聚的某些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法律保护前提下得到宣泄，使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得以表达，以此达到缓解或者消除敌对或不满情绪的目的，维护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维护既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简单说，就是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要起到“稳压器”、“安全阀”的作用。在舆论缓释过程中，媒体既要保证客观准确地向公众通报危机事件的真实情况，减少由不确定性带来的公众恐慌；还要对公众的意见疏而不堵，并给他们提供一个政策参与的视角，让公众有一定的舆论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二、危机爆发期：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平台 在危机爆发时，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发挥好“上传下达”作用。危机事件发生时，如果新闻媒体只是被动追随着受众的需求，受众的恐慌状况就可能被媒体的报道夸大和延长，会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相反，如果新闻媒体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各种手段将政府应对危机的信息公开，在尊重受众信息要求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整合，能动地作出有意义的评价，在尽可能的空间内，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帮助受众不断调整面对危机的心态，使社会从失序走向稳定，有效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合力，从而推动政府危机管理顺利进行。另外，还要做好沟通平台角色。一方面，媒体可以向公众及时传递政府的态度、决策和措施，缓解公众恐慌，引导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和信赖，配合政府的各项举措。另一方面，媒体可通过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在短时间内收集公众的需求、意见和态度等信息，将之传递给政府，实现民情上达，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媒体可以将自发性、盲目性的公众舆论传递给政府，使政府了解公众的关注焦点。同时，媒体还可通过访谈等形式，请一些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目前的状况、政府应对中的成功和失误之处作出评价，并提出处理危机的建议。三、危机蔓延期：舆论引导者、监督者 危机蔓延期是危机的各种破坏力表现得最突出的时候，危机造成的破坏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媒体需要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社会力量来共同克服危机。在危机蔓延期，除了积极介入危机沟通外，媒体在社会安全事件中，还应扮演舆论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社会安全危机事件中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当脆弱，行为也容易偏激，而此时的公众更加依赖媒体，媒体的传播效力也因此被放大。这需要媒体履行其中介职责，将政府的应对措施告知公众，同时，将公众的需求和对事件的态度传递给政府，形成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四、危机消退期：反思者与教育者 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消退期。在此时期，危机事件的强度大大降低，已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社会生活秩序也开始逐步回到正轨。此时，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对危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对处理危机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避免危机再次爆发，或能够在下次危机发生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消退期媒体的反思功能绝不仅仅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整体反思，而媒体是这场反思的平台，媒体从业人员是社会反思的记录者。虽然社会反思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通过媒体表达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因此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可能影响公共政策。也就是说，当危机进入消退期后，媒体要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和科学反思，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促进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建立。除了扮演危机反思者的角色外，媒体还应进行危机教育。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危机事件在不同的公众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公众对危机信息越是了解，防范能力就越强，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就越高。如果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能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信息的基本组成部分，人们就会形成对危机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在危机发生时面对多元的信息环境就会有更强的鉴别力，谣言在这样的人群中就失去了扩散的基础。当危机爆发时，具有危机意识的公众，又是社会针对危机采取理性行为的基础。因为对于危机问题的解决需要公民更多“内在性的自觉”，而不仅仅是外在性的强制。因此，可以说媒体对公众危机意识的培养，是一个社会有效防范危机发生的重要条件。（作者：《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国家行政学院2013年厅局级公务员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讨班学员）
何蜀的《〈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1月16日《南方周末》）引发了热烈的议论。老石读罢，“真有晴天霹雳之感”，写了《烈士诗篇也能造假》一文（见2月10日《广东工商报》），指斥《我的自白书》是“亿万青少年、假烈士名托伪之作”；陈章对老石的文章满怀感想，于是写了《烈士遗诗也造假？》（见2月23日《羊城晚报·晚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自白书》是影响很大的名诗。作者是谁？这是三篇文章述说和议论的焦点。四十多年前，我从报告文学《烈火中永生》中读到此诗，极之欣赏，以后曾写过评介的文字，还在一些场合谈论诗艺时用它作为范例，从未怀疑过它的“来历”。何蜀说它不是陈然烈士遗作，而是《烈火中永生》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他们写的，令我震动很大。何蜀在所引述的作家胡元的回忆中，曾隐约透露杨本泉是该诗的主要作者。由于杨本泉是我所尊敬的朋友，所以我马上去信询问。2月初收到了杨本泉回信，他详细地回顾了《我的自白书》的成诗经过，其中的“情节”，大概连何蜀也未必清楚。 事情发生于1956年。当时，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重庆市郊南温泉创作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杨本泉以《重庆日报》副刊编辑的身分，应邀担任辅导。早在1949年12月编印悼念烈士的专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时，杨本泉就与这三位曾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愉快地合作过；加上杨益言是他的胞弟，刘德彬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性格开朗的罗广斌与他一见如故，所以四人融洽无间，有话就直说。 一天，罗广斌拿出一篇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稿，向杨本泉征求意见。杨本泉读后觉得，这首表现狱中感受的作品缺乏必要的意象，主题欠集中，句子也比较松散，只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这两句较有诗味，于是就凭借他们三人平时谈到的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情况，并驰骋艺术想象来进行改写，集中表现革命者在被敌人逼写“自白书”那一瞬间所爆发的情感；诗的第三小节结合了中国革命高潮、重庆解放前夕的背景来构思，以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定稿后，全诗分三个小节，共十二行，其中十行是杨本泉的作品。罗广斌在狱中受过严酷的刑讯，戴过脚镣，是坚贞的革命者，因此杨本泉始终以罗广斌作为诗的模特儿来构思，并不是代陈然写，更没有怀着半点作伪之心。 由于种种原因，《锢禁的世界》未能出版，这首经过大改的《我的自白书》也没有发表。次年，杨本泉被戴上“极右派”的荆冠，被遣送去云南修建内昆铁路，一去就是五年，断绝了文化信息。1962年，他结束劳动教养回到重庆日报社从事体力劳动，才知道《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已经出版，也才知道《我的自白书》被视为陈然烈士的遗作，收进了《革命烈士诗抄》（肖三编）中。当时，他头上的右派帽子还未摘除，决不敢“乱说乱动”，改写《我的自白书》事关重大，他除了在给报社组织写交待材料时谈过以外，连对亲人也不敢泄露丝毫。如今，要不是因为我读了何蜀的文章而写信给他，他也不会向我说出有关的底细。 杨本泉1947年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曾在多家报纸任记者、编辑。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工作，在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他本身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1942年开始在上海、重庆等地报刊发表诗歌，这些年，以“穆仁”的笔名出版过多本诗集。现在虽然已80岁，仍热心于诗歌事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诗友自费创办《微型诗》和《小诗原》等两份小报，积极提倡小诗，在全国颇有影响。他完全有水平改出这样的好诗，他的说话是可信的。 其实，何蜀文章中所引的胡元的回忆，也提供了证据：当年，胡元在南温泉读到了《我的自白书》，询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罗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说：‘那就是你写的。’杨本泉伸出双手摆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定的。’”可见杨本泉是该诗的主要作者。 杨本泉至今也没有萌生取回创作权的想法。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仅是以他（指罗广斌）的诗稿作（修改）对象，而且保留了他的两个原句；我所奉献的，不过是他还不成熟的诗的形式罢了。” 这种修改或改写，在编辑工作中并非罕见，作为一名退休编辑的我，对此完全理解。《我的自白书》不管作者是谁，都是一首好诗。这首诗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练，声韵铿锵，极有感染力，是新诗史中的精品。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但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我在1月18日写给杨本泉的信中说：““兄虽是‘代人赋’，然而赋出了能传世的真诗。”这决非过誉之辞。现在既然创作过程已经清楚，我们不应因人废诗，大可以作一些处理，譬如，重印《革命烈士诗抄》时将它删去；编进语文课本时取消陈然的名字并加以说明，问题就解决了。 话说回头。何蜀将这一“诗案”挑了出来，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弘扬。老石义愤填膺地批判了作伪的祸害，其思想意义远远超越此诗。陈章冷静地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是给读者提供了客观的思维态势的佳例。这三篇文章，都出自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附：《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刑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当然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角色
《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先生 冯并同志，经济日报社总编辑，1945年出生在河北省，高级编辑，中国共产党党员。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基金学术委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北京企业家俱乐部副理事长、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级有贡献专家。 冯并同志于1968年大学毕业，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在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84年调入经济日报社，1986年任经济日报社评论部主任，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1996年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2001年3月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同志长期从事经济新闻工作与经济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经济论文、政论文章、杂文和经济随笔及新闻通讯。经济日报组织关广梅现象的大型系列报道中，冯并同志撰写的系列评论曾获1987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1998年撰写的《九八抗洪曲》等曾分别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0年荣获全国韬奋新闻奖。 冯并同志著有《不落的琴声》、《塞上明珠》、《新叶集》、《经济随笔》、《冯并通讯集》、《冯并杂文选》、《冯并评论选》和《中国文艺副刊史》、《即铭随笔》、《改版》，涉及文学、新闻和经济等领域。
罗开富，湖州市南浔区双林人。1961年从双林中学高中应征入伍，离开家乡。《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经济前沿决策顾问中心副理事长。1964年10月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年来，成绩显著。
经济日报属于副部级单位 副部级
光明日报社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宣部管理，所以，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是副部级的。
1982年7月在光明日报社工作；1984年2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第二版副主编；198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助理；1989年3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1994年3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199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助理；1998年任光明日报编委；2000年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个人简介 梁衡：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 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特别是历史名人的写作，《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红色经典》、《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 《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有《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多篇散文入选中等学校课本。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文学自由谈》、《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 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近年《海思》也被选入鄂教版语文中学教材。 评赏梁衡的散文《夏感》 《夏感》选自《梁衡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 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渲泄吧；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若过江之鲫。 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酽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阙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 *** 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的作品)——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手倦抛书午梦长”(蔡确)——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这间的黄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而他在这篇作品中所创造的清隽境界、丰厚含茹和高致的美，他的英华吐纳的娟秀语言，更令人由衷叹服。 《夏感》确实够得上是当代散文中一篇难得的精品。 二 《夏感》一开始，作者这样写道：“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 好象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了一样，山坡上的芊芊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在这里，朴实得有点稚拙的“一锅冷水”的比喻，新鲜的活脱脱的“密密厚发”的拟人，巧妙精当的“黛色长墙”的词汇选择，作者仿佛在进行俯视式扫描一般，寥寥几个镜头，就勾勒出夏景的宏观。 而“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一句，则宛然上述一组镜头的画外音乐。 这儿的“烦”，显示着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迹；传达着夏的喧闹，毫无燥乱的踪影。 悠悠溢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蝉噪林逾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 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 接着，作者摆平视角，镜头下移，好象在纵目远眺这广袤的原野似的，望着翻滚的麦浪“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象海浪在涌着一艘艘的舰船。”这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已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还原，而是一种意化了的风物，是外在客体在作者心灵屏幕上的闪烁；或者说，是折射着作者情感光束的时代投影。 然后，一阵浮动着的热风，“飘过田野”，似乎是给远眺的作者、也似乎是给读者吹送来“已熟透了的麦香”。 这一笔点染，不仅恰到好处也恰如锦上添花。 正如前面蝉鸣的烘托体现为一种声与色的交融一样，这儿的点染则体现为一种色与香的谐和。 如果说，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那么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昭示生活的丰腴和饱满。 作者就是在如此详尽地进行了铺垫之后，从容不迫地把他的笔触导向文章意蕴的致力点——“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这才是作者自己的夏感，这才是作者自己所发现、所体认、所慧识的独到的夏感。 从这里，作者又仿佛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段精妙的议论：“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为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 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这一段议论，构句独树一帜，用语别开生面，排比对偶驾轻就熟，在古色古香中显现着一种难得的理趣，即一种优美的情趣与深沉的意理相结合而滋生的抒情美感。 这一段议论，对前面之意蕴致力点，是发生，是拓进，是引深；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所发现、体认、慧识的夏的质性的一种哲人式抽象与鞭辟入里的诠释。 那么，这种质性意味着什么?作者很快就一语道破了。 原来，“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 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三 梁衡同志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 这是何方之夏?显然，作者的注目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那段精妙的议论后，他这样写道：“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梁、玉米，那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这里，作者的视角好象在渐渐拉近，镜头也从宏大转入精微。 于是，一个一个机趣盎然的大特写跃入了我们的眼帘。 一个“挑”字，让我们几乎感到了棉苗均匀有力的喘息；一个“举”字，让我们差不多感到了高粱玉米摇头晃脑的欢悦；一个“匍匐”中，我们同样感到了瓜秧的腰肢抖动，蜿蜒蛇行。 它们仿佛都在紧紧抓住这美好的年华大显身手，不舍昼夜地向着自我的完善和神圣的奉献而奋勇“冲刺”。 一句话，出神入化的描绘让我们从这些夏的宠儿身上，感到了人的丰采，人的气度，人的灵秀。 福楼拜曾经说过：“不论描写什么事物，唯有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 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非找到这个词不可，而绝不能为了逃避困难，用差不多的词句敷衍了事。”梁衡同志的这一段文字，精雕细刻，丰姿绰约，作者之惨淡用心昭然，同时也是对福楼拜的“一词说”的生动实践。 这段文字，不仅构成全文意境的有力依托，而且也成为以金色为基调的夏的主体形象的丰满和强化。 审视作者所描绘的一切，我们恐怕很难想到那稻谷飘香的锦绣江南，也恐怕很难想到那牧草连云的苍茫塞外。 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应该是那雄浑壮阔的黄河流域了——那八百里秦川，那三晋高原以及那横踞冀鲁豫的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 是的，正是这凝重厚实的黄土地，哺育了我们的民族，润泽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而作者本人也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并多年驻节于斯。 所以，他把黄土地之夏，作为自己纵情礼赞的典型观照物，就不仅有其熟悉生活的意味在，且也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形而上的寓义在。 四 当然，《夏感》的作者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里，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 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代序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后，它多半已成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 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涂染者；也正是人，拨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 “田间那些挥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场了，又想着快打，快打。”“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这一段文字，作者似乎只是漫不经心，信笔写来，与前面一丝不苟的刻镂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差距，表面看甚至给人一种拙讷浅陋之感。 其实，白描的语言形式正契合着质朴的内容，如果把一连串形容词堆在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也许形成的倒是一种美的造作。 所以，作者此处的不施铅华，实在也是合情合理之笔。 那么，作品的艺术濡染力如何强化呢?梁衡同志所运用的妙着是——细节。 “他们早起晚睡亦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风了；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这几个细节，与上述快割快打快追肥浇水之类在叙述特色上一脉相承，构成了该段文字恬淡平实的整体风格。 这几个细节，乍一看似乎有点司空见惯，品嚼再三，就象使人感到它独有的韵味。 “听听窗纸”，“看看窗外”，在夏的紧张旋律的侧写，是夏的快节奏，也是作者运用间接表现手法推出的心理镜头。 它，外化了“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的款款心曲，使我们在想象的空间看到了他们急切的目光、企盼丰收的焦灼以及与夏的律动所共鸣的人的感情律动。 在几个细节，极其平易而又极易其传神，明丽天然而又活灵活现，用“看似平常最奇崛”来形容它，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可以说，如果换一个其他细节取而代之，作品的魅力就会大大削弱。 有趣的是，梁衡同志的《夏感》，全文正好六百六十六字。 这在今天，恐怕是难得的短文了。 然而，梁衡同志却凭借这为数不多的文字，构筑起如此精美的世界。 它，使我们想到玲珑的雅雕、小巧的盆景，想到一方素绢，一块碧玉、一泓清澈的小溪、一簇秀丽的山花。 过去评价散文之美，有所谓“人生宝、智慧宝、美丽宝”一说，而“六六”，在我们民族习惯中，向有和顺、如意、吉祥之意谐意。 《夏感》正是这样一篇三宝兼具蕴藉着和顺、如意、吉祥美好的意愿！ 《夏感》选自《梁衡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