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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偶大学时是学数学的，汉语言毕业论文确实不知道如何写。但我想，道德即文章，用良知去做文章便好。一个进步的时代总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社会总有一种积极的主流，如何通过你的手敲击键盘，用文字的力量去唤起向上的精神、引领积极的主流，便是我们习文的责任。唯有民魂最可宝贵，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唤醒民魂。相信自己，静下来，用心写好你的毕业论文！加油！
对余华最新小说《第七天》进行解读，因为这个比较新，而且应该也有内涵可以挖掘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 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6、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7、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8、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9、《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20、《战国策》名篇研究 21、老子的思想 22、《老子》的艺术特色 23、《庄子》的艺术特色 24、《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5、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6、《吕氏春秋》与杂家 27、《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28、《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29、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30、《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31、《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32、《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33、宋玉赋试论 34、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35、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倾向 3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37、《史记》所描写的游侠38、《史记》所描写的刺客39、《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40、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41、《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42、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4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45、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6、. 曹操与诗文革新47、.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48、论曹操的散文创作49、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50、论曹丕的文学成就51、.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52、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53、曹植诗风的衍变54、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5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56、梁朝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57、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58、《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59、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60、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61、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6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63、.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64、.论陶渊明的田园诗65、.谢灵运与山水诗66、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6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6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69、论《子夜歌》7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71、《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72、《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73、《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痛苦时代的苦闷人生 ——浅析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政治环境异常黑暗险恶，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时期。司马氏集团为谋权篡位，排除异己，用武力屠戮政敌，屠戮之惨烈，为历代所罕见，以致当时“名士少有全者”。 而著名诗人，正始玄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正是身处在这一艰难的时世中。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阮籍内心是孤独苦闷的，思想是矛盾的，但可贵的是其心境依然是清醒的。在《咏怀》第一首里，我们可以依稀地感受到他道出的这种忧郁悲伤的思绪：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诗发端“夜中”两句，直接交代了诗人“不能寐”的状态。在夜深人静之时，人们都已寂然入睡了。惟独诗人却面琴端坐，为什么呢？在当时这么一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代，很明显，诗人是因为忧伤而无法入睡的。但纵使忧思万端，也只能由琴声倾诉，希望借此来排遣内心的忧思，此句凸现了诗人一个异于常人的忧患者的形象。 “薄帷”两句是景物描写：朗朗的明月，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微微的清风，也不时拂着诗人的衣襟。这些景物的描写都熔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句中的明月、清风、帷帐、衣襟，都是诗人身边的实景。其视线所至，触目都是忧愁和寂寥。在这里，诗人很好地将寂静凄清的景象与孤独苦闷的的情绪浑融一体。 “孤鸿”两句由室内转至户外，写旷野丛林，鸿号鸟鸣的凄凉景象。“孤鸿”给人以失群无依之感，而“翔鸟”，又令人顿生无处栖生之哀。句中一个“号”字，一个“鸣”字，仿佛在传播一种哀切的声情——又是一种孤独苦闷的影射。 最后一句由景物描写转为内心独白，承接前两句，写鸟徘徊于野外，人也徘徊于室内。同时也回应了篇首，回答了“夜中不能寐”的原因：夜色茫茫，徘徊月下，忧思不已，没有希望，没有慰藉，惟有寂寞悲伤。 全诗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明言其“忧思”所在，但联系当时权臣擅政，腥血不已的时世，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这种彻夜难寐、如怀汤火的焦虑、忧伤感，显然不是由于一时一事的原因，而是长期积淀的生命感受。在诗人的身上，它不仅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持久的生存状态，这便是一种糅合孤独、苦闷、失望、痛苦和焦虑的复杂情绪。理想的失落与现实的残酷导致其忧伤，社会的责任感又造就其焦虑。在阮籍的笔下，他尽情地倾诉出的“忧生之嗟”，乃是一种被压抑下生命的焦灼、恐惧、困惑与绝望之感。因此，《咏怀诗•夜中不能寐》不只是代表一个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所有具备正义感与良知文人。但所有这些深层的思绪，诗人均以浅近景语道出，读后让人觉得其意深长，有不尽的难言之隐，回味无穷。
在本书以上各章，实际上我们对阮籍已经随文有所评论或评价。在本书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以下几点。（一）畅一代庄学之风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①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对于《庄子》一书，当时注意的似乎甚为寥寥，见于前后两《汉书》的可以举出以下几家：其一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蓄书十余万言。"然现在知道严君平只有老子之书，而不见庄子之书，此处所载或许是泛说，并非真有庄子的著作。其二为《汉书·叙传》："（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其三为《后汉书·马融传》："今以曲尺之羞，无灭资之驱，殆非老庄所谓也。"后两条虽提及庄子，但未必真有人对之有兴趣。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然而史载不见有其庄子之书的著录，大概裴徽也只是好谈老、庄，未必有书，或者此处也是概说，未必所谈论的内容真有庄子。又同书载："（管）辂论（何）晏云：'论老、庄则巧而多华'。"同处注引《何晏传》说："晏之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说，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检王弼注《易》、《老》两书，其中屡屡称引《庄子》，史书说他"好老庄"，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王弼特别爱好的是《老子》，在此书上下功夫极深，于《庄子》也没有专门著作。以上情况表明在正始时期，庄学尚处于萌动阶段，其影响与地位根本无法与老学相抗衡。《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这条记载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之多，这是否为史家夸张之说，我们可存而不论。检索现存史料，当时注《庄子》而所可知的仅有司马彪、崔撰、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都提到过。然而其书早已不存。司马彪为司马懿弟高阳王睦之长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注① 《庄子略要》，王应麟《玉海》作《要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 运《入华子岗诗》注、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升《齐文宣王行状》注并引。《庄子 后解》，见《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庄子》在向秀之前。孟氏生平不详，故无法确定他注《庄》的年代。据《向秀别传》载，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知崔撰注确在向秀之前。其二，向秀之前，虽有注《庄》者，但"莫能究其旨要"。大概这一部分注家仍然回于汉代解经的学风，只注重字句的解释而不能理解《庄子》的义理，在当时的士人中未能发生真正影响，所以向秀不得不于"旧注之外为'解义，"，才使《庄子》的思想旨趣得以显现，井使庄学之风大畅。可见，真正使庄子之学兴盛而衍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不是在竹林之前，而是在竹林时期。①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嵇康的理论成就尤高于阮籍。然而从学术倾向这一特定层面上看，稽康的思想兴趣不是像阮籍那样专注于庄学方面，他似乎对于老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一些。嵇康的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颇多，对庄子思想也有不少的称引，但没有一篇是讨论庄子之学的专论。因此，在倡导庄学方面，其作用显然比不上阮籍。至于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除了刘伶仅有一篇充满了庄学精神的《酒德颂》短文外，则根本无庄学方面的著作传世，与阮籍实在无法相比。如果说他们对庄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也是仅仅在生活行为方面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庄学的兴盛，阮籍具有特殊的贡献，起着特殊的作用。① 向秀的《庄子注》作于竹林时间。详见本书第一章四。（二）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正如历代对玄学的褒贬一样，当前学术界对玄学的基本估价也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对玄学是持否定态度者，或者是持肯定态度者，都似乎不得不承认，玄学突破了两汉宇宙论的思想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把视线转移到本体论的层面，更为强调"辩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和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玄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似乎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阮籍，尽管不可以说他的理论贡献等伺于全部玄学的理论贡献，但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是玄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应该说不是虚誉之词。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粥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裴頠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产生的时间，距离郭象较近，或比郭象稍早一些，就此而言，袁宏把裴頠与郭象同视为"中朝名士"是有道理的。但从其理论的不成熟性和提问题的角度而论，实际与阮籍、嵇康一样，应该视为是从何、王哲学到郭象哲学的逻辑过渡。因此，袁宏的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玄学发展的线索。关于玄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学术界许多人早就指出过，我们没有必要再予以详论。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学史上一个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理论价值所在。这可以借用任继愈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综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危页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哲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的合题。??--《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80 页有一点还需要强调指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哲学作为王弼贵无论哲学的"反题"，并不限于在逻辑上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即由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代替了自然与名教的综合，而且也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否定。在王弼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主要是在自然之则与政治或伦理之序这一社会层面上而展开论证，其理想人格是内圣（道家）与外王（儒家）的合一。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玄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即由对外在政治治乱和伦理秩序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的内在生命或精神的关注，自然与名教之辨转换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或个性与社会关系之辨，理想人格成为超越现实的纯自然人格。与正始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不问，自然论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生命意义所作的新的探求。因此，阮籍、嵇康的哲学作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逻辑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这大概即是任继愈所说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的具体含义。（三）思想解放的作用承认玄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这不是笔者的独见和创新之说。随着近代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发展，早就有人指明了这一点。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更有不少人重新肯定了玄学的这种作用。所谓思想解放，大概是指对传统的学术、思想和礼俗条框的冲决和破坏，同时也表现为新的文化、思想与新的观念体系的确定。也许阮籍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功并不显得怎么特别突出，但是他对旧事物的破坏作用，似乎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我们上面说，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的发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功绩，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巩固和确定新兴地主阶段的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无疑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是先秦百家争鸣局面的消失，学术、思想领域内不可避免的僵化，对于思想发展的窒息和扼杀。王弼以老入儒，以老解经，突破了汉代经学的藩篱，无异于给抱残守闷的传统经学带来一股春风，这应该视为是一场从汉代经学的繁琐学风和家传师承的学术方法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王弼的开创之功是巨大的。但是，王弼的思想并不直接表现为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对立，他依然承认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奉儒家的圣人为理想的人格，并以调和儒道关系作为理论目标。而阮籍则完全突破了儒家所设定的思想范围，表现为对传统儒家统治意识的否定。例如：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他公开斥责君臣上下之分、尊卑贵贱之别是不合理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视名教纲常制度力维护君主一私之利，束缚、欺压民众的工具。他设计了一个"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想社会，以理想的合理性否定现实的不合理性。东晋时期鲍敬言著《无君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①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的直接影响。魏晋士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言论或思想，尽管带有激愤与空想的性质，但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不能不使人感到膛目结舌。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阮籍公开排圣贤、非礼法，把儒者所崇尚的礼制直斥之为"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讥礼法之士为处在裤裆中的虱子，热切地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虚伪形式，实现人类自然本性的复归。其思想之大胆，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少见的。阮籍设计了"至人"或"大人先生"这样一个"无宅"、"无主"、"无事"的理想人格，视外物无分文价值，"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这种玄远、自然、做眼万物的自由人格，与士君子"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真，手执圭壁，足履绳墨"（《大人先生传》）那种卑污龌龊的世俗人格相比，可谓有天壤的差别。读阮籍文真使人有一种超凡脱俗、飘然尘外、荡涤污秽的解放之感。在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的层面，阮籍那种不拘礼教的旷达，纵情饮酒的豪放，轻世做物的神韵，更是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名教礼法，世俗成规，被阮籍破坏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形式。诸如此类，不一而是。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看，玄学，特别是阮籍、嵇康等人的玄学哲学，可以说是人的一次重新发现。人之所以为人，或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① 《无君论》原文已佚，其内容详见葛洪《抱补子·诘鲍篇》。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类在把自我与对象区分开来的同时，就意味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自觉或人的本质的自我发现。中国先秦哲学，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以理论形式的初步确证。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应该包括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真正的、完美的自我意识，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先秦儒家在社会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与之相对立的道家学派则在个体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汉代儒学的独尊，人的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意识片面地凸现出来，人变成了单纯的社会性动物和执行某种政治伦理目的的工具，而人的个性却完全丧失了。到了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一些玄学思想家，特别是以阮籍、榆康为代表的一派玄学家，他们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久己失落的个性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认为，阮籍、嵇康所高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本质上所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如果说，王弼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主要体现在学风或学术及思想方法一面，那么，阮籍、嵇康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内在精神一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也是阮籍、嵇康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但也应刻看到，阮籍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片面地强调人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虚无主义理论和不关实事的清谈，当然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表现了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和不为世利的高尚人格。但是，这种思想外化为一种行为，做官而下关心自己的职责，饮酒终日，无所事事，一味追求逍遥纵放，却是丧失了士人所应有的参与社会的职责。在阮籍等人的影响下，从两晋伊始乃至南北朝终，在几百年期间，朝野内外，君臣上下，许多人以玄远旷达为幌子，为自己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行为辩护，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尽管阮籍是"有疾而为"，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就其思想、行为的本身，还是就其对后世影响，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组织的涣散，社会整体的解体，社会生活的动荡。前人指责"清谈误国"的说法固然难免偏颇，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①历史事实证明，人的真正的自我意识应该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方统一，真正的思想解放在于把个体与群体两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阮籍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要一面，而否定另一面。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在某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如此。阮籍当然也不能例外。无论从他的思想、行为或人格的自身，还是从他对于当世和后世的实际影响，都可以发现这种双重性的特征。唐代刘禹锡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今人研究古人，就是要在批判和揭示他的历史局限的同时，从中筛选中真善美的东西，以锻炼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操。如果说研究阮籍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有何现实意义，恐怕也就于此了。评论 | 2 12013-06-16 21:18热心网友 最快回答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鲁迅对阮籍的评价（竹林名士中）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写阮籍的还是挺多的，包括思想、诗文、儒道转换，但最多的还是围绕它的作品来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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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得到反馈： 如果你加入私人文章交流网（Secret Paper Passing Network），会收到很多别人的文章，他们请你评论。知道别人对论文的意见很重要。你给别人帮助，别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而且，自己也能提高。为文章写有用的评论是一门艺术。你应当读上两遍，第一遍了解其思想（IDEAS），第二遍看表达。 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别人评价，要学会吸取有建设性的建议，忽略破坏性(destructive)和无意义的建议。为了得到建议，你要写清楚自己的观点，写你所作的事情，即使你没准备写一个没有完整的期刊或者会议文章，然后交给别人看。即使是将要发表的文章，也应该写清楚，这样可以增加得到建议的机会。 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初学这些议论文的操作方法，可以从模仿开始。以一篇文章为例。最典型的是吴晗的《谈骨气》 ：1．引论部分：开篇提出论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着，用孟子的话解释论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本论部分：用三个事例分别证明论点：文天祥的富贵不能淫；穷人不食嗟来之食的贫贱不能移，闻一多的威武不能屈。3．结论部分：解释当今无产阶级的骨气并发出号召。三个部分之间都有过渡：在引论和本论之间有“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他积极的教育意义。”引出下面三个事例的叙述。本论和结论之间有“孟子的这些话，虽然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他积极的意义。”进行过渡。在第一和第二例之间，有“另一个故事”“还有个例子”进行过渡。这些过渡句，使文章浑然一体。三个部分分别回答了三个问题：引论部分解答 “是什么”的问题；本论部分解答“为什么（有骨气）”的问题；结论部分回答“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三个事例都是概括叙述的，每个事例的后面都有几句简短的议论。这些议论阐明了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把事例紧紧地扣在论点上，是论点和论据联系的纽带，否则就就事论事，论点和论据脱节了。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它通过列举事实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来阐发，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表明对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各行各业的人为了接受或表达思想，都需要经常阅读和写作这种文体。一篇议论文，通常包含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论点是议论文所阐发的思想观点；论据是文中用来证明论点的根据；论证是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关系的揭示。这三者的紧密关系，构成了一篇议论文的主体。
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书法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导读诗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 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 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 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 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一、长于抒情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卷三）。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卷七，《魏》第四）。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卷六）。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卷二）。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李善注，卷二十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举以下几例以明之： 《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清"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这首诗是他全部咏怀诗的序曲，为其咏怀诗奠定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基调。统观全诗，诗的主人公从夜中不寐而披衣弹琴，看到月映薄帷，感到风动衣襟，再听到或想象到孤鸿翔鸟，诗人以情观景，以景衬情，正如王国维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卷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人间词话》卷上）。诗人通过大胆的想象，层层变幻，把那难言的忧思和愤懑生动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其抒情的一大特色。 《咏怀》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蚩。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虽崇尚诗书、效法颜闵，但由于社会动荡，司马氏集团凶残地陷害天下有识之士，所以他只有在极其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登高望所思”，至于“所思”什么呢？任后人去评说。联系他的《咏怀诗》写“思人”的地方，如： 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其二） 临路望所思，日夕不复来。（其三） 登高眺所思，举袂向朝阳。（其十五）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其二十九） 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其三十七）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其四十六） 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其五十八） 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其六十四） 以上“所思”之人，大概是其钦慕时人。由其“所思”发出了“千秋万代后，荣名安所之”的深沉叩问，可见他内心是何等痛苦。苦闷无处发泄，于是道出了“噭噭今自蚩”的悲壮呐喊。《晋书"阮籍传》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作家那复杂的情感显然融化在这些“所思”与“噭噭”的呐喊声中，情动于而形于言，故作家在理与情，爱与恨，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的各种矛盾心情中，情至笔随，故而发诸于诗，情感的渲泄最为强烈。 《咏怀》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陈沆《诗比兴笺》曰：“终身薄冰之思，此其粗豪浅陋轶荡形骸者哉！”全诗抒情率直，语句如泣如诉。“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写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容颜憔悴，精神消损的窘迫遭遇，“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巧妙地道出了终日惴惴不安的内心恐惧，作家那种生活于乱世之中而又难于全身的忧患，那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深沉眷恋，对人生无常的哀叹，于诗行间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司马师曰：“阮嗣宗至慎，每与言，终日言皆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世说新语"任诞》）。正由于此，作家在不能向司马氏集团倾诉而又不便倾诉的情形下，才“使气以命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故其表现于诗中则言辞激烈，情绪怨愤，感慨良多。 （四言）《咏怀》其十三： 晨风扫尘，朝雨洒路。飞驷龙腾，哀鸣外顾。揽辔按策，进退有度。乐在哀来，怅然心悟。念彼恭人，眷眷怀顾。日月运往，岁聿云暮。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焉知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登我年祚。 此诗措辞较微婉、平和。“命非金石”至“登我年祚”，不仅抒写了对生命短暂的感慨，还表达了仰慕隐逸之情，同时那种无拘无束，“逍遥区外”的精神世界追求，显然与老庄思想一脉相承。诗情与玄学结合，这是阮诗抒情的又一特色。 又如《咏怀》其三十四（一日复一朝）：诗人认识到，一切都是短暂的，是非曲直也都无差别。这显然是一种虚无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对人生悲哀的解脱，但在其根底里却渗透着人生悲哀；《咏怀》其五十二（十日出暘谷）：诗人发出了“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的呼号，黄节评此诗：“计利虽善，未有不穷。以此思哀，哀能止乎”（《阮步兵咏怀诗注》）；《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此诗初读不知所云，但深究之，可以见出诗人的深切用心，在于抒发出诗人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心境；《咏怀》其七十一（木槿荣丘墓）：此诗发出了人生短暂，古今同忧的深广情怀，语言慷慨，意绪悲凉，有一种激昂向上的生命力。 以上诸例可见出阮诗长于抒情的特点，其情或激越，或缓和，或深广，都与作家所处的险恶的时代环境以及中国美学重视抒情的民族特色不无关系，加之作家心灵负荷的沉重、对老庄哲学的仰慕、嗜酒佯狂的放达性格，其《咏怀》组诗中的抒情味可见一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概论》见其《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鉴赏》一文）。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卷四），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八），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以下结合阮诗具体论之： 《咏怀》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此诗开篇感物起兴，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多托兴于蟋蟀，蟋蟀感时而鸣，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265. 中华书局.1987.），从“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可见出他感到世上无可与语者，故“触物以起情”（明"李仲蒙《斐然集》卷十八），意在表明自己的志向操守与世俗不合。 《咏怀》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此诗首句以“朝阳”、“白日”起兴，慨叹人生短促。“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更以形象的比喻写出了世事之无常，黄侃曰：“人道之促，自古所嗟，唯有从赤松，随渔父，庶几永脱世患也”（陈伯君《阮籍集校注》P312）。此诗运用比兴，使其诗意遥深，以冷谈的语言表达炽烈的情感，这与诗人成熟地运用比兴手法是分不开的。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时诗人直接用黄昏来比喻人生，如《咏怀》之八十、八十一，这里不再赘述。 四言《咏怀》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气寒。桂旗翠旌，佩玉鸣鸾。濯缨酿泉，被服蕙兰。思从二女，适彼沅湘。灵幽听微，谁观玉颜。灼灼春华，绿叶含丹。日月逝矣，惜尔华繁。 王夫之评此诗曰：“章法奇绝，兴比开合，总以一色成之，遂觉天衣无缝”（《古诗评选》卷二，P89）。黄节云：“宋玉悲秋思君之辞《九辨》曰：‘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又曰：‘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嗣宗此篇盖有同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P101）。诗中的大量比兴之辞委婉含蓄地道出了诗的旨意。“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宣和画谱"花鸟叙论》"《画史丛书》第二册P163），诗人运用比兴的艺术腕力不辩已明。 中国诗歌贵在含蓄。反观阮诗的比兴，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个艺术技巧，诗中那生动的形象，高度概括的描写，显与其深厚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密不可分。袁枚曰：“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卷二，尗坎校点本P41），可见，诗人运用“比兴”传情达意，除了上文所述“不便直言”的政治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诗人为了把诗写得含蓄蕴致，这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最佳表达，与诗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有关，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可见诗人的艺术境界一旦付诸于诗，显然是悦人耳目、美不胜收的，这即是阮诗“可以陶性灵”（钟嵘《诗品"上》）的缘由之一。 关于象征，吴功正在《我国古典风格理论概说》一文中说：“西方美学重视的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中国美学强调的则是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这一民族美学影响及于创作，就有楚辞的所谓美人香草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从刊》第九辑P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作为一位封建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阮籍匡世而不得，济世而不成，又为逃避政治的迫害,故而学《离骚》，发泄愤忧，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大约不深解《离骚》不足以读阮诗”。诗中香草、云、鸟、美人等意象深含象征性，又加之他“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崇尚自然、诗酒风流，故其笔下的山水声色无不体现出一种旷达超时的情怀，正如刘勰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文心雕龙"体性篇》）。 《咏怀》其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咏怀》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谶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鹞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咏怀》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酿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咏怀》其八，以黄昏下的诸多物象“回风”、“寒鸟”、“燕雀”、“黄鹄”等，象征昏乱社会里诗人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其十九，借美人象征济世之志不得施展的郁闷以及漆黑夜里诗人对理想的热切渴求；其七十九状写凤凰的悲剧，以凤凰象征诗人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迫于时代的凄风苦雨，凌云壮志终无法实现。 阮诗充满苦闷、孤独之情绪，诗人把来自现实社会的压抑发而为诗，正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之“苦闷象征”说认为：诗人生活中存在着“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力”与“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人生因此充满痛苦。唯有文艺超脱于这种生活之外来观照和表现人生的苦闷，故产生了“苦闷的象征”。阮诗产生于人命危贱的乱世，其或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其十八、其三十二），或写树木花草的凋蔽（其三、其十二、其五十），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象征意象，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更成其为诗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写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其四、其五、其六十五），或写功名富贵之难保（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无不让其从自然到人事都深发慨叹，心中那难以排遣的苦闷不得不寄托于诗，面对污浊的社会、短暂的人生，诗人“立象以尽意”，让其象征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不愧为诗中的神来之笔，故其情慷慨激昂，如雷贯耳，达到了震摄人心的艺术效果。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卷十）。 五言《咏怀》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此诗运用了大量典故：开篇四句用江妃二女与郑交甫始好终弃的神话爱情故事，“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化用宋子侯：“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诗句，“倾城迷下蔡”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的典故，“萱草”以下三句，皆用《诗经"卫风"伯兮》诗意，结尾二句中“金石交”出于《汉书"韩信传》：“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也”。此诗用典微露端倪，并不明言，故其旨意隐微迷离，引起不少诗论家的争论，沈约认为是讽刺爱情不专，何焯言为喻君臣遭际，元代刘履则认为是嗣宗婉其词以讽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背叛，此即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体现了诗人用典入微，别有所托，后人对其典故之旨的猜度，恰好证明了其诗艺术魅力之所在。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咏怀》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族无俦匹，俛仰怀哀伤。 此诗用典颇为精切。诗人开篇便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的典故加以掩护，而“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又太露骨，于是诗人又大胆倒用《荀子"天论》：“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句子，如此苦心孤诣，至少在凶残的司马氏集团眼中，不易引起太大的怀疑，可见得诗人是何等的惨淡经营。 《咏怀》其三（嘉树下成蹊），前两句“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套用《汉书"李广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张玉谷《古诗赏析》：“此首言世事有盛有衰，避乱宜早也”，此典故正好道出了世事盛时的情况，七八两句“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用了伯夷、叔齐隐居之典，言要快速离开乱世追随伯、叔而到西山隐居。诗人求仙问道，旷达脱俗的心态已暗藏于典故中；《咏怀》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全篇化用楚辞，描绘楚景，讽咏楚事，托喻深微，令人品味；《咏怀》其三十二（朝阳不再盛），借“齐景公游牛山”、孔子“逝者如斯”的感叹以及《尚书》、《庄子》、《楚辞》、《史记》里的典故，以荒诞的口吻表达了严肃的主题，正所谓王闿运所说：“言不为魏死，耻与晋生”（转引自《阮步兵咏怀诗注》P42）。典故的使用致使诗意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有时，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对超脱尘寰、远离人间、美妙绝伦而又虚无飘渺的神仙境界的追求（见其《清思赋》），组诗中多处运用“邓林”典。《咏怀》其十：“焉见王子乔，乘云游邓林”，《咏怀》其二十二：“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咏怀》其五十四：“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咏怀》其十，全诗主旨盖反世俗之纵欲，而主淡泊以养生，这里之“游邓林”，无疑与人生理想有关。《咏怀》其二十二，用“邓林”典，谓沧海桑田，人生短促，一切终会逝去，只有王子晋登仙之事，为历代不少骚人墨客所追慕。《咏怀》其五十四，诗人感喟茫茫宇宙，人生短暂，用“邓林”典，直承首两句：世俗污浊，令人愤懑，夸谈只能暂缓苦闷心情，如果要彻底摆脱痛苦，只有遗世远游，此处“望邓林”，应指向往超脱尘世之境界。“邓林”典在诗人心中，是其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寄托，我们不可不察。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阮籍 咏怀组诗 忧愤深广 意旨隐微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禹之子。曾任步兵校尉等职，故世称阮步兵。他本有济世志，但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他只有酣饮以全身远祸，并常常做出一些越礼骇俗之举来表现自己对黑暗政治的反抗和对虚伪礼法的蔑视。他的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咏怀诗》是魏晋易代之际险恶的社会现实政治挤压出来的以诗人血泪凝铸成的一曲社会人生的悲歌，是诗人痛苦心灵的回声。诗以“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寓意象征手法，抒发了阮籍的忧生伤世之痛，悲天悯人之哀和超尘脱俗之想，表现了诗人孤独、焦虑、苦闷、忧伤的内在思想感情，被誉为我国诗史上创作格调最高的旷世绝作。这无疑主要取决于阮籍《咏怀诗》突出的艺术成就。本文试图结合阮籍的具体诗作，对《咏怀诗》的艺术成就做一些简要的分析。一、阮籍的《咏怀诗》忧愤深广，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正始时期，魏国内部发生了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司马氏擅权，大肆屠杀异己。政治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文人少有全其身者，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1）。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或寄情于山水之中，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士人政治理想归于破灭，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歌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体现出了正始诗风的独特面貌。阮籍的一生是在矛盾和苦闷中挣扎的一生。他本有心用世，以才高自居，并登广武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在诗歌中也有表现。如《咏怀》三十八：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慷慨昂扬及济世之志。又如《咏怀》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正所谓心强命不强。固然壮志满怀，却又无处可施。当时政治斗争的黑暗卑鄙使他十分鄙薄当道，司马氏的大杀名士又使他十分恐惧，所以采取了不积极合作又不坚决斗争的依违避就的态度。在生活上，他纵酒佯狂，任性而行；在政治上，他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在思想上，他倾心玄学，崇尚老庄，追求理想的美好境界；在感情上，他痛恨虚伪的名教中人，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沉重。凡此种种，发之于诗，就形成了他独有的特点。试看他的《咏怀诗》三十二：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2）他不是简单的慨叹人生短促，他比建安诗人感性的抒发人生苦短不同，他把人生的悲哀挖掘的更全面更深入，因而也就更沉痛。同时由于玄学的影响，也就写的更深邃。他同时也体会到了道之无穷。他认为明君圣人面对人生短促也是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才以求仙来解脱生命苦短的悲哀，然而神仙之事是可信抑或不可信是十分渺茫难辩的事情。如《咏怀诗》五十五：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他认为不但自然规律使人生早早凋落，世事无常、社会险恶也给人以重重忧患。这又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索比前人更为深刻之处。正始时代黑暗恐怖的政治现实，和庄子的理论对他的熏陶，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如《咏怀诗》之六；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膏火自煎,漆木招割，多才累身，都是《庄子》中常见的命题。在阮的诗中亦经常出现，这绝非偶然。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阮籍纵有满腹才学却是毫无用武之地，再加上司马氏的大杀名士，让他十分恐惧。不但外在的自然社会对人施以压迫，人心理中自身的矛盾、苦闷、焦虑也在戕害着人的灵魂和生命,《咏怀》三十三：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尽管阮籍生活方式放达不羁，不拘礼俗，其实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这首诗就抒发了诗人孤独焦虑的痛苦和生命难保，处境险恶的哀伤。如此众多的人生悲哀，往往却不能与人诉说和宣泄，而且不被他人所理解，思想的先行者便又更添了一种人生的孤独感。知音也稀，莫与诉说，寂寞的悲哀也啮噬着诗人的心灵，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辙恸哭而反”。《咏怀诗》十七即表达了这种生命孤独的思绪：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这首诗虚拟了一个除自己以外别无一人的空旷世界。自己独坐在一个空堂上，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也看不见车马来往。这意味着在他的人生长途中，始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往。即使登上高处眺望九州，也只有失群的鸟和离群的野兽。这个境界是很奇特的。无人可亲，鸟兽又不能为群。这就更突出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孤独和寂寞。正是因为阮籍是用深刻的哲理思索观照人生，所以他把人生的悲哀挖掘得更全面更深入，写得就无比沉痛无限悲慨，他不是如李善所理解的个人命运的“忧生之嗟”，而是理性思索后对普遍人生悲剧的阐发，所以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他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死，而是面对广大人生，所谓“情伤一时，心存百代”，所以显的忧愤深广。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阮籍用典颇多，多用比兴，象征烘托意象渲染气氛，来表达自己的深切情思。试看他的《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幽思独伤心。不眠的诗人在清风明月中弹琴徘徊，除了孤鸿哀号翔鸟悲鸣，一无所见。这种凄清悲冷的景象气氛，是对历史社会的深广忧愤，是对人生悲哀的无限悲哀，是无与言说的孤独痛苦的传神写照。时事造英雄，时事造士人。阮籍正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产物。他的矛盾，他的焦虑，他的苦闷亦是当时那个社会所造成的。过去还从未有人把人生描述的如此孤独、悲凉。现实的无法解脱，让他只有在理想中向往一个自由之乡，那是诗人精神自由驰骋，摆脱世俗束缚的一片辽阔天地。所以在阮籍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虚空灵的庄子式的理想世界。如《咏怀》四十三：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坩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郭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又如《咏怀诗》二十一：云间有闲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在鸣。岂与鹑晏游，连翩戏中庭？这个无何有之乡被他比成逍遥游的大鹏，表现为玄鹤。在这个境界里，他可以无所系念，不受约束，可以自由驰骋运想，做到与道冥合。二、阮籍的《咏怀诗》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阮籍的诗“旨”深远，意蕴深邃。刘勰说：“阮旨深邃”。阮籍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摆脱了对乐府民歌的模仿，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上进一步文人化。他的诗多用比兴象征，寄托寓意的手法来抒情咏怀。他的诗或借古喻今，或托意神仙，或以史出意，用典兴感，给人一种情不定发，兴寄无端又意态朦胧的艺术感受，形成了旨趣遥深，高古清奇的艺术风格。钟嵘说他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主要指此而言。《咏怀诗》六十七：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4）本诗嘲讽了那些伪善的儒生，揭露了他们虚伪的本质。前八句写他们道貌岸然，盛容饰，尊先祖，中间四句则用对比手法，扯破了礼法之士的假面具，结尾以“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作结，辛辣的讽刺了那些伪君子的丑恶，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在艺术上运用了对比手法，“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前八句和后六句对比写出了儒生的虚伪。另外，善用比喻和典型细节表现人物，形象生动。如《咏怀诗》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浸浸。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5）又如《咏怀》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壹。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材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这两首诗笔锋犀利，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的行径，抒发了自己的忧伤之思。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的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的黑暗，把五言诗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为了坦露心灵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诗品》说“其诗缘由《小雅》”是很有道理的。如《咏怀诗》其二：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本为讽刺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的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象渲染，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情”。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的《离骚》，曹植的《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之所以如此的隐微曲折，是由于那个时代和作者的处境使然。阮籍对世俗有愤嫉的情绪，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保持着沉默。他对现实的一切的无情的批判和讽刺，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他逃避着这一切，他把自己放在桃花源的世界里，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明白了现实的无奈，追求着飘渺的神仙，他让自己的思想隐藏在自己的玄虚的言论中，如《咏怀诗》二十四：殷忧令志结，秫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华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又如《咏怀诗》四十五：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儡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让人感觉不到实在的东西，感觉不到可以触摸的东西，就像余秋雨先生评论魏晋时期的人物一样：他们就像风干的树叶，既不属于天空也不属于大地，默默的一生能够读懂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三、阮籍的《咏怀诗》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一些《十万个为什么》、《格林童话》、《散文集》、等之类的，一看起来就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我还不光看这些书，因为像我这种爱书如命的人怎么可能只看这些书呢。我还喜欢看一些漫话书。因为漫画书里的一些图案特别惹人搞笑。我还喜欢看脑筋急转弯，因为这种书可以我变得幽默起来，下面我就说说关于我看书的事情吧。今天，我心情特别好，完全不受天气影响，所以我的作业不一会就做完了，特别无聊。然后我又拿起我的宝贝——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看的刚入迷的时候，没想到我妈走了过来，问：“你作业做完了没有？”我骄傲的回答：“我早就做完了。”（我故意的，其实我刚刚做好，老妈，呵呵！）妈妈又问“你复习了吗？”我小声道：“没有，我现在在看课外书。”我刚完，老妈的脸色突变，就连老天变脸也没那么快啊，我心虚了。老妈大声呵斥：“你整天看这些课外书有用吗？应该多看看跟主科有关的书，听到了吗？”我只好听妈妈的话，不过，强烈的求知欲便使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去厕所看书。我装作肚子庝要上厕所的样了，把书藏在衣服里，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厕所看。由于在厕所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最终还是被发现了，难免又是一顿骂。一计不行，又生一计——睡觉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看书。吃完晚饭后，我早早地钻进被窝，拿起我心爱的宝贝来。正当我为丑小鸭的悲惨命运伤心时，门外响起了我熟悉的脚步声，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放下了书，关上台灯假装睡觉。妈妈轻地推开门，看到睡梦中的我，又轻轻地和上门走了。见风浪平息，我又起身迫不及待地看起书来。正当我看得如醉如痴时，不料妈妈又来了，我却浑然不知，妈妈上前夺过我的书，大声吼道：“刘松娥，不准在床上看书。”说着的时候，还用一种愤怒的眼神看着我。我极不情愿地钻进被窝，关上台灯闷头睡觉。道高一迟，魔高一丈，虽然老妈发现了我的阴谋诡计，但是我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书是精神食粮，它给我们心灵的滋养，让我们懂得人生感悟人生——题记。许许多多的大文学家都说过书的重要性，例如：高尔基曾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托尔斯泰曾坦言：理想的书是智慧的钥匙。可见，书使人告别愚昧混沌，走向文明的道路。我从小就被逼着多读书，但那时，读书的方式总是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读。但现在再回过头来读“旧书”时，别有一番韵味。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它是温暖的，它处处洋溢着幸福，令人怀念。读《爱的教育》，我走进了安利柯的生活，目睹了他是怎样学习，怎样去爱。文章中的一些画面让我很温暖，很感动。在《爱的教育》中，把爱比做很多东西，的确是这样又不仅仅是这样，因为爱是无限的，是不可计数的。小到同学、老师、父母的爱，大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我们等人生中会经历许多次冒险，对于水手来说，冒险是家常便饭。他们会乘船经历许多次冒险。用船漂泊时，会经受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也会享受数不尽的万里晴天。一个人会在一生中经受许许多多的浪头，浪头总是汹涌无比，惊涛骇浪，让你害怕，充满得失之患。但是，小船是被浪头击倒，永远沉没于茫茫沧海之中，还是平稳地渡过，真正掌握它命运的是你!你既可以让它从风浪中走出，又可任它被浪头击倒，沉没于大海之中，这一切，都在于你。我读了《鲁滨孙漂流记》，感觉这本书正印证了这个道理。鲁宾孙——一个顽强又勇敢的人。鲁宾孙——一个孤独又聪明的人。他能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立的度过二十八年的时光……一切的一切，都说明鲁滨孙是个敢于冒险、百折不挠的人。正是他用这种精神为这本书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中国有四大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部部皆是精彩绝伦，而作为一个女孩子，前三部对我而言没有多大兴趣，它们涉及到了军事、政治、神话，所以最吸引我的非《红楼梦》莫属了。书中描写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衰亡，和贵族青年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我只看了一点，就为里面的故事情节深深着迷了。可见曹雪芹的才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书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冰心说过：“多读书，读好书。”书是人类文明的指路灯。我不会放弃书，我要继续探索书的奥秘，享受书带给我的奥秘。蜜蜂，在春天花朵中收获采酿百花蜜;蝴蝶，在夏天翩翩起舞中收获快乐;农民伯伯，在秋天稻花香中收获果实;梅花，在冬天收获独特的“花香”;我们，在一年四季读书中收获知识。
1、读一本好书，好比交了一个益友
2、让书香点缀流年
3、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时刻谨记着
4、快乐书旅
5、漫游书屋
6、读书伴我成长
7、悠悠读书情
8、读书，让我明白了爱的含义。
扩展资料：
拟写作文题目的技巧：
1、形象描绘式
此类题目将所要讲述的道理形象化，把文章的观点生动地表现出来，达到“言浅意深”的效果。如陈紫媛《流鼻涕的冬天》。
2、诗文化用式
此类题目巧妙地运用古典诗词中的语句营造意境，或点明观点，可以原诗文完整借用，也可根据需要进行改写。如冷松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陈虹锦《不知“线条”真面目》。
3、巧用修辞式
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和内容，灵活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能避免一览无遗，让文题愈加生动形象。
4、反设悬念式
拟题有违常理，故意设置悬念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李佳翼《鬼吓鬼》、《一次最多放两个》。
5、借名移植式
巧妙借助名人名言名事名物名景来拟题，将文章要表达的中心内容和众所周知的人或事挂钩，拉近读者距离。如曾荣涛《东施整容》、吴庚桦《近黑者灰》。
6、貌离神合式
此类作文题目多将几个毫不相关的名词用分隔号隔开，而通常这些看似毫无联系的名词却被作者巧妙地勾连在一起，共同揭示文章的主题。如麦国娇《秋天·花叶》。
7、流行时尚式
将感兴趣的时尚元素、流行话语与作文题目相结合，新奇有趣。如姚俊宇《网络购物》。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读《鲁迅爱书的故事》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时，妈妈教会我的第一首诗，就是朱熹这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直到我读了《鲁迅爱书的故事》这篇文章，我才明白——妈妈是希望我从小尽情畅饮这“源头活水”，从小“多读书，读好书”，长大成为知识的富翁，精神的巨人。《鲁迅爱书的故事》主要写了鲁迅爱读书，爱买书，爱看书，爱抄书，一生爱书如宝的故事。读罢这篇文章，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感受到这位文学巨匠爱书的同时，更感受到了读书的可贵。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在读《鲁迅爱书的故事》时，我找到了心灵的共鸣。鲁迅爱读书，缘于他对有画的《山海经》这本书的渴望。我爱读书,缘于妈妈让我在书海中寻“珠”的经历。当我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有一次过生日，妈妈神秘地告诉我，要送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给我。我一听，心里乐开了花，飞似的跑到房间，看到一个蓝色的大盒子静静地站在那儿。我心里一阵狂喜：妈妈真慷慨，居然送我这么一大盒冰淇淋。打开盒子一看，却令我大失所望，原来是十六本图文版的《世界童话》。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纸条，上面是妈妈娟秀的笔迹“书海藏珠，书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我迫不及待地把整盒书一骨碌倒出来，一页一页的翻了起来，想找找那颗璀璨而神奇的“珍珠”在哪儿？或许它真能变出透心凉的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巧克力，漂亮可爱的布娃娃……我找得满头大汗，还是没找到妈妈笔下那神奇的东西。但我坚信妈妈不会我，从那时起我迷上了在书海寻“珠”——书像一艘船，带我从狭窄的小岛驶向辽阔的大海；书像一位知心朋友，陪我度过了快乐的每一天。我在书中找到了一颗神奇而瑰丽的“珍珠”，在这里我如痴如醉地品茗龙吟虎啸的三国传奇,欣赏激昂悲壮的梁山聚义,畅游新奇惊幻的西天取经之旅。我被《堂吉诃德》中的骑士逗得忍俊不禁；我为《爱的教育》中乐于助人的卡隆喝彩；我更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不屈不挠的海伦•凯勒而感动。林语堂说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使人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养灵性。”在学好课本知识后，我以爱书如宝的鲁迅为榜样——博览群书，在书中读李白的潇洒，品苏轼的豪放，思索鲁迅的冷峻深邃，感味冰心的意切情长。历经苦难的高尔基说：“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我又何尝不是呢？读书带给我最隽永的乐趣，最恒久的动力；读书带给我心灵的平和，精神的慰籍。我学着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八仙桌上刻下“早”字一样，把世纪老人冰心的这句至理名言“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写下来贴在我书桌上，作为成长道路上鞭策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