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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犹如偶像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魏晋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陶渊明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作品风格，以及后世接受者在其对陶渊明接受过程中所显现的选择性特点，对陶氏偶像形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people.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 ，“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 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2. �〔2〕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147. �〔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 苏 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5〕 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
研究陶渊明隐逸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诗。希望下面的文章能帮到你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的典型意义--------------------------------------------------------------------------------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喜欢描绘自然风光，给人以世外仙境之感。本研究从《桃花源记》和《雪国》入手，探究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相似性。研究表明，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讲求物我相融，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川端受日本传统物哀思想的影响，观点中透露着哀伤和消极，陶渊明则表现得平和而淡泊。关键词：陶渊明；川端康成；自然观；虚无观1、绪论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那个与世无争、平静祥和的世外桃源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和憧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义，就是给自己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家园，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川端康成的《雪国》令人沉浸在文中清幽迷人的景色里，仿佛看到一个世外仙境，另一个美丽的桃花源。川端康城与陶渊明都倾情于世外桃源，热衷对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水自然风光的描写。桃花源不仅是他们自然观的体现，更倾注着他们的哲学观，那对于虚无与生死的探寻和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从作品来看，两者在自然观与哲学观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本文旨在探究二者的自然观与虚无观的异同，深入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2、川端与陶渊明的自然观陶渊明的诗充满田园气息，是参与其中的田园山水，川端把小说人物放在一种被自然怀抱的位置，与自然融为一体。两者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川端受“物哀”影响，既从桃源中得到审美的惬意，又抒发莫名的哀愁和颓伤，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在自然与哲理间架起一座桥梁，将生活的困苦与田园乐趣达成一种和解，平和而淡泊。不难看出，在川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中，美丽与哀愁是非常突出的特色。这与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是分不开的。关于“物哀”，我们并不陌生。川端作为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审美情趣，更多地继承了日本传统艺术美的物哀精神。他经常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可以说，“物哀”在他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田园诗源于田园生活，他把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入诗歌之中，就在他的生花妙笔下，连平常的草屋，绿树，村庄，都透露出着勃勃的生机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恍若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心向往之。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感情、美景、哲理三者交融，飞鸟，草木，山水等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诗人又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把情感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使人既有能享受到审美的愉悦也能从中获得启迪，说理不但毫不枯燥反而给人以新奇自然之感，读之沁人心脾。3、川端与陶渊明的虚无观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纪念演讲，分析了日本文学的渊源与发展，探索了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宗教观，他还说：“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可以说川端在这里所提及的一朵花所留下的空白和空间与中国古代的虚实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状况，使两国形成了关系密切的文化圈。日本许多作家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川端也不例外。魏晋时期继承和发展的老庄之学，虚无观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陶渊明也表现出对虚无观的深刻的理解。川端康成对“虚实”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述，也将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仅运用它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自然景物，而且将高度提升到精神方面和哲学思想方面、可以说虚实理论影响到川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川端笔下，甚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虚实对比的感觉。“火车开动之后，候车室里的玻璃窗豁然明亮了，驹子的脸在亮光中闪闪浮现，眼看着又消失了。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虚实理论不仅表现在艺术技巧上，而且体现在精神实质上。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地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赶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一般。”“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所以在川端笔下，这场火灾可以说描写得很浪漫，不见一丝血腥，灿烂的银河竟与飞舞的火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川端之所以认为叶子的死是美的，那是因为他认为叶子的死并非彻底的死亡，而是“她内在生命在变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叶子的死是从禁锢的肉体中的解脱，是灵魂的升华，也是美的表现。陶渊明曾不止一次在他的作品中表达这种对“死”的看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死去有什么可说的，他的身体已经托付给永远的山丘。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尽管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但仍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和希望。这大概就是生之意义吧。4、结论本文以川端康成的《雪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着眼点，尝试从自然观和虚无观的角度来欣赏川端和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分析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的相似性。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时，都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无”是魏晋玄学的核心，作为魏晋名家，陶渊明深受其影响。而虚无观又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死生观，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
论陶渊明的诗歌美学风格[摘要] 陶渊明在对诗歌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古朴的文风。首先，他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儒道美学思想在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提倡语言洒脱恬淡，诗化日常生活，用田园诗、山水诗表达诗人主体对田园山水客体的审美；再次，他崇尚“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认为诗要有自然地基调、人要有自由的思想和人性归复的性情。这一审美原则源流于老子“和光同尘”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诗歌 美学The theor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aesthetic style[Abstract] Tao Yuanm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poetry, have their own thoughts origin and the style of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First of all, he stressed: "qualitative nature, not the proper and complete income", this is in pf of confucianism aesthetic thoughts; Second, he argued that "the clothes stained with solicitors, but would make no violations", advocating language is calm, free and easy, including daily life, express the poet in pastoral poems and landscape poems of aesthetic subject of rural landscape object; Again, he advocated "after return to natural" state of mind, that poetry will have naturally tone, people will have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dapt to human nature of temperament.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rigin in Lao zi "bland" aesthetic thought. [Keywords] Tao Yuanming poetry aesthetics目 录引 言1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思想源流........................................................................1（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1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1（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1（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1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1（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1（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1结 语1参考文献1谢 辞1引 言由于道家哲学观认知度的提高和大型电视剧《陶渊明》的摄制，一个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国文人——陶渊明，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喜爱。他在散文领域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每当谈起陶渊明便会想起他的散文辞赋，却忽略了他的诗歌和其朴素的美学理论。晋宋以降，很多人对陶渊明诗歌做了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工作，到了近代人们逐渐从研究作品本身提升到体悟作家美学思想上来。只是研究作品本身不能完全汲取作品的养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的忽视和对作品认识上的不足。他是具有道家朴素辩证思想的哲人，在我看来陶渊明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上，陶渊明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古朴的诗文风格。一、强调“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一）美学观形成的道家审美源流陶渊明具有朴素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关注，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在《形影神》中，他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对待文学和生活。可见，所谓“纵浪大化中”的目的在于思考和解释人生存在和生死等哲思问题。从而达到“不喜亦不惧”的功效。陶渊明晚年曾写一首《自祭文》，诗歌最后说：“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孰重后歌的原因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坚持诗歌的自然本色，与浮文妨要、虚谈废务的体例划清界限，不能一味地阿谀奉承、粉饰太平。陶渊明在向朝廷申诉辞官归隐的原由时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说明陶渊明确是彻底体悟到了世俗社会与自己崇尚自然地本性是不相符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社会的观念，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作的朴素主义名篇。陶渊明在《答庞参军》中写道“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行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作者把道家隽永的哲思注输在文章的内容中，强调洒脱自然心性的重要性。“行迹滞江山”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道家朴素主义思辨观在陶渊明文艺美学理论中的体现。（二）美学观受儒家美学思想影响陶渊明诗歌具有儒学审美形态，在于其年幼时外祖父给他提供了的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其阅读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使他具有了“猛志逸四海”、“匪道曷依，匪善奚敦”的志趣。陶渊明熟谙儒学，其诗歌中引用论语经典就达37处之多。陶渊明关于审美形态下的品德准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咏贫士》中：“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任义生，夕死复何求。”在这里陶渊明本着“与仁义生”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安贫与求富在他心中的考量。人生过分追求富贵，则不能符合“与仁义生”的精神准则。作诗仅仅满足于对世俗的歌颂、阿谀奉承，则不能完全体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歌要有真性情、人要有不阿谀的品行，这就是陶渊明主张的诗歌与人性共同的本质特点。二、主张“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关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所体现的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创作的田园诗中，作者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中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这里，陶渊明本着语言洒脱，诗话生活的原则，精炼地阐述了在审美上诗人主体和田园山水客体的关系。诗歌如果过分追求华美，则不能体现诗歌自然的情趣和风格，只有抓住客体意象的本质，才能达到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的和谐统一。纯真的性情是陶诗之体、自然的语言是陶诗之用。钟嵘《诗品》曾叙述说诗歌的最高造诣，应该是“使味之者无极”，唯有陶渊明诗歌是这样的。对陶渊明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题材及对诗歌风格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诗歌审美形态下的语言意象其一，诗歌语言要洒脱恬淡。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是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余天，因“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挂印归乡时所作的。“虚室有闲”，意谓着语言洒脱恬淡，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心性，不粉饰、不浮夸，传达出作者对文学语言朴素的见解和要求。陶渊明以平实的生活写诗，诗话人生，从写庭院景色转笔写情，在虚静的居室中悠闲地生活，令人感慨万千。而过分追求社会名利的人，则被陶渊明讥之为乡里小儿，足见陶渊明对官利社会的厌恶，对民风不古的痛彻。而社会粉饰阿谀的文风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借助于诗文，表达出对诗歌语言的内在心愿。陶渊明语言平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其他的诗作中。在《拟古》中写道：“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春天到了，燕子翩翩飞回我的草庐，自从分别之后，门庭日渐荒芜。陶渊明在诗歌中描写的大多是生活中日常之物，所用意象如燕子、草庐、门庭等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平淡中见绮丽，因此其诗作长久的被人提及，而那些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则被人们所鄙弃。其二，诗歌意象要准确得体。陶渊明的诗歌笔调宽旷，感情冷峻沉痛，同时包含了一颗爱国思民之心，大为后世推崇。陶渊明诗歌构思别致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诗歌所引用的意象精致深刻。他继承了我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的手法，引用大量的比拟意象，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和《楚辞》中的《橘颂》就是用比体来写实的作品。陶渊明继承和发扬了《诗经》和《楚辞》大量引用意象，运用比兴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鸟”这一意象，以归鸟喻自己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四）的首句写道：“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用比喻的手法，暗喻自己从尘网回归到自然之乐，表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歌颂。陶渊明以孤鸟自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从尘世解脱之乐，比直接叙述更加令人深思，意蕴绵长。他在《归鸟》四言诗中，也舒发了相似的情感，如“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同样抒发了作者倦而知返的情怀。这种借鸟之归栖来比喻世俗社会黑暗的诗句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如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强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又如《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在引用“鸟”这一意象的同时，还采用强烈的对照手法，来强化所引用意向的效果。“酒”这一意象在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出现。大致在魏晋之前，社会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导和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天”的支配作用。这是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绝对权威，但在东汉之后，遭到广泛质疑。于是个性解放由此产生，在文学层面，也就有了关于“以人为本”的主题。但旧的困境无法瞬间摆脱，新的背谬和问题又相继提出，因此诗人们不断发出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这是有限人生对无限存在的回应与感慨。在社会“大化”变迁之中，诗人无以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地，因而使得生命充满焦虑和矛盾，于是他们独钟于玄学，倾心于饮酒。在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其五）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位微醺的，飘然如神仙的诗人在自己的庭院里采摘菊花，偶尔抬头远望，恰好与庐山相会，陶渊明所述的“悠然”不仅属于山，更属于人。陶渊明把日常生活琐事、平实意象，都写入诗歌当中，而又显得质朴率真，这是陶渊明诗歌的高妙之处，他借意象清晰地表达出不流于世俗的高尚精神。（二）诗歌审美形态下体现的风格东晋以来，文人墨客喜欢用玄理写诗，然而大多诗作哲理浅陋、平乏无味，被后世之人大为鄙弃。唯有陶渊明的诗哲理意趣并在，情深意隽，大为后人赞赏。而后世对于陶渊明与文人玄士评论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陶渊明对于理的追求以及对理表达的方式高于后者。陶渊明认为诗要有自然之理、有自己的风格。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中明确提出诗歌要体现真性情，“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两句既点出饮酒的情由，又道出了作者性情的质朴。他在自然古朴的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满足，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即是淳厚质朴的文风；陶渊明对“自然之理”的追求，显然受到了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他在《饮酒二十首》（其十四）的后半部分写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酒过三巡之后，自我意识已经消失，外物对于自己的羁绊更是无从谈起，诗人在醉意中达到了“超我”的心境，以酒中的“深味”收笔，浑然天成。诗人把玄理的表达与饮酒、复醉的生活情趣结合起来，使生活和玄思完美的结合，相得益彰。陶渊明很赞美贫士的品行，他在《咏贫士七首》（其五）中说“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以袁安居前积雪映高士开笔，又书之“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寒长交战，道胜无戚颜。”一种穷且益坚的高昂之势跃然纸上。天降大雪，而袁安僵卧不去乞要，他对来巡视的县令说：“天下大雪，人们都饿着，我不能再去麻烦大家。”在这里作者把视觉、触觉、和感觉所产生的复杂作用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审美上的中和和心灵上的超脱，他的作品确是充满自然质朴气韵的佳作。三、崇尚“复得返自然”的真我性情 （一）人性归复观引导下真我性情的探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歌与人生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陶渊明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意谓出于质朴、无需人为雕饰。凡出自“自然”者，必体现作者的本心，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陶渊明在写作诗歌的时候，常常用古朴、自然作为其审美的标准。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归园田居五首》（其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陶渊明看来，古朴自然的人生可以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古朴自然是诗的生命，是审美的最高准则。陶渊明提出的古朴、自然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情感质朴。陶渊明自道其田园生活的体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他又在《饮酒二十首》（其八）一诗中自述酒后生活的情境：“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寄情于精神世界，树立了一个挺立高尚的人格。陶渊明在很多诗文中，歌颂的莫不是具有质朴精神的人，他也把真我的性情作为写诗的重要标准。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日入”二句最为真切，前句说的是结伴一起回家，后句写用壶浆来慰劳邻里的朋友。只有情真才可以感人，才能有所共鸣。陶渊明一生穷困潦倒，他那些怀古之作，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确是催人泪下。多次被举荐入仕，又多次辞官归隐，其在《归去来兮辞》中云：“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而在田园生活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诗云：“谈谐终日夕，殇至辄倾杯。”（《乞食》）他确是一位敢于直言真情的诗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第九首中写道：“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田父劝他做官，他却表示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他与陶渊明的心意不谋而合，陶渊明对那些虚情假意非常不满，对千古的士人社会评论说：“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其二，意境质朴。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创造，它能引起作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概括了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自然超凡的意境。他称赞贫士的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认为古代贤士像太阳一样，给他信心与希望，不汲汲于富贵，所以无论是早晨的太阳、秋天的白露或是冬天的明月，都是质朴美好的。质朴自然的审美意境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二）人性归复观对后世审美形态的影响陶渊明对老庄深邃自然的思想有很深的层次的理解，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家园，达到诗歌与内心世界真善美的统一。陶渊明与他创立的田园诗派，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陶渊明的影响下，钟嵘成功地把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等美学思想引进到诗歌美学领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真美”与陶渊明提出的“自然”思想同出一辙。在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就是“道”和“自然”。唐代王维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批判地继承了陶渊明诗歌的灵魂和精髓，以诗入禅境，最终达到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高度，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陶渊明诗歌对宋词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宋代诗词更加关注诗人内心较为抽象的矛盾和情感，以范成大为代表的农事诗便是对陶渊明别样的继承，宋代词人苏轼提出“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提倡的“自然之数”、“文理自然”等理论也正是陶渊明“复得返自然”思想的理论创新。陶渊明追求的自然之理，实际正是以他最理想的“道”和“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标准。 结 语陶渊明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即具有文学性，又隐喻着深刻的哲思。年幼时家庭开始衰微，经历了晋宋易代之际的动荡时局，但外祖父给他提供了阅读和了解历史的机会。他不仅学习儒学，而且熟谙老庄之道，能熟练运用《老》《庄》等各种典故，儒学功底在其诗作中可见一斑，使其具有“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志趣。陶渊明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典故，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变通修饰。他的创作，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隐士生活的热爱和对官场社会的鄙夷，其深刻的文艺美学哲思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歌、散文创作，达到了文学、哲学、文艺美学的高度统一，对儒道等中国古典文化兼收并蓄。作品中的“酒”、“月”、“菊花”等象征意象，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创作中的经典和典型的意象。其作品的文艺美学价值不言而喻，诗文源流广泛、影响深远。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创作意境深邃，而他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受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历史、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诗歌方面，沿袭魏晋古朴之风，使诗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不再是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使玄言诗达到了新的高度；开创了田园诗派，将“自然”提高到了一种美的至境。在散文方面，付之以大量的哲学思考，古为今用，展现了静瑟的散文之美，为后世士大夫筑了一个可以使心灵得以宁静的精神之巢。陶渊明的作品今存121首，但是诗歌简短精炼，立意深邃自然。其作品引用《论语》典故37处，引用《老》《庄》典故有77处之多，既展现了文学和文艺理论之美，又展现了他清高耿介、淳朴善良的人性美。陶渊明即是晋宋之际的文学家，又是杰出的文艺美学家，思想深邃质朴，使之成为了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参考文献[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小如编．陶渊明诗文辞典鉴赏[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袁行霈．陶渊明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傅东华．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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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审美理想”“写诗是一种诗人显示生命本相的行为，作为个体生存状态的呈示，他是本真自然而不是表演矫饰”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
我眼中的陶渊明——既握锄头又握笔的农民诗人 轻轻挖开花园角落的泥土，种上三株无名无姓的草儿，悉心的浇灌。 既然草本无名，不若我为你取个名吧！ 这一株姓陶，那一株名渊，最后一株唤明。 陶——渊——明。 ——题记 采菊东篱下，举目眺南山。 南山不可见，唯觉香满怀。 有心云常在，倦飞鸟无从。 笔泄山野句，神醉酒壶空。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 林语堂曾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依然是一堆照彻古今的烽火。 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忙乱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的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诗所描写的往往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事物，如村舍、桃李、桑麻、榆柳、豆苗、鸡犬等等，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一经陶渊明重新审视，便进入了审美的可能，隐退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秋放之味的气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劳作虽辛苦，结果虽让人感到无奈，但这种无所拘束的田园生活却充满了欢乐，充斥着喜悦。“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尽管劳动还不熟练，但充满希望和美好向往的生活本身就是快乐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陶诗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有一种树，树干粗大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脂，做柱生虫，毫无用处，所以得以保存。陶潜犹如这一棵特立独行的树。在黑暗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深知要保全自己就要不为任何人所用。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所以他选择自然作主导的田园生活，逃避疼痛。结果，肉体自由了。 陶潜，高出不胜寒，欲乘风归去。便化龙潜回了日思夜梦的高山绿水，田园深处。 归去来兮，倦了的陶渊明回到自己的小屋，洒脱孤傲，无牵无挂。 饮酒作乐，以琴书来消愁，你可曾想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坐车载舟，寻壑经丘，寻美景以排愁抒情，沉醉在这万物复苏，自由任性的世界却又保有一丝清明。又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说是排忧，不如说是为自己凭添忧愁。 寻高山以放歌，是在宣泄无法再压抑的忧愁伤痛吗？ 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度余生，还犹豫什么呢？陶渊明，你是在犹疑什么呢？听天由命，唾弃自己了吧？难道是任其自生自灭？ 寂寞的烟花在怒放。它们寂寞的无奈，却又不甘寂寞，不甘被人漠视，才不断地变幻自己的装束，不断呼啸着划过夜空。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恨！陶渊明如果见了，也会舍下那菊，来哀怜这瞬间的美吧！ 纵然青史已成灰，人却各有性，复言归去来兮。 诗人陶渊明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一语天然万古新陶诗在诗歌题材上、语言锤炼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继“风骚”，承“三曹”，开创了田园诗歌的先河。如《归园田居》（三）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毕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首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后诗人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于西田获早稻》劈面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找到了人生的新意境。他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语言上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语）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等用质朴的语言形象创新性地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二、质朴无华的语言美，豪华落尽见真淳陶诗中凡俗农事、田园风光以及那恬淡的心境，都是通过浑朴、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以少胜多的艺术概括，表现出了韵味的含蓄与隽永。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在采菊时那俯仰自得的情趣，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偶然发现的内心喜悦。一个“见”字让意境有意想不到的趣味。《归园田居》（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一句，如果是“戴月”，就只是披星戴月的意思，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而“带月”则是把人与月亮紧紧联系到一起，这样把人的形象与月景融成一个整体，以人的情趣笼罩整个诗歌的画面。一个“带”字表明人带着月行走。这样就把人的一片情意流露出来了，使诗歌的主观色彩变得浓郁。陶诗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和对仗典故，往往一切如实说来。描写的景物，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如村庄、鸡犬、豆苗、桑麻、小巷，然而这些平常的事物在诗人笔下看似平平淡淡，细细咀嚼却平淡之中见绮丽，另有一番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三、情真味永的情感美，给人亲切质朴之感陶诗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都质朴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陶渊明的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草屋、鸡鸣、狗吠、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作为重要的审美意象出现，诗人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却能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人生真意，经过他的描写，便构成了一幅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却把对生活的真情与美意悄悄地传达出来。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让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和质朴。四、情景交融的手法，达到物我两忘境界陶渊明在诗中描写景物不求形似，也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在叙事上不讲究情节的完整与故事的曲折，只写习见之物，叙平常之事，却表达了世间之真情，人生之真切感悟。他无意于准确传神地模山范水，只是要抒写心中的一片天地。在他的笔下，巍峨的南山，野地盛开的菊花，月光下荷锄归来，依依升起的炊烟，夏日贮满清阴的堂前林，以及在诗中时常出现的青松、野草、飞鸟等都承载着诗人的主观情感，体现了诗人的个性，不仅是具体的物象而且具有理性的光芒。如《饮酒》（五）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在喧嚣的环境下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受尘世纷争的干扰，独自漫游到野外赏景，心与南山悠然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夕阳西下的山间岚气升起，倦鸟纷纷飞回巢穴，此情此景，在诗人心里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通向无限的愉悦，人生若此，夫复何求。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说教，是其在生活中的真切体验，通过情与景烘托渲染，自然而然地道出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文字。五、田园诗艺术风格，开创前所未有时代陶渊明诗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方式与艺术境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之前的一些诗人已经注意了要通过自然来体会生活的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田园诗的萌芽。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目光投向平凡恬淡的田园生活。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首次作为审美的第一视角。陶渊明把农业劳动看做是淳朴的生活方式，并歌颂其美的意趣，这种审美方式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意味独特的空间。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就定性为“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受到民歌影响，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他的“自然”哲学所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意识破坏了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性，人类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中的自然性，诗歌在外观形式上的过度追求，破坏了感情的自然性。所以在他的诗中就很难找到华丽的词藻，更没有深奥的语句。陶诗中也常用对仗的句式，但比较古朴，并不刻意追求精巧。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感情，但他的感情并不是激荡而缺乏理智的，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并且与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清明、淡远的意境。这种美学境界在他的那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是开创性的。陶渊明的诗作启示人们追求现实美好生活，否定、反抗黑暗社会。平淡、自然、朴素的风格是其基本主题，针砭时弊、实现理想是其主要内容，还有“金刚怒目”之作则是他性格果敢刚强的表露，这一切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
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练，深入浅出。在编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些陶渊明的诗词特点理清，那么写作的思路就清晰了。
内容提要：
中国诗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质朴，体现了自然质朴的创新美、自然淡永的抒情美、意境盎然的形象美、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然”的风格至今都可称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无人能超越其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创新、抒情、形象、语言
学校(院系)：*****
班级：*****
学号：*****
中国诗正文：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就是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田园诗派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年著名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别号“五柳先生”。这是作者晚年，时适战乱频繁，作者为了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托名“五托先生”，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他的志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虽他饱受困顿之苦，却不返官场半步。这种高洁的德操常人难以企及，也震撼着人心。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
提起陶渊明，人们便会谈起他的隐逸和他的田园诗。他的归隐，绝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仙踪难寻，而是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官，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他不仅真正参加了劳动，而且讴歌着田园风光、劳动生活，为诗歌题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其自然质朴的风格更为他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我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受到历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其自然质朴的风格。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
陶渊明的诗在生活题材上，在语言锤炼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作，继“风骚”，承“三曹”，开诗坛田园之先河。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完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的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以后，陶渊明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劈面则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看出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求到了人生的新意境。
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语言上的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都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等用质朴语言形象创新性的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苏轼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别此语之妙也。”(《题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烦绳削的佳作，较之晋宋那些穷力追新，极貌写物，因辞累句叠而损伤了真正自然美的山水诗，给人以清新自然的享受。
二、自然淡永的抒情美
诗的生命是情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对田园宁静恬淡乡间生活的写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他亲躬陇亩则更是自然朴实的抒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农村生活环境较之官场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喧嚣倾轧，更使诗人深感田园生活的清净闲适。在田园劳作中，他也切实找到了和劳动人民“话桑麻”的共同语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仕途痛苦反复使他清醒看到官场生涯与他“性本爱山丘”的心性是不相容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人温汝能说：“陶诗多真趣。”(《陶诗汇评》)这里点出陶渊明田园诗中那种舒适淡永的一往深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田园之爱于字里行间真切流出，给人以丰富有韵、回味无穷的美的感染。
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实只是取材田园，貌似田园，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所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进行讨论，定能学习领略到我们伟大田园诗人的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特色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谈田 园诗离不开陶渊明，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谈陶渊明自然会想起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他的田园诗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如果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真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是因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高门钜族生活糜烂，老百姓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等级森严，差别甚大。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出仕做了几年小官之后，终因不愿与腐败的官僚们周旋而宁可还乡归隐。当时的诗坛上也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在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而陶渊明却能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最终达到了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俗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说明只有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受者才会言之有物，正因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貌似田园，但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去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不至于仅仅在其文字和形式的表现上徘徊，而是真正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认识，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 色。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1］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2］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3］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象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 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创作：大都数田园诗都以“高远的理想与志趣；劳动生活内容的反映；田园贫困状况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 为主要题材,表达自身的社会思想。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至今存留一百二十五首，其中九首四言诗，一百一十六首五言诗。其中《归田园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另有文、赋十余篇，也都成为传世之作。 田园诗是陶渊明创作的主要成就。 《归田园居》是一组清新自然的佳作，其中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生动地摹写了悠然恬静的乡居生活，表达了冲出"尘网"、"樊笼"，复归自然的喜悦心情。写闲适生活、弄饴之乐的代表作之一是《和郭主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诗中写夏日清风，书琴时弄，蔬谷自给，美酒解颐，稚子绕膝，望云怀古的田园风情。写困顿生活的代表作之一是《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诗中写陶渊明向人乞贷，主人赠与并款待他。此时陶渊明非常贫寒，无法像韩信那样回报漂洗衣服的老妇，只能死后在冥府中报答主人。在"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涯中，陶渊明还写下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感受。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深刻地表明力田自给符合人生之道，愿与古时隐士长沮、桀溺一样长年躬耕。 《归田园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更加细腻地写出了劳动中的切身体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还折射出一种"自然"的哲学内涵，《饮酒》诗第五首是后世广为传诵的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反映了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悠远的心境，纯洁的秋菊，高峻的南山，自由的飞鸟等都寄托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操守与清纯高洁的理想。王安石对此诗大加赞赏，曰："有诗人以来无此句"。此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抒写胸臆的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陶渊明在政治上一直若进若退，他曾经有过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猛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恶浊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最后终于解绶归田。在他的诗作中，透露出一股亢壮之情。他以松菊、孤云自似，热情讴歌反抗强秦的荆轲，"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在《读山海经》之二中，愤世嫉俗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诗中讴歌了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同时又表达了他猛志难展的愤懑，黑暗的社会政治，使他徒有"在昔心"，却没有偿愿的"良晨"。这类诗作表现了陶渊明的另一种风格。陶渊明的文、赋和他的诗一样以质朴自然见长，《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自祭文》等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佳作。《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赋中的代表作品，作于彭泽辞官归乡之际。这是一篇与官场诀别的宣言书，感情真挚，文笔畅达。欧阳修对此文推崇备至，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五柳先生传》也是一篇奇文，全篇百余字，以"不"字贯穿始终，"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文中的五柳先生任情率真，超然世外，表达了陶渊明"自然"的人生哲学。《桃花源记》在内容上接近于小说，因此被收录于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没有帝王，没有战乱，自给自足，和平稳定的理想社会。文中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风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美轮美奂的聚落中，有儒家追寻的上古之世的淳朴，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的宁静，表达了动乱时代的广大人民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此外，陶渊明的诗文还被介绍到朝、日、法、德、英、美、俄、澳等国，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在给中国诗人梁宗岱的信中说："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日本著名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渊明文学在日本的流传，从古远的上代直到今天。不论时光如何消逝，各个时代的诗人、文人和画家们，对于他恬淡高洁的人格的憧憬，对于其诗文的无限热爱从未中断。他们把这些吸收到了的自己的作品中，化成了自己的血肉。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充分地保持了纯粹属于东方文化的特征。今后的日本文学，还会继续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 .情、景、事、理的交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诗歌创作中,情,景,理三者交融是至关重要的,而情又是最为重要的.离开情的景就没有了生气,离开情的理更是"淡乎寡味"的空理.景和理如果没有浓厚的感情渗透,便失去了作品的生命力。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陶渊明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他的田园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2 .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渊明的田园诗的风格，然而他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平淡，它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它不仅仅是朴素，而且是在朴素中见绮丽。他的田园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4］，十分精辟。他的田园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5］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人读来初觉平淡，再咏则有“平中蕴奇、枯木茂秀”之感，诗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提炼运用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把自己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融入到诗作之中，使人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在自然恬静的田园中漫步一样，给人无穷的遐想，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意言。”这是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我们看到“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静谧的山林与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事物的表现手法和意境的延伸是非同寻常的，寥寥数字将人对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热爱、对事物的描写、对世事的鄙视，表现得一览无余。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创立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流派—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甚至被看成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但笔者觉得陶渊明的每一首田园诗都是他唱响的一曲心路之歌，或借物抒情，或以花讽世，或指桑骂槐……其实都是他发出的血泪呻吟，虽然那血没有流在竹简和纸上，但是他的血和泪都是在心里流淌，流出的是苦和悲，是徘徊和忧郁，是一代人无声的抗争，是一曲苍凉的悲愤之歌，是他恨世厌俗的铁骨发出的铮铮亢音。他的人格、他的志向、他的诗情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注释： [1]《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版.第2页 [2]《饮酒序》.陶渊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版.第4页 [3]《溪诗话》.黄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版.第46页 [4]《与苏辙书》.苏轼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版.第9页 [5]《论诗绝句》.元好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版.第11页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3]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陶渊明为什么归隐？ 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有两类现象比较值得注意：一是归隐，一是流亡。它们常常被人同“精神”“自由”“抗争”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往往呈竹篱月箫、风沙渺茫的诗意世界。而这两者背后的许多“不得已”与痛苦辛酸多是被遮蔽了的。本文试就“隐逸诗人之宗”(1)陶渊明来浅谈一下“被诗化了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之路不仅不是诗化的、浪漫的，而且是“不得已的”。这就要探究陶的政**治理想与思想基础。陶是名将陶侃之后，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逯钦立说，“从陶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2）， “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者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3）。 这里摘录陶的部分诗文，以为佐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 从陶的时代及生活的环境来看，他所可能受的影响是庞杂的。但对于一生地位地下、生活艰难的陶渊明来说，他的体验是切身的、坚实的，所以佛家、道家等思想不大可能影响到他的骨子里去，甚至他的归隐也不是如其他一些士人那样主要来源于佛、道的影响，而是主要受儒家的“君子安贫乐道”的影响。 我之所以反感诗化归隐的行为，一部分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或弱化了经济、政治等“物”的因素对人的影响。以陶渊明的出仕问题为例，陶在《归去来辞》的序中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是为了生活而求官的。逯钦立在分析陶仕于恒玄的原因时也说他“企图以禄代耕”（4），但同时，逯更指出，陶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5），他后来仕于刘裕，东下附“义”，也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这与前面提到的陶的思想基础显然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6）。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7）。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归隐被渲染抬高，成为一种卓绝的姿态、士大夫的归宿乃至精神堡垒了呢？在分析之前，笔者欲先解决一个逻辑问题：即“陶的归隐，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9）。陶是在归隐生活中体现了他的伟大，而不是“因为归隐所以伟大”，并恰恰因为他并不是一上来就选择归隐，而是有过艰难的探索才显出伟大的。而且，“诗人本身并没有把隐居看的了不起，他说‘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0）。 笔者认为，后世抬高归隐是由于陶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黑暗”的现象反复出现，而归隐显然是一条极佳的解脱之路。即它更具现实操作性，并且在入世/出世之间保留了后路。抬高、诗化归隐又可以抬高士人的面子与傲气。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依靠这种姿态被视为“高人”、“贤人”、“真人”，甚至又由此走上仕途。 与佛、道的与世隔绝相比，归隐生活仍然是现实的、不排斥许多俗世的幸福。与阮籍的“大人先生”式的“遗俗而独往”相比，归隐生活又是“一个穷苦到至于乞食的庶族士人面对现实所能寻求到的自我安慰”（11）。“它既没有玄学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12）。自由、平静、安乐，受到后世赞赏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而要考察归隐后的陶渊明，便不能不提《桃花源记》。可以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13），“是同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意义不在提出一种社会或政治理想”（14），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陶渊明逐步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并由此设想一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可以很轻巧地看出这里的问题，但陶的价值在于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是空无的、反历史的、倒退的，但他从劳动人民那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拥有对人生艰难的深刻体验以及在这种体验之后仍然不失去对人生的亲切爱恋的感情，这使得他在人性的建设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甚至对政治也还奇妙地发生了一点良性作用。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其局限做出另一种诗化掩蔽，而是感慨：只要一个人足够“真”，能够抓住生活的内在矛盾，能够不完全脱离现实，即使走错了一些路，也还是能获得好的价值的。列宁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要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强，便是这道理。 笔者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15）。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笔者试撷几例于下：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归田园居五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上》）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同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而在对人生的哀伤上，陶渊明是深情的，毫无矫揉做作的，如“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八首》）又如“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这种大彻大悟的哀伤总让我想起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为避免偏题，此处略过不谈。 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不能不为先生的深刻而折服。我们应该认识到过分诗化归隐既是对陶的歪曲（忽视了他艰难的探索），也是对后学的误导（弱化了在现实中寻求进步的热情），尤其是如果不批判陶的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这也是他“解除内心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那么，这极可能成为后人退缩消沉的一个借口，而没有比这更是对陶的侮辱了。要知道后来的“公安三袁”虽深信李贽的思想，却好之而不行之，放不下花天酒地的快乐。人的“惰性”（犹指思想意义上的）是客观的、顽固的，而任何一点借口都足以让这惰性抓住不放。 洋洋洒洒写下来，还是没有论清“归隐为什么被诗化了”，这可能还要朝文士的心理等诸方面去探寻，但我想关于“归隐为什么不该被诗化”还是做出了一些拙陋的解答。若是如此也算一点进步了，记为自勉！ 注释： （1）出自钟嵘《诗品》 （2）（3）（4）（5）（6）（7）（9）（10）（13）分别出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P248、P252、P267、P267、P274、P272、P274、P275、P288。 （8）《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七，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 （11）（12）（14）出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P389、P389、P391。 （15）转引自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你的这个问题我来引用金开诚先生的文章来说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 "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寂居的隐士头上。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苏武、魏徵、颜真卿、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远非清高二字可比的。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 "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 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宫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骚，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竟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又模糊的。在当代，清高曾经长期受批判，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批了，却仍然没使许多人的观念真正转变；也就是说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从抽象的道理上说，清高与市场经济几乎是绝不相容的；但实际情况却使人感觉到清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内涵，其价值趋向不仅未见疲软，反有坚挺之势，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正反互补思想的奥妙。在市场经济中，有的人并不能发财致富，那么保留一点清高的气度，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安慰，至少能减轻一点心理失衡。就是对发财致富乃至既富且贵的人来说，倘若能够讲一点清，讲一点高，对人对己也是没有坏处的。也许，这就是许多人不愿彻底扬弃清高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并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其价值的原因
知道陶渊明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学的那篇《桃花园记》，在那篇文章里，陶渊明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在那个理想美好的“乌托邦”里，我也逐渐地认识了他。后来从他的其他文章里，如《归园田居》、《饮酒》、《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我慢慢了解了他背后的那种隐士文化。陶渊明一生曾经断断续续地有过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几种官衔。这类芝麻绿豆般的小官职，官小权微，自不必说树立什么微薄的功业了，就连踏足朝廷，瞻仰“天颜”，发一发政见牢骚的资格、机会都从来没有。所以这位被誉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伟大人物在晋宋易朝这大时代、大背景之下，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归隐”两个字，几乎可以涵盖他的所有。“避世”，似乎就是他这辈子降临人间的目的。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天生的隐士”。或许一个人要想当高官、成就一番大业，仅仅需要各自的心里存有一条坚定的理由、抱有一个必胜的信念，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真的要真心放下一切的功名利禄，远离一切世俗的纷纷扰扰，一心一意地去归隐避世，这当中却必定是有着深刻的内因以及外因的。我们赞扬他，因为他的不与黑暗的社会同流合污，他的那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我们更欣赏他那鄙弃功名利禄、甘于淡泊宁静、纵情悠游山水、浑然忘情诗书、一意躬身劳作、全身体验艰辛的精神和品质。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虽然并不太赞同他那种隐士思想。因为那是一种逃避，一种无奈，再进一步那是一种对黑暗恶势力的屈服。作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有才学的人，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反对黑暗恶势力并与之作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但是我很佩服陶渊明那种“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的潇洒风度、率真自我，试想，从古至今有几个人能有陶渊明这样超人的气魄与宽广的胸襟呢？古往今来踏着陶渊明足迹想象他一样的人数都数不清，但是与陶渊明齐名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啊！本文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先祖的影响、陶渊明归隐的美学心理、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等方面探讨陶渊明的入仕归隐、生活的贫与富、思想性格，从而揭示陶渊明是如何走向归隐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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