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喜剧还是悲剧?是考了几十年都没有中举,忽然中了,人却傻了,后来被丈人打,居然好了```属於黑色幽默,具有一定反映当时社会黑暗的用意,算是讽刺向范进这样一类的人
把他们两的总结起来然后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 : 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小品主要以搞笑为主我们必须 把小品里带点 说学逗唱 又要把相声搞笑
浅谈表演中的喜剧小品论文
摘要: 喜剧小品是时代的产物,喜剧性和丰富性是喜剧小品的主要特征,喜剧给予我们的生活阳光和色彩,喜剧小品作为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为生活平添了许多光彩。而在表演中,喜剧小品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喜剧小品对我而言十分重要,本文从喜剧小品的定义,技法,作用等方面入手,浅谈表演中的喜剧小品。
关键词: 喜剧小品;表演技法;自信;紧张;语言;形体
许多人都爱看喜剧小品,然而却不甚了解。广义上说,喜剧小品是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话剧的衍生品。或称小品,短剧,是最短小的戏剧作品。具体说来,喜剧是指由一两个演员以至多人表演的、短小的(一般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戏剧段子。有简单故事情节,通过对话、动作,完成一两个喜剧效果即结束,通常在舞台或者电视上演出。比起其他艺术形式而言,喜剧小品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剪影,舞台上发生的故事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喜剧小品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其表演技法具体体现在四大方面:
(1)语言:喜剧小品的语言必须具备行动性,性格化,感情充沛和生活凝练四个特点。嗓门要大,口齿要清晰。做到音质悦耳动听富有感染力,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甚至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要善于表现单句。掌握台词的节奏和语言的性格化技巧。节奏读句。哪里重音,哪里停顿,一定要合乎逻辑;
(2)形体:我们常说演员在在舞台上最基本的三要素便是真听真看真感受,要真实的和对手交流,活在舞台上,那么,形体便是最好的手段之一,然而,舞台上的形体动作,不仅要接近我们的生活常态,还要区别于生活而具有舞台真实感。既要有造型感,富有表现力,又不能有固定的程式;
(3)表情:表情虽然微小却无比重要,丰富的面部表情能使表演更加完美,对于观众来说,脸是他们在欣赏节目的时候注视时间最长的一个部位。比方说,优秀的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即使观众听不见台词,也能知道剧情的发展,如此说来,表情的功劳便不言而喻了;
(4)歌唱:作为表演艺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喜剧小品在表演时如果能够按照剧情的需要,在某些情境下使用歌唱的方式来代替语言,往往会收取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丰富了演员的表现方式,也使观众有了更多的听觉艺术享受。
喜剧小品的神奇之处便是如此,轻松诙谐却异常深刻。对观众来说,喜剧有了效果,固然是件好事,但对于演员来说,喜剧带来的教育是其他表演形式所不能给予的,主要体现在:
(1)喜剧小品能使演员突破自我,建立信心,使表演风格多样化,演员能否塑造出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而自信就是最基本的因素。显然,喜剧小品就是使演员克服病态的自卑心理的一剂良药。喜剧所创造的轻松愉快、欢乐引人的氛围,是其他剧种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演员的信心便会自然而然的建立。有了自信,突破了自我的约束,才会有可能全面发展,实现自己风格的多样化;
(2)喜剧小品能使我们克服在表演中的过度紧张情绪。紧张,是人在心理上、机体上情绪上的一种不缓和不松弛的表现。在表演中,演员出现紧张是常有的事,然而,只有在松弛的情况下演员的表演才是自然的,才能随心所欲的调动和运用自身肌体的个部分器官,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一旦演员因过度紧张造成感觉系统失控,就会出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被动局面,其行动就只有依赖剧本或导演对角色行动的规定和处理,去机械的完成,这是万万不可的表演的禁忌。喜剧小品以它明朗的格调,夸张的表现手法,给表演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而轻快的表演环境,是大多数演员克服紧张的一个有效方法;
(3)喜剧小品还是是锻炼演员的有效手段。戏剧表演区别于正剧和悲剧。它自成一体的特殊风格是诙谐夸张,但夸张绝不意味着演员可以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胡乱夸张。坚实的根基是由信念产生的真实感,制约的准绳是演员的心理依据和全局的总体风格。因此,怎样能既保持真实感,又有充分的心理依据,还要在吻合全局总体风格的情况下恰到好处的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喜剧人物来,对演员来说绝非易事。喜剧小品表演艺术的创作任务要求演员创作的舞台人物形象具有审美价值,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是创作者和观赏者共同的要求。
没有欢声笑语的日子就好比是默片时代,即使经典却仍然会惨遭社会的淘汰,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时代是充满光明并且进步的,作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同时还需要用艺术来充实自己,喜剧小品的出现时间虽然不久,但观众和舞台都需要喜剧小品,都需要这或可不缺的一部分,喜剧小品已然成为表演艺术和这个时代的主流之一,即将从事或者要从事表演艺术的我们,更需要通过喜剧小品来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我相信,喜剧小品终将会在艺术的长河中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写作思路:根据《范进中举》整个故事,联系范进不得意的前不生和中举之后发疯的事件来描写是悲剧还是喜剧。
范文如下:
无论剧中排场如何之大,场景如何热闹繁华,剧中人如何顺风顺水乘风扬帆,它的精神内核始终沉淀在外衣之下,蕴含在文字的背后,隐藏在社会的大框架中。《范进中举》虽然是写范进中举后的飞黄腾达,但其实却是隐射繁华之后的凄凉,于大悲大喜中见社会和人的悲哀。
先看范进中举前后众人的变化。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胡老爹了。范进中了相公,胡携酒带礼奔驰而来明面为庆贺,暗里却是来教训范进。“我自倒了霉运,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考了35年中个相公,是人生晚年得志,实属不易,而胡老爹一通话,一个“带携”便把功劳全划到了自己名下。
可回忆当初自己的嘴脸:“坏了规矩,脸上无光”,“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不带一个脏字,却极尽讽刺之能事,实乃骂人“高手”。范进无法反驳,第二日进来借钱,以参加乡试,然胡老爹竟一口哫到他的脸上,还大骂范,好一个凶声恶煞,粗鲁无趣的屠夫形象跃入眼帘。如此尖酸刻薄的亲人,如此冷漠无情的亲情,以一推多,社会莫不如此,又怎能不是悲剧。
再看看胡老爹的嘴脸。在范进中举后,他迅速掌握川剧精髓——大玩变脸,成为名副其实的变色龙,一条没有骨血的变色龙!说“把女儿嫁给好人”与先前“骂范进没钱”形成鲜明对比,直看得读者张口结舌。
再来看看范进发疯的原因,好端端的中了进士,成了老爷,怎反而疯了?激动的!为何至此?这是一个要探究的原因。试问一个人酒足饭饱,丰衣足食,妻儿和睦,过着“游人把酒且只从容”的闲适生活,如何能被一个喜帖“惊”疯?想来答案已经揭晓。
岳父的欺压嘲讽,嗷嗷待哺的小儿,凝重殷盼的妻女,半生的煎熬挑读,满头的银白……如今苦难即将成为历史,喜极而来的是京报连登的荣耀,金玉满堂的富贵,呼风唤雨的权位。如此大的反差,才让他的承受不堪之重。
如若我是范进,也定会喜极而疯!然而正是这大喜中的大悲,大悦中的大哀,更加叫人无法名状,在参透了其中滋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如何不叫人彻骨的悲凉。
然而,文学从来不是架空于虚无之上,没有痛彻心扉的生活体验,作者也无法写出这样的经历。而本书作者吴敬梓正是故事中范进的一个影子。出身地主家庭,早年丧母,随后丧父,家境发生变化。
他为人豪爽,好施舍,不懂如何过日子,没几年就家道中落了。早年曾考中秀才,算个儒林士,晚年家中却“无米做炊”,被人当成反面教材告诫子孙。写《儒林外史》时,他心中当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楚和孤独落寞吧。在这样风云骤变的社会,这样独特清醒的作者怎么会去用喜剧麻痹自己呢?
我国的现代文学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现代性,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又难以正确处理其落后性,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也就有必要理清我国现代文学利弊共存的局面,使其不会将审美观念总结为“怨恨”。然而我国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现代性却和这种怨恨相互关联。 学年论文选题(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为了防止5000字的学年论文流于空洞,一般要求大家选择现当代文学中的某一个具体作品(体裁不限),在对其细读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评析,并具备一定的理论色彩。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仅仅是作为参考,以求在启发大家的思路上略有助益。 《狂人日记》新论 《阿Q正传》新论 《伤逝》新论 论《呐喊》的艺术特色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故事新编》 论《野草》 论《朝花夕拾》 鲁迅杂文艺术论 《女神》艺术新论 论郭沫若的历史小说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论屈原形象塑造 论抗战时期郭沫若历史剧的主题特点 吴荪甫新论 论《子夜》的结构艺术 论茅盾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虹》和《腐蚀》心理描写比较 论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高觉新 论《激流三部曲》中妇女的悲剧命运 论《家》的艺术成就 论巴金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寒夜》的悲剧艺术 论祥子的悲剧性格 论虎妞 论《骆驼祥子》的艺术成就 论《四世同堂》 论老舍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 论《月牙儿》的艺术特色 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论老舍作品的民俗色彩 高觉新、祈瑞宣、蒋蔚祖形象比较分析 重评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 论《雷雨》 论《日出》 论《原野》 论《北京人》的喜剧性 论《北京人》的.艺术特色 论 “雷雨性格”和“原野精神” 论曹禺剧作中的小人物 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 《边城》主题之我见 论翠翠的形象塑造 论《边城》的艺术特色 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沈从文小说的诗体特征。 论艾青诗歌中的意象 论艾青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论丁玲短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论莎菲 论丁玲的作品及其女性意识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理描写 《尝试集》新论 论周作人散文的艺术成就 论叶绍钧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论叶绍钧的教育小说 论《倪焕之》 论冰心的“问题小说” 论《寄小读者》 冰心散文艺术谈 评冰心爱的哲学 论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论郁达夫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郁达夫小说的叙述模式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形象与俄国小说中“多余人”形象比较 论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 论闻一多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乡土派小说 论田汉话剧的艺术成就 从洪深的《赵阎王》看奥尼尔的影响 论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论王统照前期小说创作 论许地山小说与宗教的关系 论废名的小说 论庐隐的短篇小说 论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 论凌叔华的短篇小说 论林徽因的诗歌 李金发诗歌漫议 论田汉早期剧作的思想倾向 论丁西林的世态喜剧 论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 论柔石的《二月》 论殷夫的诗歌 论戴望舒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蒲风的诗 论萧军《八月的乡村》 论萧红《生死场》 论东北作家群的短篇小说 论李劼人的历史小说 论《死水微澜》中罗歪嘴形象的塑造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穆时英小说的思想与艺术 论臧克家的《烙印》 论臧克家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艾芜的《南行记》 论艾芜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论野猫子的形象塑造 论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淘金记》的思想与艺术 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 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学阐释 论方鸿渐形象的塑造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对民族劣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 论田间的街头诗 论七月派诗歌 论七月诗派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论中国新诗派 郑敏和陈敬容诗歌比较分析 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 从《呼兰河传》的妇女形象看萧红的反封建思想 论《呼兰河传》的艺术特色 论张爱玲小说 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从心理分析方法看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论张爱玲对中外小说的借鉴与创新 论路翎的《财主底女儿们》 论黄谷柳的《虾球传》 论师陀的《果园城记》 论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 论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论苏青《结婚十年》 论徐訏的《鬼恋》 论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 《赛金花》新论 论夏衍的话剧创作 论夏衍戏剧的抒情特色 话剧《法西斯细菌》主题之我见 论陈白尘的喜剧艺术 论丘东平的报告文学 论赵树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论赵树理小说的讽刺特色 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对古典小说的借鉴和创新 重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论孙犁小说妇女形象的塑造 论孙犁小说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论孙犁小说人物的灵魂美和人情美 论陆地现代时期小说的民族审美特征 试从文化学角度阐释华山报告文学的民族风格 论歌剧《白毛女》的艺术成就 论闻捷诗歌与新疆民歌的关系; 论郭小川诗歌中的哲学意识; 论冰心散文中的“爱的哲学”; 论吴伯箫忆旧散文的情感品质; 论散文三大家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 论《茶馆》的悲剧性; 赵树理小说与鲁迅小说比较; 孙犁小说与沈从文小说比较; 论十七年小说的战争观; 论《青春之歌》的生命观; 《洼地上的“战役”》里的心理分析; 论归来诗人创作的生命意识; 论朦胧诗的个性意识; 论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 论《随想录》中巴金的精神世界; 论杨绛散文的文品与人品关系; 余秋雨散文辨; 论《唐山大地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独特意义; 论探索剧的得失; 论伤痕小说的文学价值; 论高晓声对鲁迅、赵树理传统的继承; 论蒋子龙小说对改革精神的探掘; 论《人生》里的人生启示; 论《棋王》里的“道禅一致”; 论新写实小说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革新; 论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 《红粉》与《小巷深处》的比较 余华小说论 试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描写 分析余华小说的“冷漠叙述” 试析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与反讽策略 试析余华小说的人物符号化趋向 试析余华小说的先锋性 略谈孙甘露小说的语言游戏化倾向 试论马原“叙述圈套”的意义 试论马原小说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 试论洪峰小说的叙述策略 试析格非小说的“叙述空缺” 试论格非对小说形式技巧的探索 试论莫言《红高粱》的审美追求 试论韩少功小说的寻根意识 试论张承志小说的诗化倾向 分析苏童小说的历史意识 分析陆文夫小说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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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将要谢下帷幕,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比较正规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应当如何写毕业论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毕业论文导师评语,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良好:能按期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能较好地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论文条理清楚,论述正确,符合规范化要求答辩时能正确回答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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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在指导教师帮助下能按期完成规定任务,在运用理论和专业知识中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论文文理基本通顺,叙述不够恰当。答辩时能回答主要问题,但个别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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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
王贞慧用广告作业中影片制作的监控方法与把握能力,来衡量一位创意人员是否合格,这是对广告业提出的一个狠问题。为了便于回应这个至今并未达成共识的意见,她将广告影像的形式与风格归结为一个系统,倡导用准绳作监控,而不是在专业技术上作并非专业人的外行干涉(因为那会伤到制作人的自尊而消极怠工,或是监控无力而造成放任)。她提出的影像广告构成的七条原则和规律,是一份协助创意人跨进制作门坎与影视导演、制作人对话的基础,是创意人自身专业知识补充的方便餐,更是一个便于把控工作节奏的系统方法。
为了方便认识影片系统,王贞慧用内、外两个属性概括了影片的宏观局面,这也是该论文的论述特点。她没有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细谈枝末,因为,如果创意人监控的是技术,那么,只会造成“你来吧”的尴尬局面,毕竟别人是专业,而你并不专业,她是从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的角度来说事,通过谈论影调风格、表现形式是否与创意协调,使创意者具有发言的空间,因为这样的监控,可为实现创意初衷找到对话的系统语境,串起创、导、摄、剪辑的共识。将形式与风格作为大局加以控制,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方法,因此,该论文具有学术价值。
(二)不足
王贞慧通过论文努力搭建广告创意人和影片制作人的对话平台非常好,如果能再将“影调概念”提出来,在执行过程中用影调概念词(比如:是“优雅”或是“酷”)将“影像的形式与风格”简短地概括出来,那么,论文的创新意义将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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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亮同学的学士学位论文《碎片剪辑与周星驰影片中“无厘头”风格的营造》研究了碎片剪辑这一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剪辑艺术手段,并重点分析了周星驰影片中碎片剪辑的运用,创作手段与艺术作品互见,具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理论脉络,也有比较强烈的使用价值。
该论文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对碎片剪辑产生的电影/文化背景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研究了历史传承,结合中外各国代表影片对碎片剪辑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分析。更加可贵的是,我国以往对香港/周星驰电影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个体的层面上,而本文从具体的技术/艺术角度研究了周星驰电影的一个创作层面,以理性的态度对其独特艺术形态的形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总结和归纳,对于此类电影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该论文文字严谨,论点明确,例证丰富,论证方法多样。崔亮同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字/影片资料,多次加工修改,不断提高了论文的水平。由于作者是剪辑专业的毕业生,在论文写作中也注重紧紧围绕电影剪辑的艺术/技术特点,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结合具体的剪辑艺术处理,以例证为论据,以分镜头列表、镜头截图和扎实的分析为论证过程,具有剪辑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并在各章节中注意理论的提升。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论文。
某某同学的学位论文《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数据模型的分析和研究》选题于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开展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项目。该论文研究成果对于构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具有一定的先导性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数据模型这个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论文首先对已有的专业设置数据模型进行综述,分析其在功能性、预测性、分析性以及挖掘性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结合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实际需求,引入数据挖掘技术、数据仓库和OLAP,构建基于数据挖掘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的数据模型。总的来说,论文框架清晰,逻辑严谨,行文体现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及思辨结论,有自己的创见。
本文的写作符合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规范,学术水准虾茫体现了两年学习的成果,可进入答辩程序。
论文长于思辨和综合,而短于对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况的考量,比如各用户对于专业设置的需求以及数据挖掘中数据的可采集性及可用性等。建议今后在相关研究中采取更广泛视角。
看他的“喜剧之王”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论文非得有代劳的吗
在我不多的电影经验中,周星驰无疑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电影的界限。 周星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他的无厘头或者说后现代主义解构手法的后面,他让我了解到,原来好的喜剧是应该让人流泪的。“我是一个演员”,这是《喜剧之王》里的台词,无疑这也是周星驰的自我评价。让我想到了小津安二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向对人说,我什么都不做,只做豆腐,因为我是个纯卖豆腐的人。” 和大部分人不同,《大话西游》并不是我最重视的周星驰作品,诚然这两部电影确实代表了他的风格,只是往往我们会因为这两部电影而忽视了在我看来更有趣更具代表性的其他几部作品。 《唐伯虎点秋香》:笑声背后的泪水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影片,被掩盖在贺岁外衣之下的,是一个灰色的故事。简单的来说,这是一部展现关于爱情、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冲突的影片。通过对唐伯虎人生的内在矛盾的展现,我们似乎可以想起佩索阿所说的“我是一座桥梁,架在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之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我站立在一个巨大的缝隙之上。 “唐寅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天资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恍若神仙美眷,羡煞旁人阿。”——这是影片一开始对唐伯虎的介绍,配合上随后出现的如同赌场一般的唐家大厅,奠定了本片的基调:通过强烈的对比以及对传统的颠覆,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唐伯虎。而那八个嗜赌如命的老婆,和“天资国色、温柔贤淑”形成了绝大的反差,传闻和事实的距离就好像天堂和地狱之间。被用来垫桌子的《百花争艳图》,垫桌脚的《唐寅诗集》,挖掉脑袋的《百鸟朝凤图》,无声的像我们诉说着一个不被理解的男人的悲哀。“家财万贯,妻妾成群。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唐母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更是困扰现代人的主要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物质和精神的内在紧张应该如何调和? 配合着悲凉的二胡,唐伯虎在月光下离开了自己的家,虽然没有留恋,但我想也绝对谈不上解脱。“我心又悲我心又痛,八个老婆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谁人知,谁人知?”这是唐伯虎面对命运的质问,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可是出走未必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他所追求的可能只是镜花水月,或许有问题的不是他的八个老婆,而是唐伯虎自己。“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唐伯虎不是第一个发出感慨地人,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清醒往往并不是好事,所以才会有“难得糊涂”的长叹,政治如是,爱情如是,人生亦如是。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天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爱情总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降临,而等我们准备好了,它却有已经离开了。唐伯虎并不成熟,在失败了八次之后,他对爱情依然报有天真地信心。现实是残酷的,就如同我们常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爱”,一见钟情这种事情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靠不住的。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生代号。”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仅逐渐的失去意义,更成为现代社会着力消除的东西。在社会中,你不需要成为自己,而应该成为一件工具。姓名以及爱情这些私人的东西都应该被消灭掉,就如同监狱、医院、学校,乃至银行排队的人群,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不同,人蜕化成一个符号。 “死做活做像条狗,被人骂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这是华府低等下人的歌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狗的隐喻,似乎周星驰对狗的形象特别偏爱。《大话西游》里的那句“他好像一条狗”以及在这部电影稍后出现的“低等下人与狗不得入内”,都反映了周星驰一贯的对小人物生活的关注。进了华府以后,唐伯虎这个四大才子之首变消失了,而只剩下华安——一个几乎被无视的小人物。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在华华府内,我们要将唐伯虎这个身份排除掉,才能真正的理解华安这个人物的言行的意义。华府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9527到华安,代表着社会阶层的变迁。而这种变化发生的前提是“奇迹”,如果没有宁王挑衅这样的意外,我们不难想象9527将始终是9527,而不可能成为华安,更不可能和秋香发生任何联系。而对于生活在较高阶层的秋香来说,9527甚至不如一只纸鸢重要,而华安则可以引起她的一些注意,但是爱情的憧憬则只会对唐伯虎产生。这三个身分是同一个人,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可见,爱情的电流要想击穿社会的绝缘层,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意外的发生,或者可以叫做“神迹”。 “风流不羁只是他的表面。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秋香的这段话无疑命中了唐伯虎的死穴:人生能有一知己则死而无憾,更何况还是个红颜知己。唐伯虎正在寻求理解自己的人,于是秋香出现了。如果说之前唐伯虎对秋香的感情还是好感多过爱情,吸引他的主要还是秋香的美貌的话。听完这段话,他只能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秋香,爱情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蜕变,破茧而出。而结合电影的结局,这时候唐伯虎爱的越深,越感人,最终造成的反差越大。 (华府柴房)秋香:有个问题我很久前就想问题,你回答我好吗?……这里的一段问答充分的说明了问题,对于秋香来说,唐伯虎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中人物。她面对唐伯虎的表现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面对偶像的粉丝。这也预示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完美的爱情,因为爱情需要的双方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而当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之后,当偶像从梦中来到面前,带来必然是一些惆怅。因为她将发现唐伯虎也只是个普通人,曾经将他设想的越完美,此时的失落感也就越强。 终于,在救了华府上下之后,秋香被作为酬劳奖励给了唐伯虎。这段姻缘从一开始就不是爱情的结局。如果故事在这里就结束的话,那这只能是一部热闹的贺岁片。而最后几句对话,如同画龙点睛一般,将闹剧上升成为喜剧。 唐:“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秋:“慢着,划两拳先……麻将、牌九、掷色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正如唐伯虎所说的,大起之后必有大落。人生的失落不在于你得不到,而在于你竭尽努力,得到了以后,才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爱情此时破灭成一个笑话,我们很难不发生这样的疑问:它是否存在?秋香和唐伯虎都错了,他们也都没有错。人生总是这样,不断地给我们打击,或者惊喜。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很多话可说,于是关于爱情我们其实无话可说。在唐伯虎的困境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所期望的不是现在发生的;我得到的不是我想要的;爱情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总是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站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缝隙”之上。 《喜剧之王》:跑龙套的也有爱情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由于主角的经历和周星驰本身的经历的相似,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们常常会混淆尹天仇和周星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及其象征。 如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有着属于青春的梦想;也如同绝大部分有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尹天仇的梦想始终只能停留在梦想的层面上。“努力,奋斗!”这是影片的第一句台词,但这并不是影片的唯一主旨,就像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周星驰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深藏起来,等待我们去发掘。 尹天仇是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看门人,标准的普通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演员,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跑龙套、打杂,甚至是去扮演连面也不露的尸体。可以说他绝对敬业,也无怨无悔。他不仅仅是为了出名,成为明星,对于表演,他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那句“跑龙套的也要有职业精神”,他更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大牌明星和导演们解释了什么叫做“职业精神”——只要导演没喊cut,就不能停。 他在表演上并不缺少天赋,和娟姐排的那段感情戏更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然而,现实和梦想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足够的努力和天赋并不是成功的保证。虽然他的表演最终得到了娟姐的认可,但电影界不是艺术的天堂,拍电影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一次投资商将他拦在了大门之外。可以说他已经推开了天堂的大门,却只能在外面徘徊。当然这个结局是让人伤感的,却又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或许,在社区里排练《雷雨》这样的话剧对尹天仇来说是更好的选择,至少,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真的进入电影圈,他的梦想真的能实现吗?我们都知道答案——未必。 在影片里,我更关注尹天仇和坐台小姐柳飘飘的感情故事。柳飘飘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最适合他的。当尹天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放到柳飘飘的衣服上的时候,他有意或者无意的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实永远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天敌,但我们又永远不能离开现实而活着。尹天仇付钱不是出于对小姐身份的鄙视,而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自卑。虽然柳飘飘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孩,但从没尝过成功滋味的尹天仇没有办法相信爱情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或者说多次的伤害让他不再敢相信梦想,或许交易才能让他感到安全。在付钱的一霎那,他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不过,显然这次,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丝希望:柳飘飘带走了尹天仇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在柳飘飘离开尹天仇的那个早上,我们在她世故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感动和泪水。他们的相遇对彼此都是一个契机,尹天仇不相信梦想,柳飘飘不相信爱情。是这场感情的邂逅让他们彼此认识对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终于,尹天仇还是没能成为演员,没能抓住梦想的他抓住了爱情。那句“飘飘,我爱你!”挽救了两个人的人生。在影片的最终,周星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希望。 面对着现实的冷酷,我们只有彼此扶持,相互依偎着才能感到温暖。在一切都被粉碎之后,我们只看到了爱情。 《功夫》:低谷还是巅峰? 和《少林足球》一样,这也是周星驰的转型之作。只是《功夫》无论是在拍摄技法还是叙事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周星驰转型的代表作,而不是《少林足球》这部失败品。 正如同周星驰的其他作品一样,《功夫》也向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也同样将周星驰自己的想法隐藏在众多的笑料和夸张的动作之后,等待我们去发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可以把它看作纯粹的动作电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影片中关于主角同年因影对他心理乃至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似乎充斥着精神分析的味道。但是,正如周星驰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剥离了所有的故事和动作之后,可以找到被隐藏的主题——爱情。 正如影片中暗示我们的:当哑女从盒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那个棒棒糖的时候,其实答案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盒子,必须排除掉夸张的特技和动作效果,才能看到导演为我们准备得礼物。爱情,其实是周星驰电影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在颠覆了所有的经典,打破了一切的价值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爱情被周星驰放到了架子的最上层。正如同周星驰曾经说过的:他信仰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功夫》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一次又一次表达过的主题。依然是一个落魄的小人物,无能还有点不可救药的善良,注定了在堕落的现代社会中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注定了他的人生将充满失败——“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警恶惩奸,维护世界和平这任务就交给你了……”童年的幻想是美好的,而这幻想的美好程度和长大以后受到的打击显然是成正比的。当他发现善良的愿望在邪恶面前是多么的无助,当他一次次的被打倒在地上的时候,当他看到坏人可以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去做个坏人。然而人生的悲剧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因为他甚至没有能力去做个坏人——“长久以来,杀人放火打劫强奸非礼……没有一次能做到。” 不久之后出现的哑女,向我们揭示了答案,为什么周星驰连想做一个小黑社会都会失败?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信仰,还有希望,还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去守护的——那根棒棒糖,那段尘封的会议,以及,那段似乎存在过的爱情…… 有信仰的人,相信爱情的人,在这个充斥着罪恶的都市里是注定要失败的。棒棒糖在热闹的大街上摔得粉碎,预示着一次转机,爆发或是死亡。值得我们玩味的是,周星驰的重生发生在“猪笼城寨”,一个连黑社会都没有兴趣的贫民窟。善良和贫穷,富有和邪恶,影片奇妙的把这些对立的价值展现的我们面前。我们会觉得周星驰的重生一定也必然发生在贫民窟而不是繁华的都市。 最终,贫穷战胜了富有,善良战胜了邪恶。周星驰不仅挽救了自己的爱情,甚至挽救了这个即将堕落的社会——开在闹市的糖果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象征,善良的美德开始向城市进攻。故事的结局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在历史的冷酷中,我们至少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可以依凭,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电影《美丽人生》。 喜剧·后现代主义 我们必须注意到周星驰所具有的香港背景——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文化更接近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大陆的儒家文化传统。所以,在周星驰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以现代价值的沦丧作为起点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人将上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在现代社会中被确立起来的那些价值体系,那些美德,那些曾经值得人们去奋斗的东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又被粉碎了。也就是说,现代性成为他自身的终点。而由于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叛,通过对现代价值的反叛,后现代其实粉碎了自身存在的理由,最终必然进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而在周星驰为我们建构的喜剧世界里面,正是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重写,再加上所谓的“无厘头”风格——没有逻辑关系的对话,有些脱离的情节和镜头……营造出极具后现代特点的“碎片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对话,似乎都和我们心中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如同后现代的价值多元论所表达的,任何一种价值和存在都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通过对传统的否定,达到了对现实的追问和质疑。 然而,正如同后现代主义自身所遭遇的紧张,虚无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终点,我们还是需要给出一个最终的价值,或者说是重新寻找一个支撑这个世界的理由。从这三部影片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星驰给出的答案。 《唐伯虎点秋香》实际上是偏向于虚无主义的,或者说周星驰还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秋香和他之前的妻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抛去影片中的笑料的话,这一部更接近于悲剧。 在《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似乎把爱情推到了祭坛的最高处,期望用爱情来对抗人生和历史的冷酷。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似乎也只剩爱情可以追求了。而整部电影中,周星驰在怀疑了努力和奋斗的意义之后,确实对爱情保有极大的信心。 等到了《功夫》,似乎周星驰开始觉得爱情还不足以成为全部的理由和依靠。把全部人生的意义都压在爱情身上,似乎这样的负担对于爱情来说过重了,更何况爱情本身也不断的显现出脆弱和无奈来。于是,更多的,周星驰将希望放在人性的善良上,期望人的神性能够战胜罪恶。 周星驰的作品都是商业片,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影片中提出的质问和思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我想,他所说的喜剧应该是悲剧基础上的喜剧,没有悲剧意义的喜剧只能是闹剧。这也正是喜剧自身所遭遇的紧张。在消解了严肃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最终容易沦为纯粹的无意义。 喜剧还是闹剧,这不仅是周星驰所面临的问题。
我看周星驰的喜剧语言特征有位高人说“语言毕竟是一种靠‘社会约定’而代表一定思想情感的高级符号系统。电影观众在听到银幕上的语言后,必须激发理性分析,才能领会它所代表的思想情感。”由此可见,电影人物的语言在影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自从《大话西游》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风靡之后,其中的许多高智商台词为大学生争相引为经典,甚至形成一种特有的“大话语言”现象。到底周星驰的语言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喜剧特征呢?综合比较后发现:周的电影台词大多具有戏谑而不失内敛、庸俗而不失儒雅的风格。简单地概括就是雅俗相济,就是影片台词通过文白相杂来突出喜剧效果。这种雅俗相济的风格主要得力于三种“不和谐”。第一,人物身份与人物语言的不和谐。《唐伯虎点秋香》中四大才子共作了这么一首小诗:“山下一群鹅,嘘声赶落河。落河捉鹅一肚饿,吃完回家玩老婆”;此诗一经四大才子通过台词表达出来,诗歌的正统地位与诗句内容本身产生冲突,四大才子的文人身份与诗句的低俗性产生了不和谐,正是这些冲突和不和谐反衬出了喜剧效果。其影片中唐伯虎还有这么一句台词:“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此乃祝兄座右铭不是吗?”就整句的语言风格来说,文化意味较为强烈,但“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这样俗语添加其中,就显得文白相杂,与人物身份也有距离,但却使人物形象显得机智、风趣。喜剧效果不言而喻。《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应属“文盲青年”。即使这样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取悦别人的时候,依然能够显出一派儒雅之气,诸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样的成语更是信口拈来。人物的身份与语言的不和谐再度使该电影笑料百出、令人捧腹。第二,影片语言与人物语言的不和谐。一部影片的影片语言有很多,包括能够传达给观众信息的人物表情。《少林足球》中有这样一段场景:少林足球队的两名守门员先后被抬出场外,此时剃着光头的阿梅(赵薇饰)请求上场守门,周星驰当时的表情极其凝重,心里充满担心。但他深情凝重的表情却搭配了一句“快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此时,所有的观众都被这种表情与语言不和谐的揉合逗乐了。而《喜剧之王》中的伊天仇事实上一直在跑龙套,但他每次都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向人们说道:“我其实是一个演员”。人们同样为这种不和谐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表情作为影片语言的一种,当它与人物语言发生不和谐的组合时,喜剧效果的突现就轻而易举了,因为它符合一切喜剧“寓庄于谐”的本质,也是雅俗相济的特定表现形态。第三,影片内部人物语言的不和谐。《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非常多,许多被大学生奉为口头禅也不为过。这部影片不仅时空交错,而且人物语言的雅俗相济、不和谐的组合方式同样多种多样,甚至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成了雅俗相济的载体:至尊宝作为山贼时可以说出“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儒雅味十足的话,也可以撒一个散文味浓烈的弥天大慌:“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懂得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我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大的苦痛莫过于此……”而当他成为大圣之后,居然又可以说出“三八,我看你是个女的才不和你打,别以为我怕了你了”这样俗气乃至恶气十足的话语;春十三娘这样的妖怪同样可以说出“桃花过处,寸草不生,金钱落地,人头不保”具有《诗经》色彩的话语;唐僧在该剧中虽是啰嗦者形象,但他一会儿说“外面对于我来说只是个大一点的监狱”,语言中饱含大彻大悟的佛道精神;一会儿又唱“only you,能保护我,让螃蟹和蚌精无法吃我……”歌词中的俗世传统又有了回归的倾向等等。总之《大话西游》中的台词,不论演员的身份,都有雅俗相济,庄谐交错的迹象,这应该是该剧受到大学生喜爱的重要原因。总之,周星驰电影的语言很值得人们思索,不管他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
(一)在人类的审美实践中,忧郁体验曾经十分引人注目。尤其在十九世纪,争芳斗艳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在忧郁这面旗帜下列队聚集,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审美主潮。时至今日,那些多愁善感的故事迄今早已成为如烟往事。一个轻歌曼舞的世纪已来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哲学日益深入人心。但那曾经是如此地感人至深的忧郁体验,是否已离我们而去?“许多年过去了,曾经逗我们那样欢笑,自己也如此欢笑过的朋友们都逝去了”。诺安,笑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5。当我们在阅读中同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不期而遇,便会发现那种莫可名状的体验仍在身旁。忧郁意识从未、也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如何对“忧郁”与美的关系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这也仍是现代美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忧郁意识曾经是人类诗性文化的源头,是造就艺术伟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俄国文学家契柯夫曾表示:“我的忧伤是一个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转引自叶尔米洛夫,论契柯夫的戏剧创作,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79。有“幽默大师”之誉的俄国作家左琴科写道:“我一回想起我的青年时代就感到惊讶,我那时怎么会那么忧伤。一切到了我手里就黯然失色,忧郁寸步不离地跟踪着我。自当了作家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然而忧郁却一如既往。不尽如此,它光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7—11。在法国诗人克洛代尔看来,“创造行为”是一种“包含着真福与痛苦的混合物”。他在一篇散文里说:“为了让你懂得它,朋友,在一个阴郁的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将对你解说水的哀愁。”克洛代尔,认识东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86。在现代雕塑大师布德尔的身上,这种似乎是没来由的忧郁感更为强烈,他曾直率地承认,“我感到徐徐吹来的微风,弥漫着温柔和忧郁的情感”,而在这微风中,“美在弥漫飘逸,美在展拓扩散,美也在忧伤惆怅”。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9—94。但忧郁意识既能造就诗人也会毁灭诗人。据说历史上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于1294年在西班牙的阿方索王宫去逝,他留下的临终之言是:“诗歌应该表现欢乐,但我在内心的忧郁压抑下唱不起来了。”房龙,人类的艺术上,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228。中国词人辛弃疾也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二)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道也就在于如何将忧郁体验成功地转化成审美的形式。事实表明,忧郁美向来是那些不同凡响之作的共同特征,置身于这些艺术杰作之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里尔克所说的那种“美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忧愁”。里尔克,里尔克如是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9。比如中国古代首部诗集《诗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忧郁意识构成了这部诗集的美学特色,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比如《诗经·王风》里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众所周知,按照权威的《毛诗序》里的解释,这是一位东周大夫凭吊西周故国遗址时所发的一番感叹,诗中流露的那种鲜明的忧郁意识在我国的诗性文化中开了“忧郁美”的风气之先。虽然也有学者为诗中并无明显的凭吊之意,而对此传统之说不以为然。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22。但有一点无可置疑:此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突出“心忧”这一行为本身,虚化具体的忧之内容。换言之,这其实是一首“忧郁咏叹调”,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诗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忧郁美的独特意义的一种肯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小说的魅力也可以“忧郁美”来一网打尽。一位中国读者曾形容道:“他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叶渭渠,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雪国·古都·千只鹤,序,上海:译林出版社1996。这无疑是中肯之见。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品味其所反复表现的美的毁灭故事,你会明白伟大的卡夫卡的这段话的贴切与深刻:如果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对逝水流年的一种追忆,那么“美好的回忆掺进忧伤味道更好”。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长春:时代文艺术出版社1991,154。迄今已成为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的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是一部以忧郁美取胜的作品。就像小说尾声部分所叙述的:当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特丽莎历经艰辛终于如愿以偿地,在一座乡村酒吧里把头靠在了她心爱的托马斯的肩膀上时,“她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成就显然也得益于对“忧郁美”的表现。正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教授所认为,倘若早期的“沈从文可能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模仿了描写苦恼的陈词,但是截然不同的个性仍然在他情调忧郁的自传体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4。迄今来看,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作品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脱颖而出,无疑就在于它们将作者早有认识的“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第7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一道理,作了十分成功的表现。对于这一点,已故著名电影明星格丽泰·嘉宝的魅力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曾几何时这位来自瑞典的女性技压群芳,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影幕皇后。诚如许多电影研究评论家已指出的,嘉宝的演技虽不错,但“她的名望却是靠她的美貌取得的”。然而正像作为电影美学开创者的匈牙利学者巴拉兹所说,只有美貌不可能对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世界上有许多绝色佳人,嘉宝自身的条件并不能使她登上这样一个绝顶的位置。在他看来,“嘉宝的美不只是一种线条的匀称,不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美。她的美还包含一种非常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状态的外形美,这种美表现了某种特殊的、足以攫取人类心灵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忧郁!巴拉兹指出:“嘉宝是忧伤的。她不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原因才愁容满面。嘉宝的美是受难的美,这种忧伤的性质是很明确的:这是孤寂的忧伤,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贞女内心的高贵的忧伤。即使在她扮演水性杨花的女人时也是如此:她从远处投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无尽的远方。”所以,人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赞颂嘉宝的美,只是因为“她所有的是美中之冠”;虽然世上美人无数,但“在我们的感觉里,嘉宝的美是一种更优雅、更高贵的美,这恰恰是因为它带有忧伤和孤独的痕迹”。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306—307。(三)因为大一同的社会理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构想。“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里这句曾语惊四座之言,道出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解密的真理。就像毛姆所说,“只要人是人,他必须准备面对他所能忍受的一切邪恶和祸患”,因为“恶的存在无从解释,它只能被看作是宇宙秩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视它是幼稚的,悲叹也是徒然”。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50。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不压邪优难敌劣自古亦然,美国学者麦克唐纳从现代经济活动里归纳出:“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理解和令人愉悦。”转引自“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5,2,101。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精神领域内的一种生态平衡,如同有美景必然有垃圾,有美食必然有排泄;“在自然界中,优胜的总是粗糙的生物组织。粗鄙的感情、肤浅的思想总是无往不利。一切纤巧的东西都以毁灭而告终”。左琴科,日出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9。康德说过:“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马尔库塞一言蔽之:“假如艺术要承诺善最终必将战胜恶,那么,这个诺言就会被历史的真理所驳回。”因为事实上,“现实中的胜利者是恶,并且,善良不过是人们可能在那里找到短暂避难所的孤岛”。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239。从自然与生命的角度讲,事物的存在状况总是趋于有序性减少与组织化程度降低的方向。生命现象更是有其由盛至衰的发展周期,越是高级的组织结构越是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因而维持下去的困难也就相应地更大。唯其如此,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第二定律指向一个逐渐均匀的未来,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悲观的未来。”托夫勒,科学的变化,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这突出地表现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上。雅斯贝尔斯说得好:“生命会腐朽。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是悲剧: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101。著名波兰人文学者柯拉柯夫斯基也曾提出:“死即一切。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消亡在我们看来是生存的终极失败。”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7,147。由此而言,生命意识同样也是一种死亡意识,也即对生命的短暂性的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人生体验。英国散文家赫兹列曾对此作过一番很好的表达,如同他所说:“我们阅读历史,眼前王朝倾覆、朝代更迭;我们感叹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我们思索着我们所生活的此时此地,我们既是人生舞台的看客,又是演员;眼见四季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我们亲历世态炎凉,快乐悲伤,美丽丑陋,是非短长;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体念着这光怪陆离世界的离合悲欢;我们倾听着密林中野鸽的吟唱,游览高山大谷的风光;我们聆听子夜的神圣歌声,造访灯火通明的厅室或幽暗的教室;我们还置身拥挤的剧院,观看生活本身受到摹仿;我们钻研艺术作品,使自己的美感升华到顶峰;我们崇拜名誉,梦想不朽;我们眺望梵蒂冈,阅读莎士比亚;我们凝聚了古人的智慧思索着未来的时光;我们观看战争的骄子,听他们发出胜利的呼喊;我们穷究历史,考察人心的动向;我们追求真理,为人道的事业辩护;我们傲视当世,似乎时间与自然已把所有财富都堆在我们脚前。我们活着,经历着这一切,但是转眼之间,我们变得一无所有。”赫兹列,赫兹列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65。(四)短暂是我们人类与地上一切的共同点,以自我意识渴望永恒而个体生命难以持久的冲突所引起的“存在之哀”,便构成了人类生命最为基本的生命体验。布德尔说得好:“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你的生命存在都是稍纵即逝的。为了这短暂的存在你终日都在疲于奔命,在你周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摇摆动荡、更迭替变。宇宙间的万物都在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相比之下,你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刮过的一阵旋风而已。”布德尔,艺术家眼中的世界,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0—94。在这一点上,艺术家的敏感让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殊途同归:正如屈原在《离骚》有言:“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陛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拉马丁在其《巴亚湾》一诗里也感叹:“什么都变化,什么都过去/同样地我们也会过去/也不留下半点痕迹/就像我们这只小船滑行在海上/大海会把它的一切痕迹抹去。”由此可见,如果说喜剧感意味着为胜利所陶醉,悲剧性意味着对失败的正视,那么悲剧的美学品质通常会超过那些一般性的喜剧,而那些杰出的喜剧作品则都离不开悲剧的赞助。就像歌德所说:莫里哀是伟大的,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五)人们常将忧郁感混淆于一般的所谓哀怨与感伤,而事实上彼此并不能被相提并论。比如“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比如“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萨都刺《念奴娇》)。比如“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比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如梦令》)。以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和“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等等。凡此种种在内涵意蕴与审美境界而言,其实都可以被归纳在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诗里。这些诗与一般悲剧感的相同便在于其心仍“不甘”,区别则在于其虽不认同,但又因自觉回天无力反抗无效而归宿于“无奈”之中。故而作为单篇作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宝玉吟林黛玉之作最为出色:“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倘若论最佳诗人,或许非亡国之君李后主莫属。如“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浪淘沙》),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但这只是对悲痛的一种沉湎于其中的品味,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超越:无论是对于大自然的伤春悲秋之绪,还是对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诗人们所表达的主要也只是一种单纯的惋惜与难过之意。如同《传》所说:“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试细听莺啼莺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袁去华《剑器近》),和“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以及“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秦观《满庭芳》),和“日暮孤帆泊何处/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作为其情感背景的,是对天长地久般好事长盛不衰好福长享不尽好命长生不老的超人仙境的渴望。这种与天地之道的无理性对抗毫无疑问是一条穷途末路,故而让人无比压抑;其所具有的哀怨、悲凄、伤心、愁苦之情虽能给人以一定的阴柔之美,但经受过久体验过多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不仅需要作出某种消解而且也能够被消解。这便是彻底清除情感世界,让自己的生命毫无任何牵挂。就像唐代诗人王维所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但问题是,如同真正的悲剧美在于对不幸的从容面对而非逃避,真正的悲剧享受在于对痛苦的承受而非消解。所以,当那种无奈之悲让我们从痛不欲生走向视生如死,审美意味也随着我们的痛苦情感的彻底退潮而名存实亡。这种矛盾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生命主体是无法调和的,就像曾几何时,一边自慰着“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的白居易,一边又在坦白“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诗人所身临的这种生存困境事实上已向我们揭示出,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古人们所承袭传唱的那种悲伤哀怨之曲,内在地蕴有一种反美学的东西。它充其量也只是悲剧美形态里的下品。(六)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悲剧形态必须能给人以美的体验,为此,如何让受众能够承受住悲情与哀思是关键所在。一切让人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都并非真正的思想,而只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伪思想;任何不能给人以希望的情感都是对生命的压抑,因而也都不具有真正的审美品质。唯其如此,正如鲁迅当年写作《药》的结尾时,在烈士“夏瑜”的坟墓上“凭空添上去一个花圈”,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情景对于审美世界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事情正是这样:无论科学主义世界观作何判决,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我们不会使自己顺服于如下的观念:终有一天我们都将消失。”这一人类学立场既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根据地,同样也是人类审美事业的大本营。因为唯有这种乌托邦追求方能给予我们真正人性的温暖,使本无所谓“意义”的生命过程变得相对充实。所以乌纳穆诺指出:“美得自于同情。”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47—149。而最大的同情无疑莫过于给人以生存的勇气,所以审美体验不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消极逃避,但却必须是对实际存在中的那种消极力量作出积极的超越。如果说一般的悲剧作品所采取的是“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也即通过激发起我们的生命力来增强相应的承受力,以获取一种阳刚美的体验;那么忧郁美的产生则是通过减轻而非消解痛苦的方法来让受众便于承受悲情,以获得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感。这也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轻”之审美价值,只不过这种轻如同象征派诗人瓦莱里所说,并非如羽毛般的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重量,而是指像飞鸟般地具有一种生命的自由轻快。所以,真正的忧郁性总是与幽默感形成某种同盟关系,无非“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而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喜剧”。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14。真正的忧郁意识与通常那些大量的感伤哀怨情绪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取自于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缠绵绯恻和不堪忍受的现实之痛,前者则正如普希金所说,是一种具有“暖色调”的“明亮的哀愁”,因而不仅因体现了较通常那种哀怨之情以更多的人性的温暖而让人能够承受,而且也因此而具有真正的审美品位。显然,如果说忧郁中的“哀愁”意味在于其对于美的毁灭的心理拒绝,那么其所具有的“明亮”色调则表现出它的这种拒绝的矛盾性,换言之,也即在作为否定的拒绝之中仍有某种作为肯定的认同。(七)忧郁意识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生命体验。以“否定之否定”姿态出现的正统悲剧是对生命的负面力量的彻底对抗,从中表现出它对最终胜利的一种坚定的自信。这是忧郁意识所不具有的。当卡尔维诺指出:“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受压迫处境,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与此相比,任何对“最终胜利”的简单自信都属于一种青春期现象。歌德有一句名言:长达一刻钟之久的彩虹就不再有人看它了。忧郁意识悲喜交集的复调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所悲哀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流逝,而是生命必须(应该)这样流逝。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真正拥有其价值实现其意义,故而它在为生命流逝而悲之际也为其终于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喜。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善而是恶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康德也曾指出:当我们为现代社会的诸种破坏力量感到苦恼时应该看到,“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种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艺术和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结果”。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7—9。这同样也体现于人类的爱情生活。古往今来,虽然那些不幸的爱情故事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回顾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真正具有回肠荡气的审美魅力的作品并不很多。相对而言,《梁山伯与祝英台》类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不幸遭遇固然催人泪下,但以一种忧伤旋律结束的《廊桥遗梦》似乎更能让人回味。因为同前者相比,后者对于人性的揭示无疑要来得更为深入。毛姆说得好:“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人会消亡,而是他们会终止相爱。”毛姆,毛姆随想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68。艺术大师毕加索也说过:在爱情上,拆散一对恋人固然是难事,但不管是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若是老让他们厮守在一起,恐怕更是难事。事情正是这样:“不论为社会、道德、美学、亲子、宗教甚至神秘的理由,我们都可能选择终生与同一伴侣共住,但我们的本能却会不停地向我们唠叨,再没有比找到新欢更刺激的事了。”艾黛,感觉之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1。比如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里的主人公光源氏,“对于女人,一经接近,爱情就会油然而生”。虽然他每次“意外圆缘”之后都会为自己的“疏狂成性”而不安,但这并不妨碍他仍一如既往地去做那些“不端之事”,继续随着岁月的流逝进行其“无聊消遣”。就像唐代诗人元稹,虽为悼念亡妻写下动人诗篇《遣悲怀》,这并不妨碍他依然从事“风月无边”的实践,乐于在风流场里与那些名妓相好。对这些现象进行道貌岸然的虚伪指责毫无意义,空洞地归咎于人之劣根性也不说明问题。概括地说,这正表明了人类生命永不停止追求的特点,就像里尔克在一句诗里所说:尝试,可能是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远离确实的范围,更是人类的悲哀及光荣。在某种意义上,“喜新厌旧”实乃人类文明的基本动力。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之所以能为萨宾娜和特丽莎这两位出色女人如此地爱,是由于他拥有活跃的生命力,这让他无法专注于其中的任何一位。萨宾娜认可了这个“美是一个叛逆世界”的原则,但她没意识到这个原则既能带给她快乐也能给予她伤害的两面性。特丽莎不认可这个原则,渴望与托马斯终生相伴,为此她甚至愿意成为托马斯“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但她明白这一愿望实现之日也是其破灭之时,因为真正甜蜜的爱情与平庸的幸福从来不能两全。所以当这一切随着一场意外车祸而结束,虽显得如此残酷但又是那么的幸福,我们为如此美好的缘份只有死神方能为其祝福而深感震憾。爱情如此,生命亦然。对人类的永生渴望,上帝从不理会这有其人类学道理。比如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作者波伏娃借因喝下了神秘之水而能够长生不老的男主角雷蒙·福斯卡的遭遇让我们看到,这一道教徒们的终极理想不仅并非真正的幸事,反而是让生命失去价值的蠢事。(八)在忧郁体验里我们意识到痛苦、不幸等那些负面现象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光源氏只有在美得令人心碎的紫上离开人世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对她的思念。美也正因其短暂性才成其为美,就像乌纳穆诺所说:“这一份如此展现的美,这一份瞬间的永存。”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119—123。但就像我们在理智上承认长生并不幸福仍不能停止对于长寿的追求,意识到痛苦的价值并不能因此就消除我们的痛苦:曾朝夕相处的亲人们的终于离去永远让我们思念绵绵,对“美只能以毁灭为代价”的认同,同样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其举行葬礼。在这里“无奈”从未消失,只不过不像在哀怨情绪中那样难以自拔。就像《诗经·小雅》里的“采薇”。根据通常的解释,这是一名长年出征在外的戍边士兵,在终于得以归家时的途中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一番“内心独白”。虽然全诗共由六小节组成,但真正脍炙人口流芳后世的,只是末尾这一小节着重表现忧郁之情的诗句,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如果没有这段诗句,那么这首《小雅》不过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其艺术境界与审美品质都会大打折扣。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那位老兵在返乡途上会感到如此忧伤?为什么他不为终于踏上归途而觉得愉悦欢欣?无非人世间从没有纯粹的悲哀与幸福。戊边生涯虽不易但也并不都是痛苦的回忆,回家的感觉固然好但安居乐业又从何谈起。所以雪莱说道:“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曲调总不免带有一些忧郁。”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0。这道出了审美活动中所存在的这一生命悖论:一方面美的现象不属于“完美”,因为“各方面皆完美的事物既是完全的终止,又无任何不足,从而它对于欲望什么也没有留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140。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仍为实现完美的理想而努力,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的确不能不追求完美,即不能不向往上帝之国。”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2。因而依托绝望坚守信念这便是忧郁的力量与深刻,忧郁借此带
论文关键词:狂欢化 喜剧精神 喜剧思维 论文摘要:巴赫金植根于中世纪诙谐 文化 和拉伯雷创作实践的狂欢化理论,蕴含了丰富的喜剧美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把握住了喜剧精神的本质和精髓,使“狂欢化”成了喜剧的一大特点,体现了一种喜剧精神,具有很强的喜剧意识。他对狂欢式“笑”的双重性的思考和阐释,具有哲理深度和积极的建设性,有助于我们全面、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喜剧的实质和审美功能;他的狂欢化理论所体现出的相对性思想,揭示了喜剧思维的重要特征。 巴赫金被世人誉为文学批评的奇才,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等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狂欢化理论。尽管他在后一部著作中声称不打算提出“较为宽泛的一般的美学问题,尤其是诙谐的美学问题”。但事实上,他的狂欢化理论及对拉伯雷的研究,蕴含了丰富的喜剧美学思想。美国学者约翰.巴金(JohnBarkin)的著作《20世纪幽默理论家》将巴赫金作为20世纪六大幽默理论家之一,与柏格森、弗洛伊德等并列。苏联美学家包列夫也指出:“巴赫金对‘狂欢’状况的理论分析是如此出色和透辟,以至作者虽然仅仅考察了一种形式的笑,然而他得出的判断却能够包括以前谁也没有发现的喜的若干重要的一般审美特征”。巴赫金对“狂欢式的笑”的复杂性的揭示,均触及喜剧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一、狂欢化理论的喜剧精神 1.狂欢化理论的提出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和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研究而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巴赫金是从文化整体发展的角度观照特定历史时期某一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的,这种文化诗学的研究 方法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喜剧本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域。在巴赫金看来,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ff[I](Pd03)正是由此出发,他的植根于中世纪诙谐文化和拉伯雷创作实践的狂欢化理论,避免了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偏颇,真正把握住了喜剧的本质和精髓。巴赫金立足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将特定的喜剧对象同孕育、滋养它的民间诙谐文化联系起来,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渊源上来思考问题,所以他看到了 其它 研究方法所遮蔽的东西,看到并揭示了狂欢节所具有的“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他认为狂欢的节庆活动“应该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即从理想方面获得认可”。[z](PIO,由此出发,他的狂欢化理论体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众意识。 2.狂欢化喜剧的实质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创作吸收了中世纪狂欢节和民间诙谐文化的喜剧特色,使“狂欢化”成了重要的喜剧特点,也体现了一种喜剧精神,具有很强的喜剧意识。巴赫金深人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找到了开启拉伯雷创作宝库的钥匙。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是一股生生不息的毁灭和再生力量。在这里充溢的是人民大众的笑和欢笑的人民大众。笑是民间诙谐的生命所在;笑本身意味着亲昵化,它能消除严肃、僵化、刻板,拉近距离,取消等级,促成人们的平等交往;巴赫金指出,狂欢式的笑是全民性的、包罗万象的、双重性的,尤其强调其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与自由不可分离的和重要的联系”。[z] 【正 文】 冯小刚的电影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电影业界和世俗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大牌的明星阵容、成功的商业化炒作、诙谐幽默的城市娱乐风格已经是冯氏电影获得成功的几大重要元素。毫无疑问,冯小刚的电影是中国国产电影市场上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品牌:1997年他的内地首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的票房成绩使低迷的国产片市场看见了曙光,该片北京地区票房达到1180万元,全国票房达到2400万元;之后《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到《大腕》、《手机》再到2004年的《天下无贼》,冯小刚的商业电影独树一帜,票房一路走好,且节节攀升,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世俗神话。作为国产票房的一种有力支撑,冯氏电影得到了来自观众、业界、舆论界太多的关注和青睐,这种意义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含量。在人们对电影艺术的饥渴需求中,冯小刚贴着“贺岁”标签的商业电影,成为大众娱乐生活中的“狂欢”对象。一、冯小刚电影的精神品貌娱乐的饺子皮,商业的饺子馅,以幽默调侃的方式抒写着都市人的都市风情,这是冯小刚贺岁片的冯氏秘方。就商业运作来说,冯小刚几乎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一面大旗,在并不景气的中国电影界,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为可怜的票房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恐怕就只有他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冯小刚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占有显著位置的。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冯小刚成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楷模”,而这种成功在于他的性格,在于他的生活阅历、在于他的人生练达——“周旋于是非的智慧,平衡于上下的韬略,提防明枪暗箭的辛苦,承受浅薄误解的委屈。”(注:冯小刚著《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在电影创作并不疏朗的生态环境里,他打的是擦边球;在左突右奔的生存竞争中,冯氏电影的招牌已经挂起来了,而且回头客越来越多。我们来仔细看看冯氏电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独树一帜的娱乐风格。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带给观众的感觉是一种久旱逢甘霖,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审美愉悦,人们怀着诧异的惊喜和宽容的心态面对着新鲜而又轻松的“贺岁片”。从此以后,每年的新年档期,人们对冯小刚的“贺岁片”有了一份期待。到目前为止,冯小刚共拍摄了八部以“贺岁”为主题的商业电影,这些影片反映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和现实联系很紧密的,关注的多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各阶层人遇到的新鲜问题,而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调侃洒脱的人生态度更是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甲方乙方》用几个看似荒诞的超现实故事完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老百姓的“住房梦”、“大款梦”、“明星梦”通过甲方、乙方的契约合同轻而易举的实现,娱乐地化解了人们心中的渴望;《不见不散》中跨越祖国和大洋,刘元对李清的浪漫爱情,半宿命的“不见不散”让有情人终能好人好梦;《没完没了》奇特的故事架构,更是演绎了一场惊险的感情游戏……这其中的轻松娱乐的风格让冯小刚的电影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一路飙升。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对于中国的影视艺术来说,能够学会真正的娱乐是件好事,“一个拒绝娱乐性享受,勤奋于它的严肃艺术文化的人,将使生活不和谐。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娱乐的享受对艺术的享受是有害的,只是不同种类的享受罢了。”(注:[英].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9页,27页。) 冯小刚选择娱乐的方式作为自己影片的精神气质,既符合自己的创作风格,也符合观众的观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小刚的片子,的确有它存在的独特意义。然而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娱乐,作为电影艺术来说,我们是不能仅仅止于乐却不知为何而乐的,仅仅停留在感官的快意中,对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无益的。“好的艺术以娱乐艺术所没有的方式和程度来扩充意识,而大多数时间中的大多数人,和有些时间的所有人,都愿意使他们的经验、理解、判断、和决定的习惯得到证实和满足,而不愿扩大和变化,这说明了为什么好的艺术不能总是流行的”。(注:[英].梅内尔著《审美价值的本性》,刘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9页,27页。)这也是冯小刚电影能够得到众多青睐的原因,正因为他的影片迎合了观众的心理,完成了人们对自己“经验、理解、判断和决定的习惯”的印证和确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心理认同,所以人们在他的影片里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释放了现实生活中的苦恼与压力,这是它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讲,却并没有达到“扩充人们的意识”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对人们精神向度的指引。在《手机》中人们看到的是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严守一的仓皇和狼狈,却看不到对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清晰的理解和诠释;在《天下无贼》中,人们看到的是导演为我们设计的飞天大盗刘德华和犯罪团伙头目葛优的精彩表演,却没有富于价值意义的人生提醒。尽管冯导的用意是要给大家一些思考,不再是笑一笑了事,但是影片所传达的精神追求的确有些跑偏的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精神的缺场、审美的迷失。特别是当某些人要把冯小刚的电影当作中国电影的主流电影,并且希望这样的主流电影再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仔细思考一下其电影的精神内核了,作为观众喜爱的导演,他是否能够引领人们的审美趣味?他的电影是否能担当起主流电影的这种责任?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面对的问题。冯小刚自己曾经这样说,“我觉得我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不论自己创作还是看别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剧,我都能从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剧的东西。”(注:余馨、冯小刚,《与冯小刚谈不见不散》,载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46页。) 冯小刚骨子里的幽默感的确融化到他电影的每个细节之中,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喜剧幽默的色彩,比较沉重的主题往往通过幽默和反讽的手法被化解掉了,影片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情怀。然而幽默和油滑也许只是一步之隔,把握不好就会是不同的结果,过多的回避和调侃变成了对现实的一种遮蔽和逃逸。况且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化解掉的,也并不是都需要化解掉的,我们并不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成喜剧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悲伤和苦难的,而一切最真切的表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我们需要学会面对,我们需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我们需要从沉静的思考中体会生命的厚重感。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中悲伤的观众可由他所感到的恐惧与哀怜来“净化”。如果不给以宣泄的话,河流就会泛滥和冲毁堤坝。如果人要生活得合情合理,那就有必要使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情感,艺术是实现这个命题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艺术不能高扬和享有智慧的尊重的地方,这种文化是病态的。”(注:.李维斯和.李维斯:《小说家狄更斯》,伦敦,1970年,第236页,转引自《审美价值的本性》[英].梅内尔著第44—45页。) 我们的电影里不能只传达出一种声音,我们的精神需求也不仅此一种,如果说这样一种形态是中国电影今天给我们的一道主菜,那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电影艺术的一种遗憾。二、迷失:思想的匮乏,审美的困惑让我们环顾一下整个中国电影所呈现的气氛和风尚: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很多导演或者是娱乐搞笑,把搞笑的明星当成了喜剧的主将;或者极度追求形式化的渲染和铺陈,奢华的明星阵容、宏阔的场面设计、看似大手笔的制作,实则是形式糟蹋形式的形式主义“狂欢”,观赏之后,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只剩下色彩的绚丽、场景的宏大,对于人的思想和心灵都没有任何的触动和震撼,更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我们现在的电影越发变得轻飘飘了,成功的商业炒作,可观的票房收入,然而,每每影片结束,当剧院灯光亮起的刹那,留在心里的不是一份满足的喜悦和思索,不是良久的审美回味,在看了、笑了之后,心里是一种“不过如此”的怅然失落,仿佛又把电影还给了创作者。只知道笑却不知道为什么笑,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说,还是用这种方法先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再说,倒真的要看看在这种情景下拉回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接下来是继续迎合呢还是改变打法呢?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国内票房平平的金鸡奖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以它温暖的人性关怀,深刻的思想内涵,打动了海那边的日本观众的心,而且创造了票房佳绩——亿日元(合20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和国内无人问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演霍建起告诉我们,其发行成功是因为日本方面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备,包括市场宣传、出版小说、请主创人员去参加首映式等等,采取了渗透式的方法在艺术院线上映,从而逐渐扩大了影响。日本能够对这样一部看似没有商业价值的影片进行如此全面的商业包装,而国内却没有对这样的影片在发行上采取任何攻略。这就不是我们有没有好影片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待影片的态度问题,是我们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样的电影并不是观众不需要,但的确在今天的电影氛围下,当我们豁达地把思考和陶冶的机会让给别人的时候,这种电影的欣赏环境被破坏了,观众的审美趣味没有得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引导。在打打杀杀中、在娱乐搞笑中,观众的审美习惯已经被扭曲了,正如有些专家说的,是“审美出现滑坡了”。看来如果我们不把重心放在电影主流价值的探讨,不放在观众的引导上,我们的电影的不景气是不可能靠几个“大片”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当然我们决不是以此来否定“大片”谋略,其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对所有电影都是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义的,关键是“大片”究竟应该“大气”在哪些方面,这才是探讨的重点。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如果其主题思想和审美情趣浅薄暧昧、低俗颓废、少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引导和精神诉求,无论它采取了怎样精致的形式和技艺包装自己,它的作品本质仍然不会有好的品格。而好的形式的运用又的确可以让意义上升到新的美学高度,如果仅仅是形式的完美,而没有内容上的精神追求,形式所托举的将是一个空荡荡的灵魂,那美的层次又从何谈起呢?对中国电影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缺乏市场运作的成功谋略、投资方的慷慨解囊、高科技大制作,也并不是我们的电影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和艺术创造,而是对电影的真诚和执著,这实际上是对生活的真诚和执著的缺失。那种曾经滋养了中国电影发生发展的超拔向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在今天的电影里被遮蔽了,我们说中国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些营养不良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娱乐,我们需要笑声,但笑得要有品位,要有文化内涵,而不是什么样的笑都可以,什么样的娱乐都推举为大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我们生活的主流文化价值是这样一种娱乐的精神,那我们和波兹曼的预言是不是就不远了?“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注:[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页。)尽管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要思考和琢磨一番,我们的电影到底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三、回归:人类心灵的守护电影艺术的最高使命是审美地把握世界,要承载的是对人类情感的护卫、对生命意义的关照、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表达。在谈到电影《乡愁》的拍摄时,塔可夫斯基是这样说起他的构想和开始的:“我对情节的发展、事件的串联并没有兴趣——我觉得我的电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节。我一直都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态度的心理现象,探索其心灵世界所积淀的文化文学传统,远比设计情节来的自然……我的兴趣在于人,因其内心自有一个天地;要准确表现这一想法,表现人类生命的意义。”(注:[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9页。)对人类共同的生存本质、生命意义和精神世界的表现和关照才是作家的真正使命。在电影中,创作者不仅要抒发对人生的感怀和社会的理想,更要表达对人类精神的追求与向往,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追问。有专家呼吁,现在人们心态浮躁、缺乏理想、“审美缺失了”。的确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风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受到了熏染,而中国的电影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些只停留在追求感性的生动外观、停留在追逐娱乐与消费的层面,不具备深邃的理性内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担负起审美使命的。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电影艺术,它的确承载着娱乐大众的功能,但这决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和最重要的功能,任何艺术如果只停留在感官上给人带来刺激和快感,它就不是真的艺术。每个时代都有标领着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潮流,或者引领中华民族审美潮流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得到了发展,甚至于达到了高峰,必然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它必须吸纳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审美成果就是哲学史层面的审美思维是否科学化。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今天的电影艺术,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如何科学地吸纳我们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将是电影走向何方的一个关键问题。电影是20世纪人类诉说自己的最重要的语言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这种诉说方式应该是既有传统精神的继承又有时代脉搏的律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电影首先应该是我们的电影,是应该贴着中国人精神标签的电影。记得辜鸿铭在他的那本《中国人的精神》里是这样说起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人的精神的: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这种精神的传达在我们的电影里是曾经有的,而且我们也非常珍视,这才是我们电影里所应该传达的主流价值,它是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契合的。今天,我们的电影在追求票房收入,这是对的,但它不应该是最终的目的。在我们想着用怎样的方式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时,我们更应该想到如何让他们更长久地留在座椅上,那就必须把应该还给他们的还给他们——对于人类心灵的护卫和精神的慰藉,这才是观众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命的意义。 忧郁是一种和谐优美的至纯意境。每每独入静室,聆听马斯奈的《沉思》,眼前变幻化出一个美丽的少女,低垂着秀发,紧抱着双膝,端坐在百叶窗下,黄昏的阴影一点一点的滑过她光洁的额头,滑过她微翘的鼻头,滑过纤纤素手。浓密的睫毛拢住两颗晶莹的星子,不知道是眸光还是泪影……忧郁便是轻轻拥围着少女的那一团氤氲、迷蒙的气息,是那一缕缕绕梁三日不绝的绵长音韵。忧郁,是一泓微波不澜的碧水,清澈见底幽幽映光。避开了轰然撞击的巨响,也避开了琐细繁冗的嘈杂;弃绝了惊涛拍岸的辉煌,也弃绝了源远流长的宏阔。或者又如一抹自然舒卷的轻云,不属于任何人工雕琢的形式,不掺杂任何外部矫情的装饰。忧郁,缓缓地放逐沉重的伤感,——拆开折叠的心事,深尝每一层次的深忧浅愁。不曾忧郁过的人,大概终不会懂得那份空灵虚静的思绪,不会悟得那份不足与外人道的心境。忧郁,是心灵之蕊散发的一脉暗香,一如雪里梅花,淡香悠远。“数点梅花天地心”。那种沐了天地间之灵气的清香令人久而不忘。忧郁,不是痛不欲生哀哀欲绝,更不是纵声呼号雷雨滂沱;忧郁是由痛苦、悲惝、哀怨、贫困、无奈等等淬砺而成的人生情感,是由种种际遇酿就成泪,在将泪慢慢沉淀入心底的过程。不曾忧郁过的人不会体验到人生的丰厚与深沉。忧郁,也是一份浪漫的情致。总难忘记芭蕾舞《天鹅之死》中舞者那舒缓、柔曼的姿态,难忘圣.桑那首无比优美的名曲,它将其间的忧郁之美挥洒之极境:美丽的天鹅缓缓地倒在了湖面上,慢慢地垂下高贵的头,与生命作最后揖别。你从不轻易唱歌。只把绝响在心中隐藏。而对死亡,你才放声歌唱!这是神圣的忧郁。雪一样洁白,水一样清明,雾一样飘逸,梦一样淳美。长歌短句不足以道其幽渺,浓墨重彩不足以绘其隽永。忧郁美所在,正是这种高贵的生命情感的升华。生命的光华该是洒有一路欢歌笑语的无期之旅。然而,少了忧郁的点缀岂不是缺少些韵味,缺少些灵性吗。忧郁是美。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