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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1993年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9月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4月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1年1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12月22日，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在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前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张胜友的改革思路很新潮，甚至将足球赛制引进单位的人事改革中来，他先将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A。为了给编辑人员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他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把它们变成相应并列的编辑室，允许编辑放手开发各个文学门类的图书，这样既便于公平竞争，又可以使编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他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涌现出了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一家大型专业性文学出版集团。
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建国的前夕，《光明日报》诞生了。《光明日报》初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就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1957年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4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此报的顺序号从创刊第一号“号”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区别于其他某些报纸“期”的称谓。此报当时的零售价为旧币制20元，后升至200元一份。当时《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2号，编辑、印刷厂在石驸马大街90号，报社社长未署名，当时报社设有8个部处组，分别有联系电话。 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王晨，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个人经历：1969—1970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1970—1973年 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1973—1974年 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1974—1979年 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1984年 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1984—1984年 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1984—1986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1986—1995年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5—2000年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00—2001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1—2001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2002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2003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3—2006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3]2008—2013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2013—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适之胡愈之1．生卒年、名字、籍贯：胡适之（1891-1962）：即胡适，原名洪骍，小字嗣穈，字适之。原籍安徽绩溪，生于上海。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2．身份：胡适之：现代史文化名人，哲学家、文学史家、作家。胡愈之：现代史文化名人，政治活动家，新闻家。3．解放前职务：胡适之：北大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愈之：政治活动家，新闻出版人，主编《生活周刊》、《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半月国际》、《国际新闻》等。4．政治倾向：胡适之：早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后为国民党官员。胡愈之：亲共。5．解放后任职：胡适之：1949年移居美国，后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愈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民盟第五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6．著作：胡适之：著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胡适作品集》等。胡愈之：著有《莫斯科印象记》、《国际法庭》、《东方寓言集》等。7．曾就读的学校：胡适之：1910年赴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农科和文、史、哲学，师从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胡愈之： 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8．解放前简历：胡适之：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竟生旬报》。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唐宋思想史等课程。在留学期间，便投稿《新青年》，首先倡导白话文，主张进行文学革新。回国后，参加编辑《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22年离开《新青年》，主办《努力周报》。 “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主张“西化”。193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回国后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胡愈之：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任编辑。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7年4月13日与郑振铎等联合发表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抗议信，次年流亡法国。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1931年回国。曾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半月国际》主编。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处长。武汉沦陷后，到桂林与范长江创办《国际新闻》社，并创办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新加坡与陈嘉庚创办《南任日报》。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1948年经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杨西光（1915～1989） 安徽芜湖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 历任中共福建省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主持修改并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 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8月31日，他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1982-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1993年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9月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4月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1年1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12月22日，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在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前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张胜友的改革思路很新潮，甚至将足球赛制引进单位的人事改革中来，他先将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A。为了给编辑人员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他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把它们变成相应并列的编辑室，允许编辑放手开发各个文学门类的图书，这样既便于公平竞争，又可以使编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他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涌现出了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一家大型专业性文学出版集团。
1、何炅
何炅从1997年开始主持的《快乐大本营》到现在都是非常火爆的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连续播了21年的综艺也给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现在没有一档综艺能像《快乐大本营》这样有耐心和创造性的给人们带来快乐了。
2、杨澜
唯一可以和何炅一较高下的应该是杨澜了，杨澜真是巾帼英雄，谁说女子不如男，说的应该就是她，离开央视的杨澜也有了自己的商业世界，家庭和生活兼顾，而且口碑也不错，财富值也有，不输何炅。
3、陈鲁豫
1993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去了央视，但是1996年离开了央视进入凤凰卫视，后来凤凰卫视为她量身打造了访谈类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2017年开始担任东南卫视《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第二季主持人和总监制。
说起央视离职主持人，也许你会想到李咏、崔永元、沈冰、白燕升等，他们曾都是央视名嘴，外界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他们的离职有各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也有各自的理想和抱负。然而，还有很多在央视工作的人，他们都是最牛央视离职主持人，现在，两个成了亿万富翁，一个当了市委书记。
和晶，1969年生于新疆，也许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可在十几年前却是家喻户晓。一开始她是在上海电视台从事主持人工作，凭借《有话大家说》这一个栏目曾获得过“金话筒”的银奖，后来主持的《实话实说》非常受观众的欢迎，但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大受欢迎的节目，被调入做幕后工作，自从2012她和央视的合同到期后，她再也没有续约，选择下海经商。在幕后工作的那几年，她学习了很多文化产业的项目，于是离职之后就创办了个人文化传媒公司，但谁也想不到，短短两三年时间，她就把一家传媒公司成功转型成科技公司，而她就是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一跃成为了亿万富翁。如今她创办的“一度蜜”，市场估值5个亿！
说到杨澜，大家肯定很熟悉了，她的记者名声，早已远播海外。其实，杨澜在央视工作只有4年。她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是在留学深造回来后成为凤凰卫视的记者，走遍了全球，采访了数不清的大人物。她不光是一名主持人，同时她还是一位媒体人，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有她一手创办的阳光媒体获得巨大的成功，她在主持生涯的成就也不容小观，曾获得过“金话筒奖”，由他主持的《杨澜访谈》最为人熟知，直到2014年，就已经采访过全球超过7百位知名人士，所有杨澜在全球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由于打开了知名度，累积了众多人脉，杨澜开始自己创业，丰满的见识和阅历，让杨澜看到了很多商机。她在1999年独自创立了阳光文化影视公司，如今的她坐拥70亿巨资，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
提到张政，可能新生代的一辈不太熟悉，但是对老一辈的人来讲，对他是非常熟悉了，1966年生于黑龙江，1987年加入央视的大家庭里，前后在央视里服务了14年，不过，在2004年的时候，张政升了官，成了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团长。之后，前途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表现，他开启了疯狂的晋升模式，从一个小小的主持人，成为贵州省黔西南州委书记，成就了一番大事业。2009年至2017年，张政干了8年正厅级市委书记。6月份，升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张政离开央视，并非刻意的离职，也许他的梦想就是要当上市委书记。
你可以翻开他的履历表，你就能得到答案。一个博士去了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从新疆到贵州十万大山深处，就是一个普通官员普通的博士型官员，把这些做完了，也能在60岁以前爬到省部级干部
光明日报社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宣部管理，所以，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是副部级的。
1982年7月在光明日报社工作；1984年2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第二版副主编；198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助理；1989年3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1994年3月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199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助理；1998年任光明日报编委；2000年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个人简介 梁衡：山西霍州人。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 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特别是历史名人的写作，《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红色经典》、《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 《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有《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多篇散文入选中等学校课本。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文学自由谈》、《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 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近年《海思》也被选入鄂教版语文中学教材。 评赏梁衡的散文《夏感》 《夏感》选自《梁衡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 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渲泄吧；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若过江之鲫。 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酽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阙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 *** 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的作品)——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手倦抛书午梦长”(蔡确)——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这间的黄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而他在这篇作品中所创造的清隽境界、丰厚含茹和高致的美，他的英华吐纳的娟秀语言，更令人由衷叹服。 《夏感》确实够得上是当代散文中一篇难得的精品。 二 《夏感》一开始，作者这样写道：“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 好象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了一样，山坡上的芊芊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在这里，朴实得有点稚拙的“一锅冷水”的比喻，新鲜的活脱脱的“密密厚发”的拟人，巧妙精当的“黛色长墙”的词汇选择，作者仿佛在进行俯视式扫描一般，寥寥几个镜头，就勾勒出夏景的宏观。 而“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一句，则宛然上述一组镜头的画外音乐。 这儿的“烦”，显示着夏的热力，却绝没有沉闷的心迹；传达着夏的喧闹，毫无燥乱的踪影。 悠悠溢出树间的声声长鸣，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烘托着一种“蝉噪林逾静”的氛围，也更加表现出夏日大地的充实、厚重和沉稳。 于是，在声色互补、虚实交融之中，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 接着，作者摆平视角，镜头下移，好象在纵目远眺这广袤的原野似的，望着翻滚的麦浪“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象海浪在涌着一艘艘的舰船。”这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已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还原，而是一种意化了的风物，是外在客体在作者心灵屏幕上的闪烁；或者说，是折射着作者情感光束的时代投影。 然后，一阵浮动着的热风，“飘过田野”，似乎是给远眺的作者、也似乎是给读者吹送来“已熟透了的麦香”。 这一笔点染，不仅恰到好处也恰如锦上添花。 正如前面蝉鸣的烘托体现为一种声与色的交融一样，这儿的点染则体现为一种色与香的谐和。 如果说，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那么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昭示生活的丰腴和饱满。 作者就是在如此详尽地进行了铺垫之后，从容不迫地把他的笔触导向文章意蕴的致力点——“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 这才是作者自己的夏感，这才是作者自己所发现、所体认、所慧识的独到的夏感。 从这里，作者又仿佛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段精妙的议论：“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为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 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这一段议论，构句独树一帜，用语别开生面，排比对偶驾轻就熟，在古色古香中显现着一种难得的理趣，即一种优美的情趣与深沉的意理相结合而滋生的抒情美感。 这一段议论，对前面之意蕴致力点，是发生，是拓进，是引深；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所发现、体认、慧识的夏的质性的一种哲人式抽象与鞭辟入里的诠释。 那么，这种质性意味着什么?作者很快就一语道破了。 原来，“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 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三 梁衡同志赞美的夏，是麦浪翻滚、麦香吹送的夏，是“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的夏。 这是何方之夏?显然，作者的注目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那段精妙的议论后，他这样写道：“你看，麦子刚刚割过，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梁、玉米，那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这时，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这里，作者的视角好象在渐渐拉近，镜头也从宏大转入精微。 于是，一个一个机趣盎然的大特写跃入了我们的眼帘。 一个“挑”字，让我们几乎感到了棉苗均匀有力的喘息；一个“举”字，让我们差不多感到了高粱玉米摇头晃脑的欢悦；一个“匍匐”中，我们同样感到了瓜秧的腰肢抖动，蜿蜒蛇行。 它们仿佛都在紧紧抓住这美好的年华大显身手，不舍昼夜地向着自我的完善和神圣的奉献而奋勇“冲刺”。 一句话，出神入化的描绘让我们从这些夏的宠儿身上，感到了人的丰采，人的气度，人的灵秀。 福楼拜曾经说过：“不论描写什么事物，唯有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 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非找到这个词不可，而绝不能为了逃避困难，用差不多的词句敷衍了事。”梁衡同志的这一段文字，精雕细刻，丰姿绰约，作者之惨淡用心昭然，同时也是对福楼拜的“一词说”的生动实践。 这段文字，不仅构成全文意境的有力依托，而且也成为以金色为基调的夏的主体形象的丰满和强化。 审视作者所描绘的一切，我们恐怕很难想到那稻谷飘香的锦绣江南，也恐怕很难想到那牧草连云的苍茫塞外。 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应该是那雄浑壮阔的黄河流域了——那八百里秦川，那三晋高原以及那横踞冀鲁豫的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 是的，正是这凝重厚实的黄土地，哺育了我们的民族，润泽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而作者本人也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并多年驻节于斯。 所以，他把黄土地之夏，作为自己纵情礼赞的典型观照物，就不仅有其熟悉生活的意味在，且也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形而上的寓义在。 四 当然，《夏感》的作者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里，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人。 夏日里生命在交替，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冲刺”，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固然有大自然永恒代序的机制，但不可不论的是，自从人类参与其间后，它多半已成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 人，是夏的色彩的真正涂染者；也正是人，拨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 “田间那些挥镰的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只是想着快割，快割；麦子上场了，又想着快打，快打。”“麦子打完了，该松一口气了，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浇水。”这一段文字，作者似乎只是漫不经心，信笔写来，与前面一丝不苟的刻镂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差距，表面看甚至给人一种拙讷浅陋之感。 其实，白描的语言形式正契合着质朴的内容，如果把一连串形容词堆在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也许形成的倒是一种美的造作。 所以，作者此处的不施铅华，实在也是合情合理之笔。 那么，作品的艺术濡染力如何强化呢?梁衡同志所运用的妙着是——细节。 “他们早起晚睡亦够苦了，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可是起风了；看看窗外，天空可是遮上了云。”这几个细节，与上述快割快打快追肥浇水之类在叙述特色上一脉相承，构成了该段文字恬淡平实的整体风格。 这几个细节，乍一看似乎有点司空见惯，品嚼再三，就象使人感到它独有的韵味。 “听听窗纸”，“看看窗外”，在夏的紧张旋律的侧写，是夏的快节奏，也是作者运用间接表现手法推出的心理镜头。 它，外化了“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的款款心曲，使我们在想象的空间看到了他们急切的目光、企盼丰收的焦灼以及与夏的律动所共鸣的人的感情律动。 在几个细节，极其平易而又极易其传神，明丽天然而又活灵活现，用“看似平常最奇崛”来形容它，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可以说，如果换一个其他细节取而代之，作品的魅力就会大大削弱。 有趣的是，梁衡同志的《夏感》，全文正好六百六十六字。 这在今天，恐怕是难得的短文了。 然而，梁衡同志却凭借这为数不多的文字，构筑起如此精美的世界。 它，使我们想到玲珑的雅雕、小巧的盆景，想到一方素绢，一块碧玉、一泓清澈的小溪、一簇秀丽的山花。 过去评价散文之美，有所谓“人生宝、智慧宝、美丽宝”一说，而“六六”，在我们民族习惯中，向有和顺、如意、吉祥之意谐意。 《夏感》正是这样一篇三宝兼具蕴藉着和顺、如意、吉祥美好的意愿！ 《夏感》选自《梁衡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这场讨论也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主要作者、时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回忆，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1977年7月底，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在病榻前陪床的几天里，胡福明一气呵成完成了近八千字的初稿，题目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月初，胡福明把文章寄给了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
此后，文章又经过多人多轮的修改和审定，在发表前，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标题中加入了“唯一”二字，这篇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就此诞生。
简单的说就是1966~1976年的文革以后,人们要求对"文革"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了反对这个错误方针,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韩小蕙女士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高级编辑、著名作家。尽管她的这个“身份”是新闻界、文学界众所周知的，我仍然要在文章开头标明，因为我希望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可能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的人们都能够认识她，了解她，感知她，热爱她——在多少人忘却崇高，鄙视信仰，失去追求时，韩小蕙以她柔弱的双肩、手中的笔，始终坚持职业操守，坚持文人的良知，坚持人生真善美情怀。而且贵在“始终”，这是多么难得啊！不久前，韩小蕙获得了第六届韬奋新闻奖，这是她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后，新闻界又给予她的肯定和崇高荣誉，她是当之无愧的！(一) 新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那里是书籍的宝库，是知识的圣殿，集中了无数人类的智慧的精华，她不仅是美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各国知识界文化人向往的地方。不要说在那发表演讲，即便是浏览一番、一睹她的丰采，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中美两国已经建交多年，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和频繁，但在 2003年9月20日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站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坛。台湾被联合国逐出后，在政治上难与大陆抗衡，就极力打出“文化牌”，多次妄图挤进该馆，但他们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空叹。2003年9月20日，中国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空白”被一位女性打破了——她就是作家和记者韩小蕙。这一天，由韩小蕙主编的《美国新生活方式丛书》经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被邀请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首发式。这是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美欧以及全世界的汉字出版物首次进入该馆举行的活动，实现了华人零的突破。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第一人，韩小蕙向听众发表了题为《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的演讲。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在20分钟的时间里，在那金碧辉煌的大厅，回荡着韩小蕙舒缓而有节奏感的声音，传递着亲切而富有激情的语句，她借助文学的感染力，从世界大家庭讲到中美关系，从华人登陆美国150年的奋斗史，讲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从个人、家庭的生活，讲到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互动，声情并茂，娓娓道来。当最后一句“谢谢大家！”刚一结束，全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听众们原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编辑只会讲官话、套话，只会讲毫无个人色彩的“外交辞令”，没想到通篇演讲如此文学而个性化，具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令他们惊奇和感动！演讲一结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化伟博士就走上讲台，激动地说：“我现在知道谁是老师了！”中国大使馆公使街参赞刘川生说：“讲演实在是太好了！感谢你为中国大陆争了光！我们多年跟台湾当局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斗不过我们，就老是打文化牌，也拼命想往这里挤。现在，我们终于战胜了他们。”回国后，韩小蕙《且听他们的慷慨悲歌》讲演词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迅速被《美文》、《散文选刊》以及美国华人爱国刊物《彼岸》等多家报刊转载，被中国散文学会向会员推荐，还被选入《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一书，在新闻界和文学界产生极大反响，认为这是一篇爱国主义的宣言，同时又视角独特，富有文采，具有打动人心的美学魅力，既能让美国读者接受，又不失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立场。(二) “文荟”聚集起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学人“文荟”是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1991年创办，后来取代了该报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东风”副刊。多年来一直由韩小蕙担任主编。其间，人手不够时，就她一个人干，既是主编，也是编辑。在全国数不清的大小报纸中，栏目繁多，内容眼花缭乱，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越来越难有文学副刊的立足之地，文学越来越被冷落在一边。在屈指可数的几家文学副刊中，“文荟”是迄今仍然最活跃、最“文学”的副刊之一，早己成为作家、学者和仍然热爱文学的人们喜爱的版面，是他们展示新作、一吐心声的阵地，是他们须臾难离的精神家园。为了做一个称职的副刊编辑，不辱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影响，韩小蕙真是殚精竭虑甚至可说是在玩命。副刊发表的文体以散文为主，韩小蕙过去钟情小说创作，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她是很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为了适应版面需要，取得与作家们对话的地位与资格，为了约到和编发一流的作品，她放弃了个人的小说创作，开始写起散文。这是她的初衷，孰料，日后却成就了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要有稿件就要有“资源”，韩小蕙从“一无所有”做起，她采访了北京乃至全国上千位知名作家学者，并熟读他们的作品，逐步使自己成了一部活的“当代作家词典”。韩小蕙对待每一篇稿件都像对自己的文章一样字斟句酌，直至达到最满意的程度。著名随笔大家谷林先生曾有一篇《乱翻书》，韩小蕙给改成了《闲翻书》，一“乱”一“闲”，浮躁之气顿清，作者大喜，专门致信感谢，称她为“一字师”。韩小蕙还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想方设法扩大散文作者队伍。著名作家李国文原来只写小说，韩小蕙拉他写了第一篇散文《卖书记》，竟使他放弃小说转向散文，成为今日的随笔大家。为此李国文先生戏说“是韩小蕙教我的散文”，“我是被韩小蕙培养的散文新星”。韩小蕙利用“文荟”这块阵地，创意、设计了一系列活动，都取得了骄人成绩。除行业报纸外，她在全国大报副刊最早推出“人类与自然”环保栏目。她曾发起“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活动，发动全国的学者巨擘们拿起这把触及灵魂的钥匙，打开了久锁的心扉。韩小蕙至今记得，她给季羡林先生的约稿信寄出3天以后就接到了厚厚的四千多字的稿件，题目就叫“赋得永久的悔”。面对当时就已是八十几岁老人一天之内写下的宝贵文字，韩小蕙感动不已;季先生随稿件信笺“出到人心里去了” 的夸赞，更给了她极大鼓舞。后来季羡林先生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就用了这文章题目作为书名。从此，季老与韩小蕙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任与友谊。老人是全国各家媒体都在追踪的大师，他的稿件实在是难得。但只要是韩小蕙约稿，季羡林先生总是会给她写。多少年来，不少人难以理解韩小蕙有什么“魔力”——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大师和名家写稿，能想要谁的稿有谁的稿，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他们哪里知道，韩小蕙背后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和汗水，这种“回报”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她所做的一切感动了“上帝”！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曾在一次工作会上说：“我不知道光明日报的韩小蕙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建议大家去看看她办的副刊，研究一下她的经验。”而韩小蕙自己总结说：“我把当编辑看成是修筑金字塔 ——基座是人生，需要用吃苦耐劳、敬业献身的砖石结结实实地垒砌，此以人品取胜；中腰是文学，需要借助缪斯女神邀八方神圣共同打制，此以情商取胜；塔顶是哲学，需要修炼大智慧才能到达凌绝之顶，此以天分取胜。成功的编辑=7分实干+2分才能+1分天分”。韩小蕙的总结是真诚的，正是这一切，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臧克家、周汝昌、冯亦代、叶君健、冯至、荒煤、吴冠中、李国文、王蒙、邵燕祥、陆文夫、林斤澜、汪曾祺、叶楠、从维熙、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唐敏、刘心武、张洁、陈祖芬……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才团结在她的周围，成为她的铁杆支持者，为“文荟”增色，为“文荟”壮威，由此形成了“文荟”在全国报纸副刊中的地位！(三) 用“心”写作，在新闻和文学中驰骋韩小蕙是个尽心竭力的好编辑，但她内心深处是期望当个社会时政记者，以更好地实现她的人生目标：“我要求自己在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个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己的倾吐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拥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韩小蕙毕竟是文化记者，她的目光更多地关注文坛，一再写出引领文坛局势的重头新闻。1990年，当纪实文学方兴未艾，“地摊文学”如火如荼，她就从种种现象中观察到散文潮正在悄悄涌动，最早发现了散文创作升温的态势，写出长篇综述《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向世人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的年代”，该文为文学界、出版界传递了信息，直接推动了全国散文创作和出版热潮。以后每年一篇，韩小蕙对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性述评，以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独特写法论述她的发现，逐渐成为散文界的风向标。上个世纪末，她发表了长篇理论力作《中国散文的八个问题》，再次震动文坛，最终荣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韩小蕙的散文研究和报道被写入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在新闻人中是十分罕见的。韩小蕙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密切关注着文化环境，以犀利的笔锋涤荡着污浊。针对文学的低俗化，她最早写出《女性隐私文学悄然涌动》和《文学呼唤崇高》；针对一些作家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她顶住压力，屡次大声疾呼现实主义创作回归；针对全国纷纷削减文学副刊，她及时诘问《文学副刊缘何日渐清瘦》，此文受到中宣部重视，后委托新华社召开行业会议专题研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韩小蕙在干好编辑、记者工作之余，开始了至今已持续20年的散文创作。她将对人生的体验，心灵的感悟，命运的思考，历史的审视，社会的批判，都统统化作了散文语言，凝聚在一篇篇散文中，她的《悠悠心会》、《有话对你说》、《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问书》、《在兵马俑前的沉思》、《苏州街涅盘 》、《蒲甘落日》、《钻石并不恒久》……一篇篇有影响、被读者所喜爱的散文相继问世，不少作品被收入各种选刊、年度选本和各种散文选本，散文辞典，成为当代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韩小蕙的散文成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尊重，她的文学地位也得到公认。“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奖”一共只评了包括张洁、铁凝在内的30人，只有3位散文家获奖，韩小蕙是其中之一。“冰心散文理论奖”8名获奖者中7人是男性、大学教授、评论家，韩小蕙又是仅有的1名女性散文家。多部《中国当代散文史》为她开辟了专门章节，给以很高评价。臧克家、季羡林、张中行、王蒙、张洁、贾平凹，张颐武等学者、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给韩小蕙以很高的评价和赞誉。如今，韩小蕙已出版了45部文学书籍，基本都是散文集，她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格审查专家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长年特聘《中国散文年度选》主编，还有其他社会职务。韩小蕙始终保持着朴素健康开朗的心境，面对荣誉、地位、利益和各种诱惑，她看得淡如风影。她惟一看重的是手中的笔，透过那笔锋，流出的是她的责任，她的良知，她的道义，她的智慧，她挥洒自如地舞动着新闻和文学双刃剑，呼唤着真善美，鞭挞着假恶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人心如何幻化，潮起潮落时，站在潮头有永远直面人生的韩小蕙！(四) 柔弱的外表包裹着一颗坚强的灵魂这些年来，韩小蕙一面是在新闻和文学领域纵横驰骋，一面是她的人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经受过精神的、肉体的煎熬。对于一位感情十分丰富敏感的知识女性而言，这就更为残酷！韩小蕙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由于精神的高下、思想的距离、追求的差异，不能不产生裂痕，在难以修补的情况下，她不得已选择分手。十几年前，一处房子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福利分房”时代，纵使你腰缠万贯，如果“单位”无房，也难觅栖身之地。但韩小蕙把房子留给了前夫。她领着幼女在深冬的寒风中挤进了父母家！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年轻妈妈还带着一个女儿！这需要怎样的大度，怎样的牺牲，怎样的坚强才能做到！每次我读韩小蕙当年写下的《无家可归》，都为她当年的处境而心酸，也会对她心怀的宽广而敬佩： “我拉着女儿的小手，在大街上流浪……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一套房子……女儿张开小手，搂住我的脖子，乖乖地靠在她的‘家’上，有我在，她就感到安全，感到温暖，感到甜蜜，感到幸福。我就是她的房子，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以为她除去病灾，可以为她赶走黑暗的压迫和坏人的欺辱，可以为她创造一个人文意义上最温馨的家，可我们的家在哪呢？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精神家园！”这就是韩小蕙！这些年，她独自把女儿培养成人，当年随妈妈“流浪”的小女，如今在英国著名学府深造。面对女儿今天的“辉煌”，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单身女人，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啊！2000年夏，一场大病突然降临到韩小蕙头上，这不啻晴天霹雳！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时全被打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冷静梳理自己的思绪，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场灾难，积极配合治疗，很快迈过了鬼门关。她仅仅休息了半年，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依如过去，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马虎，从没产生过很多人大病后的“顿悟”。但她毕竟是患过大病的人，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就上班，一次竟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她爬起后，面对大家的关切，依然是“没事，没事” 。2003年“非典”时期，她又一次面临生死的考验。中医、西医都给她开了3个月的假条，警告她不可出门：“你是免疫力低下者，白血球又偏低，要是感染上必死无疑！”可是当她听说年轻编辑不来了，副刊面临停刊的命运时，就冒着“死了就死了”的决心，戴着口罩，骑自行车上班，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千方百计组织抗非典的一线报告文学和诗歌，一如既往地美化版面，使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大受感动，特意在大样上批示：“这不是凑合的版面，版式也是精心设计的”。回望韩小蕙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是坚实和令人感动的，文坛因为有了她，多了一份绚烂的色彩，多了一份骄傲的资本，多了一份人生的范例！
蔡顺华，笔名东方牧，著名演讲家、演讲活动家、中国六大演讲家之一、散文作家;中国演讲协会副会长、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金口才教育中心演讲教授，多所著名高校客座教授，语文特级教师，《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人物，全国演讲大赛评委，中国当代演讲事业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春晖》杂志执行主编，《演讲与口才》杂志原常务副主编。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7月31日登上《光明日报》全国优秀知识分子光荣榜，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国家人民教师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