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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毕业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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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分析了中古志怪小说到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演进特点:现实性渐强,青楼色彩的渐趋浓厚刊名：: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 2001.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998
古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时代特点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
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
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
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
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
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
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
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
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
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
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
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
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
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
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
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
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
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
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
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
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
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
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目前状况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
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
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
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
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
人物以朱砂粉白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
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
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
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
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
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
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
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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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巾.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J].跨世纪..
论林黛玉的矜持及其文化意蕴 摘要：林黛玉在《红楼梦》描绘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具时代的典型意义，她作为封建末世的古典女性，虽有着一定的追求自由的叛逆意识，但同时也潜藏着封建礼教的阴影，这种阴影在“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林黛玉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矜持。她的矜持具有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它是美学的、伦理道德的、历史的、心理的。关键词：《红楼梦》；林黛玉；矜持；文化艺术内涵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形象，她生活在封建末世，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古典美女，她为恋爱而生，为恋爱而死，孤傲任性等等，这些都是历来评论家们对她的艺术概括。然而在这个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身上，似乎还潜藏着一股暗流，那就是封建礼教逼迫而成的淑女风度，这种风度便是林黛玉的矜持。本文将从各种角度分析林黛玉在爱情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矜持，揭示其丰富而又深刻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艺术内涵。 一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草的化身，她具有天然的灵性，而赤霞宫神瑛侍者用甘露对她的灌溉，使她的一生饱含爱的诗情。她为爱而生，却又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无法选择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她经历了一场爱情劫难之后，带着她未了的爱而魂归离恨天。正如蒋和森先生所说：“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1]爱情，是林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至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与贾宝玉同气相求，互为知己。青梅竹马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一片真情，他把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忧愁病痛放在心上，对她在意下心，呵护唯谨。他也是真正关心和了解林黛玉的人，他不仅知疼知热，护短争长，还深知黛玉的心思，懂得她诗中、话中甚至形体语言中包含的深义，他是黛玉的知心、知己和知音。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但黛玉却并未因此而真正幸福，她不得不在自由的恋爱中诚惶诚恐，坚守着一条心理防线，直到她生命结束。因此，在恋爱中，不管是初恋阶段还是热恋阶段，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文本有关于宝黛爱情的情节中就有许多例子，每个例子都蕴含着作者别有用心的深意，是人物在各个生活场面展现出矜持的实证。第一，宝黛共读《西厢记》。文中描写，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这里，曹雪芹的才子之笔用了极精当的词语把一个贵族少女那种娇羞嗔怒的神态语言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笔墨并不是白费的，曹雪芹的妙笔是要展示林黛玉矜持而动人的一面。第二，凤姐打趣，宝玉失态。在二十五回有这样的描写，凤姐对黛玉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这是一处。另一处是，“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这种描写看似细微却不难看出曹雪芹的苦心，林黛玉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描写中丰满起来的，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流露，她的表现极其细微含蓄，不细心的人是很难描写出这种心理变化的。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细腻之笔。第三，探黛玉，比鸳鸯。二十六回，宝玉去探黛玉，黛玉在午休中说了一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好被宝玉听到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接下来便是宝玉的言语造次了。他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在这个例子中，也许很多人都会替宝玉感到无辜，可以讲，他的言辞是一种进入“忘我”境界的自然流露，他那么爱黛玉，疼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取笑之心呢？这只不过是黛玉自尊而害羞心理在作怪，使她一次次为维护其淑女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矜持。宝玉的意思，黛玉是愿意接受的；她不能接受的是宝玉的表达方式。一个大家闺秀，不能随便让一个异性开玩笑，尤其不能让一个异性用轻佻的口吻称之为配偶。传统强调明媒正娶，所谓明媒正娶，即旨在以仪式的庄重性提高女性的身份和婚姻的严肃性。可以看出黛玉对身份是很看重的。第四，吵架过后有关宝黛的各个场面。在宝黛最大的一次吵架之后，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两个人在那里流泪时，因宝玉忘了带手帕，黛玉摔了手帕给他，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还是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一个例子最能证明黛玉的矜持，本来两个人和好了，黛玉摔手帕给他，这本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情人之间的爱的表示，而宝玉拉她的手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更进一步的亲昵，但黛玉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骂宝玉涎皮赖脸的不懂道理，其实她这里的“道理”就是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可以说，这是黛玉第一次采取了自觉意识的语言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矜持的淑女形象。她的矜持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也有个成长过程，长大了就没有小时那种亲密，这是女孩自觉意识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化。同时他们的爱情也渐趋成熟，黛玉的矜持也表明她越来越矛盾和痛苦。正像王昆仑所讲：“越当爱情需要发展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封建礼教束缚的严紧，因此使这姑娘表现出爱悦的反面。……宝黛之间开始了内心与行迹两方相矛盾的痛苦了。”[2]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在人前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这时她所惊者乃宝玉在人前称扬于她，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再有就是宝玉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她后来又因自己的话而后悔，看到宝玉急得一脸汗，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这是何等的矛盾！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黛玉去看他时，知道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就要走，她怕被看到她因为哭泣而肿得像桃儿一样的眼睛，怕别人取笑她。第四十五回，黛玉因为自己说了“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这句话的未忖度而后悔，羞的脸飞红。等等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说明黛玉内心深处的那一方不可侵犯的领土，那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都有的道德意念，林黛玉也有，在这一方土地上她用自己的尊严搭建起一座城堡，里面就住着她的矜持。综上所有的例子，可以看到黛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矜持，不是脸红就是生气，不是着急跺脚就是流泪。然而这些无意识的动作表情只能说明林黛玉的纯真直率。她叛逆，但她也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也是个大家闺秀，在她的骨子里这种烙印是去不掉的，只是她比其他女子表现得较为自然而耐人寻味而已。这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他塑造了一个更完美的古典美女，让她更真实地体现时代的内容。用红学家的话来概括为：“这一艺术形象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3]林黛玉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矜持，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她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女性美的体现，但林黛玉的这种美却是在矛盾中体现的，她敢于冲破一些禁忌和宝玉自由恋爱，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确实令人心动而怜爱。她的这种矜持给她增添了许多女性阴柔美的韵味。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有其矜持，例如宝钗，但她的矜持是对封建礼教的绝对遵从，是与封建势力水乳交融的一个淑女形象，她总体上端庄稳重，却没有少女纯真的性情，像封建社会铸造出来的木偶一样，很骄矜，造作。林黛玉总体上却是天然去雕琢的纯真美，在她可爱的叛逆中时而无意识地表露出她的矜持，这种矜持是在矛盾中产生的，那些例子证明，她在渴望宝玉的表白与害怕中挣扎，种种矜持是她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无意识体现。尽管说她的矜持是必要的，但也使她在爱情中失去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悲剧。这也是王昆仑先生所说的宝黛恋爱的深刻和特殊之处，“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在特殊环境的规定之下，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严石重压下的激流，浓云包围中的暗月；具体说，他们只能有无声的渴望，过敏的猜疑和浪费的争吵，而不能有现代人的明朗通畅。”[4]这就是那个时代必要的矜持。在爱情中，林黛玉是矜持到底的，她最后毅然地绝粒，以求速死来对那个阴冷而潮湿的社会作最高形式的抗议，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最矜持的一种抗议。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黛玉在与宝玉的接触中也有很多不避嫌的地方，像第十九回中就写到有一天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宝玉将黛玉唤醒，和黛玉歪着说话儿，乃至宝玉将两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关系还只是处于朦胧中的初恋阶段，他们这种亲密是一种自由活泼的接触。他们自小就被贾母安排住在一起，青梅竹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自小与别人不同，像第二十七回宝钗的想法所暗示的那样：“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在长辈们的眼里，那时的他们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兄妹，他们并没有拿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行为，基于此，宝黛之间自然就有较多的自由恋爱空间，也就有了较多的不避嫌之处。然而，如上文所述，黛玉的矜持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当她越接近当时一般女子的结婚年龄时，她的矜持就日益凸现了，上述例子已证明。但如第五十四回中写到的这种例子，即贾母命宝玉为姐妹们斟酒并要求他们都要饮干，而宝玉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这一不避嫌的举措应是她性格中任性反抗的一面，这一面我们并未否认，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她骨子里尚存的矜持。若深入体味，这应是她与宝玉之间一个默契的地方，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只能说明他们的情意之深。二从传统文化的审美艺术角度来看，以矜持端庄、温文尔雅为特征的女性美观念是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塑造理想女性形象时的自觉意识。到曹雪芹的笔下，尽管有所突破，但还不彻底，因此林黛玉的矜持是曹雪芹在塑造时抹不去的传统女性美观念意识驱动下的一个投影。从美学上来分析，这个投影是优美而可贵的，不仅是一种神韵美，也是一种情态美。但不管是文化层面还是美学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相联系的，因为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展示的多方面的美学内蕴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对女性德、容、言、功的要求密不可分。作为小说家，其创作心理必然带有时代性，曹雪芹生活在清代，清代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氛围难免会影响他的思想，进而影响他所创作的人物。就他对女性美观念这一思想意识而言，发展到清代，在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必然带有其时代的审美准则。综观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历史上开始对女性行为规范，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规定，所贯穿的思想：一是男女有别，一是男尊女卑。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就包含着许多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容。像孟子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赞同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而对某些不得不“相授”的行为，则提出了“礼”与“权”的行为准则。像这类例子的著述还有很多，总之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基本上是轻视的、贬低的。秦汉时代，国家开始以法令的形式推行礼教。就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而言，强化了女性的“贞”的意识。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女教书，这就是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在这些传统的集体意识的熏染下，随着社会对女性“德行”的关注，特别是女教书的流播，明清时代逐渐形成了女性美的另一传统，即注重品德修养，强调内在气质与外在举止相统一，以端庄、文雅、谦和、含蓄为外在特征，以深切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内在特征的女性美传统。这种女性美的标准渐渐地就演绎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致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女性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曹雪芹毫无例外地也以这一模式去构造他的人物形象，像宝钗、李纨，她们都是端庄谦和的典型，而黛玉，则是作者力图突破固有的审美模式但有所保留的叛逆女性，事实已证明黛玉也是那一时代的一个淑女，是一个独特的古典淑女，前面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林黛玉她矜持含蓄的一面。曹雪芹保留了这一面必要而能体现女性优美的旗帜。黛玉的美正如一评论所言：“她全然是浸透着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精神传统的优美形象，是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杰出诗人所熏陶出来的有着浓郁诗人气质的少女，是一个相当诗化了的清气逼人的人物，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韵美，有着惊世骇俗的独特风采。”“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物，显示了一种综合美，既不缺乏女子所特有的温柔，缠绵，更有着一般女子所难具有的某些似乎只属于男子的可贵品质。”[5] 另外，林黛玉在爱情中的娇嗔矜持，实际上也是对宝玉爱极了的表现，是“情重愈斟情”，是“求全之毁”。她的平等观念使她决不容许宝玉不专情于她，而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又不敢正面表白爱情，所以只得以或哭或恼的方式去进行试探，同时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正好表现了女子所特有的情态美，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第八回回前所评点：“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西方美学重视空间感，中国美学则重视生命感，表现在东方艺术非常着重“灵”而排斥“肉”的诱惑，中国艺术不管其内容所反映是什么，都有一个“灵”在跳跃，中国人对人的评价，向来注重的是气质、风度、人格、教养等。林黛玉的矜持正体现着一种教养和人格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人格美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6]林黛玉在人格上的尊严使她一心想着宝玉，却又不明说，也不许宝玉挑明，在那里一味相思，埋怨伤心，生病。这即是其内在气质与外在特征的糅合体现。可以说，人品的外表神态和内在素质的一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三《红楼梦》写了宝黛爱情，但不仅仅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为的是写使他们爱情一波三折的背后东西，曹雪芹刻画林黛玉的矜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其古典含蓄美，为的也是写使她矜持背后的社会内容。曹雪芹结合清朝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来塑造贵族少女林黛玉的形象是反映现实的。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映着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林黛玉之所以矜持，用蒋和森的话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7]那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层岩”呢？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矜持”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最动人之处和文本的精粹所在。《红楼梦》孕育和诞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号称极盛的康、雍、乾时期，是封建中国最后一度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歌舞升平，政局稳定，而骨子里却充溢着沉积已久的历史苦闷和难以界说的种种骚动。古老的封建中国在政治伦理中心和宗法小农经济的控制下，已绵延了两千年，时日既久，生机渐衰，为在封闭的旧壳内谋求稳定的局面，无数的士人怀着“补天”的理想走完了艰难的一生：程颢、程熙、朱熹、方孝孺、张居正、黄道周……历史发展的悲剧内涵令人沉思。而明代中叶带有异质倾向的局部商品经济和个性自由的呐喊，随着明末的动荡和清兵入关，亦已萎缩成心理的潜流。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探索者陷入迷茫之中，即使有个别敏锐的士子感悟到“天”已残破难补，但却无法从历史发展的理论高度解释盛世内衰的具体内涵，无法跳出或回归、或虚无、或放纵这古老中国晚期探求者的三界五常。文学上，经过明中叶感情的高扬，易代之际发生了变化，变得历史反省的意味很浓：深沉、冷静而又感伤苦涩。《桃花扇》、《长生殿》、纳兰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风雨凄凉、人世沧桑的喟叹映现出一个阶级层共同的时代感受，那正是近于绝望的、飘零无根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悲音。①这是沉郁的历史大背景。林黛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诞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她寄托着文人士子的情怀，而就她的矜持这一点来讲，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人在追求个性自由中不定时的窒息。难以摆脱的大背景是造成这种窒息的闷气。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于是林黛玉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内心总存在着一股阻力，使她做出一些并不希望出现而又不自觉要出现的矜持，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个性生命序的深层设计。爱情，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封建统治者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伦理道德往往是和历史相结合的，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包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所有出现的深刻问题都会形成一种历史气质，历史心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历史的演变下形成的气质同样会强加于每个人，进而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例如封建社会强加于人，进而内化为当时女性自觉意识的“淑女”气质。所谓“封建淑女”，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严格的界定，即使从《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算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它的内涵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封建道德的辞典里，满足“三从四德”的要求，符合“德言工容”的标准，在“才”与“德”的关系中，又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这样的女子，是大体可以称作“封建淑女”的。虽然明清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李贽、颜元、汪中、袁枚等都曾就妇女的“节”、“礼”、“学”、“见”等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但整个社会的总体看法并未能因之改变。②黛玉身上也无疑保留了“封建淑女”的部分气质特点，但又基于个人修养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风尚，她是一个“淑女的理想化”人物形象。黛玉渴望和追求心中“美好”的真谛、纯真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传统的无形压抑，以及封建家族的重重阻挠，在无限凄苦中魂归离恨天。如果说《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导致黛玉矜持一面的大背景，那么说贾府环境则是不可忽略的具体背景。大背景笼罩着整个社会，具体的环境则是大背景的现实体现。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贾府自有一定之规，即“凭他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教来的”，“若一味地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在讲究“横竖礼体不错”的贾府，面对这条绝不含糊的硬指标，孙辈的外来客林黛玉更无特殊化的任何理由。她来到贾府之后，且不说集体无意识的驱动和特定环境的暗示，单就客观条件看，贾府也并未对她放任自流。抵达当晚，贾府就配齐了整套侍从班子，其中包括“凡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皆教之”的四位教引嬷嬷。此外，长辈平辈甚至丫环也不时指点。而大观园看似众姐妹自由的天地，但它始终是在贾府的围墙之内的，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它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拘役女儿们、使她们行动不得自由活动的牢笼，就如同龄官对提着笼中雀的贾蔷说的：“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在大观园中，林黛玉无疑是最具自我意识、最具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但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即使她借以嘲笑、挖苦他人的思想前提仍是深深依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她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于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总之，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林黛玉的矜持表现是必然的。她的..................... 参考文献： 1、[1][3][7][8][9]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林黛玉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4]王昆仑文集?林黛玉的恋爱悲剧[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8。 3、[5]蒋晓兰，论林黛玉的真与美[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4、[6]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注释： ①本处论点参阅了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7页。 ②参阅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版。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悬赏分：5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22 小时中国古代文学中古代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古代女性的地位处境以及古代妓女的形象、地位
【摘要】中国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女性的形象固定在“父唱妇随”和“三从四德”的刻板印象上。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使得明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女性的才能开始逐渐展现出来，以女性意识觉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恰如向往爱情、打破门第之念的杜丽娘、爱国忠贞的李香君等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本文将从明清社会背景、思想思潮以及明清文学等多方面，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层面。【关键词】：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是明清文学及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文学包括但不限于女性作家所创作品和以女性为题材、主题的文学作品。女性文学在明清时期的兴盛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性的角色固定在妻子、子女、母亲三者之间，并且由于思想观念束缚，女性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微不足道。明清文学推动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是缓慢而又艰难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一、明清文学女性觉醒 （一）、女性对文学创作方面的觉醒 中国自从历史朝代开辟以来，女性作家和以女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便不再少数。前有三国蔡文姬、唐代鱼玄机、宋代李清照等知名女性作家，后有唐诗描写女性形象的《清平调》、宋词歌颂女性爱情的《蝶恋花》等文学佳作。然而，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却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以明万历为分界点，王阳明心学思想传播，社会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女性意识也逐步挣脱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 女性对文学创作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创作热情浓厚，并且受到地域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女性文学聚会的现象已经发生，甚至是通过结社现象来增加女性文人之间的交流。参加统一聚会或者同一社团的女性文人，往往有着类似的思想，语言相通，出身与经历也极度相似。通过此种方式，她们的创作热情被完全激发出来，通过相互交流内心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传统舆论的指责不再是面对某一个人，她们的群体共同承担这一指责，使她们创作的勇气大增。明清时期，大家族、宗族的文学渊源深厚，家庭文化发展繁荣，在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后，更加注重家庭教育，不少具备创作才能的女性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如阳湖恽氏、阳湖庄氏。同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明清文学体裁多样化、丰富化，除诗词外，散曲、杂剧也涉猎颇丰，著名的女性文学家有明代叶小纨（杂剧作品《鸳鸯梦》）、明代马守真（杂剧作品《三生传》）、清代李欢（作品《双鱼谱》）、清代姜玉洁（作品《鉴中天》）等。 其次，女性开始为自己以及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结集、刻印。以明清为分界点，明清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的保存离不开男性文士的编选和刻印，按照传统，男性在对女性作品编排时，往往根据作者的身份地位、文辞优劣等进行排序，直至明清时期，虽然仍有众多女性文学作品由男性编选和刻印，但随着思想的解放，明清女性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她们不再满意男性的眼光，并且为了向社会大众表达自己内心心境的真实反映，她们开始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开始对女性作品进行编选。明朝著名的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摒弃了以往男性编排方式，可以称得上大相径庭，她力求展现女性的文笔心境，体现细致务实的风格。她所编选的作品集《伊人思》汇集了同一时代才华出众的十八位女性作品，令人称赞。
现代女性文学发展阶段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陈橙.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J]. 中华文化论坛, 2007,(2). [2] 邓海燕.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寻绎[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6,(2). [3]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5: 59.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查 阅更多的毕业论文致谢 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描写一个痛苦的女性为主，让人看到一个卑微，痛苦，没有自主性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莎菲生活在痛苦和无边无际的挣扎之中，有意塑造女性的软弱，不自立，也符合当时社会给女性的定位．小说通过身患肺病的莎菲写日记的方式，细致地刻画了莎菲的心理，叙述了莎菲耳闻目睹的人和事。莎菲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五四”后一些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本文从挖掘《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为前人忽视而又极富暗示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细节入手,剖析女主人公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力图揭示这篇小说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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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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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女性艺术形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妇女形象，至今，女性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
女性形象的创作在中国画中被称作“仕女画”。
早期的绘画，题材分科没有细目化，女性形象揉杂于人物画的创作中。
随着画作中女性形象日益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女性为题材的画家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在人物画科内建立起一个专门表现女性生活的分目。
尽管，画面中出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佳丽美女，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仕女画称为“美人画”。
仕女画的画家们则更是在其作品中寄托了对于“美”的向往。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美”的理想来塑造各类女性形象，而“美”的标准又因时而异，不同时代的画家都以其当时对于“美”的理解来进行创作。
因此，了解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时代特点，有助于仕女画的研究与鉴定。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
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
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
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
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
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
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
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
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
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
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
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
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
张萱、周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
周昉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
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
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
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
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昉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
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
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
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目前状况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
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昉《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
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
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
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
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
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
人物以朱砂粉白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
仇英的仕女画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
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
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
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昉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
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
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
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
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
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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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类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1 从英美经典电影分析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摘要]很多英美经典电影，都是以英美文学为蓝本进行改编的。将文字转换为银幕上的画面，这样的变化，更有利于观众对原作中角色的定位。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本文以一些经典的英美电影，对比那些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包括对爱情的执著、自我价值的追求、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的方面。 [关键词]英美电影;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一、引 言 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从莎士比亚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活跃程度，特别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兴起，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更加有利于对原作中女性形象的深刻展示。在这一点上，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英美电影，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诠释了电影视角下的女性角色新特点，其中对于女性主义的形象表现极为突出。 二、女性对于爱情的执著 爱情，是英美文学作品中一直延续的格调。无论是辉煌的史诗巨制，还是社会小人物的刻画写实，其中都有着爱情的主题。在爱情面前，电影，或者说原作中的这些女性角色们，敢于为了爱情反抗传统，反抗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世俗。改编自美国作家罗伯特的小说《廊桥遗梦》的电影中，弗朗西斯卡与罗伯特之间的爱情，突破了家庭与婚姻的禁制，两人的爱情在当时是一种被唾弃的行为，是对婚姻的背叛，对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电影中，弗朗西斯卡在意大利长大，嫁人后随丈夫来到了美国。源于意大利的浪漫，弗朗西斯卡在美国乡村的生活无聊至极，在她与罗伯特的爱情中，尽情洋溢着自身的浪漫风情，这是冲破了世俗枷锁的爱情。弗朗西斯卡的爱情让观众落泪，是因为她没有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的家庭，她仍旧记得自己身为母亲的责任，但却为了爱希望自己死后能与罗伯特在一起。 在原著中，弗朗西斯卡这一角色，对其爱情的描写文字较多，而在电影中，人们通过女演员眉宇间的那抹思念，很直接地理解了她对罗伯特执著的爱以及对家的责任感。爱情与女性之间，似乎是文学作品中必然保留的桥段，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英美电影中，爱情的主旋律，不仅是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一种致敬，更符合潮流下的电影要求。 又如在《简?爱》中，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爱，是一种纯粹的爱，而无其他杂糅的情感。当简?爱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虽然罗切斯特的豪宅已经被他那个疯子般的妻子烧毁，虽然罗切斯特因此而失明，但是简?爱按照心中对于爱的执著，认为这样的罗切斯特仍旧是自己的最爱。简?爱因为自己的爱而成为罗切斯特的天使，罗切斯特的余生因为简?爱而精彩。 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在尊重英国女性作家奥斯汀原著的基础上，小说中的人物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爱情，一直被人们所谈论。伊丽莎白的爱情观中，没有金钱财富，没有地位差距，有的是彼此之间的了解，是两人之间的彼此相爱。通过电影中，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渴望平等，不难让观众理解原著中的那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伊丽莎白的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不需要无聊的高姿态和耍酷态度。 伊丽莎白这样的爱情观，也正是原著作者奥斯汀的爱情观。我们在看这些英美电影时，对于银幕中的女性形象有着更加直观的理解，而爱情这种在银幕上独特表现的情感，更容易让我们通过电影了解原著中女性的爱情世界，那是一个执著的感情观。 但是这样的爱情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女性的爱情执著观，带来的往往是爱情悲剧。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对于爱情也是固执的，哪怕被自己的爱人阿尔芒误会，她仍旧默默地承担着因为爱情而带来的伤害。不管爱情的结果怎样，对于爱情，这些女性仍旧是那么执著与肯定。 三、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权主义 在众多的英美电影中，都很好地再现了原著中反抗男权的思想，即强烈的女权主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最为显著的表现点。目前，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多以20世纪初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作为蓝本，而这些文学作品中，开始阐述女权主义，反对男权。这种现象并不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所独有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很多的女性实际上开始走出家门，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而这些女性正是反抗男权的代表，她们的身上少了些浪漫的气息，但是却多了一些职业性的元素。她们更加关注社会、政治等话题，这些女性角色，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多的英美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中，女性角色斯嘉丽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而在以《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中，观众对于那个富家大小姐斯嘉丽印象深刻。影片以南北战争为背景，战争夺取了斯嘉丽家庭的一切，而斯嘉丽在重重困难中，从一个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大小姐，成长为一个智慧的现代女性。 斯嘉丽这个女性形象在原著中，属于写实人物，米切尔对于这个人物没有泾渭分明的描述，而是做了真实的叙述。在电影中，这种感觉更加直观一些，斯嘉丽似乎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所以，很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外的弱势群体，导演与作者都在强调女性角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她们有着自我价值。在电影《名利场》中，那个为了跻身上层社会的蓓基，按照现代的评判观点来看，用“女强人”来形容蓓基更加合适。 她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卖弄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歌声，甚至自己的肉体，蓓基一直在展示着自己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勾引好友艾米利亚的哥哥乔斯，还是对克劳莱家族继承人的罗登，蓓基都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融入计谋当中。 这些女性形象，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女权思想在电影或小说中都毫无掩饰。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本是巴黎的一个名妓，但是她爱上了阿尔芒，并与之在乡下同居。 阿尔芒的父亲认为是玛格丽特葬送了儿子的前程，胁迫玛格丽特移情别恋，而阿尔芒信以为真，愤怒下当众羞辱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终因病而亡，而阿尔芒事后知道了缘由后，悔恨不已。玛格丽特的死，是爱情悲剧的表现，更是对男权世界一种无声的反抗。同样地，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一开始，伊丽莎白因为达西的高傲而没有接受他的表白。 我们通过电影，再去原著中寻找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会发现奥斯汀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伊丽莎白与达西那奇妙的爱情。直到达西改掉了自己的“臭毛病”，伊丽莎白才真正地接受了达西。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对于达西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很厌恶，她故意地对达西冷漠，也正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改编成电影后，苏的“新女性”形象更加凸显，她敢于追求自我的价值而反抗学校的规定，敢于直面对裘德的爱。 四、悲剧色彩浓重的女性形象 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是悲剧性的。这些女性形象虽不至于占据英美文学作品的大半，但是在我们观看的很多英美电影中，这样的悲剧色彩，似乎更受到导演和编剧的欢迎，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更多是与作品创作背景下的大多数女性有着明显的思想和行为区别。正是因为这些女性角色“前卫”的行为，造成了她们悲剧的产生。这些悲剧多体现在女性的爱情上，还有社会阶级的残酷压榨上。 例如，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芳汀这个角色，被赶出了工厂，死在了医院里。她本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但是却被情人抛弃，独自带着女儿珂赛特。在改编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芳汀被迫去那个她永不想涉足的地方，卖了自己的头发、牙齿，甚至是身体。当I Dreamed a Dream响起时，芳汀的悲剧终究发生了。对于芳汀的死，是悲剧的结局，也是她的解脱。 又如，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个角色，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塑造的形象，而那个时期的英国女性，和中国的传统女性一样，对父亲和兄长十分尊敬，甚至达到了盲从的地步。然而奥菲利亚深爱着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她的表白，被奥菲利亚的父亲否决。当奥菲利亚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后，奥菲利亚崩溃了。她一直在无声地承受着一切，但悲剧的脚步没有因为她停止。一个纤弱的女子，一个温柔的女子，一个性格柔弱的女子，在那个年代注定了她的悲剧色彩。 在英美文学中，女性的悲剧色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电影改编后，这种女性悲剧更加真实。她们与周围生活的格格不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除去《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种被社会压到无法喘息的女性外，还有爱情带来的悲剧。例如在《廊桥遗梦》中，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她有着自己的家庭，却爱上了罗伯特。 这样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在道德的束缚下，在伦理的谴责下，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四天深入骨髓的爱情，折磨了弗朗西斯卡的后半生，这样的悲剧让观众更加心痛。同样地，在《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也是一个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凯瑟琳对于爱情的渴望极其矛盾，她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不受世俗影响的纯净的爱，还期望能够找到身世好、家境富裕的白马王子。凯瑟琳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爱情，是纯净的，为此不惜打破社会的道德枷锁。而凯瑟琳还是放不下对财富的向往，她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成为山庄的女主人。这是世俗中“美好”的婚姻，但她对爱情的矛盾，让她无法割舍爱情，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 五、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无论是对爱情的执著，还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抑或是悲剧性的色彩，通过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美文学作品中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女性主义在文字上的宣泄，在银幕上的爆发。在19世纪，简?奥斯汀、勃朗特等一大批女作家走向英美文学的高处，她们反对男权，发扬女性主义。例如，在勃朗特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积极向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了男主人公罗彻斯特。 在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中，简?爱一直保持着克制和清醒，她嘲笑那些可笑的权贵，她向往平等。简?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简?爱对于爱情的追求，一直保持着独立。她知道了罗彻斯特有妻子后，不愿贬低自己的地位价值，选择离去。而当她认识到自己对罗彻斯特的情感后，不顾罗彻斯特的失明和一无所有，仍旧回到罗彻斯特的身边。简?爱的容貌也许并不出众，但是她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她追求独立和自主，她有更加吸引男性的自我修养和精神追求，特别是简?爱对于经济独立的认识。这都是独立自主女性形象的表现。无论是电影还是原著中，简?爱都让我们感叹不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性!同样的女性特质，我们在《名利场》中的蓓基身上也能看到一些，蓓基的“女强人”特点，正是她独立自主的一些体现，虽然她一直想傍上一个富翁。 六、结 语 女性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爱情还是自我价值，抑或是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方面，都有着吸引人的地方。通过电影的展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活了过来，以电影来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加耐人寻味，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闲来无事，可以走进影院，去回顾一下这些英美经典。 [参考文献] [1]辛淑兰.超越傲慢与偏见：从女性视角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幸福婚姻[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 [2]黄治康.《呼啸山庄》的女性意识研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3]王盈盈.从女性视角解读美国电影《廊桥遗梦》[J].电影文学，2013(08). [4]陶曦，李雯倩.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J].电影文学，2010(12).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2 浅析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二者关系 摘 要:通过英美文学作品与我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发现,英美文学主题,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而我国文学作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为相互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主题;人和自然 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在“人和自然”的主题方面存在差异,是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和研究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线索。 一、英美文学发展的分析 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英国文学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英国与美国语言因为同属于一个英语体系,长久以来认为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两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 文化 的等外在力量的影响,以及遵循文学内部自身规律,其文学发展历经了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维多利亚、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战后则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中古英语时期的文学较以前在扩展主题、丰富类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深受到__的影响,传奇小说及诗歌逐步流行。 二、英美文学中人和自然的主题分析 尽管英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多元化,但社会的存在无外乎人和自然,世界上好多文学作品都是反映“人和自然”这一主题的,当然英美文学也不例外。 英美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力图揭示在特定条件下主宰人的行为的两种力量:一方面是遗传,是人内在的力量,具体来说是描写人对其生物本能的依赖,即人追求爱情、金钱和享受的不可压抑、无法阻挡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是外在的力量,是作家对人所生存的社会的研究,具体来说,是描写高度文明的社会给人造成的威胁与围困。民族传统依据每个民族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长久地在民族成员中保留下去。 自然,既是人类的母亲和摇篮,又是人类的敌人和战场。这种矛盾的关系,体现在人类的自然观念中,便是两种对立的心态: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这种对立一直贯穿英美思想、文学传统的始终。就文学家个体而言,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和变动性。有的礼赞、崇拜自然,有的在对抗、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显人的尊严和价值,有的聚焦于特殊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有的呈现出一种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的交融,有的显示出超时代的远见卓识。 三、我国文学作品中人和自然的分析 我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 故事 含有丰富的泛神论思想:自然界的一切都神圣不可毁坏,因为一切都是从一个叫“盘古”的巨人身体长出来的———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照耀大地;右眼变成浩洁的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千万缕头发变成颗颗星星,点缀美丽的夜空;鲜血变成江河湖海,奔腾不息;肌肉变成千里沃野,供万物生存;骨骼变成树木花草,供人们欣赏;筋脉变成了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供人们使用;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供人们 收藏 ;汗水变成雨露,滋润禾苗;呼出的空气变成轻风和白云,汇成美丽的人间风光;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 传说 盘古的精灵魂魄也在他死后变成了人类。所以,都说人类是世上的万物之灵,人类应该爱护自然和其他一切生命。 四、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中“人和自然”对比分析 在探讨英美文学中的“人与自然”时,实际上是包含着比较与借鉴的意图的。通过通读惠特曼、梭罗等人的作品,我们了解到他们都是受到过我国宗教和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我国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天人统一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事实上,现代西方某些哲学、伦理学在理论建构之际,就已经吸收了一些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统一的智慧。德国学者格罗伊从东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对立特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印度佛教和我国道教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人与自然”与英美作品中反映的“人和自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遗憾的是我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大量引进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忽略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建设与更新,如今已面临比西方国家更为严峻的自然问题。目前我国在大力倡导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在这样一个思潮巨变的历史时刻,一方面,作家们应该大力弘扬我们祖先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大力推出优良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有责任感,要注重社会的我和自然的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杨健红.论英美文学教学的道德关联性[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9(11).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