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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商业道德，狭义上是指商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在市场交换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商业道德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商业道德的论文篇一 《浅谈商业道德与战略管理》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商业道德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企业以损坏别人的利益为前提，虽然可以得到一时的赢利，但是终究是不长久，最终会导致企业的失败!因此企业要获得生存的空间，进而长久立足于社会，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商业道德观，并把这道德观上升到 企业战略 管理的层次，指导着企业的战略制定、实施、评估整个战略管理过程。 关键词：商业道德;战略管理;社会责任 一、基于商业道德的战略制定 1.必须要用商业道德观念来指导确定企业愿景和使命 企业确立愿景和使命不仅要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企业相关者的利益。除了要承担企业相应的社会责任外，还需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期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才富有竞争力。 2.战略目标必须建立在商业道德基础上 企业愿景和使命是建立在商业道德的基础之上，因此，战略目标也必须建立在商业道德之上。 3.从商业道德角度来评价和选择最佳战略 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评价方案，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违背企业愿景和使命。企业愿景和使命就是企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满足企业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只能用商业道德这杆标称从备选方案中选择各利益相关方最满意的备选战略作为最佳战略!从短期和表面上看，企业在经济利益上受损，但从长远大局看，社会更和谐稳定，这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收益更大。用商业道德来评价和选择最佳战略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对企业和社会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二、基于商业道德的战略实施 1.企业职能部门在制定策略时要恪守商业道德 企业的战略目标是靠职能部门去执行实现的，职能部门目标是战略目标的分解，所以企业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最低层的职能部门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职能部门在制定战略目标策略时必须恪守商业道德，不能因为职能部门目标只是战略目标的小部分，个别职能部门为了追求近利不惜放弃商业道德原则，这种做法会伤害到企业的信誉，破坏企业的形象，对企业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会给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要坚决杜绝这种现象。职能部门制定策略时要坚持与企业愿景和使命一致的原则，以企业战略目标为方向，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好策略。 2.在实施过程中要坚守商业道德原则 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做到“基业常青”，必须有一种核心价值观指导，这种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商业道德观。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应将这种价值观转化为企业的战略、组织、制度、流程、领导风格、责权体系等，然后再把这些商业道德观念及商业道德标准转化为行为，实现理念与行为的统一。 战略实施是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不同的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突发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因此，战略实施者必须在商业道德观念的指导下，对企业战略进行完整的全过程动态权变管理。根据各种纷繁复杂的、具体的情境灵活地、创造性地采用恰当的手段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3.要培养一种商业道德 文化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企业文化 是战略实施的关键，企业有了好的战略方案后，需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地去贯彻实施。这就需要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去激发员工热情、积极性使得目标得以实现。怎样企业文化才有凝聚力?企业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企业成员的认可并形成共同价值观念。能获得企业成员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前提是必须有道德的，任何没有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得不到社会公众认可的。 三、基于商业道德的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一个系统工程贯穿于整个战略管理的全过程。战略的好坏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评判，这个标准就是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战略管理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从企业愿景和使命的确立到战略的制定与选择、实施和控制整个过程中商业道德都起到指导决定性的作用。 商业道德是战略评估的评判标准，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决定企业必须做一个讲商业道德、有社会公德心的企业;战略目标也必须是建立在商业道德之上;在战略制定与选择过程中必须遵守商业道德，在满足自身利益同时最大满足各相关方利益力求产生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不能做任何违背商业道德的事情从而使企业最终目标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建涛:现代企业战略管理创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2]孙鸿才:商业道德教程.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7 商业道德的论文篇二 《论现代商业道德建设》 摘要：商业道德狭义上是指商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在市场交换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商业道德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要运用各种手段共同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进一步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经济运行秩序。 关键词：商业;道德;建设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1]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商业伦理文化，主张“诚信”的商业道德。然而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商业道德败坏现象，使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的商业道德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一、现代商业道德现状 1.当代商业道德是“爬坡”还是“滑坡” 每年三一五都曝光大量的不良商家，现在不少人认为我国的商业道德水平在滑坡，但道德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坡”作为衡量的标准。道德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产生，也会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衰落。商业道德亦是如此。事实上，商业道德包括的商业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内容，不同的历史阶段，商业道德常常是在“爬坡”中伴有“滑坡”，“滑坡”中也会有局部的“爬坡”。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商业道德建设是进入了一个“爬坡”阶段：其一，各行业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商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其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商业道德也逐步得到规范。 2.现阶段我国商业道德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经济体制、社会关系、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社会商业道德也有巨大的影响，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由于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功利性的冲击下，使一些企业纷纷陷入“金钱拜物教”，这种对金钱的崇拜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就会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向个人利益方向倾斜，使市场主体在处理索取与服务的关系时，往往只看到索取利益一面，而忽视为社会服务的义务以及为社会要作出贡献的另一面。二是由于城镇化、工业化深刻改变了城乡的二元化结构，使大量农民入城。在我国现有从商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文化层次较低，其中在那些弃学弃工弃农以及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商业经营的从商人员中，存在着文化素质不高的人员，他们既缺乏市场信用观念，又缺乏现代法律意识上的契约意识。再加上社会舆论导向对经济效益、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从而导致了不少人把坑蒙拐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因而造成了实际生活中不讲商业道德的案件屡屡发生。 综上所述，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中常常出现置国家集体利益、广大消费者利益、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于不顾等不道德行为。如何解决商业道德缺失问题不仅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也是各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重中之重。 二、现代商业道德失范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每一具体事物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而商业企业的道德失范也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原因。 1.商业企业内部在追求利益过程中的道德失范 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质。[2]当经济快速发展，商业企业的竞争剧烈，致使部分商业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认识不到市场竞争已全面进入企业间的“形象竞争”时代，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形成巨大的无形资产，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他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缺乏道德感，常常越过道德边界。内部因素首先是企业领导者个人道德观，对营销决策的道德水准起决定作用。企业领导者不仅具有最高经营决策权，而且肩负着企业发展和不断改善职工生活与承担各种社会责任;企业领导者是企业的人格化，其个人道德观必然融入企业经营决策的规定与实施中。领导者是否具有正确的经营哲学，决定着企业营销决策的道德性。其次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而企业价值观引导着企业的经营行为，规定着企业领导者及广大职工的决策动机;企业文化规范着营销决策的内容，企业文化中的 规章制度 对企业主体行为进行强调性规范，使营销决策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及道德化;此外，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有利于营销决策的实施。优秀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实现商业企业目标，提高营销道德水平起重要作用。最后是企业职工的道德素质，企业职工的文化、业务及道德素质高低同企业营销道德水准呈正相关的关系。当企业职工文化水平高、有正确的义利观、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时，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营销道德标准的提高;反之，便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促使营销道德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违德的局面。 2.商业企业外部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商业道德监管是多层次的，第一是政府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立法调控体系是否健全，政府对企业违法及违德行为采取何种态度。现阶段我国政府立法特别是在商业立法方面尚不完善，执法机构不够健全，执法力度有限，这对企业将难以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压力，为某些企业违法与违德行为提供可乘之机。另外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非法与非道德行为采取估息的态度，这也会导致非道德行为的泛滥，加剧及扩大本地区商业企业的非道德行为。第二是信用制度的缺位。在发达国家，企业信用评估非常流行，技术上也相当成熟，我国目前还没有社会化的信用评估机构，企业信用水平的评估还极度缺乏，操作也不规范，难以对企业的信用水平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对那些无视信用、不讲信誉，如商业欺诈、恶意拖欠及逃避债务等行为不能形成制约力，从而难以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最后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尽管现在有三一五消费者日，有12315热线等助消费者维权，但这些监督机制尚不完善。一是消费者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成本过高，程序繁杂，得不偿失，使消费者消极对待维权行为，放弃了监督权，不能发挥群众在道德监督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媒体对商业企业的舆论监督,往往集中在三一五前后及恶性事件上,没有形成日常的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曝光机制。这些都使在全社会难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监督氛围。 三、构建现代商业道德体系的途径 1.加强商业企业内部思想道德建设 商业不是慈善事业，核算利润，追逐利益是商业的经济活动，但要让商业企业认识商业道德的本质，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在企业内部开展思想道德 教育 ，引导企业上下自律内省。首先企业领导者的职业道德意识成为加强企业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要求企业领导者要有自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诚实守信的公德意识，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其次要加强企业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企业职工必须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水准，在本职工作中遵循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最后要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使企业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从而塑造市场认同、社会赞誉、适应社会要求的形象良好的企业，促进企业持久地发展。 2.完善商业企业外部的监管机制 首先，要建立健全经济法治环境。加强有关立法工作，完善 市场营销 法律规范体系，规范企业营销行为。强化国家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建立严厉处罚机制。它们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要严厉处罚，不仅要使犯规者倾家荡产，而且要加重刑罚的制裁。这样，就能对其他经营者起到震慑作用，使之不敢效尤。其次，要建立商业信用制度。从最初简单的商品交换，到后来复杂的市场关系，都需要以信用为链条来维系交换秩序和市场秩序。失去信用，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游戏规则，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发展。从某种角度讲，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制度的目的是根据诚信原则进行制度化管理。要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成立信用记录公司，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登记，将记录资料输入电脑数据库，数据库一直连续跟踪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这样进行信用管理，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失信的成本，有效地防止人们违背契约。目前，企业信用水平的评估在我国还极度缺乏，操作也不规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信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最后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一是要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要通过消费者组织对企业的营销行为进行监督。当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组织要代表消费者利益，维权到底，促使营销者遵守道德、法律规范，尊重消费者主权。二是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敢于对那些从事违法营销活动的，尤其是对损害消费者利益、危害市场秩序的行为，要进行大胆揭露，使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外在进行商业道德舆论监督的同时,搞好商业道德的舆论宣传,营造有利于商业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这样能使商业从业人员的道德行为和品质得到正确的评价和判断,使先进的道德典型的人和事得到肯定和赞扬,形成一种向善憎恶的正确宣传舆论导向。 参考文献: [1][澳]欧文・休斯,彭可平,等译.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78-85. [2]孟彩云.论商业道德的时代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1998(5):45-47. 商业道德的论文篇三 《试论中国商业道德现状》 摘要：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这段话，是对全球商业环境最好的注解。从震惊全球的安达信倒闭和所罗门信用重建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商业道德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如今，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着“外部需求锐减，内部需求难振”的艰难局面，在这个转型时期，商业道德时常遭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加强社会对商业道德的关注刻不容缓。而秉持商业道德才能真正指导企业生存发展。 关键词：商业道德 商业环境 商业活动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圉求给矣。”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诚做了本体论与人性论证明，说“诚”是“圣人之本”与“百行之源”。 现今，一些商业潜规则及黑暗面跌宕出现，我们对其表示愤慨忧心也对其中无辜受伤者感到十分同情。完全的公正不能做到，但尽量的公正是保证社会稳步发展、良性竞争的必要。而商业道德作为“公正”的一个缩影，不仅是对商业人自己素质的要求，更是对商品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 近几年来，触犯商业道德的问题日积增多，从早期骇人听闻的苏丹红事件，到以“三鹿”为代表的奶业“三聚氰胺”事件，接着有“双汇”的瘦肉精事件，然后是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包括台湾的塑化剂事件)，更有湖北用锯末粗糠半年做上亿粒假药事件，以及北京查出的30种桶装水不合格，爆发的地铁电梯惨剧和最近爆出的永和“豆浆门”和味千“骨汤门”事件，各种“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以及虚假 广告 等等，老百姓发出了深深地感叹：“还有什么安全食品可吃?”“还有什么品牌可信?”商业道德的滑坡就像风吹不散的乌云，笼罩在神州大地，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对公众不负责任，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正之风。 商业道德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家及其成员从事经营时，完善其素质和协调商业内外部利益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以及在行为上应遵循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准则的总和。商业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文明经商，礼貌待客;遵纪守法，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其有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商业道德的存在理由与重要性在于商业道德缺失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公正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只有加强商业道德建设，提高商业主体的道德水准，树立正确的商业道德价值取向，找寻现代商业道德建设的新思路才是解决商业领域种种问题的出路所在。商业道德问题是中国人目前在文化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如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所说，把发财和道德两者统一起来，做到“生财有道”，“以道生财”。这就是新时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道德以及遵守商业道德也不是孤立的，是需要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结合起来的。 一般而论，现实中的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一个完整的、具有生命连续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其目标函数都由三种类型的子目标变量组成： 一、“独立白利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其他人的利益没有关系(零相关)，可用LX=(LXI，LX2…，LXn)表示; 二、“利他收益变量”，这种变量取值与他人利益正相关，可用HX=(HXl，HX2，…，HXn)表示; 三、“损人利己变量”，这种变量的取值与他人利益负相关，可用DX=(DXl，DX2…，DXn)表示。 基于此，若用Y表示经济人总利益，那么其目标函数可表示为：MaxY/=F(LX，HX，DX)。 三种类型变量的具体取值大小，其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如何，不同偏好结构的人或同样的个人和企业在不同的时空场合或环境约束会很不相同。由此可见，经济活动中，经营活动必须符合经济逻辑， 尊重人的本能，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使企业兴旺的关键点。 现今社会的商业，我们不能狭义得理解商业道德为在谋利的过程中的一些社会准则或者道德标准，而应该是理解其为：在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和内心在底线规则和高尚目标的糅杂下的博弈结果。 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是体现我们对自己负责，对家庭，对学校，对社会贡献的第一步。尚未步入工作岗位的我们应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正如“自觉觉人”的思想，在提高他人对商业道德意识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自己有所了解研究和自我要求(自己若作为消费者)，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学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遏制不道德行为蔓延。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不涉及到商业问题，我们一方面在时时刻刻践行我们自身的商业行为规范理念，一方面也在改变和影响着商业道德的有些形成，所以，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得对待我们的行为，明白其中可能拥有的蝴蝶效应，我们应该如同知法懂法一般，修德，懂德。作为商家，要恪守商业道德，文明经商。特别是企业经营者，要把商业道德当作无形资产，不断强化商誉意识和经济信用意识。同时，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把商业道德意识深深植根于全体职工心中，增强危机感和使命感，坚决不搞只顾自身眼前利益的狭隘满足，而失去商业道德，失去市场和失去未来的短期的“自杀”性行为 。把自己树立成一个懂得商业道德并遵守商业道德的人也是对社会商业道德发展的一种贡献。严格恪守商业道德，成为商业道德的捍卫者和执行者。 呼吁身边的人重视商业道德待我们更有力量，可以根据不同职业岗位针对“教育宣传”(重视全民文化素质提高，例如雅芳人力资源部已将“商业道德教育”这门课程列入了2004年新员工的迎新培训模块中)、“条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社会监管”(监管方的团队建设及监管制度体系)、“政策奖惩”(政策优惠)等。 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也曾提出：“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绝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让我们携手并肩，关注商业道德，共建和谐家园。 参考文献： [1]《荀子》孙安邦，马银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2]张薇.基于商业道德的企业竞争战略探析，现代经济探讨，2005(12) 猜你喜欢： 1. 关于道德品质的议论文 2. 浅谈商业伦理道德论文 3. 浅析大学生商业伦理道德教育论文 4. 商业伦理道德论文 5. 浅谈企业营销道德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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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怎么写
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字号
在书写论文时需要规范参考文献的格式和字体，那么在论文中擦参考文献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分享给大家的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字号，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 姓，名字的首字母. 如： malcolm richard cowley 应为：cowley, .，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 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 f. & .;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
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1.期刊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
[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XX,21(1)：56-58.
[2] 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XX(1):46-52.
[3] heider, . the structure of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of two language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9, (3): 62 – 67.
2.专著类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4]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XX：42.
[5] gill, 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 [m]. london: macmillan, 1985: 42-45.
3.报纸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
[6]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1998-12-27(3).
[7]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
4.论文集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8]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9] spivak,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a]. in & l. grossberg(eds.). victory in limbo: imigism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10] almarza, .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and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1-7.
6.研究报告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2]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1997：9-10.
7.条例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举例】[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
【格式】[序号]原著作者. 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三、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XX)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 ，并列写出来。
五、参考文献字号
1.在正文书写完毕后，空两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四个字(居中);“参考文献”使用宋体四号加粗,前后两个字之间不空格。“参考文献”书写完毕后空一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书写，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
2.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已直接阅读、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主要参考过的文献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论文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一律书写在论文正文结束后，不得放在各章(节)之后;参考文献与正文连续编排页码。参考文献不少于6篇。
参考文献引用格式是什么样的？
参考文献规范格式一、参考文献的类型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如：MalcolmRichardCowley应为：Cowley,.，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Norris与IrvingGordon应为：Norris,F.&.；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EnglishLiterature，EnglishWeekly。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1.期刊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举例】[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2]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3]Heider,[J].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1999,(3):62–.专著类【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举例】[4]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5]Gill,[M].London:Macmillan,1985:.报纸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举例】[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7]French,[N].AtlanticWeekly,1987-8-15(33).4.论文集【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8]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9]Spivak,G.“CantheSubalternSpeak?”[A].(eds.).VictoryinLimbo:Imigism[C].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8,.[10]Almarza,’sknowledgegrowth[A].(eds.).TeacherLearninginLanguageTeaching[C].NewYork:.学位论文【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1]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2]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举例】[1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8.译著【格式】[序号]原著作者.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三、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四、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并列写出来。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谈中国饮食文化特色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俗，最终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和积累过程中，中国人从饮食结构、食物制作、食物器具、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民俗，最终创造了具有独特风味的中国饮食文化，成为世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西方的一些国家汇集着各国的移民，深受各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已的饮食习惯，形成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一、饮食结构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气候条件丰富，动植物品类繁多，这都为我国的饮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的祖先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不断选育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使得我国的食物来源异常广博。从先秦开始，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就是以粮、豆、蔬、果、谷类等植物性食料为基础，主、副食界线分明。主食是五谷，副食是蔬菜，外加少量的肉食。据《武林旧事》记载的一次盛宴便列举菜肴有200多道，其中，以猪、鸭、鱼、虾等物经烤、煮等诸多工艺制作成的有41道，有42道果品和蜜饯，有20道多类蔬菜，有29道各类鱼干，有17种饮料，还有59道点心等。所涉及的食物种类繁多，天上地下水生陆长和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饮食构成。可见，在南宋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趋于成熟。据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我国的主食以稻米和小麦为主，另外小米、玉米、麦荞、土豆、红薯和各种苕类也占有一席之地。除了米线之外，各种面食，如馒头、面条、油条以及各种粥类、饼类和变化万千的小吃类使得人们的餐桌丰富多彩。 西方人秉承着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主，以采集、种植为辅，荤食较多，吃、穿、用都取之于动物，连西药都是从动物身上取料炼制而成的。比较注意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取，饮食结构上，也以动物类菜品居多，主要是牛肉、鸡肉、猪肉、羊肉和鱼等。因此肉食在饮食中比例一直很高，到了近代，种植业比重增加，但是肉食在饮食中的比例仍然要比中国人的高。 二、食物制作 中国传统菜肴对于烹调方法极为讲究，常见的方法有：煮、蒸、烧、炖、烤、烹、煎、炒、炸、烩、爆、溜、卤、扒、酥、焖、拌等。而且长期以来，由于物产和风俗的差异，各地的饮食习惯和品味爱好迥然不同，源远流长的烹调技术经过历代人民的创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菜系，如闽菜、川菜、粤菜、京菜、鲁菜、苏菜、湘菜、徽菜、沪菜、鄂菜、辽菜、豫菜等。各菜系在制作方法上更是各有特色：如湖北菜的煨、滑，京菜的涮、烤等，更有四川菜以味多、味广、味厚、味道多变而著称，素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佳话。 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口味精美。而美味的产生，主要在于五味调和。同时，追求色、香、味、形、艺的有机统一。在色的配制上，以辅助的色彩来衬托、突出、点缀和适应主料，形成菜肴色彩的均匀柔和、主次分明、浓淡相宜、相映成趣、和谐悦目。在口味的配合上，强调香气，突出主味，并辅佐调料，使之增香增味。在形的配制上，注重造型艺术，运用点缀、嵌酿等手法，融雕刻和菜肴于一体，形成和谐美观的造型。中国饮食将色，形，香，味，滋，养六者融于一体，使人们得到了视觉，触觉，味觉的综合享受，构成了以美味为核心，以养身为目的的中国烹饪特色。它选料谨慎，刀工精细，造型逼真，色彩鲜艳，拼配巧妙，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西方饮食，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 相比西方饮食，中华美食文化奇树一帜，食花美天下。 三、食物器皿 饮食用具的多样性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特别用竹筷进食，运用自如，经济方便，被欧美人士赞为是艺术的创造。中国饮食用具从用途上来分，有豆、罐、鬲、杯、盆、碗、盒、瓮、壶、甑、盘等等；从材料上来分，有陶制品、瓷制品、金属制品和竹木制品等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饮食用具在材料、质量、形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隋唐开始，已大量使用了金银等贵金属所制的饮食用具，在民间，陶瓷用具大量使用，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瓷器享誉海外。直到现代，陶瓷食具美不胜收，灿烂辉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和特色。西方人多用金属刀叉，以及各种杯、盘、盅、碟，其餐具的种类，很是单调。 四、营养保健 以谷物为主，注重饮食保健。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其中饭是主食，而菜则是为了下饭，即助饭下咽。中国人很注重饮食的营养保健，主张营养成份合理搭配，平衡饮食，通过调配食用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气味、功用各不相同的食品，以达到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补精益气、养身健体的目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同时还概括了十条“不食”以及注重卫生，遵守时节，讲究营养，有节制不过量的科学饮食法则。 西方人也注重饮食科学，讲究食物制作严格按科学规范行事，要求调料的添加量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把厨房弄得像个化学实验室，而牛排的味道从纽约到旧金山别无二致。 五、饮食审美 中国饮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十美风格”：讲究味、色、香、质、形、序、器、适、境、趣的和谐统一。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讲究菜肴的美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而对于西方人来说，饮食大约只是一种必需的生理活动，对于其中美的追求，却忽略了。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换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正在加大肉类和奶类食品的比重；同样，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人们将会享受到更美味、更快捷、更营养的食品。 参考文献： 1. 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 赵洪恩、李宝席.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姚伟钧. 中国饮食文化探源.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4. 易艳萍、马寅初. 西方文化背景知识选讲 .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徐旺生. 民以食为天——中华美食文化. 海南出版社，1993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参考文献： 《中国饮食文化》 旅游教育出版社 《中国传统食俗》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5 《SOHO早餐文化》
殷商文化殷商文化 ，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个层面，如玄鸟生商、王亥经商、成汤都商。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中原 ，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考古认为先商文化与下七恒文化关系密切。历史渊源夏朝时期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夏代，商国的第七任君主、商部落始祖阏伯的六世孙王亥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肇牵车牛远服贾”，开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从那时起已历经千年。商部落在契至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中原，史学界、考古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商部落。商朝时期商汤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在贤臣伊尹和仲虺的辅佐下，通过和夏朝人进行商业贸易，换取夏人的粮食，商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所以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仲壬继位；仲壬死后，又以大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即位三年，因为暴虐无德而被伊尹放於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并还给太甲政治权利。后来，世权臣废立皇帝称“行伊尹、霍光之事”。商朝在亳建都210余年后，第十任君主仲丁即位初年，亳都遭遇河决之害，遂将国都自亳西迁于隞（今河南郑州），商朝自此开始迁都。后又多次迁都，到盘庚在位时，迁都于於殷（今河南安阳），并固定了下来，商朝在殷建都270多年之久，因此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殷商朝。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社会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直至武丁即位以后，商四出讨伐，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商朝这时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武丁后，商朝逐渐开始衰落了下来。商代最后一个帝王——帝辛受德对开发中国东南，对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传播文明。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商周文化之根本区别。商人重交易也重农业，早在商汤革命之前，商部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汤的七代祖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还因为商业贸易的缘故迁居到黄河北岸，后来被有易族掠夺，他的弟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了牛车。因为商人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所以殷商的手工业水平高超，商代青铜器非常精美，比如说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四方羊尊等等，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则远远不及商器；商人要实现与远方的交易，必须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商人始祖相土发明了马车，王亥发明了牛车。《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殷墟出土文物中也确实发现有海贝和鲸鱼骨头，可见商人交易的范围之广阔；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债务繁多，所以债务奴隶也多；因为交往繁忙，所以常常和其他部落发生矛盾，又由于商品经济比农耕经济更容易积累物质财富，足以支持战争，所以战争频繁，战俘奴隶也多，如甲骨文上就说商王武丁时，王后妇好帅三万人去征讨羌人；因为奴隶来源充足，而且商品经济下，技术远远比人手重要，所以殷商的大奴隶主不惜人力，大肆杀殉。商品经济的社会，和农耕经济的社会，其经济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着眼点在开源，而后者更倾向于节流。商品经济不同于农耕经济的一点在于，商品的交易是有不可预测性的，而农业生产，只要尽人力，耕种三年总有一年要丰收，而一年至少可以获得三年之粮。商人重鬼神，好占卜，而周人质直，不好鬼神。商人的占卜，其实更有点投票表决的味道，《尚书*洪范》说，王有疑难，要和卿士、庶民、卜、筮商量。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列举了六组商人的占卜，参与表决的有王、龟、筮、卿士、庶民五类人，但凡筮和龟一致赞同的，即使王和其他人等反对，事情仍然可行，只有龟筮都反对或龟筮意见相左时，事情才不可行。筮是巫替鬼神发言的方式，龟是史替鬼神发言的方式，巫和史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的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在当时巫和史近乎一类人，不像后来那样分家，可以都看成是巫，最多是分工不同的巫，其地位是很高的。后来周厉王防民之口，让卫巫监视老百姓，使国人道路以目，卫国是商之故地，卫巫即商巫也，可见商人的巫文化遗泽深远。文化遗产河南安阳殷墟是中国古代殷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最著名的古都之一。殷墟 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区就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是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首批全国旅游景区级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以前这里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和殷王都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共发现15座，是宫殿宗庙区内建设时间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被认为是商王室的宫室、寝居之所。乙组建筑共发现21座，多数结构繁复，面积巨大，互相连属。这些建筑被认为是殷王室的宗庙建筑。丙组共发现17座，被认为是商王室的祭坛建筑。目前，在宫殿宗庙区已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宫殿区为中心的范围内。1961年3月，殷墟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首。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兴建殷墟博物苑为了保护和展示殷墟文化的风采，早在1987年，安阳市就兴建了殷墟博物苑，近年来又不断增建妇好墓、车马坑等附属建筑，以恢复其原数千年前的历史面容。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坐落在殷商王朝的宫殿遗址之上，是安阳最重要的一处文物景观，被中国政府列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安阳殷墟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甲骨文和被誉为“世界青铜鼎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都是在这里出土问世。“在1899年‘一片甲骨惊天下’时，殷墟就已知名中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锡璋告诉记者。“殷墟博物苑能使人们直观了解和认识殷墟。”弘扬殷商文化 杨锡璋介绍说，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才真正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的神秘大门，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诞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过几代学者的发掘与研究，在这里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群、王陵大墓、居民和宗祠、手工业作坊、车马坑等众多古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牙器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2001年“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中，殷墟的发现与发掘名列榜首。杨锡璋认为，殷墟所蕴藏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就对华夏子孙有着神奇的凝聚力和激励作用。安阳移民安阳市委副书记赵微说：“我们要利用好殷墟文物，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化。”为建造博物苑，安阳全市上下付出了很大心血，特别是小屯村的村民。以最早出土甲骨文而闻名世界的安阳小屯，耕地原本就少，村民且有“恋土”习俗，轻易不愿离乡背井。但为了确保工程用地，安阳市政府在这个村划出了21万平方米的拆迁区域，要求区域内的村民迁到距离该地较远的地方安家落户。骈秀如原为小屯村村民，不久前拆迁到了安阳市体育场附近。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文化，但很为身边有这样的古文化而自豪。打心里说，我们不愿意离开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但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殷墟参观，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先祖创造的文化，我们做点牺牲值得。”她说：“政府也很为我们着想，拿出很高的拆迁费帮我们安家。想想越来越多的人会来看殷墟，心里就觉得透亮。这也算是我们为保护殷墟和弘扬殷墟文化对国家所做的一点贡献吧。”相关介绍殷商文化作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周部落以及后来的周王朝，农耕是其立国的基础，他们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感情。纵观《诗经*雅》上的周部落的历史，虽然不尽可信，但确实是其真实历史的反映。周部落压根儿就没有过获得大量奴隶的机会，不象纣那样有通过战争俘获的“夷人亿兆”，文王要造个台子，也只是如《诗经*大雅*灵台》所云：“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作为农耕部落，在地多人少的当时，人民是最可贵的，人民即是财富，所以不惜用优厚的条件招致和厚养人民；而对商人而言，有技术的奴隶才可以算为贵重的财富，一般奴隶并不值钱，随时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加以补充。商周统治者对小老百姓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刻薄而后者厚道，前者是统治者对大部分地位地下的被统治者的专制，后者几乎可以算是全民之共治，所以民心向背如斯。 由淮上南下长江下游一线，周文化也远及今浙江。如前所述，周人经营淮水流域，主要的根据地是蔡国及其附近的诸侯。 蔡国在春秋时代也沦为楚人附庸。但在西周时，豫南仍是中原文化进入淮水流域的起点。安徽，在新石器时代有大汶口文化以下到印纹陶文化的传统，在此地活动的部族主要是徐舒，属于东方的部族大集团。淮南的殷代文化遗存，不在少数，殷商是东方平原的部族，平原边缘是其自然的尾闾。周克殷后，西周一代淮夷与周人的冲突，史不绝书。文化上的交往，也因此极为频繁。发现安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为数不少。嘉山、潜山、肥西、屯溪，均有大批西周铜器出土。一般言之，安徽西周铜器往往基本与中原器物相似，同时也有一些在当地发展的特色。皖南屯溪离中原很远了，其铜器纹饰，显著的模仿了当地几何印纹陶的编织纹。伴同出土的釉陶与印纹陶，无疑是土著文化的特色。釉陶的硬度高，吸水性低，陕西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出土的西周青瓷，都与皖南的釉陶有相似处。江西地区的情形，与皖南甚为相像，也有不少西周青铜器出土，地域遍及清江、新涂、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凡此诸地都在赣江下游及其接近鄱阳湖的支流河域，当是越长江南来的交通要道。西周青铜器中的精品，与中原器物并无二致；时期往往早到西周初期，中期以后反而较少。同出的陶器是几何印纹硬陶。几何印纹硬陶的分布甚为广袤，广东、福建、两湖以及皖、赣、浙江都有之，而以江西皖南为中心。这种硬陶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战国时代，长久为江右的土著文化。相对的，西周青铜器文化只是印纹陶大海中的点状岛屿而已（文物委员会，1979：243，248—249；薛尧，1963；郭远谓，1965）。靖安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有徐王义楚的名字。徐国原在淮泗一带，经过西周屡次攻伐，遂逐步南迁。据说周穆王时代，徐国还一度复兴，据《礼记》“檀弓下”，徐国在春秋时代仍记得“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的盛事。但是穆王以后，徐人渐次移入安徽濒江地区。《春秋》鲁僖公三年（西元前657）徐人取舒，已在淮南江北。经过考古发掘，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台家寺遗址位，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系统。
因为都城在殷。商朝历史上因为躲避自然灾害和贵族势力进行了多次迁都，知道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地，商都才彻底确立下来。从盘庚迁殷之后一直到商朝灭亡，商朝的都城一直没有再变更过，所以称呼商朝为殷商。
因为商朝曾经迁都，曾经在殷长期停留。
一、绝地天通：巫觋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 考古学资料和古文献资料是考察中国上古巫师产生的两条基本线索，找到这两种证据的吻合点，我们就可以推定巫师产生的时代。红山文化及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等宗教性遗地、遗迹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和某种形式的巫师，而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依据考古实践的证据可以推定，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正在出现，原始宗教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文献资料显示，五帝时代乃至三代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首先从宗教领域开端。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正是发生在上述考古文化的巫师专业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原始宗教改革。 颛顼命重、黎分理天、地与神、民之事，打破了古人登天的幻想，从而把通天的权利和巫术手段变成了仅限于个别专业巫师的事业，意味着神职的专业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重、黎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一阶段，即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 颛顼的原始宗教改革，对上古文化政教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自颛顼改革以来，文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氛围浓厚的图象纪官制度逐渐让位于更富有政治色彩的实用制度。 第二，“绝地天通”是民间小传统与贵族上层大传统的矛盾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道统”。“民神异业”的划分，一方面规定了“道统”的传承只能由官方的大传统负载，从而也就把民间文化排斥在“道统”之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的长期交锋，甚至汉代的“今、古文”争立学官之争，也是由此演变而来。 第三，司马迁的世系与天文官之祖都上始重、黎，反映了古代巫史官学传统的渊源与演变，所谓“学统”问题可因此迎刃而解。 第四，自颛顼以来，巫者为王和王者兼巫，构成巫王传统。在西方，巫魅的消除和世俗化，可追溯到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旧约”时代。但在中国，祛巫除魅的过程则是缓慢的、不彻底的，即使在政治与巫术分离之后，仍能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跟西方（欧洲）那种对巫术的敌视和迫害狂现象形成显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无疑和渊源于颛顼时代的巫王传统有密切的联系。 二、祝宗卜史：巫史官学的演变 商代已突破了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建立起了职司相对分明的巫史官学系统。 巫咸世相殷室，以巫为职为氏，故后世为巫职者，共尊巫咸为祖师神巫。巫咸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 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多卜”和“贞人”主司其事。“卜”乃灼龟见兆，是“多卜”的技术专职，由太卜统领。“贞”则是问卜的人，即“贞人集团”，但有时商王及王的妇、子、大臣也参加贞问，故“贞”是人人可做之事，这是卜与贞的区别。祝是以祈告祖灵为对象的祭司，并以祝辞咒语闻名，与以舞乐交通自然天神的巫有所不同。商代似无祝官。随着商周之际“帝”、“天”观念的变迁，以及周人改变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周公父子自任大祝，新立祝官一跃而居群巫之上，巫卜之尊，遂被祝史取而代之。 史官、史职，殷商之前，无从稽考。但史从巫出，巫、筮、史、事、吏、士原本相通，则是共识。商代史官，有诸史、多尹、作册，已初具规模。周初承殷旧制，史官由尹、史、作册三系构成，其中尹为要职，有逐渐转向官吏正长的趋向；史有右史、内史、太史之分，构成史官系统的主要类型；作册多由归化的殷系贵族充任，官卑职微，故无代王宣命的记录。楚地尚巫，与尧、舜、禹时代巫觋领袖祝融深入南国传播教化，关系甚大。 三、天人之学：巫史文化的构成与演进 商代文化的特色是祭祀与巫术。“殷人尊神”，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上帝信仰，与颛顼“绝地天通”有内在联系；祖先崇拜，是史前始祖崇拜的继续和发展。 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 甲骨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每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 武丁盛世，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其一，卜用甲骨的攻治技术日臻成熟；其二，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有字卜骨卜甲流行；其三、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显示出巫史文化的充沛活力；其四，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已蕴育着早期儒者的职业分化。 祖甲改制，是巫史文化的一大转捩点。从祖甲“考验太卜”到武乙“射王”、“慢神而震死”，再到帝纣“慢于鬼神”，预示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 其一，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结合紧密，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殷商晚期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在萌芽，意味着巫史开始走向式微。 其二，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占卜法的改革，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能动性意识逐步得到了发挥；另方面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孝”、“德”等观念，都可以在此找到其思想根源，这就意味着商代晚期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出现孕育着思想胚胎。 其三，商代晚期巫史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原始的道家与最初的儒者，追本溯源都是由零落式微的巫史演变而来，这似乎表明，殷商晚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历着突破“吏师合一”的王官的尝试。只是由于“武王革命”以及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阻截了“哲学的突破”，使得诸子百家的蜂起推迟了五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