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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华盖集续编补编》(杂文集)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附集》(杂文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古籍序跋集》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补编》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出自《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先生在讲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时说这句话，但《中国小说史略》上并无这句话。《绛洞花主》小引《红楼梦》〔2〕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现在，陈君梦韶〔4〕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自然也无所不可的。先前虽有几篇剧 本，却都是为了演者而作，并非为了剧本而作。又都是片段，不足统观全局。《红楼梦散 套》具有首尾，然而陈旧了。此本最后出，销熔一切，铸入十四幕中，百余回的一部大书， 一览可尽，而神情依然具在；如果排演，当然会更可观。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 者的熟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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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英语我整理. ，也是考虑到《石头记》这个名字本身的故事性，强调了作者无才补天的自怜，但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给内容涵盖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译文处理。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对于这个住所的名称，作者可是煞费苦心。潇湘馆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不但有泪痕斑斑的潇竹，预示着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爱情悲剧结局，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舜帝之二妃哀悼舜帝苍梧之死的优美中国神话的影子。可这一名称所引发的联想和感情触动，极大地提高和加强了林黛玉的形象。就像肖像画的背景一样，潇湘馆成了林黛玉这个形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名称，霍克斯把“潇湘馆”译成了Naiad’s House. Naiad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被描写成美丽、快活和仁慈的人物。和其他仙女一样，她们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寿命极长。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处理，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绰号。 “潇湘妃子”译成River Queens霍克斯把他认为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东西，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于是终日忧伤洒泪的潇湘妃子在这里就成了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霍克斯也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赢得了英文读者的青睐。 五、音译或归化翻译加页脚注释 这种处理方法在杨译本中较为常见，其目的是兼顾“名从主人”原则和便于读者理解。全书共加页脚注释70多条。 例6.“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气 杨译: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 ,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 1.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lll Xi Shi. “比干”“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普通汉语读者心目中一个是智慧的象征，一个是美女的象征。杨译本为了让英语读者领会其深层的文化意韵，先采用意译的手法，说明黛玉聪明无比，且病弱娇美胜过西施。然后以加脚注的方式介绍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让英语读者充分了解传说中“比干”和“西施”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移植。这种变通的手法使译文既表现原文又达意。而霍译采用直译的手法但并没有加注补义，这样，原语文化信息难免遗失，读者也会如坠云雾，更谈不上达意。 总之，翻译，如果还是翻译，必须咬住原文“意义”不放，必须忠实于原文，过于归化的译文语言，不仅产生对原文语义的截流，有时甚至还会扭曲原文含义司显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由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与客观事物的某些类似属性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个性、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的相异性，同一理性要领意义在不同文化民族心理可产生不约而同、或相去甚远的心理联想和心理现实，而一些概念意义不同的词语或与外在现实相异的事物或行为也可在不同文化的民族心理生成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现实。在语际转换和跨文化交际中，只有恰当、有效地将这种隐藏在不同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性部分传递出来，才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既然翻译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艺术信息，形象转换就仅可作下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一味地执着于传统的心理、语言习惯，必然会导致堵塞文化交通的通道，损失原文信息，这是有悖于翻译在文化交融中的使命的”。译者应当尽可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特色，让译文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译者的介入而引起的文化损失。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英语我整理. 论文关键词:红楼梦文化信息意义翻译文化取向 论文摘要:翻译就是翻译意义。“意义”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既包括概念意义也包括文化内涵、感情色彩及文体风格等（刘实庆，北京:1999 8.).现通过《红楼梦》中富含中华民族文化信息的词汇和段落的翻译所采取的“归化”与“洋味”表现形式的比较，论述了意义翻译的丰富内涵和保特翻译的文化取向的意义. 翻译要译什么?翻译就是译意.巴尔胡达罗夫从话语语言学角度，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杰出代表、翻译研究中的社会符号学派人物奈达则认为(1974): "Translating m eaning implies translating the total significance of messages in terms of both its lexical or prepositional context and its rhetorical significance.”语言研究的系统功能学派明确地指出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多层意义上对等:翻译的对等不能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上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要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在语用学家看来实现翻译的目标，即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或等效十分困难，根源在于译文要求与原文在多层语义平面上对等。对翻译就是译意这一命题，我国另一些学者作了同样精辟入理的论述。柯平认为，译文应“在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全面地传达其他有关意义”。论文论文参考网金岳霖早就认识到意义翻译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译意译味”之说。他认为翻译除译意，还得译味，而且“译味麻烦得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语言文字的结构而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 意义翻译的内涵极其丰富，翻译所要处理的意义是个多维的概念，译文需在多层平面上与原文相等，否则，则失“信”.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Semantics中，将最广泛的“意义”划分为七种同的类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并把后六种意义统称为联想意义。一般而言:概念意义，即所指意义是用词语来表示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是词语自身的，处于静态的抽象意义，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即通常词典上所标出的意义。而联想意义则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附加给语言的一种语言之外、人体感觉以及社会行为方面的意义，通常产生于人们的感情和想法之上。因而这种意义带有隐性特点和主观色彩，常常隐含于所指意义之内，语义表达突出语境因素、关系因素、文化因素，强调个人感受，准确含义不易确定。它显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反映的是某一社团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对某一事物的共感和同知，它所提示的隐蔽在显性的物质文化层、风俗制度层和观念文化层中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现实，是词语的文化内涵意义，是词语在读者意识中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基础，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一个词所产生的某种特定感受。 语言是社会意识与文化传统的载体，而翻译就是两种文化的对话。文学翻译就更是如此，它不仅要将语言信息转换到译文中去，而且应将译出语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移植到译入语中去。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译文中应力求保留原语文化、引入清新活泼的表达法。翻译的这种文化取向与翻译中的死译、硬译压根儿是两码事。在英、汉语中有相当一批词语虽指称意义相同，但语用涵义相差悬殊甚或截然相反，这时若一味直译，则不可避免地严重歪曲原意。翻译时保持高度的文化意识，并以其指导我们对译语形式的选择。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之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书中涉及官制、家风、宗教、礼仪、园林、服饰、诗文、饮食等等，无所不包。因此，要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文化背景的鸿篇巨著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红楼梦》月前有十余种外文译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研究第一人胡适先生，后来就是红楼痴儒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无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为的是更好的还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原貌。因为在康熙年间红楼梦因为有许多思想太前卫，涉及许多皇帝的私事，故被作为禁书。然而却又禁止不住，故皇帝派高鹗等御用文人去整编红楼梦，增删一些内容，来掩饰一些与皇帝利益冲突的内容。但是曹雪芹也留了一手，他在第五回写出个人判词隐晦的揭示了一些本该有的内容。高鹗心中也不愿删改，只是君命难为，过在许多地方将改过之处以一个标题带过来给后人研究留下线索，所以红楼梦中许多在标题上出现的内容在文中之子未提，或只言片面。故此研究红楼梦的秘密在于还原这一部伟大的巨作，并且那些被删改之处才是全书思想精华之所在。o
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仿佛不是在读虚构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些曾经活过或还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与事迹的实录。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中，有一段话，真切地描述了《红楼梦》的读者与书中人物发生关系的这种情形。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一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这种情形颇为令人寻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本来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的创造物。然而有时候，文学艺术的创造物竟然与客观现实生活取得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读者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生活中实有的、具有客观实在的认识价值的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这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起作用。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都是凭借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打动读者，达到艺术形象、实际生活、读者感受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与互相转化的。但我们还应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现实主义形象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形象的客观性。只有那些不带作者的主观随意性而具有客观的生活具体性的形象，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区别于非现实主义(例如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主要特点，就在形象的客观性上。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既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又依存于形象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来说，失去了形象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如果说形象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形象的客观性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生命。因此，形象的客观性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一个课题。《红楼梦》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份至为博大渊深的教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物质可感性、客观可信性上所达到的卓越成就，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是举世公认的。正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性这个媒介，万万千千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同《红楼梦》中的人物发生这样那样的精神交感以致言行交通的关系，在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在读者的感受中实现了观念形态的这部作品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统一
合理，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术创作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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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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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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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文风特点多来源于生活的细节,充满真挚朴实的情感。她具有超越一般女性的细腻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和敏感的情思。但是不只有一个人评论过萧红的散文组织力不够,语言拖沓,然而事实证明,用这种写作技法来写回忆类散文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最能触动人心的。萧红的这种小众技法,来源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女性的敏感思维以及她和鲁迅先生父女般的关系。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从悲痛中振奋起来，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像春泥一样，继续滋养着中国文坛的茂林佳卉。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动人情谊已经成为文坛佳话，被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诵。由于作者萧红跟回忆对象鲁迅之间有着直接交往，对回忆对象充满着缅怀崇敬之情，素材又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因此作品不仅富于史传性，而且也富于文学性。 萧红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因鲁迅而进入上海文坛，其文学创作也进入高峰状态，由此产生了大量作品：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许广平《追忆萧红》说：“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国外。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萧红的写作手法部分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主要是在《呼兰河传》中对人性麻木愚钝的批判，这也是由于萧红是鲁迅先生的私塾弟子，再者就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们二人都是通过小朋友的视角来观察，有各自的心理活动，同时还有爷爷母亲的陪伴，还原一个小时候童年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