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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现代汉语课是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和新闻采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苏培成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使用规范的语言、高尚的语言进行交际，就是语言残疾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将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课程自身的工具性和理论性，使得这门课一直以来不为高职学生所喜欢，教学效果欠佳。虽然，笔者从事这一课程教学的时间不长，却深感有必要在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高职院校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诸多问题。现将一些思考与实践就教于同人，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更新教学观念，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工具课，其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驾驭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和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这也成为我们实施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实践中，笔者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种。 1.社会用字调查。学习了“现代汉字”一章后，笔者建议学生到公共场所开展“社会用字状况”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学生一方面要运用已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会整理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 2.学做文字编辑。目前，许多报刊、书籍错字频频出现，语病百出。笔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有选择地打印出来，让学生学当文字编辑，要求他们根据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文字校对、病句修改、语言润色等。对此，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现代汉语这门课还真管用，以后要是到新闻广播行业工作，现在学的可派上用场了。” 3.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辩论、朗诵、话剧表演等。在指导开展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时，笔者强调要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理论不是无用的，而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4.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试。在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考试手段上，为避免背笔记、考笔记现象的出现，试题设计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的创造性理解，促使学生在复习时真正做到把知识融会贯通。 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它，并在初、高中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学阶段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应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是如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从零碎的、不完备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学生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既能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向学生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汉语词类，学生依据语感和中学阶段所学的汉语知识，已大致了解汉语有多少种词类，然而对于什么是词、词类划分究竟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怎样辨别各个具体词的词性、词类划分与词性辨别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有必要先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使学生对汉语的词及词类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进而把汉语词类问题怎样与中文处理的自动分词发生关系、研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前沿知识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现代汉语与当今信息科学、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
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需要来找，5000字左右。可以百度空间留言，也可以站内信。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1.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 《学术月刊》2005年4期2.现代汉语聚合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3期3.汉英成对词比较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1期4.《左传·僖公四年》“北海”“南海”新解 《江海学刊》2005年4期5.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6期6.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 《语文研究》2001年3期7.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语文研究》2003年4期8.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 《古汉语研究》2006年4期9.《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10.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11.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学术交流》2003年12期12.词义的嫁接引申：词义派生的新途径 《学术交流》2005年12期13.《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释义表述上的修订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交流》2006年12期14.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12期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3期15.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8期原载《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2期16. 现代汉语词义的组合方式和言语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3期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4期17.汉语史料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原载《吴中学刊》1991年4期18.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94年10期原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4期19.异形词的定义及其与同义词的区别 《汉语学习》2004年1期20.浅谈“有”的词性 《汉语学习》1987年2期21.“ABB”式中的叠音后缀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5期22.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上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2年2期23.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1期24.试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 《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3期25.《金瓶梅词话》中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 《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26.《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27.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3期28.一个新兴的副词后缀“为” 《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29.《金瓶梅》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7年6期30.关于同形二字组词目及义项的分合 《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1期31.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1期32.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 《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33.商品叫卖语言的构成、类型及发展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2期34.《金瓶梅词话》中“”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2期35.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36.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37.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36期，1994年38.现代汉语词义和内部曲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3期，2001年39.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特征略述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5期，2003年40.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6期，2003年41.现代汉语典故词的基本特征简论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6期，2004年42.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7期，2005年43.现代汉语隐语的定义、类别和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第7期，2005年44.汉语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2年1期45.南北朝至明代的训诂学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3期46.汉语史料检索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2期47.论“非语言交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征和辅助功能 《吴中学刊》1990年2期又载《文学语言研究论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48.论“语用学原则”在对白编撰中的指导作用 《吴中学刊》1990年4期49.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特色的研究 《吴中学刊》1991年3期又载《语言·语篇·语境》（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50.《金瓶梅》人物语言散论 《吴中学刊》1992年3期51.先秦汉语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3年2期52.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韵学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4年2期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首先，她们都是由词根与词根构成的，因此都属于复合式合成词。再从词根和词根之间的关系看，前一个词根表示被陈述的事物，后一个词根是陈述前一个词根的，所以叫做“主谓型”或“主谓式”。比如“体贴”，前一个词根是“体”，后一个词根是“贴”，前后是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因此是“主谓型”。
中日外来语比较的论文没有，不过几年前写过一个汉语中外来词的小文章，倒是被人引用得比较多。在论坛里看到谈及（汉）语言纯洁性的话题，所以想随便谈谈目前汉语所使用的外来语问题。在汉语被边缘化、英语被妖魔化的今天，某些人又认为汉语的纯洁性受到了损害，因而倡议要保卫汉语的国粹性，开展一场全球华人的汉语保卫战云云（“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王蒙 2004）。这倒与目前亚洲某些国家因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作祟而产生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思潮颇为类似，但仅就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而言，个人认为“语言的纯洁性”这一说法实为伪命题。语言的发展需要借鉴外来语汇，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没有出现因为借鉴外来语汇而造成本民族语言颠覆的状况。即使在借鉴程度较高的日本，大量的外来语汇涌入，也没有造成日本本民族文化的没落。相反，由于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日本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反而得到了发展。现代英语词汇为约200万，日常使用词汇则为30万到50万。相比其他的欧洲语言如法语，日常词汇为7万左右。法语在语法上是屈折形语言，也采用26个拉丁字母，同样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估计亿人），但为什么会在词汇量上与英语差别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汉语中的“外来语”一词最初来自日本语的词源研究，其拓展定义为凡无汉语语源关系的且被汉语所借用的词汇单位，叫非汉语语源词汇，即外来语或外来词。非汉语语语源词汇，依据其语源，被分为民族外来语（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国际外来语两大类。手里的1990版《汉语外来语辞典》（岑麒祥）共收外来语4207条，多为希腊罗马神话和著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较重要的外国人名、地名、药品、化学元素、各国货币及物品名称等。如果说这个算比较专门的外来词收录，我也注意到普及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据说将增加附录“今年来出现的新词新意”，增收近2000个大量的外来语，如WTO等词甚至保留了西文字母的拼写而非代以汉字的音译。其实也用不着翻词典，随便列举汉语中已有之英语外来词：啤酒、咖啡、巧克力、沙发、扑克、爵士、吉普车、引擎、罗曼蒂克、沙龙、歇斯底里、逻辑、模特……这些词汇已经在汉语当中根深蒂固了，其中不乏妙手天成的翻译，如幽默一词乃出自林语堂先生的手笔。林语堂先生是个人非常佩服的TWO-FISTED（所谓双手开弓是也）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先有英文版而后有汉语版，如MY COUNTRY，MY PEOPLE（吾国吾民）、MOMENTS IN PEIKING（京华烟云）等作品我建议凡学英文的中国学生都是应该拜读的。如果说汉语中对于国际外来语的吸收主要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然不应该忽视因宗教而进入汉语的词汇，如菩萨、佛、天堂、地狱、哈麻尼），那么对于民族外来语的吸收则是和汉语的产生就同时出现的现象，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哪些词属于汉语的本源，哪些词又属于其他民族了。看看现代汉语的语音基础北京方言，如来自于蒙语的“胡同”、来自古波斯语（回方言？）的“猫腻”，来自满语的“坎肩”，数不胜数。也许大家知道如今满天飞的清宫剧里“AMO”、“ENI”、“GE`E”，但估计不知道我们出门坐公车的时候，“（车）站”一词是来自蒙古语中的‘JAM’吧？前几天看关于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汉学研究报道，其中谈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剑”实际是游牧民族传来的，“剑”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语，是“径路”(又作“轻吕”)的合音。“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我对伊朗语系的语言没什么了解，但蒙古语里“剑”、“刀”一词发“JIERD”或“ILDE”，似乎可以互为印证。如果要谈汉语中的词源问题，那是肯定说不完。罗嗦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说保护汉语的纯洁性其实并无必要。包括对于目前汉语中出现的各种“非规范式”语言，如“……的说”（确属日语外来词），应该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经过时间检验，留与大家取舍。肯定汉语中外来语的存在，承认文化之间的影响，绝非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很多时候我都表现为一个（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在语言和文化上，还是多点宽容，少点大帽子吧，“打倒XX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在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时候使用，只感觉有点滑稽。. 最近又看到新闻里浙江某大学某生论证宁波方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可能性，说已经找到宁波方言里与达斡尔、蒙古语等语音相近的词数十个云云。由此推断，脑壳发烧的同志看看我上文举的不止数十个的汉语外来词例子，大概也可以得出汉语也属于印欧语系的臆断了。何况语系这种东西，就算是专业人士也说不大清楚。新X方掏钱做的一期电视节目，某老师随口说汉语和日语是一个语系。我想对于这种有争议问题，我是肯定不敢在电视上胡说八道的。如果单凭日文里对汉字的借用就说它们是同一语系，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使用罗马注音字母书写，估计是不能算阿尔泰语系了……最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著作认识到汉语是一个语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523页b栏的表述是：“汉语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相当于一个语族地位。”在上位分类中，历史语言学家一致认为汉语与藏-缅语有明显的联系。因此，藏-缅语和汉语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语系即汉-藏语系。为了保持术语学和分类学上的一贯性，“汉语”一词在英语中最好表示成“Sinitic”(Sino→Sinitic)。像其他语族一样，汉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汉语与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藏-缅语、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发生了相互影响。汉语和与汉语有接触的诸语言以及语族的联系的性质，尚有待更充分研究和确定。
1.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 《学术月刊》2005年4期2.现代汉语聚合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3期3.汉英成对词比较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1期4.《左传·僖公四年》“北海”“南海”新解 《江海学刊》2005年4期5.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6期6.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 《语文研究》2001年3期7.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语文研究》2003年4期8.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 《古汉语研究》2006年4期9.《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10.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11.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学术交流》2003年12期12.词义的嫁接引申：词义派生的新途径 《学术交流》2005年12期13.《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释义表述上的修订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交流》2006年12期14.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12期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3期15.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8期原载《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2期16. 现代汉语词义的组合方式和言语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3期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4期17.汉语史料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原载《吴中学刊》1991年4期18.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94年10期原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4期19.异形词的定义及其与同义词的区别 《汉语学习》2004年1期20.浅谈“有”的词性 《汉语学习》1987年2期21.“ABB”式中的叠音后缀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5期22.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上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2年2期23.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1期24.试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 《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3期25.《金瓶梅词话》中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 《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26.《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27.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3期28.一个新兴的副词后缀“为” 《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29.《金瓶梅》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7年6期30.关于同形二字组词目及义项的分合 《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1期31.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1期32.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 《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33.商品叫卖语言的构成、类型及发展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2期34.《金瓶梅词话》中“”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2期35.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36.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37.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36期，1994年38.现代汉语词义和内部曲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3期，2001年39.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特征略述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5期，2003年40.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6期，2003年41.现代汉语典故词的基本特征简论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6期，2004年42.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7期，2005年43.现代汉语隐语的定义、类别和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第7期，2005年44.汉语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2年1期45.南北朝至明代的训诂学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3期46.汉语史料检索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2期47.论“非语言交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征和辅助功能 《吴中学刊》1990年2期又载《文学语言研究论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48.论“语用学原则”在对白编撰中的指导作用 《吴中学刊》1990年4期49.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特色的研究 《吴中学刊》1991年3期又载《语言·语篇·语境》（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50.《金瓶梅》人物语言散论 《吴中学刊》1992年3期51.先秦汉语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3年2期52.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韵学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4年2期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同形词：字形相同但意义毫无联系的词.（同字、异义、性不限） 如：察言观（动词,看）色/道观（名词,道人居舍）把（动词,扶住）稳方向/把 （介词,引介某受动对象）他赶走./拉他一把（量词,拉的次数）/刀把（名词,柄 ）大夫（名词,医生）/大夫（名词,古代官名）关（关闭）/关（关口）房东（房主人）/房东（房子东边）多义字：有两个以上意义的词叫多义词.多义词是一词多义,几个意义之间往往有联系.多义词是“单义词”的对称.多义词是具有几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意义的词,这些意义是同属一个本义或基本意义的引申意义.人们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要反映日趋复杂的客观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用原有的词来表示相关的其他事物, 使新旧词义并存.同音字：“同音异义词”的别称.同音词指的是声、韵、调完全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一组词.语言的音节是有限的,要表示越来越多的客观事物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同音词.多音字： 多音字,就是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义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
1.偶然原因造成的.（同姓同音词,意义上毫无联系） 例：消（1）消失：烟消云散 （2）动词,需要：只消三天 2.多义词分化造成的. 例：白 （1）像霜或雪的颜色：白纸 （2）说明,告诉：表白一番
毕业论文题目1.现代汉语语音研究2.汉语新词语研究3.汉语外来词语研究4.汉语字母词研究5.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6.汉语修辞研究7.汉语多音字研究8.汉语复活词研究9.当代汉语科技词语研究10.现代汉语成语变化研究11.当代汉语词语语音形式的发展变化12.汉语惯用语研究13.当代汉语新谚语研究14.当代汉语青年流行语研究1.现代汉语同音误用研究2.谈谈副词“终于”的用法3.论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4.语用正误与语频统计5.因果关系与转折关系的上位义比较6.给病句一个理由1.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2.文化符号“道”和“道”族词汇的研究（说明：本题中的“道”也可换成“气”、“心”、“性”、“理”、“天”、“命”、“神”等字，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3.当前我国社会称谓的使用问题4.“女士、先生、小姐、太太”使用情况调查5.“同志”的尴尬6.文学语言研究7.汉语语气词研究8.书名和社会文化心理9.店名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店名”也可换成“人名”、“姓氏”、“地名”、“菜名”、“品牌名称”等等词语，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0.鬼神名称和宗教文化11.命名和艺术世界——谈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地点命名在艺术建构中的作用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3.汉语动物名称研究14.汉语植物名称研究15.新时期小说语言粗鄙化现象研究16.“X吧”类新生店名研究17.说“秀”（英show）18.汉语象声词研究19.泛义动词“整”与“搞”的比较研究20.汉语感叹词研究21.东北方言动词“造”的研究22.东北方言语气助词“呗”的研究23.东北方言后缀“——巴”的研究24.新时期以来新生句法现象研究25.话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1.字词误读研究、字词误用研究2.汉字形体演变及识记研究3.褒义词考查分析4.同义词辨析与运用5.贬义词考查分析6.汉英词语对比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7.成语运用研究、习语运用研究8.新闻语言研究9.广告用语研究10.法律、商贸语言研究11.社交用语研究、文艺用语研究（小品、歌词等）12.词类区分研究13.语境与语言表达研究14.新辞格研究或辞格发展研究15.语境对词义（句子结构）的影响16.有特点的句法结构考察分析1.现代汉语语法2.汉语应答句研究3.标题语法研究4.标题语用研究5.标题语义研究6.东北官话地点方言研究7.东北官话语音研究8.东北官话词汇研究9.东北官话语法研究10.东北官话语用研究11.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12.现代汉语修辞研究1.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3.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研究4.程度副词与特殊的动词性结构组合研究5.“副＋名”的社会运用考察6.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7.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研究8.现代汉语歧义问题研究9.歧义现象和语境研究10.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11.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叠式研究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 当代作家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2. 报刊语言研究3. 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考察4. 少儿节目语言特点考察5. 流行歌曲中的若干语言现象6. 法律语言研究7. 辩论、演讲语言的特点8. 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9. 留学生汉语习得的语误研究10. 汉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11. 现代汉语插入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2.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3. 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如：对了、嗯、好、得了、回头、然后、我说等）14. 代词“人”、“人家”使用情况考察15. 句末语气词使用状况调查16. 谈“俗话”17. 汉外对比研究（如：亲属称谓、外来词、具体语法现象）18. 状语的类型与状语的位置（是否可以前置）19.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情况分类考察20. 夫妻互称的历时、共时研究21.交际语言的若干问题研究1.对外汉语语音教学2.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学习研究3.韩国留学生汉语单字音学习研究4.歧义格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5.哈尔滨方言单字音研究6.歧义结构的语音分化研究7.黑龙江方言语音研究8.“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研究9.哈尔滨方言声调研究10.实验语音学11.对外汉语单字音教学研究12.语音史研究13.语音的规范与发展毕业论文题目1.《审音表》与《现代汉语词典》定音比较研究2.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技巧研究4.对外汉语词汇教学5.对外汉语语法教学6.对外汉语汉字教学1.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与方法2.汉语中介语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4.对外汉语教材分析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听力训练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口语训练7.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1.关于中国文化教学问题的宏观讨论2.语言课的文化教学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4.对外汉语口语课堂教学5.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6.情景教学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7.对外汉语中的俗语教学8.交互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9.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角色10.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1.惯用语与对外汉语教学2.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3.对外汉语写作教学4.对外汉语形容词教学5.对外汉语虚词教学6.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7.祈使句的对外汉语教学8.疑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9.感叹句的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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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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