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一、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亨利，一位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专长于公共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研究。他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享利教授著书十余本，发表论文几十篇共论文获得过《美国公共行政评论》颁发的埃德文·O·斯坦恩奖。他曾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默默西哥大学、佐治亚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所领导的佐治亚南部大学曾被CNN专题报道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颗新星，而他本人也步入了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人物的行列。
二、主要观点及结构分析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间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
这本书分为4篇。
第一篇讲的是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既讨论公共行政的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是重要的，因为公共刑侦人员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民主政体中的适当行为领域，通常属于学术殿堂所形成的观点，而不宜在权力的回廊里所形成的”。
此外这本书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探究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焦点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作者提出“定向”（locus）和“焦点”（focus）为公共行政的特征。“定向”（locus）指改学科领域设置在“哪里”。公共行政的一般定向是在政府官僚体制，但是也有特殊情况。“焦点”（focus）是指该学科领域专门研究的“什么”。本学科的很多焦点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而改变。
“范式1：政治/行政两分法(1900—1926)”时期（弗兰克·古德诺和伦纳德·D·怀特）强调 “定向”，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领域应该设置在哪里的问题。（公共行政应当以政府官僚制度为中心；任何政府都存在政治与行政两个领域；）“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导致科学性研究；公共行政能够成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共行政学的使命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公共服务运动”为本学科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基础。
“范式2：行政学的原则(1927—1937)”时期（魏楼拜、古立克和厄威克）焦点不需要框架，公共行政领域存在某些普适性的公共行政科学原则，任何行政领域的问题都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进行研究。 “公共行政的声誉达到了高峰”，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应运而生。
“范式3：作为政治学的公共行政学(1950—1970)”时期，公共行政学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之中”。行政学研究丧失了焦点，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政
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间的联系。而公共行政学在政治学领域内也沦为二等公民，也迫使一些学者积极寻找发展的新路径（案例研究+比较和发展行政）。
“范式4：作为管理学的公共行政学(1956—1970)”，侧重的是焦点而不是定向，没有血缘关系，更加独立从而拥有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管理范式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反思“公共性”问题，为行政学提供了复杂的、高度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技术。行政学研究的重点应是组织理论，应该用普通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式取代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范式5：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1970—)”，交叉学科项目的发展以及“新公共行政”的出现，学术和实践团体越来越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公共行政学界和公共行政实践者自我意识增强，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第二篇是公共组织。从公共组织的脉络、构造、材料角度，研究公共组织的运作。在讨论组织是什么时候的时候，作者运用模型—一个实验性质的定义，研究对象错提供的资料上。模型是一种自由的研究途径，可以适应不同的情景。组织模型的不同，结论就不同。最后作者从统观组织理论的知识演进，转移到思考它的结构（fabric），探讨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怎样适应，以及如何围绕在组织周围四周的各种社会理论产生连接。
在第二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将人与组织如何互动、为何如此互动作为研究焦点。由此，作者在书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
第三篇，公共管理。在书中作者认为公共管理的崛起，不仅相对于政治科学而言，而且也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部分意味着他们希望改善效率与效能的技术，其学术地位能够获得提升。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以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第四篇，政策制定与执行。第四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公共行政人员所依据以便执行的事项。作者将公共政策的不同途径作为探讨政策执行的导言，而后介绍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两种范式：渐进主义范式和理性主义范式，并分析这两种主义的不足，从而引出公共部门的经验——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战略规划范式。第三部分作者将焦点放在特定范畴上，即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伦理决策，并且在书的最后，阐释了公共行政人员应敬业精神。
三、观点评述
看完后最大的体会是这本书把美国的公共行政基本体系都详细的介绍了。在美国文化下的视角下，介绍公共行政的产生到发展，再到五次范式的变迁。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书中给我感触最大的是第十章——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的途径。书中说“理解公共政策这一分支领域的一种途径是将它一分为二。”其中一个分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渐进主义范式。它关注某些问题的实质性，并且常常冠名为“一些实质性领域的政治学”。其焦点在于共政策过程，也就是政策过程在某一特定领域是如何运行的，并试图客观地描述这个政策过程。
查尔斯.林布隆认为把渐进主义即“不连贯的渐进主义”。渐进主义范式在行政决策制定的定位，是一个保守的趋势；人们以满意、合意的心态，介绍过去的各种政策。这样的情形是会阻碍创新的作为。而且因为社会目标很难加以操作定义，渐进主义的途径当然较理性、系统的途径难以实施。最后，渐进主义政策总比理性主义政策，更具有政治上的方便性，正是社会价值政策是指重新在分配的基本所需。
第二个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理性主义范式。它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产出与效果。它关注于指出制定与执行更好政策的更优途径，而不再太考虑公共政策可能涉及的实际问题与领域。公共行政人员在这一支系里处于支配地位。
理性主义试图成为渐进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现存社会中所有被接受的各种价值，并赋予每一种价值一个相关的权重，然后发现所有可选择的政策方案，知道每种方案的所有后果，计算选定任何一个特定政策后在机会成本考量上对其余选择方案有何影响，以期在最后能选择一个在社会价值成本收益考量下最具有效能的政策选择方案。理性主义模式存在的子集有公共选择模式、排他性/消费模式以及技术评价模式。
两个模式在相互竞争。渐进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说他们的途径对行政组织所呈现的复杂现实生活而言太过机械化；它所作出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等。渐进主义所面临的批评是它是建立字讨价还价概念基础上的；渐进主义不注重模式的运用；渐进主义者缺乏想象力等。
四、结合当代观点，我的启示
以上的决策为中国政治现实提供好了帮助，但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有自己的政策制定的特点。就理性主义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后代有科学评估。中国以往的政策过程就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方式变迁》这本书得到证实。就渐进主义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而在中国，
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有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体现为“内输入”的特点。“内输入”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有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远抉择下的社会互动。“内输入”突出了权力精英在中国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精英队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
由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政策输入结构，所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决策，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来体察和认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改革的步伐快于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增多，政策制定的社会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内输入”主体多元化，满足改变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们的社会期望的增长。“内输入”中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与表达将不了避免地造成政府在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要求和日益增多的社会，政府是否满足于纯粹的回应作用，以及能否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的要求，是当前政府决策面临的问题。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物件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正规化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文章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正规化。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物件，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装置，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物件，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数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数、因变数操作化，指标资料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数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资料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数;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数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数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散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散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经验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散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反思，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 *** 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物件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皁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启用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物件———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启用、未启用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启用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启用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 *** 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 *** 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 *** 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 *** 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措施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 *** 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 *** 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 *** 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 *** 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 *** 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 *** 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 *** 和市场、 *** 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 *** 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 *** 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 *** 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 *** 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式来对 *** 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许可权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 *** 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 *** 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 *** 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 *** 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 *** 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 *** 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 *** 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 *** 理论”。该理论认为， *** 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 *** 进行重新定位， *** 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 *** 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 *** 利用民主程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 *** 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 *** 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 *** 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 *** 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 *** 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 *** 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 *** 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 *** 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 *** 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 *** 、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 *** 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 *** 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1950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怀俄明大学、俄勒冈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纳大学；主持“未来资源”项目的研究；并先后提任社会科学研究会、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比尔福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参与政府工作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早在1967年就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一职，其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在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致力于人类社会中宪政自治秩序的建构和自然资源的管理，曾参与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并曾任美国国家水资源委员会等众多机构的顾问。他是包括《宪政经济学》等多家学术杂志的编委，并曾任《公共行政评论》的主编。因对联邦主义等问题的开创性贡献，他曾被美国政治学会等组织授予多项荣誉。
专著教材1、《行政法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2、《创建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4月3、《四川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4、《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和谐发展的行政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5、《四川省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6、《地方政府流程再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7、《行政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8、《薪酬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9、《走向有限政府：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四川科技出版社 2006年1月10、《公共管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11、《环境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 主持科研项目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子课题；2、主持教育部规划项目：《我国地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探索》；3、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面向西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景区集成管理模式研究》子课题；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5、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行政障碍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6、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WTO西部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7、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8、主持教育部哲社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成渝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发展报告》；9、主持国务院办公厅委托项目：《省级政府政务公开与管理创新》；10、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西部地区社会和谐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11、主持四川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和谐四川进程中的行政障碍与制度创新研究》；12、主持四川省社科基金项目：《SARS与地方政府危机管理》；13、主持四川省“十一五”人才规划基础项目：《四川省人才市场机制的构建与政府服务》；14、主持四川省软科学项目：《四川省人才市场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5、主持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资助项目：《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16、主持四川省政府项目：《行政改革与政府服务中心建设》；17、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四川省中介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18、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重点项目：《地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的理论与实践》；19、主持四川大学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一般研究项目：《公共管理专业科研、教学互助关系研究与实践》；20、主持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招标项目：《成都市统筹城乡年度报告》；21、主持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招标项目：《统筹城乡背景下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22、主持成都市政府招标项目：《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研究》；23、主持成都市“十一五”规划项目《成都市政府管理体制创新》；24、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领导干部素质培养》；25、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市干部创新能力研究》；26、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科学发展研究》；27、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成都市统筹城乡研究》；28、主持成都市政府项目：《乡镇机构改革研究》；29、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试点工作方案》；30、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成都市行政审批程序与前置条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31、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电子政务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32、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33、主持成都市政府委托项目：《城市房地产管理体制改革》；34、主持成都市房管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房管局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35、主持成都市工商局委托项目：《成都市工商局规范化服务型政府》；36、主持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委托项目：《成都高新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37、主持成都市工商局委托项目：《工商管理干部行政能力提升与培训》；38、主持彭州市政府委托项目：《彭州市政府职能配制》；39、主持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委托项目：《政务公开与政府管理创新》；40、主持成华区政府委托项目：《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成都模式---成都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与惠民工程研究报告》；41、主持绵竹市政府委托项目：《规范化责任性政府建设》；42、主持成都市新都区项目：《政府服务流程再造》；43、主持成都市金堂县委托项目：《金堂县人员编制“总量控制、动态管理”科学化研究》；44、主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项目：《青羊区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45、主持成都市温江区项目：《温江区城乡一体行政管理体制研究》；46、主持成都市人事局委托项目：《成都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47、主持成都市新都区纪委监察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新都区行政效能评估（2009年度）》；48、主持成都市新都区纪委监察局委托项目：《成都市新都区行政效能评估（2008年度）》；49、主持双流县项目：《成都市双流县投资软环境评估与规划》；50、主持龙泉驿区人民政府委托项目：《龙泉驿区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研究》；51、主持成都市温江区项目：《温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优化与再造》；52、主持新津县编办委托项目：《花源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53、主持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项目：《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创新方案研究》54、主持金堂县竹篙镇委托项目：《金堂县竹篙镇产城互动中的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机制研究》。 论文《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与履职能力提升》，姜晓萍、张亚珠，《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2、《我国社会焦虑问题研究述评》，姜晓萍、郭兵兵，《行政论坛》，2014年第5期3、《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姜晓萍、苏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4、《国内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知识图谱》，姜晓萍、苏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5、《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6、《基于价值取向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姜晓萍、郭金云，《行政论坛》，2013年第6期7、《构建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体系:以成都试验区为例》，姜晓萍、黄静，《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8、《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共同趋势与地区差异——基于国家和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的比较》，姜晓萍、陈朝兵，《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9、《统筹城乡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3年第2期转载10、《当前我国干部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析》，姜晓萍、史云贵，2012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11、《国内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姜晓萍、吴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新华文摘》2013年1期12、《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编制管理再造：机理与策略》，姜晓萍、范逢春，《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9期 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2年11期13、《论城市房屋征收之被征收人权利保护》，姜晓萍，陈丛刊，《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2期14、《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农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姜晓萍、衡霞，《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6期15、《还权赋能：治理制度转型的成都经验》，姜晓萍、黄静，《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6期16、《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外部性研究》，姜晓萍、衡霞，《农村经济》2011年11期17、《加强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保障的对策建议》，姜晓萍，《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要成果专报》，2011年第17期18、《建议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专家建言》，2011年第9期19、《统筹城乡发展须保障农民权益》，姜晓萍，《四川日报》，2010年11月24日第7版20、《汲取养分的不竭源泉 奉献社会的重要舞台》，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12期21、《国外政府流程再造的核心问题与启示》，姜晓萍、汪梦，《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6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2、《中国公共服务30年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趋势》，姜晓萍、邓寒竹，《公共行政》，2009年7期全文转载23、《中国公共服务30年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趋势》，姜晓萍、邓寒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24、《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可行性分析》，姜晓萍，《理论与改革》，2009年4期25、《四川地震灾区受灾群众需求调查与潜在社会风险分析》，姜晓萍、李文星、夏志强，中央党校《思想理论内参》，2008年30-31期26、《中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30年》，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12期27、《地震灾区居民住宅重建的几点建议》姜晓萍《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3期28、《公民行政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姜晓萍、郭金云，《新视野》，2008年3期29、《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行政障碍与地方政府治理》，姜晓萍，《理论月刊》，2008年4期30、《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新华文摘》，2007年21期转载3254个字31、《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姜晓萍，《政治学研究》，2007年3月32、《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公共行政》，2007年11期全文转载33、《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4期34、《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障碍与对策思考》，姜晓萍、兰旭凌，《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10期35、《我国人才市场机制构建中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姜晓萍、侯军帮，《公共行政》，2007年1期全文转载36、《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姜晓萍、衡霞，《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期37、《我国人才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创新》，姜晓萍，《新视野》，2006年5期38、《我国省级政务公开探析》，姜晓萍、姜洁，《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8期39、《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姜晓萍，《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40、《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5期41、《我国省级政务公开的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姜晓萍，《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42、《我国人才市场机制构建中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姜晓萍、 侯军帮 ，《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43、《透视地方政府引进ISO9000》，姜晓萍、郭金云，《决策》，2006年第7期44、《从两次“井喷”事故看政府危机管理》，姜晓萍、陈进，《决策》，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C3《管理科学》2006年8期全文转载）45、《以政府制度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姜晓萍，《社科论坛》，2006年3期46、《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姜晓萍、马凯利，《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5年3期)47、《地方政府建立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姜晓萍、范逢春，《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48、《提高政府采购效率二有效途径》，姜晓萍、陈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1期49、《地方可持续发展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姜晓萍、姜洁，《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50、《地方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以四川省成都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姜晓萍、 郭金云，《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7期51、《港台地区网上申报与审批的经验及启示》，姜晓萍、 滕赋骋，《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2期52、《完善行政服务中心，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姜晓萍、唐冉熊，《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2期53、《成都市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姜晓萍，《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11期54、《我国政府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探索》，姜晓萍、 郭金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2期55、《从SARS看我国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姜晓萍、范逢春，《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2期56、《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姜晓萍，《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2期57、《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姜晓萍、吴军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2期58、《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路和对策》，姜晓萍、刘汉固，《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6期59、《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姜晓萍，《四川政报》，2003年11、12期60、《香港特区顾客导向型政府之构建及其启示》，何水、姜晓萍，《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61、《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姜晓萍、李文星，《河北学刊》200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1期62、《施韦策诘难和道教生态伦理》，姜晓萍、曹玉华，《西南师大学报》，2002年5期63、《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支持系统》，李文星、姜晓萍，《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4期64、《西南民族地区的居住模式与婚姻、家庭的变迁》，姜晓萍，《西南民院学报》，2001年3期65、《朱元璋法律意识二重性心理探析》，姜晓萍，《史学集刊》，1996年第5期66、《明代的司法制度与君主专制》，姜晓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67、《“击鼓鸣冤”的由来》，姜晓萍，《法学杂志》，1992年第4期68、《明代的立法及特色》，姜晓萍，《文史知识》，1991年第1期69、《中国古代居室建筑中的“家”的观念》，姜晓萍，《文化史知识》，1994年第7期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不腥的的活害怕黄昏果然这只能归咎于中课间谈天个笑；为么·中记的一么被她锁在门中的这个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在此 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对政府转型提出了相当迫切的要求。因此，“十一五”时期，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成为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与意义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管理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政策管理、资源管理和项目管理。与之相对应，我们认为，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战略规划能力、公共政策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因此，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也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战略规划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是指管理者和组织者通过思考，在衡量影响组织未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为组织创设目标、前进方向、焦点和一致性的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政府等公共部门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到公共部门能否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取得更大的绩效，甚至还影响到公共部门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公正性。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受到渐进模式的影响，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习惯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以至于无暇顾及政府部门的应有任务、方向及战略，导致了在很多重要的领导领域没有公共目标或者方向模糊不清，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根本经不起竞争的考验。另一方面，已有的战略规划往往缺乏整体的思考，长期、中期和短期战略之间，整体和局部战略之间缺少有机整合，由此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能不明，协调不灵，彼此无法适应，从而丧失互补性。 2、公共政策能力。公共政策能力是指政府部门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管理创新行动方案的能力。公共政策能力不强，缺乏操作性，是我国许多政府部门的通病。这表现在：政府部门缺乏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的领导者，战略规划制定出来以后，领导者往往出于尽早看到战略实施效果的迫切愿望而匆匆上马，甚至认为制定实施计划是在浪费时间或延误战机；一些政府部门好大喜功，不结合自身资源状况来制定政策，不切实际，根本无法分步实施；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的方法，往往凭借管理者的主观臆断和历史经验，而很少运用科学的量化的标准。 3、资源管理能力。资源管理能力是指政府部门获取、配置并有效使用管理创新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能力。每个公共组织至少都应该拥有四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硬性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除此之外，还应该拥有必要的软性资源，包括信息、制度以及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等。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资源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有待提升。突出表现在：虽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中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具有战略思维的管理者，人力资源的知识、素质、能力、结构比例都与管理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政府的体制、组织结构，制度设计与管理创新的要求不匹配。 4、项目管理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是指将战略规划具体执行的能力，是将理想的目标转化为可见的现实的能力，项目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和工程管理借鉴的概念，它在政府部门中被证明同样能提高绩效。项目管理在我国政府部门中的运用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项目管理能力也相对十分低下，在项目的实施中，政府部门对于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的关注甚少，项目管理极其不规范：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之际，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这一课题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1、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范式，将政治与管理整合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遵从威尔逊和古德诺开辟的范式，认为政治和行政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传统由于自身的缺陷，不断受到理论的批判和现实的挑战，正逐步走向整合。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将管理看作一个全面的过程，它要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系统地考虑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未来远景，将组织的使命、价值、目标相结合，将战略制定与绩效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结合起来，强调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它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被动消极的执行命令的弊端，关注行政的政治性，强调行政在战略制定上的优势和重要性，将政治和行政看作必然联系的环节。 2、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中低层管理的局限，将政府部门高层管理与中低层管理融合起来。传统的政府部门是按照韦伯式官僚制组织特点建构起来的，强调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是组织结构的依据。在这种等级金字塔的组织中，管理的高层和中低层严格按照金字塔层级进行缓慢的信息沟通和命令传达，有权作出决策的是位于顶端的上级，下级的任务是执行。这种缺乏整合的组织形式，不仅会带来信息的扭曲、行动的缓慢、决策的滞后、效率的低下，还会造成中下层人员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激励。政府的管理创新则强调组织所有成员对于组织目标、使命和愿景的参与，强调高层和中低层之间的沟通和整合。 3、摒弃传统公共行政学仅仅重视内部科层组织的弊端，将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将组织看作一个静态和封闭的系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组织的内部结构上：他们关注组织如何分工、如何建立层级节制的等级秩序、如何制定严密的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而忽视了组织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忽视了公共行政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政府的管理创新，不仅关注组织内部的资源和结构，环境分析同样是一个研究重点：创新管理认为任何组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外部环境是组织实施创新战略的依据和基础：政府创新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外整合的过程。 二、新时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途径 1、培育政治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其成就需求，发挥其政治远见和管理经验优势，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践。管理创新是一种前人所未经历的开创性事业，为此，政府必须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实施人才资源国内培养和国际引进相结合的战略，致力于培养政府管理者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政府部门管理者，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既要紧密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各项事务，又要着眼现实、未来和世界的发展潮流，积极开展战略研究，方能在实际的管理与领导活动中提高自己战略思维的素质与创新能力。 2、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头脑。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参与管理的能力，他们比一般的底层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有参与管理的热情，他们以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和宽阔视野，对社会政治生活有强烈的责任感。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高层管理者中间出现了不少高学历背景甚至海外学历背景的人才，各层级的参谋部门也开始引进知识精英。目前，要进一步强化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激发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参政议政意识，呼吁他们抛弃政治冷漠的态度。其次,政府要建立开放、自由、多样、有保障、制度化的渠道，鼓励更多的知识精英学以致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最后，对于体制内知识精英的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和决策要真正的采纳，而不是流于形式，装点门面。 3、扩大公民参与,培养和借鉴民间的创新力量。对于提升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公民参与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创新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公民参与可以集中民众智慧，吸收不同领域知识，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提升政府管理创新能力。因此，首先，政府要加强与公民的对话，通过与不同利益、政策观点的公民进行讨论和协商谈判，政府不仅可以获取群体智慧，还有利于增强共识感和责任感，实现公共利益。其次，政府要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遵循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最后，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管理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 4、改革传统公共管理垄断模式的弊端，适当引入政府间竞争，形成政府管理创新的外在激励与内在动力机制。竞争机制的缺失正是政府部门诸多弊端的症结所在。对于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创新能力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最大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一种外在激励，促使政府考虑竞争激烈的外在环境，进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不断的创新，提升管理能力。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普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克服政府失灵的办法。我国也开始大量借鉴西方“企业化”政府改革的一些成功经验，引入竞争机制。但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公共性，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不断改进政府的运作模式，改进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公共战略中的有序竞争，引入竞争的配套措施，建立公共责任制，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精心管理，为所有的竞争者创造平等的竞技场。 5、充分发掘和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与优势，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在对组织资源和优势的准确判断之上的。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积累了一些资源和优势，正确认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是新时期提升我国政府管理创新能力的前提。在经济上，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增。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掌握运用政治权力的中枢和核心，一方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为政府管理创新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上，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感、对政府权威的较高认同感等等，对于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6、创建学习型政府，促进政府的知识更新和自我完善，塑造“模仿一学习一创新”的知识增长链条。现代社会人们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政府的学习能力如何，尤其是学习知识的能力如何，对未来政府管理的创新和组织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型政府通过不断的学习、模仿，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对其基本的信念、态度、行为、结构和方式进行调整，从而获取一种面对各种问题的应对能力，获取一种长期效能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习型政府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体创新，而创新正是组织活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新时期建立学习型的政府，首先，应该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进行调整，建立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知识传播和学习成果共享的系统。其次，要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团队学习。最后，要注重将学习行为有效地转化为创造性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工作，惟此，才能适应政府管理创新能力提升的需要。
摘要：行为主义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行为主义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关键词：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行为主义学性研究；问题；反思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行为主义行政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地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解释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尽管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无论是西蒙与沃尔多之间关于逻辑实证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争论，还是围绕着亚当斯和巴尔佛的《揭开行政中的罪恶》而展开的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或是哈默与古德塞尔就官僚制度而展开的关于诠释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都反映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基本取向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从而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现状得出“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累性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那么，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现状又是如何？西方公共行政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分歧与冲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1西方行为主义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反思行为主义行政学的三种研究取向美国学者杰伊·D·怀特认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有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1）行为主义学性研究。解释性研究遵循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自然科学和主流社会科学都是典型的解释性研究。它的逻辑一般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其遵循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解释性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解释与预测，它试图建构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和社会事件的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的《行政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威尔逊呼吁建立一门公共行政科学，明确希望在政府改革中采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泰勒力图“证明最先进的管理是真正的科学，说明其理论基础是明确定义的规律、准则和公共管理学报原则。”他所掀起的科学管理运动迎合了行政科学化、技术化追求的精神。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行为主义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之下，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概而言之，作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与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至今仍对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2）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诠释性研究以现象学、行为主义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传统为根基。诠行为主义的逻辑是循环的，即意义产生于对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和模式的认知。诠释性研究试图理解行为者赋予其社会情境的意义、赋予自身行为的意义及赋予他人行为的意义，它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言行。公共行政学中的精神分析组织理论是一种诠释性研究理论。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研究组织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行为和决定，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克服他们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阻碍而获得解放的。精神分析的角度不但让我们意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点，而且大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哈默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他的著作《官僚经验》采用诠释理论来对官僚制度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哈默对官僚制度所有批判的基础，他分别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认识和政治方面对官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中国毕业论文网 >> 管理论文 >> 行政管理论文 >>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内容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主义 反思性批判一、 导 言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二、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1） 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2） 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3） 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 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 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5） 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6） 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7） 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 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三、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全文共6页：
行政管理方面的，如果是对于选题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我们可以向你传授经验的。
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意义、转变及其理念摘要：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对于推进公共行政制度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和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必须实现参与型、服务型和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根本转变，通过树立效益、服务、公开、信用和团队学习等基本理念，以构筑我国21世纪全新的公共行政文化。关键词：行政文化；公共行政制度；创新一、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公共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管理之魂，是指导、规范、约束行政主体或行政客体的动机与行为的内在力量，是人们在从事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政心理、行政思想和行政道德等的总和。公共行政文化必须随着行政环境与系统的变化而作回应或改进性的调整与变革，即实现公共行政文化创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加人世贸组织，我国公共行政内外部环境的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等发展变化，加强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1、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道格拉斯�6�1诺思认为，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中国，竞争的存在迫使行政组织为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而修正制度性架构，也就是要进行行政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行政制度对另一种行政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然而诺思还认为，信仰体系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制度选择，要使制度变迁成功，必须使信仰体系随制度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变迁离不开行政文化的创新，它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人们只有认清旧有行政制度的弊端，以及理想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及时转变行政思想、价值观、行政情感和行政态度，进行行政文化的创新与转变，才会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去观察、选择、采纳和制定新的行政制度与政策，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为科学，更为有效，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易于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人们的观念、价值取向没有得到创新，就无法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抵制行政制度的变迁与推进，增加行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2、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的有效手段。所谓公共政策执行成本指在政策整个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费用的总和，也称之为“政策运行成本”，它既包括直接的实际耗费，也包含间接的财富损失，尤其是执行部门在实施政策中因宣传、解释、传达等所消耗的资源，以及政策对象抵制和削弱执行效率，加大政策投入而引起的损耗部分。加强行政文化创新就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及时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现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科学地制定合理的有效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加深政策执行者对公共政策的理解程度，从而增加政策执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的宣传、解释和传达成本；有利于人们群体主动抛弃传统封建残留如官本位、依附、保守等陋习，民本位、参与意识得到增强，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使人们思想紧跟时代步伐，认清实际情况，增加对政策及其执行的理解和配合，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成本。3、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塑造现代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政府形象作为人们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作为人们对政府客观存在的整体印象和自我认同；作为人们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度和支持度。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减少政策制定压力和政策执行阻力，提高政策评估动力和政策实施效益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在集权、专制思想的控制下，人们被视为政府当局的属民，在政府权力面前俯首帖耳、任其摆布，形成对政府公共行政的冷漠和逆来顺受的思想，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施加的影响，并对其有着强烈的依顺心理。然而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政府将由权力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人们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成为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要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就必须进行行政文化创新，通过转变行政思想和行政价值观，树立现代行政理念，充分重视每个公民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利，促进公众与政府的平等交流与互动，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有效性认可、全面性参与，以此来构建全新、理性、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二、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根本转变1、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于受这种大一统思想影响，可能引发君主高度集权和专制行政，即所谓“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传统的集权型行政文化导致了社会的高度整合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行政主体地位的缺失和行政客体的压制服从；导致了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非民主性；导致了国家委托一代理运行机制的失衡；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寻租性腐败的产生。现代行政文化创新要求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公共行政文化创新与理念转变。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要求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的转变，拓宽了行政参与渠道，提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动地体现了人们民主地位的复归和真正享受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参与型行政文化要求一切公共行政活动却必须反映和尊重公民的利益、需要、意志和目标；要求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或渠道参与公共行政生活，并影响公共行政体系的构成、运行和决策过程等；要求做到政务公开，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权力结构、职能规模和运行机制。2、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公共行政系统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公众的管理与监视。国家与社会之间总体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种传统管制型行政文化的功能在于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建立起符合少数权势集团利益要求的社会秩序，在于实现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统治职能。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公众主体地位的觉醒和民主权利的复归，公众对公共行政的总体价值认识越来越取向于服务型行政文化。实现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求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权力的运用，都必须以增进人民福利的最大限度的获得与满足为目标，公共产品的提供，其目的不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实现问题，维护和增加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服务型行政文化要求加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充实扩大和增加新的服务项目，改善服务手段，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3、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重在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情感“内省”和个体的自我道德约束发展到合道德的政治秩序，是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人治和礼治代替了法治。《左传》认为：“礼，统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成为公众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自律本位的人治和礼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根据少数或部分政治精英或某个权威人物的个人意志和自我价值取向制定和实施行政决策，治理国家与社会。这种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主观臆测，缺乏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政策“打架”和频频变动，导致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现象的出现；导致目中无法、以权压法的特权存在；导致公众权利的忽视和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因此行政文化创新必须由人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为法治型行政文化。即从人性不完善的基本假定出发，以法律至上为原则，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实现依法行政；公共行政系统的一切权力与行政行为都应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与制约，并对其运行依法监督，严格控制。通过行政文化创新，在全社会创造严明廉正的法治型行政文化环境，使一切行政行为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推动着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在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改革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 近几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成功的经验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实际，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添砖加瓦。我国当前的实际是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时期，各阶层的矛盾突出，这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既要符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总体要求，又能协调好各方的利益，解决好各种矛盾。这就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国情的整体“大数据”，将大数据与改革的政策相融合，并运用于指导改革的过程，推动改革的发展与完善。 坚持党的领导，统筹兼顾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者，更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的大方向不动摇，将改革稳步推进。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配置，对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科学分配，加强政府运营制度的建设，革新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作风建设，共同推进政府体制的整体改革。 重视民主的基础性作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政府出台重大改革决策前，必须发扬民主的基础性作用，要深入到群众中，深入到基层，将来自群众和基层的创新思路和改革方法实践到改革中。忽视甚至反对民众的心声，闭门改革是注定会失败的。同时，要约束政府改革的权力，严禁个人和部门的利益影响改革政策，保证改革过程的规范化和改革成果的制度化。 2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 “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需要注重科学的办法，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要在方式方法上注重以下4个方面的统一。 统一系统思维与问题意识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改革各项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更妥善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这就要求改革筹划者具有统一的系统思维与问题意识。规律是客观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必然要求。而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规律就是一种矛盾论，是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的衍生与解决，将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推动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发展。改革筹划者在筹划整个改革体系时，应当将在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或即将遇到的问题进行规划，同时也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思维，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地去解决问题。 统一近期重点目标与长远目标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又需要坚持的任务，贯穿于整个社会化进程的始终。因此，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只有将目标明确、把方向把握好，才能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少走弯路。同时也应注意到，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也不同，改革具有阶段性。将每一个阶段五年一规划，十年一计划，将每一个规划与计划完成好，一步一个脚印地使改革有序推进，最终实现改革的深化。 统一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只有注重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提高。行政体制改革更是如此，每一届政府都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看似渺小，却是必不可少。只有每一届执政者针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一定的举措，才有为改革最终的成功作出保证，否则只能是保持不变甚至是向更糟糕的方向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体制改革并不要求执政者大刀阔斧地改革，声势越大、动作越大，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改革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缓慢的适应阶段，而“大改革”恰恰只注重了改革这个行为，并没有将成果进行巩固，最终可能导致旧习、陋习卷土重来。 统一上下的参与和推进过程 纵观古今中外，每一次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进和百姓的积极参与。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需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使被动改革变为主动改革，减少改革的阻力，将鸡蛋由内打破爆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样的改革才能成功，才能使我国的行政体制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百姓做更多的好事与实事。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相协调，最终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善，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的规范化。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思考 摘要：本文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特征、职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和方向。 关键词：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方向 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建设依法、有效、透明、负责和公正的政府，其根本的目标是公众满意。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既不是简单地强调服务态度的转变，即所谓“微笑服务”，也不仅仅是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是强调这种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效率、公正、责任、规范、透明、合法等无疑都是现代政府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谋求合法性的政府必须倡扬的价值和目标。但现代政府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其角色的基本设定，即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回应公众的要求。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如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的基点。 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具备以下主要职能： 提供制度供给服务。作为秩序化的代表的政府，必须为人们和社会提供社会秩序的制度供给，也就是要为社会制定一个权威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框架或者制度模式。制度供给的内容非常多。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财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服务型政府最好和最大的服务就是良好的制度供给。 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服务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要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为解决社会稳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政策。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政府在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以后，其主要的服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 提供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解决，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尽可能在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让社会组织来提供，但是政府要做好组织工作。 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劳务行为的总称。实际上，它是解决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给，如何采取和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在服务程序、态度、效率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热情、快捷和周到的服务，而不是冷漠的官僚主义者。 三、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原则 分权原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遵循科学分权原则。首先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合理分权，使权利科学定位并准确归位；其次是权力下放，科学分解职能，扩大地方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自主治理权；再次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使社会公众切实享有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法治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是有序的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无论是服务的政策、手段，还是服务的程序都要法治化。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适合现代服务行政要求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依法重构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 责任原则：服务就是履行责任。责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而有制约机制的服务行政责任体系，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真正实行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体系应当由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沮会等方面的责任制度构成。 效能原则：效能是效率、成绩、功能的统一体，效能最大化是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注重政府的服务功能，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追求可以量化的服务成效，更要追求能够使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服务功能。 竞争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运作平台的，竞争型政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公众，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引入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服务、推动并参与竞争，政府通过竞争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四、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 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模式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一）公共服务职能的顾客导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要求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提供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 在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下，政府常常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公众的影响较为有限，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公共组织弄不清谁是它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而且服务水平低劣。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思路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其主要途径有：一是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度。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应当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有关了解民意、公共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如何应当以社会的评价为主，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主，加大公众意见在评估中的作用。 （二）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是现代政府服务模式转换的一个流行趋势，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内外经验表明，公共服务在生产和提供上是可分的；在付费和使用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只能由政府直接提供，通过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分工，适用“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可以较为公正高效地来加以提供。因此，应当扩大市场竞争的领域。 在这里，竞争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公对私的竞争，即让公营组织和私营组织都来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促使其竞争；二是私对私的竞争，即政府要求私营企业彼此竞争，以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三是公对公的竞争，即政府促使自己内部组织之间进行竞争，以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公共工程建设领域，凡是属于经营性或竞争性的项目，应当通过公共招标、内部竞争、合同外包等市场方式营造市场竞争机制，不能事先假定公营部门就一定比民营部门强，或者民营部门就一定比公营部门强，关键是要有公正规范的竞争机制。 第二，除了义务教育、基础科研、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务外，在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应当营造竞争环境，利用竞争机制产生的压力促使服务提供主体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 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转变为政府利用社会的力量由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些私营部门、独立机构、社会自治和半自治组织等组织都将成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 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是以顾客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顾客导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再由政府独自承担，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机构，许多非政府机构加入到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队伍中来，政府可以部分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对于公共服务的客体来讲，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化意味着把对公共服务的内容、方式及其评价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这样就会迫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得不把公众作为顾客，树立顾客意识，当服务不被顾客接受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四）公共财政体制的结构调整 所谓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缺陷。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看，政府公共服务可分为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两部分。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投资；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应逐步加大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地位与作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应建立公共收入制度，逐步增加全社会的公共财政收入总额；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逐步实现由生产投资型公共财政向公共服务型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及经济环境。 （五）公共保障机制的建立与优化 公共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保证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社会成员在面临生、老、病、死、伤、困等各种生活境况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和福利服务的社会制度。其本质是社会财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分配，并具备明显的国家性、强制性、再分配性和基本保障性。其目的是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条件。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建立并优化公共保障机制，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协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应扮演市场活动中的客体，理应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客体服务、服从于市场主体，这是规律。然而，过去我们的政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能量很大，常常决定着一些微观市场主体的兴盛与衰败，权力色彩浓厚，而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要求政府更多地提供服务，矫正主客体错位的现象，保障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 （六）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构建 当今世界的公共突发事件类型多、范围广。从公共卫生、网络攻击到恐怖袭击，从交通安全到生产事故，影响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卫生、金融、政治、经济等公共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损失惨重，影响巨大。 政府应急能力的建设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部门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投入问题，而是由政府应急职能、应急体制、应急投入等构成的一个系统，并且其基本的统筹次序应该是“确定应急职能范围、构成应急体制框架、安排应急投入资源”，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整体应急处理能力达到最大化。 政府应急职能的界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危机管理的划分和主要内容应该是准确的；二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在体系中的职能分工应是相对独立、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的；三是服务于职能发挥的基本资源储备、信息体系建设应是配套的。 （七）更新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在现阶段，主要是在各级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深入开展执行文化的学习，大力推进政府执行文化建设，强化执行意识，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大胆借鉴企业管理和私人部门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和优秀企业的管理理念，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用“企业家政府”的精神代替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增加政府为社会、为企业服务的主动性和时效性，把顾客满意，取得最佳绩效作为衡量自身工作的准则。同时在公共管理部门中强化效率观念，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八）提高公务员素质 公务员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人员载体，其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范围和质量。在公务员队伍建设上要注重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改变过去单一的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深化公务员培训的教学改革，使政府工作人员既掌握最新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发展动态，又熟稔现代行政技术与方法，全面增强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创新观念和执行能力，建立一支学习型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由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领域最杰出的公共行政学家，美国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物尼古拉斯·亨利编写，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问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它反映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一直是北美各大学公共行政专业学院最受欢迎的教科书。 全书内容涉及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首先阐述了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范式变迁，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的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其次，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通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再次，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如何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最后，探讨了政府合同外包及民营问题，政府间合作与协调问题以及公共门部企业家精神。针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管理硕士教育项目来说，本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而系统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研究前沿与实践发展动态。
公共行政评论放假时间为二月一日至二月七日。公共行政评论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协办的公共行政类专业学术期刊，双月刊，逢双月15日出版。
报纸的资料介绍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或电子类报纸。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报纸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公元前60年，古罗马政治家恺撒把罗马市以及国家发生的事件书写在白色的木板上，告示市民。这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汉代的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1450年，欧洲的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于是印刷的报纸开始发行。1493年，罗马发行的报纸上刊登了哥伦布航海的消息。当时的报纸只是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时才发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报纸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上层人士到中下层人士。
一、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亨利，一位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专长于公共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研究。他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享利教授著书十余本，发表论文几十篇共论文获得过《美国公共行政评论》颁发的埃德文·O·斯坦恩奖。他曾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默默西哥大学、佐治亚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所领导的佐治亚南部大学曾被CNN专题报道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颗新星，而他本人也步入了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人物的行列。
二、主要观点及结构分析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间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
这本书分为4篇。
第一篇讲的是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既讨论公共行政的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是重要的，因为公共刑侦人员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民主政体中的适当行为领域，通常属于学术殿堂所形成的观点，而不宜在权力的回廊里所形成的”。
此外这本书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探究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焦点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作者提出“定向”（locus）和“焦点”（focus）为公共行政的特征。“定向”（locus）指改学科领域设置在“哪里”。公共行政的一般定向是在政府官僚体制，但是也有特殊情况。“焦点”（focus）是指该学科领域专门研究的“什么”。本学科的很多焦点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而改变。
“范式1：政治/行政两分法(1900—1926)”时期（弗兰克·古德诺和伦纳德·D·怀特）强调 “定向”，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领域应该设置在哪里的问题。（公共行政应当以政府官僚制度为中心；任何政府都存在政治与行政两个领域；）“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导致科学性研究；公共行政能够成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共行政学的使命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公共服务运动”为本学科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基础。
“范式2：行政学的原则(1927—1937)”时期（魏楼拜、古立克和厄威克）焦点不需要框架，公共行政领域存在某些普适性的公共行政科学原则，任何行政领域的问题都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进行研究。 “公共行政的声誉达到了高峰”，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应运而生。
“范式3：作为政治学的公共行政学(1950—1970)”时期，公共行政学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之中”。行政学研究丧失了焦点，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政
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间的联系。而公共行政学在政治学领域内也沦为二等公民，也迫使一些学者积极寻找发展的新路径（案例研究+比较和发展行政）。
“范式4：作为管理学的公共行政学(1956—1970)”，侧重的是焦点而不是定向，没有血缘关系，更加独立从而拥有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管理范式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反思“公共性”问题，为行政学提供了复杂的、高度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技术。行政学研究的重点应是组织理论，应该用普通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式取代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范式5：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1970—)”，交叉学科项目的发展以及“新公共行政”的出现，学术和实践团体越来越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公共行政学界和公共行政实践者自我意识增强，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第二篇是公共组织。从公共组织的脉络、构造、材料角度，研究公共组织的运作。在讨论组织是什么时候的时候，作者运用模型—一个实验性质的定义，研究对象错提供的资料上。模型是一种自由的研究途径，可以适应不同的情景。组织模型的不同，结论就不同。最后作者从统观组织理论的知识演进，转移到思考它的结构（fabric），探讨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怎样适应，以及如何围绕在组织周围四周的各种社会理论产生连接。
在第二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将人与组织如何互动、为何如此互动作为研究焦点。由此，作者在书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
第三篇，公共管理。在书中作者认为公共管理的崛起，不仅相对于政治科学而言，而且也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部分意味着他们希望改善效率与效能的技术，其学术地位能够获得提升。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以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第四篇，政策制定与执行。第四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公共行政人员所依据以便执行的事项。作者将公共政策的不同途径作为探讨政策执行的导言，而后介绍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两种范式：渐进主义范式和理性主义范式，并分析这两种主义的不足，从而引出公共部门的经验——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战略规划范式。第三部分作者将焦点放在特定范畴上，即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伦理决策，并且在书的最后，阐释了公共行政人员应敬业精神。
三、观点评述
看完后最大的体会是这本书把美国的公共行政基本体系都详细的介绍了。在美国文化下的视角下，介绍公共行政的产生到发展，再到五次范式的变迁。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书中给我感触最大的是第十章——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的途径。书中说“理解公共政策这一分支领域的一种途径是将它一分为二。”其中一个分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渐进主义范式。它关注某些问题的实质性，并且常常冠名为“一些实质性领域的政治学”。其焦点在于共政策过程，也就是政策过程在某一特定领域是如何运行的，并试图客观地描述这个政策过程。
查尔斯.林布隆认为把渐进主义即“不连贯的渐进主义”。渐进主义范式在行政决策制定的定位，是一个保守的趋势；人们以满意、合意的心态，介绍过去的各种政策。这样的情形是会阻碍创新的作为。而且因为社会目标很难加以操作定义，渐进主义的途径当然较理性、系统的途径难以实施。最后，渐进主义政策总比理性主义政策，更具有政治上的方便性，正是社会价值政策是指重新在分配的基本所需。
第二个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理性主义范式。它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产出与效果。它关注于指出制定与执行更好政策的更优途径，而不再太考虑公共政策可能涉及的实际问题与领域。公共行政人员在这一支系里处于支配地位。
理性主义试图成为渐进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现存社会中所有被接受的各种价值，并赋予每一种价值一个相关的权重，然后发现所有可选择的政策方案，知道每种方案的所有后果，计算选定任何一个特定政策后在机会成本考量上对其余选择方案有何影响，以期在最后能选择一个在社会价值成本收益考量下最具有效能的政策选择方案。理性主义模式存在的子集有公共选择模式、排他性/消费模式以及技术评价模式。
两个模式在相互竞争。渐进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说他们的途径对行政组织所呈现的复杂现实生活而言太过机械化；它所作出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等。渐进主义所面临的批评是它是建立字讨价还价概念基础上的；渐进主义不注重模式的运用；渐进主义者缺乏想象力等。
四、结合当代观点，我的启示
以上的决策为中国政治现实提供好了帮助，但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有自己的政策制定的特点。就理性主义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后代有科学评估。中国以往的政策过程就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方式变迁》这本书得到证实。就渐进主义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而在中国，
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有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体现为“内输入”的特点。“内输入”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有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远抉择下的社会互动。“内输入”突出了权力精英在中国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精英队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
由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政策输入结构，所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决策，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来体察和认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改革的步伐快于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增多，政策制定的社会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内输入”主体多元化，满足改变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们的社会期望的增长。“内输入”中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与表达将不了避免地造成政府在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要求和日益增多的社会，政府是否满足于纯粹的回应作用，以及能否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的要求，是当前政府决策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