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评论投稿经验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由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领域最杰出的公共行政学家，美国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的人物尼古拉斯·亨利编写，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问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它反映了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一直是北美各大学公共行政专业学院最受欢迎的教科书。 全书内容涉及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首先阐述了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范式变迁，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的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其次，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通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再次，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如何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最后，探讨了政府合同外包及民营问题，政府间合作与协调问题以及公共门部企业家精神。针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管理硕士教育项目来说，本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而系统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研究前沿与实践发展动态。

公共行政评论放假时间为二月一日至二月七日。公共行政评论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心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协办的公共行政类专业学术期刊，双月刊，逢双月15日出版。

报纸的资料介绍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或电子类报纸。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报纸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公元前60年，古罗马政治家恺撒把罗马市以及国家发生的事件书写在白色的木板上，告示市民。这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汉代的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1450年，欧洲的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于是印刷的报纸开始发行。1493年，罗马发行的报纸上刊登了哥伦布航海的消息。当时的报纸只是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大事件时才发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报纸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上层人士到中下层人士。

一、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亨利，一位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专长于公共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研究。他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享利教授著书十余本，发表论文几十篇共论文获得过《美国公共行政评论》颁发的埃德文·O·斯坦恩奖。他曾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默默西哥大学、佐治亚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所领导的佐治亚南部大学曾被CNN专题报道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颗新星，而他本人也步入了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人物的行列。

二、主要观点及结构分析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间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

这本书分为4篇。

第一篇讲的是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既讨论公共行政的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是重要的，因为公共刑侦人员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民主政体中的适当行为领域，通常属于学术殿堂所形成的观点，而不宜在权力的回廊里所形成的”。

此外这本书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探究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焦点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作者提出“定向”（locus）和“焦点”（focus）为公共行政的特征。“定向”（locus）指改学科领域设置在“哪里”。公共行政的一般定向是在政府官僚体制，但是也有特殊情况。“焦点”（focus）是指该学科领域专门研究的“什么”。本学科的很多焦点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而改变。

“范式1：政治/行政两分法(1900—1926)”时期（弗兰克·古德诺和伦纳德·D·怀特）强调 “定向”，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领域应该设置在哪里的问题。（公共行政应当以政府官僚制度为中心；任何政府都存在政治与行政两个领域；）“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导致科学性研究；公共行政能够成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共行政学的使命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公共服务运动”为本学科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基础。

“范式2：行政学的原则(1927—1937)”时期（魏楼拜、古立克和厄威克）焦点不需要框架，公共行政领域存在某些普适性的公共行政科学原则，任何行政领域的问题都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进行研究。 “公共行政的声誉达到了高峰”，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应运而生。

“范式3：作为政治学的公共行政学(1950—1970)”时期，公共行政学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之中”。行政学研究丧失了焦点，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政

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间的联系。而公共行政学在政治学领域内也沦为二等公民，也迫使一些学者积极寻找发展的新路径（案例研究+比较和发展行政）。

“范式4：作为管理学的公共行政学(1956—1970)”，侧重的是焦点而不是定向，没有血缘关系，更加独立从而拥有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管理范式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反思“公共性”问题，为行政学提供了复杂的、高度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技术。行政学研究的重点应是组织理论，应该用普通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式取代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范式5：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1970—)”，交叉学科项目的发展以及“新公共行政”的出现，学术和实践团体越来越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公共行政学界和公共行政实践者自我意识增强，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第二篇是公共组织。从公共组织的脉络、构造、材料角度，研究公共组织的运作。在讨论组织是什么时候的时候，作者运用模型—一个实验性质的定义，研究对象错提供的资料上。模型是一种自由的研究途径，可以适应不同的情景。组织模型的不同，结论就不同。最后作者从统观组织理论的知识演进，转移到思考它的结构（fabric），探讨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怎样适应，以及如何围绕在组织周围四周的各种社会理论产生连接。

在第二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将人与组织如何互动、为何如此互动作为研究焦点。由此，作者在书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

第三篇，公共管理。在书中作者认为公共管理的崛起，不仅相对于政治科学而言，而且也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部分意味着他们希望改善效率与效能的技术，其学术地位能够获得提升。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以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第四篇，政策制定与执行。第四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公共行政人员所依据以便执行的事项。作者将公共政策的不同途径作为探讨政策执行的导言，而后介绍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两种范式：渐进主义范式和理性主义范式，并分析这两种主义的不足，从而引出公共部门的经验——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战略规划范式。第三部分作者将焦点放在特定范畴上，即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伦理决策，并且在书的最后，阐释了公共行政人员应敬业精神。

三、观点评述

看完后最大的体会是这本书把美国的公共行政基本体系都详细的介绍了。在美国文化下的视角下，介绍公共行政的产生到发展，再到五次范式的变迁。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书中给我感触最大的是第十章——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的途径。书中说“理解公共政策这一分支领域的一种途径是将它一分为二。”其中一个分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渐进主义范式。它关注某些问题的实质性，并且常常冠名为“一些实质性领域的政治学”。其焦点在于共政策过程，也就是政策过程在某一特定领域是如何运行的，并试图客观地描述这个政策过程。

查尔斯.林布隆认为把渐进主义即“不连贯的渐进主义”。渐进主义范式在行政决策制定的定位，是一个保守的趋势；人们以满意、合意的心态，介绍过去的各种政策。这样的情形是会阻碍创新的作为。而且因为社会目标很难加以操作定义，渐进主义的途径当然较理性、系统的途径难以实施。最后，渐进主义政策总比理性主义政策，更具有政治上的方便性，正是社会价值政策是指重新在分配的基本所需。

第二个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理性主义范式。它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产出与效果。它关注于指出制定与执行更好政策的更优途径，而不再太考虑公共政策可能涉及的实际问题与领域。公共行政人员在这一支系里处于支配地位。

理性主义试图成为渐进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现存社会中所有被接受的各种价值，并赋予每一种价值一个相关的权重，然后发现所有可选择的政策方案，知道每种方案的所有后果，计算选定任何一个特定政策后在机会成本考量上对其余选择方案有何影响，以期在最后能选择一个在社会价值成本收益考量下最具有效能的政策选择方案。理性主义模式存在的子集有公共选择模式、排他性/消费模式以及技术评价模式。

两个模式在相互竞争。渐进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说他们的途径对行政组织所呈现的复杂现实生活而言太过机械化；它所作出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等。渐进主义所面临的批评是它是建立字讨价还价概念基础上的；渐进主义不注重模式的运用；渐进主义者缺乏想象力等。

四、结合当代观点，我的启示

以上的决策为中国政治现实提供好了帮助，但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有自己的政策制定的特点。就理性主义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后代有科学评估。中国以往的政策过程就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方式变迁》这本书得到证实。就渐进主义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而在中国，

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有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体现为“内输入”的特点。“内输入”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有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远抉择下的社会互动。“内输入”突出了权力精英在中国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精英队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

由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政策输入结构，所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决策，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来体察和认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改革的步伐快于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增多，政策制定的社会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内输入”主体多元化，满足改变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们的社会期望的增长。“内输入”中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与表达将不了避免地造成政府在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要求和日益增多的社会，政府是否满足于纯粹的回应作用，以及能否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的要求，是当前政府决策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