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被列为除京剧、评剧、越剧、黄梅戏之外的五大剧种之一,除了它具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沉淀之外,它的传播广度、受众数量、剧本质量以及在唱腔、舞台表现力等方面着实有着其它戏曲种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豫剧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可考,自清代乾隆朝以后开始大面积的衍生、发展。豫剧的产生与发展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草台班社阶段。如果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至少昆曲、秦腔乃至汉剧、徽剧等这些老的剧种已经为豫剧的形成做好了程式和样板,所以说,豫剧产生的起点是比较高的。第二个阶段为半职业到职业艺人的产生阶段。豫剧开始有了“书会”、“社会”的构成,艺人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优秀的剧本不断产生,艺术形式不断翻新,唱腔被不断改良,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为旧戏向新戏的转变,也就是戏曲改良阶段。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以樊粹庭、王镇南为代表的改革家将豫剧中的低俗成分逐渐摒弃,提高了剧种品质。(有完整的)
豫剧起源于我国河南地区,早期伴奏多使用枣木梆子,所以称为河南梆子,又因豫剧演员多以本嗓演唱,在起腔和收腔时为翻高尾音,带有假声“讴”,称为“河南讴”。豫剧是我国最古典的剧种之一,在近三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她扎根于中州大地这块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壤之中,海纳百川,不断借鉴和吸收各种艺术的精华和特点,不断融合和创新,最终形成旋律优美,韵味独特,个性鲜明的剧种特色。经过多代老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豫剧艺术一步一步走向全面繁荣,最终成为全国流传最广、演唱最多的地方剧种之一。我们帮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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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漳州布袋戏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它融合了歌舞、戏剧以及木偶戏等多种元素,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研究木偶戏漳州布袋戏首先要掌握其历史渊源、发展变迁以及与民间文化的联系。其次要了解漳州布袋戏的具体表演形式,包括服装、道具、舞台布景等,重点分析漳州布袋戏的表演特色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这样再通过理论支撑,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木偶戏漳州布袋戏。另外,要研究木偶戏漳州布袋戏,还要结合实践,参观一些漳州布袋戏表演团体,深入访谈表演者,分析他们的表演技巧和表演特色,以获得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和理解。以上就是研究木偶戏漳州布袋戏的基本思路,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什么是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例如我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它与专业音乐的不同,主要在于创作方式,即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和专业音乐的笔头创作方式的不同,以及由于不同的创作方式而生发出的不同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等。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而专业音乐创作又起始甚晚(本世纪初期),因此除了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外,我国音乐中还有一个“传统音乐”的概念。所谓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中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具体到民间音乐来说,传统音乐中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但不包括新兴的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与非民间音乐的区分,要比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区分复杂得多。首先,许多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亲源关系。它们或者发源、取材于民间音乐,在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后产生了音乐气质和风格上的种种变化;或者并未经过许多加工改造,显示出浓重的民间音乐的印记。其次,许多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方式,还保留着作为其源头的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的种种特征。例如在书面乐谱的基础上,保留着作较大即兴变化的余地,地域性流派的产生,以及一曲多用的创作方式,等等。 以古琴音乐为例。在我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古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等,都以擅弹古琴著称。在长达3000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琴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从传谱、师承到演奏风格都各成体系的琴派,并有专用乐谱,这乐谱叫“减字谱”,唐代即已创立,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与古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技艺一同发展的,还有古琴音乐的理论。汉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书中分类著录琴曲47首,记述其作者、命意、创作背景以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宋代朱长文撰有《琴史》。全书6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和专题评论。明代蒋克谦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全书22卷,前20卷为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后2卷收录琴曲62首……也就是说,发展至今的古琴音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建树。这些都与民间音乐很不相同。在很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专用乐谱,更没有刊集曲谱的书籍。在由宫廷主持、文人编撰的音乐史籍文献中,民间音乐没有专门的地位,有关记载微乎其微,因此很难从古代文献中看清它的发展脉络;由于口传心授的流传方式,民间音乐不断产生新的创作,又不断随着历史的动乱而散失,缺乏像古琴音乐那样历代坚实的积累和推陈出新;由于民间音乐在宫廷和文人的心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理论研究,历代伟大的民间艺人对音乐艺术的创建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了。可以想见,历史上民间音乐因灾难或后继无人而形成断层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些情况,都与古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古琴音乐有传谱、有理论,演奏者主要是文人,但它又有演奏的即兴性和流派的乡土性等特点。比如古人所形容的:“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快。”([宋]朱长文《琴史》载[唐]琴师赵耶利语)这些特点,与口传心授,并囿于某一地域范围发展之中的民间音乐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国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的音乐——南曲,而南曲则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南曲是我国最早的戏民声腔之一。作为一种戏曲声腔,仅仅使用民歌小曲是不够的,因此南曲又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宋词和传统音乐。在宋词与传统音乐中,既包含文人音乐成份,又包含民间音乐的成份。南曲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繁衍出多种戏曲声腔。例如号称“明代四大声腔”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均出于此。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东南部的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经当地音乐家的歌唱和推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后来又经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改革,并吸收其他地区音乐的长处,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形成了委婉细腻的昆腔歌唱体系。万历年间,昆腔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并传入北京和湖南,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明末清初,昆腔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昆腔传入各地后,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化出众多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腔腔系。清代中叶以后,各地昆腔逐渐衰落,至今尚存者还有江南的南昆、北京的北昆、温州的永(嘉)昆和湖南的湘昆等。 昆腔在发展、兴盛阶段,从剧本的创作者到音乐的改进者,多为文人学士。例如对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魏良辅,以及创作《浣沙记》的梁辰鱼等一批剧作家,都是有才学而无功名的布衣之士。加上昆曲的唱词温文尔雅,有些甚至晦涩冷僻,昆曲的音乐低回婉转,细腻缠绵,严格地说,它应该算作文人的音乐。但是,从昆曲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与许多地区民间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发展至今的昆曲音乐也还有着一曲多用和地方性的特征。在某些远离大城市的区县,那里的昆腔戏曲呈着比较朴实的、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风貌。另外,与昆腔同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即发展至今的高腔,虽然产生和流传的年代同样久远,并且也采用昆曲等传奇剧本,但在音乐上则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统。 除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复杂关系外,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也与民间音乐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西周到唐代,朝廷官府搜集民间音乐的工作形成传统,并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被官府中的官员和艺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作为宫廷内外的仪礼音乐。南宋以后,宫廷撤消了专门搜集、整理、训练并表演音乐的机构,基本上采用招集民间艺人进宫表演的办法。宫廷使用民间音乐,一方面改变了民间音乐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府的力量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宗教音乐中也存在大量的民间音乐成份。例如北京佛教寺院的管乐和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的道教洞经音乐,其中就有明清的时调小曲、多种戏曲曲牌及民间流传的器乐曲牌。 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郑振铎先生说过:“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像五言诗,汉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的歌声渐渐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月版) 另外,民间音乐本身也存在成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例如,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农村小调,其主要创作者和歌唱者基本上是农民。这些歌曲多作为歌唱者自娱的方式,曲调上加工较少,情感真挚而质朴。而同属于民歌范畴的城市小调,其演唱者常为职业艺人或务农、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半职业艺人。这些歌曲多用作街头巷尾、酒楼茶馆卖唱的内容,听众多为一般市民或有钱人。为了换取报酬,迎合听众的趣味,这些曲调被艺人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形式上艺术性较强,商业性也较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世俗化和复杂化:既有诚挚坦率,突破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又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软弱、消极甚至低级趣味。在戏曲和曲艺(说唱)中也有这种情况。据统计,我国近代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均各有300余种之多。在众多的曲种和剧种中,都有经常或主要在大城市演出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的品种,也有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大城市上演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相对较低、较粗糙的品种。那些经常在大城市上演的品种,例如京剧、京韵大鼓等,在历史上都有文人参与创作和表演,并且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观摩和学习其他姊妹艺术,使之得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也较多地表现和传播了统治阶级、文人和市民的艺术情趣、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现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中,有更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民间音乐品种的表演、改编和一定意义上的创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发展、兴盛的民间音乐、就更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了。但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并没有脱离开民间音乐的基础、性质和传统的积淀,没有背离我国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点。因此,这种创造,与专业音乐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么,我国民间音乐有哪些特点呢? 二、我国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域性。中国地域辽阔,面积接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季分明的温带,终年常绿的亚热带,最南部还有热带;在经济生产方式上,有工、农、林、牧、渔等不同种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共同性之下,各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等,都有不同的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差异。而且,这种特色和差异的程度、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交流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交流越多,地域性特征往往越模糊;反之,交通越闭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域性特征往往越鲜明。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域性特征的突出,往往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封闭的环境下所产生的音乐难以向外传播的原因所在。 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言特征 我国民族众多,除有56个已识别民族外,据1990年统计,还有74万9千余人未识别民族归属。在56个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也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分别属于5个语系11个语族。有的民族,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等原因,其民族语言还有属于同一语系但不同语族的复杂情况。比如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但西部裕固语属突厥语族,东部裕固语则属蒙古语族。将世界诸语言区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层次的谱系分类法,是根据某一共同母语在分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共同成分来对语言进行分类的。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根据语言的新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支。越往下,其成员的亲属关系越密切。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一套语音系统。从民族到语支、语族、语系,越往上,语音系统之间的区别越大。语音的构成有四个要素:音高、音色、音长和音强。它们同样也是构成音乐的四个要素。语音特征通过歌曲中的唱词影响了音乐的音高、音色、节奏和力度,并以声乐作品为桥梁,影响到器乐作品中的音乐语汇和润腔方式。另外,一个较大的民族内部,又有方言的区别。方言即一个民族内部语言的地域性变异。以汉语为例,就有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七大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之下,又可继续划分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点。一般来说,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汉语某些方言,例如北京语与广东语之间的差异,则要大于某些民族语言,例如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的差异。单就语音对音乐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来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语音的差异越大,音乐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民间音乐,比起使用共同语的专业创作音乐,其特色就要鲜明得多。 汉语方言之多,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使同一首民歌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由于语音的不同而发生音调上的变化。下例是民歌《孟姜女》在江苏和河北产生的两首变体。在基本乐音保持不变的基础上,音高运动的一些细微变化导致了两首曲调性格气质上的差异。概括来说,江苏的曲调柔和、委婉,河北的曲调刚劲,富于棱角: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确立中央集权统治,沟通地区间的往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他只解决了“书同文”,却解决不了“语同音”,于是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②性格特征 关于地理模式的作用,黑格尔曾归纳了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对人的性格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也薰染了人的性格气质。有过一些旅行经历的人往往会感到,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倾向。大致说来,我国北方人粗犷、豪爽,南方人细腻、温和。作家沈从文曾说:“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云南看云》)丰子恺也说过:“周围的山水对于人的性格很有影响。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四川的长江浩荡湍急,山势奇崛险峻。那里人们的性格豁达而顽强,有旺盛的生命力,民间音乐也透着机智、勇敢和诙谐;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少雨、广漠荒凉,黄色的土地映衬着高原上空的蓝天白云,风沙起处,一片苍茫,这里人们的性格质朴而深沉,民间音乐也在悠远深长中带有几分苍凉;江南地区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这里的人聪慧灵秀,民间音乐也细腻委婉,曲调美丽动人;东北地区有寒冷的气候和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人爽快粗放,民间音乐也干脆利落,活泼而风趣…… 地理环境造就了人,人以自己被造就的性格创造了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氛围。长此以往,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就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在篇幅更大一些、包容力和表达力更多一些的地方戏曲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例如评剧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人情世故,越剧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秦腔擅长表现激昂悲烈的苦情冤案,京剧擅长表现帝王将相的功绩和争斗,等等。 ③音乐特征 由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传统不同,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在音乐的构成要素上也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说,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七声音阶,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五声音阶;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大,旋律运动多跳进,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小,旋律运动多级进;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棱角,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曲折;北方民间音乐富于叙事性特征,南方民间音乐富于抒情性特征;等等。 通过无锡民歌《无锡景》及其北方的变体《探清水河》,可以看出南北方民间音乐的特征差异: 2.即兴性 我国民间音乐的基本传播方式是口传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凭借演唱演奏,新歌手、年轻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凭借听觉和记忆,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完善的记谱方法,另一方面,又使所有优秀的歌手、艺人有机会在继承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才智,对民间音乐进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果是千百年来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集体加工提供了条件;而不断的集体加工,又使世代流传的民间音乐日臻完美。如此发展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造诣的标准。在各民族、各地区农村的对歌活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只是基本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同,要靠乐手们在长期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能力来进行现场加工。为了配合默契,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作方法。过去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常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几乎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变化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按照惯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并且这发挥更有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进展时,他们就会叫好。 即兴变化是民间音乐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者即表演者。虽然即兴变化只是相对固定的曲调中的局部改动,但经天长日久祖祖辈辈的积累,推动了民音音乐的发展。在这种创作中,听众既是欣赏者,又是评判者,他们不必等到演员谢幕时再报以赞许、鼓舞或尊重式的掌声。场上此起彼伏的喧闹、喝彩声和嘘哄声,及时表达了他们的好恶,也反映出听众与演员(创作者)更加密切的关系:除了商业性的演出中,听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层关系之外,民间音乐的演员与听众有着更为融洽、更为平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或许是民间音乐比专业音乐更加鲜活、更加有生气的原因之一。 3.流传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传心授式的传播方式,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致有以下几类: ①地域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流传时,会因唱词方音的变化而导致旋律的变化。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征的不同而发生曲调情绪上的变化。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实际了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变化。再请看同一首《绣荷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荷包》从歌词到曲调基本一致,仅仅是几处细微的差别,却表现出了二者情绪上的不同:山西的《绣荷包》明媚、俏丽,带有喜悦之情;陕北的《绣荷包》淳朴、抑郁,流露出凄凉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明亮甜美的音色,陕北《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对比。在唱到陕北《绣荷包》的第2、4、6、8小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结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效果。 ②情感渲染性变异 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式的、在情感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流传过程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鲜明而细致的情感倾向(例7)。前者曲调朴素、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姑娘去看戏前的兴奋感表达得活灵活现: ③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传统。表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习用的创作方式。比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后来用作表现爱情(《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三国叹十声》);同一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表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缠绵(《穿心调》),又可表现新娘上花轿时的喜悦(《花轿到门前》),或歌唱四季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季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腔调,中速时平稳流畅,慢速时徐缓抒情,快速时活泼热情或紧张激烈。当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度上的变化外,旋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变。 ④体裁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吸收了曲艺音乐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表现功能;有些曲艺音乐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表现戏剧性冲突和紧张激烈情绪的能力;有些民间器乐,从曲目的情节到乐曲的结构,都受到戏曲的强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互相吸收润腔方式,拓宽了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如此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是其发展、丰富的手段,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生不已,充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表现出了与统治阶级不同的、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歌颂,对为富不仁者的痛恨和嘲笑,对官府黑暗统治的不平和反抗,对穷苦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对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因为民间音乐的内容常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不合拍,历史上不少皇帝曾下令禁止。例如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皇帝的禁令面前,老百姓并不示弱。一首陕北民歌唱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唱道:“新官上任事头多,不管钱粮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其中表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蔑视,以及对劳动人民才智的自信和骄傲,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不断的禁令和改造,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积极因素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积极因素农村大于城镇,边远地区大于内地,很少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大于经常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 5.多功能性 专业音乐的功能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功能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喜悦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发泄强烈的感情;它也可能是他娱的,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驾驭音乐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赞赏和爱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感情的媒介,也可以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它可以是集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手段;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中间充当记载岁月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雄光辉业绩的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可是长辈或首领对民众鼓动、号召;等等。民间音乐的多功能性,使之与人民生活的各个侧面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三、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评价 按照创作和传承的方式,音乐可以分作口头式和书面式两种。当然音乐不同于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从字面上、概念上即可明确标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状态,而书面式音乐则仍需通过演奏、演唱者将乐谱变成活生生的音乐。这一过程中必然渗入演奏、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即使是这样,口头音乐与书面音乐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简而言之,口头音乐在即兴发挥方面,给演奏、演唱者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但另一方面,口头音乐不能像书面音乐那样,由于有纸、笔将其固定在谱面上,便可以从容地思考和反复推敲。 特殊的创作和传承方式,给民间音乐的发展带来以下几个结果—— 首先,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运用“现成思路”,“现成格局”的现象。比如,唱词中相同词汇、相同比喻手法的反复运用、一个地区内部旋律运动的模式、乐段结构以及润腔方式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即民间音乐只体现地方风格),而不体现个人风格;戏曲剧种、说唱曲种中腔调的雷同性和结构音乐的手法的单一性;等等。 其次,虽然民间音乐中不乏高度发展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是停留在口头理论的阶段,不能像书面理论那样,有广泛传播和更普遍的实践机会以使之发扬光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不便,我国许多地区之间相互隔绝,民间音乐品种很少得到与外界交流、与其他艺术品种互相启发学习的机会,以致不少民间音乐中高度发展的技巧,又处于单一分散的状态,比方说,某地区的山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另一地区的山歌有复杂而富于表现力的颤音技巧,还有一个地区的山歌有优美、动人的词句,……技巧和成就分散的状态,大大削弱了民间音乐的发达程度。 第三,民间音乐的起源虽早于专业音乐,但客观地说,其发展进度则慢于专业音乐。专业音乐不仅有在谱面上深思熟虑的基础,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出之后,可及时得到批评家的反馈和评论,又有不断得到总结的技术理论相伴随,更重要的是,有使其创作者和演奏、演唱者从事音乐专业的经济条件,这就保证了专业音乐的质量。这些都是民间音乐所欠缺的。除了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占有一席之地的民间音乐品种可以得到一部分上述专业音乐的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的民间音乐在乡间村镇长时期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总结、整理,无数优秀民间艺人的才华和成就就像空中的流星一样,其光亮转瞬即逝。有些民间音乐品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便过早地衰败了。没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民间音乐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由自主地升沉起落。 像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居身的民间音乐品种,虽然在物质和艺术交流等条件上优越于乡村音乐,但因处于官府的严密统治之下,其精神上的独立不羁和气质上的纯朴清新都有所损失,有的含有庸俗低级的内容,甚至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工具。 尽管民间音乐有上述种种的局限,但作为劳动人民的心声,从本质上说,它还是充分展现了人民精神面貌最积级、最光彩的方面。虽然因创作和传承方式所决定,民间音乐在技巧上发展得比较缓慢,但经过了千百年来历代人民集体的积累、加工和筛选,使之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其艺术水准和表现力日臻完美,成为人世间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它是人类文化成果中最优秀的部分。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境界和情操,培养、改善人的艺术感受和鉴别能力。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一 音乐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会欣赏音乐便走出了欣赏美的关键一部分。因此学习欣赏音乐是一门很重的课程!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学到很多东西。 一. 对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 在这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体味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美。笛声的清脆,箫声的深沉,琵琶的铮铮之音,这些我们都从中感受到了华夏之音的美妙,体味到古典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古典音乐是以五音--宫商角徵羽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中国独特的音乐形式 如今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是唢呐这种乐器,无论民间的喜事还是丧事唢呐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乐器之一。唢呐作为我国传统的乐器我国的音乐大家创作了优秀曲子如《百鸟朝凤》堪称经典。 在这门课的学习中感受最多的就是对我国 传统 文化 的了解,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提升了对祖国的爱。 二. 对西方音乐的认识 《命运交响曲》堪称经典,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唯独只有贝多芬用选取了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命运”这一主题在贝多芬的演绎下有了另一种境地,成为了历史上无人挑战的经典。同时在这门课的学习中还有欣赏了幽默曲、圆舞曲等,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幽默曲的欣赏,不但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个时代的音乐更是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了追求理想的不放弃精神和为实现目标不断奋斗的高尚品格。 三,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音乐的发展历史更是一部丰满的史诗。在当今的乐坛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便是一位现代音乐的代表人,但是即使在人们看来如此现代的音乐人,在他的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传统的音乐元素,如在《菊花台》,这首曲子的结尾用的便是我国云南的传统乐器葫芦丝。再如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歌曲《苏三说》与《One Night in Beijing》更是大胆的吸取了我国传统艺术京剧中的音乐元素,受到人们的欢迎。 回归传统是一种趋势,我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传统并且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进行创新这是一种必然。有我国“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先生是将传统音乐用现代音乐元素演绎的典范,他创作的歌曲脍炙人口,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 四. 音乐对人的影响 音乐由人创作自然表达的是人的情感,音乐的欣赏着便是要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体味创作者的情感,从而达到人与音乐的共鸣。《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内心的坚决,顽强的意志,作曲人满怀的崇高,神圣,庄严都融进那雄壮的旋律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热血沸腾,充满希望,让听者蓦地升起对崇高的一团敬畏与仰望。又如在欣赏陈钢、何占豪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梁祝二人真挚的情感,音乐主要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为情节展开,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互应的音乐形式让人印象深刻,欣赏者可以从中清楚的体味主人公的情感。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生活的调和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音乐的意义所在。在情绪低落时适合听激情澎湃的音乐如交响曲与进行曲,在心情烦躁的时轻音乐是不错的选择能让人平静下来,认真的思索。 五.音乐与素质 教育 音乐的最大功能是从精神上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生命的围墙,把视野投向另一个关于美的音乐世界。她最奇妙的力量在于让我们日益漂泊的灵魂有回家的感觉,扩充我们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寻找到生命的精神支柱,找到灵魂的归属。 近年来,我国大学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是在追求自然科学教育和人文艺术教育的平衡。素质教育建立在和谐教育对素质的全面理解上。因此,素质教育本质上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从各方面全面的提升自己,而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其中一个要义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于是,我国的各个大学正逐步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同时,尤其注意了艺术教育的发展。在大学课程里,艺术不再只是艺术系学生的学习内容,也纳入了普系的教程,艺术成为公共必修课程。 当代大学教育中强调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艺术教育的关注正是人类感情的关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感情重要的存储和表达方式,艺术教育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提供了生动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成为受教育者最易接受的、最有活力的一种教育形式.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二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 民间 故事 ,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有小标题。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 全曲大概二十六分钟,首先五分钟叙述梁祝爱情主题,然后是快乐的学校生活,接著十八相送。从十分钟开始进入第二段,祝英台回家抗婚不成,楼台会,最后哭灵。第二段和第一段长度差不多,大约十一分钟。最后一段则是化蝶,是主题再现。 曲子开始几声拨弦声接著长笛,好像在云端的感觉,以此来揭开序幕,有如从天上俯瞰人间,拨开云层,人物景象由模糊慢慢变得清楚。首先由小提琴奏出主题,二长二短加上一个结束句,绵绵长长,幽幽远远,仿佛祝英台在身旁说著昔日的故事。然后在低音重复一次主题,回到人间落了实。 管弦乐总奏主题,景象全明白了。大提琴代表的梁山伯也出现了,两人情意绵绵,大小提琴和鸣奏著主题,渐渐的小提琴主导旋律并引进管弦乐再强调一次。等乐音渐歇,木管接续旋律慢慢落下。小提琴独奏深情舒缓带点内省的音色,表示祝英台对将来疑虑不安,但还是坚定相信自己。勇敢去爱吧!情绪轻快,笛声嘹亮,大提琴也婆娑起舞,有如风光明媚三月天两人春游。小提琴展现技巧,风华绝代。 相聚虽好总有分别,快乐情绪之后就是离情依依十八相送。将主题变奏缓缓奏出,有如迈不开的步履,却终究不得不离去。大小提琴二重奏,紧密结合难分难舍。在这段末尾由弦乐第一次奏出哭调主题,预言悲剧结局,这构成了全曲的呈示部「相爱」。 第二段发展部里面有三小段: 强、弱、强,也就是快、慢、快。开始如大浪涌来的管弦乐声代表祝父的反对,连续几个小节下行乐句,好像在说:不可以!不可以!小提琴则猛烈与之抗衡,两者冲突渐渐上升,最后全体合奏梁祝主题表示恋情曝光,一波波涌来浪潮终将这主题给淹没。 楼台会小提琴委婉的诉说情意,大提琴拨奏聆听。轮到大提琴倾诉爱意,小提琴一旁随和。突然,音乐急转而下,运用越剧中嚣板的「紧打慢唱」手法,梁山伯因过度悲伤绝望而病逝。 祝英台在被迎娶过门途中,停在梁山伯坟前哭灵,小提琴以凄厉声调哭出:梁兄呀!碎奏、断奏哀痛欲绝旋律,有哭声,有跪行,其中还有些回忆片段。渐渐的泪眼开了,哭声歇了,心意已决,在悲愤低音锣声中,纵身投入突然爆开坟墓中自尽,音乐同时推向最高潮。 乐曲的最终部份是再现部「化蝶」,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爱情主体再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在花间欢娱自由飞舞,永不分离。 大学音乐鉴赏800字论文篇三 记得中国顶级的成功学激励大师陈安之讲过:比尔盖茨之所以会成为世界首富,答案是他具有非凡的眼光,选择了最具前景的软件行业,如果他选择卖烧饼,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由此可见“选择”的重要性。在我们身边很多人每一天都在任劳任怨、勤奋努力的工作,但收获颇少,平凡依旧,原因是没有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是与 方法 。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依据,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大纲、教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专家倾力协作 科学构思教学内容 纵观我们整本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不难发现:专家为了实现新课改的各项目标,紧扣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多角度、多 渠道 地从各个领域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学生在聆听中树立正确地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实践中体味音乐鉴赏的过程与方法;在学习中掌握必要的知识与技能。 从教学评价入手―――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过程与方法 知识与技能的协调发展 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专家们特别注重对学生情感呵护,引导其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学习观。例如:《音乐与人生》、《京剧大师梅兰芳》、《贝多芬》等单元侧重将音乐和作为音乐活动主体的“人“联系起来,使音乐学习过程真正成为”人“的活动。一切从“人”的思想、意识、兴趣、情感出发。 其次,让学生通过对不同体裁、形式、风格的音乐作品的聆听,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音乐的能力,引导学生的探究、创造能力,养成良好的音乐学习习惯和 学习方法 。例如:《多彩的民歌》《丰富的民间器乐》等单元是引导学生感受、体验民族音乐的区域风格特征,认识民族音乐中的体裁,感受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从而得到文化、精神洗礼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去旁及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民族音乐,从而归纳民族音乐的鉴赏方法。 第三,通过欣赏多种中外音乐作品,认识、了解、掌握音乐要素、音乐流派、代表人物、风格特征、题材文化、流行音乐等方面知识与技能。例如:在《京剧》、《非洲歌舞音乐》、《爵士乐》等单元中,音乐知识与技能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知识与技能恰好是服务于我们的欣赏过程,有利于我们鉴赏音乐的旋律美、和声美、结构美。例如:京剧单元让我们知道了人物行当、唱腔、京剧名家、京剧的发生发展历史等知识;非洲音乐单元则是让我们了解了非洲乐器、非洲歌舞音乐的特点;爵士乐单元则让我们学习到了爵士乐的相关知识,了解爵士乐的主要特征和风格特点。 在教材的构思的过程中,专家往往在同一单元中同时考虑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等多个评价标准,并使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过程中体验方法;在方法中学习知识和技能,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树立积极向上的学习观和人生观,真正达到音乐鉴赏课教学目的。 从音乐内在体裁结构入手―――分时期 分流派 分地区 分门类设置教学内容 专家们在进行内容选编的时候,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时期的音乐,选择了巴洛克、维也纳古典乐派、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的音乐,并对其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不同地域的音乐,选择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体裁的音乐,选择了京剧、爵士乐、中国民族歌剧、古琴音乐等不同门类的音乐作品;为了更加全面的让学生了解到各种不同民族的音乐,还选择了中国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民族歌曲等等。都较系统、全面的含盖了各种音乐题材、风格和流派。从音乐鉴赏内容层面上基本上满足了教师学生“教”与“学”的需求。 根据笔者三年来的新课程教学 经验 发现:尽管教育专家们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费了不少心思,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选择的内容顺应了新课程的正确导向,为学生找到他们眼中“最新”的教学内容。作为学生,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彻底的课改,同样也在努力的寻找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情”,那份“美”。然而,音乐课堂上他们总是没精打采,毫无兴趣。调查发现: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很大异疑,他们认为教材所选择的内容陈旧、曲调老土、配器难听、版本单一等等,基本上都“不好听”,“不爱听”。所以,现在从学生的角度谈谈音乐鉴赏课教学内容的“选择”。 学生强烈呼喊 我们努力过但没有“兴趣” 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音乐课。因为音乐课堂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大多数同学在课堂上要么是迎合老师,做出一副很认真的模样;要么是趴在课桌上睡觉或听音乐;要么是带上其他文化科作业或课外书籍等等。总之,他们在音乐课堂上找不到他们的需求。那么,学生对音乐鉴赏课的需求是怎样的呢? 与时俱进 追求音乐的流行美 现代世界,包括音乐在内的各方面都在飞速的发展。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表演,都在技术上,艺术上有了很大突破,紧紧的体现了时代气息和人们对音乐文化的需求。作为欣赏主体的学生,理所当然对音乐的品味也越来越高。经过笔者三年来的教学实践发现: 时尚旋律美,是学生音乐鉴赏的首要需求 在《学堂乐歌》单元中,学生对教学内容比较陌生,缺乏兴趣,甚至认为其旋律老土,没有新意。课后,我认真的 反思 并作出了调整,我将“学堂乐歌’和 “校园民谣”结合起来,课堂上简略的聆听“学堂乐歌”,重点是欣赏具有时代气息的“校园民谣”。比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这样既抓住了学生的兴趣,又自然的进行了同类音乐的拓展,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看了大学音乐鉴赏论文800字的人还看: 1.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800字 2.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1000字 3. 大学音乐鉴赏学习心得5篇 4.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范文 5.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的范文 6. 大学音乐论文的范文
秦腔之困:“年轻人觉得秦腔土”
近日,著名戏曲节目主持人白燕升带着团队来到了西安,筹备两档戏曲类季播节目《擂响中华》《醉梨园·最中国》。节目录制中,秦腔、蒲剧、河北梆子、眉户、碗碗腔等地方剧种的名家新秀汇聚舞台,各展风采。
“总说老祖宗的东西好没有用,你必须展现出来让别人觉得好,那才是好。今天很多年轻人离戏曲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了,我们更有必要做激活传统文化的事情。”白燕升说道。
陕西现有地方戏曲剧种25个,是我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中国戏曲最高学府“梨园”就出自唐代长安。然而,作为戏曲大省的陕西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问题:地方戏曲的受众很难突破原有的“圈子”,由于市场有限,陆续有剧种濒临失传的边缘。地方戏曲应如何让本来不喜欢和不了解戏曲的人都能跨进这个门槛?
“年轻人觉得秦腔土”
秦腔以关中方言语音为基础,音调激越高亢、节奏鲜明,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走进秦腔剧场,顺着喝彩声望去,大多是年龄偏长的中老年人。
秦腔受众面老龄化的问题引发许多秦腔从业者和业内专家的思考和担忧。
“现在秦腔不管是在专业队伍还是演出剧目上都在萎缩,尤其是民营的基层剧团处境都很困难。”中国秦腔网首席执行官刘彭涛说。18年前,刘彭涛创建了中国秦腔网,初衷就是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认识和喜欢上秦腔。
在张宁看来,欣赏戏曲就像喝茶,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很难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慢慢“品茶”的氛围, “我们有时一句能唱一分钟,听不懂的人可能早就没耐心听了。”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高字民曾对秦腔的剧本进行过分析。他感到一些秦腔剧目中故事还是太过传统,宣扬的思想、传播的内容种类很难跟现代人进行对话,“比如,秦腔中关于帝王将相的内容较多,和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相比,观众理解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观众培养得从娃娃抓起。
“年轻人对戏曲不喜欢,很多是因为都没有听过真正专业的秦腔表演。”虽然课上的学生对于秦腔不熟悉,但每当张宁一亮嗓,都能惊艳到台下不少学生。通过与年轻人交流,张宁感到,自己需要主动走入学校课堂,传授戏曲知识,让他们感受到秦腔的魅力。
秦腔起源于西周,起源于西府,形成和发展于秦朝。目前,仅有的证据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万福莲手稿,在浙江省绍兴发现。明末清中叶是秦腔发展的重要时期,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发展迅速,特别是魏长生的秦腔取代了昆曲中的“花部首领”地位,他统治了歌剧界很长一段时间。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新剧团兴衰,但这些剧团集中培养了大批秦腔表演艺术人才,对近代秦腔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秦腔中关于帝王将相的内容较多,和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相比,观众理解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辛亥革命后,在沂苏社会的影响下,一大批新剧团相继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戏剧学院被誉为“秦腔书院”,承担着继承、改造、创新、研究、论证秦腔传统的历史使命。几十年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秦腔艺术家和经典作品。
当然,合并后的西安秦强歌剧院、宝鸡人民歌剧院、咸阳人民歌剧院,以及众多的民营歌剧院和众多的自乐班,都对秦强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2006年,秦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秦腔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使这门艺术再次散发出持久的魅力。秦腔的观众不仅应该是中老年人,更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和喜爱这门艺术。
2007年,为了纪念昆曲诞生600年,苏州通过电影《笛声何处》让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昆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秦腔在坚持的同时,也要创新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激情、苍凉、豪迈的秦韵和秦寅。秦腔,秦腔人,作为一个关中人,下次应该可以在公园里听秦腔剧团的演出,或者站在庙会的舞台前很长一段时间,感受我们自己的戏曲魅力,或者周末去义素俱乐部听一场戏。
南方:剧本偏重于抒情声腔婉转昆曲中音乐为曲牌体,字少腔多,擅演传奇剧本剧本多描写男女爱情多文戏少武戏内容及表演方式含蓄内敛角色行当分类不同昆曲中有些角色是昆曲特有的曲文优美(昆曲最为显著,其他则不太明显)运用较为文人化的语言死板活腔多衬字北方:剧本偏重于叙事声腔激情高亢节奏快剧本通俗多武戏少文戏内容及表演方式热情奔放(如二人转)唱词诙谐幽默角色行当分类不同戏词通俗易懂死腔活板少衬字联系:各种戏曲不分南北都相互渗透、学习。明代文化重心彻底南移后南戏得 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四大声腔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百戏之 祖”昆曲也诞生在南方(苏州千墩古镇,亦称千灯)对后世的影响极其 深远,昆曲与京剧的亲缘很近,这一点充分说明南、北方戏曲具有相互 扶持、渗透、竞争等复杂的关系。〔竞争关系:如“花雅争唱”的局面〕当然,南北戏曲的差异远远不止这一点点,要想了解,需要多多查阅各种资料,常常看戏才行啊!本人不是专业人士,学力有限,只能说这么多了,建议您去看看周秦先生的《苏州昆曲》,会有帮助的!要找小妹到百度沈丰英吧哦。
秦腔入川对川剧形成的影响分析论文
一、 戏曲传播流变与新剧种的生成
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势必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传播到其他地域。比如昆腔,流行于昆山一带,离开昆山,则生了许多变化。有论者认为山陕梆子前身为昆腔的变种。 而西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产生之后,迅速扩张到周边地区,促使了西路梆子和东路同州梆子的产生,以及在汉水流域促使二黄的诞生,之后又与东路梆子结合产生西皮,西皮、二黄在汉水一带结合成为皮黄。西路梆子则向南入川,促使川剧弹戏的产生;皮黄入川促使了川剧胡琴的产生,接着一路向南产生滇剧等;西秦腔甚至远播海丰,形成西秦戏正线;东路梆子向东边发展形成蒲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形成晋剧、中路梆子、河北梆子,一路向东形成豫剧、山东梆子等。
梆子腔、皮黄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过程中,有诸多的遗存,如绍剧中的梆子,徽剧、汉剧属于皮黄系统自不待言。这个传播流变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有反哺现象的出现。整个传播、流变,以至于新剧种的产生,其中的机理对于研究而言大有可为。研究戏曲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剧种对于今天戏曲声腔的归根认祖、再一次融合演变有着莫大之意义。如今戏曲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创新的不足,而传统的剧目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老戏迷,更无法吸引新戏迷。
回顾魏长生第二次入京带来的地方戏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创新在于多声腔、剧种的频繁交流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今天地方戏的定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官方行为,定名没有错,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使得每个地方只发展自己的地方剧种,非本地剧种基本无法在当地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从戏曲演变历史来看,这是人为的作茧自缚。戏曲是一个常变常新的艺术,必须不断的创新,最好的办法在于不同剧种的'交流和竞争,乾隆时期,花部都可以和雅部一争高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戏为什么不可以竞争?本地人一定喜欢本地地方戏?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回顾历史,梳理戏曲的传播流变,以及新剧种产生的地理、人文、语言、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推动今天的地方戏曲各剧种再一次融合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多声腔的川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多声腔其实是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声腔,杂糅在一起的戏曲剧种。秦腔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极为丰富的名词,并不仅仅是指今天的西安秦腔,在历史上指的是陕甘一带的流行地方戏曲,各个时期含义均有一定的差异。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有着莫大之关联,以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管窥见豹,希望能从一个小角度揭示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新剧种与老剧种的关系。当然,这个课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一个小问题抛砖引玉。
二、川剧弹戏与秦腔之关系
四川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甚至一度在全国排前列,故有“扬一益二”、 “益州出,天下足”的说法,但也造就了蜀中古来多乱的局面,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由于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极不稳定,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之后,康熙帝为了恢复四川一带的经济及农业生产,以政令形式推动“湖广填四川”,多次的移民迁徙,使得四川变成一个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各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习俗、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进行融合发展,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川剧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川剧的声腔是在昆曲、弋阳、皮黄、梆子四个声腔系统的影响下,与当地民歌、风俗结合,使用当地方言,形成的多声腔系统的剧种。
川剧四大支流派中,弹戏主要分布在川北河,川北河以嘉陵江的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一带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篷溪、阆中等地。这些地区与秦地毗邻,陕西移民较多。
弹戏的前身是秦腔。秦腔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产生于山陕一带的山陕梆子,而另一个源头则是由陇东调演变成西秦腔之后演变成的秦腔,关于秦腔产生地,仍无定论。
山陕商人在明清两代是著名商帮,足迹遍布全国,至今全国仍遗留下大量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俗语有云“商路即戏路”可谓不虚,刘文峰的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详细考证了商人对戏曲的推动作用,此处不赘述。秦腔在明清时期借助商人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而接壤的四川则更甚,自贡的西秦会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明末清初就有班社在川北城乡演出,且演出的次数极多,所谓“千余台戏一年看” ( 《成都竹枝词》)。吴珍奇在《昭化县志》中载,顺康年间,在昭佬、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其生旦净丑,刀戟剑棒,无所不齐。当地人说此乃秦腔,也实为可能。因昭化古名“葭萌关”,是秦地入川要冲,此时,陕班来川演出秦腔,实为常事。
可见当时秦腔在四川演出已是极为普遍的事。秦腔在川北长期演出过程中,与川北语言结合,并受地方民间社戏、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发生衍变,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四川色彩的弹戏。
将弹戏与秦腔比较,相近的特点有:唱词以十、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板腔体,有〔慢板〕〔流水板〕〔散板〕〔垛板〕等,板路有甜平(皮)和苦平(皮)之分,与秦腔之欢音、苦音异曲同工。伴奏乐器以梆子、盖板胡琴为主,故弹戏又名川梆子、盖板子。弹戏老艺人在传艺中常告诫学徒: “唱弹戏要带‘陕味’才好听。”尤其是《八件衣》一戏,仍沿袭秦腔旧例,而《断桥》一戏的演法分胡琴和《陕断桥》。
既然二者存在着这么多的相同之处,那么秦腔是如何进入四川并在当地异化,促使弹戏的生成的?从各方资料及田野考察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三、农民起义军将秦腔带入川内
明末,天灾人祸不断,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终于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覆灭。明末,起义军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的两位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且都来自陕北。清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 (作者:西调,即西腔,有论者认为是西秦腔之简称),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末,起义军中欣赏西调,演出西调为稀松平常之事。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起义军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山西一带的农民,而这四个地方在清初产生了我国地方戏的几大声腔系统。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三次入川, 将秦腔带入四川,对于弹戏的形成功不可没。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盛行。据清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十六年,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今乐山)相聚时, “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
四、移民入川将秦腔带入川内
陕西作为移民入川的大省之一,很早以前就有陕西籍移民通过古蜀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通过陆路或水路入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从陕西入川的移民数量大增。
乾隆时《绵州志》卷五“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者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可见移民以湖南、湖北、陕西为多,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河南,山西,云南、贵州又次之。 严如耀在嘉庆年问编成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流民之人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中以西府、陕南人居多。而西府则是西秦腔的发源地,是秦腔的一个源头,孕育了陇东调、吹腔、西秦腔,传播到各地,对戏曲发展影响极大。陕南一带孕育了二黄声腔,当这两个地方的移民进入四川,势必将自己日常的娱乐形式—— — 秦腔带入川内,逐渐在川内安家、演变,成为弹戏的原型。
五、山陕商人的贸易将秦腔带入四川
商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商帮,这些商帮通过各地往来积累财富,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明清十大商帮”,十大商帮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商帮、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在其中,陕西商帮具有突出的地位。陕西商帮在明政府“食盐开中” “茶马交易”等特殊经济政策招引下,通过古蜀道入川,在川经商,成为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两京(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随着进入四川地区的陕西移民和商人逐渐增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络乡党,他们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建筑为陕西移民和商人提供了款叙乡情、祭祀神灵,处理行业纠纷的场所。由于这些会馆均为陕西人建造,所以在建筑形式、构造以及空间上都呈现出陕西地区建筑的特点,而会馆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秦腔在四川的传播流变,也促使了弹戏的生成。
在盐业发达的自贡,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建的西秦会馆、桓侯宫、王爷庙、南华宫等会馆都是演戏的重要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在成都,由 33 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更是说明了商人对于秦腔传播的巨大作用。
六、秦腔艺人入川将秦腔带入四川
在秦腔、弹戏的流变史上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魏长生,虽然对于魏长生所唱的剧种众说纷纭,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曾到过两地学艺,且新出“琴腔”,这种腔调源自西秦腔,也就是陇东调,又融合了梆子腔的某些特色,他能唱多种曲调如梆子、二黄、吹腔、小调等,他所演之剧种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单一剧种,而应该是一种较原始的多声腔混合形态。数次入京,以新出的琴腔征服京城的观众。红极一时,并掀起花雅之争,大力推动了地方戏的兴起和繁荣吗。
魏长生回川的经历值得我们注意,他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带回了许多腔调,其中的主体就是秦腔(不一定是板腔体的秦腔),收徒传艺,建造老郎庙,后成为三庆社地址。
另外,乾隆年问,又有戏班在川边藏区演出,后多逃散,此戏班后来不见返回陕西记载。幸而不死的伶人,流散四川城乡,搭班谋生。四川梨园中流传的行话“老陕唱高腔,只因饿得慌”,怕由此而来。
之后,秦腔、二黄在四川并没有绝迹,而是不断的交流融合。1957 年,四川温江专区将流落在汉中的“汉调二黄” “汉调桄桄”老艺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四川温江汉剧团”,几经周折,之后划为广汉市剧团,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有南路秦腔的四川戏曲剧团。二黄、秦腔在四川的落脚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欣赏汉调桄桄、二黄的历史由来已久。
七、结语
川陕两地接壤,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川陕交接的地方,曾经产生过川陕梆子,和山陕梆子相对独立发展,虽然论点尚无太多文献依据,但是西路戏的历史却是相当长的,西路戏产生之后,向周边流变,一路向南到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原有的声腔和当地语言风俗结合不断形成新的声腔,对我国地方戏的壮大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今天地方戏有数百个,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会发现,均可以归到几个声腔体系里,那么对原有的几大声腔体系的研究就可以为整个戏曲研究打开思路。从一个声腔的演变入手,继而研究几大声腔系统,进而理清整个戏曲传播流变的过程。对于长期以来依靠文献资料,依靠声腔音乐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打破研究中的行政区域划分,以戏曲规律来重新划分戏曲地图,对于戏曲数百年的演变有着启示的作用。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