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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曾为苏东坡撰写传记，今日得窥，虽未品完，但仍是有感而发。 “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世上成名之士多为亡者，多是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客观评价一个活着的人。一个人活着，总会与世上其他人发生交集，他人的情感与喜恶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活着的人往往也善于隐瞒，死人才无法自圆其说。当然，并不是说对死人的评价就客观公正了，只是人们对死人的生平往往更为了解，而与其有所牵绊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人们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或者说自认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归根结底，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死人无法因世人的误读而为自己做出辩解，人们总是读不懂他人的想法，只能在人死之后对其言行进行品评与解读，此书亦是如此。当然，大部分的史实有古物、史书为证，这点无可非议。但虽说是传记，其性格与情绪早已不可考，后人也只能在事实之上，加以揣测。此篇文章，也仅是基于此而试窥苏东坡品性之一斑罢了。 “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的是宋朝一步步衰落的过程，变法兴起，朝廷党争，直至国力衰竭，这对于一个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从苏东坡的生平来看，几乎看不出一个痛苦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他似乎都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幽默和乐观。并不是说他不爱国，而是他在爱国之余，不会为国家的衰落做一些无谓的哀叹，而是采取行动。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多愁善感，即便是面临亡国之危，擅长做的往往是挥舞几下笔杆子，抒发自己的哀痛，仅此而已，真正的抵抗，除了极少数文人以外，大多都体现在武将身上。苏东坡却是独立于这两种类别之外的另一种人。他不是文天祥，他在危情之下会害怕；他也不是那大多数，他不仅仅是坐山观虎斗。他没有那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也没有那些多愁善感的九曲愁肠，他是一个会害怕、会担忧、会挣扎，但也会为这一切用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更接近于普通百姓的人。而他在这一切中仍然能保存自己的那一份潇洒，使他成为了历史洪流中真正的一份独特。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文学往往用于传递情感，情至真而字字传情，情至薄而珠玑无泽。苏东坡的自在潇洒与张扬快意，是可以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这或许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吧。情感也是一种语言，它和文字自然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转化到读者的眼中，便会产生一种共鸣，仿佛亲身体验了苏东坡当时之乐。这种玄妙的沟通与共鸣，也是苏东坡有如此多的崇拜者的原因之一。从林语堂先生的词句中，也可窥得其对苏东坡此人、此性的赞叹。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快乐，世俗的名利纷争，归根结底不过为此。而苏东坡，从乌台诗案面临被捕性命堪忧的丝丝惶恐，到被贬之后对当地百姓所作善举，透露的都是一种超脱。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未曾掩盖分毫，对百姓所做之善举也不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一切都纯粹是因为他想做，所以他做，所以他能在被贬之际仍然透露出一股子悠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陶渊明归田园为农夫，苏东坡入朝廷为官吏，但二人皆得以存得本心。身在世俗纷争最为繁杂的地方，观望纷争，参与纷争，却透露着一股出尘的气息。然而此出尘绝非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在面对百姓时，他同样能平易近人。纵观古今几千年，能有这份气概的人，寥寥无几。 “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有共通之处，兴许是因为所学皆为儒，也缺乏创新的思维。然而同样如此，苏东坡却是其中少数几个，既与之思想共通，又有其鲜明特色的文人之一。他往往能把一些寻常文人无法入诗之物写得巧妙，也能把文人常写之物写得更甚三分。究其原因，苏东坡往往能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观常人所不可见，思常人所不可思，写常人所不可想。这固然是他潇洒随意的性格使然，但也不乏他思想先进之功劳。可以说，苏东坡的思维几乎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朵奇葩，这在那时难能可贵。甚至于有时还会引发一种思考：倘若当年变法之人是苏东坡，或许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苏东坡常受言语所扰，但他却不会为其所困，因为他看得开。但他也并不是全然不在乎。他既不会为赞美而飘飘然，也不会为侮辱而妄自菲薄。人们赞他，他受宠若惊；人们辱他，他一笑置之。说实话，“宠辱不惊”虽好，但全然不在乎的超然，反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机械感。人们是需要回应的，在不带目的地夸赞或批评他人时，若未曾见到一丝回应，不免失望。但若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判，却也会丧失本心。苏东坡却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他有回应，却也不会因其影响自己的行为；他既像凡夫俗子一般在意他人的评判，又似遗世之仙一般看淡这一切。这便是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那种恰到好处的超脱与淡薄。 “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苏东坡与其弟情谊之深，在古往今来所载的诸多文人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苏辙也颇负盛名，但二人感情之深厚，也无法为其所掩盖。从幼时一同学习，到为官之后互赠诗文，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兄弟情谊。或许古人们也有这般浓厚的情谊，但他们互相联络、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之频率，也再无法多于这二人。古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诗篇，不论何时何地，多是有感自发，亦或是写给友人。而苏轼与苏辙，在相同的情形之下，写给的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苏东坡传》之卷一，所述为苏家父子在苏东坡诞生后，至考中进士、进京。其间大多夹杂着些许苏家人的逸事，抑或是对途中之景的描绘，对于苏东坡此人，还不可窥得其全貌。但其性格，却已逐渐成型。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东坡传》作者: 林语堂ISBN: 9787561335017 〔十位: 7561335016〕页数: 338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 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06-5-1内容简介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嘉佑二午(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着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目录译者序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卷二 壮年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卷三 老年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域外
个人觉得宋碧云的译版更好，老师当时推荐的就是宋译版。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世间本无所谓对与错，思想使然。善恶，黑白，对错，本就无严格的界限，只是人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罢了。从一面来说，苏东坡乐观豁达，耿直敢言，豪放率真;但从另一面来看，也可以说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擅长社会交往，不擅政。苏东坡的优点显而易见，能让我们受到感触和启发，如果反观之，未尝不能悟出一种生活态度。
优点之一：乐观豁达，随遇而安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被贬过很多次。作为一个满怀斗志与才慧的爱国诗人，官场失意，心里免不了抑郁不平。但他就如任何一个平凡人一样，就此消沉灰心丧气了吗?“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饮酒是他遣怀苦闷的一种形式;希冀是他至存高远的体现;豪放是他豁达胸襟的必然结果!纵使身旁荆棘丛生，亦相信风雨后总会有晴开月朗;纵使堕入万丈深渊，亦有在地狱中也能比过天堂的斗志与决心。
反观之一：
苏东坡是人，不是神。正如《后赤壁赋》中写道“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他也在出入世的问题上感到过迷茫。虽然他也写过很多豪放乐观的诗文，但大多数诗文中也反映出他的情感矛盾。《前赤壁赋》中，客人所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未尝不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慨。“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亦寓暗伤流年之感。纵然一个人再伟大不凡，终究还是拥有着人之常情。
优点之二：耿直敢言，洒脱率真
苏东坡是一位爱国诗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远见抱负。他明智地发现了新法的弊端，不顾自身安危毅然的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他的这种勇敢，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点赞!他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敢于同那些腐败官员作斗争，他那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高雅也值得我们钦佩。
反观之二：
苏东坡的耿直敢言显然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接连被贬甚至入狱。俗话说：“处事树为模，本固任从枝动摇;立身钱作样，内方还要外边圆。”他的不知变通让他得罪了很多权贵，他的为人处世太不计较后果。与其与敌人在明面上就撕破脸，自己吃力却不讨好，于自己的仕途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如为人收敛一点，行事有计策而不盲目，如果官都越做越小，那还有什么为国家出力的资本呢?当然，要想在腐败黑暗的官场中保持初心，一定要出淤泥而不染的强烈决心。
优点之三：重情重义，珍重爱情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微霜……”这首词是苏东坡为悼念亡妻王弗写的，足以体现出苏东坡对爱妻的深挚思念之情。
《东坡逸事》里有王氏“幕后听言”的故事，是说东坡每有客来，王弗总是躲在屏风的后面屏息静听。在宋代，女子的天地越来越小，而苏东坡能如此待王弗，可见其对王弗的信任至极与用情之深。
反思之三：
苏东坡一生为情所重，却也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烦恼。西湖晏饮时有女子慕名而来演奏古筝，苏东坡便为她写下了“欲待曲终寻问处，人不见，数峰青”。有一名惠州女子名超超，执意想与东坡为婿，东坡恐有不便之处，便匆匆离去。多年之后，他故地重游，听说超超已死，惊然动情，为她写了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噫!何必如此纠结于是非曲直，不过对的人生于错的世罢了。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的辩证观。“吐柔自断”是苏轼哲学理念中的辩证观。“刚柔自断”是苏轼对郭象以庄注易而提出的“独化”论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在解释‘旧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时说：“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变或化，未有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电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岂乾以其刚强之德为之，女者岂坤以其柔顺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圣人者亦然，有恻隐之心，而未尝以为仁也；有分别之心，而未尝以为义也。所遇而为之，是心著龄物也。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这里的“贵贱自位”“刚柔自断矣”“吉凶自生”“变化自见”“未尝有择”“未尝有意”“我有是道，物各得之”等，强调的都是物性自然，即便是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有仁、义，完全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结果，并不是恻隐之心必然会成仁，分别之心必然会成义，而是各自运行显现的结果。“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并不符合事物的本然状态。孟子的“四端”说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因其“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缺乏心灵的自由。也缺乏开放性和活力。苏轼的这种观点，很显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很大的突破，对原始孔孟儒家，I想也是一种解放。任何事物“自”行其事、“物各得之”，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对’‘道”的自然而然的显现，“道”也是支持事物运行的自然而然的本体性存在。这有似于郭象的“独化”说。郭象认为：“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以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郭象通过规定事物在自然界的位置，取消了事物的差别，得出“名教内自有乐地”的结论。他说：“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杭而上。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物，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齐物论注》)在郭象看来，只要人人安于现状，摒除非分之想，自足其性，就会得到同样的快乐，并同样有价值。这种适性逍遥的境界存在于每个人的情性之中，适性就可获得快乐。苏轼用郭象的“独化”说来解释《易经》。“独化”是万事万物自然之性，圣人之功在于迎其正心，养其正性.苏轼说：“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独化”以正为本，即使受到暂时的遮蔽，只要养“其正心”，自可“待其自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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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在当时的话，他应该主要还是在诗词文章方面比较有成就，至于哲学方面的话，应该就是从他的一些文章里面能看的出来，他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是一些想法，在他的文章里面，能够体现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师大附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一些自主的哲学。
海浪为劈风斩浪的航船饯行，为随波逐流的轻舟送葬。 —题记 还记得海鸣威笔下的那个老人么？和一条鱼抗争到最后，直至筋疲力尽，也永不言败。到了最后只带回来一条鱼骨，可他赢了，他战胜了自己的逆境。 所以也就有了那一句话：“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话激励了千万处于逆境中的人，刻苦成才。 逆境，是相对的。成才与否，取决于自己。 纵观历史，逆境中失意的人比比皆是，多不胜数。同样，逆境中成才的也大有人在。文学大师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司马迁自己，也是一个逆境成才的例证。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好手好脚的不如全身残疾的，常常能看见，路边有一些人在写毛笔字卖钱——他们有的用脚写，有的用嘴咬着写，还有人用义肢或残肢艰难地写下常人也无法企及的美丽。他们失去了双手，却没有失去生命的信念。 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6�1霍金，是在最灿烂的年华里跌入低谷的，本来，从剑桥毕业的他，前途无量，可以继续进修，也可以选择一份工作，有一个平淡又惬意的未来。一场疾病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全身瘫痪，无法动弹，只能一直坐在轮椅上，更可怕的是，肌肉开始萎缩，正值最明媚年岁的样貌也因为这一切而变得不再帅气不再迷人，离开的离开，失去的失去。 他一定绝望过，一定。 也只有在这样的逆境中，才可以大彻大悟，放下该放下的，去追求更多更深更高远的目标，唯有坎坷可使人清醒，使人颖悟。 张海迪，又一个被疾病缠身的人。 同样是瘫痪，同样要与命运抗争，她的逆境比我们大得太多太多——我们可能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忙碌中方发觉光阴可贵，可她，无时无刻都要忍受比常人多得多的痛，为减轻病痛，她学会了针炙，为自己，也为他人。她还学会了五种语言，翻译英文小说《海边针所》。 逆境，只是一种相对，唯有努力奋斗才是永恒。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会给攀爬者留一条上山的路。往上走，无限的风光会在前方等待着你。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林先生曾不无感慨：“一个王朝若不是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义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由此可见，宋之兴衰与众儒臣的命运息息相关，尤需一提的是在那个敢冒生命危险去探险的人，那个与族叔情妇通奸奔出砸伤人的苏东坡故友张惇，当相之后即拿苏东坡开刀，贬谪岭南，途中一贬再贬三贬四贬，第四道被贬令一出，兵队收船，东坡及家人的行李被抛下船来，只能到龙王庙祷告，没想到老天有眼，祷告完毕，强风竟然吹走行船，让其安全抵达南昌！这次经历中之惶恐、之凄苦可见一斑，但各位能想象吗，即便如此，旷达之苏东坡竟然能在《惠州一绝》中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吾辈真的是为之胸襟汗颜。 正如后人评价马克思一样，称他可能有很多敌人，未必有一个私敌。可爱的苏东坡也让人可敬至此，因而虽身处偏远之地，其仍然至真至纯，惠州与朝云的情爱诉说几近宗教的程度，情爱与信仰的合二为一，水乳交融，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求长生、养心性、“安寝无念，神气自复”，何其朴质自然，就连生病，苏东坡也会细心研究，探讨病理。俗话说“十人九痔”，苏东坡的“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之说，便是解决病灶，数月之后痊愈的罕见良方。 不得不承认，被贬海南之时，苏东坡已是步入贫病交加的暮年，“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生活中“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而。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何其乐观，如此多的“无”，只有“一幸”，即让其快乐至极，这就是那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半神半仙半圣的苏东坡。因而，国家组织已烂，国家元气已衰之时，有品有才有德之人必然疏离，苏东坡的海南流放之旅艰难颠沛，偶有短暂的特赦好运，接着的漂泊无定又让其感觉“人生如梦”，挚友吴复古的仙逝对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离开广东，前往金陵，安居仪真，夏天的湿气致使其患上了痢疾，辗转于靖江城，吊望堂妹的坟墓又使他身体更加疲弱，精神更其凄伤，有时竟会侧坐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甚至客人来访都无法起床接待，由此，风烛残年的苏东坡已知难以长久，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无望，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仙逝，享年六十四岁。 一代才子，一代书圣，一代词家，一代画师陨落。、仰望千年，东坡我见——《苏东坡传》读后感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照古时人 望着夜幕中的那轮月，深邃的黑幕将我引向千年前的那抹身影。空明的月光如积水满溢整个庭院，影影绰绰的是似荇藻般交叉错杂的竹与柏的影。似乎才情总与美酒为伴，他在月下举杯邀饮，衣角被清风带起，空气中久久回响那空灵的诗。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位月下的漫步者，正是苏东坡。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简简单单的几处景物便描绘出一幅江南的早春图;“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洋溢青春乐观的精神；“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人生的哲理。他的诗词始终大气磅礴，一如他的人。苏轼的一生，交织着才情与坎坷，亦是一首令人回味的诗。一首带着画，隐着情，有时天真，有时老练的史诗。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笔下，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的苏东坡。最吸引我的却是他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品性。他在面对邪恶，面对错误，勇于提出，敢于批评。在他看来，荣华富贵，安宠荣辱不过是一己私欲，过眼云烟。他虽身在官场，心却在田野。他的双眼，关注的是百姓的愉悦与疾苦；他的目标，定位在百姓民生之上。就如西湖的苏堤，原来是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发现西湖中有一种水草，破坏了湖的水质，影响了杭州百姓的生活用水。于是他带领大家清除水草。然而清除的水草无处可放，他便想到了在西湖中建堤。这样既为这些水草找到合适放置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人们在西湖的出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举措。 苏东坡也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真是好一个“无一个不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但放眼现在，谁能说自己相信“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最多也不过是认为天下并非全都是恶人罢了。不过这也有无可奈何之处，现如今，我们无法辨认他人脸上的表情是出于真心，亦或是假意。于是，我们不再相信陌生人，乃至于身边的亲近之人。说到底，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吧。因此， 现在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古人是以怎样的心态说出这样的话，那份淳朴、挚诚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为人父母，苏轼却曾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不免让我有些许诧异，没有望子成龙的期盼，没有要其出人头地的要求，却只希望他儿子“愚且鲁”，这是为何？细细一想，却也了然。他是明白的，他知道自己此生的多灾多难，多是由于他的才智。能力越高，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向来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兼济天下，关护黎民的责任。是了，或许糊涂是福啊。他自然不愿他的孩子如他般艰辛，这也是一个父亲最真切的祝福吧。 他一生都处于政治漩涡之中，却并不精于自谋，应该说他是放任不羁、风光霁月的。“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苏轼的《留侯论》中的话，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吗？这样的他，是那般的令人倾倒。 他的人性却更趋温厚，而无尖酸刻薄。我想，我无法走近这位伟人，却也愿在这千年之后探寻他的足迹。 春去秋来，朝午暮夜时，弹指间，流年暗换，物转星移，为之奈何。逝者如斯，惟余沧海桑田中的翩然一角。凝望那千年前的身影，泛舟湖上，谈笑风生间，淡看宦海沉浮。
林语堂《苏东坡传》优秀读后感范文300字（精选6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林语堂《苏东坡传》优秀读后感范文300字（精选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东坡，东坡，一位住在东坡上的诗人。号东坡居士此名看似随意，但又何常不体现了苏轼的潇洒与豁达呢！
一本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瞬时令我感到即使隔着千年的岁月，也能如此近距离得感受到苏东坡的一生实在是妙笔。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幸运的。尽管他被一贬再贬，但他却也总能发现生活的欢乐，也许正是这个不同的机遇，让他走遍了祖国的半壁江山，尝遍了世间美味，他从不居高临下得看待百姓，而是真正的融入百姓们的生活，下田耕地向农民讨教经验，分享美食，细听乡下趣事。如此一比，离别官场倒是享得了一份清闲。
李白的一生逍遥似仙人，杜甫的一生难免略显苦难，唯有苏轼最令我敬佩。他是诗人，亦可以是农民，是酿酒师、是学者、是工程师…..他的无所不能更是启迪了我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他的浩然之气也将如他的诗词一般永留千古！
这是一份横跨千年的精神宝典。
他，富有创造力；他，守正不阿；他，放任不羁。他尝尽百味人生，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就是苏东坡。
自从他考取功名后，他便一直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无论到哪里，他都有自己的乐趣，他可以与百姓闲聊，可以研究美食。他的乐观使他得以笑对各种人生：道德家、作家、画家、书法家、工程师、农民、佛教徒、士大夫、法官……
他的乐观使他尝尽百味人生，成为大宋第一才子，那我该怎么做？
我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天派，我是学生，是儿子，是运动员，是志愿者。每一个身份，我都会以乐观的心态去细细品味。学生，有习得知识之乐；儿子，有尽孝之心；运动员，有夺冠之热血；志愿者，有助人为乐这爱。
我愿以乐观尝人生，品百般滋味！
第十八章《浪迹天涯》：这一章讲述了苏轼在从黄州迁出后，一年零八个月的迁徙生活，用苏轼自己的话说，犹如“小儿迁徙避学”。文章记录的不过是东坡生活中的一些烟火琐事，却折射出了他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创作风格、生活态度等等。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居高临下，清高放诞的士大夫只是一个奔波于柴米油盐间的凡人。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他日常生活与人交往中看出了他的处世态度，看到了他可亲可敬的一面，更从他与王安石的话谈中看出了他身为知识分子的那一份耿介。
甚喜美言，恭录如下：
归去来兮，君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着，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苏轼生活情味的真实流露。
接连三天，阅读《苏东坡传》。印象中，这是一本失而复得的.书。还是刚毕业时，爱书的当时还读中学的兄弟买了这本书，送给了我。而当时，恰好有同学到家玩。于是，在同样爱书的我这里借书阅读，似乎也成了她进步的表现。
把那本新到手的《苏东坡传》给她，千叮万嘱一定要归还。
不在同一地点工作的同学，毕业之后就如纷飞的风筝，哪还有聚会的时间与机会。于是，如越来越淡的同学情一样，那本《苏东坡传》也就永远地借走了。我相信，那本书在那个还算长得漂亮的同学那，一定也很是孤独。因为在我看来，那位女同学也许是看不懂苏东坡的。
于是，每想起那同学，《苏东坡传》也就条件反射般地在眼前。好几次与她聚首，没有说起那本书。但苏东坡情节，还是时时影响着我。
读了《苏东坡传》后，我觉的他是一个乐天派，什么事都能开心面对。他还是百姓的朋友，一个诗人、一个酒仙、一个小丑、一个大文学家……
苏东坡虽然曾经度过一段风雨人生，但是他却很开心的度过，这一生没有一点怨言。不管在哪，他都很开心。不管他走到哪，哪里的百姓都很开心，他都能和百姓成为朋友。到哪都开心。他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说实话，不管皇帝怎么罚他，不管责任在不在于他，他都没有半点儿理由为自己辩解。
当时的皇帝很无能，国家都治理不好。而苏东坡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令我敬佩，他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有一颗博大的心。
有一个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度步，他问侍儿们一个问题：“我肚子里藏了些什么？”侍儿们纷纷说：满腹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连称是。这就是苏东坡的不合适的表现。然而这又是文豪的可爱之处。
读完《苏东坡传》，我知道了苏东坡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那乐观的心态，就算太苦太累，他也总能在苦中品甜，在累中放松自己。
苏东坡在一生中大量地写诗写词，诗、词的每一句话都是苏东坡的感情。比如：苏东坡的弟弟子由，子由住的房子又小又矮，苏东坡常常对弟弟高大取笑，写下两句：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大头。
这两句的意思是这样的，经常吟诵诗句，忽然一抬头，头撞在了头顶的墙上。
苏东坡的一生被称为风雨人生，他经常被赶到偏远的小城市，做一个小地方官。他被赶到一个地方，他就跟那里的人和平相处，帮助别人，同时也些出了许多美妙的诗句。
苏东坡在哪，别人就因为他的存在赶到幸福。他的快乐能感染身边的每个人。当他要离开莫个地方时，那里的村民都会依依不舍。
我们应该学习他乐观的心态，无私奉献，理解他人的美好的品质！
苏东坡传——读后感 从小学就对苏东坡这位古今闻名的学者有了些许耳闻，一开始是在随便翻翻《宋词》时，一时感兴趣过他写的几首词，后来记不得看的哪本周刊里又冒出了东坡肉这个诱人的词眼，顿时让我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打上了“贪吃”的标签，上了初中逐渐接触到他写的诗词歌赋，到现在也就只清晰地记得那一首水调歌头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琅琅上口的词句至今都萦绕在我的心房，到了高中，当老师推荐了《苏东坡传》时，我也并没有将它放在心上，直到今年的寒假，我才被这本书真正的吸引了。 凡是在我看来有能力写传记，而又不经过本人同意执笔写的人，一般都是自身文学素养高深之辈，当然，如果你想经过苏东坡同意再写传记，恐怕是先得穿越回宋朝了。和我的想法如出一辙，这本貌不惊人的《苏东坡传》竟是林语堂老先生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执笔之作。作为一位在中英文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语言学家，林语堂老先生想必写这本《苏东坡传》也是信手拈来了。林语堂老先生这篇作品经过张振玉的翻译就我而言感觉并未失去原著的真实思想，所以读的也是让人神清气爽。 这本传记总共三百多页，分为四卷，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按照苏东坡的人生经历用时间顺序依次叙述，使整本书显得条理很清楚，又将读者的兴趣充分的调动了起来。 序： 林语堂老先生在序中重复强调了他对《苏东坡传》撰写的渴望，言明自己曾一直有想写苏东坡传记的心思，无奈时局所迫，直至今日才完成。这显而易见的体现了林语堂老先生对于苏东坡这个人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感情，非要执笔写下传记来倾诉不可。“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由此可见，林语堂老先生的苏东坡传记是在古籍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他对于这本传记算是用上了一番心思。“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试验者，是工程师„„”林语堂老先生在其后的序中不断对前面引用部分的苏东坡形象进行简单而真实的诠释，使苏东坡这位大诗人先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一丝印象。 卷一： 卷一的题目为童年与青年，显而易见叙述的就是苏东坡童年与青年的岁月时光。卷一的第一章，林语堂老先生以讲述苏东坡的一生为开头，通过各个事例，从各个角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苏东坡，一个天赋才气，吟诗作对信口拈来的苏东坡，一个诗书画三绝的苏东坡，并且还有一个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苏东坡。通过这一个个形象鲜明的苏东坡，林语堂老先生为后文的叙述埋下了伏笔。 卷一后几章大致讲述了，三苏之一的苏洵，虽然才气响天下，但在屡试不第，人步入中年之后，逐渐归于沉沦，而与此同时，苏轼与苏辙这两个兄弟正如崭崭的星斗，借着父亲落日的余晖冉冉升起。 卷二： 如果非要给卷二强加一个中心，那么则一定是“王安石变法”。虽说是《苏东坡传》，可在这本苏东坡为主人公的传记中，我却又偶然间了解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王安石。还记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虽然在初中就听过王安石变法的大概故事，也就知道王安石努力了半天，最后失败了的结局，对于王安石这个人的为人却是不甚了解，但通过《苏东坡传》，我算是对王安石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三个不足是苏东坡对王安石评价的标识，苏洵大名鼎鼎的《辨奸论》便是用来暗讽王安石的，通过这两段评价，我们可以片面的得出王安石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当然，这一点评价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可王安石在朝廷暑期读书笔记&影视剧点评精选读书笔记 影视剧点评 书评 舞台艺术点评 读后感上任大官时的一些作为，再次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他放任手下，私自将无能，阴险的下属如吕惠卿，邓绾等提拔到重要的职位，利用各种借口将反对派中的中坚力量踢出权力中心，甚至反对派中还有几位曾经是他的至交好友，连他的好友都开始反对他，可见王安石在为人处事方面的行径有多么受人诟病呢。王安石暂时说到这，总的来说他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诗人，他企图用自己理想中的变革来改变宋朝当时颓废的处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斜路。当王安石这样一个固执不化的改革派和苏轼这样一个正直，敢于进谏的反对派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顿时体现了出来，就好像陨石撞地球一样，总会擦出各种各样的火花，不过考虑到当时王安石一人权倾天下，苏轼在预料之中也就被贬出了京城。正是这机缘巧合之间，苏轼在感觉无力报国之时，四处游山玩水，用书中的话说“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无，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在这时，他达到了个人诗道上的巅峰，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对于弟弟的思念，他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当他与自然融为一体时，写出了《吏隐亭》这样的词句：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在望云亭中，他写道：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一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这一篇篇苏轼的巅峰之作仿佛有带着我们重温了一遍当时苏轼被贬官心中忧愤之情，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只有在此时的苏轼，才是真正的苏轼。 可无奈，后半辈子苏东坡可算是真正地经历了坎坷的人生。 自从被王安石贬出朝廷，他就一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举家隐居到深林处，与外世隔绝，叫了许多真性情的邻居朋友，更是在游玩之中作出了赤壁赋、酹江月等巅峰之作。当然，很难令人相信的是，苏东坡居然对长生不死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于道的研究更是十分深入。 再度过了几年的平静悠闲的生活后，苏东坡意外的受到皇太后的恩宠，算得上是他人生的第二春，在几年内提拔迅速，很快就官居要职。当然，真性情的苏东坡在朝廷中总是受到排挤，王安石的余党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推翻苏东坡，他曾经直言不讳的进谏，曾经为了自己的清白据理力争，但似乎他的耐性也在余党的一次次排挤中逐渐被磨光了，终于提出离开京城这个权力中心。离开了朝廷，苏东坡又仿佛找回了自由无拘束的感觉，钻研国画，修理工程，赈灾济粮„„ 无奈啊，命运的枷锁始终没有放过苏东坡，在支持他的皇太后和苏夫人去世后，他的命运急转直下，数次被贬官，谪戍荒凉的地域，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带到一生的荣耀都洗净，他也就默然的离开了人世。 苏东坡，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样一位性格直爽的朝廷中人，这样一位兴趣广泛的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终归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