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trl+shift+M组合键调出设置属性。
2、按键中有shift+空格(切换全角和半角)组合键的选项,用户勾选了之后→确定(或应用),快捷键才会有效。
3、半角:123 abc 文字距离,全角:123,abc文字距离。
4、从对比中可以看到,对于相同的数字和字母,全、半角状态下的间距是不一样的(但是中文字之间没有变宽)。甚至一些符号也会有差异。
5、输入条上有一个设置选项,用户将鼠标靠上去,会有自定义状态栏的菜单,用户点击打开。
6、勾选既有(但是会屏蔽快捷键的)全半角的切换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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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文献引用不能随意,是需要精心选择的。引用,要引用与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还要引用高质量的文献。
如若在正文的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标注时只用一个方括号,括号内写出几篇文献的序号,若几个序号不连续,序号之间加,若几个序号是连续的,只标注起、迄序号,两序号之间加~。
参考文献中的标点符号,要在半角(英文输入)状态下输入,每个半角标点后,要空一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字符间隔
关于参考文献中一行字空隙很大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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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拼音wén xiàn),汉语词语,意思为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出自《论语·八佾》。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图书、期刊、典章。
《文献》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学术性刊物。
据2020年第02期期刊内页显示,《文献》编辑委员会有编委25人、学术顾问6人,编辑部有责任编辑1人。 据2020年4月4日中国知网显示,《文献》共出版文献5280篇、总下载914238次、总被引13474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据2020年4月4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文献》共载文2412篇、基金论文量409篇、被引量为4908次、下载量为32640次,2017年影响因子为。
wps: 段落-换行和分页-允许西文在单词中间换行
尝试进行清除格式一下。及间距调整1 .光标移到要插入参考文献的地方,选择菜单中“插入”菜单→“引用”-“脚注和尾注”。在对话框中点击红圈标记,选择“尾注”,插入脚注/尾注快捷键:“ctrl +我们写论文时,通常使用Endnote 管理和插入参考文献方法/步骤1 时常,Endnote 在Word 中生成的参考文献列表如下,字体、字号、行距、悬挂缩进的设置都未令。
没加过空格,中英文字体不一样
本科毕业论文字数加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算文字数,空格不算。
1、标点符号占字数的格子的。
2、标点符号也是文字。
3、标点符号非常的重要,不可缺少的。
毕业论文份量要求:毕业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万字或相当信息量。外文文献阅读量的具体要求,由指导教师量化。
拓展资料
毕业论文(graduation study)是指高等学校(或某些专业)为对本科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撰写的论文。一般安排在修业的最后一学年(学期)进行。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选定课题进行研究,撰写并提交论文。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从总体上考查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论文题目由教师指定或由学生提出,经教师同意确定。均应是本专业学科发展或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
历史是一个粗线条的大师,它勾勒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忽略了人们为这个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好,历史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师,当今世界的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 中国的长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近二百年来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已经和正在获得新生。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 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这里,我着重就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谈一谈汉语汉字(海外习惯通称为华文华语)与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某些关系。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 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所有的译者都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眼”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字,它的单数和复数决定于它与其他字的搭配。汉字“眼”给了我以比“eye”或者“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腈,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 汉语培养了这样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思想方法。眼是本,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一只眼或多只眼的考量———那是关于眼的数量认知。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钉子眼、打眼(放炮)、眼皮子底下等意思。 动词与系动词也是如此,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 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 been”和"used to be”等。 组词造词也是如此,有了牛的概念,再分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这与例如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0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 所以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然后是自然、主义、理论、原则……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有了主义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了原则,就有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在中国,常常存在一个正名的问题。训诂占据了历代中国学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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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键中有shift+空格(切换全角和半角)组合键的选项,用户勾选了之后→确定(或应用),快捷键才会有效。
3、半角:123 abc 文字距离,全角:123,abc文字距离。
4、从对比中可以看到,对于相同的数字和字母,全、半角状态下的间距是不一样的(但是中文字之间没有变宽)。甚至一些符号也会有差异。
5、输入条上有一个设置选项,用户将鼠标靠上去,会有自定义状态栏的菜单,用户点击打开。
6、勾选既有(但是会屏蔽快捷键的)全半角的切换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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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文献引用不能随意,是需要精心选择的。引用,要引用与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还要引用高质量的文献。
如若在正文的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标注时只用一个方括号,括号内写出几篇文献的序号,若几个序号不连续,序号之间加,若几个序号是连续的,只标注起、迄序号,两序号之间加~。
参考文献中的标点符号,要在半角(英文输入)状态下输入,每个半角标点后,要空一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字符间隔
我觉得是你前面那个十的符号有问题,明显的和9不一样大,试试改一下
格式问题,调整缩进量即可。解决方法如下:选中参考文献然后依次点击:“格式”——“段落”——“缩进和间距”——“特殊格式”——“悬挂缩进”——“2、5字符”或“3字符”。即可将参考文献100篇后的格式调回来。
很简单的事,这个对不齐是制表符字节不一致,因为前面默认两位,到100就成3位了。
调整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鼠标全选中要进行编号的参考文献,然后右击鼠标右键。
第二步: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找到“编号”选项,点击进入。
第三步:在“编号”选项中,找到论文对应的编号格式,并选中编号库中相应格式。
第四步:点击参考文献的编号形式[1]这种,就会自动编号如下,但是会出现如下的空格。
第五步:在选中参考文献的状态下,点击鼠标右键,弹出下列的快捷选项。
第六步:点击“调整列表缩进”,在弹出的选项卡中将“制表符”转为“空格”。
第七步:点击“确定”后,之前的空格就会消失了!
参考文献格式
1、文后参考文献不编序号,仅在文末按其重要程度或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
2、文后参考文献不注页码。
3、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及次序与注释基本相同。
(1)著录参考文献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论文的起点和深度。
(2)著录参考文献能方便地把论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的成果区别开来。
(3)著录参考文献能起索引作用。
(4)著录参考文献有利于节省论文篇幅。
(5)著录参考文献有助于科技情报人员进行情报研究和文摘计量学研究。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中文最难修的是古代汉语,训诂、格律、音韵什么的,很复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古代汉语研究生很少人报名,甚至,有的招考单位招两个,也许只有一个人报名。大专院校也缺少古汉语老师的。不过,就业范围不宽。下面是一些书目,你可以挑选着看。《古代汉语》课程参考书目《古代汉语》课程以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5月校订重排本,共四册)为教材。为了帮助学生开阔眼界,特开具如下参考书目,供选择阅读。一、教材 1. 郭锡良 唐作藩 何九盈等《古代汉语》 商务印书舘出版 上下 2001年 2. 周秉钧《古汉语纲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第1版 3. 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上中下 1980年6月第1版 4. 郭锡良 李玲璞 《古代汉语》 上下 语文出版社1992年 5. 杨宝忠 《古代汉语词语考证》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6. 萧泰芳 张儒等 《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 7.牟维珍等《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二、工具书 1. 许慎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1963年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康熙字典》 中华书局 1958年1月第1版 4. 杨树达 《词诠》 中华书局 1965 5. 裴学海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1954年 6.《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 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 7. 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2000年6月第1版 8.《辞源》 商务印书舘 9.《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0.《汉语大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辞书出版社 11.《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2. 杨伯峻 《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 1981年 13. 王海棻等 《古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14.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舘三、文字类 1. 唐兰 《中国文字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9月第1版 2.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 上海书店 1984年3月第1版 3. 经本植 《古汉语文字学知识》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4年9月第1版 4. 高亨 《文字形义学概论》 齐鲁书社 1981年2月第1版 5. 梁东汉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年2月第1版 6.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舘 1988年8月 7. 蒋善国 《汉字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年8月第1版 8. 杨五铭 《文字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9. 罗君惕 《汉字学要籍概述》 中华书局 1984年5月第1版 10. 陆宗达 《说文解字通论》 北京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1版四、词汇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词汇概要》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2. 何九盈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 北京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3. 苏宝荣 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7年10月第1版 4. 洪成玉 《古汉语词义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1版 5. 高守纲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 语文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1版五、语法类 1. 马汉麟 《古汉语语法提要》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出版 2. 张之强 《古代汉语语法知识》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出版 3. 刘学林 刘天泽 迟铎《古汉语语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4. 刘诚 王大年 《语法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5. 何乐士 《古代汉语语法》 6. 郑奠 麦梅翘 《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64年 7.《文言语法》 杨伯峻 著 北京出版社 1956年11月第2版 8.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商务印书舘 1983年 六、虚词类 1. 何乐士等 《文言虚词浅释》 北京出版社 1979年7月第1版 2. 杨伯峻 田树生 《文言常用虚词》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1版 3. 陕西师大 《常用文言虚词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3月第1版 4. 吕叔湘 《文言虚词》 上海教育出版社七、修辞类 1. 赵克勤 《古汉语修辞简论》 商务印书舘 1983年3月第1版 2. 李维琦 《修辞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3. 杨树达 《汉文文言修辞学》 中华书局 1980年9月新1版 4. 郑子瑜 《中国修辞学史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5月第1版八、古代文献 1.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2.刘宝楠 《论语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3.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60年 4.焦循 《孟子正义》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5.孙诒让 《墨子闲诂》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6.郭庆藩 《庄子集释》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7.王先谦 《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诸子集成》本 8.陈奇猷 《吕氏春秋校释》 学林出版社 1984年 9.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10.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 11.班固 《汉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12. 洪诚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选注》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九、古书注解和诗词格律 1. 杨树达 《古书句读释例》 中华书局 1954年12月第1版 2. 俞樾等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中华书局 1956年1月第1版 3. 王力 《诗词格律》 中华书局 1977年 4. 陆宗达 《训诂简论》 北京出版社1980年十、杂志 1.《古汉语研究》 2.《中国语文》 3.《汉字文化》
新闻出版总署查无此刊,至少不能界定为正规刊物。
语文教学研究 不是国家核心期刊也不是省级,只是一般类型的期刊《语文教学研究》创刊时间是2006年1月,不具备核心期刊条件。G62/63初等/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课程、教材、教法 9 数学通报 17 化学教学2 普教研究 10 数学通讯 18 历史教学3 学科教育 11 高三数理化(改名为:高中数理化) 19 思想政治课教学4 上海教育 12 中学语文教学 20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5 北京教育 13 语文教学通讯 21 生物学教学6 天津教育 14 中小学外语教学 22 外国中小学教育7 中小学管理 15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8 班主任 16 物理教学I2中国文学类核心期刊表文学理论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文学评论 8 文艺争鸣 15 文艺理论与批评2 文艺研究 9 新文学史料 16 名作欣赏3 文学遗产 10 中国文学研究 17 小说评论4 当代作家评论 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8 当代文坛5 文艺理论研究 12 明清小说研究 19 文学自由谈6 红楼梦学刊 13 民族文学研究7 鲁迅研究月刊 14 通俗文学评论HO/2语言学/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核心期刊表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 序号 刊名1 语文建设 7 语言与翻译 13 语言研究2 中国语文 8 方言 14 辞书研究3 修辞学习 9 语言教学与研究 15 语言文字应用4 古汉语研究 10 语文研究 16 演讲与口才5 汉语学习 11 汉字文化6 民族语文 12 世界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