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辽代用契丹文。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 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後﹐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曾参照汉字先後创造了两种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神册五年 (920)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一种契丹大字﹐共三千馀字。后来又由耶律迭剌创制的已发展到拼音文字初步阶段的一种﹐称契丹小字。 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於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完颜璟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遂渐绝用﹐但在中亚河中地区的西辽则继续行用。至明代已无人认识。
契丹文
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
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脱胎于汉字，约有一千字以上。小字是迭刺受回鹘文启示而创制的。
契丹文约使用了三百多年，1191年后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认识。
直到上一世纪20年代方被发现。
契丹文文献主要是石刻碑铭。由于研究契丹文的参照资料十分缺乏，几十年来，
只解读出官职、年号、干支等少量的词汇，大多数内容尚未破译，
故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
契丹大字
契丹文，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统称
要看你说的为主是指哪方面了？人口数量上当然还是汉人多了，统治阶层和地位上是契丹人为主，还有渤海人的地位也比汉人要高。所以为了安抚汉人，契丹和后来的清朝一样也有分2套统治班子，像很有名的南院和北院就是分别针对汉和契丹的。
萧太后再嫁给了齐王韩德让
辽代（916-1125）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辽的建立，开创了当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辽的很多法律制度都对随后建立的西夏、金以及后来实现大一统的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在法律和政治上确立的重要制度，被后世所借鉴，甚至在今天也有着它的启示作用。一、北南面官制度的产生、构成及实行契丹族在建立辽之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制度，而在经历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期后，契丹部族制度逐渐形成和巩固，民族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在建立辽之后，契丹族组织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对内部进行整合。伴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构成逐渐复杂，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辽的疆域内已存在汉奚、室韦、渤海、女真等多个民族，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国家，成为辽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北南面官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二重体制的双轨官制，“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于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集权于皇帝的政权体制。在北面官制中，有北南枢密院、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北面御帐官、北面宫官等。在南面官制中，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位、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2]可见，南面官制是兼采唐宋官制而逐渐形成的。公元926年，契丹军队灭亡渤海国，建立东丹国，实行“国中之国”之策。辽太宗时得燕云十六州；而在此之前，有许多汉人为躲避战乱或灾害而进入契丹境内居住生活。从当时来看，汉族在很多方面要优于“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而辽统治者要想实现国家的安定长远，也必须倚重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辽代正式确立北南面官制度的时间是在辽世宗时，从这一举措的确立来看，它在巩固统治、调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看得出当时统治者的独到眼光和谋略。当然，北南面官制度并不是辽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唯一手段，但是我认为，这一制度是其在法律制度方面最重要也最富有特色的制度之一。相比于在渤海国设立“国中之国”东丹国以及在奚族中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段，北南面官制度无疑更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这种双轨制官制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军国大政，在开疆拓土、镇压起义、治理地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圣宗朝的韩德让，在反击北宋的进攻中立下军功，又“受顾命，治政有方，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集”，可谓登峰造极。同时实施这一制度也相对削弱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使迁入契丹辽地的下层汉民“不复思归”。在北南面官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北面官制逐渐向南面官制发展，二者趋同，也就是汉化的趋势。《辽史·百官志》：“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其汉化趋势。汉人契丹人等可以在北南面官制度互相任职，说明民族融合、民族交流也在逐步加深，共同治理辽朝的内政外交。二、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的民族立法和管理的历史渊源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当时和后世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不仅仅在辽代，早在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就不断探索和实践民族管理的手段。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程度不同，但都表明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在民族统治策略上各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从当时的一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统治现状：“始宏因符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子）浩诛，中书侍郎高允收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万，万户内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金朝占领北方之初也实行北南面官制度，只是太宗即位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才逐步改变了初期的北南面官制度；元朝统治的疆域更加广阔，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统治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在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中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利用南北之间的对立主义和宋金对峙以来的隔阂，制造分裂，以利控制；而在清朝实行“满汉畛域”的原则，一方面吸收汉族文化，一方面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华夷之辩”等民族情绪严加防范。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的法律统治，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实行不同的法律政治制度，例如在蒙古和西藏实行的《蒙古则例》和《理藩院则例》，在新疆和青海实行的《回疆则例》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堪称我国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水准，使清朝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最成功的朝代。从以上这些朝代的民族政策和立法情况看，统治者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和手段。辽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主要是胡汉分治政策，这一政策成效并不显著，应该说那个时期民族融合存在，但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威胁着统治政权。胡汉分治也没有完全消失，直到清朝，仍有其遗迹。辽之后的朝代在承接前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民族管理和民族立法上更加成熟，元朝应该是个例外。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北南面官制度，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们从辽代之后的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制度中都能看出北南面官制度的影子，实际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见这一制度在民族立法、民族管理方面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何谓民族立法呢？简单地说，民族立法是指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在现代，作为国家的一般公民，各民族的公民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成员，他(或她)可能享有法律就特定民族的公民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外，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法律也可能把特定民族团体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一个国家也可能以民族因素作为重要特征从而建立一定法律地位的机构、组织、行政区域(如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进而规定这类机构、组织或行政区域的权利义务。在我国，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制定的规章、法规、条例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关于本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构成了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摸索制定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才使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有了今天的规模。在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和合法权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防，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制度保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我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法制都跟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是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者，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从民族融合和交流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到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格局，无疑不都说明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些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证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借鉴，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无论是汉族人当政，还是少数民族掌权，其都要在民族政策和立法方面下一番功夫：辽代统治者确立了北南面官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其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作为实现大一统的元朝尽管也在学习汉人，但却公然推行民族歧视和分裂政策，最终短命而亡，淹没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以我国的民族立法为例，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总的立法体制中分离出一个民族立法体制。因此，民族立法体制其实是国家立法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国家立法体制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安排是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所决定的。相应地，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现我国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旗)。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我国民族立法体制其实又包括一个子系统，即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应该说是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北南面官制度是古代的产物，不能和当今成熟的制度相比，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我国现今实行的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也是在像北南面官制度这样一大批古代优秀的民族管理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反观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忧患之一：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危机，科索沃问题，非洲难民危机等等，无不都有民族问题在作祟。如何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国家主权，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比如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内蒙古的发展见证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政策的成功实践。但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并不平坦，包括我国在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新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会不断涌现出来。制度建设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法宝，随着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代表的民族制度的贯彻实施和民族立法的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关系会更加融洽，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会不断加强。近年来有人提出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有不妥之处，其超出了北南面官制度的主要建立基础：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扩大，导致统治制度和策略的相应改变。北南面官制度固然与一国两制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国家在法律中予以严格明确的，但这两种制度还不能上升到渊源的程度。理由如下：首先，众所周知，国体即国家制度是立国之本，一国要想成其国，首先要立制，即实行什么国家制度。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是在一国范围内，实行两种独立的的社会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不仅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同，同时也涉及经济、生活、习惯等等一系列都有着根本不同的方面；辽代实行的北南面官制度不是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封建制度，这一点在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后也没有改变。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只是为了适应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的需要，而在职官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和尝试，北面官制度和南面官制度表面上看是两种独立的制度，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期以北面官制度为主，后期则出现融合趋势，远未达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的独立性和高度性。其次，一国两制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制度确立和运行的，国家在宪法和基本法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安抚各民族对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手段色彩很浓的职制。在辽代后期北南面官制度就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两种官制逐步融合，汉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辽被金取代后，北南面官制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后，一国两制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设想，并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得以成功实践。而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予以考虑，在实践中也是因民族而异。如果说到相似之处，我认为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制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一些历史关系，联系更紧密一些。比如当然，以上观点和理由并不是全盘否定“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的观点，这种观点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极大丰富和借鉴启示价值。无论是民族自治还是一国两制，都有着古人智慧的影子。所以加强历史资料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和发掘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几年，有关辽代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从墓志、碑刻到文献资料，都给我们今天研究辽代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依据。三、北南面官制度的历史定位辽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法律和政治上推出北南面官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创举。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一制度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危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倍受列强的欺辱。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为了使其侵略利益合法化，一些日本军方的“御用”学者急于从历史中寻找根据，为侵略批上合法的外衣。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时候，他们将目光盯到了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上，将这一制度称为“二元制”或“二重制”，并大肆鼓吹。1919年“东洋史学”的权威浸田左右吉在《满汉历史地理研究报告》中最先提出了“二重说”，他在文中是这样解释的：“辽从太宗、世宗时起，获得燕云十六州，汉人数目大幅增加，加之大量汉人由宋入辽，鉴于积极统治汉人的必要，另确立在契丹人政权下的汉地与汉人，由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并顺其方针在行政组织内采用中国王朝的各项制度，进而树立北（以游牧民族为对象）、南（以农耕民族为对象）两面之所谓二元的统治制度……”[12]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说法是根本没有理解封建统治的内涵。首先，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最为鲜明的特征是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即皇权的不断强化。契丹首领是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建国的，而随着统治疆域和民族成分的复杂化，没有统治经验的契丹人必然要倚仗各民族的支持和配合，实行北南面官制度也是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客观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可以自治。契丹人是靠武力打下天下，怎可允许自己的睡榻旁有他人酣睡呢？况且封建统治在当时是不断强化的，直到清朝达到了最高峰。而“二元制”是近代才开始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到现代才发展成熟的政治体制。比清朝早近六百年的辽代却要实行直到现代才完备的“二元制”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其次，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别人的，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推翻幕府的武装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了。浸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稻叶岩吉等日本学者之所以极力鼓吹“二元制”，无非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特别是为日本占领满蒙制造历史根据，编织合理性。如果他们的“二元制”成立，那么满蒙（曾是辽统治疆域的一部分）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被异族征服过而已，那日本人占领这一地域也不违过，而中国政府即当时的清政府就无权插手。这与我国一直将契丹境内的各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满蒙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点大相径庭，是极其错误的。但历史终究会还以真实面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这些“御用”学者的言论也销声匿迹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在战后所说的那样：“东北亚古代、中世纪历史及社会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仍如日本的家学一般十分盛行。原来以满洲、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主要以日本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统治为基础的。由于战争失败，基础已被连根铲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消失。”[13]近年来，日本的右翼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历史教科书事件，否认历史，美化侵略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法律等内容时，还要警惕国外有些人的别有用心，拿历史旧案来说事，制造麻烦。直面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仅是史学界也是法史学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站在法律的角度审视历史，据理力争，也愿用此与诸君共勉。四、结语自奴隶社会以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14] 统治民族希望“声教讫于四海”[15]。其实在中国的民族史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汉化。无论统治者情愿与否，这一趋势都不可避免。像北南面官制度的实施，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虽然一开始“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6]，但通过长期的“达其志，言其俗”，探索更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民族管理制度，并用法律对其加以保障。这些可以说都是我国古代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的经验，与之相关者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发掘。辽代北南面官制度作为一项政治法律制度，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回忆历史，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古人的创举，带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更多思考。读史使人明智，其上所承载的意义自不必多说。反观今日，由于历史等原因，国外特别是日本在辽代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这更说明我们要加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特别不能放松对中国古代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的研究，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不是，是以契丹族为主。
辽国一般指辽朝（907年—1125年 ），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
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 。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5-8]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1125年被金朝所灭 。
扩展资料
契丹族：
契丹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 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
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辽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契丹族
历史是一个粗线条的大师，它勾勒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忽略了人们为这个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好，历史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师，当今世界的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 中国的长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近二百年来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已经和正在获得新生。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 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这里，我着重就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谈一谈汉语汉字(海外习惯通称为华文华语)与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某些关系。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 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所有的译者都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眼”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字，它的单数和复数决定于它与其他字的搭配。汉字“眼”给了我以比“eye”或者“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腈，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 汉语培养了这样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思想方法。眼是本，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一只眼或多只眼的考量———那是关于眼的数量认知。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钉子眼、打眼(放炮)、眼皮子底下等意思。 动词与系动词也是如此，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 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 been”和"used to be”等。 组词造词也是如此，有了牛的概念，再分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这与例如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0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 所以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然后是自然、主义、理论、原则……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有了主义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了原则，就有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在中国，常常存在一个正名的问题。训诂占据了历代中国学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特征往往反映着不同地域、民族的思维习惯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1 浅探英汉委婉语对比 摘 要： 本文应用范畴和构造手段对英汉委婉语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 文化 现象。研究英汉委婉语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 关键词： 英汉委婉语 应用范畴 构造手段 一、引言 委婉语euphemism源自希腊语，由词头“eu”(good)和词干“phemism”(speech)构成，意为吉利之语(words of good omen)或优雅的说法(good speech)。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我们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现象。委婉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社会心理和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委婉语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发展、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文化。 二、英汉委婉语应用范畴的对比 1.关于疾病的委婉语 生病是人们忌讳说的，因而东西方人常常用委婉语表达。在现代英语中，多用trouble婉指病，如heart trouble，lung trouble等。cancer的委婉语为“the Big C”或“long illness”，“terminally ill”。性病在英语里被称为“social disease”，“the French disease”，“certain disease”，“communicable disease”。汉语里人们把这种病称为“花柳病”、“富贵病”、“那种病”。汉语中，我们把“生病”称作“身体不好”、“身体欠安”，说“癌症”为“不治之症”。 而在身体缺陷方面，英语中婉称crippled(残疾)为physically handicapped(有生理缺陷的)或者用disabled，the inconvenienced表示crippled(瘸子)，用imperfect hearing(听觉不完美)代替the deaf(聋子)，用visually retarded(视力有障碍的)代替the blind(瞎子、盲人)。在汉语中，四肢残疾称“手脚不灵便、走路不便”，偏瘫称“半身不遂”等，秃顶婉称“谢顶”，耳朵聋称“耳背、耳朵不灵”。其他的还有“挨了一下子”、“划了个口子”等代称“受伤”。 2.关于性的委婉语 从古至今，各民族对性爱及与其相关的一些说法均持谨慎态度。随着人类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开放性的说法，但其主流仍然采用回避、模糊、委婉的说法。英语中谈及性行为的委婉语有make love，to have sex with，to go to bed with etc.汉民族历来对性行为持封闭态度，谈及性行为时总是遮遮掩掩，含混模糊。汉语中表达性爱的委婉语有：同房、夫妻生活、房事、云雨之事、那种事等。在谈到性行为不检点时，英语中有free love，trial marriage，love companion，mixed singles等模糊与中性化的委婉语。汉语中则采用较严厉的贬义词抨击不检点的性行为。如男盗女娼、三者插足、寻花问柳、水性杨花等。对于妓女这一令人鄙弃的角色，西方社会给予了许多雅号，如，street walker，street girl，a woman of the town，pavement princess。谈到怀孕时，英汉两种语言均用委婉语，如英语很少直接说pregnancy(怀孕)，而说be in the family way，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in a delicate condition，knitting little bootees etc.汉语则说，有喜了、要当妈妈了、身怀六甲等。 3.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古今中外，无论东西方，“死亡”都是一个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尽量回避“死亡”二字而尽可能用委婉语代替。虽然英汉语中都有很多表示“死亡”的委婉语，但其中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1)英汉表达死的委婉语在体现社会地位上大相径庭。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西方人笃信__，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英语中有一条古老的格言：Popes，Kings，beggars，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头衔和地位并不能免人一死。在死神面前，卑贱者和高贵者一律平等。 (2)由不同的宗教文化带来的表达差异。英语中die的很多委婉语来自《圣经》，如to go to a better place/world(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世界)，to go to Heaven/Paradise(进入天国)。汉语中，入佛门的则说“迁化、圆寂、舍生”等;对信仰道教的则说“蝉脱、羽化、别驾、遁化”等。 (3)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英汉委婉语也不同。汉语中表“死亡”的委婉语还有褒贬之分，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等。英语国家的民族英雄常常受人敬仰，在英语里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bite the dust/the ground，fire one’s last shot，give one’s life，kiss the dust lay down one’s life。 4.有关“低微职业”的委婉语 在英汉这两种语言里，职业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提高某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使用委婉语加以美化。这种现象在现代英语中俯拾皆是：把maid(女仆)或housekeeper(女管家)称为domestic help(家务助手)、day-help(白天帮工)或live-in help(住家帮手);一般服务员也升级为service manager(服务管理人员);butcher(屠夫)也改称为meat technologist(肉类技术专家);garbage collector(垃圾收集工)也称sanitation engineer(环境卫生工程师)。 现代汉语也有类似的职业委婉语，“理发师“成了“发型设计师”，理发店也随之改成了发型设计中心，“佣人”成了“家政人员”，“厨子”婉称为“大厨”、“大师傅”，用“服务员”代替“跟班、听差、跑堂”，“司机”代替“车夫”等。这些职业委婉语的使用一方面反映出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追求高雅的心理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的尊重意识和平等观念。 5.关于年龄上的委婉语 英语中有关老的委婉语很多，这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美国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讲究独立与隐私，子女成人后即与父母分居，老人生活孤单寂寞，于是老成了生活中的一大忌。因此，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老的委婉语。如：senior citizen，advantage in the age，the mature，seasoned man等。 同时人们把晚年称为golden years(黄金年华)，养老院并非理想去处，也被婉称为a home for adults(成人之家)、a rest home(休养所)等。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中国，“老”字带敬意，是资历和地位的象征。人们有时还倚老卖老，以老为荣。 如什么“老板、老大、老总、老师、老师傅”等。汉语中类似“年老”的委婉语也很多，如：古稀之年、高龄、高寿、桑榆、夕阳红等。同时，中国人还常把老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或者后面，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以表尊重，如：老赵、王老。这体现了中国重视老人的价值观，而这些在英美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 三、英汉委婉语构造手段的对比 由于英汉民族的语言不同，两种语言在文化、语言形式和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汉委婉语的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语言的语言特点差异所造成的，主要体现在英汉委婉语各自的词汇形态特点、语义特点和语法特点等方面。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通过语音及语法手段构成委婉语，或拼写形式的变异，达到委婉的目的，汉语却侧重于词汇手段。 英语委婉语的构成方式： (1)缩略(Abbreviation)：ladies代替ladies’ room，婉指女厕所。 (2)尾脱落(Apocopation)：lav代替lavatory(厕所)。 (3)首字母缩略(Initiating)：.代替body odor(狐臭)。 (4)逆生(Backforming)：ecnop 代替ponce，婉指“拉皮条的人”。 (5)音节或字母重复(Reduplication)pee-pee=piss(小便)。 (6)音节扭曲(Phonetic Distortion)Cripes=Christ(基督)、God(上帝)。 (7)混合词(Blend word)：gezunda=This object“goes under”the bed.(那东西放在床底下，即“夜壶”)。 (8)小词(Diminutive)：heinie=hind end(后端，即“臀部”)。 汉语委婉语独特的构成方式： (1)拆字法。如：张俊氏道：“胡子老官，这事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谢”拆开后即“言”、“身”、“寸”)。(《儒林外史》第32回) (2) 歇后语 法。人们在做一些消极评论时，常会借助一些歇后语来缓冲过于直白的语气，以达到委婉的目的。比如骂人时说：茶壶里的水(滚开)。 (3)换字法。例如，北方话口语中常说“扯蛋”，书面语转写时，换成“扯淡”。 (4)符号替换法。例如：“×你妈!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吗?” (5)反义法。所谓反义就是指与禁忌语的意义相反。如广州人把“气死我”说成“激生我”;把“笑死我”说成“笑生我”。显然，生与死是 反义词 ，这里用“生”避开了“死”。 三、结语 笔者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语从应用范畴与构造手段两方面进行了比较，试图找到两种语言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委婉语不仅仅是修辞现象、语言学现象，更蕴含浓厚文化内涵、民族特征。在各个国家的日常交往及工作中，委婉语的运用极为广泛，它可以润滑和协调人际关系，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充分认识其构造手段、形式特点、发展规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志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束定芳，徐金元.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J].外国语，1995(5).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刘瑞琴.英汉委婉语对比与翻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2 浅谈英汉词缀对比研究 【摘 要】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在构词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分析了这两种语言的词缀，通过前缀和后缀的词缀对比，会给英语教学以及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词缀;前缀;后缀;对比 1 词缀的定义 词缀法是把词缀附加在词根上构造新词的 方法 (陈，1991)，也叫做派生法。总的来说，前缀起着语义功能，而后缀有语法功能。在英语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在新的 英语单词 中占。在汉语中，由词缀法构成的词非常少，然而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吴，2001)。 2 英汉前缀对比 英汉前缀的不同反映在英语比汉语有更多的前缀。英语前缀是构词主要的成分，仅次于词根。整体来说，英语派生过程比汉语更复杂、更多样化。 英语前缀的分类 英语前缀大多只是改变词义而不改变词性，所以英语单词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分类的，英语前缀可以分为九类，列举如下： 汉语前缀的分类 汉语的前缀表示语法意义，其首要功能是改变词性，这种功能相当于英语的后缀，这是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汉语的前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为了构词，如“老”，老婆、老大、老虎;“阿”，阿爹、阿婆。另外一类不全是语法的性质，可能会改变词性，汉语前缀根据意义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汉语前缀和其相对应的英语形式： 1)否定前缀 不人道 inhuman 非正式 informal 不科学 unscientific 非导体 nonconductor 无形 invisible 无条件 unconditional 2)态度前缀 反建议 counterproposal 亲美 pro-American 反常 abnormal 伪政府 pseudo-government 反社会 anti-social 3)程度或大小前缀 超自然 supernatural 泛非 pan-African 超音速 hypersonic 次大陆 subcontinent 准学者 quasi-scholar 4)数字前缀 半封建 semi-feudal 单边 unilateral 半人半神 demigod 单晶体 monocrystal 双音节 disyllabic 多中心 polycentric 双语 bilingual 多级 multipolar 英汉前缀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出两种语言的大多数前缀都有对应关系。总体来说，英语前缀在不改变词性的基础上，对词根起着语义功能，而汉语前缀具有语法的功能，更倾向于语义分类。 然而，在两种语言中，由相对应的前缀构成的派生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中的派生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相同意义也可能不是派生词。例如，“不毛”在汉语中是个派生词，由前缀“不”和名次“毛”组成。在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barren”，是个单词素的词。同样，英语中派生名词“non-smoker”是由一个前缀“non-”和一个名词“smoker”组合起来的，在汉语中是个名词词组“不吸烟的人”。 许多前缀具有多种意义，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即一种语言的前缀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几种意义，反之亦然。英语前缀“a-”有三种意思：a. 强调原来的意思，如await; b. 改变词性和意思，如awash; c. 非、不， atypical。在汉语中，前缀“不”可以用英语中不同的前缀来表示，如un-， il-， ir-， a-等。 3 英汉后缀对比 与英语相比，汉语中表示人的后缀比指示状态和动作等的后缀多。两种语言的后缀都是加在词根之后。 英语后缀的四种范畴 英语后缀是对原来的词的一种修饰，它改变了词原有的词性。英语后缀有四种类型：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副词后缀和动词后缀。当词根加上这些后缀后，分别形成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 汉语后缀的分类 与英语后缀不同，汉语后缀主要构成名词。加上后缀的词根几乎限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尤其是名词。下文选择了若干汉语后缀和所对应的英语后缀。 1)名词后缀 ①表示代理人和职业的后缀 专家 specialist 教员 teacher 银行家 banker 打字员 typist 发明家 inventor 技术员 technician 读者 reader 讲师 lecturer 逃亡者 escapee 工程师 engineer 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 魔术 师 magician 助手 assistant 积极分子 activist ②表示属性、状态和学说意义的后缀 灵活性 flexibility 创造性 creativity 正确性 correctness 湿度 humidity 长度 length 唯心论 idealism 相对论 relativity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电子学 electronics ③表示亲昵或轻蔑意味的后缀 胖子 fatty 酒鬼 drunkard 赌棍 gamester 电影迷 filmnik 2)动词后缀 人格化 personify 简化 simplify 深化 deepen 现代化 modernize 革命化 revolutionize 3)形容词后缀 男孩子气 manly 孩子气 childish 阔气 luxurious 傲气 cocky 井然 orderly 默然 speechless 4)副词后缀 油然 spontaneously 惨然 miserably 特地 specially 继而 afterwards 率尔 rashly 英汉后缀对比分析 如上所述，汉语在构成名词方面有丰富的后缀，尤其是指示人的名词。据估计汉语表示人的后缀在词缀中达到32%，在英语中只有13%。两种语言的后缀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汉语后缀大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尤其是轻蔑意义;而英语后缀很少带有这种贬义的感情色彩。 汉语中一定量的后缀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后缀，因此，在英语中由自由词来表达这些后缀的意思，例如桌子(desk)、杯子(cup)、石头(stone)、尾巴(tail)、泥巴(mud)。同样，当表示女性的后缀附加于对应的动词之上，整个词就代表了女性。然而，在汉语中单个词就代表了相同的意义，比如女演员(actor-actress) and母老虎 (tiger-tigress)。 后缀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加上后缀的英语派生词与加上前缀的汉语派生词相对应，比如，“lawless” 和 “fearless”分别译成“非法”和“无畏”。英语中带有指小意义名词后缀在汉语中经常译成前面加“小”的名词，如小鸭(duckling)、小猫(kitten)。有时，同时使用前缀“小”和后缀“儿”，如小罐儿(cannikin)。 4 结语 总之，科技全球化给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比较。英汉词缀既有相似处也有不同点，将两者相比不仅有益于 英语学习 者深刻认识两种语言，而且有益于他们丰富英汉词汇。 【参考文献】 [1]陈治安.英汉词缀法构词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1). [2]韩汉雄.英汉词缀比较及 其它 [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7).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吴东英. 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J].当代语言学，2001 (3). [5]萧立明.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10. [6]张晗.英汉构词法对比[J].厦门大学外文学院，2010(3).
浅论英语修辞格的运用及翻译摘要 使用修辞格是为了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鲜明突出，加强语言表现力和感染力。本文从正确运用英语修辞格及对比分析英汉语言在修辞格式上的异同入手，浅谈如何在忠实表达原文的基础上，正确翻译和理解英语的修辞格，并介绍英语修辞格在翻译方面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关键词 英语修辞格 翻译 运用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修辞则是语言表达的艺术。使用修辞格的目的是为了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鲜明突出；或者使语言更加整齐匀称，音调铿锵，加强语言表现力和感染力，引起读者丰富联想的效果。英语和汉语都有悠久的历史，也都具有非常丰富的修辞方式。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语言在修辞格式上显然存在着既相一致又有区别的特点。认识并了解英汉两种语言修辞格式的异同，找出二者各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英汉语言转换过程中正确理解原文的修辞手法，并在译文中正确使用，从而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和风格。以下举例浅谈英语修辞格在翻译方面的基本原则及方法：一、直译法对于英汉两种语言中相类似的常用修辞格，~I1：simile(明喻)，metaphor(隐喻)，metonym(借代)，personification(拟人)，hyperbole(夸张)，irony(反语)，pun(双关)，rhetoricquestion(设问)等。在翻译中当然应当尽可能采用直译的方法，即在用词和修辞结构上都与原文保持一致，做到形神皆似。举例如下：In his dream he saw the tiny figure fall as a fly(simile)在他的梦中他看见那小小的人影像苍蝇一般地落了下来。Life is an isthmus between two eternities．(Metaphor)生活是永恒的生死两端之间的峡道。Sometimes the pen may be mightier than the sword．(Metonymy)有时文人比武士更有力量。The sun smiled down on the green meadows(Personificatian)太阳向着绿茵茵的草地俯首微笑。The ancient wilderness dreamed，stretched itself all open to the sun，and seemed to sigh with immeasurable content．(Personification)古老的荒野做着梦，直挺挺地躺在太阳下，好像无限满足地叹了口气。The winds from the east go tearing round the mountains like forty thousand devils．(Hyperbole)从东方吹来的风如同百万个魔鬼在那些高山周围狂奔猛闯。This diligent student seldom reads more than an hour per month．(Irony)这个勤奋的学生每个月读书时间不超过一小时。Make your every hello a real good—buy．(Pun)让你的每地声“哈”都真的物有所值。We must all hang together，or we shall hang separately．(Pun)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否则我们将被一个个地绞死。我们发现，以上各句中的英语常用修辞格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修辞格，它们无论在结构上，或修辞作用上都彼此十分相似。二、意译法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两个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美学观的差异，以及对于某些英语中常用而汉语中不用或罕用的修辞格，需要采取意译的办法，准确表达原文的思想和精神。1．转换修辞格原文运用了某种修辞格，有时在翻译中需换用另一种修辞手法，以忠实原文风格，并保持语言感染力。这类修辞格主要包括：oxymoron(矛盾修辞)，Zeugma(轭式搭配)，以及alliteration(头韵)等。英语中常用而汉语中不用或罕用的修辞格，翻译时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修辞格，不能机械照搬原文。1)英语中oxymoron(矛盾修辞)是两个意思互相矛盾或互相排斥的词语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组成句子描述一个事物或表达一种思想或说明一个道理。例：Speaking silence．dumb confession(干言万语的静默，默默无声的坦白)A being darkly wise，and rudely great．(愚昧地聪明，拙劣地伟大)将以上两句采用英语矛盾修辞的两句译为汉语时改为排比和 强。
自己从网上转帖和编辑了下，总结了包括语言学、语用学、翻译、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测试、教学法等方向的参考书籍 社会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对比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许余龙 2000 语义学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王 寅 2001 国俗语义研究 上海外教 吴友富 1999 当代西方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俞如珍 2000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 上海外教 胡曙中 1999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李瑞华 2000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 上海外教 李自俭 1999 现代修辞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1 辞格与词汇 上海外教 李国南 2001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外教 张美芳 2001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教 黄国文 2001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现代语言学丛书 上海外教 新编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桂诗春 2000 语言问题探索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生成语法理论 上海外教 徐烈炯 2000 美国语言学简史 上海外教 赵世开 1999 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 上海外教 缪锦安 2000 应用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涌泉 2000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上海外教 胡壮麟 2000 神经语言学 上海外教 王德春 2000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 上海外教 冯志伟 1996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上海外教 戚雨村 2000 语言学和语言的应用 上海外教 王宗炎 2000 语言系统及其运作 上海外教 程雨民 1998 模糊语言学 上海外教 伍铁平 2000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 上海外教 赵世开 2000 语言共性论 上海外教 程 工 2000 语义学教程 上海外教 李福印 2000 教学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教 刘辰诞 2000 英语语言学纲要 上海外教 丁言仁 2001 交际法英语教学和考试评估 上海外教 徐 强 2000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上海外教 朱永生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外教 赵艳芳 2001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教 何兆熊 2000 语法的多视角研究 上海外教 金立鑫 2000 英语词汇学研究 上海外教 汪榕培 2000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上海外教 彭宣维 2000 隐喻学研究 上海外教 束定芳 2000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 上海外教 Selinger 2000 话语与文学 上海外教 Cook 2000 客观语言测试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口语语法 上海外教 Brazil 2000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实用文体学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应用语言学的原理与实践 上海外教 Cook 2000 英语教学史 上海外教 Howatt 2000 语言教学交际法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语料库、检索与搭配 上海外教 Sindair 2000 语言测试实践 上海外教 Bachman 2000 语言测试要略 上海外教 Bachman 2000 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 上海外教 Stern 2000 语言教学面面观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语言教学的问题与可选策略 上海外教 Stern 2000 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 上海外教 Kramsch 2000 语言学习认知法 上海外教 Skehan 2000 语言与理解 上海外教 Brown 2000 文学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Carter 2000 交际法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Johnson 2000 模糊语言 上海外教 Channell 2000 习语与习语特征 上海外教 Fernando 2000 语篇中的词汇模式 上海外教 Hoey 2000 词汇短语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DeCarrio 2000 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 上海外教 Phillipson 2000 第二语言学习的条件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论以语言学习者为中心 上海外教 Yule 2000 英语会话 上海外教 Tzri 2000 语用学 上海外教 Yule 2000 语言与文化 上海外教 Kramsch 2000 语言学 上海外教 Widdowson 2000 第二语言习得 上海外教 Ellis 2000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教 Scovel 2000 社会语言学 上海外教 Spolsky 2000 隐喻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外教 Low 2001 对比修辞:第二语言写作的跨文化层面 上海外教 Connor 2001 第二语言教与学的文化因素 上海外教 Hinkel 2001 语言课程评估:理论与实践 上海外教 Lynch 2001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上海外教 Hornberger 2001 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第二语言教学研究 上海外教 Nunan 2001 语言的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 上海外教 Odlin 2001 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策略 上海外教 Chamot 2001 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 上海外教 Swales 2001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 上海外教 Huckin 2001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上海外教 Lefevere 2001 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上海外教 Hatim 2001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上海外教 Nord 2001 语用学与翻译 上海外教 Hickey 2001 翻译问题探讨 上海外教 Newmark 2001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上海外教 Wilss 2001 翻译教程 上海外教 Newmark 2001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上海外教 Steiner 2001 语篇与译者 上海外教 Mason 2001 翻译研究:综合法 上海外教 Hornby 2001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上海外教 Toury 2001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上海外教 Nida 2001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 上海外教 谢天振 2000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外教 王克非 2000 比较与翻译 上海外教 汪榕培 1997 翻译论丛 上海外教 耿龙明 1998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 上海外教 穆 雷 2000 实用翻译美学 上海外教 傅仲选 2000 语言、文化与翻译 上海外教 奈达 2000 译介学 上海外教 谢天振 2000 语言与文化 上海外教 顾嘉祖 200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 上海外教 陈福康 2000 语法隐喻理论研究 外研社 范文芳 2001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外研社 文秋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 外研社 程琪龙 2001 语言与语言学：实用手册 外研社 语用与认识--关联理论研究 外研社 2001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外研社 蒋祖康 2000 理论文体学 外研社 胡壮麟 2000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 外研社 高一虹 1999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修订版) 外研社 刘润清 1991 语言的符号性 外研社 丁尔苏 2000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 外研社 毕继万 2000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外研社 胡文仲 2000 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 外研社 平 洪 2000 跨文化交际面面观 外研社 胡文仲 1999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 外研社 刘光准 1999 语言与文化论文集 外研社 二十一世纪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外研社 中国辞书学文集 外研社 2000 汉英篇章对比研究 外研社 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 外研社 文化与交际 外研社 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外研社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 外研社 语言与文化 外研社 邓炎昌 2001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 外研社 田惠刚 1998 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与展望 外研社 许嘉璐 1998 语言要略 外研社 方 立 1999 语言学方法论 外研社 桂诗春 1998 西方语言学流派 外研社 刘润清 1999 文化与语言 外研社 王福祥 2000 许国璋论语言 外研社 功能主义纵横谈 外研社 胡壮麟 2000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外研社 语言学教程 外研社 2000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外研社 Sapir 2001 普通语言学教程 外研社 Saussure 2001 语言论 外研社 Bloomfiefd 2001 语言学综览 外研社 Aronoff 2001 语言学理论:对基要原著的语篇研究 外研社 Beaugrande 2001 吉姆林英语语音教程 外研社 Cruttenden 2001 音系学通解 外研社 Gussenhouen 2001 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模式 外研社 Chen 2001 优选论 外研社 kaqer 2001 汉语形态学:语言认知研究法 外研社 Packard 2001 转换生成语法导论:从原则和参数到最简方案 外研社 Ouhalla 2001 当代句法理论通览 外研社 Ballin 2001 乔姆斯基:思想与理想 外研社 Smith 2001 语言知识及其本质、来源和使用 外研社 Chomsky 2001 当代语义理论指南 外研社 Lappin 2001 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外研社 Sperber 2001 语用学引论 外研社 May 2001 语用学 外研社 Leuinsou 2001 言辞用法研究 外研社 Grice 2001 如何以言行事 外研社 Austin 2001 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 外研社 Searle 2001 表述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 外研社 Searle 2001 言语的萌发:语言起源与进化 外研社 Aitchison 2001 语言学简史 外研社 Robins 2001 英语学习词典史 外研社 Cowie 2001 现代词典学入门 外研社 Bejoint 2001 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外研社 Leech 2001 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 外研社 Leech 2001 人类语言学入门 外研社 Foley 2001 英语:全球通用语 外研社 Crystal 2001 社会语言学通览 外研社 Coulmas 2001 认知语言学入门 外研社 Schmid 2001 语言的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类典型 外研社 Taylor 2001 英语的衔接 外研社 Halliday 2001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 外研社 Halliday 2001 英语的功能分析:韩礼德模式 外研社 Bloor 2001 历史语言学导论 外研社 Lehmamm 2001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 外研社 Baugh 2001 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 外研社 Bell 2001 儿童语言发展引论 外研社 Cohen 2001 语言学习与运用中的错误:错误分析探索 外研社 James 2001 第二语言教与学 外研社 Nunan 2001 第二语言课堂反思性教学 外研社 Richards 2001 ESL/EFL英语课堂上的学习风格 外研社 Reid 2001 语言学习与教学的原则 外研社 Brown 2001 根据原理教学:交互式语言教学 外研社 Broen 2001 词汇、语义学和语言教育 外研社 Hatch 2001 语言教学大纲要素:课程设计系统法 外研社 Brown 2001 外语学习与教学论 外研社 Johnson 2001 语言测试词典 外研社 Dauies 2001 语言测试指南:发展、评估与研究 外研社 Henning 2001 第二语言习得与语言测试研究的接口 外研社 Bachman 2001 评估与测试:研究综述 外研社 Wood 2001 语言学课题:语言研究实用指南 外研社 Wray 2001 用语料库研究语言 外研社 Thomas 2001 语法化学说 外研社 Hopper 2001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 外研社 Crystal 2001 应用语言学百科辞典:语言教学手册 外研社 Johnson 2001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题目(一)论文——题目科学论文都有题目，不能“无题”。论文题目一般20字左右。题目大小应与内容符合，尽量不设副题，不用第1报、第2报之类。论文题目都用直叙口气，不用惊叹号或问号，也不能将科学论文题目写成广告语或新闻报道用语。署名(二)论文——署名科学论文应该署真名和真实的工作单位。主要体现责任、成果归属并便于后人追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是指对选题、论证、查阅文献、方案设计、建立方法、实验操作、整理资料、归纳总结、撰写成文等全过程负责的人，应该是能解答论文的有关问题者。往往把参加工作的人全部列上，那就应该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列。论文署名应征得本人同意。学术指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既可以列为论文作者，也可以一般致谢。行政领导人一般不署名。引言(三)论文——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四)论文——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实验结果(五)论文——实验结果应高度归纳，精心分析，合乎逻辑地铺述。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不能因不符合自己的意图而主观取舍，更不能弄虚作假。只有在技术不熟练或仪器不稳定时期所得的数据、在技术故障或操作错误时所得的数据、不符合实验条件时所得的数据才能废弃不用。而且必须在发现问题当时就在原始记录上注明原因，不能在总结处理时因不合常态而任意剔除。废弃这类数据时应将在同样条件下、同一时期的实验数据一并废弃，不能只废弃不合己意者。实验结果的整理应紧扣主题，删繁就简，有些数据不一定适合于这一篇论文，可留作它用，不要硬行拼凑到一篇论文中。论文行文应尽量采用专业术语。能用表的不要用图，可以不用图表的最好不要用图表，以免多占篇幅，增加排版困难。文、表、图互不重复。实验中的偶然现象和意外变故等特殊情况应作必要的交代，不要随意丢弃。
【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