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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先驱大胆提出“作诗如作文”，彻底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即“新诗”，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在体式上与中国古典诗歌实现了全面的断裂，开始了中国新诗自己的发展历程。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与其白话诗实验必须作为一个具体的思想求索过程来理解。为了寻求新的变革可能,胡适自觉地与传统认知观念、文化心理进行离向,＂作诗如作文＂看似不经之论,其内蕴的语言意识最终却促成了文学革命的理论蜕变。胡适在白话诗探索过程中有意坚持对＂语言主动性＂的强调,尽力协调好各种新语素在诗体内的相生关系,探索白话语态可能产生的诗体审美效应。这样一种意识贯入与实验主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使其绕开了先前别人改革的误区,使得中国诗歌终于驶出了传统的航道。
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我的儿子”》《不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生活》《名教》《论文说诗》《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
胡适诗歌成就：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6]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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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经典诗歌如下：
1、《朋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2、《风在吹》
风在吹，雪在飞，
老鸦冒着风雪归。
飞不前，也要飞，
饿坏孩儿娘的罪。
3、《湖上》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4、《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5、《醉》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6、《老鸦》
大清早起，
我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7、《大雪里一个红叶》
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又搁起。
胡适写下这首原题为《希望》的诗，是在1921年。那年夏天他到西山去，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写了这首小诗。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他的作品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首《兰花草》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与珍惜跃然纸上，而且琅琅上口。但每哼起这支歌，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兰花草，而是胡适匆促而执着的身影。当年胡适学成归来，也带着一株“兰花草”——自由主义，他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把它带回来，种到中国的土地上，小心地呵护，殷切地期待它开出花来——何止是“一日望三回”啊！我想，正因为胡适有这种焦急的心情，当他看见这株迟迟不开的兰花，才一下子触景生情，萌发诗兴。给它取命为《希望》，也许是希望自由主义思想早日开遍中国吧。如今斯人已去，歌声在耳，想想胡适这株风雨飘摇近百年的“兰花草”，竟抹不去丝丝的惆怅。
《说儒》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论学近著》 《尝试集》 《白话文学史》
胡适，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1]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曾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我的母亲》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胡适先生生平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为白话文和五四文化的倡导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我的母亲》初中语文教材中有
所以，鲁迅说胡适的文章浮华不实，但能凭孤本的考证过于他人。
这就是了，胡适能说出不少话来，然而凭着多少取巧和利用（虽然这些取巧和利用，终究是吸进了自己的脑袋）：似乎他不是少年成名，便不能借助他人当梯子攀登，有人反倒说他不为盛名所毁？
也就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值得一说了。胡适在写他的尝试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他蛮长于写诗的，然而不是近于旧诗词，就是虽新诗而滋味不足。周氏兄弟的小河则于此昙花一现。郭沫若和徐志摩等仍有待时日。胡适也在很笨拙的把他的议论文，由文言转成白话，方法是一篇比一篇少几个之乎者也，而多几个的字；而鲁迅一篇狂人日记，什么文法词汇都解决了：他从古小说里就足够把白话怎么写，一下子弄得精熟，出手直接就是胡适千呼万唤的那种白话创作。胡适强调创作的实绩，是因为他觉得只是写几篇白话，在新青年上提倡和议论什么，是不足道的，不足以战胜文言文。白话文需要在散文上，也产生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东西。1918年开头，新青年就用白话文发议论，周作人最早的几篇文章，就是诸如人的文学，思想革命之类的文学批评，他在教别人文章该怎么写，而范文在哪里呢？他自己的美文要等到1921年才有，而长兄擅长的风格特别的杂文，是随着他的日记之后就开始了。
《我的母亲》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
唐伯虎的《桃花庵诗》描述的是他自己的桃花坞，大家都很喜欢诗中那种远离世俗的感觉。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首诗表达了自由自在的思想，想法大胆新奇；跟当时的歌体裁有很大的出入，满足了人们在当时社会气氛下对自由的幻想。
唐寅因其狂放不羁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文风格,使其成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唐寅的率性傲诞,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唐寅诗文潇洒,书画冠绝,名震江南,不幸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黜功名。从此鬻文卖画,率性自为,放浪不羁。他的生命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某一类文人的缩影,也是追求自由者的心灵之旅。从唐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阮籍及魏晋士人对污浊政治的鄙夷和抵制,李白的文采风流和傲然气骨,徐渭、李贽、三袁等人的率性和真情……魏晋风度的任性放达,盛唐李白的狂放自负,在唐寅那里得到了承延。他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和思想,又开启了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性灵”之先河。穿过重重历史烟云,当我们去感受这些文人的喜怒哀乐和灵魂悸动时,会为之深深地震撼。张狂的举止、放旷的言行,彰显的是他们灵魂的失落与寻觅,精神重铸时的努力与挣扎,更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拨。一、唐寅与阮籍的任诞不羁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阮籍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看下面这首诗: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文徵明《简子畏》此乃唐寅的朋友文徵明写给唐寅的。诗中道出了唐寅颇具“风流”况味的生活: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越礼逾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放浪不羁,直使人疑为阮籍重生,刘义再世。的确,唐寅和阮籍在对礼教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上,在非汤武薄周孔、睥睨世俗的气概上,在外在行为举止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类同性。阮籍“本有济世志”①。如《咏怀诗》其三十九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自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壮士临难不苟、身死不惜的豪迈气概和渴望立功的慷慨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但是由于司马氏集团实行高压统治,大肆伐戮异己,阮籍虽然对司马氏集团卑劣残忍的行为深恶痛绝,对世道的昏暗极度忧愤,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充满惶恐和焦虑,而为了全身远祸,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内心的痛苦和矛盾或以隐晦曲折形式表现出来,或以扭曲变形的行为方式宣泄出来。所以,阮籍常有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等种种越世之举。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谓通,次者名之谓达。——《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自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显然,阮籍任诞狂放的行为,有对封建礼法的冲击,有对世俗不与苟合的志节,也有为全身远害之手段,如司马昭想要笼络阮籍,曾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儿媳妇,阮籍不敢明显拒绝,遂大醉六十日,司马昭无奈,终于作罢。与阮籍一样,唐寅年轻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心志,“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但由于科场案舞弊案的牵连,致使他“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科场案之后,唐寅看透人生,益加放浪形骸。明末曹元亮所载唐寅:“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2}狎妓纵酒,愈加狂放不羁。唐寅也非常仰慕前代狂放任诞之士,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鳌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刘生即刘伶,他与阮籍、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纵酒放诞,蔑视礼法,“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荷铲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世间。”{3}毕君指晋吏部郎毕卓,性情放达,嗜酒,曾入邻舍间偷饮被缚,释放后又与主人宴饮于瓮侧,致醉而归。魏晋士人狂放任诞是唐寅认同和刻意追求的。阮籍的“痛饮狂歌”作为其全身远祸的绝招,唐寅的“辱人贱行”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手段。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4}。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5}。五年后,朱宸濠果然起兵叛乱,被正德皇帝赐死。唐寅的装癫佯狂终于逃脱了一场劫难。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借酒佯狂、远祸全身的做法对唐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唐寅的狂狷是对魏晋前贤风格的历史承延。《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把唐寅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有着魏晋人放诞不羁、疏狂傲世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区别。阮籍的任诞不羁是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污浊和险恶,政治上的软弱和思想上的激进,因而采用这种放诞不羁来隐曲地表现自己痛苦矛盾的思想;而唐寅的疏狂任诞虽与明中叶的政治文化有关,更多的是科场案的屈辱,个人有志不得伸,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之后的痛苦宣泄。尽管他们狂放任诞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自我超脱、强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同,“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是他们的共同心声。二、唐寅和李白的自负狂放唐寅的不拘礼法和任诞不羁秉袭了阮籍行止,他的自负和狂放又颇有太白遗风。李白出身于一个经商而又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他接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情志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要为君王“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以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他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兼济天下”又有道家追求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还受到游侠思想的影响。他自信自己的才能,不愿走科举道路而选择“终南捷径”,希望能够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用寓言形式描绘了“激大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远大理想和抱负。《与韩荆州书》写出他“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分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自负狂喜的心情。即使在被赐金放还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这种自信和自负同样在唐寅身上有所体现。唐寅也出身于商人家庭,他自小天资聪慧,尤侗《明史拟稿》云其“童髫入学,才气奔放”{6}。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曰:“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惊称之。”{7}才华横溢的唐寅对自己的才情极其自信。他遵从先父的遗志参加科举考试,并指一年为期,极为狂傲和自负。果然,举应天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写出他成功的欣喜和得意。它与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看出两位诗人超凡出众的才气和才子特有的自信和自负。 对自己才能的极度自信,是李白和唐寅的共同点之一,而狂放浪漫的气质风采,是两人的另一共同点。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举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去之。”{8}狂傲洒脱的浪漫气质充溢文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的诗歌逼真地描写出李白那种狂放、洒脱的个性。唐寅的狂放与李白非常相似。他喜欢以李白自比。唐寅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李白,“李白才名天下奇,开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长流去,今日书生敢望谁?”(《题画》)充满了对李白遭遇的同情。“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把酒对月歌》)诗人引李白为知音的思绪一望即知,也让人不难联想到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虽然唐寅也说“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但“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的狂放却是对杜甫所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较量,唐寅恃才不恭、狂放不羁、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看似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诗人的狂放不羁正是他们自信、自负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横溢奔放的才情,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背俗反常的行为得以发泄。李白“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悲歌引》),唐寅“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世情歌》),他们也只有在自然山水中才能获得一丝心灵的宁静和慰藉。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人无奈的一种选择。三、唐寅与三袁的“率真”、“性灵”在思想和个性风格上,唐寅可谓继往开来,一方面承延了阮籍的任诞不羁和李白的狷傲自负。另一方面他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举“性灵”的袁宏道曾说:“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并且重新刊印了唐寅的诗文集,亲撰序言,加以评点。评《阊门即事》为“实录”,评《焚香默坐歌》“说尽假道学”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唐寅文学创作中传达出的质素,对晚明“公安三袁”文学主张和创作的影响是鲜明直接的。“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代表着明代性灵文学的成熟与完善。其实,在三袁之前的唐寅就已经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和实践。(唐寅作诗)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静志居诗话》诗虽不甚雅驯,而一段天然之趣,自不可及。——《明诗纪事》(子畏诗文)自写胸次,非若组织套语也。——《明诗纪事》这些评论指出了唐寅作品的典型特征,即他的作品任情而发,不加雕饰,不为无病呻吟。对于创作取一种十分随意的态度。这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是异曲同工。尽管有人说“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9},但这些“浮薄伤雅”的背后,正是对人类自然欲求的大胆抒发,也正体现了唐寅的本色。唐寅也曾自说:“言寡则可信,情真则可亲。”(《赠文学朱君别号简庵诗》)祝允明评价唐寅诗歌云:“务达情性,而语终璀璨,佳者多与古合。”(《唐子畏墓志并铭》){10}它与袁宏道所谓的“真性灵”“无闻无识真人”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三袁的“性灵说”是对唐寅抒发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反对道貌岸然假斯文的创作精神的承继。公安三袁“性灵说”的提出,不仅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而且是与吴中文化的陶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安三袁”的支柱袁宏道在吴县做过县令。吴中的风土人情、吴地才子文人“缘情尚趣”、率性任情、傲诞不羁的风尚,对于这位“性疏脱,不乃羁锁”(《游惠山记》)的县令不无影响。袁宏道对吴中前辈非常赏识,尤其标榜吴人唐寅与越人徐渭,他的通脱自放,的确受到这两位狂生的影响,如著名的“五快活”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11}从中看出袁宏道把世俗享乐看作是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这与唐寅醉舞狂歌、花中行乐的追求相比,更为直白大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写道:“这种率性而行,不顾体面,自甘沦落的名士之风,与唐寅是一脉相承的。”{12}从一定意义来讲,唐寅及吴中士人的放诞不羁、纵情任性昭示着明代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晚明肯定人欲、弘扬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清初“性灵派”的先声。当然,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出现,都不可能独立于历史和环境之外。吴中的青山秀水和人文风尚的酝染,是催生唐寅才子气质和狂狷行止的直接土壤。明中叶的苏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吴中一带,已经形成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市民生活方式,对物欲的追逐和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市民生活的新主题。文人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情感满足。“(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3}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吴中士人更加彰显个性,不堪羁束。他们崇尚奢靡,放纵声色,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弥漫着恃才傲世,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 驰不羁,亦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恃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4}由此可见,唐寅的狂放不羁、傲诞奇异之举,明显地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的文化烙印,他不受拘束、背离常态的人格特征和崇奇尚异的审美精神主要决定于当时社会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也是时代风尚的一种折射。由此我们看到,唐寅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封建专制的世俗化社会往往造就一些在诗酒月色中恃才纵情的文人雅士。就思想文化史上看,一方面他们的个性追求与叛逆性有其俗而不俗的一面,反传统意义是鲜明的。但同时他们骨子里却又有着文弱的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精心打造的平庸之境,在狂放不羁,抛却生死荣辱的同时,也躲避了社会责任与崇高的道德使命,这对今天世俗化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是颇有警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