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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
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现代文学史老舍小说研究期刊网上有关老舍幽默的论文都可[参考文献][1]汪倜然.论幽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军报,1957-05-04.[3]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J].老牛破车,1936,(2).[4]老舍.写与读[J].新文学史料,1981,(2).[5]老舍.谈幽默[J].宇宙风,1936,(2).[6]王晓琴.笑:生命的交响[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7]老舍.老舍谈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J].抗战文艺,(9).
有更具体的题目吗？
我想可以将老子的人生智慧归纳为一个精神、四项原则、一种理想。一个精神就是自然精神。这个自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大自然，更不是具体的事物。老子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你就依从这种自然的状态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事物各有自己的本性，你不要强迫去改变它、改造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也不要强求人家整齐划一，不要以你自己想法和行为方式去规范、改造别人。 1.自然精神老子强调“见素抱朴”，不强求改变，尊重自然，按照事物本来的运行规律办事，因势利导，用无为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2.四项原则 第一是批判原则。老子主张对任何事情都持思辨的态度，持独立批判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很重要，没有批判的能力，社会就不能发展。老子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也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他认为，“有为”往往会导致妄为、胡作非为。其实人可以通过无为来达到有为的目的。 第二个是变易原则，也就是辩证原则。老子讲一切都是对立的，也讲一切都在变化和一切皆有利弊。好的一面包含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包含着好的一面，没有单纯的利也没有单纯的弊。 第三是适度原则。儒家叫中庸，道家没有这个词。老子说少私寡欲，“私”少一点，欲望不是不可以有，但是别过分。这就需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 第四个柔弱原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意思是你越不争，你得到的东西就越多，就是要以退为进、欲擒故纵。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当他没有太强大实力的时候，他韬光养晦，很会装孙子。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人们也将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概括出了很多格言。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真正有能耐不在于你敢做敢为，而在于你不敢做不敢为”等等。道家、儒家都讲和，传统文化里的和谐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但我觉得道家比儒家还要高明。道家讲三个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人的身心之和。三个“和”有三个特点： 一是包容性。和谐首先要有宽大的胸怀。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天之道，常善之物故无弃物，常善之人，故无弃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和谐首先是包容。 二是差异性。世间万物，千奇百怪，什么形态都有。要承认差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幸福是一种很自我的感受，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不能强求一律。当官的不见得幸福，当官太忙了；大学教授整天到晚填报表、写论文，也不幸福。我看最幸福的是北京的那些老大爷，每天二两二锅头、一碟花生米，逛逛公园遛遛鸟，自得其乐。承认、尊重差异性是和谐的第二个层次。 最后一个是平衡性，也是“和”的核心层次。差异是应该承认的，不能强求一律，但差异太大了也会出问题。所以老子说，天之道“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强调一种包含了超越、制衡的动态平衡。抑制权力过大或贫富差距过大符合上天之道。老子认为，虽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合理，但是却要做到相对的公平和公正。 老子的哲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且也是很好的文学文章。面对错综复杂、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读读《老子》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机会，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论文关键词 ：《道德经》 “和谐 ”思想 自然 小国寡民 冲气 文化资源 论文摘要：老子《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极其丰富，极其高明。文章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和谐 ”的哲理来弘扬老子的“和谐 ”思想 ，作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文化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 出的伟大 目标。构建和谐世界 ，是胡锦涛主席在 2005年联合 国成立 6O周年首脑会议上提 出的伟 大 目标党的“十七”大又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作为我 国战略发展的基本“国策”。 而今国内与国际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他人)、人的身与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衡与不和谐的问题，急需我们各方面的努力，以使生态 、世态和心态都能健康地 、正常地 向前发展，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贯彻落实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需要很多资源 。我们应努力从中华文化传统里挖掘、弘扬优秀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软实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 、追求和谐的民族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不仅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具有“和谐”思想，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同样也具有珍贵的“和谐”理念与“和谐”智慧。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地、天、道法自然的和谐 老子关于“和谐”的智慧与思想最精深的理论就是他的“四大”学说。老子在“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 四大 ，而人 居其一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 自然”(《道德经 ·二十五章》)这一著名的判断里 ，全面精当地 回答了人 与 自然界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 的问题。其 中人代表“人”，内含“人”与“人”、人的“身”与 “心”；“天”与 “地”代 表 “自然 界”。“人 ”、 “地”、“天”以及“人”与“人”、人的“身”与“心”，加上作为它们以及其他万物的本原与起源的“道”，本来都是各不相同的东西。而各 自独立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差异、对立、甚至矛盾的。但是，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又都离不开彼此之间所应具有 的“和谐”状态。那么，这“和谐”状态如何才能出现并保持呢?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 ，儒家与道家作为我国最早的两大思想体系，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 儒家的回答集中体现于《论语》里所提 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之说。有子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意思是说 ，“和谐”是“礼”的各种各样的作用 中最为重要 的一种 。这是因为，古代君王在治理国家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由于做到了“和谐”，从而取得了成功。但是，只知道为“和谐”而“和谐”，而不知道用“礼”去节制它 ，那也是行不通的。可见，有子认为“礼”与“和谐”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礼”是“体”，“和谐”是“用”；是“礼”决定着 “和谐”，而不是“和谐”制约着“礼”；“和谐”必须从属于“礼”。不难发现 ，有子把他的老师孔子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作为更基本的原则。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方面在“礼”的指导与制约下 ，使得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呈现并保持了“和谐”的状态，从而使我国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另一方面 ，在“礼”的指导与制约下 ，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和谐”关系，被破坏殆尽 ，“礼教”与“天理”，正如戴震所揭露出的，竟然成了杀人的残酷工具。他义正词严地指出 ：“尊者 以理责卑 ，长者以理责幼 ，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 ，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 ，虽得 ，谓之逆 ……上 以理责其下 ，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最后，他愤慨地鸣不平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 ，其谁怜之?”由上述可见，儒家“和为贵”的“和谐”思想 ，其依据仅仅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宗法制 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礼”与“理”，其作用仅仅是或主要是关系到人与人这一层面而已。而道家老子“四大”的“和谐”学说 ，则截然不同。它深深地扎根于“自然”之上 ，并且全方位地作用于“和谐”的各个层面。 那么 ，究竟什么是老子所说的“自然”呢?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道德经》全书一共使用了五次“自然”一词。例如 ，“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 我 自然”(《道德经 ·十七章》)，“希言 自然”(《道德经 ·二十三章》)，“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 自然”、“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 。是 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夫 道之尊 ，德 之贵 ，夫莫 之命 而常 自然”(《道德经 ·五十一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 ，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 ·六十 四章》)。显然，这五处“自然”，没有一处是指“自然界”，完全都是专指“自然而然”而言的。这是大多数注者的共识。最早 的注者之一 ，西汉的河上公在其所著 的《老子章句》一 书中注道 ：“道性 自然 ，无所法也 。”意思是说，“道”的本性或本质是 自然而然的，“道”正是以其 自然的本性或本质的存在为法的，此外则别无所法 了。又如最著名的注者之一 ，三国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在其所著《道德真经注》一书中注道：“法 自然者，在方而法方 ，在圆而法圆，于 自然无所违也。”王弼在这里是通过“方”与“圆”二者所法的应是也只能是“自然”的本性或本质的存在 自身，这 当然 就更具体而易解 了这些诠释是完全符合老子 的本意的。可见，“道”与“自然”，实乃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自然”作为原则 ，乃是“道”最基本 的最高的原则 。而“人”、“地”“天”三者既然都是要效法、遵循“道”的，那么也就是要效法 、遵循“自然”了。这是非如此不可的，也是概莫能外的。“人”、“地”、“天”、“道”与“自然”，虽有五个名称，但其实只有 四个单元 ，所以老子不说“域 中有五大”，而说“域 中有 四大”。 老子正 是通过这“道”、这 “自然”、这“自然而然”，启发并要求人们在从事一切活动时，无论 是思想 ，还是语言以及行动 ，都必须 自觉做到“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既坚决反对任何超客观事物的主宰力量 ，也坚决反对人们的一切 主观臆想与盲动 。只有这样，人们在实践中才能少犯或不犯错误 ，走向成功 。所 以，这“自然而然”，乃人生获得智慧与成功的“大道”。 拿“环保”来说 。自然环境已经受到并继续遭受人类更严重的破坏 ，生态平衡每况愈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牢 固地树立环保意识 ，并大力采取措施 ，以恢复 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但是 ，无论我们如何发动广大群众 ，群策群力 地去搞好环境保护，也无论我们如何动用财力 ，投入巨资，采用高新技术去搞好环境保护，归根结底，恢 复 、保护 、发展 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最行之有效的原则 与方法，是切实遵循 自然环境生态平衡 的规律 。而 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法 自然”的奥义与妙用。 为了创造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老子十分强调对进行统治与教化的“侯王”与“圣人”应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 他们一定要 自觉遵循“法自然”的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他们违背了“法自然”的最基本的精神 ，随心所欲 ，胡作非 为，就 必定会破坏国 家与人民应有的“和谐”局面，使得“国家滋昏”(《道德经 ·五十七章》)，“其民缺缺”(《道德经 ·五十八章》)，“而民弥贫”(《道德经 ·五十七章 》)。与此相反，如果“侯王”与“圣人”能恪守“法 自然”的最基本的精神原则，去信任群众 、关心群众 、保护群众 、尊重群众，而不瞎指挥群众、横加干涉群众、越俎代庖 ，对群众采取“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态度，就一定会“天下将 自定”(《道德经 ·三十七章》)，“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 ·五十七章 》)，“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 ·四十八章》)，人 民就会“白化”、“自正”、“自富”、“自朴”(《道德经 ·五十七章》)。 可见 ，老子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问题时，把全部责任至少是 主要责 任指 向 了“侯 王”与 “圣人”，而这与儒家 的责任指向，岂不是正相反吗?所以，我们说，在老子 的名著《道德经 》里，不仅含有许多“君人南面之术”，而且也含有很厚重 的“重 民思想”或“民本思想”。如果用 一句话来概括老子五千言的主旨，那就是他 自己所说的“爱民治国”四个字。总之 ，老子关于“和谐”的“四大”学说及其“法自然”的主张 ，言简意赅 ，充满了智慧之光 ，含有 巨大的价值 ，具有无穷的力量 ，对我们全面彻底地解决所面临的 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问题，无疑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小国寡民式的保民利民乐民的社会和谐 老子的“和谐”智慧还表现在他所精心设计的“小国寡民”说中。该说全文是：“小国寡 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阵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 ·八十章》) 老子的“小国寡民”说 ，话虽不多 ，但说得却很明白。概而言之，包括了“要”与“不要”两个层面：所要的，是五点 ；所不要的，也是五点 。 相对于老子“小国寡 民”的社会，现实社会往往是“大国众 民”的社会。这“大国众 民”的社会 ，正是统治者所梦寐以求 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的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强大的帝国统治者为了实现“大 国众民”的野心，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各样的“什佰之器”，甚至奇技淫巧。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 ，人 民难以安身立命 ，为逃避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劳役 ，而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逃亡 。统治者之所 以热衷于发展“舟舆 ”以利交通运输 ，其用意之所在 ，根本上还是为了便于并加强他们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最甚者，则是统治者不择手段地使用那些最先进的杀伤力最大的“甲兵”，去频繁地发动争城夺地和掳掠人民的侵略战争。 老子对这种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国众民”的社会 ，感到非常愤怒与痛恨，所以给予 了无情的揭露与彻底的批判，并针锋相对地提 出了他认 为可以保民利民乐民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他在其社会理想中，坚决地对“什佰之器”、“远徙”、“舟舆”、“甲兵”、“往来”五种引起社会不安与危机的现象，予以一一否定。 老子“小国寡民”社会中的“五不要”的提 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一贯思想 的继续与发展。他 曾断言：“大道废 ，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道德经 ·十八章》)又断言：“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并且 ，老子还强调指出：“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绝学无犹。”(《道德经 ·十九章》)意思是说 ，这三者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还要使他们 的思想有所从属 ，即一定要保持淳朴的本性 ，减少私心杂念以及抛弃文化学问，才能免 于忧患。因此 ，老子在“小国寡 民”的社会里，又提出了“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邻 国相望 ，鸡犬之声 相 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 ”。 事实已一再证实，文明发展不仅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社会进步不仅有合理之处 ，也有不合理之处。老子独具慧眼，能清醒地看到文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和社会进步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对此感到极大的愤 懑，予 以猛烈 的揭批。但是，全面而论，老子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是过了头。甚至还是“因噎废食”。我们认为文明与文化的进步对推动社会 向前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决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老子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是他“小 国寡民”理想社会中的核心与实质之所在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如果切实做到了人民有甜美的饮食，漂亮 的衣服，安适的住房 ，欢 乐的习俗 ，那他“小国寡民”的社会 ，岂止是温饱有余，简直还是超越小康呢!毫无疑问，他这样的“小国寡民”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人民生活在其中也必定是和谐的。 但是，众所周知，这样高度和谐 的社会，是一定要 以科技进步，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文化昌盛，道德高尚……为前提与基础的。所以，对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务必采取足够的重视的态度。否则，老子的“小 国寡民”的社会，就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的社会或者保守的、落后的、开历史倒车的社会。 总之，老子 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 中的“五不要”，可以启发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对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问题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克服片面性，一分为二地、全面地去看待 。其 中的“五要”，则可以大力弘扬，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的宝贵思想资源。 三 、“和谐”的哲理：万物生于和谐 如上文所述 ，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的精辟论述，以独创性的“自然”理念全面地阐释了人 、地 、天、道 的和谐。而其实质与重点则在于阐释了人与自然(即天与地)的和谐。同时，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设计“小 国寡民”的理想国，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自然”，是事物 ；“社会”，也是事物；其余现象，也都是事物。而所有的事物 ，无疑都是有矛盾的 ，都是需要用和谐去化解它们的矛盾的。有无这种可能性?老子作为大哲学家，《道德经》作为哲学经典 ，明确告诉了人们这是完全 可 以 的。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万事万物产生的秘密及其根源就在于“和谐”。他这样说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四十二章》) 老子的这一名言，是由两小句组成 的。第一小句说明“万物”是由“道”生出来 的。这充分彰显了道家的特色。因为，老子及其道家 ，是以“道”这个独创的理念作为其哲学体系中最高的和最基本 的范畴。 这里的“万”字 ，并非是确指，而是泛指 ，是代表“无穷”数 、“无限”的。人们都熟知，“万”位数是 由“千”位数相加而构成的，“千”位数是由“百”位数相加 而构成的，“百位”数是 由“个 ”位数相加而构成 的。所以，老子在这里就借用 了常识来加以说明“道”生“万物”的大道理。这充分表明了老子的大智慧。一般人 ，往往对第一小句津津乐道 ，也就此打住 ，而忽略了第二小句 ，这是很可惜的。因为 ，老子的第二小句更有深意 ，其智慧更 大更高 ，它极 其深刻地揭示 出“和谐生万物”或者“万物生于和谐”的大道理。老子认为，“万物”的每一物都是 由“阴气”和“阳气”共 同构成 的。所 以，他 说 ：“万 物 负 阴而 抱 阳。”那 么，“阴”、“阳”二气又是如何构成“万物”的呢?老子进一步认为，只有 当“阴”、“阳”二气在相互发生“冲突”而又达到了“和”(即“平衡”、“和谐”)的状态时 ，才能产生“万物”。所 以，老子说 ：“冲气 以为和 。”这样就可以解说“道”所生的“一”，指的是尚未分化的一元之气 ，即“元气”；“一”所生的“二”，即指“阴阳二气”；“二”所生的“三”，即指“和气”；“三”生“万物”，即指“万物”由“和气”而生。概而言之 ，即是“道”生“元气”，“元气”生“阴阳”，“阴阳”生“和气”，“和气”生“万物”。可见，第一小句是第二小句的前提与基础，第二小句是对第一小句的补充与深化。两句具有 内在的有机联系，共同说明了“道”通过“和气”生出“万物”。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老子的哲学是“和”的哲学或“和生”的哲学。 老子的“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说 ，是对早他二三百 年的西周 末年 的史伯 于公元前 781一前771年所说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郑语》)的继承与发展 。发展主要在于把史伯的“和”上升为“和气”，并从属于“道”。 庄子则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关于“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的学说 。他说 ：“至阴肃肃 ，至阳赫赫 。肃肃出乎 天，赫赫出乎地 ，两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庄子 ·田子方》)庄子这段话说明了“阴阳”二气的状态与特色 ，“阴阳”二气源于何处，而关键则是说明了“阴阳”二气“交通成和”，即老子所说的“冲气以为和”，“交通成和”的“和气”就可以生成万物了。 《淮南子》对老子“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的继承与发展主要在于，强调“和气”、“和谐之气”是天下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气”中“最大”的“气”。他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气 ，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生与之成 ，必得和之精 。”(《淮南子 ·汜论训》) 我们的祖先在 日常生活 中体认 到史伯 、老子、庄子、淮南子等所说的“和 (气)生万物”的大道理。所以，他们早就承认“心平气和”，乃长寿之道；“家和”乃“万事兴”之道。 参考文献 ： 1]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理[M]//戴震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161．
老子《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宝典中汲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当今社会科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殷实，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严重。“堂堂正正做人，踏踏踏实实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去面对金钱、地位、美色的诱-惑呢? 我们同样可以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找出答案，那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守静处世，清静自省，尽心本职!既然我们个体十分渺小，力量十分微弱，人生十分短暂，我们何不端正心态呢?静心、净心、尽心就是人们的三个不同心态层面。静心：静安人生坐标;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尽心：尽展人生作为。静心，静安人生坐标。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道德经》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强调了致虚守静的修养。“致虚”就是要消除心灵的蔽障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而后才能“守静”，通过“静”的工夫，深蓄厚养洞察力，才会“知常”，逢凶化吉。老子之后，庄子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这是道教静中养生的思想理念。“静心”，才能“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静心，才不受名利得失困扰，不因进退去留而影响;静心，才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总之，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达到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在社会中、生活中、工作中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净者，不污也”，天地万物之间，洁净不染，就是“不染”。“不染”的含义很广泛，老子《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彩缤纷的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人震耳欲聋，美味佳肴使人馋涎欲滴，纵横驰骋的心灵使人心态若狂，拥有贵重难得的货物使人心惊胆寒。就从视、听、味、嗅、触、物六方面形象勾划了人们因贪婪而染色、染音、染味、染心、染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后人云：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意在教人约束，收敛人们的贪欲之心。再看老子《道德经》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我们可以看出“宠辱若惊”的根源就在于“为吾有身”，“为吾有身”就在于人的心性不能清净如水，清澈透明，把个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的名利、地位看得太重。如果恬淡处世，致虚守静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何来“贵大患若身”呢?由此，净心能使自己自觉地坚持自我反省，能时刻检束自己的贪欲之心、遏制自己的非份之想。净心是保持清醒认识的源泉。尽心，尽展人生作为。人们常说：读史而明鉴，读典可明智，明智则生慧。道祖老子在《道德经》之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说消极而无所作为，这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误解，老子本意是在教人遵道而行，不妄为，而有作为。只有“不妄为”才能更好地有所大作为，也就是说“不妄为”是有所作为的保证。什么是“有为”呢? 尽心扮好社会角色，干好本职工作，担起家庭责任，就是“有作为”。是的，在世欲纷争的当今社会中，如能尽心安心于本职的话，那他的心态肯定是时常处于静心、净心的状态，没有进入静心、净心的心境，他是收敛不了他那不安份的心的。即神不外驰，心不外思，由是说：静心、净心是尽心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提倡“百行德为先”，崇尚“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各行各业，各村各户都在努力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来说，就是将“静心、净心、尽心”三心衍化为“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在现代经济社会下，重读和阐释圣典《道德经》，让人们能致虚守静、净化心灵，从而尽心尽职，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工作团结，有利于家庭和睦!
论文关键词 ：《道德经》 “和谐 ”思想 自然 小国寡民 冲气 文化资源 论文摘要：老子《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极其丰富，极其高明。文章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和谐 ”的哲理来弘扬老子的“和谐 ”思想 ，作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文化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 出的伟大 目标。构建和谐世界 ，是胡锦涛主席在 2005年联合 国成立 6O周年首脑会议上提 出的伟 大 目标党的“十七”大又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作为我 国战略发展的基本“国策”。 而今国内与国际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他人)、人的身与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衡与不和谐的问题，急需我们各方面的努力，以使生态 、世态和心态都能健康地 、正常地 向前发展，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贯彻落实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需要很多资源 。我们应努力从中华文化传统里挖掘、弘扬优秀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软实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 、追求和谐的民族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不仅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具有“和谐”思想，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同样也具有珍贵的“和谐”理念与“和谐”智慧。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地、天、道法自然的和谐 老子关于“和谐”的智慧与思想最精深的理论就是他的“四大”学说。老子在“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 四大 ，而人 居其一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 自然”(《道德经 ·二十五章》)这一著名的判断里 ，全面精当地 回答了人 与 自然界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 的问题。其 中人代表“人”，内含“人”与“人”、人的“身”与 “心”；“天”与 “地”代 表 “自然 界”。“人 ”、 “地”、“天”以及“人”与“人”、人的“身”与“心”，加上作为它们以及其他万物的本原与起源的“道”，本来都是各不相同的东西。而各 自独立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差异、对立、甚至矛盾的。但是，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又都离不开彼此之间所应具有 的“和谐”状态。那么，这“和谐”状态如何才能出现并保持呢?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 ，儒家与道家作为我国最早的两大思想体系，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 儒家的回答集中体现于《论语》里所提 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之说。有子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意思是说 ，“和谐”是“礼”的各种各样的作用 中最为重要 的一种 。这是因为，古代君王在治理国家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由于做到了“和谐”，从而取得了成功。但是，只知道为“和谐”而“和谐”，而不知道用“礼”去节制它 ，那也是行不通的。可见，有子认为“礼”与“和谐”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礼”是“体”，“和谐”是“用”；是“礼”决定着 “和谐”，而不是“和谐”制约着“礼”；“和谐”必须从属于“礼”。不难发现 ，有子把他的老师孔子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原则作为更基本的原则。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方面在“礼”的指导与制约下 ，使得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呈现并保持了“和谐”的状态，从而使我国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另一方面 ，在“礼”的指导与制约下 ，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和谐”关系，被破坏殆尽 ，“礼教”与“天理”，正如戴震所揭露出的，竟然成了杀人的残酷工具。他义正词严地指出 ：“尊者 以理责卑 ，长者以理责幼 ，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 ，谓之顺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 ，虽得 ，谓之逆 ……上 以理责其下 ，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最后，他愤慨地鸣不平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 ；死于理 ，其谁怜之?”由上述可见，儒家“和为贵”的“和谐”思想 ，其依据仅仅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宗法制 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礼”与“理”，其作用仅仅是或主要是关系到人与人这一层面而已。而道家老子“四大”的“和谐”学说 ，则截然不同。它深深地扎根于“自然”之上 ，并且全方位地作用于“和谐”的各个层面。 那么 ，究竟什么是老子所说的“自然”呢?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道德经》全书一共使用了五次“自然”一词。例如 ，“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 我 自然”(《道德经 ·十七章》)，“希言 自然”(《道德经 ·二十三章》)，“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 自然”、“道生之 ，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 。是 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夫 道之尊 ，德 之贵 ，夫莫 之命 而常 自然”(《道德经 ·五十一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 ，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 ·六十 四章》)。显然，这五处“自然”，没有一处是指“自然界”，完全都是专指“自然而然”而言的。这是大多数注者的共识。最早 的注者之一 ，西汉的河上公在其所著 的《老子章句》一 书中注道 ：“道性 自然 ，无所法也 。”意思是说，“道”的本性或本质是 自然而然的，“道”正是以其 自然的本性或本质的存在为法的，此外则别无所法 了。又如最著名的注者之一 ，三国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在其所著《道德真经注》一书中注道：“法 自然者，在方而法方 ，在圆而法圆，于 自然无所违也。”王弼在这里是通过“方”与“圆”二者所法的应是也只能是“自然”的本性或本质的存在 自身，这 当然 就更具体而易解 了这些诠释是完全符合老子 的本意的。可见，“道”与“自然”，实乃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自然”作为原则 ，乃是“道”最基本 的最高的原则 。而“人”、“地”“天”三者既然都是要效法、遵循“道”的，那么也就是要效法 、遵循“自然”了。这是非如此不可的，也是概莫能外的。“人”、“地”、“天”、“道”与“自然”，虽有五个名称，但其实只有 四个单元 ，所以老子不说“域 中有五大”，而说“域 中有 四大”。 老子正 是通过这“道”、这 “自然”、这“自然而然”，启发并要求人们在从事一切活动时，无论 是思想 ，还是语言以及行动 ，都必须 自觉做到“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既坚决反对任何超客观事物的主宰力量 ，也坚决反对人们的一切 主观臆想与盲动 。只有这样，人们在实践中才能少犯或不犯错误 ，走向成功 。所 以，这“自然而然”，乃人生获得智慧与成功的“大道”。 拿“环保”来说 。自然环境已经受到并继续遭受人类更严重的破坏 ，生态平衡每况愈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牢 固地树立环保意识 ，并大力采取措施 ，以恢复 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但是 ，无论我们如何发动广大群众 ，群策群力 地去搞好环境保护，也无论我们如何动用财力 ，投入巨资，采用高新技术去搞好环境保护，归根结底，恢 复 、保护 、发展 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最行之有效的原则 与方法，是切实遵循 自然环境生态平衡 的规律 。而 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法 自然”的奥义与妙用。 为了创造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老子十分强调对进行统治与教化的“侯王”与“圣人”应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 他们一定要 自觉遵循“法自然”的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他们违背了“法自然”的最基本的精神 ，随心所欲 ，胡作非 为，就 必定会破坏国 家与人民应有的“和谐”局面，使得“国家滋昏”(《道德经 ·五十七章》)，“其民缺缺”(《道德经 ·五十八章》)，“而民弥贫”(《道德经 ·五十七章 》)。与此相反，如果“侯王”与“圣人”能恪守“法 自然”的最基本的精神原则，去信任群众 、关心群众 、保护群众 、尊重群众，而不瞎指挥群众、横加干涉群众、越俎代庖 ，对群众采取“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态度，就一定会“天下将 自定”(《道德经 ·三十七章》)，“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 ·五十七章 》)，“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 ·四十八章》)，人 民就会“白化”、“自正”、“自富”、“自朴”(《道德经 ·五十七章》)。 可见 ，老子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问题时，把全部责任至少是 主要责 任指 向 了“侯 王”与 “圣人”，而这与儒家 的责任指向，岂不是正相反吗?所以，我们说，在老子 的名著《道德经 》里，不仅含有许多“君人南面之术”，而且也含有很厚重 的“重 民思想”或“民本思想”。如果用 一句话来概括老子五千言的主旨，那就是他 自己所说的“爱民治国”四个字。总之 ，老子关于“和谐”的“四大”学说及其“法自然”的主张 ，言简意赅 ，充满了智慧之光 ，含有 巨大的价值 ，具有无穷的力量 ，对我们全面彻底地解决所面临的 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问题，无疑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小国寡民式的保民利民乐民的社会和谐 老子的“和谐”智慧还表现在他所精心设计的“小国寡民”说中。该说全文是：“小国寡 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阵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 ·八十章》) 老子的“小国寡民”说 ，话虽不多 ，但说得却很明白。概而言之，包括了“要”与“不要”两个层面：所要的，是五点 ；所不要的，也是五点 。 相对于老子“小国寡 民”的社会，现实社会往往是“大国众 民”的社会。这“大国众 民”的社会 ，正是统治者所梦寐以求 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的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强大的帝国统治者为了实现“大 国众民”的野心，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各样的“什佰之器”，甚至奇技淫巧。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 ，人 民难以安身立命 ，为逃避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劳役 ，而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逃亡 。统治者之所 以热衷于发展“舟舆 ”以利交通运输 ，其用意之所在 ，根本上还是为了便于并加强他们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最甚者，则是统治者不择手段地使用那些最先进的杀伤力最大的“甲兵”，去频繁地发动争城夺地和掳掠人民的侵略战争。 老子对这种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国众民”的社会 ，感到非常愤怒与痛恨，所以给予 了无情的揭露与彻底的批判，并针锋相对地提 出了他认 为可以保民利民乐民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他在其社会理想中，坚决地对“什佰之器”、“远徙”、“舟舆”、“甲兵”、“往来”五种引起社会不安与危机的现象，予以一一否定。 老子“小国寡民”社会中的“五不要”的提 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一贯思想 的继续与发展。他 曾断言：“大道废 ，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道德经 ·十八章》)又断言：“绝圣弃智 ，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并且 ，老子还强调指出：“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绝学无犹。”(《道德经 ·十九章》)意思是说 ，这三者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还要使他们 的思想有所从属 ，即一定要保持淳朴的本性 ，减少私心杂念以及抛弃文化学问，才能免 于忧患。因此 ，老子在“小国寡 民”的社会里，又提出了“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邻 国相望 ，鸡犬之声 相 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 ”。 事实已一再证实，文明发展不仅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社会进步不仅有合理之处 ，也有不合理之处。老子独具慧眼，能清醒地看到文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和社会进步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对此感到极大的愤 懑，予 以猛烈 的揭批。但是，全面而论，老子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是过了头。甚至还是“因噎废食”。我们认为文明与文化的进步对推动社会 向前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决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老子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是他“小 国寡民”理想社会中的核心与实质之所在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如果切实做到了人民有甜美的饮食，漂亮 的衣服，安适的住房 ，欢 乐的习俗 ，那他“小国寡民”的社会 ，岂止是温饱有余，简直还是超越小康呢!毫无疑问，他这样的“小国寡民”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人民生活在其中也必定是和谐的。 但是，众所周知，这样高度和谐 的社会，是一定要 以科技进步，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文化昌盛，道德高尚……为前提与基础的。所以，对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务必采取足够的重视的态度。否则，老子的“小 国寡民”的社会，就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的社会或者保守的、落后的、开历史倒车的社会。 总之，老子 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 中的“五不要”，可以启发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对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问题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克服片面性，一分为二地、全面地去看待 。其 中的“五要”，则可以大力弘扬，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的宝贵思想资源。 三 、“和谐”的哲理：万物生于和谐 如上文所述 ，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的精辟论述，以独创性的“自然”理念全面地阐释了人 、地 、天、道 的和谐。而其实质与重点则在于阐释了人与自然(即天与地)的和谐。同时，老子在《道德经》中通过设计“小 国寡民”的理想国，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自然”，是事物 ；“社会”，也是事物；其余现象，也都是事物。而所有的事物 ，无疑都是有矛盾的 ，都是需要用和谐去化解它们的矛盾的。有无这种可能性?老子作为大哲学家，《道德经》作为哲学经典 ，明确告诉了人们这是完全 可 以 的。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万事万物产生的秘密及其根源就在于“和谐”。他这样说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四十二章》) 老子的这一名言，是由两小句组成 的。第一小句说明“万物”是由“道”生出来 的。这充分彰显了道家的特色。因为，老子及其道家 ，是以“道”这个独创的理念作为其哲学体系中最高的和最基本 的范畴。 这里的“万”字 ，并非是确指，而是泛指 ，是代表“无穷”数 、“无限”的。人们都熟知，“万”位数是 由“千”位数相加而构成的，“千”位数是由“百”位数相加 而构成的，“百位”数是 由“个 ”位数相加而构成 的。所以，老子在这里就借用 了常识来加以说明“道”生“万物”的大道理。这充分表明了老子的大智慧。一般人 ，往往对第一小句津津乐道 ，也就此打住 ，而忽略了第二小句 ，这是很可惜的。因为 ，老子的第二小句更有深意 ，其智慧更 大更高 ，它极 其深刻地揭示 出“和谐生万物”或者“万物生于和谐”的大道理。老子认为，“万物”的每一物都是 由“阴气”和“阳气”共 同构成 的。所 以，他 说 ：“万 物 负 阴而 抱 阳。”那 么，“阴”、“阳”二气又是如何构成“万物”的呢?老子进一步认为，只有 当“阴”、“阳”二气在相互发生“冲突”而又达到了“和”(即“平衡”、“和谐”)的状态时 ，才能产生“万物”。所 以，老子说 ：“冲气 以为和 。”这样就可以解说“道”所生的“一”，指的是尚未分化的一元之气 ，即“元气”；“一”所生的“二”，即指“阴阳二气”；“二”所生的“三”，即指“和气”；“三”生“万物”，即指“万物”由“和气”而生。概而言之 ，即是“道”生“元气”，“元气”生“阴阳”，“阴阳”生“和气”，“和气”生“万物”。可见，第一小句是第二小句的前提与基础，第二小句是对第一小句的补充与深化。两句具有 内在的有机联系，共同说明了“道”通过“和气”生出“万物”。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老子的哲学是“和”的哲学或“和生”的哲学。 老子的“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说 ，是对早他二三百 年的西周 末年 的史伯 于公元前 781一前771年所说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郑语》)的继承与发展 。发展主要在于把史伯的“和”上升为“和气”，并从属于“道”。 庄子则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关于“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的学说 。他说 ：“至阴肃肃 ，至阳赫赫 。肃肃出乎 天，赫赫出乎地 ，两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庄子 ·田子方》)庄子这段话说明了“阴阳”二气的状态与特色 ，“阴阳”二气源于何处，而关键则是说明了“阴阳”二气“交通成和”，即老子所说的“冲气以为和”，“交通成和”的“和气”就可以生成万物了。 《淮南子》对老子“和气”、“和谐之气”生“万物”的继承与发展主要在于，强调“和气”、“和谐之气”是天下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气”中“最大”的“气”。他鲜明地指出：“天地之气 ，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生与之成 ，必得和之精 。”(《淮南子 ·汜论训》) 我们的祖先在 日常生活 中体认 到史伯 、老子、庄子、淮南子等所说的“和 (气)生万物”的大道理。所以，他们早就承认“心平气和”，乃长寿之道；“家和”乃“万事兴”之道。 综上所述 ，可见老子《道德经》中有关和谐的智慧既多且大又高，弘扬《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 ，可以为我们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 [1]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理[M]//戴震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161．
希望对你有帮助。（给分）一、引言 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有多久，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兴衰。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和一项语言教育事业。目前这项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至今的50多年历史中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并梳理其时间逻辑发展的顺序，力求更直观、更系统、更有层次性地理解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概况。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对外汉语事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对外汉语专业出现的历史渊源和初创阶段。第三部分介绍巩固和发展阶段中、围绕对外汉语事业提出的各种理论与见解。第四部分细致分析对外汉语专业的现状和趋势、展望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前景。二、历史渊源与初创阶段（一）历史渊源 西汉时，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有人来当时的长安学习汉语。而中国真正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至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如日本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每批几百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也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每批有百余人。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元代实行霸权，留学生数量锐减），其中《老乞大》、《朴事通》等就是明初教朝鲜人学习汉语口语（北京口语）的教材。而明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和清末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可算当时影响较广的汉语教材。民国期间，中国政府也同外国政府交换了少数留学生，当时也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或相关工作。如老舍先生在1924~192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讲师，他当年讲课的录音，至今还保存在伦敦。（二）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 尽管中国角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然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对外汉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学术界乃至本学科内部对本学科的名称、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一些争议。一个学科的名称是该学科的内容和学科的本质特点的反映。在对外汉语专业的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这个学科的名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1．“对外汉语”：目前除了本科有对外汉语专业或对外汉语系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把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研究基地叫做“对外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主任赵金铭教授的专论《对外汉语研究的基本框架》都使用“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 2.“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基本上能体现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内涵，但客观上说，由于有“教学”两字，很容易让人把它归入教育学或学科教学论等学科中去。 3.“汉语教学”：因为“对外汉语”本来是针对国内教外国人学汉语这一事业所起的名称，明显地带有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称这一学科的色彩。“对外”二字无法为国外从事汉语教学的同行所使用，因此它只适用于中国。当国内外的学者在一起讨论学科或学术问题时，这种情况下一般使用“汉语教学”这个名称。 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科学性上看，这一名称较为精确地指出了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但由于这一名称太长、不上口，再加上约定俗成的原因，它不太可能被广泛传播。 5.对外汉语教育学。从实际而言，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加强对“对外汉语”这个学科本身的性质、任务、内涵的研究，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名称的讨论和争论上。 1952年，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能见到的最早的论文是周祖谟的《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周祖谟先生一开始便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汉族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指出要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非汉族人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结合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 1958年正式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学书》，以语法为主线，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为建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教材集中体现了本阶段的理论和方法。三、发展阶段（一）巩固和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和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都需要扩大。为了加强各院校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交流，高教部决定由北京语言学院创办《外国留学生基础汉语教学通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刊物，于1965年创刊，共出版了11期。 这一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教学经验，钟梫的《十五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反映了这一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特点、教学要求和教学原则，努力促进教材、课堂教学法等向规范性的方向发展。比如他提出：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学以致用的教学要求；“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的实践性教学原则；“语文并进”，全面训练听说读写，阶段侧重的教学安排；语法的系统性与课文的生动性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使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的相对直接法。 本阶段还编写了《基础汉语》，由于“文革”影响，直至1971年修改后才正式出版，1972年又出版了和它相衔接的《汉语读本》。这套教材突出和强调了实际语言在教材中的地位，是“实践性原则”和“相对直接法”的直接体现。1966年爆发了“文革”，对外汉语被迫中断。（三）恢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较大进展。此时部分高等学校已恢复招生，许多因“文革”中断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要求复学。由于“文革”的严重冲击，当时的对外汉语事业在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接受留学生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师资力量不足是本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论文主要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如吕必松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杨俊萱的《课堂教学的“死”与“活”》、郑万鹏的《怎样对留学生进行〈文章选读〉课教学？》、林焘的《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石佩文和李继禹的《听力训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但研究范围仍嫌褊狭，未上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局限于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四）蓬勃发展阶段（70年代末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的转轨和因此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随之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热”又引起了“汉语热”。对外汉语事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获得蓬勃的发展。 1978年吕必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前身）成立，1984年王力在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题词时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同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在我国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多年的事实证明，对外汉语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国务院于1987年7月批准成立了由7个部委参加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这是主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政府机构。 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如刘珣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及《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齐沪扬与陈昌来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纲要》；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赵金铭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等。这一阶段是真正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开展教学理论研究。主要特点为：进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研究，对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另外，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是我国第一个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法律。One, foreword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friendly exchanges have lo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long. Close degree of China's exchange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strength,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til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come a subject and a langu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cause is a brand-new posture, face the world, face the this as the background, we try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nineteen fifties initial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since 50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mmarized, and review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strive to be more intuitive, more systematic, more level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f basically launch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nterpris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initial stage.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ge, various theories and view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ourth part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 initial stage(a) historyWhe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around someone came to Changan at that time to learn chinese. And China's real foreigners in Chinese teaching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powerful national strength,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en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such as Japan dispatched a dozen times "to the Tang Dynasty",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group; Xinluo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end students to Changan, each batch of hundreds of people. Each dynasty after the also have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gemon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mong them "Chinese language" drop), "Park"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at is taught Koreans learn oral Chinese textbook (Beijing dialect).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rigault's eyes and ears." and the Wade-Giles of "Yuyan zierji" can be considered when wide influence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o exchange a few students, when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has engaged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r related work. As Mr. Lao She in the years 1924~1929, served a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Chinese, his lecture recordings, still preserved in london.(two) the initial stage (the early nineteen sixties the early nineteen fifties.)Although the Chinese angle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s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is a young discipline. Because it is a new subject, so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ternal social,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disciplines of the nam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task of different views, even there is some controversy. The name of a subject is to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name, these different views also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1 "foreign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foreign language 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already have a "Chinese" professional master's and doctoral few schools such a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only national research base is call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enter", the center director Professor Zhao Jinming's monograp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y the basic framework of" use "foreign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name basica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foreigners learning Chinese on this subject, but objectively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teaching", let a person very easily subject it in education or courses teaching theory 3 "Chinese Teaching:" because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name of the domestic teach foreigners Chinese this cause the, obviously ha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refer to this subject color. "Foreign" two words can not engag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counterparts are used, therefore it is only applicable to china. When th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subjects or academic problem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l use of the name "Chinese teaching".4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this name is more accurately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But because this name is too long, not catchy, reasons and conventional, it is unlikely to be widely foreign language the practice, we think the fu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self, task, content of research,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too much focus on discussion and debate on the subject 1952, the famous linguist Zhu Dexi et al first visit to Bulgaria to teach Chines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country after liberating to expatriate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stage, study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to see the earliest paper is Zhou Zumo's "some problems of the teaching non-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 1953 seventh period). Mr Zhou Zumo began with the foreign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H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non Han Adults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and non Han people is to cultivate their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厌女情绪 可以结合文本进行阐释 大赤包 桔子 虎妞都能分析
摘要:老舍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并在这种影响下逐步走向成熟。三、四十年代的全面抗战把老舍从文学推向了政治 ,导致他的文学思想开始向政治倾斜 ,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功利性。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的影响 ,他原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利性与作家的艺术个性等矛盾又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他在一片赞颂声中抛弃了自己的独立文化批判精神 ,在不知不觉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离越来越严重
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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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老舍的作品中极少提到皇城大户人家、上流社会的富贵安逸生活：在自家戏园子喝茶听戏，大摆筵席；出入风花雪月之地，躺在大檀木床上抽两口大烟；牵条京巴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一圈儿，坐回游船，看场电影；拎着个鸟笼逛逛琉璃厂，或是抱只猫咪躺在槐树下的摇椅上晒晒太阳。这些毕竟是属于极少数非富即贵人家的精英贵族文化，只是北京文化中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常以城市下层贫民的视角来看北平市民社会，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风俗描写，构筑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这个市民世界才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或者说是京味儿的核心文化载体，有一种极强的象征意义。两者相比，就像五星级酒店之于地摊夜市，巍峨皇宫之于窄小胡同，但这种市民文化却是俗中带雅，看似朴素老旧，却含着些有年头的文化底蕴，那些略显粗俗的言行总透着那么一股子亲切与热乎劲儿，那一碗豆汁儿、一张烙饼都散发着浓浓的京味儿，置身其中，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有一丝的尴尬与别扭，反而有一种宝玉初见林妹妹时的熟稔，因为这就是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有发自心底的喜爱和依恋，不然祥子怎会在屡遭变故与磨难后虽然痛苦万分，也绝不肯离开北平呢。老舍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独具北京特色的语言，这几乎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在《骆驼祥子》里更是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像洋车夫的“拉晚儿“，就如同现今北京的的哥跑夜班车；将腰带”杀进腰“，就是紧紧裤腰带，打起精神头儿，好去卖力的拉车；“车口儿上”就是停车处，好比现在火车站外边出租车拉客的地方；还有什么再凑个块儿八角，一百元便可打住，管饭食叫“嚼谷”；当然也不乏一些粗俗的言语，如“来吊棒”便是调情之意，称娼主为“老叉杆”。书中诸如此类北京方言俗语数不胜数，这种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的文字，极富有市井色彩，充满通俗的趣味，像白居易的诗歌那样，语言浅近晓畅，老妪也可听懂，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但却能做到用常得奇，平易中见精辟。读来如喝路边的大碗茶，解渴消暑又畅快，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好像你已置身于拥挤热闹、人声鼎沸的老北京扬着黄尘的街道上，蹲在皇城根儿下啃个硬面饽饽，乞蹴在茶馆门口喝一壶十个铜子儿的好茶······提到北京话，我们通常会想到“吃了吗，您呐？”、“劳驾”、“回见”、“哥们儿”、“今儿个”这些熟悉的日常用语，北京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大多数人的话语系统、语言习惯，说起这些个词儿感觉 特有范儿，带着谱儿，有那么点儿潇洒、随意、自在的意思。从中不难看出京腔或是京片子的一些特点：带有明显的儿化音，爱用象声词，有“唏里呼噜”、“七嚓咔嚓”之类，爱打比方，爱说歇后语，如“羊上树”“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也有些俏皮话，什么“肝儿颤”、“老头钻被窝”，还有一些词尾读轻声，比如“大爷”的“爷”就读轻声。书中的主人公祥子是生活在二十年代北平的洋车夫，按说这个职业是靠卖力气挣钱的，也算是吃青春饭，像祥子这样勤恳卖力一天也就挣个七八毛，只够顾上自己的嘴。但不管怎样，洋车与洋车夫已然被打上旧中国的时代烙印，浓缩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老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没有只定格在泛黄的黑白照片上，泛着模糊的微光，现在的北京街头、城门楼子下依然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只是已经成为旅游观光与拍照的工具罢了。还记得我最初从父亲口中听得的一个名词“黄包车”，这是南方人的叫法，北方叫胶皮车。不知为什么，这个词总给我一种历史变迁的沧桑感，民国时特有的气质，和老北京颇具魅力的文化特质。中国的人力车来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日本当时被称为东洋，所以叫洋车。在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清末民初，是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书中的祥子是乡下来的农民出身，事实上车夫里以落魄旗人居多；许多车夫都明白娶妻生后子的巨大压力与艰辛，车夫最好是光棍一人，但历史记载洋车夫已经结婚在家住宿的占62%，其余的38%没有结婚，大多寄宿于车场子。对于他们的收入铜子儿、银元我也深感好奇，具体是个什么概念知之甚少。据记载，1924年，北京的洋车夫平均每天每人能挣130铜元，其中经营性洋车的97%的车夫都是从车场子赁车，所以要交30枚铜元的车份。这样还剩下100枚铜元。20年代北京物价上涨，洋车夫家庭生活困苦，不得不典当借债应付家庭需要，无奈之下，有些车夫的妻子儿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粥厂或者成为乞丐。正如书中所写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卖给军官，又逼她去卖淫，两个小儿子出去拾废品。每个行当都有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行规，书中写到北平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赁漂亮的车；二十以下四是以上的车破，跑得慢，得钱少；跑长趟儿的拉一趟是一趟；东交民巷的高等车夫仗着会一套外国话，吃洋饭，神气！车夫这圈子里的文化也是很有几分味道的，跑两趟喝壶品质低劣的茶，闲着时大家伙聚一块抽几支烟，咂二两白干，赌几把钱，就算解闷解乏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都是文化中心，吃喝玩乐样样齐活儿，特别的有吸引力，现在去北京旅游更是如此。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会吃的民族，吃早已不局限在填饱肚子的层面，几千年的发展使饮食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关于老北京的吃食，书中有不少描写：祥子从军队里跑回来，便吃了两碗老豆腐，浇上点醋、花椒油、韭菜末，顶香！和虎妞吃熏酱肉、喝白干，小摊子上来碗馄饨，就着个热烧饼夹爆羊肉，那叫一个美味，看着这些文字就流口水。又想到另一位京派作家汪曾祺的文字，写风俗，谈文化，述掌故，虫鱼花草、瓜果食物无不入其散文，饶有兴味。在我看来最具北京风味的当数冰糖葫芦，酸甜适口、老少咸宜，尤其是冬季，街巷胡同里都回响着一声声响亮、悠长的叫卖：“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庙会、厂甸的人潮间四处穿梭着冰糖葫芦的身影。现如今也成了老字号、金招牌。要说这糖葫芦还跟宋光宗皇帝有关系呢，他张榜请来的江湖郎中就是用冰糖与红果煎熬做药救了其爱妃的性命。北京的小吃就是民生化，胡同化，平民化，日常生活吃的马蹄烧饼、扒糕、凉粉、糖炒栗子、落花生、炸酱面之类，都充满浓郁的市井氛围，带给人一种家的温暖和生活的满足感。从老北京这些传统美食的制作与食用方式可以看出北京人特有的审美意趣，而时间也为它们涂抹了一层厚厚的历史意蕴，人的思想智慧凝结在美食的内核中，不管是食物的起源传说、造型艺术还是对食物的命名以及饭桌上交际、用餐礼仪，处处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所以说美食作为一种全面彰显色香味之美的独特文化，已经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当然是数不胜数，书中就提到不少：颐和园，万寿山、雍和宫、天坛、孔庙，还有青年男女们爱去的南、北海，划着船在嫩荷间嬉游，去崇效寺看牡丹，在积水潭、西郊的白石桥垂钓，都给人以欢欣蓬勃之感。不由的想起郁达夫曾在《故都的秋》一文中写到“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一处处景，一段段情，一页页历史，在落花流水声中，在亭台院落佳处，在笔墨馨香境里，在诗人吟咏唱叹时，我们流连忘返，沉醉其间，不知归路。我们是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在典雅而古老的文字间观游，厚重的沧桑变迁、无限感慨与轻松地纯美宁静、欢愉畅达在内心交织、融合、升华。要说最受老百姓喜爱，最具逗乐消遣功能的地方还要数天桥，天桥是旧时代老北京练把势的地方，是百戏杂练的市井喧嚣之地，成为数百年来最能体现京城民俗的地方。附近茶馆、酒肆、饭馆和卖艺、说书、唱曲的娱乐场子应有尽有。天桥杂耍项目繁多，而且技艺高超，是为一大特色，尤以“天桥八怪”最为著名。常见的有拉硬弓、耍大刀、抖空竹、崩铁链、硬气功等等。他们先要在地上“画锅”，有了场子就有了饭吃，喊两嗓子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祥子就好去卖艺场子看看，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虽是市井玩意儿，却富有艺术技巧与美感，文化传承的恒久意义，现在说来都是无比宝贵的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遗失与消亡总是让人痛心的，其中凝结的智慧技艺和曾经给人带来的发自内心的快乐需要延续和发扬。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在满足实际的居住需要外，更多的是为人展现立体直观的艺术美感享受，代表一段历史文化风格。北京城里除了故宫天安门之类雄伟的皇家建筑，最具风味的当属四合院与胡同。每每提到四合院，脑子里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安详的午后，阳光温柔的在老槐树下撒上一片斑驳的树影，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响晴的天空中飞过一群洁白的驯鸽，呼啦啦一阵扑翅声响过，飞过院里的屋檐，在整个城市上空盘旋、俯瞰。四合院文化内涵深刻，营建讲风水，结构繁复严谨，雕饰精美，布置典雅，只是文革时代的大肆破坏和当下城市建设的拆迁对其造成了极大损害，令人惋惜。胡同看似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每条胡同都有说头儿，自己的名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传奇。烟花巷陌自古有之，秦淮河畔，贡院彼岸，丹青屏障、偎红倚翠，延绵成含蕴悠长的青楼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产生及深远的影响。古时章台装饰华丽讲究，甚有雅趣，多是风流才子去处。书中小福子所在的“白房子”，是低级的脏乱差，藏污纳垢之所。也有转运公司给介绍女学生、大家闺秀，则是门路高用钱大了。说起那时北京城最负盛名的风月场要算八大胡同，多为头等或二等，有较为高尚的清吟小班的女子擅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在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赛金花、小凤仙便是出于此地。不少名流士绅、权贵富商都是趋之若鹜，也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其魅力可见一斑。老北京人都有一种文化心理：官样、气派、讲排场，重礼仪，就算是社会动荡、外患频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依旧显出官派大样。刘四爷过大寿，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搭个体面地棚，可着院子建，伞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玻璃隔扇，挂画屏，画的三国战景，见木头就包红，可真够气派！老舍在另一部作品《四世同堂》里也写道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这种高雅精致的趣味追求有美的一面，可一旦陷入一种过于苛求死板的状态，必定是不合时宜，且成为文化的弊端与桎梏。北平城里的不管是小市民还是底层贫民，身上都不可避免的散发着猥琐、卑贱的痞子气，暂且不说世代居住的市民，他们的恶习是从小浸染出来的，在大杂院里嚼舌根子，肆意传播谣言，或撒泼骂街，在这一点上，上海弄堂的小市民更加典型，他们尖刻、吝啬、排外、小家子气，锱铢必较。像祥子这类在农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进城干活的破产农民，他们的本性善良、淳朴、实诚，由于他们没有任何资本、没文化、没一技之长，只能在城市里扮演最低贱的角色，做最累最脏的体力活，或拉车，或乞讨，或收废品，或挑担子做小买卖，收入微薄不说，还处处受白眼、欺负、压榨，在肮脏的社会底层必然会沾染恶俗习气。单就车夫来说，他们会偷懒、耍无赖，故意挡汽车的路，随处停车，打骂巡警，欠钱不还，横切别的车，拐硬弯，别扭着后边的车，抽冷子搡前边的车，绷大价儿，中途倒车，死等好座儿，使假铜子儿等等。即使是祥子这样要强、正直、体面的人最终也在腐败的环境里堕落了。从虎妞的死我们看到他们的愚昧无知，还在相信巫医神婆可治百病，这不禁让我想到鲁迅父亲的死，还有他那篇《药》。从最后全城男女老幼争相观看阮明游街枪毙，将大街围的水泄不通，甚至起哄叫好。爱看热闹、麻木不仁、不辨善恶、对于同类的斩杀感到痛快，这已不仅仅是北平市民独有的丑陋阴暗心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大块毒疮。这正是老舍作品中对文化的批判与民族性的关注。北京文化厚重深邃，兼有雅俗，又不乏亲切可爱，像磁石深深的吸引着我。沈从文笔端流泻出的淳朴湘西，明净自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鲁迅记忆里的故乡绍兴，生动有趣，却有着淡淡的哀愁；梁实秋心中的飘渺之乡青岛，还有在戴望舒诗行间徘徊的江南雨巷，都让我们有强烈的归属感，获得心灵的安稳和愉悦，文化永远是我们栖息的乐土。
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生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及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 “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象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艺术上。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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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文献综述是对论文选题研究现状的梳理，但并不仅仅是把文献进行简单的堆砌与罗列，而是需要在总结梳理别人研究的同时，对已有的研究做出评价，也就是说有述有评，这也是为什么文献综述也叫做文献述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