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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文献的载体和形式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第一节载体形式1.甲骨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2.金石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三、简牍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刘向《别录》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四、缣帛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帛书的优缺点:(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五、纸张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古代名纸宣纸薛涛笺谢公笺澄心堂纸毛边纸连史纸六、胶片、磁带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格式与写法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20.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21.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22.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24.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25.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26.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32.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33.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34.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35.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36.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37.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我可以提供下面的两篇，如果你要的话我发给你。关于古典舞基训教学的思考【摘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对艺术教育的要求日益提高,舞蹈作为一种形体艺术,也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大众。文中对高职院校古典舞基训教学中的教材问题和教学方法进行了阐述,以其更好地培养社会需求的“实用型”舞蹈艺术人才。 【正文快照】 舞蹈,是通过人体动作形态的外部表现,来反 映人的内心世界和事物内在联系的一种艺术形式。 任何t一个好的舞蹈作品,都是以严谨的、细腻的舞 蹈组合加上矫健的技巧动作,给人以力和美的享受。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和研 究,以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 一、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基训的共性与个性 【摘要】 <正> 中国古典舞基训课是舞蹈专业基础课,也可称为技术课。舞蹈基训课的任务是训练和培养舞蹈学生全面的扎实的基本功和基本技术技巧,使之掌握中国古典舞的风格、韵律、音乐感、节奏感和艺术表现力。 一、古典舞基训的共性 1.柔韧 人们通常讲到的软开度,只是指腰、腿、肩、胯的软开度,其实这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舞蹈艺术发展的需要了。我们现在所讲的柔韧性,是指每 正文快照】 中国古典舞基训课是舞蹈专业基础课.也可国古典舞也都要求脚下的灵活。如花邦步、一些小称为技术课。舞蹈基训课的任务是训练和培养舞的快板、急速的动作等,要求反应快,各种动作、蹈学生全面的扎实的基本功和基本技术技巧,使技巧通过形体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需要全身的一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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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和中国戏曲舞蹈的元素，成为了一种现代版的中国古代舞蹈，其发展与成就离不开近现代艺术家对中国古代舞蹈的肯定与继承。舞蹈作品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塑造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舞的作品创作始终与时代相结合，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和表达特点。最初创建中国古典舞之时，受到不确定的表演风格和不稳定的表演体系二者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古典舞大量借鉴了其他艺术形式，且舞蹈风格十分杂糅。以舞蹈表演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领域为例，中国古典舞早期从中国戏曲舞蹈中借鉴了大量的方法。本篇论文将以研究中国古典舞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与应用的表达方式与手法为核心，并系统性的梳理人物形象塑造特点内容，希望可以给出一些参考。
古典舞身韵及其审美“身韵”即“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法”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神采，它们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渗透，才能真正体现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审美的精髓。换句话说“身韵”即“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这是中国古典舞不可缺少的标志，是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灵魂所在。身韵，虽然风格源是明显的，但它已不能再冠以“戏曲舞蹈”之名，它的从戏至舞的蜕变已基本完成。它已摆脱原戏曲舞蹈对角色行当的千变万化，然而不管怎样变，又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一”和这个“变”都是一种艺术难得的性格，也是一门艺术的美学的要义。一个成熟的民族舞演员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是因为体现了“形、神、劲、律”的高度融合，这正是中国古典舞身韵的重要表现手段。“形、神、劲、律”作为身韵基本动作要素，高度概括了身韵的全部内涵。形，即外在动作，包含姿态及其动作连接的运动线路。神，即神韵、心意，是起主导支配作用的部分。劲，就是力，包含着轻重、缓急、强弱、长短、刚柔等关系的艺术处理。律，也就是动作本身的运动规律。这四大动作要素的关系，是经过劲与律达到形神兼备，内外统一。其规律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这都是精辟的概括与提炼。而这些文字又与元素性动作高度统一、谐调，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美学理论。
一 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佳篇如林，向来拥有广大的读者和爱好者。读诗、赏诗，也一直被看作是"雅事"，因为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精神素养，而更直接的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培植人的审美能力。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是德、智、美的殿堂。而中国古诗词，内容极为丰富，绚丽多彩，特别是一些优秀诗人的创作，往往体现着诗人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力量。例如两千年前伟大诗人屈原的崇高"美政"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九死不悔"的节操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著名诗人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的满腔报国热忱，至死不渝的爱国情结，以及民族英雄岳飞的一曲"怒发冲冠"，至今还使每个中华儿女为之感奋。不仅如此， 历代诗歌中的那些讴歌壮丽山河的诗篇，对艰危时事忧心感怀的诗篇，歌咏亲情和真挚友谊的诗篇，抒写纯真爱情和争取婚姻自主的诗篇，以及生动描写四季景物、赏心乐事的诗篇等等， 读起来都会涤荡心灵，陶冶性情，使我们的道德情操得到升华。 古代一些优秀作家不仅以他们卓越优美的篇章， 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多样的生活层面，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还往往以他们对生活特有的敏感睿智，传递着他们的人生体验，体现着他们的人生智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这些出于复杂人生阅历而产生的深刻思考，内中所表达的顽强、旷达、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都饱含哲理，可以启迪我们的生活智慧，开阔我们的心胸，从而极大地增益和提高我们的人生经验和修养。 当然，古诗词作为一种艺术品，它的主要功用还在于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满足我们在生活中审美的需求。我们知道，每个人，无不爱美，无不要求心灵的充实和感情的满足，而优秀的诗词等文艺作品，正以它特有的品格、特性，满足着我们这方面的需要。例如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体验爱情的温馨，友情的温暖，置身于名山胜水、自然美景中的惬意，胜利的喜悦，乃至离别后的孤独，挫折、不幸时的忧伤愤懑。每当这时，我们就会极其自然地寻找某些共鸣和宣泄，而由作家诗人特有的敏感所创作出来的文词隽句，就会以它特有的普遍性、典型性、鲜明性，与我们的心灵相通，使我们的情感得以表达和寄托。例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写笃诚的友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写相思之苦；"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写离人之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写田园躬耕之乐；"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写对离别友人的抚慰；"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写历史人世的沧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写战事结束回归故乡时的喜悦；以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写雪景，"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写春意盎然，诸如这样的一些喜怒哀乐的境遇和各种景观，也许曾是我们亲逢实历过的，但远不能感觉得如此的敏锐，表达得如此深刻鲜明，而经过古人的灵心妙手的描绘，准确生动的表达，就会在我们心中取得"共鸣"，从而既强化、美化了我们的感觉，也增益了我们内心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提高了我们对生活中美的认识和感受。 我们知道，人们的某些感觉能力，虽是生而具有的，但人的各种丰富的感受能力，包括人的审美感觉能力，则是靠着后天的实践，靠着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积淀，而敏锐、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美，从而创造了诸如诗词、音乐、绘画等艺术品；反过来，艺术晶品也创造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艺术美的观众。因此，人的审美感受、审美能力，是靠着不断地接触、学习和欣赏艺术品而逐渐培育、丰富和敏锐起来的。马克思曾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那么"音乐的耳朵"又从何而来呢?是靠听"最美的音乐"而培养、创造出来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审美趣味的形成，有时是不自觉的，往往靠长期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萌生和逐渐发展。在襁褓时代，母亲的一首摇篮曲、催眠曲，幼儿园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一个童话故事，都是对美的一种感发和培育。而对于文艺作品主动的学习、阅读、鉴赏，则是对审美能力、欣赏水平的一种自觉的培养和有意识的追求。它将会强化我们对美的感觉，启迪我们对美的认识，从而陶冶我们的性情，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 了解到艺术品具有影响我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功能，并了解到艺术品本身创造观众，即什么样的艺术品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欣赏者的道理，那么我们对于欣赏对象，即观赏、阅读什么样的作品，就要有所选择了。历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是精神产品中的精品，有的更是经过长期历史的考验留下的珍品瑰宝，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和典范性。选择这些具有代表性、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作为欣赏对象，不仅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们审美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鉴赏力，树立高层次的美学标准，提高美学判断力的最好途径。 二 生活的内容是极丰富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更是争奇斗艳、绚丽多彩的，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捕捉到美，在艺术中感受到美。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学习和鉴赏艺术作品，并通过艺术作品来认识生活、感受生活之美的问题了。 具体到古诗词来说，这是一种语言艺术。一般是诗人在生活中受到客观事物、情景的激发，产生某种独特的感受，于是通过艺术构思，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即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这是就创作来说的；而作为读者、欣赏者，却要走一条相反的路，那就是通过对"言"的知解，体会出诗人所经历的生活情景，领会诗人的独特感受和丰富的感情。这正如古文论所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文心雕龙· 知音》)前者是说创作，后者就是说鉴赏。 一般说来，对诗歌的鉴赏总要经过一个知解、体验、品鉴的过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读懂；其次是领会、体味作品所表现的情和景，取得某种共鸣；再次是通过反复品味获得美的领悟和心神的愉悦。 我们知道，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他们总是借助于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并透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文艺欣赏也就必须从作品中的形象出发，通过对作品艺术形象的感受，来领略作者的思想感情，体味作品的艺术性。中国古典诗词又有它创造艺术形象的特点。 一般说来，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是语句精炼，形式比较短小的抒情诗，它不同于小说、戏剧等大型叙事性作品，不具有什么故事情节和典型人物之类，而主要是借助于对客观物象的捕捉和外在景物的描写，来表现诗人的主观感情。这种主、客观相融的物象和景物，在中国文论中被称为"意象"，例如《诗经》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桃花的盛开，并渲染新婚喜庆的气氛；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写嫩桑，并象征青春美好的年华；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写柳丝，兼状惜别不舍之情；诗人屈原用香花美草，春兰秋菊，象征自己高洁的人格和美德。唐诗宋词中所惯用的"落花"、 "流水"，表示岁月的流逝和无情； "秋雁"表示离人的愁思和萧索之感等等，不一而足。而意象的排比和联缀又构成全诗的形象即"意境"。因此，我们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和意境，领略其中所包涵的意义和旨趣，才能真正地鉴赏诗歌。这里我们不妨举盛唐诗人张继的名作《枫桥夜泊》为例： 月落鸟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诗人于天宝末年，流寓江南，途经苏州，泊船于枫桥过夜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诗人选取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寺院钟声和客船等一系列带有凄凉气氛的景象入诗，并由这些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意境--一副清冷、孤寂的画图。而读者正是通过这幅画图，感同身受地领略到了当时诗人的处境和他的无限凄楚的羁旅情怀。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们对古典诗歌的鉴赏，首先要从作品的形象出发，把握它的意象和意境而对意象和意境的把握，又是与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分不开的。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让诗文中所描写的情景、事物在头脑中重新浮现，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有这样，才会对所欣赏的艺术品心神摇荡，从而获得它所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当我们读到诗中的一些出色的描写时，往往形容为"宛若目睹"。这并非是说它的文字描写对人有直接的可视性，而是指由于诗人生动逼真的描写，唤起了我们丰富的想象，从而在头脑里产生了栩栩如生的视觉形象，杜甫写大江秋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具有很强的画面性，而诗中"宛若目睹"的情景， 主要靠读者心领神会的想象。人们的鉴赏活动离不开想象，可以说人们的鉴赏活动是在读者设身处地的想象基础上完成的。 还值得提到的是，鉴赏者的鉴赏活动不只是通过想象再现和复原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而且还需要鉴赏者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对所鉴赏的意象和意境进行联想和补充。从这点来说，鉴赏又不只是被动的感受，也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主要是靠鉴赏者的联想。 鉴赏活动之所以还需要联想，是因为文艺作品不可能，也无需把一切都详尽无遗地写进去，它需要选择，也需要含蓄和蕴藉，特别是诗歌，语句凝炼，篇幅短小，必然有言有不言，这就需要鉴赏者用联想来加以补充，来意会作者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用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四个意象，表现了对北方大漠的旷远荒凉、广野静寂的印象。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分析说："给'孤烟'加上个'直'字，见得没有一丝风，当然也没有风声，于是更来了个静寂的印象。给'落日'加上个'圆'字，并不是说惟有落日才得'圆'，而是说'落日'挂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见得'圆'。圆圆的一轮'落日'不声不响地衬托在'长河'的背后，这又是多么静寂的境界啊!"(《文艺作品的鉴赏》)这就是既通过想象，又通过联想来理解诗、鉴赏诗的一个例子。这说明，只有通过鉴赏者的想象和联想，靠鉴赏者的生活经验的补充，才能够对诗歌的主旨有所领会，并感受到和体验出它的感人之处。 三 艺术鉴赏，是审美活动，是一种审美能力的表现。而审美能力是从长期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它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经验。例如我们鉴赏古典诗词。首先就需要有某些古汉语知识，历史知识(作家的时代、生平)，文学知识(古诗词体裁的类别)等等，这可以说是鉴赏作品的准备。在了解、读懂作品基础上，通过反复阅读和品味，就会使我们领略到作品的佳美，获得一种愉悦心神的精神享受。 古人论到对文学的欣赏，特别是对诗歌的欣赏，往往十分强调熟读。我们知道，欣赏一首诗歌作品往往需要经过熟读默记，以至于背诵，才能充分体会出诗中的主旨、意趣、情味，以及其节奏、声韵之美。对于读诗、赏诗来说，只是停留在粗读泛览上是不够的。特别 是古诗词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字句篇章虽短，但皆系诗人几经推敲，苦心经营，锤炼而成，其佳处往往在一字一句之上见功夫。王国维曾在其《人间词话》中举例云："'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里所引的前句出自宋子京的《玉楼春》词，写诗人对春来红杏满枝头的感受。红杏盛开，本无所谓"闹"，但诗人看到春来繁花似锦，勃勃生机，心头为之骚动，其情其感全赖这一"闹"字而托出；而作为外在景物的杏花，红红火火，熙熙攘攘，缀满枝头，又全靠这一"闹"字，而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王氏所举的后句，出自张子野《天仙子》词，此句写月照花枝，花枝生影，本无所谓"弄"，但由于诗人看到月下花枝在微风中婆娑舞动，似有自赏自怜之意，故出现了"弄影"的形容。这种缘情观物，以情注物，借景托情，浑然一体的境界，恐怕只有反复揣摩，反复咀嚼，多遍体会，才能充分领会。在古典诗词中，像这类琢句炼字的地方很多，古人称为"警句"、"诗眼"，不经反复熟读精研是很难体会其好处的。而对于较长的诗篇，诗人在诗中更讲求驰骋情思，脉络贯通，起伏有致。中国古典诗词还十分讲究配合思想感情，而选择声调低昂、吐字清浊等不同的声韵，这就更需要通过吟咏诵读才能深人领会其神韵了，所谓"声人心通"，"反复吟哦，则真意自见也"。可以说反复吟诵的过程，也就是心领神会的鉴赏过程，由此而自会使人进入到一种无尚愉悦的心境，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长沙码子遵命文学：浅 谈 杜 诗说起古典诗词，人们自然会想到唐诗；而说起唐诗，大家又会自然想到杜甫。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原籍襄阳），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艺精湛，忧国忧民；诗称“诗史”，人称“诗圣”。通过学习，我发现杜诗有如下特点：一、诗品卓越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不同，杜诗跳出了吟花弄月和个人得失的小圈子。他大胆地针砭黑暗的时弊，积极地关怀无辜的百姓，敢为广大穷苦百姓“鼓与呼”。例如：“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中的诗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区区十个字，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当权恶吏仗势欺人的憎恶和谴责；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深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号。又如：公元759年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简直和1046年北宋名相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杜诗却比范文几乎要早上300年！二、格律圣手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例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整篇四联，三联工对。不仅句间对仗，而且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如临仙乐。经过精心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难怪胡应麟《诗薮》将该诗推崇为“古今七律之冠”！三、体裁丰富杜甫不仅格律诗堪称圣手，而且乐府诗也写得出神入化。例如：《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是讽世伤时之作，也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诗旨在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 全诗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尽致淋漓。诗的开头，用不太多见的三字句，连用两个象声词，“辚辚”和“萧萧”，以蒙太奇的手法，迅速把读者带进一个悲惨的故事情节。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真可谓 “新乐府”诗的典范，前呼后应也是这首诗的写作特色之一。该诗的成功固然决定于立意谋篇，但是和格律诗相比，更为活泼的形式，更为丰富的节奏，也是该诗的重要亮点。有理由相信，杜甫的新乐府中的长短句式，肯定对后世包括宋词在内的新兴文体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以上浅谈，纯属管见，失雅之处，深望斧正。学生XXX敬上另附五绝拙作两篇，拙联两幅：※◇※◇※◇※《五绝·叹孔明》祭风烧赤壁，妙计赚荆州。可叹隆中对，祁山恨未休。《五绝·咏范蠡》略施韬晦计，助越胜强吴。名利皆抛却，翩跹泛太湖。※◇※◇※◇※杜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拙对：不尽扬沙漫漫飞杜句：丛菊两开他日泪拙对：岭梅独放故人心
接上面.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 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 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 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 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 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 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 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 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 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 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 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 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 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炮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 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 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 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 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 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 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姜剑云 ，1960 年生，江苏东台人，笔名吉云 1980 年中文专科毕业（盐城师专），199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山西大学），2001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河北大学），2003 年获“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南开大学）。现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后）导师。2007年任河北大学工商学院人文学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九三学社社员，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通讯鉴定专家。 1．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全辽金诗》，编委，完成。2．全国高校古委会基金项目《陆机集笺注》，主持人，2001年立项。3．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主持人，2002年立项。4．河北大学重点项目《谢灵运新探与解读》，主持人，2003年立项。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谢灵运新探与解读》，主持人，2004年立项。 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在中华书局、东方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3 部。1 ．《才子佳人小说 与〈 红楼梦 〉的 真善美比较》，《山西大学学报》（太原） 1991 年第 4 期。2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晋阳学刊》（太原） 1992 年第 2 期。3 ．《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文学遗产》（北京） 1996 年第 4 期。荣获山西省教委人文社科优秀论文一等奖。4 ．《金源“后怪奇诗派”引论》，《山西大学学报》（太原） 1997 年第 4 期。学术影响：〈 1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北京） 1998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2 〉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辽金元文学研究》全文收录。〈 3 〉荣获山西省社科联“百部（篇）工程”优秀成果奖。5 ．《高考作文判卷亟须改进》，《光明日报》（北京） 1998 年 5 月 27 日。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全文收录。6 ．《观照讽刺艺术 索解西游主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太原） 1999 年第 2 期。7 ．《令狐楚年谱简编》，《山西大学学报》（太原） 1999 年第 3 期。8 ．《马定国仕履与交游考论》，《河北大学学报》（保定） 1999 年第 4 期。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辽金元文学研究》全文收录。9 ．《庄子美 在“ 无 为” 思想之阐释与评价》，《山西大学师院学报》（太原） 2000 年第 1 期。10 ．《怎样鉴赏诗词曲赋》，见詹福瑞主编《大学语文》，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 2000 年版。11 ．《陆机研究综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 19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1 年版。12 ．《“三张”父名问题新解》，《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太原） 2001 年第 1 期。13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著述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合肥） 2001 年第 2 期。14 ．《唐代怪奇诗派衰变探微》，《河北大学学报》（保定） 2001 年第 3 期。15 ．《论中唐雅正诗派》，《文学评论》（北京） 2001 年“青年学者专号”。16 ．《论张华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太原） 2002 年第 1 期。17 ．《论潘尼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南昌） 2002 年第 2 期18 ．《论太康文学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河北大学学报》（保定） 2002 年第 3 期19 ．《论潘岳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漳州师范学院学报》（漳州） 2002 年第 3 期20 ．《论傅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殷都学刊》（安阳） 2002 年第 4 期。21 ．《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海） 2002 年第 4 期22 ．《论傅 玄“ 引其源而广 之” 的文体风格观念 》，《 文艺理论研究 》（ 上海） 2002 年第 5 期。23 ．《论张协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山西大学学报》（太原） 2002 年第 6 期。24 ．《〈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北京大学学报》（北京） 2002 年第 6 期。学术影响：〈 1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北京） 2003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2 〉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辞赋研究论文集》（第五届国际辞赋研讨会）全文收录25 ．《论左思“美物者贵依其本”的品物征实主张》，《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海）第 20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2 年版。26 ．《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沈阳） 2003 年第 1 期。学术影响：《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 》（ 摘要 ），《 北京大学学报 》（ 北京 ） 2003 年 第 3 期27 ．《论中唐通俗诗派》，《太原师范学院学报》（太原） 2003 年第 1 期。28 ．《陆机入洛疑案新断》，《洛阳大学学报》（洛阳） 2003 年第 1 期。29 ．《论完颜璹创作中的佛禅意蕴》，《河北大学学报》（保定） 2003 年第 2 期。30 ．《〈文赋〉撰年疑案新断》，《中国古典文献学》（会议论文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澳门）， 2003 年版。31 ．《唐代怪奇诗派之衰变探微》（增订稿），见《河汾新论》，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 2003 年版。32 ．《〈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天津） 2003 年第 5 期。学术影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北京） 2004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33 ．《论陆机“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文学精神》，《南开学报》（天津） 2003 年第 6 期。34 ．《论陆机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杭州师范学院学报》（杭州） 2004 年第 2 期35 ．《论陆云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西安） 2004 年第 2 期。36 ．《“独步一时”的谢灵运书画》，《文史知识》（北京） 2004 年第 10 期。37．《谢灵运与庐山慧远考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谢灵运与钱塘杜明师》，《中国道教》（北京）．《谢灵运与“涅盘圣”竺道生》，《广州大学学报》.
《浅谈元杂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漫谈中国古代对戏剧审美功能的认识》，《福建戏剧》1984年第3期。《也说“衙内”》（与长胜合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明清时事剧概述》，《江苏戏剧》1985年第2期。《明清之际时事剧的思想艺术特色》，《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水浒争鸣》第4辑。《论元杂剧的戏剧冲突》,《戏曲研究》第15辑。《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元杂剧与元代文艺思潮》，《光明日报》1985年7月16日。《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福建戏剧》1985年第5期。《古典戏曲脚色漫谈》，《福建戏剧》1985年第6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义山诗意蠡测》，《名作欣赏》1986年第1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古代戏剧家的戏曲虚实论》，《戏曲艺术》1986年第2期。《论元杂剧的时代精神》，《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一》，《福建戏剧》1986年第3期。《“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二》，《福建戏剧》1986年第4期。《寄讽实无，雪耻或有——〈琵琶记〉创作意图之疑案》，《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4期。《关于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争议》，《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论元杂剧中的喜剧性类型形象》，《中华戏曲》第2辑。《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中国古代戏曲美学散论之三》,《福建戏剧》1987年第1期。《“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任氏传〉的任氏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1期。《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名作欣赏》1987年第3期。《“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风筝误〉传奇的喜剧特征》，《名作欣赏》1987年第4期。《画出潇湘水墨图——元杂剧雨景描写赏析》，《陕西电大》1987年第5期。《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与李真瑜合作），《戏曲研究》1987年12月。《半世清狂，一生情种——谈沈起凤〈才人福〉中张幼于和祝希哲形象》，《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1期。《“偌大乾坤无处住”——谈尤侗的〈钧天乐〉传奇》,《名作欣赏》1988年第1期。《浅谈元杂剧善恶观的性质》，《语文学刊》1988年第3期。《“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名作欣赏》1988年第4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两难心理与多元选择》，《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理想人格范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第2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戏曲研究》第28辑1988年.12月。《四十年古典小说研究道路批评》，《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古典戏曲理想人格论》，《戏剧文学》1989年第7期。《“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明清浪漫思潮与〈长生殿〉的“至情观”》，《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关剧文化意蕴发微》，《戏曲研究》第30辑。《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学术之声》1989年第6辑。《丁耀亢生平及其剧作》（与郝诗仙合作），《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蒋士铨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0年第1期。《艺术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精神的变异——戏曲艺术出路断想》，《戏剧文学》1990年第1期。《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文史哲》1990年第2期。《明清文人传奇的历史演进》，《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儿女英雄传〉的“人情天理”观新诠》，《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家的创作思想》，《语文学刊》1990年第3期。《“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是“风教”还是“风情”——明清文人传奇作家的文学观念散论》，《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抄本〈一合相〉传奇作者考》，《文献》1990年第4期。《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南柯梦〉、〈邯郸梦〉荒诞意识谈》，《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元曲与少数民族文化》（署名张应），《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贾宝玉和宋江——浅谈〈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论〈水浒传〉作者的创作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佳园结构类天成——〈红楼梦〉网状艺术构思的特征》，《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中西戏剧观念的当代形态》，《戏剧文学》1991年第8期。《中国古书的价值》，《大学生》1991年第9期。《浅谈元杂剧的市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1年。《漫谈明清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两宋酬和词述略》，《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与傅璇琮、谢思炜合作），《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漫谈中西戏剧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戏剧文学》1992年第8期。《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书圣原是大诗人》，《跨世纪》1993年第2期。《典籍的现代阐释和文化传统》，《光明日报》1993年7月7日。《中西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戏剧文学》1993年第8期。《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走向──论明清文人传奇的丑的形象》，《中华戏曲》第14辑（1993年8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沈璟传奇本事考略》，《文献》1993年第4期。《近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蒲松龄与孩子王》，《人民政协报》1993年10月7日。《（1992年）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1993）》。《艺术与淫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1月7日。《禅宗的三重境界》，《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3月18日。《元明文学史观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及其启示》，《戏剧文学》1995年第7期。《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中西传统戏剧观念辨异》，《戏剧文学》1995年第11期。《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名作欣赏》1995年第6期。《第一印象·第二视力·第三只眼（评〈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刺世伤时，显微阐幽——论苏州传奇的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读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日报》1996年5月16日。《明清传奇的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评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方法论》，《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古籍校勘原则之我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论清前期的正统派传奇》，《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情的探险——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与过常宝合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论明代传奇剧本体制的规范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聂石樵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我们比王国维多走了多远——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随想》，《文艺报》1997年10月23日。《正史以外的补充——简评〈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0月24日。《详备精细，益智启思——评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学——谈钱穆的几部著作》（与李山、过常宝合作），《书品》1998年第1期。《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雅与俗的扭结——明清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与刘勇强、竺青合作），《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一》，《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二》，《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鸣凤记〉：时事剧的发轫──〈明清传奇史〉选载之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在感性与知性之间——评叶嘉莹的文学研究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8年第3期。《江湖奇人写真录——清初传记文选注》（与陈洁合作），《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说诗说稗自风流——评陶尔夫、刘敬圻〈说诗诗稗〉》，赵仁珪、郭英德，《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读后》（与李山合作），《师大周刊》1999年6月25日。《话剧是演给谁看的？》，《戏剧文学》1999年第1期。《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人民政协报》1999年1月20日第4版。《元杂剧：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奇葩》，《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1999年4月27日；《光明日报》1999年5月10日。《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求是学刊》1999年第2期。《困境和出路：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与过常宝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明清小说的文化意蕴》，《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3期。《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检讨历史——谈黄仁宇的几部历史著作》（与过常宝、李山合作），《书品》1999年第2期。《文学史著作的读者》，《师大周报·文化增刊》1999年4月23日。《挑战自我超越极限——〈杨义文存〉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通讯》1999年4月27日。《论戏曲角色的文化内涵》，《戏剧文学》1999年第9期。《经典文献的诗学读法——评介杨义〈楚辞诗学〉》，李山、郭英德，《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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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郭英德。郭英德，著名作家，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者，2000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