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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衡阳南华大学的，衡阳师院 是三本
二本啊，属于第二批志愿里的啊
19年升为一本，是目前衡阳市优秀大学
补助申请书一般由标题、称呼、正文、结尾和落款五部分组成。 (一)标题 这类申请书的标题一般也是写在第一行中间位置，以醒目的字体写出来。标题由文种和申请事由共同构成。如“困难补助申请”。也有的直接以“申请救济”作为标题的。 (二)称呼 称呼写在标题下一行，顶格，称呼后加冒号。所谓称呼即要写出所要申请的单位名称或领导的称呼。有的还要在名称前加上修饰语。如“尊敬的校学生处领导同志”等。 (三)正文 正文要求阐明自己申请的理由。写困难补助申请需将自己的生活情况、家庭负担、下岗情况等一些困难都写出来，该部分要有理有据地写。正文的最后还要写出自己的希望或写出“特此申请”字样。 (四)结尾 结尾即要写些表示敬意的话。如“此致——敬礼”等字样。 (五)落款 落款写在全文右下方，署上申请者的姓名并注上申请日期。
不是《衡阳师范学院学报》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衡阳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1980年创刊，刊号为ISSN1673-0313、 CN43-1453/Z。该刊为双月刊，大16开，176页，第1、2、4、5期为社会科学，第3、6期为自然科学。 该刊社会科学常设栏目有哲学研究、船山研究、政治与法律研究、经济学研究、语言文学研究、史学研究、新闻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教育与心理学研究、地方文化与经济研究;自然科学开设了数学、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环境教育专栏等栏目。 该刊已加入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为《中国数学文摘》、《中国物理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电子科技文摘》、《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等刊物的期刊源。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居领先地位。1999年被评为“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3年被评为《CAJ-CD》编辑规范执行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并荣获“首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湖南省人文社科学报一等奖”、“船山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7年被评为“全国地方高校十佳学报”、“船山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栏目”，2008年荣获“第二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船山研究”栏目获“首届湖南省期刊优秀栏目”。 2009年被评“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环境教育”专栏荣获“第二届湖南省期刊优秀栏目”。2010年获“首届湖南省优秀期刊装帧设计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船山研究”栏目被评为高校社科学术期刊“特色栏目、全国地方高校学报“名栏”。2011年“船山研究”栏目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2012年被评为“第五届湖南省双十佳期刊”。 2012年11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评选为 第七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单位。2013年9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获评“湖南省资助优秀理论期刊”。
衡阳师范学校统计代码：10546。学校办学历史肇始于1904年创办的湖南官立南路师范学堂。1999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衡阳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衡阳师范学院。2001年2月，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并入。2006年学校以优异成绩完成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教育部为高校编排的代码有5位（此代码全国通用），各省教育考试院为高校编排代码有4位（此代码一般作填报高考志愿用，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省份代码也不一样），由于高校办学情况每年都有变动，所以高校代码也有变化。
学校简介
衡阳师范学院简称“衡阳师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湖南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属于湖南省“双一流”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入选“湖南省2011计划”、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是全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单位。
截至2022年4月，学校有东、西两个校区面积共2166亩。
三大前身
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04年，湖南官立南路师范学堂成立。
1912年，湖南官立南路师范学堂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27年，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停办。
1928年，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复校并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五中学。
1934年，湖南省立第五中学更名为湖南省立衡阳中学。
1944年，衡阳会战爆发，学校撤销。
1947年，湖南省立衡阳中学复校。
1953年，湖南省立衡阳中学更名为衡阳师范学校。
1962年，衡阳师范学校再次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958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成立。
1970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停办。
1973年，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复校。
1993年，学校升格并更名为衡阳师范高等专科院校。
衡阳教育学院
1980年，衡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创建。
1984年，衡阳市教师进修学院并入衡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1991年，衡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更名为衡阳教育学院。
合并建校
1999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衡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衡阳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并升格为省属普通本科高校——衡阳师范学院。
2001年2月，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与衡阳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新的衡阳师范学院。
2006年，学校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
2013年，学校成为湖南省首批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即“湖南省2011计划”）立项建设高校。
2015年，学校成功入选2015-2020年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第一批合作院校，成为全国“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单位。
2018年3月，入选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院系专业
截至2022年4月，学校设有19个学院，开设51个本科专业。
专业设置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编辑出版学、汉语国际教育（师范）、汉语言文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翻译、商务英语、英语（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师范）、电子信息工程。
衡阳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生物学、应用化学、化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环境学院：环境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师范）、应用心理学（师范）、学前教育（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衡阳师范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历史学（师范）、法学。
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
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视觉设计、绘画、美术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师范）、音乐学（师范）。
衡阳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运动训练、体育教育（师范）。
截至2020年6月，衡阳师范学院有省级重点建设学科6个，校级重点建设学科15个，拥有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人文地理学、光学、运筹学与控制论、中国古代文学、材料物理与化学、区域经济学。
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科：应用经济学、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术型）。
地理学（0705）：人文地理学（070501）、自然地理学（070502）、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070502）。
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型）
教育硕士（0451）：教育管理（045101）、学科教学-语文（045103）、学科教学-数学（045104）、学科教学-地理（045110）、心理健康教育（045116）。
电子信息硕士（0854）：光电信息技术及应用（085401）、检测技术及自动化（085402）、嵌入式计算与信息安全（085403）。
材料与化工硕士（0856）：功能金属有机材料（085601）、环境分析技术与环境保护材料（085602）、功能有机分子合成与应用（085603）。
师资力量
截至2021年9月，现有在职教职工1295人，其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30多人（二级教授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260多人，另有在读博士60多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900多人。有2个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2个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4个省级教学团队。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省“芙蓉学者”讲座教授、省新世纪121人才、省级教学名师、省优秀社科专家、省级学科带头人等共100多人。外聘院士、国内外专家180多人，省海外名师及引智专家20人。
省级教学团队：光电课程组教学团队、地理科学专业教学团队、有机化学教学团队、美术学。
教学建设
截至2017年3月，拥有1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衡阳分中心、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和6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有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应用基础研究基地、2个院士专家工作站、1个省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3个省级社科研究基地、2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2个省级基础课示范实验室、2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个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3个省级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2个省级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另有12门省级精品课程、9个省级优秀实习基地、4个省级优秀教研室。校级精品课程20门。2013年，在湖南省第十届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衡阳师范学院刘沛林、申秀英、田亚平、邓运员、钟顺清等人的教学研究课题——《基于通识教育的大学生“环境教育”立体式教育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获一等奖。
国家级特色专业：物理学。
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地理科学。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地理科学、英语。
省级特色专业：化学、汉语言文学、美术学、新闻学、地理科学。
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地理科学、美术学、电子信息工程、旅游管理。
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经济学、运动训练、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计算科学与技术、美术学等。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衡阳师范学院—广州翡翠皇冠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
省级基础课示范实验室：基础物理实验室、基础化学实验室。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新闻与传播实验教学中心、音乐艺术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数学应用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化学化工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文化遗产与地理信息技术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交流合作
衡阳师范学院实施“一师范专业对接一省级示范中学、一非师范专业对接一国内一流企业”合作发展战略。截至2016年3月，该校已与中国国内地市州教育局、名优特中学及深圳软件园、东莞工贸发展促进会等300多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
学校荣誉
2021年3月25日，被湖南省文明委授予“2020届湖南省文明标兵校园”称号。
科研平台
截至2016年3月，衡阳师范学院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应用基础研究基地1个，省级社科研究基地3个，校级研究所12个，校级研究中心4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聚落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省级工程实验室：传统聚落数字化保护技术湖南省工程实验室。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功能金属有机材料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省级应用基础研究基地：湖南省光电信息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基地。
省级社科研究基地：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湖南省环境教育研究中心。
校级研究所：生物药物研究所、嵌入式计算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所、信息与控制研究所、几何函数理论研究所、体育赛事策划与管理研究所、美术教育研究所、湖南地方音乐研究所、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湘南地区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所、历史文化研究所、湖湘文化研究所。
校级研究中心：环境监测与评价研究中心、统计与建模研究中心、国民体质监测与体适能研究中心、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中心。
学术成果
根据2017年3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50多个省、市级科研机构。近年来，学校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近6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73项；主持省级以上教改项目9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3600多篇；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190多部；获各级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90多项；获发明专利79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积极推进产学研用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被评为第三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教育部两届“优秀特色科技期刊”。
馆藏资源
截至2019年12月底，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纸本图书205万余册，其中包括极具研究和收藏价值的古籍及完整的地方志文献3万余册、中外文报刊合订本13万余册。中外文数据库55个（含共享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数据库26个），有CNKI、EBSCO、Springer、维普期刊等综合性数据库。
学术期刊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衡阳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该刊社会科学版常设栏目有哲学研究、船山研究、政治与法律研究、经济学研究、语言文学研究、史学研究、新闻学研究等；自然科学版开设有数学、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环境教育专栏等栏目。该刊已加入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为《中国数学文摘》、《中国物理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电子科技文摘》、《中国地理与资源文摘》等刊物的期刊源。2009年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012年被评为“第五届湖南省双十佳期刊”，2013年9月，获评为“湖南省资助优秀理论期刊”。
文化传统
形象标识
校训
厚德、博学、砺志、笃行
“厚德”，语出《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有推崇、重视之意。“厚德”，即崇尚人的品德，重视人的品德教育。体现了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理念，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的教育原则，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博学”，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多，丰富：取得，换得。“博学”就是学识渊博，学问丰富。体现了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把教育教学质量视为学院的生命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广博的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砺志”，语出清李渔《慎銮交·久要》：“待我砺志青云，立身廊庙，做些显亲扬名的大事出来。”砺：磨砺，磨练。志：意志，志向，理想。“砺志”即磨练意志，追求远大志向和理想。既表现了该院重视学生意志力等各种素质的培养，也体现该院师生员工为实现学院的宏伟目标意志坚定、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笃行”，语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有坚定之意。“行”即行动，实践。“笃行”即坚定地付诸行动，使目标得以实现。体现了该院广大师生员工求真务实，把自己远大的理想、志向变成坚实的实际行动。
校徽
衡阳师范学院校徽由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邓政老师于1999年设计，后经集体修改完成。标志的基本外形为大雁与烛火的抽象变形。衡阳又称雁城，大雁体现了衡阳的地域特色，烛火体现了师范学院的办学特色。
此外，标志还采用了衡阳师范学院的拼音简写，“HYSY”与大雁、烛火的图像进行融合，以加深标志的可识度。同时，飞翔的大雁体现了衡阳师院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燃烧的烛火，闪耀着红色的光芒，体现了衡阳师院的热情与活力。
《衡阳师范学院校歌》歌词为集体创作，由李刚教授谱曲，2002年7月修改完成。歌曲为进行曲风格。全曲音乐分为两个部分。在激昂的前奏之后，第一部分热情而舒展，八度等大跳音程的运用，表现了南岳的雄伟和该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第二部分坚定有力的附点及切分节奏的运用讴歌了“校训”的精神，表现了师生面向美好未来的坚强决心。
社团文化
根据2016年5月团委官网显示，衡阳师范学院有演讲与口才协会、国学社、法律协会、学生新闻社、创业联盟、心智记忆协会、心理健康协会、环保协、结艺社、日语协会、疯狂美语俱乐部、“彩虹之梦”朗诵协、粤语协会王船山研究学会、山石诗社、英语协会、青鸟志愿者协会、朗诵协会、天空话剧社、新动漫研究协会、大学生国际标准舞联盟、SDU街舞联盟、美术之翼、嵌入式俱乐部、天之舞联盟、大学生营养健康协会、风云时政交友社团、电子竞技协会、淘宝社、武术协会、篮球协会、篮球协会风采、长风书法协会、自行车协会、漂移板“花开无声”手语协会、SDS话剧社等社团协会。
1.红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主持)湖南省软科学 20072.红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主持)湘潭大学国家社科预研项目 2007-20083.红色之旅的文化价值及深度开发研究（主持）省社科规划办 20044.湖南旅游精品战略发展研究（主持）省社科规划办20035.湖南旅游名牌战略研究（主持）省社科联 20016.县域旅游文化开发研究（主持）省社科联 20027.湖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主持）省社科规划办 20008.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主持人之一）省旅游局项目 20059.湘潭市乌石—白石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评价（主持人之一）省科技厅项目 2000-200110.怀化市2001-2010年旅游业发展规划（主持人之一）怀化市人民政府横向课题 200111.韶山市2001-2010年旅游业发展规划（参与,经费8万）韶山市政府横向课题 200112.湖南旅游创新战略研究（参与，经费万）省教育厅课题 200013.旅游资源开发最佳模式研究（参与）省社科规划办 200114.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教学模式重构研究（参与，经费万）湘潭大学 200415.湖南湄江旅游区旅游发展规划与策划（参与，经费38万）涟源市政府200616.湘乡市2005－2015年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参与,经费万）湘乡市政府200517.湘潭县2005－2015年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参与,经费12万）湘潭县政府200518.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改革研究（参与）湘潭大学 200219.湖南历代伟人名人故里旅游开发问题研究（参与）省社科规划办200420.湖南旅游文化产业研究（参与）省政协课题200121.革命纪念地旅游规划与开发——以韶山为例（参与）省软科学项目 200222.张家界区域核心能力培育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参与）省科技厅重点项目 200323.湖南省旅游资源最佳模式研究（主持）湖南省教委课题 1997-200024.县级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主持）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1998-200025.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氏宗祠维修修缮方案（主持） 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课题 1998-200126.湖南旅游扶贫研究——洞口县旅游系列开发（主持） 湖南省旅游局课题27、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主持人之一）省旅游局项目 2007年通过省级鉴定28、新田县旅游旅游总体规划（参与），2007年通过省级鉴定29、洞口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主持），2009年30、国家红办重点委托项目《发展红色旅游，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2010. [1]《湖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合著(1)，湖南地图出版社，2000[2]《导游学研究》，独著，湖南地图出版社，2000[3]《导游基础》，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4]《导游理论与实践》，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5]《湖南红色旅游导游词精选》，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6]《湖南旅游大观》，参编，湖南地图出版社，1998[7]《旅游饭店前厅管理纲要》，主编，湘潭大学教材中心，1996[8]《决策科学辞典》，参著，人民出版社，1995[9]《名臣家训》，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10]《绝妙判牍》，合著，海南出版社，1993[11]《名儒家训》，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12]《红色旅游研究》，副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3]《名儒名臣家训》，参编，重庆出版社2008年[14]《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参编），李文华院士主编，，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丛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15]《党的基本知识教程》，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16]《湘潭大学校史》，副主编，2008年湘潭大学出版社[17]《湖湘文化大辞典》，参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 Analysis o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Chinese World Legacy Gr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Natural Heritage, 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VERLAG MICHAEL LASSLEBEN KAL LMü NZ/REGENSBURG),2005[2]《发展乡村旅游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旅游学刊 （CSSCI）[3]《旅游教育工作者的新视点》 旅游学刊 [4]《换房旅游开发探析》 经济地理 （CSSCI）[5]《我国城市化与休闲游憩业发展的互动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CSSCI）[6]《论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贵州民族研究 （CSSCI）[7]《我国古村落保护与古村落城镇化探析》生态经济（学术版）（CSSCI）[8]《基于景观设计学视角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经济（学术版）（CSSCI）[9]《多元法律背景下的苏丹冲突法》，《河北法学》2007年第12期（CSSCI）[10]《南非：毒品犯罪的危害及防治》，《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CSSCI）[11]《乡村红色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现状及其原因分析》，《开发研究》2008年第4期（CSSCI）[12]《新农村建设中红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地理》2008年第6期（CSSCI）[13]《监狱旅游开发初探》，《人文地理》，2007年第6期（CSSCI）[14]《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摘目[15]《中国区域旅游协作系统研究》 开发研究 （CSSCI） 第三作者[16]《库区移民安置的新思路》生态经济 （CSSCI） 第三作者[17]《试论县域历史街区的特色及开发》 湖南社会科学 [18]《红色旅游资源的法律保护问题》 湖南社会科学 [19]《湖南旅游精品线路探析》 湘潭大学学报 [20]《壶瓶山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21]《红色旅游具有文化教育功能》 中国旅游报 [22]《请听旅游专家的建议——南岳衡山历史街区的保护》 中国旅游报 [23]《区域民族旅游开发研究有创新》 中国旅游报 [24]《红色旅游的三大功能》 学习导报 [25]《旅游业与县域经济发展》 学习导报 [26]《井冈山与井冈山精神》 学习导报 [27]《毛泽东与旅游》 毛泽东与湘籍革命家研究[28]《中国旅游品牌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旅游通讯 [29]《古村落城镇化的必要性》 中国旅游报 [30]《换房旅游产品及其开发》 旅游论坛 [31]《论南岳衡山人文旅游文化资源及深度开发》 湘潭大学学报 [32]《论邓小平的旅游开发思想》 湘潭大学学报 [33]《论旅游消费教育》 消费经济 [34]《会员制营销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旅游报 [35]《如何开发特种旅游产品》 中国旅游报 [36]《莽山旅游发展的七点建议》 中国旅游报 [37]《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有深度》 光明日报 [38]《佛教与南岳衡山地名》 地名知识 [39]《论邓小平的旅游开发思想》 湘潭大学学报 [40]《旅游教育工作者的新试点》 旅游学刊 [41]《天象观测旅游开发探析》 旅游导报 [42]《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导游教学中》 旅游理论实践 [43]《井冈山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44]《城市农民工休闲问题探讨》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45]《城市群居民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46]《乡规民约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湘潭大学学报，新华文摘2010年第五期摘要。[47]《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的经济学分析》，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七期。
在古代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人们便把一些自然界的现象说成是由神的力量在主使着，比如太阳、月亮、星星的升起和落下，风雨、雷电的出现，山川的形状，地震，海啸等，都被说成是神的力量，人们在神的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是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对天文的观察和研究，到东汉时期已经很有成就。在东汉后期，人们对天地的看法已经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叫盖天说，一种叫宣夜说，一种叫浑天说。
盖天说形成比较早，这种观点把天说成一个大型的盖笠，把地说成一个翻盖过来的盘子，认为天和地都是中间高四面低。或者说天是圆的盖子，地是像棋盘一样方的，天不断转动，方向是向左的，而太阳、月亮向右行，随着天的转动升起或落下。这种说法，到东汉时已经不怎么能吸引人了。
宣夜说认为天是又高又远、无穷无尽的，天的这种青色实际上是太高太远而造成的，并不是实在的东西，日月星辰等只是悬挂在空中行走。这种说法比较接近科学了，但限于当时的科学观察手段，人们也不愿接受它。
浑天说在当时比较受到大家的欢迎，浑天说认为：天像一个鸡蛋，地就像鸡蛋中间的蛋黄，处在天的中间，天大而地小，天的里外都有水，天地都乘着空气在运行。
大科学家张衡就是主张浑天说的，张衡还根据这个理论制造了一个测量天文的仪器，名叫“浑天仪”。这个浑天仪是利用水的力量来旋转的，在这个浑天仪上，日月星辰的升起和落下都看得很清楚。
张衡在科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如何测量地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长期观察日、月运行的过程中，他逐步掌握了许多大自然的科学规律，认识到地动完全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和人事没有关系，而且是可以预测的。张衡认为，地震是地底下的一种力量在运动，肯定会有一些迹象可以观察，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制造出了测报地震的仪器，叫“地动仪”。
地动仪
这种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有点儿像个坛子，四面均匀地铸着八条小龙，每条龙的嘴里有一颗小珠子，龙嘴下面各有一个张着嘴巴的蛤蟆。地动仪的内部有一个机关，和龙嘴相连接，当某一个方向有地心力传过来时，引动地动仪的内部机关，牵动龙嘴张开，珠子便落到了蛤蟆的嘴里，这就说明这个方向的地区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地震，这时就应该及时发出地震的警报。
在当时的社会里，从王公大臣到一般老百姓，都把地震看成一种神秘的现象，认为是不吉利的象征，他们对张衡的说法，都不大相信。
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条龙嘴里的珠子掉了下来，发出“当”的一声脆响，张衡报告说西边发生了大地震。张衡的报告传出后，大家都没什么地动的感觉，都认为张衡是在人，有些与他关系不好的人乘机说他是在故意造谣生事。可是过了几天，西部果然传来报告说，在离洛阳1000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有的地方连山都被震塌了，经过这一回，人们才相信张衡的地动仪真的管用。
张衡不光是个科学家，他还很会写文章，他写过两篇赋，分别叫《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指长安，东京指洛阳，两篇赋把两京的繁华写得很透彻，并且还把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描写得非常生动。张衡写文章也像他搞科学研究一样，非常严谨，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花了10年的时间才写出来的。据说他的文章写出来以后，两京都非常轰动。
张衡的科学成就是伟大的，而他的文学才能也是非常出色的，像这样的人，却得不到重用。最终他被赶出京城，贬到外地去做河间相，他在任内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使得境内大定。三年后他辞官时，被朝廷征为尚书。到62岁那年，死在尚书任上。
古代中国人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众多的新事物，这些发明分别成为今天许多领域的技术基础。大约公元前2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独轮车。1700年之后，欧洲人为独轮车在行进的方向上添加一个轮子，变成了今天的自行车。大约与此同时，古代中国人先后完成了船舶推进与控制技术方面的两项重大发明，创造了橹和舵。18世纪，蒸汽机诞生之后，桨演变成安装在船体两侧、由蒸汽机带动旋转的桨轮；橹演变成深藏水下的螺旋桨。明轮早已淘汰，螺旋桨成为一切机动船舶的动力来源，后来又成为早年飞机最主要的部件。中国人发明的舵，巧妙地利用不对称水流的侧向推力，使水流自身产生改变船体运动方向的力矩，实现了船舶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分离，为船舶制造与驾驶技术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利用舵控制方向，已经成为今天一切船舶和飞行器的基本工作模式。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78－139），发明了测报远方地震的科学仪器。这项发明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超越感觉器官的局限，用科学仪器获取重要的大地运动信息。继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家埃拉托西尼精确测量地球半径，希帕恰斯推算出月球和地球之间距离之后，张衡发明地动仪，标志着人类在了解地球的艰难历程中又迈出重要的一步。直到公元1880年，英国人米尔恩才发明现代记录地震的仪器。公元189年，中国工匠丁缓发明了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在这种精巧的装置里，无论支架怎样转动，放置其中的物体都永远保持其空间位置不变。这种装置是一件由三个大小不同的金属环依次叠套在一起的组合环，每个环都可绕自身的两个支点自由转动，三个环的旋转轴相互垂直。如果在内环中固定一个小杯，无论组合环怎样旋转滚动，小杯总会保持水平位置。当时，人们用小杯装香料带在身上，香料不会洒出来。后来人们把烧红的炭放在小杯里，带在身上或放在被褥里取暖，无论坐卧俯仰，左右翻身，炭都不会掉出来。三维运动系统惯性平衡机构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在机械制造方面，已经由静力学设计步入动平衡和惯性分析领域。它后来成为制导系统陀螺仪的基础；成为机械传动系统万向节的原型。它们是现代汽车、飞机、火箭、鱼雷、巡航导弹和远洋轮船不可或缺的部件。公元7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从此，这种会冒烟的“药”打破了世界的宁静。公元919年，火药用于制造导火线，点燃油料喷向敌军，可以造成一片火海。公元1044年，北宋丞相曾公亮（999-1078）受仁宗皇帝之命主编《武经总要》，第一次发表了火药的真正配方。当时，这已是实战方：火药被制成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在毒气弹里，火药混合了大量的砷化物，砷化物遇高温分解弥散在空气中，成为人类最早的强力化学武器。公元13世纪，火药随蒙古人西征传到阿拉伯世界，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与西方的机械制造技术结合，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攻陷城堡战胜封建贵族、征服海外殖民地的强大武器。中国人这件阴差阳错的发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二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 【全文理解】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段。记述张衡的学业、品德和文学上的成就。开头两句按历史人物传记的格式，记述张衡的姓名、籍贯与家世。接着介绍其在文学上的造诣。“少善属文”说明他具有先天的禀赋，而“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说明他注重社会实践。也正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如此深厚扎实的基础，并不断自我提高，所以才能“通五经，贯六艺”。在叙述了其“才”后紧接着叙述其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具有谦虚稳重、超尘拔俗的品格，而面对统治者的招罗，作者连用“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表现他的不慕荣利的高洁品德。而《二京赋》进一步证实其文学才能及精研精神。第二部分即文章第2～4段，介绍张衡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重点介绍候风地动仪的结构和功用。第2、3段从整体上概括了张衡在科学上的成就，包括科学发明和理论著作两部分。在介绍其特长时与其职官联系起来，侧面反映了二者互为因果的关系。第四段着重介绍了能代表其成就的候风地动仪。介绍地动仪虽不足二百字，但详尽记述制造时间、质地、大小、形状、内外结构、装饰、功用等，文字精简平实。如介绍构造特点时用“中”“傍”“外”“下”四个方位词为序，便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简要而清楚地写出其构造特点。以“似酒尊”描写其形状非常形象具体，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夸张描写和“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的热烈赞叹着力描写了仪器的准确无误。最后附述了生动有趣的事件验证其功效，使文章于平实中透出情致。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5、6段，介绍张衡在政治上的才干。文章仅选取两件事作为切入点，一是《思玄赋》的由来，表现了张衡心思细密、小心谨慎的形象。一是出任河间相时与奸党斗争一事。“阴知奸党姓名，一时收禽”表现其政治智慧，“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表现其卓然政绩。这样，笔墨寥寥却写出了一位真实可感、形神丰满的廉吏。【品质】品行端正，忧国忧民，作《二京赋》讽谏王侯，整治法度收拿奸党。其“才”高于世，表现在：一是“善属文”，写作著名的《二京赋》；二是“善机巧，作浑天仪，造候风地动仪；三是“善术学”，著有《灵宪》 《算罔论》；四是善政事，为政机智果断，不畏权贵，“称为政理”。 满意请采纳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王星光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代考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三、结语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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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生于湖南衡南县茅洞桥。1981年6月，毕业于衡南六中高38班。1982年春节后，跟随父亲到 ，入读西部职工子弟学校。同年9月，考入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1983年4月，发起成立青海师范大学湟水河文学社，任社长，主编《湟水河》（内部油印季刊）。1983年5月至1986年5月，担任青海师范大学广播站站长，参与编辑《青海师大报》。1986年6月，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分配至青海石油管理局教育处工作。1987年7月，调入《青海石油报》，任新闻记者、副刊编辑。1990年1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青海省分会（1992年转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同年5月，进入青海文学院第五期学习。1991年元月，调入青海冷湖电视台，任总编室主任。1992年10月，调回家乡，先在《衡阳日报》文艺部工作。几个月后，参与创办《衡阳晚报》。1999年4月，在“湖南省首届十佳青年记者”颁奖典礼上，省委副书记文选德赞扬其“我们湖南的‘铁血记者’”。2000年元月，创办《衡阳日报》特刊。2004年4月，创建衡阳尔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6年8月，创建湖南尚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07年10月，聘为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客座教授。2008年3月，聘为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9年11月，牵头成立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年1月，加入中国散文学会。2012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有。求是小康杂志工作人员有含金量。《小康》杂志是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于2004年1月1日创办的中央级大型政经类月刊，获得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含金量高，并且拥有网络视听节目传播资质的媒体平台，是中国政坛主流力量的必读政经杂志。
求是杂志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内设办公室、总编室、求是理论网编辑部、政治编辑部、经济编辑部、文化编辑部、科教编辑部、国际编辑部、评论部、红旗文稿编辑部、发行出版部、人事部、机关党委、纪委；下设红旗出版社、红旗画刊社、小康杂志社、事业服务中心。
求是杂志社原来是事业编调到什么级别是可以转公务员?副科级以上满2年，一般事业编制调行政编制需要事业编制满2年后才能调任，所以需要事业编满2年。
求是杂志社现任社长为李捷。2014年4月30日上午，求是杂志社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求是杂志社社长调整的决定。中央决定，李宝善同志调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捷同志任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立刚宣布中央决定并作重要讲话，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李宝善、李捷同志分别讲话，求是杂志社总编辑陶骅主持并讲话。李捷简历1955年2月生，山东平阴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02月至1983年03月，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历史系学习。1983年03月至1983年09月，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历史系教员。1983年09月至1986年08月，中央党校理论部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08月至1987年04月，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1987年4月起先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研究人员、毛泽东研究组生平小组副小组长、第一编研部毛泽东研究二处副处长、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主任。2004年10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2012年0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2014年04月，任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