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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巢起义”到“白马之祸”，唐王朝的落幕悲歌，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下面就我们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天佑四年，大唐最终一任皇上唐哀帝迫不得已在洛阳传坐落于朱温，存有了290年的大唐皇朝从此亡国。有唐一代有过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多名着名君王，也是有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大中之治等杰出的历史时期，却最后也是逃不过盛衰基本定律，那麼它又是怎样最后一步步迈向衰亡的呢。
大唐亡国的祸患早在大中之治阶段就已种下，尽管唐宣宗强盛时期国势有一定的盼头、老百姓日渐稳定，又占领了沙州等地，发生了唐代最终的小康生活局势，殊不知唐宣宗晚年时期对江准一带的榨取总算造成苦果。
就在大中型十三年唐宣宗刚过世，浙东就暴发了以裘甫为代表的农民战争。尽管此次造反最后被平定县了出来，但一直以来大唐的地方税重地江浙一带经济发展却遭到了重要打压，再加上跟随继位的唐懿宗、唐僖宗都昏聩无能，促使唐代迈向了衰落。
客观事实也正如李克用常说，张浚一点也不知兵，在河东军东出攻击奉诏拜师的赫连铎、李匡威时，张浚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坚决集结，仅仅派了孙揆领着一部分人马前去支援叛变李克用的潞州，结果在刀黄岭一战被河东将军李存孝领着的极少数人马击败。
接着李克用回师攻击晋州，完全击溃禁军主力军。唐昭宗良苦用心征募的禁卫军就是这样毁于一旦，应对迫使而成的李克用，唐昭宗只有免去张浚了事，此后以后中间从此没法战斗力抵抗藩镇，青春年少的唐昭宗总算给自己的不理智投入了成本，而在这时，内部结构的迫使又接踵而来。
唐昭宗本为杨复恭所拥立，但昭宗并不甘心于被杨复恭所操纵，在张浚兵败后二人的分歧也是到了顶点，在之后的争夺中，昭宗取得成功笼络了杨复恭的养子杨守立夺得了禁卫军的决策权，最后赶跑了杨复恭。
尽管临时取的了内部结构抗争的获胜，但昭宗的声望早就在征讨河东的对决中损害消失殆尽，景福二年（893年），李茂贞因与毓文中学重臣的分歧奏疏讽刺昭宗，年少气盛的昭宗不管不顾丞相杜让能的抵制再度发兵征讨李茂贞，结果在兴平一战惨败，只能杀掉杜让能赔罪。
朝中的柔弱也是促长了李茂贞的气势，以后李茂贞再度协同王行瑜、韩建兵逼长安，昭宗迫不得已向李克用求助，最后河东军取得成功击杀王行瑜，就在李克用想一并处理韩建、李茂贞时，昭宗却担忧李克用占有陕西关中而回绝，却不曾想日后自身将毁在这里两个人手里。
伴随着对外开放战斗每次不成功，宫内的宦官们也开始了自已的行为，光化学三年，中尉刘季述启动叛变，将昭宗关入了少阳院，与此同时拥立太子为帝，但是此次行为并没有获得地区藩镇的适用，迅速就被朱温讨平，可是在此次叛变中，李唐诸王几被残杀消失殆尽。
昭宗校准后，丞相崔胤想协同朱温完全清除宦官，这引起了宦官们第二次叛变，宦官韩全诲等人挟持昭宗前去凤翔投奔李茂贞，此后昭宗掉入了李茂贞之手长达三年。
昭宗被劫后，丞相崔胤赶快通告朱温发兵，朱温在以后战胜李茂贞迎昭宗返回长安，殊不知此时此刻的长安早早已破败不堪，朱温便为此为托词驱使昭宗迁都洛阳。离去长安前，朱温一声令下将宦官所有杀掉于内侍省，疑惑中晚唐的宦官问题总算解决了，殊不知昭宗也彻底掉入了朱温的把握当中。而在这时，昔日的强援李克用也被朱温打的节节败退，再没有人有工作能力发兵相帮。
昭宗到达洛阳以后早已完全被朱温所操纵，连身旁的侍者小孩都被朱温所有杀掉换为了自身的人，在朱温之手的昭宗也无法逃得一死，而最后造成其身亡的就是一次宴席。
此次宴席中，昭宗以内殿酒宴朱温等人，但以前被昭宗忽略的韩建却在这时提示朱温酒里很有可能有害，朱温此后对昭宗猜疑渐重，没多久便派人杀掉昭宗，重立辉王李柷为帝，也就是唐哀帝，此刻的唐代早已有名无实了。
昭宗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逃过一死，天佑二年，昭宗诸子被朱温尽杀于九曲池。同一年，又发生了另一大事儿促使唐政府部门荡然无存。迁都洛阳后，朱温与毓文中学重臣触碰多了起来，殊不知因为自身出生卑微，被毓文中学的重臣瞧不起。
此刻朝中一位丞相柳璨因也被别的丞相忽视而找上朱温，规定去除这种重臣，而朱温身旁的谋臣李振也由于屡试不第而厌恶朝中士人，最后诸大臣被杀掉于滑州白马驿，这就是知名的白马之祸，这以后，唐代政府部门的阵营基本上被清扫。
因朱温忙碌与幽洲刘仁恭战斗，大唐王朝才又孑然一身了一年，直到天佑四年，朱温自长芦得胜回归便急不可耐得规定唐哀帝退位为自己。
天佑四年四月，由丞相张文蔚等联名鞋奏疏，请唐哀帝传位于朱温，此后早已具有了290年的大唐皇朝从此荡然无存。唐朝的灭亡是各个方面导致的，其根本原因早在安史之乱时就已种下。
安史之乱遗留下来的宦官乱政和县藩镇军阀割据自始至终干扰着中晚唐的政局，到了唐代的王仙芝、黄巢造反后唐代的统治基础就早已被毁坏消失殆尽，全国各地早已不会再听中间命令，昭宗继位后已经是无能为力，再加上昭宗的青春年少不理智也是将大唐皇朝一步步送入了火堆。唐虽表层亡于哀帝，其实早亡于僖宗，欠缺了统治基础的唐代即使没有朱温，也会亡于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人。
朱温为了打击旧日的高门望族，扫清妨碍他篡唐称帝的朝堂异己势力，所以在滑州白马驿，袭杀唐末高级官员30余人。
“白马之祸”又称“白马驿之祸”，是唐朝藩镇割据时期，梁王朱温诛杀朝臣的一次惨烈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惨祸？
1、“白马之祸”是朱温篡权布局中的一环
“白马之祸”看起来似乎是朱温受到部下撺掇，实施的一场报复行为，实则是朱温为扫除障碍、实现篡唐自立而精心布局的一场阴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唐朝末年，政局动乱，外部，割据政权林立；内部，宦官、皇帝、朝臣争权夺势。宣武节度使朱温，经过连年攻伐，已经打败晋王李克用，成为势力最强的割据藩镇。
随着势力的壮大，朱温已经不满足于割据一方，他的野心逐渐膨胀。
要取得朝廷的控制权，朱温面临着三大障碍：宦权、君权、相权。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朱温必须出人头地掉这三大障碍。为此，精心设计了一场夺权计划，并稳步实施。
“白马之祸”前，朱温已经制造了两次屠杀惨祸，清除法了宦官专权，控制了君权：
一是于公元903年屠杀宦官。唐朝宦官专权严重，除掉了宦官，解决了宦官操纵皇帝、专权朝政的弊端；
二是屠杀皇室，扶立幼帝。派人将唐昭宗杀死，立其13岁的儿子李祚为帝，是为唐哀帝。之后，又借设宴之机将昭宗的九个儿子全部杀害。这样，就把君权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
通过这两次屠杀，朱温离上位之路，就仅剩一个最大的障碍——朝廷旧臣了。
2、士族旧臣是朱温篡权的最后障碍
为什么非要杀掉这些士族旧臣呢？因为这些士族旧臣反对朱温专权。
唐朝“士庶党争”持续了几十年，经过前期朝廷的打压，虽然有所缓解，但积习难改，时而复燃。
朱温农家出身，一向被朝廷中的士族官僚集团所轻视，他身边的亲信将领也多是庶人为主。
虽然朱温得势后，跟着发达，官居高位，但朝廷中的部分旧臣士族，如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都是名门望族出身，历来以“清流”自居，崇尚东汉以来的士大夫气节，将平民庶人出身的官员视为“浊流”，士、庶两派结党自固，互相仇视，争斗不断。
朱温曾向士族出身的宰相裴枢建议，希望手下将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裴枢认为张廷范是“胥吏”，即非科举出身，因此予以拒绝，朱温从此对士族官僚更为怨恨。
3、清除旧臣是朱温拉拢“庶族”集团的需要
朱温势力一步步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身边一群庶族出身的将领、谋士帮助，他也明白，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笼络好这些身边这些庶族功臣。
而这些庶族功臣，却一向被士族旧臣所轻视。打压士族旧臣，既能为自己篡位清除障碍，又能赢得身边庶族功臣的支持，可谓双赢。
朱温的宠臣李振，早年多次参加科举不中，对那些靠科举晋升、自诩清流的朝臣官员非常嫉恨。宰相柳璨虽然出身望族，但出生时家庭已经没落，家境贫困，后才中进士，因为性情狡诈，善于钻营，不到四年就升为宰相，朱温得势后，他又极力巴结朱温及其手下，因此被朝中的士族官僚所轻视。
柳璨和李振看透了朱温的心思，就多次在朱温面前说他们的坏话，鼓动朱温除掉朝廷士族旧臣。
905年，朱温先是奏请唐哀帝将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溥等朝中士族旧臣贬逐离京。其他豪门贵族，或科举及第、在三省任职、声望较高的人，都被认为是轻浮浅薄之人，贬逐一空。“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资治通鉴》）不久，又以朝廷名义下令被贬官员在所在地自尽。
为解心头之恨，李振又进言说：“这些人总觉得自己是德行高尚的清流人士，应该把他们都扔到黄河里，变成浊流。”——“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非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合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资治通鉴》）
当年六月，朱温将裴枢、崔远、独孤损等被贬官员30多人聚集到白马驿，全部杀死，投尸于黄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马驿之祸”。
其后，为打击残余势力，朱温又将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的后代、同党贬逐，以谋反等罪名处死了哀帝生母何太后和曾为他出谋划策的亲信宠臣宰相柳璨及其兄弟、枢密使蒋玄晖、太常卿张廷范等人。
“白马驿之祸”， 彻底清除了朝廷旧臣官僚，终结了唐朝政府难以根除的固疾——“士庶党争”，也标志着朱温篡位路上的障碍全部扫清，李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两年后的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延续近300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一个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拉开了序幕。
白马之祸是朱温假借天子的名义诛杀大臣，目的是要牢牢掌握朝政，使无人敢与之作对，自此之后，唐王朝的残余势力便消失殆尽。
本人学的是生物科学专业，写的综述可以吗？
植物细胞骨架的动态研究
摘要：植物细胞骨架由微管与植物的微丝和中间纤维共同组成，并参与众多的生命活动，如细胞形态建成、细胞器和囊泡运输、染色体迁移、细胞壁构建、细胞分裂与分化、信号转导等；并与其马达蛋白构成细胞内重要的动力系统，参与细胞内各种活动。本文主要从植物的微管骨架和微丝骨架两个方面，综述了植物细胞骨架的动态变化及功能特性。
关键词：植物细胞骨架 动态变化
1植物细胞骨架
细胞骨架(cytoskeleton，CSK)是位于细胞膜内侧面的蛋白质丝纤维网架系统。胞骨架由微管(microtubule)、微丝(mirofilament)和中间纤维(intermediate filament共同构成。微管是长而不分枝、直径在25nm左右的管状纤维。主要由a、p一微管蛋白(tubulin)和少量的微管结合蛋白(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MAP)构成。微管蛋白通过非共价结合形成异二聚体，异二聚体螺旋盘绕形成微管壁。微管结合蛋白是与微管特异结合并影响其结构与功能的一类微管辅助蛋白。它们可提高微管的稳定性，促使微管与其他细胞结构(如质膜、微丝、中间纤维等)交联，在细胞内沿微管转运囊泡和颗粒，通过与微管成核点的作用促进微管聚合。微丝是由肌动蛋白(actin)的亚单位组成的螺旋状结构，有极性。肌动蛋白以两种形态存在，聚合态纤维肌动蛋白(F-actin)及可溶性球状肌动蛋白(G-actin)，两种形态的肌动蛋白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但只有聚合态肌动蛋白才具有生物学作用。中间纤维是一种直径介于微丝与微管之间的纤维状蛋白，在细胞核膜下形成一层坚固的核纤层，在胞质中形成网架结构，连接核膜、质膜及其他细胞骨架。微管蛋白和肌动蛋白在真核细胞中普遍存在，但植物细胞中是否存在类似动物细胞的中间纤维目前还无定论。
2 微管骨架
微管的结构及动态组装特性
微管(microtubule，MT)是真核生物中普遍存在的蛋白纤微结构，1963年最早发现于侧柏和水螅的细胞中，并被命名为微管[1-2]。微管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微管蛋白(tubulin)，包括α-微管蛋白、β-微管蛋白和r-微管蛋白。α-微管蛋白和β-微管蛋白通过非共价键头尾相连形成微管蛋白异二聚体，微管蛋白二聚体线性排列形成直径4~5nm、分子量约为100 kDa的原纤丝。原纤丝通过侧向连接形成微管壁。13条原纤丝平行排列构成中空管状的微管。
微管骨架具有不断解聚和聚合的动态特性，即单根微管在聚合态和解聚态之间随机转换。这一特性使得微管系统可以快速地重组以适应环境和生长发育的需要。动态的微管系统包括4种微管列阵，分别为间期周质微管列阵、早前期微管带、纺锤体、成膜体微管列阵。在植物活体细胞的各周期中，这些微管列阵都是高度动态的。动态微管与微管蛋白之间处于一个不断组装和去组装的转换中，微管的动态特性也称为微管解聚组装模型。目前微管的动态组装特性主要被描述为2种模型：踏车运动和动态不稳定模型。微管的动态和微管列阵的组织通常受微管结合蛋白(MAP)的调控。目前，微管骨架的动态特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微管参与植物细胞的形态建成及胞内物质转运
植物发育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细胞具有不同的细胞形态以适应不同的功能需要。这些细胞的形态建成与多种植物细胞骨架密切相关。微管在确定并保持细胞生长的方向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微管特异性药剂处理植物叶片表皮铺板细胞，破坏微管列阵之后细胞形态出现异常[3]。Thitamadee等筛选出了微管蛋白α-tubulin的突变体left1和left2[4]，突变体植株细胞的微管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生长出的植株的根、下胚轴、叶片等器官均表现为螺旋生长。微管特异性药物处理还可导致各向异性生长的细胞改变原来的极性生长方向[5]。Collings等发现，促进微丝解聚的药物可加剧微管解聚，直接影响微管二聚体的状态，说明在调节细胞向异性生长过程中微管和微丝的动态对话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
在胞内运输和定位中，微管骨架也起着重要作用。参与细胞内物质运输的细胞骨架和马达蛋白质依赖于微管的驱动蛋白和动力蛋白以及微丝的肌球蛋白。通常认为，胞内物质的长途运输沿微管进行，而微丝在短途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微管在许多马达蛋白的辅助下起着胞内物质运输的轨道作用，破坏微管可影响细胞内的物质运输。在真核细胞内，mRNA必须运送到细胞质的特定部位才能进行翻译，RNA蛋白复合体就是沿着微管或微丝的轨道移动的[7,8]。
微管骨架的信号功能
微管参与植物细胞信号传递的功能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微管是植物细胞的重要组分，具有高度保守的动态特性，同时可与细胞中许多因子结合发挥传递运输的作用。当细胞受到内部或外部刺激后，细胞质会发生快速的动态重组，这些变化大多需要微管骨架的介导。周希明等研究发现，在细胞内添加药物破坏微管解聚、聚合的正常动态可显著抑制保卫细胞全细胞内向钾电流，说明微管的正常动态变化具有参与调节保卫细胞质膜上K+通道的活性，从而参与调节气孔运动[9]。
微管响应生物与非生物胁迫的动态变化
植物细胞微管受到外界环境刺激时也始终保持着动态特性，并响应外界生物或非生物胁迫发生相应的动态重排。微管的这种动态转换可参与或协助防卫物质形成天然防御屏障，从而抵抗病原菌的进一步入侵[10,11]。
拟南芥与卵菌纲病害oomycete互作中，菌丝侵染位点可附着在胞下发生细胞质聚集，微丝在侵染位点发生动态重组，呈放射状聚集；微管在侵染位点直接解聚，不形成放射状聚集[12,13]。Yuan等研究发现，拟南芥悬浮细胞在响应大丽轮枝菌毒素胁迫反应中，微管比微丝更快发生动态变化[14]。Wang等研究发现，拟南芥受到盐胁迫时周质微管发生重组，因此认为微管重组是植物耐盐的一种主动防卫机制[15]。
3 微丝骨架
微丝骨架的结构及动态变化
微丝又称肌动蛋白纤维(filamentactin，F-actin)，是细胞骨架的主要成员，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肌动蛋白单体(global actin，G-actin)是构成微丝的基本单位，多个G-actin按照一定方式聚合形成微丝，二者处于聚合和解聚的动态平衡过程中。植物细胞内微丝骨架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在胞质环流、花粉管萌发、气孔运动、物质运输、内吞和外分泌等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微丝骨架解聚和聚合的动态变化是实现这些功能的关键[16]。
在体外，肌动蛋白聚合成微丝的动力学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成核期(nucleation phase)、生长期(growth phase)及平衡期(equilibrium phase)。肌动蛋白在成核期开始聚合，该时期也是整个组装过程的关键时期。起始时，G-actin缓慢聚合形成一个较短的由3~4个亚基组成的寡聚体，以此作为微丝组装的“种子” 或“核心”(nucleus)，进入快速生长期[17]。生长期肌动蛋白聚合成微丝片段时，形如箭头，其一端被称为负端(pointed end)，另一端被称为正端(barded end)。微丝正端的聚合速度明显快于负端，因为微丝的生长延长主要受ATP的调节，一分子G-actin可结合一分子ATP，形成ATP-actin，它对微丝的正端有更高亲和力，使正端生长聚合速度快于负端。ATP-actin聚合到微丝纤维上，成为F-actin后，ATP随后水解为ADP，ADP-actin则容易发生脱落、解聚。最终，整个体系会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即平衡期。此时，G-actin加到微丝上的聚合速率与微丝解聚速率相等，微丝的总长度维持相对稳定[18]。
肌动蛋白的解聚并不是简单的聚合的逆过程，这是因为肌动蛋白不能简单地由ADP-actin结合Pi转变成ATP-actin。取而代之的是，游离的ADP-actin在溶液中将结合的ADP迅速交换成ATP，而这个过程可以由肌动蛋白结合蛋白(actin binding proteins，ABPs) profilin加速其进行(Dos Remedios等2003)。很多ABPs对微丝的聚合和解聚过程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由于微丝的聚合需要在高于一定的G-actin浓度（临界浓度）条件下才能发生，因此，细胞中G-actin的浓度对于微丝骨架也有一定作用[19]。
植物微丝骨架与信号转导
植物微丝骨架与信号转导的研究还不深入，但也有许多实验推断微丝骨架与信号转导有关。1993年Sohesson A和Susanne Widell[20]用生化方法证明了微丝骨架与质膜紧密相连。他们以花椰菜为研究材料，用二相分配法提纯质膜囊泡，用免疫标记鉴定肌动蛋白，研究了膜连细胞骨架。当质膜囊泡内翻外时，肌动蛋白仍与膜紧密相连。用TritonX-100抽提质膜囊泡，产生一些不溶的颗粒沉淀，在不溶物中仍存在肌动蛋白和少量其它蛋白。这些结果说明微丝骨架与质膜共同被提纯，微丝骨架与质膜息息相关。这就暗示着微丝骨架可能参与信号转导过程。
近年来又有研究证明在植物细胞中存在细胞壁(CW)-质膜(PM)-细胞骨架(CTK)的连续体[21]。虽然这一连续体的结构组分与动物细胞有一定差异，但根据进化的保守性，人们认为在植物细胞间及细胞与外界环境的信息交换中它们类似于动物细胞中的ECM-PM-CTK连续体，有着同等的功能，并通过相似的机制起作用。植物细胞可以通过这一连续体成为紧密的线连结构，即细胞质骨架将细胞核、染色体、细胞溶质组分与细胞表面相连接，甚至通过细胞表面和细胞壁网络与相连细胞连接[22]。
动物细胞ECM-PM-CTK连续体中，存在层粘连蛋白(VN)、纤粘连蛋白(FN)。在植物的细胞壁中也发现了与VN、FN及整合素抗体起交叉反应的蛋白。显示植物分子与动物基质粘连分子有同源性的第一证据来自大豆种子一个多肽的研究，它与FN相似，多肽序列中包括Arg-Gly-Asp(RGD)花边序列(motif)。[20]这个短短的氨基酸序列在大部分基质粘连分子中出现，而且被整合素识别。已在西红柿的培养细胞壁中检测到了hVN和hFN免疫相关的蛋白，盐胁迫下类VN、FN蛋白含量更高。许多免疫学和功能研究的证据显示植物与动物系统粘连分子相似。
微丝骨架与细胞质流动的关系
对高等植物萌发花粉管的研究证明，花粉管中原生质的流动是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是花粉管生长的动力[23]。通过电镜观察、重酶解肌球蛋白的标记及肌动蛋白的分离等多方面的测试，发现绿豆、玉米及花椰菜等植物线粒体中确实存在肌动蛋白的微丝结构，揭示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的结合体系可能是线粒体膨胀与收缩运动的分子基础[24]。
4 展望
植物细胞骨架在细胞的生命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细胞生物学与生物物理、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细胞骨架的动态特性研究及微管功能将日益受到关注。微管蛋白与微管结合蛋白是微管骨架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必需组分，与微管的组装、去组装动态特性密切相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植物微管的结构、组织、行为和相关蛋白的生化特性及蛋白或微管的调控等都将有更深的了解。人们对植物微丝的研究还落后于动物微丝的研究，但是对于植物细胞内的这一重要成分的了解已经越来越深刻。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为进一步从分子水平上揭示它的结构与功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很多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流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卵子在管理其中的染色体数量方面表现糟糕。但现在，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帮助这一过程顺利运作的运动蛋白，从而为提高生育治疗的成功率带来了潜在的新方法。
人类通常会继承46条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母一方的精子，一半来自父母另一方的卵细胞。卵子前体细胞即卵细胞，包含每个染色体的两个副本并通过细胞分裂过程失去其中一个。这是由纺锤体装置引导的，纺锤体装置是一种纤维结构，在卵细胞分裂之前会将每个染色体的一个副本拉向纺锤体的两端。
问题是，在人类的这个过程中，错误是常见的。大多数流产是由于成熟的卵子含有过多或过少的染色体造成，而像唐氏综合症这样的情况也可能是由染色体异常引起的。
这项研究的论文通讯作者Melina Schuh表示：“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卵母细胞经常组装出具有不稳定两极的主轴。这种不稳定的主轴在分裂过程中错误地排列了染色体。”
奇怪的是，其他哺乳动物似乎没有这种错误率，因此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它们跟我们人体之间的差异。他们对在稳定纺锤体方面起作用的蛋白质进行了分子清点，并将人类卵母细胞与小鼠、猪和牛的卵母细胞进行了比较。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叫做KIFC1的特殊蛋白质，它在人类卵母细胞中相对缺乏，但在其他被测试的动物中却更为常见。这种运动蛋白在纺锤体纤维之间建立了桥梁从而使它们保持稳定。为了测试这种蛋白的缺乏是否是高染色体错误率背后的原因，研究小组从小鼠和牛的卵母细胞中去除这种蛋白。
研究的论文第一作者Chun So指出：“如果没有这种马达蛋白，大多数小鼠和牛的卵母细胞会像人类卵母细胞一样组装出不稳定的纺锤体并发生更多的染色体分离错误。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KIFC1在确保减数分裂期间染色体的无错误分布方面至关重要。”
接下来，研究人员检查了它是否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的。他们在人类卵母细胞中加入了额外的KIFC1，结果发现主轴变得明显更稳定，发生的错误也更少了。随着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展开，这一发现可能成为提高体外受精或其他生育治疗成功率的一个突破口。
Schuh说道：“因此，将KIFC1引入人类卵母细胞可能是一种减少缺陷卵子的可能方法。这可能有助于使生育治疗更加成功。”
马达蛋白是细胞内物质运输颗粒和囊泡的载体,是一类利用ATP水解所产生的化学能量驱动自身沿微管（Microtubule）或微丝（microfilament）定向运动的蛋白。马达蛋白根据其作用部位分为两类，微管马达蛋白，包括包括驱动蛋白（Kinesin）与动力蛋白（Dynein）两个家族；以及微丝马达蛋白，又称肌球蛋白（myosin）。 微管与微丝在许多细胞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维持细胞的结构，一同形成细胞骨架。它们提供了用于胞内运输平台和参与了多种细胞过程，包括分泌囊泡，细胞器和细胞内的物质的运动。 微管是由α-和β-微管蛋白（Tubulin）二聚体聚合的长的中空圆柱体，其外径约为24纳米，而内直径为约12纳米。微管具有独特的极性，具有生长速度较快解离速度较慢的(+)端和生长速度较慢解离速度较快的(-)端。通过微管运动的马达蛋白分为驱动蛋白（Kinesin）与动力蛋白（Dynein）。驱动蛋白（Kinesin）可以朝着 微管 的+极运动，而动力蛋白（Dynein）则朝着微管的-极运动。马达蛋白既有与微丝或微管结合的马达结构域，又有与膜性细胞器或大分子复合物特异结合的“货物”结构域。驱动蛋白（Kinesin）是一条长80nm的杆状结构，头部一端有两个成球状的马达结构域，另一端是重链(kinesin heavy chain，KHC）和轻链(kinesin light chain，KLC）组成的扇形尾端，中间是重链组成的杆状区。球状的头部具有ATP结合部位和微管结合部位。 动力蛋白（Dynein）有两个球形重链“头部”，这两个重链依靠前部的竿在微管上“行走”。动力蛋白激活蛋白帮助在轻链上加载货物。 微丝是由肌动蛋白（Actin）组成的直径约为7nm的纤维结构。与微管一样，微丝拥有较快组装的一端（+极）以及较慢组装的一端（-极）。依靠微丝运输物质的马达蛋白为肌球蛋白（myosin）。其分子形状如豆芽状，由两条重链和多条轻链构成。两条重链的大部分相互螺旋形地缠绕为杆状，构成豆芽状的杆；重链的剩余部分与轻链一起，构成豆芽的瓣。被激活后，具有活性的、能分解ATP的ATP酶。其头部用于连接纤维状的肌动蛋白，利用ATP水解产生的作用力沿纤维丝向（+）端“行走”（myosinVI为特例，向尖端（-）“行走”）。 马达蛋白在细胞活动中非常重要，而已有研究发现其余多种疾病相关。如驱动蛋白（kinesin）缺乏是引起腓骨肌萎缩症和某些肾脏疾病的原因。动力蛋白（Dynein ）缺乏会导致慢性呼吸道感染，因为纤毛没有动力蛋白就不能正常工作。肌球蛋白（myosin）的许多缺陷与疾病状态和遗传综合症有关。由于肌球蛋白II对于肌肉收缩必不可少，因此肌肉肌球蛋白的缺陷可预测地引起肌肉病变。肌球蛋白在听力过程中是必需的，因为它在立体睫毛的生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肌球蛋白的蛋白质结构缺陷会导致遗传性耳聋和非综合征性耳聋。 单纯的文字介绍会缺少真实感，这里附上一个马达蛋白的介绍视频，生动详细的模拟了其参与物质运输的过程，相信看完以后你会对神奇的细胞内分子活动更感兴趣。 备用：
首先，科举制是一种考试制度，采用招考与投考的方式取人，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察举制则是一种推荐制度，主要由地方州郡长官承担推荐之责，按科目要求定期地或即时地向王朝贡上合乎相应标准的士人。定期的察举如秀才、尤异、孝廉、廉吏等科，在成立之初皆不考试，举至中央后即授与相应官职；不定期的如贤良方正等科，举后须经对策方能授官，但这种对策有“应诏陈政”、“求言于吏民”之意，与科举制的那种对士人才艺的程式化检验考试，尚有很大差异。 其次，科举制以文辞和经术取士，士人之进退一决于程文之等第；考试成绩，是得官与否的关键。而察举制的取人标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德行、经术、吏能、功次、文法等，都可以构成得举之资格。察举制的取人标准，相对来说更为注重人的整体素质，把士人笼统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不像科举制，把某一项具体的知识才能作为录用标准。所以，察举制下，被举者中有大量的孝子、隐士、侠客、贤人、名流等等人物，其所为人称道的人格素质使之成了察举对象；而士人在社会上的个人声望，往往也就对察举实施有了重大影响，这在东汉后期尤为明显。 再次，科举制下入仕和铨选有明确区别。科举制是一种入仕制度，未仕的士子通过礼部主持的各级考试后，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任官资格，此后须参加吏部铨选方能得官。而察举制下，得举者固然有不少布衣平民，但也有大量仕州仕郡的掾吏，甚至还有中央朝廷的官员。察举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甚至还有考课的成分（如尤异一科实际就相当于考课）。这里不把察举称为入仕制度而漫称为选官制度，也是为此。 最后，科举制度下，学校制与考试制是相互配合的。唐代“乡贡”与“生徒”同应省试，使科目与学校初步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后来日趋紧密，并在明清时代最终完成。士子须先入国子监或地方学校为生员，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之后，方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试，即所谓“科目必由学校”。而在察举时代，学校与察举大致为互不相涉的两种仕途。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察举制与科举制，是有重大区别的，但前者最终又演变为后者。这一漫长的变迁过程，有内在的规律在其间支配，同时也联系着更大范围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察举制的不同地位、作用和形态，联系或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在这些表象背后，有一些因素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在那些支配着察举制之变迁的诸多动因之中，本书选定如下三个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它们分别是：一、官僚科层制的理性行政因素；二、官僚帝国政体之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因素；三、构成了王朝官吏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因素。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后，大都归隐山林，吟景咏物的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描山绘景的过程中，诗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格得以升华。 诗人在经历了追逐功名，沉溺狂放的喜与惧之后，以“委运大化”的自然观为人格理想，以耕耘南山为生存方式，铸成了真切、平实搜索这个：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人格精神（上）作者：李建中断 裂 与 重 铸——汉魏之交的人格精神与文学理论 公元2至3世纪的汉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折。此“转折”乃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而所有的这些转折，体现于整体的与个体的“人”身上，便是人格的断裂与重铸。人格，指整体性地呈现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包括外在的气质、风度、容止、行为和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伦理观念以及人生各阶段与人格各层面的心理趋向及冲突。对文学家而言，人格同时呈现于日常生活与文学作品。审美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汉魏之交文学家的人格，有着理想与现实、文本式存在与日常生活式存在的相悖，她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本文采用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等方法，并借鉴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与观念，重新解读汉魏之际的文学与人格，在民族心灵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双重背景下，追寻汉魏之交邺下人格的诗性建构和建安文学的人格魅力。 党 人 玉 碎——党锢之祸导致汉儒人格的断裂 汉代独尊儒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其规范与准的，是儒学关于“人”的一系列的理论，汉儒人格愈来愈成为一种楷模。然而，在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中，孔儒人格模式遭受严重挫折。党人们绝非要反叛或丢弃汉儒人格模式，相反，他们是在执著而顽强地实践这种人格模式时，遭遇了灭顶之灾。汉儒人格玉碎了。东汉党人的舍身取义和曹孟德的唯才是举，从不同的侧面，共同酿成汉儒人格的断裂；而曹操人才思想的重才轻德，刘劭《人物志》的人格类型和何王玄学“圣人”人格精神的自然无为，为新的人格范型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营养。孔儒人格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并非一两句话能够囊括。究其大要，似可概括为“忠君”和“忧道”。《论语·八佾》的“臣事君以忠”，确立了孔儒人格的“忠君”内涵，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人格准则。而这一人格准则，实际上包含了孔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也就是孔子念兹在兹的“道”。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士大夫中并无多少“忠君”“忧道”者；人们见得较多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同上），是“邦无道”（《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要悲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道”而劳苦奔波，他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故石门司门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然而，孔子的“忠君”与“忧道”并非是绝对的或至高无上的，而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在孔子看来，所事之君如果无道，便可以不去“忠”他，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四处传道而四处碰壁，但他没有一条道走到黑，更没有去“杀生以成仁”，而是退而作《春秋》。颜渊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真正的君子，是既能兼济也能独善的。所以，孔子的人格构成以“忠君”“忧道”为内核，既有执著、刚烈的一面，也有中和、柔顺的另一面，后者便是“中庸之道”。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孔子“忠君”“忧道”的人格要义被片面强调以至衍为极端。董仲舒是儒学的权威阐释者，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所以有绝对之权威。在这里，不仅“忠君”被绝对化，而且“忧道”也成为“忠君”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儒人格的“忠君”与“忧道”，体现在汉代士大夫的社会行为中，便是维护朝纲，忠于皇权，为大一统政权而苦心劬劳。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专权，“主荒政缪，国运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君臣失序，国运惟危，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的人格塑造与显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在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殊死抗争中，我们看到孔儒人格的高扬以及高扬之后的断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列举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依次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者”、“能导人追宗者”、“以财救人者”。他们是一群有着孔儒人格自觉的士大夫，在人格形象上堪为时人之楷模。他们的“德行”尤其受人称道，《世说新语·德行篇》，开篇便叙陈仲举。陈仲举为党人“三君”之一，他“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用近十则的篇幅，描述几位东汉党人的“德行”，除了陈蕃，还有李膺（“八俊”之一）、郭林宗（“八顾”之一）、陈仲弓等。党人之反对外戚、宦官，其根本动机，是要维护皇权，要恢复君臣秩序，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一统政权。在“忠君”“忧道”这一点上，党人充分显现出他们人格构成中的孔学内涵。孔子是“吾道一以贯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东汉党人更是自觉地忧道乃至于殉道。李膺坐党事免官在家，乡人劝其逃避，膺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巴肃（“八顾”之一）在遭拘捕时，不仅不逃，而是“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同上）生死关头为道义而献身——党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时人的高度赞赏，“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同上）。尚道尚义，殉道殉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酿为风气。党锢之祸中，党人若遣返乡里，则会如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欢迎；若幽囚狱中，则会有成百上千的人为之上书为之请愿；若惨遭杀戮，则会有更多的士人为之祭奠为之哭泣……早在党锢之前，李固因反对梁冀而暴尸通衢，且不许收葬。李固的弟子郭亮抚尸恸哭，守吏欲加罪于亮，亮慨然以对：“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以死相惧?”（《后汉书·李固传》）党人范滂与母亲诀别，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后汉书·党锢列传》）为了“道”与“义”而死去，是值得骄傲的壮行义举。党人的言行举止，典型地表现出汉儒人格中的忠孝、仁义、从善、嫉恶。以范滂为例，《党锢列传》记他被太尉黄琼征为属员，朝庭令三府掾属会集殿上，议论天下州郡官员的政绩：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他的疾恶如仇，他的检举污吏，是为了“王道”为了国家社稷，表现出“臣”对“君”的忠诚。范滂对朝庭的一片忠诚，并不为朝庭所理解，反遭党锢之祸。范滂被抓进监狱后，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审问他，指责他“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庭，虚构无端”。范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儒家善善恶恶、仁义孝悌，是东汉党人的精神支柱和人格准则，《党锢列传》说范滂委任政事之时，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身陷囹圄之后，范滂更表现出儒者的仁慈和临危不惧、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在狱中，“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范滂终于被杀。《党锢列传》将他的死写得十分的悲壮。为他送行的，是他的老母和幼子。对母亲，他不能再尽孝心，反使“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对儿子，他不能再履训导之责，只能留下遗训：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范滂的这两句遗训，已成为千古名言，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孔孟之后，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熏染哺育，已形成以忠君忧道为要旨，以孝悌仁义为纲纪，以中庸之道为调剂的人格模式。时至东汉末年，党锢祸起，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以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高扬儒家人格理想，舍中庸而尚刚烈，峻激之至，几近断裂。他们对君国对朝庭一片忠心，得到的回报却是羁幽牢受酷刑；他们处处为善，时时行仁，却处处碰壁，时时受挫，他们待人以诚，处事以善，却被流言、诽谤所包围，厄运缠身，命途多舛。党人在与外戚、宦官作殊死抗争时，他们对已成为精神支撑和人生理想的孔儒人格要义，还并无多少怀疑。在孔儒人格的导引下，他们勇敢地前行；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拘捕、禁锢、掠拷、杀戮。一旦走到生命尽头，回首短暂人生，他们便不能不对自己所笃信一生的孔儒人格进行反思。范滂的临终遗言，便是这种反思的最真实也是最生动的记录。恶是不能为的，恶有恶报；那么为善呢?范滂为善一生，落得什么结果?以生命为代价来实践儒家理想人格的范滂，却在临终时显露出“善恶不为”的道家人格倾向。《淮南子·说山训》：“善且由弗为，况不善乎?”[xxx]《淮南子》“旨近《老子》”（高诱《〈淮南子〉叙目》[xxxi]，其“善恶弗为”之论，是将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齐物”人格化，是《庄子》理想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当汉儒人格模式玉碎于党锢之祸时，新的人格范型的道家内涵已经孕育其中了。范晔撰《后汉书》，记范滂与老母幼子诀别而悲叹“则我不为恶”，不禁感慨系之：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应该说，范晔的这番话，颇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东汉党人丰富而痛苦的内心世界。由重道、忧道乃至殉道，最终走向“道之将废”，党人人格走完了她悲壮而凄凉的历程。 曹 公 唯 才——曹操人才观与魏晋人格重铸 东汉党锢之祸，“三君”、“八俊”们以舍身取义的英雄主义，高扬儒家人格精神，舍中庸而尚刚烈，峻激之至，几近断裂。汉儒人格模式在东汉末年的“玉碎”，既是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又是一曲回肠荡气的“凯歌”，它在悲叹儒家理想主义破灭于现实世界的同时，又讴歌孔儒人格在精神领域的胜利。“玉碎”并不等于中止或结束，党人们“舍身”了，但他们所殉之“义”或“道”并未与身俱殒。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断孔儒人格的，是曹操。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孔儒人格要义，实际上是一整套伦理道理规范。东汉党人，大多没有“文学”才能，即便是“政事”之才亦无卓越之处，使其人格得以展示的外显性行为，主要是“清议”，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正是在这种“横议”与“题拂”中，表现出他们的忠孝、仁义之德性，从而使他们的“名声”大震!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他与汉季清议之士、门阀士族，在心理上可以说有某种先天性的隔膜。《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曾叙及曹操年少时如何同自己的叔父和父亲玩弄“权数”。曹操自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魏志·武帝纪》）。曹操所言之“道”，当然与孔儒之道无涉，而是“权数”，是御人之术。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武帝故事》），轻儒学而重刑名，在用人观上，则是重才能而轻德性。曹操对儒家人格的挑战，对魏晋人格的重铸，首先从“轻德性”开始。《魏志·武帝纪》记曹操因惜才而不杀魏种曰：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唯其才”，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建安十二年，曹操灭袁绍，下令封赏功臣：“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翌年，曹操遭赤壁之败，统一天下的雄心严重受挫，更觉事业之艰难，人才之宝贵：“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提出著名的“唯才是举”的口号：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此《求贤令》还举了“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的例子。《论语·宪问》说“齐桓公正而不谲”，而齐桓公闻歌识宁戚，则是上古君王重用贤才的著名例子。曹操在他的乐府诗《秋胡行》其一中，引用了这个典故：正而不谲，辞赋依因。[xxxii]继建安十五年下《求贤令》之后，曹操又两次下令求贤，这便是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三道求贤令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抛弃正统儒家的“德行”标准，确立重才能、轻德性的用人原则及思想倾向。曹操直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魏志·武帝纪》）他公开下令举荐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曹操“唯才是举”，其直接动机，当然是为了他的军国大计；但究其深远，似不仅限于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孟德求贤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xxxiii]此处“安身立命”之说，殊可注意。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学术及周孔道德，乃汉代士大夫言行举止之依据，安身立命之根基。东汉党人敢于同外戚宦官抗争，虽万死而不辞，靠的是精神支撑，是人格力量，是汉代士大夫视为“金科玉律”的忠孝仁义。而孟德求贤，公开宣称“勿拘品行”，“勿废偏短”，公开招慕“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这对于维系汉代士大夫人格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孔儒道德伦理，无异于釜底抽薪。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曹操的人才思想，既是沿袭了数百年的汉儒人格的中断，又是一种新的人格模式的重铸。与孔儒人格针锋相对，曹操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有“才”。孔儒人格也并非不要才，只是“才”须在“德”的统驭之下，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有德者也必定有才，德与才是体与用之关系。孟德之“重才”，则是要将“才”从“德”之中解放出来，赋予完全独立的地位。有才无才，成了孟德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而有德无德，则是无关紧要的。曹操所言之“才”，首先是“治国用兵之术”，是实干之才，但其中也包括了广义上的“文才”。阮瑀是曹操使人焚山才得到的人才，为曲既捷，为文且速，深得曹操赏识。“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魏志·王粲传》裴注引《典略》）曹操不杀陈琳，也是因为他有文才，所谓“爱其才不咎”（《魏志·王粲传》）。仅就文学创作而言，曹操本人也是堪称“大才”的。《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还爱好音乐，裴注又注引《曹瞒传》，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这也就是后来刘勰所说的“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曹操所看重的“才”，似应包括才能、才藻、才情。才能施之于实干，才藻用之于篇章，而才情，则是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独特的个性或性情。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首次标举“清峻”与“通脱”：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xxxiv]“清峻”肇于“刑名”，与儒家“经术”相对；“通脱”则与孔儒之“礼”相悖，既“侈陈哀乐”，又“渐藻玄思”。后来鲁迅论曹操，亦标举“通脱”：“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又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xxxv]鲁迅之论“通脱”，是对刘师培之意的引申与发挥。刘师培还谈到“纵横”，鲁迅则称之为“壮大”。清峻、通脱、纵横、壮大，既可状曹操文章之风格，又可写曹操人格之特性。曹操以“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中断了孔儒人格；又以重才能、才藻和才情的人格理论，以治国用兵和赋诗作文的实践，重建着一种新的人格范型，而这种人格范型的要义便可表述为清峻、通脱、纵横、壮大。曹操之后，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几经变迁，但曹操所奠定的人格基调总是如影相随，比如嵇康、阮籍的清峻，左思、刘琨的壮大，以及东晋玄言诗人和陶渊明的通脱。汉魏之际对魏晋人格重铸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刘劭《人物志》以“才性”为中心的人格类型说和何王玄学的“圣人”人格精神。刘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团中人，其人格理论的思想倾向与曹操大体一致。《人物志》论人格，并不提“忠孝仁义”的孔儒人格要义，而着重讨论人格类型与人格识鉴，讨论各种人格类型在才能与性情方面的特征以及考察、辨析人格的各种方法。《人物志》的人格类型说，从“才”与“性”两个方面立论：论人格之“性”，以“元气”为根柢，以“阴阳刚柔”为体别，以秉气之“偏兼多寡”为依据，细致周详地辨析各种人格类型的性情、气质之特征；论人格之“才”，则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其“十二流业”中专门讨论了三种审美创造之才：文章、儒学与口辩。“才性”之说始于孟子。儒家的人格品鉴虽说是“才性”并举，但看重的是德性而不是才能，所谓“人格形象”，实质上是“道德形象”。汉儒之褒贬屈原，“依经立义”，从“才性”角度塑造屈原的人格（道德）形象。汉魏之际，在党人将孔儒人格之“性”高扬到佼而欲折的程度之后，曹操举起“唯其才”的大旗，向儒家仁孝道德挑战。随后，则是刘劭《人物志》以“才性”为纲要，建构起系统而精致的人格理论。《人物志》的人格类型说和曹操的人才思想，共同赋予“才性论”以新义：一是重才情而轻德性，二是其思想内涵发生从伦理向心理的转型，三是超越实用功利而走向艺术与审美，四是以“气质性格”之“性”和“文章诗赋”之才塑造出新的人格形象。魏晋人格重铸对孔儒人格模式的突破，有一个更为悠久也更为根本的思想来源，这就是道家理想人格。汉魏之交，老庄学说之复兴，道家理想人格之重受青睐，其典型的理论形态，便是何王玄学中的“圣人”人格理想。何晏与曹魏宗室休戚相关，王弼又为何晏所激赏，二人不尊儒术而祖述老庄，其直接动机，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引进“以无为本”的道家思想，以解决汉代经学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精神危机。何王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王戎传》），又认为圣人体无，与道融合，“至美无偏”，“无形无名”（王弼《论语释疑·泰伯》）。这与《庄子》人格理想中“不从事于务”（《齐物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的“圣人”是大体相同的。圣人之体无、至道，其人格特征便是从世俗道德规范和功利事务中超脱出来，返归自然无为的至上之境。何晏说：“自然者，道也。”（《列子·仲尼》张湛注引《无名论》）无为、无名、无偏、无形，便是法自然、任自然。王弼亦主张圣人“顺自然”的处世态度：“圣人达自然之至（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儒道两家皆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名号，而儒家之“圣人”重名教（社会伦理道德规范），道家之“圣人”重自然（达天地之性的人之本然情性）。何王玄学之人格理想的“自然”，成为魏晋人格的根本特征，并在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如竹林人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兰亭人格的消散于自然和南山人格的归尽于自然。从汉魏之交到魏晋之交，再到晋宋之交，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几经变迁，这种源于《庄子》理想人格的自然之性却是一脉相承的。 邺 下 悲 慨——曹操诗之悲慨与邺下人格基调 汉献帝建安年间的邺城，一城而兼数任：邺县县城，魏郡郡治，冀州州治。曹操自建安九年（204）攻占邺城，除了征战在外，始终未离开此地。正如汉建安实际上已是魏建安，汉邺城实际上亦已成了魏都。曹孟德在邺城，数下求贤令，广招人才，战乱中的文人士大夫陆陆续续投奔到了曹氏麾下。大约在建安十四到十六年间（209—211），建安文坛上的一流作家（曹氏父子、建安诸子、女诗人蔡琰等），已在邺下会齐。曹操是邺城之主，也是建安文学之主。曹操的人才思想，成为汉魏之际孔儒人格模式之中断与新的人格范型之孕育的主要原因；曹操对个体生命的诗性关注，曹操诗文中的忧生、忧人与贵生、贵人，曹操诗风的悲慨、苍凉、纵横、壮阔、清峻、通脱，铸成邺下人格的基本色调与美学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既开一代诗风，亦创邺下人格，并为这种新的人格范型奠定了美学的、心理学的基调。邺下文人集团，无论是曹丕将乃父之悲慨淡化为哀婉，还是曹植将亡父之苍凉凝结为忧郁，或者建安诸子的或孤傲（如刘桢）、或沉郁（如王粲）、或舒缓（如徐干）……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邺城之主的诗风与人格的双重投影。读曹氏兄弟以及刘桢、王粲、应玚等人的公宴、赠答诗，对当时邺下文人在西苑的宴聚、游览与吟咏景况，即可知其大略。曹植《赠王粲》：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西游，乃西苑之游；清池，乃西苑中之玄武池。刘渊林《魏都赋》注：“玄武池在邺城西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桃诸果。”邺下文人的西苑之会，或侍操宴，或侍丕宴；公宴诗中，曹植、应玚同有“公子敬爱客”之句，应玚、王粲同有“不醉且不归”之咏。主客相敬，酒酿诗情。钟嵘《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千载之下，读这段文字，仍不难想见建安文人云集邺下，建安文学繁荣于邺城的空前盛况!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建安文人，尽管他们的门第、遭遇、文才、文风因人而异，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识别标记——邺下。这个已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的地名，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标识着一个卓越的文人集团，一种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型。在“邺下人格”形成之前，从后汉“党人群体”的人格建构中，还能明显地感觉到正统孔儒的圣人崇拜，忧患于国事的大群体自觉，以及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行为准则。邺下人格的心理构成中，同样有着“忧患”与“崇拜”。然而，忧患或崇拜的内容，已多半不是大一统的皇室社稷以及为此舍身的壮行义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邺下文人为血泊中的大地和饥民而哭泣。对现实丧乱与民生疾苦的忧患，在他们的生活与艺术行为中，升腾为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对乱世豪杰的咏歌：“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王粲《公宴诗》）邺下文人本来就是曹氏集团中人，他们有着一种小集团的自觉，一种建功立业的自觉。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行为与艺术创造行为中，他们坦露着这种“自觉”。曹植乃建安之杰，文学上力盖诸子，政治上更是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即便是那位从未去过邺城的孔融，也在诗中“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二）。邺下人格的深层建构中，与“慨当以慷”之高亢相伴随的，是“去日苦多”之低徊。邺下人格的英雄主义，早已没有党人那种义无反顾式的执著，没有那种政治色彩浓郁的生命行为。他们有更重的文人气质，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悲歌，还只是缺少个体标记的集体性咏唱；而邺下文人对生命
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关键词：儒家 道家 释家 儒道互补 达观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为之津津乐道。综观苏轼一生文学创作，无不与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状况息息相关。代表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在他谪居黄州期间所作。提起赤壁，不能不想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李白《赤壁歌送别》有“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之句，描写了当时赤壁之战的景况，然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却众说歧异，有黄州、嘉鱼、江夏、汉阳、汉川五说，有人认为苏轼所写黄州赤壁并非三国时周瑜败曹之地，并由此引出“文赤壁”“武赤壁”之说；也有人认为苏轼黄州凭吊抒怀是不错的，周瑜放的冲天大火正在此处。本篇文章，暂且不去管它，但苏轼对赤壁的情有独衷是可以肯定的。苏轼思想丰富博大，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历来研究其思想者可谓多矣。本人在此欲以苏轼的这几篇赤壁诗文来谈谈苏轼思想，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请老师批评指正。一、儒 —— 一生无法割舍的追求苏轼走过的地方很多，为何赤壁能给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究其根由，仍然是与苏轼一生的遭遇、对建功立业的热望、积极入世、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有关。当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时， “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他在《念怒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中艺术性地再现了当年赤壁之战的壮观景象，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响遏行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俱写周郎之事，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英雄周瑜的敬佩之情。当初周瑜少年得志，言谈卓绝，在从容谈笑之间就消灭了强大的敌军。而自己身处逆境，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此诗饱含了苏轼对英雄的怀念和对自己的用世之志无法施展的愤慨与失落。《前赤壁赋》中，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我所思慕的人在哪里呢？在天一方！很明显，这里美人意下指的就是苏轼所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说是神宗皇帝。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事实上却是宛转地泄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就连吹洞箫而和的客所奏的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好似借箫声和歌声向远在天边的“美人”传达自己的思慕之情。《后赤壁赋》苏轼着力描写赤壁之景与自己的行动。文中“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也表现出苏轼的勇气，与居高临下的气势，寄托着苏轼的壮志豪情。苏轼面对月夜山河的苍茫景色，不禁忧从中来，将郁抑之情凝聚于长啸之中，感情由乐转悲。最后，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苏轼的这三篇作品中，儒家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基础，无论作者在最后的情绪、思想是如何转变，都是由于自己壮志难酬，而由此所引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困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自我嘲讽中流露出对自己经历的无限感慨和悲伤。我们不难想象，当苏轼一生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要去发泄、或者说调节，然而，这种追求和理想却是深入骨髓的，自始至终无法改变的，假如有朝一日苏轼会被朝廷重用，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也会即刻复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为自慰、解脱，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无奈和伤感。其实他心中仍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苏轼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却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二、 佛道——致君尧舜不得的尉籍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苏轼思想即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典型，而且苏轼的思想中在儒道外还有佛家思想。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道家和佛家却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八岁时就曾在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怎么办？进即不成，那就退吧。正是这种苦痛，使苏轼的思想“向内转”，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并没有走上“伤感”的道路，关键是有佛老庄禅思想的支撑。在自然、自由的诱惑下，苏轼的一生，寻山、寻僧，在自然山水中徜徉，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的缺憾之外，寻找一种精神的弥补。这时，佛道思想就成了他退的精神依靠。人是需要调节的，此时，佛道就是苏轼的调节。感怀周郎雄姿英发，自己潦倒失意，于是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于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给他郁闷、郁积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感觉自己“冯虚御风，羽化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诗人的心。《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也是很典型的道家思想，苏轼以水月之喻，借助庄子的相对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化的角度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段实际上反映了苏轼的思想，文章中 既有人生短暂若蜉蝣的消极思想，又有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达观思想，这一段也可看出苏轼所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本赋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水月之喻，正是作者以旷达（与客共享清风明月）掩蔽无奈的特定心情写照。 现实中的“水月”是实在的，静谧柔和，历史中的“水月”苍凉凄婉，借此凭吊古人，而最后作者上升到哲理上，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苏轼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休憩。自然山水融入苏轼的生活、兴趣、情感中。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借水月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而悲、由悲而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怀，其情深沉蕴藉。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苏轼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以抒前赋未尽之意。此次登临赤壁，苏轼超尘脱俗、虚无缥缈的思想则在文中更加鲜明、突出。前面一词一赋，始终兼有怀古伤今，感奋激发之情，而在后赋里，作者对当年赤壁之战的宏图奇景只字未提，既没了感奋色彩，也不为周郎的年轻有为而激动，煞似看破红尘。“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赋中句句冬景，字字悠闲，写到最后，竟然有“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之“孤鹤”掠舟而飞；又有道士化鹤，梦中显形之幻觉。写得神乎其神，迷离恍惚，真如羽化登仙之境了。文章之末，有“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渺禅意。《古文观止》比较两赋曰：前赋“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赋“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三、达观——儒道佛融合互补的结果正如许多论者所言，苏轼在赤壁三咏中的确流露了浓重的佛老思想，流露了出世、退隐的意愿。晁补之在《续离骚叙》云：“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无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尤壮瑜而赋之。”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认为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胜读南华一部”。李泽厚先生将此提到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表现了“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表现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但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他清楚地知道，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此“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与他将儒道佛三者融合互补，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达观。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1、对三家的吸收中也有批判首先， 他对儒学是有所批判，有所强调的。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在《韩愈论》中他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在《中庸论》中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又在《诗论》中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苏轼并未完全“无意于世”，他还是有所希冀、有所寄托的，佛老思想只是他应付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困顿生活的武器，解决内心矛盾冲突的方法。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所以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2、儒、道、释的融合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参考资料：
汉朝，随着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而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同时也有征辟制，察举制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入世为官，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大业年间，隋炀帝还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专著：《扩张与交往—区域历史文化简论》（合，排名1），巴蜀书社，1989年6月出版。《川东酉水土家》（合，副主编，排名3），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2月。《凉山─大西南开发的制高点》（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7月。《新世纪的挑战—四川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合，排名1），四川民族出版社，。《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合，排名4），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川藏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及社会文化变迁》（合，排名1），2002年底结项，待出版。《蟹螺藏族——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研究》（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合，排名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李星星论藏彝走廊》（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蟹螺藏族图录辑》（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论文：《攀枝花市盐边县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民族论丛》第七辑，1989年。《图腾演化的逻辑》，《民族论丛》第八辑，1990年。《土家火铺与干栏》，《民族论丛》第十辑，1992年。《论都市的攀枝花模式》，《民族论丛》第十一辑，1993年。《民族地区建立大工业城市的反思》（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三期。《“两线一片”的开放新态势—兼论出海通道对攀西开发的意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闰盐古道》，载《巴蜀文化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土家与客家》，《四川客家研究通讯》第2辑，1999年。《酉阳龙潭镇：一个小城镇的文化遗产》，提交2000年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北京中期会议论文。《急速变迁中的凉山彝族》，提交2000年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西部开发在民族地区面临的挑战》，载《走进西部》，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么些闰盐古道今昔》（合），载《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牦牛文化及“邛笼”新释》，《中华文化论坛》，2002增刊。《黔江地区的河川交通及商品经济的历史》，载入渡部伍、霍威编《四川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技术》，日本东京庆友社，月。《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一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续），《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二期。《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与少数民族》，提交2003年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论文。《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及藏缅语民族先民历史活动假说》，提交2003年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谈发展民俗旅游的理念》，载平武县人民政府等编印《白马藏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论文集》，。《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论藏彝走廊》，载入石硕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土家与客家》（修改本），载《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四川天地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藏彝走廊东部的地理态势与人文特点》，载袁晓文编《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平武县各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6年3月。《藏彝走廊本波文化带概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南方丝路与尔苏藏族先民》，《中华文化论坛》，增刊。《妈妈给的石头：对于藏彝走廊小族群“什巴－觉”崇拜的观察与思考》（讲演记录整理稿），载入王铭铭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藏彝走廊研究的启示》，提交2009昆明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论文，载入袁晓文主编《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上），民族出版社，2010年9月版，《从“都广之野”到“邛都之野”——略论蚕丛及古蜀族群历史变迁》，中华文化论坛，，增刊。《藏彝走廊分区概说与分区讨论》，，（未发表）。《彝族历史运动述略》，.提交2010西昌“彝族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以则尔山为中心的尔苏藏族地方社会》，提交2010“中国地方社会史研究新途径”厦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鲧禹启行为辩》，提交2010汶川“大禹及华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合），待发表于王铭铭编《中国人类学评论》，2010年12月号。《建构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意义》，提交2010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待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末期。讲演稿：《为什么研究藏彝走廊》，在2009西昌“藏彝羌走廊及西部石棺葬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稿。《文化的毁灭性——我的另类文化自觉》，在中央民大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讲座讲演稿，。《什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学术讲座讲演稿，。调研报告：《康定县瓦泽村经济调查》，《民族论丛》第六辑，1988年。《四川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四川藏区的林业问题及政策要求》，同上。《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意见》，同上。《关于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合），内部发表，1991年。《西南山地民族迁移问题—关于高山彝族下迁的建议》，《理论文稿》，1992年第3、4期。《川滇边“纳日”人族称问题的由来与现状》，《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一期。《西昌黄联客家社区调查》，载入《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盐边大村纳恒人考察》，载入杨尚孔、白郎主编《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木洛瓦的命运——一个失落在即的历史空间》，.待发表。民族志：《木里、盐源、巴塘等地纳西族的历史与现状》，《四川民族史志》，1993年第三期。省志民族志《四川土家族》，.省志民族志《四川傈僳族》，.纪念文章：《纪念吾师李绍明先生》，西部广播电视读城杂志，，总第224期。《为中国民族学贡献一生的李绍明老师》，当代史资料，.《纪念李绍明先生》(合作)，Chin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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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论文2500字
导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交通。走路是交通，开车是交通；下面由我为您整理出的交通安全论文3000字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本文从建设交通安全管理文化入手，对创建道路交通安全文化，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交通险情及事故的发生，提高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新思路和新举措。
关键词：
安全论文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使得车辆的人均占有量大幅度增加，车辆数量的增多给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增加了道路交通运输压力，特别是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我国是世界上交通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1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现状分析
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薄弱
驾驶员是道路交通行为的主体，驾驶员的思想观念影响着驾驶员的交通行为，从而影响着交通安全事故的数量。调查显示，由于驾驶员主观因素造成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由于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薄弱，在行使中过于自信，不能小心开车，疏忽大意造成意外伤害，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载等违法交通行为造成的事故发生率占总事故的百分之九十。虽然国家近年来对酒驾、超载等问题严格控制，但还是不能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即使在道路交通状况都良好的情况下，也依然会有交通事故现象发生，这说明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对交通事故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具备安全意识，才能正确引导交通行为。
车辆质量有待提高
车辆质量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也很大，车辆的质量若是不高，即使驾驶员有较高的驾驶技术也难以保证安全行使，车辆质量主要包括车辆制动、转向装置、车轮、喇叭、前后桥、灯光、仪表等部件的质量，车辆故障还有漏水、漏气、漏油等因素，影响着车辆的技术性能，从而影响行车安全。在这些影响车辆质量的因素中，车辆制动、转向装置、轮胎、灯光等是引起交通安全事故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是由这些因素引起的。车辆质量不高还因为我国的汽车维修技术和检测技术有限，不能全面检查车辆存在的问题，国家对车辆的控制也还存在漏洞，有一些应该报废的车还能够上路行驶，给道路交通带来了隐患。
道路承载力有所下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机动车数量直线上升，人均车辆占有量也大大增加，人们为了自身出行方便，纷纷购买私家车。但是我国道路设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车辆数量的增长速度，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承载力也下降，面对越来越多是车辆，道路交通变得拥挤，路面也受到破坏，没有时间整修，人车混行的现象比较常见，缺乏合理的道路交通规划，公路铺装率较低，高级公路在公路总量中占有的份额也较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道路的建设速度和养护质量也不能达到应有的要求。我国道路设计不够合理，很多道路的车道宽度、视距、线形、转弯半径等都不合理，每年因为道路面光滑造成的交通事故比重最大。
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改善
道路交通环境包括交通标志、天气因素、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等。车速的设定通常根据道路的等级和道路沿线的地形地貌决定，但是很多高速公路为了节约建筑成本或者由于工作的疏忽，没有完善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建设，使得对此路段地形不熟悉的驾驶员降低了安全警戒意识，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特点是在阴天下雨下雪的.恶劣天气，没有交通标识会增加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从管理方面来说，交通管理不善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原因，我国关于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交通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人员的水平较低，力度欠缺，对违章驾驶的执法不严，对安全驾驶的宣传力度不够等。
2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解决措施
加强对驾驶员行为的管理
1）应该加强对驾驶员的宣传教育，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定期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对驾驶员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安全驾驶的重要性，从而指导他们的驾驶行为，自觉遵守安全行驶规章制度。
2）应该严格对驾驶员的管理，规范驾驶员培训市场，严格机动车驾照考试制度，对驾驶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只有在驾驶员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能力才能发证，坚决杜绝买证行为。3）重点做好大型营运汽车驾驶员的思想工作。大型营运汽车的驾驶员负责数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交通部门应该重点对这类驾驶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以及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素质。
提高车辆质量以及检修养护水平
提高车辆的质量和检修养护水平需要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来进行，既要完善车辆安全检测制度和车辆维修制度，又要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驾驶员应该重视的车辆的检修和养护，抽出时间定期对车辆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对车辆进行检修能够提高车辆使用寿命，保证行车安全。车辆检修部门应该积极引用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车辆检修技术的科技含量，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提高车辆检修水平，及时发现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保证车辆在安全状态下上路行驶，减少事故发生率。
提高道路承载能力
道路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日益增长的汽车流量和日益下降的道路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国家应该加大对道路交通单位的投资，帮助道路管理部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公路的定期养护工作。国家还应该提高公路建设的质量，加大对高等公路建设的力度，严格施工质量管理的建设标准，杜绝道路建设豆腐渣式工程，同时，应该加强对道路规划建设，改善路网结构，合理进行道路规划，避免人车同行的混乱局面，还给人们一个标准有序的道路行驶环境。
改善道路交通环境
首先，应该完善交通标志、安全设施建设，在需要提醒驾驶人员的位置务必要明确交通标志，交通标志要根据道路的特点进行设置，不能千篇一律，只搞形象工程。改善高速道路的环境，在路边种植一些植被，起到缓解驾驶员疲劳、愉悦驾驶员心情的作用。其次，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落实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针对人们与交通管理部门的矛盾出台相应的对策，完善交通事故管理机制，严格安全《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道路交通管理，加大违章驾驶的处罚力度，交通管理工作人员应该提高职业道德，对违章行为严肃处理，坚持公平公正。
3总结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人为因素和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又包括车辆质量、道路承载力、道路交通环境几方面，虽然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客观因素比较多，但主观因素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交通部门应该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尽量避免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不必要的安全事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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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安关涉到家庭，社会，它更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实作为教师的我们，每天的工作都跟安全息息相关，我们不断地重复着：学习安全、宣讲安全、督促安全的工作。小学生是我们共同关爱的花朵，是社会发展的新希望，也是每个家庭的未来，小学生交通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要从小学生抓起，使学生从小就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达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知识大多在学校里获得，因此，学校必须重视交通安全教育，发挥学校内在的教育因素，渗透交通安全教育。
关键词：
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问题，对策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心中就涌动着无比温馨的感受。平安是每个人的心愿，更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平安，它是一种希望，一种寄托，它蕴含在儿女依依的期待中，在母亲虔诚的祈祷里。孩子，在父母眼里，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在老师眼里，是展翅待飞的雏鹰；孩子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交通安全关乎生命，生命没有彩排。因此,如何做好小学生安全工作,抓好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保障小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确保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以下就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问题谈一下自己的做法。
一、营造氛围感染,树立安全意识
通过组织学生观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宣传片，通过视频中一些场景感染学生，并通过谈观后感提升安全意识。此外，有效利用学校及生活中张贴的交通安全标语、设置的安全橱窗、安全手抄报、等方式,使他们从多方面了解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在处处重视安全的浓郁氛围感染下培养重视交通安全的意识。
二、在课堂中渗透，普及安全知识
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的内容与课堂教学的环节蕴含着不少的交通法规、交通安全教育等资源，教书与育人犹如形与影、光和热、密不可分对交通法规、交通安全教育而言，课堂教学有其特殊的意义，为其它渠道所不能替代。因此，要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如：上好每周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由于我校特殊的地理位置，属于新城区的交通要道，一学期以来我们召开了《关爱生命，安全出行》、《小交警》、《交通安全在心中》等主题队会，让学生认识道路交通标志的内容，增强了学生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此外，在教材延伸中渗透，教材是学生学习的材料，它蕴含着许多作为交通安全教育的内容，供我们挖掘利用，如品社教材中有许多课题含有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教育内容，教师改变了脱离实际单纯灌输的陈旧方法，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形式可采用适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如：课前实地考察、调查和课内讨论、交流、演小品、知识竞赛等，调动积极性强化学生的交通安全意念，又延伸了教材内涵，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三、真抓实练，在活动课中巩固
结合班队活动、课外活动进行有机穿插渗透交通安全教育，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针对四年级有一部分学生对骑自行车发生兴趣，教师利用活动课给学生上了一节情趣盎然的活动课《交通安全教育一一我是小交警》，在活动课上学生亲眼目睹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在马路上发生的车祸，给各家庭造成的痛苦。活动课上同学们模拟交警执勤，模拟发生事故时的急救等，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教育，在实践操作中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能够自豪地说：“灾害不可怕，我们会自救”。
四、形成合力，强化安全行为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言而喻，家庭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为着共同的育人目标，承担着共同的教育责任，家庭教育是“终生教育”的组成部分，具有学校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家庭教育无法企及的功能两者间，既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又可相反相克，互为掣肘因此，如何促进家庭与学校融合，协同作战，统一步调，共同育人，共同面对纷繁复杂的交通维护孩子的安全，确保家庭的幸福?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它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应不断开发利用双休制的实行，给学生休闲的时间多了，我们可因势利导，组织学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用于为社会服务，造福于社会组织。学生开展“向不文明告别”、“规范乘车，行人行为”等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只有学生、教师都树立起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管理网络,才能真正确保小学生的交通安全。
我们在校园中演绎活力，憧憬明天；我们在生活中处处留意，拒绝伤害。让安全的意识常驻我们心间，让安全之花绽放在和谐的校园！
【摘要】
但由于各种因素，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来突出，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逐年上升，并呈高发态势，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与损害。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笔者就此作一简要探讨。
【关键词】
农村;交通;安全
一、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的问题现状
1、农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问题。其一，部分村民为了贪便宜、图省事，见车就坐，能挤就挤，从不考虑安全问题，一旦遭遇车祸才感到后悔。其二，车主见利忘义，开无牌无证车、报废车和禁止载客的车辆载客，明显缺乏交通法规和安全意识。农民在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根本不考虑参与道路交通活动的方式问题，。如：农村公路用作晒谷场、堆放场，公路沿线占道的现象相当普遍。
2、学生交通流产生的问题。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村小集中到乡镇中心办学，给学生交通出行带来状况令人堪忧。这样一来，中、小学校，幼儿上学放学都需由机动车辆接送。但是，部分学生家长为了节省开支，临时雇用部分面的车、二轮摩托车用来接送幼儿。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学生搭乘超载车、货运机动车现象较为普遍。另外，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学生三五成群在公路上追逐玩耍，目中无车，临车横路，搭乘无牌车、超载车、货运机动车。3、部分货运车辆违法载人现象屡禁不绝。偏远乡村二、三轮摩托车违法载客现象依然存在。轮摩托车一般不受路况的限制，驾驶人多为偏远乡村村民，平时忙完农活，挤出时间赚几个零花钱，以补贴家用。而这些“三无”车辆由于车辆技术状况差，驾驶人员素质低，承担风险能力弱，一旦发生事故，赔偿费用很难到位，给事故处理增加了很大难度。4、占道乱堆乱放，违章作业现象难以取缔。违法占道作业隐患多，特别是沿袭多年赶集习惯，一到赶集场日，各个村民画地为牢、占道为市，不仅造成交通堵塞，而且不时酿成交通事故。另外，比如建房占用街道、公路有效路面堆放物料;利用路边门面开办汽车修理业务等，不仅影响了道路交通的畅通和车辆行驶安全，还不时引发交通事故。
二、影响农村交通安全的主要原因
1、农村交通安全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当前，虽然某些行政村已确立了交通安全员，但大都未建立健全农村墟日安全管理、交通事故责任检查、交通安全定期检查督促、交通安全工作例会等各项日常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或即使建立了部分交通安全管理制度，但也未能落到实处，工作流于形式。
2、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经费难以保障。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农村交通安全协管、交通安全宣传等管理经费不到位，交通安全管理各项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3、交通要素不符合交通安全标准。交通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与“人、车、路”等诸多要素有关。一是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差。主要表现为：机动车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差;沿线村民交通法规知识匮乏;安全意识差。交通行为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二是车辆多、流量大、车型杂、车况差。有汽车、农用车、拖拉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各种车型，可谓应有尽有，车型较杂。有不少二手车，还有拼装车、报废车，车况差。另外，农村公路多为四级和等外公路，弯道转弯半径小，线型设计不合理，通车视线不良，桥面窄、坡度大，平面交叉口多，路况差。
三、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对策
道路交通安全涉及“人、车、路、环境”诸多要素，要切实扭转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薄弱、基层脆弱、管控软弱的现状，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改。
1、确立政府主导地位，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大格局。首先，要确立政府主导，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列入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县级人民政府主导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对交通安全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考核;乡（镇）、村组以块为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要落实城乡一体化的交通安全管理经费。乡（镇）主要领导亲自抓乡村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同时，把乡村交通安全工作延伸到行政村，进一步发动农村自治力量，充分发挥农村村级组织的作用，使各项管理措施真正落实到基层。
2、改善路况，完善交通安全设施，提高行车舒适性。农村道路在新建、改建时必须认真落实交通安全基础设施“三同步”原则。认真落实“谁牵头、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完善乡村道路日常养护工作机制，加强乡村道路日常养护，做到责任明确，设施齐全，养护规范，确保路况良好。对农村公路中的急弯、陡坡、视距不良、路侧险要等危险路段进行改造，通过增设防撞护栏，增设标志牌，设置公路线形诱导标志等安全防护设施，提高公路行车的安全性。
3、推进农村客运优先战略，优化车辆结构。实施大客运战略，逐步建立起农村客运车“开得通、留得住、有效益”的有效机制，从而进一步优化农村道路上的车辆结构，建立安全、有序、高效的客运秩序，减少农村交通安全隐患。
4、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的执法管理。公安、交通、农机等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农村道路的无牌无证、农用车、拖拉机载人、人货混装、违法占道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从严查处各类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力整治农村道路的行车秩序。
5、深入农村宣传，增强农民交通安全意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做好农村交通安全工作的治本之策，不断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总之，要保障农村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切实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离不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离不开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交通 安全 教育 是事故预防和违法处罚的重要 措施 ，有助于我国提高交通安全水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交通安全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交通安全 少年警校 体验教育
论文摘要：体验是引导学生通过亲自经历和实践活动获得真实感受的过程。开展“少年警校”体验教育活动，不失为开展交通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培养其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的最佳途径。
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意外伤害已成为青少年儿童的头号杀手，其中车祸等意外伤害已取代过去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成为危害0-14岁未成年人安全的首要原因，而5-14岁的少年儿童的意外死因主要是车祸。面对青少年严重的交通安全问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已刻不容缓。
现代教育理论指出：“学生的思想品德是接受外部影响并经过主体内化过程才形成的。”新课程强调体验性学习，要求学生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而且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说，用手操作，即自己去亲身经历，而且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体验正是引导学生通过亲自经历和实践活动获得真实感受的过程。这就需要品德的教学融入学生的生活，让学生自主进行角色定位，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发展道德。
基于上述认识，开展“少年警校”体验教育活动，不失为开展交通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培养其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的最佳途径。依据体验教育主体性、实践性、社会性原则，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可分以下四步进行：扮演角色—体验感受—化为行动—形成习惯。
一、扮演角色，突出形象性
以往的交通法规的教育，往往局限于书本，教师只注重传授，强求学生对交通知识的记忆。缺乏生活化的设计，缺乏学生参与，往往令学生失去学习的乐趣。而在“少年交通警察学校”里，通过角色扮演，形象性的教育为学生喜闻乐见。
每年开学，我们将进入四年级的队员编入少年警校，让他们身着统一的交警制服，举行隆重的少年警校开学典礼。由交警大队的领导向学员授旗，老学员代表汇报和展示一年来警校学习的成果，新学员在警校教官的带领下宣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誓言。我们还制作了警校的校旗、创作了警校校歌。在阶段性成果展示汇报时，像模像样地举行检阅式、授衔仪式，不断增强角色意识。同时，我们还开辟了交通安全宣传栏，每班 黑板报 增加了交通安全宣传角，校内主要通道上设置了交通标志，营造了宣传、学习 交通 安全知识 的浓厚氛围。
二、体验感受，强化生动性
新课程的理念告诉我们，对于形象思维处于主导地位的少年儿童来说，对他们的教育尤其需要积极的内心体验。积极的内心体验可以使他们获得的思想情感刻骨铭心，可以加速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使他们早日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在小交警学校里，一方面采用“请进来”的 方法 ，邀请警校教官定期到校给上交通安全课，帮助大家系统学习交通知识，掌握交通指挥手势，更主要采取“走出去”的方法，带领大家出校门，走上街头、走进警营，通过三种途径引导儿童体验。
1.实地观察。交警叔叔带领儿童走上街头，认识交通标志、信号、设施，并理解含义。特别是禁行标志、信号，让儿童知道其不可违抗的意义。将课堂搬到马路上，简单枯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可感的实物，很容易就调动了学生积极的内心体验。
2.参观访问。从《马路悲剧图片展》《关爱生命安全出行》录像片中，学生感受到遵守交通法规是何等重要;“一日警营生活”，学生感受到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和“畅通工程”实施的重要意义。在采访中，交警从交通事故中选取与儿童生活实际相接近的典型案例，剖析原因 总结 教训，让儿童深切感受注意交通安全至关重要。
3.调查统计。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的统计知识，对学校附近交通状况进行调查，统计不同时段车流量、人流量的情况，了解事故发生的状况及造成的损失。透过一串串数字，学生不仅感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感受到交通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交通管理的紧迫性、重要性日益突出;还使孩子们从身边活生生的事实中体会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行动之前先心动往往会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化为行动，立足主体性
陶行知先生认为，幼年人不是孤立的，他是环境当中的一个人，学校的教育任务就在于把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学生在课堂上有了正确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还需要通过各种活动加以巩固，深化，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觉将内心感受外化为积极行动是体验感受的最终目的。在警校活动中，我们注意以人为本，将少先队员视为交通活动的主体，通过引导他们参与各种交通管理，培养他们良好的交通行为。
1.配合导护老师值日。校园与川流不息的交通要道相比安全得多，但“准交通”的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快速奔跑的现象不加制止、堵塞要道的情况不予疏导也会发生事故，让队员们轮流参与校园“准交通”的管理，既提高了学校常规管理的成效，对培养儿童良好的交通行为也大有裨益。
2.模拟交警站岗。在上学、放学的时候，值日的队员们身着警服，英姿飒爽，担当小交警，在校门口站岗。在他们的指挥和管理下，校门口交通秩序井然。
3.协助交警在路口值勤。为了实现交通安全教育由校内向社会延伸和拓展，每周利用一节 社会实践 课，小交警们上街，向路人宣传交通法规，协助交警纠正违章;为了使路口的车辆畅通无阻，始终用标准的手势指挥交通，手臂发酸发麻也咬牙坚持;为了让超线的车辆退到停车线后，解释工作做了一遍又一遍……一节社会实践课下来，尽管学生们很累，但看到自己的努力换来了道路的通畅，“小交警”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自主教育、自我管理中，他们实践交通法规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断增强。
四、形成习惯，注重持久性
习惯的形成有赖于行动的坚持不懈。为使少年儿童将交通安全行动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习惯，必须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综合管理。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都应该重视交通安全教育，做到制度严格，责任到人，措施落实，经常检查，让“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的 口号 深入到每个学生和家长的心里，落实到每个学生和家长的行动中。学校给每位队员发放了一张《交通行为联系卡》，要求他们随身携带。教师、交警、导护老师、小交警对他们在学校及道路上交通“违章”行为及时记载，每周检查评比一次。对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队员进行表扬，并与文明队员、三好学生的评选结合起来，使他们在鼓舞和激励中不断进步。我们还将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与此对应三个等级的警衔，定期对警校学员进行自评、互评，以确定各自的警衔，并举行授衔仪式。这种趣味性的评价更促进了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
事实证明，体验是最真实、最感性的一种内心的感受。体验，能内化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意志，从而引发道德行为，使知、情、意、行在品德形成过程中成为和谐的整体，促进学生的发展。由于在少年警校建设中突出体验教育，学生实践交通法规的自觉性普遍增强。我校虽处繁华的大路边，多年来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少年警校获江苏省首批“先进少年军校”称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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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不断建设，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开展高速公路的安全管理研究也日益重要。笔者对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系统进行了研究，重点讨论了影响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的因素，如人、车、路、管理等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对高速公路安全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高速公路;安全管理
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1997年以后，我国进入了高速公路大发展时期。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已建成19000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居世界第二位。随着高速公路的不断建成和投入运营，如何管好、用好高速公路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于是高速公路管理研究应运而生了，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由于缺乏 经验 ，各地将普通公路的交通管理模式照搬到高速公路的管理上，但高速公路的交通模式大大不同于普通公路，速度高、交通量大等因素，使高速公路管理出现很多新问题。自1988年我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交通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伤人数持续上升，仅1994～1999年6年间共发生交通事故46 500起，造成6374人死亡，17117人受伤，经济损失严重。在公路管理上，新加坡有良好的管理经验，使得其交通事故率一直很低。新加坡交通顺畅通达，井然有序，不仅是依靠严格的交通法规，更重要的是依靠科学的交通管理。新加坡的交通安全设施完善，重视驾驶员素质的培养，重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倡导行人优先、直行车优先。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高速公路的特点，建立适应我国高速公路的安全管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意义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多车道、具有中央分隔带、全立体交叉、集中管理、控制出入、多种安全服务设施配套齐全的高标准汽车专用公路。高速公路具有行驶速度高，通行能力大等特点，由于高速公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交通事故大为减少，其事故率只有一般公路的1/3-1/4，但是由于高速公路上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其严重性增大，高速公路事故的死亡率是一般公路的两倍。我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伤人数较多，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高速公路起步不久，驾驶员对高速公路不熟悉、不适应，也和高速公路管理水平落后有关。我国正处于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时期，高速公路发生重大事故，其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都十分严重，所以，研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高速公路安全管理涉及面广，内容很多，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即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普及交通安全的常识和高速公路的使用知识，这是预防交通事故的有效措施;法规建设：使得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交通法规，并在执法中严格要求，使违章、违法人员得到应有的惩罚，从中吸取教训，以免发生更大的事故;车辆建设：对车辆进行注册登记并定期检查，核发牌照及行车执照;驾驶员管理：核发及审验机动车驾驶证;道路及其安全设施的验收与管理：当道路竣工之后对道路进行验收，对安全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制止和处理各种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的行为，以消除安全隐患;维护高速公路安全秩序，包括纠正交通违章，处理交通事故，道路治安管理，交通污染管理。
2?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内容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是一个由人、车、路、管理组成的系统问题，这4个因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任何因素出现问题，都将影响到交通安全。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高速公路上的事故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占95%。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制动性能、转向操纵性能等对交通安全也有很大影响。高速公路本身的构造、安全设施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因素。交通管理，对保障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将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讨论：
①人的因素。由于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路况良好，所以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需采用很多措施，这样导致驾驶员警惕性下降，一旦遇到问题，反应不及时，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驾驶员缺少高速公路行驶经验，缺乏高速公路交通常识，驾驶员长时间疲劳驾驶，以及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法规意识薄弱，例如：无证驾驶、酒后开车、超速行驶、违章超车及违章装载、车辆间距过近等。在雨雾天气及路面结冰或雨后积水时，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此外，乘车人在高速公路上随意上下车以及擅自在高速公路上穿行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 ②车的因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车速高，所以要求车况良好，发动机、轮胎、制动系统都应该在行驶前进行维护和检查。轮胎爆裂是我国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的最普遍原因之一，因此而引起方向失控的情况十分严重，占车辆引起交通事故的19%，其他的原因包括发动机故障、发动机过热、电气故障、燃料用尽等。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要注意规定车速，还要注意应与其他车辆保持一定距离，车速过高或过低都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行车道的占用，还需注意载物的规定，不要超载，不要偏载而造成离心力过大而发生交通事故。
③路的因素。路的因素主要指高速公路的线形设计和道路结构。其中线形设计与交通事故关系较大，如道路的曲率半径过小、直线距离过长、视距过小、纵坡过大，平纵线形不协调等。此外，路面的强度稳定性、平整度和抗滑性也是影响高速公路安全行驶的原因。由于高速公路车速高的特点，路面上的一个小石粒或路面结构小的破损都可能导致大的交通事故，故高速公路的保养也非常重要。
④ 管理的因素。高速公路管理，在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模式，由于“一路两制”即公安部门和交通部门职责不清，使得管理出现问题。此外，管理的硬件设施落后，科学化管理水平低，也是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的因素。高速公路安全管理部门应对高速公路提供有效的管理，为人民提供安全、舒适、通畅、迅捷的行车环境，从而减少交通事故，保证通行安全。
3?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措施
①、应对驾驶员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驾驶员的素质，针对高速公路的行驶特点，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让驾驶员懂得高速公路行驶中的注意事项。对违章的驾驶员进行教育处理，使之从中吸取教训。驾驶员在行驶前应注意制定合理的行车计划，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行驶，对车辆要进行必要的检查，应按要求使用安全带。此外，要加强对全社会的安全法规教育，使人们了解高速公路与一般公路的区别，加强高速公路安全附属设施的管理及维护，从而杜绝乘车人在高速公路上随意上下车及行人穿越高速公路现象的发生。
②保持良好的车况，严禁超速行驶，注意保持车距，严禁超载。对超速、超载的车辆进行必要的处罚，并结合安全教育，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③我国的高速公路设计是以汽车的计算行驶速度来决定线形标准的，但是在高速公路上，许多汽车都是以大于计算行驶速度的速度行驶的，所以，笔者认为公路的设计应以一个大于计算行驶速度的速度为标准来计算各种线形指标，这样做，虽然工程造价提高了，但交通事故却会下降，那么社会效益还是比较好的，而且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这样也适应汽车性能不断提高的要求。此外，在道路设计时，选用合适的线形标准，注意道路的平纵线形配合，道路的路面设计及施工应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且在道路投入运营后，注意养护与维修，在线形不好的事故多发地带要设立醒目的标志提醒驾驶员注意。
④我国现阶段只是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落后的交通管理系统制约了高速公路的使用效果，应研究智能运输系统，将先进的检测、通信、计算机技术综合应用于道路交通运输系统中，使车辆和道路的功能智能化，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改善行车安全、减少行车污染。
笔者针对高速公路安全管理，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如何提高高速公路管理的科学化，协调好人、车、路及管理部门的关系，建立一套符合中国交通实际的管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安全的公路交通，是安全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参考文献
[1]刘志强.道路交通安全研究方法.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0，10(6)
[2]郗恩崇.高速公路管理学.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3]朱中，袁 诚.高速公路安全行车指南.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致使车辆的增多，交通安全伤害正日趋加重。因此，幼儿的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幼儿园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任务，它是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由于幼儿年龄小、好奇心强而又缺乏生活经验，常常会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干一些危险的事情，缺乏安全意识，更谈不上交通安全。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幼儿的安全意识教育，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或减少交通安全事故的发送。
【关键词】幼儿教育;交通安全;实践活动
通过近几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或死亡的案例来看，不满12岁骑自行车、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随意穿行、不遵守信号灯、电动车随意调头、不走非机动车道、学生在马路中间玩耍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是造成伤害的主要方面，而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监管教育不到位，安全教育意识淡薄是造成学生受伤害的另一方面。其次便是机动车驾驶员遇行人横穿马路不停车避让，争抢超速行驶所致。下面就如何提高幼儿园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谈谈几点看法。
一、学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
学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看，学生活泼好动，交通安全意识差，在马路上嬉笑打闹、你追我赶甚至横穿马路等。从客观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学校的地理位置来看，学校多设在道路边上，有的学校设在狭小的胡同，学生上学、放学，接送学生的车辆把窄小的胡同挤得满满的，道路拥挤不堪，有的学生上学、回家要横穿过几条马路，学生的交通安全就成了学校的突出问题。
其次从学校的教育目标看，交通安全在学校的教育目标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再则，发生交通事故经常在校外，对学校影响不大，学校没有直接事故责任，因此，学校对交通安全教育重视远远不够，教师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没有进行系统传授，造成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不全面，交通安全意识不强。
因此，造成学生交通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除机动车驾驶人不遵守交通法规外，学校忽视交通安全，幼儿园学生获得的交通安全知识比较零碎，没有系统化，也是导致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如何对幼儿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在制定教育目标时坚持知识、能力和态度并重的原则，将促进幼儿的认识、情感和行为的发展统一起来。其总目标：一是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走人行横道，不乱穿马路;二是不在公路、铁路、铁路口处玩耍和追逐打闹;三是行驶靠路右边行，不违章骑车等。
许多幼儿都知道交通安全与自己的生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乘车时就不会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不在停着的车辆前玩耍;并认识了常规交通标志图，懂得走路要走人行道，不在公路上乱跑或踢皮球等;在交通安全认识方面有很大的提高，懂得人车分流、各行其道的简单常识;上楼下楼会自觉靠右行;外出参观活动时，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并能初步构建起幼儿园与家庭交通安全教育网络;教师的交通安全法规意识也能得到提高。
三、家园配合，共同提高幼儿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保持与家长沟通，促使家长认同幼儿园的培养要求和教育策略，尽可能地吸引家长共同参与班级的教育。教师和家长应多沟通，相互学习，做到家园合作，使幼儿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真正得到关注和提高。为此，孩子的父母要时常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经常与孩子一起玩亲子游戏，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自由的活动。在平时的日常教学活动中，有目的地渗透一些交通安全常识，提高幼儿自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幼儿自我遵守交通规则意识和能力有了提高后，对幼儿健康、顺利的成长，避免外界的伤害，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交通安全教育体系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是孩子习惯形成的摇篮，儿童主要生活在家庭中，家庭生活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陶行知先生也曾经说过：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因此，幼儿交通安全教育需幼儿园、家庭、社区的有机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幼儿交通安全教育一般是以游戏为主要载体而进行的教育，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教育内容上看，包括交通知识、交通法规、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等;从教育形式来看，需要各种资源的整合，不仅是从幼儿园内获得知识、行为与能力，还需要社会、家庭等方面的积极参与。因此，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必须形成以幼儿园为主、家庭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的教育格局，才能把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五、开展实践活动，认知得到内化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邀请家长、交通警察与幼儿园老师、幼儿共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首先，在幼儿园内布置模拟交通现场，由交警带领指导家长、在模拟现场中演练交通规则。如：从我们的出行该靠哪边走，到过马路怎么走，过红绿灯怎么过，看路上的交通标志代表什么等等，通过模拟现场演练，幼儿和家长对交通规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然后在交警的指挥下，再到实地现场进行正确的行走等，这正是幼儿及家长将交通规则由认知内化为文明素质的过程。另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渗透交通安全教育，将交通安全各种指示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图张贴于幼儿园明显处，便于家长和幼儿一进幼儿园就能看见这些标志。这样日复一日，孩子和家长就将这些标志牢牢记在脑中，对安全出行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从而能避免许多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作为祖国的花朵，幼儿的健康成长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因此，要不断提高幼儿自我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使成人和孩子都能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掌握交通安全常识，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教育的效果不是永恒的，也要受当时的环境和 其它 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幼儿在活动中自我保护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还需要幼儿园、家长、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这项任务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1]王宝坤.浅议如何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J].读写算，2013.
[2]许美花.如何开展幼儿交通安全教育[J].现代教育科学・小学教师，2012
1. 大学生交通安全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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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马路，左右看， 不在路上跑和玩。 看见红灯停一停， 看见绿灯向前行。 幼时交通知识的童谣，我都能倒背如流.因为，我爸爸是交通警察，他时刻不忘教育我遵守交通规则。可也正因为爸爸是交警，我才没有把这些知识放在心上。我曾撒娇让爸爸闯红灯，在马路上打羽毛球、拍皮球…… 稍大一些时，我上了小学，老师也告诉我们：人车各行其道，走路要走人行道，要靠右边，穿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一名好学生，在学校当然听老师话，排路队，走人行道，但离开老师，我仍我行我素，因为我爸爸是交警。 最近闪动的那一霎间的场面，才使我感到交通安全确实十分重要，而且车祸就在我们的身边，生活中随时都会发生。 2003年10月30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早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驾车到椒江游玩，同行的还有几位叔叔，他们另驾一车。当车行驶到椒江一个绿化带转弯口时，叔叔的车由于速度太快，一头插入水中，所庆幸的是：驾车的叔叔反应比较快，就在车子进入水中的一刹那，他打破车窗爬了出来，转身打开车的后门，拉出同伴的叔叔，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一辆豪华车的车头已经面目全非了。望着这一惨象，我不禁毛骨震悚。 爸爸曾告诉我，有些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就一次不遵守交通规则没关系，不会出问题。但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理，才会出现车祸惨象，也使人间少了多少的欢乐和笑声？是呀！我们在交通知识的宣传窗里也曾看见多少家庭由于车祸而惨遭人间悲剧: 2000年，某小学二年级男学生，在横穿四环路时，不慎被汽车撞伤，送医院途中死亡。 2001年，某小学五年级班主任骑摩托车，当行至崔各庄时，被同方猛拐的大卡车撞倒，当场死亡。 2000年中午，某中学16岁学生，市级三好学生，骑车逆行，被一拖拉机撞倒，送医院抢救死亡。 …… 如今，爸爸语重心长的话语和老师的谆谆教导又回响在我的耳边。现在我已经将交通规则牢牢地记在心上：当我们走在繁忙的大街上，我会拉着爸爸妈妈的手，靠街道的右边走；穿过马路时，我们先左右看再走在斑马线上；爸爸每次开车出门时，我都不忘叮嘱爸爸要注意安全。记得有一次，我上学快迟到了。爸爸开车送我上学，可下雨偏逢屋顶漏，车刚到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虽然心急如焚，但我还是不断地提醒着爸爸不能闯红灯。爸爸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夸奖我不愧为交警的女儿。 同学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世界减少悲剧，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平安，让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