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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在报告中提出，共享经济在疫情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压力增大，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增速减缓。虽然共享经济有所放缓，但是共享经济还是保持着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复苏，共享经济增速有很大的回升。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共享行业中来，共享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门槛比较低，风险也小。共享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共享经济对于资源配置有着实际的效率影响。在“互联网+”时代下共享经济实现了市场上各项资源的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这种经济模式较大的调动了各个方面的闲置资源，让消费者以租借的方式用到更物美价廉的闲置资源，促进闲置物品拥有者的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从而使人们拥有更大的日常生活空间，另外也为闲置物品的需求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其不用专门去购买一次或短时间使用的物品，使得物有所值，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共享经济也有其一定的缺点。目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共享经济相关技术还并不成熟，共享经济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导致共享经济易发生行业的新型垄断，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共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积极发挥共享经济对我国传统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要不断地改善共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将完善的共享经济模式应用到传统经济当中。共享童车抓住儿童消费市场发展新机遇，车型炫酷，深受儿童喜爱，主要布局在社区、公园、游乐场、商超等地方，随着三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未来婴幼儿数量会大量增加，共享童车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加广阔。
国外企业共享服务的启示论文
一、日本企业共享服务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9年至2003年,日本企业开始实施共享服务。实施的背景是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陷入严重的不景气,许多企业效益不佳,只能进行变革或重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过于庞大的间接部门成为变革的对象之一。同时,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合并财务报表取代了个别财务报表,日本企业由重视母公司的效益,转向重视集团整体的效益。因此,将集团整体的间接业务统一集中并进行标准化的共享服务备受关注。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实施企业处于摸索阶段,所以关注的是间接部门的成本削减。同时,关于共享服务的定义、目的、组织形式、业务的集中化+改进+标准化等,这些与基本概念相当的内容成为了实施过程中的课题。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今,共享服务作为管理手法,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因此实施企业关注的是共享服务如何更有效率的运营,即共享服务中心如何为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企业探讨的内容和课题如下:(1)从管理手法来看,如何采用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以下简称BPR)、作业成本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以下简称ABM)、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Card,以下简称BSC)、服务等级协议(Service-LevelAgreement,以下简称SLA)等方法进行更好的管理;(2)如何同时满足成本削减和业务品质提高这两个目标,因为业务品质提高的同时成本也相对增加了;(3)SSC组织形式的选择和组织实体的业绩评价;(4)员工的工作动力。
二、从三个特征看日本企业实施共享服务
由于开展共享服务需要设立共享服务中心,并对业务和人员进行变革,以下从业务、组织形式和人员这三个具体方面来看日本企业实施共享服务的现状。
1、业务(1)集中化。日本共享服务的集中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根据园田(2006)和泽田(2006),除了将会计部门的业务进行集中,人事、总务、资金管理、采购、物流等领域的业务也集中到共享服务中心。第二,将大量制定了规则和流程、低附加值、能够标准化的日常业务进行集中。例如,会计分录的录入、应收应付账款管理、员工的薪酬计算等。除此之外,一些企业不仅将日常业务集中于共享服务,也尝试将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决策相关的业务进行集中。第三,日本企业不是一次性将各地分散的业务集中到共享服务中心,而是循序渐进地进行集中。(2)改进和标准化。日本企业积极地采用BPR、ABM等管理方法,同时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业务进行改进和标准化。例如,小松集团在会计核算业务中,通过如下手段进行业务的改善:(1)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即原始单据(例如,收据、发票等)全部被扫描成电子文档,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平台在各事业部(或子公司)和共享服务中心间进行传递和审批;(2)减少凭证的审核程序。即凭证原来需要财务经理、主任、课长的审批,改进后统一由一人进行审核确认;(3)对流程采用平准化处理。即采用“重点确认”,在月末结算的忙碌期间,对于金额较小且不重要的会计凭证,利用信息系统自动审核通过。月末结算完毕后,才由审核人进行事后的确认。此时发现的错误在下一个会计期间里进行修改;(4)取消事业部(或子公司)对原始单据的保存。即原始单据集中寄送到共享服务中心,由共享服务中心进行保管。通过以上改进,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信息统一保存到共享服务中心,也能够防止舞弊的发生。
2、组织形式一般来说,共享服务中心有两种组织形式,即设立为集团总部的一个部门,或是独立的子公司。根据小畑(2004)和泽田(2006),日本多数企业是将共享服务中心设立为子公司,这是因为考虑到如下两个优点:(1)能够明确共享服务中心的组织绩效;(2)能够使员工更加关注成本的削减、业务品质的提高,同时增强对顾客的服务意识。也就是说,首先SSC作为独立的子公司,需要编制利润表等报表,而且由于员工需要根据提供的各项服务制定价格,向各事业部(或子公司)收取对等的金额,因此SSC的绩效比较容易量化评定。其次,由于SSC自负盈亏,因此SSC的员工必须关注如何削减成本、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提高收益。而与此相对,当SSC设立为总部的部门时,员工的危机意识相对较小,关注的只是部门费用是否超过预算编制,无法重视成本的削减和顾客的要求。
3、人员首先,日本企业充分考虑了员工的调动问题和岗位安排。许多实施公司(例如,三菱商社、新日本石油公司等)通过业务流程梳理,按照工作的难易度分配一般员工、派遣公司的员工、临时员工等,将最合适的人才进行分配。同时,将各业务的关键点抽取出来,做成工作手册,这样一来,即使新雇佣的临时员工也能够很快上手。此外,实施企业采用了积极的轮岗制度,将员工在总部和子公司间进行职位的轮换,以便提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并提高工作积极性。其次,日本企业关注员工意识的变革,以便提高服务品质。第一,为了促使员工关注服务的质量,许多共享服务中心与客户签订SLA。通过SLA,客户可以对服务的价格、内容、范围等设定定量的目标,并进行评价。当业务品质较差,或者没有完成时,共享服务中心需要支付一定的金额作为赔偿。例如,日清制粉集团的共享服务中心在发生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时,需要支付给客户相当于服务价格三倍的罚金。第二,为了正确把握顾客的需求或者不满,许多实施企业进行了顾客满意度的调查,并与顾客一起召开改善会议,共同商讨改善方案。然而,实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共享服务中心集中的日常业务相对单调,容易导致员工的工作热情不足,而且不少企业缺少专业水准的人才。对此,实施企业采取多种措施。例如,NTT集团共享服务中心的员工有改进业务流程的权利。又如,不少企业将FASS(Finance&AccountingSkillStandard,即财务和会计技能检定)考试作为技术鉴定的手段。再如,朝日啤酒公司支持员工取得簿记、社会保险劳务士、理财规划师等与业务相关的资格,给予奖励金并进行表彰。
三、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自1999年日本企业开展共享服务至今的十多年间,共享服务在日本不断发展。根据园田(2010),日本企业正迎来第三个阶段,一些企业正在考虑将SSC进行合并,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出现几个集团企业共用一个共享服务中心。可以说,日本企业在共享服务基本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不断地加工和改进,远远未达到巅峰,未来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日本共享服务在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我国企业借鉴。第一,循序渐进,不断挖掘共享服务的经营范围。日本企业的特点在于重视事前计划,追求稳步发展,不急功近利。企业对于共享业务的`集中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通常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在稳步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共享服务的实施范围和影响力,不仅局限于财务共享服务,还拓展到人事、总务、采购、物流等方面。一些企业不仅将日常业务集中于共享服务,也按照自身需求将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决策相关的业务进行集中。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从财务会计领域开展共享服务,这是因为财务会计领域的制度法规相对规范和统一,有利于标准化的实施。此后,其他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日常业务也可以尝试有计划地逐步集中于共享服务中心。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循序渐进,采用部分业务先试点,集中优化达到效果后再扩大。第二,利用电子信息系统、BPR管理方法等,从微小的细节着手,大幅改变传统的业务模式。日本经营中有一个词语“Kaizen”,意指小的、连续的、渐进的改进,用来形容日本企业擅长从微不足道之处日积月累地改善,从而取得革命性的成果。从业务的优化和标准化的例子可以看出,日本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管理相当具体和细致,就连金额较小的会计凭证的审核流程也得到优化。与此相比,我国许多企业的管理还比较粗放,员工改善意识不强。因此,在实施共享服务的过程中,只有将流程不断细分优化,同时培养员工对于业务的改善意识,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共享服务的作用。第三,根据实施目的,采用适合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在现阶段,日本企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业务品质。因此,能够明确组织绩效、改善员工服务意识的子公司组织形式成为了多数日本企业的选择。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将共享服务设立为部门,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变革,有利于保持总部的控制力,同时也没有法律上的限制,而设立为子公司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人事变动,因此企业在选择组织形式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实施的目的,也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第四,将人员管理作为成功建立共享服务中心的关键议题。日本是资源稀缺的国家,因此企业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例如,对共享服务中心的员工进行合理配置、加强培训、培养服务意识等。尽管如此,日本共享服务在人员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虽然共享服务借助信息技术和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法,但是员工管理仍然是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挑战之一,应当得到足够的关注。
一、受疫情的影响，共享经济的发展速度放慢了下来，发展潜力巨大
2021年，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在报告中提出，共享经济在疫情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压力增大，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增速减缓。虽然共享经济有所放缓，但是共享经济还是保持着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复苏，共享经济增速有很大的回升。
二、共享经济细分领域稳定
在市场上细分领域方面，2019年中国在是生活服务、共享办公、共享住宿、交通出行 、生产力等七大领域做出积极的调整。是生活服务占共享经济的，排名第一。
三、共享经济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共享行业中来，共享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门槛比较低，风险也小。共享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
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拓展，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增长。由2017年的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万亿元，同比增长约，增速较上年明显提升。预计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将达亿元。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有关共享单车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很快的，逐渐形成了一个共享社会，到目前为止，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了人们出门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共享单车对于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看来说，确实是良心制作。
在我们那儿，一路下来，没多久就会看到小黄车，可是，没有一辆能用，损坏的不用说，让人心寒的是那些没有损坏的，都是把二维码和编号挂花，让你无法使用，然后，那些人记下自行车的编号，占为己有。天哪！太可怕啊，可怕的不是那些自行车，可怕的是人心啊！这样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而且是这么大的群体，你想想看，每天活在一个处处都是小偷和盗贼的社会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很多外国人评价我们中国人，总会带上一句“素质差”之类的话语。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ofo，摩拜，熊猫之类的共享单车，但是你听说过3Vbike这家共享单车吗？最近它倒闭了。这是进入公众视野中的第二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和首家倒闭的悟空单车5个月的寿命相比，3Vbike共享单车生存时间更短，仅仅只有4个月。为什么会这样？3Vbike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表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大量共享单车被盗。按照他的说法，投入的1000多辆车中，只找回了几十辆，接近80%的单车消失。
我希望这些共享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更希望我们的素质能提高。
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恰巧看到一个关于共享单车模式的评论，我前几天在杭州出差的时候也看到街上有很多共享单车，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网上查了下，共享单车模式就是平台将单车租赁出去或C端用户在平台上共享自己的单车，然后平台按照使用时间或里程计费的一种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出行的需求和痛点，现在主要有摩拜、ofo等单车共享平台。单车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平台自购的单车;二是平台用户共享出来的单车。在这里，我主要想讨论一下共享单车平台的使用场景。
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模式肯定能够解决用户的部分出行需求，但是它会有滴滴、uber这样广泛的使用场景么？思考了一下共享单车模式的使用场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某个固定小地域的出行需求，如旅游景区、校园，ofo就主要是在校园市场，在这些固定的小区域里使用单车往往是最方便和惬意的'，如在校园通过单车能够方便的去上课、去图书馆、去食堂等，而在某些旅游景区的时候，沿着湖的周围骑车也是最惬意、最享受的，在这个场景下，共享单车无疑是解决了用户的出行需求和痛点。
2)上下班，有些用户离公司很近、短时间骑车能够到达，或者用户上班需要中转几次，骑车能够解决中转的烦恼，或者用户出于环保等原因骑车长距离上下班，对于这些用户，共享单车带来了很多便利，用户只管骑车，不用管后面的事情。
3)骑车锻炼，有些用户单纯是出于锻炼的目的骑车，也有可能使用共享单车，但是这种单车深度用户往往会自己买品质好的单车;
以上是我想出来的共享单车的使用场景，能够看出，总体来说，使用场景还是比较单一，不像滴滴、uber，它们基本能够解决用户所有的出行需求。
当用户有长距离通勤需求时，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赶时间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不熟悉路线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自己有车的时候，他们也较少会选择单车;当天气下雨、太热、下雨时，他们也不大可能选择单车;当用户觉得骑单车太累时，他们也不会继续选择单车。
能够看出共享单车是一种使用场景较窄、会消耗用户较多能量的一种模式，当然这对爱锻炼、爱环保的用户当然是好事，不过这些用户对自行车的品质要求一般都较高。
除了使用场景窄外，我还能想到的困难有：自行车被人人为破坏了怎么办？自行车被用户直接偷走了怎么办？自行车解说码被人破解了怎么办？自行车中途坏了怎么办？用户在使用途中发生事故怎么办？没有那么多真实用户怎么办？如果在景区推行，势必会遭到景区租车商户的抵抗甚至破坏，怎样拓展景区市场？
总的来说，共享单车是用户出行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难以跟滴滴、uber等整体出行解决方案平台比较。
要说起现在什么最流行，共享资源可以说是既方便又快捷，要问起人们对于什么共享设备印象最深，那必然就是曾经最火热的共享单车。
街头巷尾的共享单车为人们提供了最直接的便利，人们不再需要每家每户自己买单车，只要软件扫一扫，支付极少的费用便可以骑车出行。
可惜后来共享单车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成千上万的老旧损坏共享单车在废墟中堆得像山一样高，成为了人们都非常苦恼的问题，那么这些共享单车最后都去了哪里呢？
共享单车一度在全国掀起热潮
随着如今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实现了消费自如，最普遍的人们可以看到路上的堵车现象这几年明显增多了。
在过去小汽车还属于是“奢侈品”，而现在已经是“日用品”了，可是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道路堵塞、交通安全等等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现象给不少的上班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于是人们开始倾向于骑单车便利出行，渐渐地便有了共享单车。
其实最早的共享单车是2007年首度从国外引进以来，起初是政府管控下的有桩单车，即使在2010年后有了企业进行生产也没有达到现在的流传度。
共享单车能被人们所熟知还是一直到2014年以后互联网开始普及后，人们仅用手机就可以定位单车并且成功支付和归还，由此也使得共享单车的用户数量急速增长。
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数就超过了1800万，共享单车也开始在学校、商场、公共场所大力投放。
一开始共享单车更多地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中，公交车站、旅游景点门口、地铁站口随处可见各色各式的共享单车，在路上共享单车的比例也渐渐超过了私人单车。
可以说是全民参与到其中来，无论是早晨上学的学生、买菜的阿姨，甚至是锻炼身体的老年人都对共享单车十分热爱，这也就使得共享单车的生产厂家和服务公司越来越多，一一批又一批的共享单车被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上。
但是共享单车这几年似乎在人们生活中渐渐消失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由共享单车带来的问题随之浮现，不仅是牵扯到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由此还引发对人们道德各方面的重新审视。
共享单车引发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
就在企业信心满满要在2017年突破共享单车的5000万使用人数的时候，共享单车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被人们所关注起来。
最先人们在深圳一所公园的出入口发现了众多被破坏了的共享单车，各种颜色的单车零件散落一地，这就让人们开始质疑是人为破坏太严重还是单车本身就存在着质量问题。
这些单车大多也是经过相关部门检验的，可是单车的损坏问题一直都存在着，而且伴随着单车的大量丢失，很多单车企业都难以维持下去。
偶尔人们也会发现有人偷偷地给共享单车上私锁，甚至为了不被辨认出来还换了喷漆整体改造；有的小孩会开玩笑似的故意扎破单车轮胎或者用利器刮伤单车。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于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即使一部分企业花费人力物力去安排人员定点检测单车的损耗，这也只是救得了一时而已。
本来共享单车也算是一项绿色出行、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但是社会公德本就是因为人们素质水平不同而无法统一标准，大家都不去维护的话要坚持下去还是比较困难的。
更严重的是随着共享单车数量的增加，许多对于交通知识不了解的人在马路上随意行走，开始和机动车抢道，不顾及行人的安危，甚至在快速道上行驶引发交通事故。
正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很多的共享单车企业都不堪压力选择破产，还有的不负责任的企业选择直接跑路。
用户一直退不了押金，导致每天都有用户聚在公司门口催促退还押金，给用户带来的经济损失问题有关部门也一直无法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案，就这样拖了几年，双方不信任的危机更加使得共享单车迅速“退烧”。
缅甸感谢中国也使得共享单车重新收获价值
看着那些堆放成山的共享单车，如同一座座建起来的“单车坟场”，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人们都开始担忧这些共享单车的处理问题。
从不同的方面来说如果说都当废品回收了实在有点可惜，但是如果维修再使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于是对于这些曾经大火的共享单车如何处理变成了重中之重。
很多企业最后还是选择了以低廉的价格来出售这些废旧单车，虽然成本要上百元的单车这样被卖掉有点吃亏，但是却为缅甸的孩子们改善了生活。
在缅甸有着超过900万的孩子正在读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他们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孩子都必须徒步走很远的路才可以到达学校，甚至有许多孩子因为距离太远而不得不放弃了继续上学。看到这一个现象后缅甸的一位商人迈克决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迈克首先在中国大批收购废弃了的共享单车，然后进行改装，调整车子的锁变为普通的锁，并且调整座椅的高度适合孩子们日常骑行。
迈克将这些单车都捐献给了家庭条件十分艰难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可以不要放弃读书，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希望，在这么庞大的公益事业下，迈克不惜花费上百万的费用。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迈克的影响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到缅甸的穷困儿童生活中去，这不仅仅是一项公益活动，而是对每个穷困学生播下的希望之种。
在国内得不到善待的共享单车到缅甸竟然有了如此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才算是真正的物有所值，单车也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
对待公物本就应该珍惜爱护，更何况正是这些公共设施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意或者无意地破坏都是不好的行为，看着缅甸孩子们拥有这些单车后露出的笑脸，也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自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合作，在校园、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地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以下是我整理的共享单车引发的思考议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共享单车遭破坏?治安跟进不就得了!没那么简单：其一，破坏公共设施被抓，轻则有行政处罚，重则有刑法介入，但共享单车不是公共设施，所有权明确，没有报案就没有立案，更不可能处罚;其二，运营商可以选择报案，但共享单车价值低，要构成盗窃罪等不够标准，报案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其三，人为破坏的原因极其复杂，单车使用者不一定就是破坏者，“活捉”责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要做到精确打击，规制成本太大了。
如果治理层面都颇感为难，那么寄望于对单车的爱惜使用，则基本上更无可能。虽然行为最后都表现为破坏，但心理诱因可以说千奇百怪：有黑车觉得单车抢生意，也有人就是纯粹看不惯，有的人可能是图个乐，还有人就是拿它撒气。举例说，上海有个人连把三辆摩拜扔进黄浦江，当事人的理由是觉得车里有芯片，不安全;广州有扔车进珠江的例子，理由是喝酒之后图个好玩;还有人想把单车占为己有，竟然在座位上放针……凡此种种，要规制更无从下手。
对此，“素质论”是常用总结，但素质太抽象，没有抓住实质问题。关键在哪里?共享单车的模式问题。虽然名曰“共享”，但它确切来说是租赁经济，特点是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来区分几种情况：1.如果你就是车主，你很难对爱车拳打脚踢;2.假如你坐一辆专车，司机作为车主盯住你，你恐怕难起破坏之心;3.但如果你仅仅在租赁和使用一辆单车，车主完全没有在盯你，你有什么理由要特别爱惜它?可见，共享单车产权和责任分离的状态，导致了很多人对它不怀好意。
既然如此，对症下药就是了，药方就是在研发和设计上多下功夫。摩拜的例子有代表性，要把产品设计成“防止所有意外情况”，二维码特别设计，你就刮不花;轮胎实心，你就无法扎带;极简化设计，你一个零件都拆不下;车子极其笨重，你想拿去卖都搬不走。再说价值性，一代摩拜单车的成本到了6000元，你敢破坏这样的车子够不够立案标准，当然够!上海就有判例，某市民觉得摩拜“高大上”就搬回家，结果被判了三个月。
同样，共享单车还存在违规驾驶和停放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停哪就停哪，想冲红灯就冲红灯，原因太清楚不过——不必为这些行为负责嘛!因此，解决违停和驾驶的问题，也需要针对性施策，大体原则是要把责任明确给租赁人。怎么明确?关键还是在平台这里，通过设计信用分规则、举报机制等，记录租赁人的信用状况，对不守规则的人给予惩戒。如此，抓住单车研发、规则设计这个主体框架，单车破坏率将有效缩减。
由上观之，单车破坏行为至少涉及三个层面：在使用层面上，多数人不够精细化;在治理层面上，具有较大规制成本;在设计层面上，给了破坏者可乘之机。因此，需要三位一体来应对乱象：在使用问题上，把责任明确给使用人，引导使用规范化;在治理问题上，对一些代表性破坏行为报案，以儆效尤;更重要的是在研发和设计上发力，把潜在问题消灭于无形之中。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出现了大批被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几种品牌的数百辆共享单车堆积成两座“小山”，不少单车的车把、车篮等零件散落在周围地上，一片狼藉。
看到这样的新闻，正在享受共享便利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管理问题。只是，该打板子的对象，到底是公共管理还是企业对自身资源的管理?
面对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从事此领域的企业，显然难逃其责。共享单车作为企业自身的资源，是需要善加管理的。纵然是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标榜的企业，其技术与手段也是让管理服务更加完善，否则要在所谓的公共便利中谋求自身的价值与利益，便是一种滑稽的幻想。
但还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企业管理的不善与公共管理的缺位很难完全切割开。就如同当年的流动小贩一般，自从共享单车出现在街头，便遭遇了各种管理的困境。比如车辆被恶意损坏，车身上的二维码被贴上了牛皮癣广告，而此前媒体报道，四川成都城管干脆一次性收缴了数百辆共享单车，理由是“非法占道经营”。
基于便利与有序这一矛盾体，人们借助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来反思公共管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无论是提供共享单车的企业、参与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个人，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面对有助于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共享单车，反思的视野目前尚停留在那辆街头的单车上。企业认为，只要将单车投放到市场，就达到了共享的目的;消费者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有辆单车骑就可以了，至于下一个人如何使用并不重要;政府认为，只要把乱占道的单车收缴起来，就实现了城市管理。
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共享经济吗?我们对共享单车的管理反思，难道不是为了让共享经济有一个良性的土壤环境吗?我们共享的到底是那辆街头的单车，还是一种思维，一种能够根本性重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维，一种企业、个体、政府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思维?
倘若承认我们共享的不只是一辆单车，而是一种社会运转的思维，那么就需要将反思的视野放得再宽阔一些，投放到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信任、规则与秩序。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市场要用主流方式推广良好的出行方式，实现健康运营;社会也要积极参与，诸如以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鼓励自觉维护秩序者。今天为共享单车花些工夫，将来才能让更多共享经济产品顺利落地。
我不知道不清楚，因为没有去过国外，没有了解过那边的东西，所以更不知道它们那边的共享单车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信息中心对共享经济的定义：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目前，共享经济已渗透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医疗、办公和生产能力等多个领域，并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在渗透更多的传统行业和细分领域。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历程分析
从发展实践看，我国的共享经济共经历了从萌芽阶段到起步阶段再至现在的平稳发展阶段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陆续出现Craigslist、Zipcar等共享经济平台，在互联网大潮的影响下，一批海龟回国创业，国内互联网产业开始发展。并逐渐出现一些众包平台，共享经济萌芽发展。进入2019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共享经济领域的直接融资规模也出现明显下降。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大幅下滑
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万亿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增速较2018年的出现大幅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互联网领域投资和市场信心的严重不足、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减，以及共享经济行业的内部调整。增速的大幅下滑，意味着共享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粗放模式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集约模式转型，同时也意味着共享经济将从过去的超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整个共享经济发展将进入新常态。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格局分析
2019年，我国在交通出行、共享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共享医疗、共享办公和生产能力7大领域积极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拓宽共享业务的布局。其中生活服务、生产能力、知识技能等三个领域交易规模居前三，分别为17300亿元、9205亿元和3063亿元，占比分别为、和。
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市场竞争格局——滴滴出行估值遥遥领先
2020年，全球共有486家独角兽企业，在共享经济领域，有33家独角兽公司，其中估值在10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有21家。从地区来看，仅中国一个国家拥有14家，估值总计5580亿元;中国成为共享经济市场主要的参与者。
滴滴出行以3700亿元的估值位列排行榜首位，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余企业，自如以400亿元的估值位列第二，哈啰出行以300亿元的估值位列第三，神州优车和优客工厂并列第四。
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痛点分析
经过近两年一番乱战的洗礼，共享经济正逐渐放慢脚步，迎来多元发展的阶段。共享经济的风口正在趋于平静。共享经济涉及的领域已经囊括餐饮、住宿、物流、金融、出行、上门服务、二手共享平台、医疗、技能等。据国家信息中心初步估算，2019年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约714亿元，同比下降，负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融资额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领域为共享住宿、交通出行和生产能力，分别下降、和。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共享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亟待解决。
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痛点，如共享经济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商业模式不清晰等。
—— 更多数据及分析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全球及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与典型案例分析报告》。
共享经济模式的劳资关系本质探讨——以网约车为例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劳资关系本质探讨——以网约车为例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共享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营模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重塑了劳资关系的从属性，存在"权力效应"。本文以网约车平台为分析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分析发现，共享经济不仅没有改变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反而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使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过程更加碎片化，导致劳动更依附于资本，受到资本的影响越来越深。
关键词： 共享经济；劳资关系；网约车平台；剥削深化；
一、共享经济的实质
平台经济或者叫共享经济，这里的"平台"或者"共享"是基于私有制、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并不像字面所表达的平等的，没有商业驱动的真正的公有制的状态。如果将网络技术和这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去除，共享经济就是社会中传统的商业活动"共享经济"强调"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产和能力",其实是将家庭生产资料，如汽车，房屋，闲置劳动力进行再资本化，成为平台获得剩余价值的新手段；"共享经济"强调的是分享自己的资产，可持续发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但实际却无法证明共享经济下的商业活动是否减少了消费和环境污染；"共享经济"可以带来自由的工作状态和额外收入，提倡一种自我创业的模式，做自己的老板，但却导致了大批依附于平台的不稳定就业和自我剥削的零工群体出现。所以共享经济实则是零工经济。
二、劳资关系的判定
共享经济虽然没有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但却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进而减缓了社会中的劳资矛盾。共享经济将劳资关系重新整合，使个人摆脱单一就业形式，每个人都有一定闲置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有偿地让渡给别人，那么肯定对传统的生产制造的协同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加入，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进一步体现，带来劳动关系形式的多样化。一些学者还提出有"去劳动关系化"的倾向。现在较为年轻的劳动者中，也有人觉得劳动关系并没有那么重要，劳动关系反而束缚了劳动自由，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跳槽去当了滴滴、美团专车司机，就是看中了其工作的灵活性并且还有一定的收益。有些学者认为共享经济下的劳资关系已经从原本的雇佣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在互联网经济下，劳资关系到底如何定性，我们需要予以讨论和辨析。
（一）共享经济下国内外劳资冲突中的劳资关系判定
2015年，美国Uber车主以集体诉讼形式起诉Uber公司，以确定他们这些车主到底是Uber的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加州联邦法院认为他们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的判决。
而在2014年，北京网约车平台司机提起的劳动争议仲裁中，仲裁委经过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在管理上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工作，甚至司机不知道公司信息，公司也不对其进行相应的考核，因而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外的这几个网约车平台案例，发现争议的焦点是相同的，都是要确定司机是否与平台具有劳动关系，进而享有雇佣应有的工资、社会保障，劳动法保护等权利。而平台更希望拥有一个合作关系，强调司机是"独立承包人",进而可以减轻雇主需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降低经营成本，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力。
（二）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雇佣关系，从狭义的定义来看，是指公司或个人雇佣劳动者，并通过发放薪资形成两者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虽然看似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收到了公司的指令，在公司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完成生产经营任务。
合作关系通常是指，个人或者企业作为独立经营者，与其他组织建立的双方基于平等原则的经济关系。比如企业与供应商之间，购物平台与入驻的网店所有者之间，还有许多形式的承包、承揽关系等。
三、"权力效应"以网约车平台为例
网约车平台的"权力效应",即平台在与司机的`关系中构建一种权力，借此提高抽成比例。由于网约车行业存在规模效应，少数几个平台把持整个行业，平台可能为了赢利目的而牺牲公共福利。因此平台对司机而言具有"先发优势"能够率先制定规则，让司机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一）通过资本的力量进行垄断获得控制权
平台凭借对市场准入权的垄断获取了剩余控制权。网约车平台拥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极易形成垄断环境。在网约车行业发展前期，少数平台投入大量资金进入，已经基本形成了行业格局，如果司机不注册进入平台就很难通过自身能力获得收益。并且在政府实行对司机和车辆的有效监管下，许多网约车司机没有能够获得合法资质，由于户籍、证照、车辆等原因。但是乘客在网约车平台叫到的司机不会产生这样的担忧。所以此时，司机能够顺利进入平台运营是非常重要的。
（二）通过数据与算法的介入控制劳动过程
平台像是"无形的老板",通过数据和算法成功管控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在越来越多网约车司机入驻和大量消费者使用的情况下，平台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并依靠这些数据对司机进行等级划分，并参照一定对奖惩体系，对司机进行奖惩。奖励是一种让劳动者更投入劳动过程的手段，是一种看不见的管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与传统劳动过程控制不同的是，平台对劳动控制变得更加碎片化，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是同时并存的。"
（三）利用平台组织系统与劳动者产生强依附性
平台组织系统中最为关键的是其评分机制，平台通过评分机制对司机进行"管理".奖励机制较大程度上是以评分机制为基础的，司机要获得奖励必须要满足评分和成单率的要求，评分机制也在背后控制着司机的工作时间。
我们其实发现，评分机制是一种转移，它将监督管理的权利从平台方转出。表面上形成了乘客监督管理司机的状态，通过自己的评分给司机奖惩。司机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平台的约束和监督。评分机制还存在不可转移性，司机获得的评分只在注册的特定平台有效，无法转移至其他平台，平台利用"评分机制"成为了看不见的资本家，这样的隐蔽管理实则强化了劳动过程的控制。
四、共享经济下劳资关系的剥削机制
首先，在共享经济下，劳动者虽然利用自己的生活资料来充当生产资料，但是他们需要依附平台才能让劳动过程进行下去，虽然可以自由地调整工作时间，但是这也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机制更加灵活，剥削的范围更大，以前只能剥削正式员工，现在许多兼职司机也因为加入了平台也受到剥削。对于他们来说，劳动时间实际是共享资本对其休闲时间的侵占，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将自己的休闲时间转化为共享资本创造利润的时间。因此劳动者在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下，剩余劳动时间被再一次细分，实现了资本对劳动控制的深化。资本凭借对平台的控制权和消费者信息、司机数据的垄断权榨取这些无法独立进行生产活动劳动者依附平台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对于共享资本来说，任何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或者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一种损失，所以他们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建造一个共享平台，实现对于这些闲置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再利用，目的就是获得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其次，在共享经济下，剥削机制更为隐蔽化，就像上面探讨的，共享经济利用算法与数据建立了评分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劳动者更为隐蔽且眼里的监督渠道。一方面，平台将监督管理权转移给消费者，实现"多管一"的监督形式，同时劳动者获得的评分直接影响其收入与奖励，与传统的"一管多"相比，这种监督方式成本低，效果好，并且更加隐蔽与严厉，一旦劳动者获得许多差评，平台就会有一定的金钱处罚或者封禁账号的行为，这样平台不仅无偿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一定条件下还剥削了他们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当平台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并有定价权之后，可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平台公司想尽办法抽取更多的手续费或是中介费用，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力度。
最后，在共享经济下，资本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凭借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将无数劳动者及其自由资源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劳动剥削的广化。由于劳动者加入共享平台的门槛较低，又伴随信息外溢效应，使平台能够轻易吸引大量劳动力，实现对闲置或者过剩劳动力的再利用，类似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这样庞大的后备军使得市场自发处于竞争状态，无需共享资本所有者的施压。为了获得订单劳动者展开竞争，一些劳动者认为收入太低或者因为评级太低而退出平台，但仍然会有新的劳动者来填补缺口，如果想获得更多收益，只能选择过度劳动，延长劳动时间，完成更多的订单，竞争越激烈，就让他们更依附于平台，从而平台可以加强剥削，使他们陷入更不利的经济地位。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共享经济下，我们本以为劳资关系是越来越平等的，劳动者不要依附原本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过程，但是我们发现，虽然生产资料的依附性减弱了，但对于共享平台的依附性越来越强。所以在共享经济下，劳资并不是平等关系。作为平台的互联网企业具有权利优势，在信息获取方面，平台企业主导企业运营，掌握相关信息，相比劳动者们按照软件的固定操作，平台企业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实时信息，包括客户数据，司机数据和市场数据，劳动者分布，市场竞争情况的等。同时，平台企业自由分配信息，自主决定劳动者所能接受的信息，并可以随时调整整个生产运行过程，也可对其隐藏或公开一定的数据信息，这样也就削弱了劳动者对工作的有效判断和自主决策权。所以，平台劳动者是处于权利弱势，他们无法参与平台企业系统以及算法的编订，一旦接入平台系统，劳动者只能在程序引导下学习和接受，无法谈判协商，只能由平台公司单方面决定，劳动者只能是被动接受者。受到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社会会出现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部分都是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者，无法被正规部门所吸纳，所以平台企业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入门槛低，只需要会登陆平台，按照该平台的服务标准进行操作，掌握简单的技能即可。这样使得平台企业内部出现竞争，低技能，高标准化，高替代性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越来越失去劳资关系中的谈判地位，只能被动接受平台企业制定的规则，从而被剥削剩余价值，甚至是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又由于平台企业的分散化与个体化的特点，劳动者很难形成劳动集体，代表其一致的利益。
综上，在共享经济下，劳资关系并没有得到修复，反而是加强了劳动者的从属性，以前是对于生产资料，现在是对于平台，虽然劳资关系有了颠覆式的变革，但其本质还是资本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更加精准地控制了劳动过程，深化了劳资力量的不均等。所以，传统经济下的劳动者分类，工会制度以及由劳动关系绑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共享经济带来的劳动形态的新变动，劳动者也无法通过便捷有效的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应该完善法律体系，使得《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修订或加入平台公司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让这个新的劳动关系得到法律的认可，让劳动者得到相关法律的保障。再者，应该积极寻找与共享经济相适应的工会组织，允许工会为共享经济下劳动者维权，但由于共享经济中的从业者较为松散，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流动速度较快，工会力量难以集中到一定规模，建议利用政府公信力，倡导工人利用互联网建立行业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建立行业劳动标准和工资标准，促进共享经济下劳资关系的平稳发展。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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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疫情的影响，共享经济的发展速度放慢了下来，发展潜力巨大
2021年，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在报告中提出，共享经济在疫情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压力增大，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增速减缓。虽然共享经济有所放缓，但是共享经济还是保持着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复苏，共享经济增速有很大的回升。
二、共享经济细分领域稳定
在市场上细分领域方面，2019年中国在是生活服务、共享办公、共享住宿、交通出行 、生产力等七大领域做出积极的调整。是生活服务占共享经济的，排名第一。
三、共享经济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共享行业中来，共享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门槛比较低，风险也小。共享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
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拓展，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不断增长。由2017年的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万亿元，同比增长约，增速较上年明显提升。预计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将达亿元。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全球及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与典型案例分析报告》当中显示，国家信息中心对共享经济的定义：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目前，共享经济已渗透交通出行、房屋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医疗、办公和生产能力等多个领域，并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在渗透更多的传统行业和细分领域。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历程分析
从发展实践看，我国的共享经济共经历了从萌芽阶段到起步阶段再至现在的平稳发展阶段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陆续出现Craigslist、Zipcar等共享经济平台，在互联网大潮的影响下，一批海龟回国创业，国内互联网产业开始发展。并逐渐出现一些众包平台，共享经济萌芽发展。进入2019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时，共享经济领域的直接融资规模也出现明显下降。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增速大幅下滑
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万亿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增速较2018年的出现大幅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互联网领域投资和市场信心的严重不足、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减，以及共享经济行业的内部调整。增速的大幅下滑，意味着共享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粗放模式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集约模式转型，同时也意味着共享经济将从过去的超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整个共享经济发展将进入新常态。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格局分析
2019年，我国在交通出行、共享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共享医疗、共享办公和生产能力7大领域积极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拓宽共享业务的布局。其中生活服务、生产能力、知识技能等三个领域交易规模居前三，分别为17300亿元、9205亿元和3063亿元，占比分别为、和。
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市场竞争格局——滴滴出行估值遥遥领先
2020年，全球共有486家独角兽企业，在共享经济领域，有33家独角兽公司，其中估值在10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有21家。从地区来看，仅中国一个国家拥有14家，估值总计5580亿元;中国成为共享经济市场主要的参与者。
滴滴出行以3700亿元的估值位列排行榜首位，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余企业，自如以400亿元的估值位列第二，哈啰出行以300亿元的估值位列第三，神州优车和优客工厂并列第四。
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发展痛点分析
经过近两年一番乱战的洗礼，共享经济正逐渐放慢脚步，迎来多元发展的阶段。共享经济的风口正在趋于平静。共享经济涉及的领域已经囊括餐饮、住宿、物流、金融、出行、上门服务、二手共享平台、医疗、技能等。据国家信息中心初步估算，2019年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约714亿元，同比下降，负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融资额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领域为共享住宿、交通出行和生产能力，分别下降、和。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共享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障碍，亟待解决。
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痛点，如共享经济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商业模式不清晰等。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整理的共享单车有关议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共享单车火了。不到半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橙、黄等各色共享单车。与公交车、地铁站等交通枢纽接驳，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无论是缓解交通拥堵，还是保护环境，共享单车都非常有用。然而，在单车数量飙升的同时，停车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一些地铁站周围，共享单车“任性”停放现象明显：有的横亘在人行道上，妨碍行人走路；有的无序摆放，让本来就狭窄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更显紧张；有的直接停在出入口台阶下，挡住进站通道；有人甚至将车塞进绿化带里、锁在栏杆上、靠在大树边。在南京，共享单车进驻才半个月，仅是闹市区新街口一处就有近600辆单车因违章乱放被管理部门拖走。在成都等地，共享单车也因“占道”等问题屡被城管部门扣押。
共享单车为什么停不好？这与租车者素质参差不齐有关系，一些租车者只顾骑、不顾停，不愿意花时间认真摆放单车；这也与单车公司跑马圈地、过量投放、管理粗放有关。有的街头地方狭窄，一下子容不下那么多单车，一些故障车长期摆放在街头，而单车公司又顾不上管理，加剧了停车乱象。
除此之外，也要看到，共享单车停车乱，与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的不合理非常有关系——抛开老城区不讲，非常多城市的新城区在最初交通规划时，压根儿就没给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系统预留足够的通行与停放空间。前期规划缺位，后期管理失位，让停车问题“雪上加霜”：君不见，多少自行车停车棚被摩托车、燃油助力车占据，多少城市主干道两侧的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停满了小汽车，城管、物业、保安等各种管理主体，对这些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了。
打造优质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共享单车是一个创新。想要共享单车用得好，前提是“停”得好。政府完善配套服务是治本之策。当好“服务员”，政府大有文章可做。
停好车的前提是有地方停，这就要做好加减法。机动车占道，要做“减法”：交通、城管等工作人员加强巡逻频次，加大处罚力度，定时定点“清障”；自行车停放区不够的问题，要做“加法”：规划、城建、交通等部门，做好顶层设计，编制车道规划，完善停放导则，从总量上增加非机动车道、自行车停放区的供给数量。
共享单车流行，主要得益于无桩，随借随还。但自由泛滥成乱停乱放，原先引以为傲的方便，反而成为新的出行梗阻。不妨退回一步，借鉴传统公共自行车“空间划定性”的特点，在一些有条件的.枢纽和地铁站周边，政企联手，共建一些自行车推荐停放区。依托运营企业的大数据，推动各物业按需求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想要停得好，还要管得好。维护好共享单车的停车秩序，离不开有效的管理。对行业内恶性竞争、暴力破坏行为，对某些人公共意识缺乏、任意折腾单车的行为，有关部门要做好“善后”服务，追究相关肇事者的法律责任；推动征信机构和单车运营商合力共建租车人信用管理系统，奖罚分明。鼓励用户对违规停车者拍照举报，核实后奖励信用积分；对恶意乱停、滥用、损毁、盗窃单车等行为，将租车人纳入失信黑名单。
共享单车是新事物，政府部门应该以服务思维引领，多呵护，多扶持。配套服务好了，单车停放有序了，人们愉悦、方便出行的生活小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
共享单车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信用，针对部分人对这种关系的破坏，咱们不应退缩于一块称为“国民素质不高，咱们玩不起”的龟壳里。切忌因噎废食，相反，咱们更应该相信共享单车的可行，拒绝自我否定，拒绝认为国民素质太低的陈旧观点。
共享单车就像是一个刚诞生的生命，充满了人们美好的期待和祝愿，若仅仅因为人们对它的伤害便干脆抹杀新事物，岂不是更大的伤害？新生命的分娩不是一丝苦痛都不会产生的，阵痛让母亲痛苦，但不能扼杀新事物出生带来的欣喜、改变，乃至革新，真正让新生命成长的是遭遇伤害、痊愈，消灭伤害，而非母亲的自我否定和对新生事物的扼杀。
咱们相信共享单车的可行，因为它客观上方便着人们的生活，促进着人们的进步，要看到的不该是有一帮人破坏规则，不守秩序；而应着眼于在这么几十上百万人中只有一小撮人破坏着整体形象。咱们相信共享单车，也是因为国民素质是在稳步提升的，尤其是在新的一代人中，素质教育更是被提及又提及。知礼明让已成为了新一代中国人奉行的标准。咱们有理由相信，同时也有资格去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形式。
故步自封，不知实际变化的断言是武断、狭隘、缺乏价值的，正如同水源一般，诚然，方今中国确实有一些水面有污浊，便若是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封闭，放弃从新事物变化中汲取活的水源，结果是会且只可能是越来越坏的。现如今一部分人素质不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所有人都不够格。一棒子抡死了所有人，那谁又知道断言人所期待的“现在”之后的哪一分哪一秒该是咱们玩得起共享单车及其类似共享经济的时候呢？
人总是带着原始破坏性的，所有以才有了伏契克临终一句：“人们，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让人们小心，但是我却认为应该“人们，你要警惕，可我爱你们”。局限于阴暗的树木必将枯廋将朽，只有把阴影甩在背后，面对阳光的人才能活得出真滋味。
咱们需要政府及有关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和监督，也需要个人坚守底线。相信共享是相信自我，拒绝固守是拒绝自我否定。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有关共享单车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很快的，逐渐形成了一个共享社会，到目前为止，共享单车已经成为了人们出门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共享单车对于我们这种小老百姓看来说，确实是良心制作。
在我们那儿，一路下来，没多久就会看到小黄车，可是，没有一辆能用，损坏的不用说，让人心寒的是那些没有损坏的，都是把二维码和编号挂花，让你无法使用，然后，那些人记下自行车的编号，占为己有。天哪！太可怕啊，可怕的不是那些自行车，可怕的是人心啊！这样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而且是这么大的群体，你想想看，每天活在一个处处都是小偷和盗贼的社会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很多外国人评价我们中国人，总会带上一句“素质差”之类的话语。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ofo，摩拜，熊猫之类的共享单车，但是你听说过3Vbike这家共享单车吗？最近它倒闭了。这是进入公众视野中的第二家倒闭的共享单车企业，和首家倒闭的悟空单车5个月的寿命相比，3Vbike共享单车生存时间更短，仅仅只有4个月。为什么会这样？3Vbike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奈地表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大量共享单车被盗。按照他的说法，投入的1000多辆车中，只找回了几十辆，接近80%的单车消失。
我希望这些共享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更希望我们的素质能提高。
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恰巧看到一个关于共享单车模式的评论，我前几天在杭州出差的时候也看到街上有很多共享单车，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网上查了下，共享单车模式就是平台将单车租赁出去或C端用户在平台上共享自己的单车，然后平台按照使用时间或里程计费的一种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出行的需求和痛点，现在主要有摩拜、ofo等单车共享平台。单车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平台自购的单车;二是平台用户共享出来的单车。在这里，我主要想讨论一下共享单车平台的使用场景。
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模式肯定能够解决用户的部分出行需求，但是它会有滴滴、uber这样广泛的使用场景么？思考了一下共享单车模式的使用场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某个固定小地域的出行需求，如旅游景区、校园，ofo就主要是在校园市场，在这些固定的小区域里使用单车往往是最方便和惬意的'，如在校园通过单车能够方便的去上课、去图书馆、去食堂等，而在某些旅游景区的时候，沿着湖的周围骑车也是最惬意、最享受的，在这个场景下，共享单车无疑是解决了用户的出行需求和痛点。
2)上下班，有些用户离公司很近、短时间骑车能够到达，或者用户上班需要中转几次，骑车能够解决中转的烦恼，或者用户出于环保等原因骑车长距离上下班，对于这些用户，共享单车带来了很多便利，用户只管骑车，不用管后面的事情。
3)骑车锻炼，有些用户单纯是出于锻炼的目的骑车，也有可能使用共享单车，但是这种单车深度用户往往会自己买品质好的单车;
以上是我想出来的共享单车的使用场景，能够看出，总体来说，使用场景还是比较单一，不像滴滴、uber，它们基本能够解决用户所有的出行需求。
当用户有长距离通勤需求时，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赶时间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不熟悉路线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单车;当用户自己有车的时候，他们也较少会选择单车;当天气下雨、太热、下雨时，他们也不大可能选择单车;当用户觉得骑单车太累时，他们也不会继续选择单车。
能够看出共享单车是一种使用场景较窄、会消耗用户较多能量的一种模式，当然这对爱锻炼、爱环保的用户当然是好事，不过这些用户对自行车的品质要求一般都较高。
除了使用场景窄外，我还能想到的困难有：自行车被人人为破坏了怎么办？自行车被用户直接偷走了怎么办？自行车解说码被人破解了怎么办？自行车中途坏了怎么办？用户在使用途中发生事故怎么办？没有那么多真实用户怎么办？如果在景区推行，势必会遭到景区租车商户的抵抗甚至破坏，怎样拓展景区市场？
总的来说，共享单车是用户出行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难以跟滴滴、uber等整体出行解决方案平台比较。
导语：共享单车的出现对于出行是一件极为便捷的事情，随着各品牌单车的不断投放，由共享单车所引发的交通拥堵、随便停放等现象，也成了让各方头疼的问题所在。下面是关于共享单车问题议论文800字，欢迎参考。
共享单车在中国各个城市火了。不到1个月时间，大街小巷已经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这些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骑走的单车，解决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赢得了不少市民的喜爱。目前，多家共享单车运营机构已在中国各个城市投放了超过数十万多辆共享单车，然而在数量飙升的同时，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不少市民呼吁，共享单车虽然很便民，但是使用起来更要文明。
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共享单车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共享单车的亮点在于“共享”二字，它既意味着资源的共享，也意味着文明的共担。共享单车就是整合，整合也是节约，既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通过科学统筹配置各种资源，既可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用，也可协调各方互通有无，避免重复劳动和无谓的浪费。如果多一些整合意识，注意统筹兼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我们可以减少许多浪费。的确，共享单车为人们出行提供了诸多方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明显的就是随便乱停，以及共享单车变成了“私享”单车。
当然，任何新兴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比谁厉害很多，大家都是在一个层次上探索，存在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找到解决办法。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共享单车运营方都要主动作为，及早出台管理办法，规范管理。如福州多家共享单车运营方采用信用奖惩的方式来管理乱停车的问题，乱停将扣信用分，当用户信用分较低时，就需要支付更多的租车费用，当两次因违规被扣分，将会被封号1周。所以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发挥主观能动性，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些问题并非无解。同时，享有共享单车便利的市民，也要注意自身文明素质。即：共享单车虽然很便民，但是使用起来更要文明。只要大家都秉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共享单车，就是一种共享文明。
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值得效仿。针对共享单车乱停的问题，深圳明确界定了政府、企业及市民的责任和义务，并对自行车停放区域、用车秩序、停放要求、道路规划等方面作了说明，由公安交警部门、城管部门等有关单位按职责执法。深圳还建立了“深圳交警自行车用户诚信平台”，对于存在交通违法的单车用户，统一纳入平台黑名单中，共享单车企业依据黑名单的信息，调整用户信用分、提高车费，而交警部门也能通过企业的大数据对违规用户进行处罚，实现政企信息互通。
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共享单车的发展，也要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正确看待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我们就能够对这一新事物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它不遵守相关非机动车交通法规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规范管理，在它遇到挫折时不是绕道走而是满腔热忱地支持它。它“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是改变城市公共生活的“互联网+”新事物，它的成长需要良好的水分、空气、温度、光照、土壤、春风等，而这些养分的提供，需要运营方、市民和有关部门各方共治、合力共推，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相信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仅能给市民带来便利，也能为共建共享社会带来新思路，新突破。
共享单车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信用，针对部分人对这种关系的破坏，我们不应退缩于一块称为“国民素质不高，我们玩不起”的龟壳里。切忌因噎废食，相反，我们更应该相信共享单车的可行，拒绝自我否定，拒绝认为国民素质太低的陈旧观点。
共享单车就像是一个刚诞生的生命，充满了人们美好的期待和祝愿，若仅仅因为人们对它的伤害便干脆抹杀新事物，岂不是更大的伤害?新生命的分娩不是一丝苦痛都不会产生的，阵痛让母亲痛苦，但不能扼杀新事物出生带来的欣喜、改变，乃至革新，真正让新生命成长的是遭遇伤害、痊愈，消灭伤害，而非母亲的自我否定和对新生事物的扼杀。
我们相信共享单车的可行，因为它客观上方便着人们的生活，促进着人们的进步，要看到的不该是有一帮人破坏规则，不守秩序;而应着眼于在这么几十上百万人中只有一小撮人破坏着整体形象。我们相信共享单车，也是因为国民素质是在稳步提升的，尤其是在新的一代人中，素质教育更是被提及又提及。知礼明让已成为了新一代中国人奉行的标准。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时也有资格去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形式。
故步自封，不知实际变化的断言是武断、狭隘、缺乏价值的，正如同水源一般，诚然，方今中国确实有一些水面有污浊，便若是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封闭，放弃从新事物变化中汲取活的水源，结果是会且只可能是越来越坏的。现如今一部分人素质不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所有人都不够格。一棒子抡死了所有人，那谁又知道断言人所期待的“现在”之后的哪一分哪一秒该是我们玩得起共享单车及其类似共享经济的时候呢?
人总是带着原始破坏性的，所有以才有了伏契克临终一句：“人们，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让人们小心，但是我却认为应该“人们，你要警惕，可我爱你们”。局限于阴暗的树木必将枯廋将朽，只有把阴影甩在背后，面对阳光的人才能活得出真滋味。
我们需要政府及有关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和监督，也需要个人坚守底线。相信共享是相信自我，拒绝固守是拒绝自我否定。
点评：本文立论新颖，透过现象直抵本质，紧抓“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理性表达对新生事物——共享单车的看法，重共享，看优点，谋策略。全文闪现理性分析的光芒，不是像一般考生只是简单地吐吐槽，而是重分析，提建议。因此，算得上是一篇优秀的习作。
共享经济一词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词，在共享这一问题上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接受。近来，有多家媒体报道，在公共场所，有相关管理人员对周边单车进行了集中收缴，理由很简单，乱停乱放影响了公共场所的秩序。
但同时，有共享单车用户接受在采访时表示，随地还车本来就是共享单车一个最大的卖点，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无停车点，停放就是乱停乱放。这种情况下，用户不得不到相对较远的地方去停车，便利性大大降低。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新事物的超常规发展，往往会暴露基础的薄弱。
媒体近日报道了多起破坏、霸占共享单车的新闻。从“狂飙突进”，到遭遇“倒春寒”，共享单车面临的尴尬警示我们：拥抱共享经济，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特别是文化观念上的准备。
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共享是指“使用而非拥有”，是在不改变物品所有权前提下的分享模式，其优点在于使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种模式与我国当前努力推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恰相契合。顺应潮流又开风气之先的共享单车，自然而然地受媒体热炒、资本热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新事物的超常规发展，往往会暴露基础的薄弱。共享单车频遭霸占、破坏的事实，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首先，共享单车面临着制度支撑不足的尴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共享单车要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内外部的制度支撑。从企业来说，共享单车运营公司要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比如，建立诚信用车的奖励机制和不当用车、无序停车的惩罚机制。从政府部门来说，对于适应发展趋势的新形式、新业态，应该扶持与规范并重，主动介入，制定规则，加强监管。对于扰乱道路秩序和城市管理秩序的乱停乱放问题，一方面要兼顾便民和城市管理两个方面利益，提供单车停放区域，另一方面，对于故意毁坏、窃取单车的行为，也要依法处罚，在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放大警示效应。客观说，从媒体反映情况来看，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
其次，共享单车面临着观念文化基础不牢的尴尬。大爷大妈将共享单车圈起来收看管费，孩子肆意破坏单车，这可能不单单是个别人私德缺失、私欲作祟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我们在公民素养和公德教育上还有薄弱环节。共享是“使用而非拥有”，共享的前提是对他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权利意识和诚信意识，是共享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观念根基，法治文化和诚信文化是共享经济繁荣发展的文化土壤。如果忽视了思想文化的土壤培育，共享经济的发展就会成为沙上建塔，共享单车的单兵推进就会夭折。这才是应对共享单车发展难题最需要直面的问题。
面对突出的新问题，不仅仅是提供国民个人素质这么简单，更关注到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等其他方面。今日关注的重点不仅仅只是共享单车这一新事物，日后与共享经济相关的其他新事物都会层出不穷。
我们期待中国未来的共享新生活。
天下文章一大抄，没事。
论文摘要一、共同犯罪概述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将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二、单位共同犯罪单位犯罪是经单位组织决策机构后形成的整体意志，这种单位整体意志由单位内部组织中的自然人行为转化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标准来评判，单位犯罪是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的，这也是立法对单位犯罪往往规定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原因。三、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理论所谓的片面共同犯罪，是指单方面具有与他人共同参与犯罪的的故意的情形。片面共犯具有，主观联络的单向性，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客观行为上的协同利用性，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多样性,片面共犯的确立可以是片面共犯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使其能够罚当其罚，罪当其罪。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片面共同犯罪；形态；特征；存在必要性。 一、共同犯罪的概述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成立条件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疑难而复杂的问题,研究犯罪的共同形态对刑事审判具有重要意义。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共同犯罪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的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之间才能构成共同犯罪。所谓共同必须是：1、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2、各共犯人主观上彼此沟通、互相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一起共同实施犯罪[1]。但是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几种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的形式：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成立共犯；2、同时犯不成立共犯；3、间接正犯不成立共犯；4、故意犯与过失犯的某些行为彼此联络或联系，不成立共犯；5、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6、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7、事先无通谋的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8、所谓“片面共犯”不是真正的共犯；9、法人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法人犯罪是法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的犯罪，因此它不是共同犯罪，法人内部直接参与犯罪实施的人也不成立共同犯罪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是作为法人有机整体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法人实施犯罪时的内部结构。如果是法人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两个或两个以上法；2、一个或一个以上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2]。《二>共同犯罪的形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也即共同犯罪的结构是指各共犯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会作用的方式。共同犯罪的形式不同起身会危害性就不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构成共同犯罪的一般条件和犯罪集团，在理论上，则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多种形式。1、犯罪能否由一个人能够单独实施形成为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人能够单独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时，就是任意共同犯罪；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必须由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2、以共同犯罪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各共犯人已经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就实行犯罪进行了策划或商议的，就是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在刚着手实行或者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则是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3、以共同犯罪行为的分工为标准划分，可以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犯罪时，就是简单共同犯罪；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存在实行、组织、教唆、帮助等分工时，就是复杂共同犯罪。4、以有无组织形式为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共同犯罪[3]人共同故意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是指没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二人即可构成，没有组织、没有首要分子，不存众人随时参与状态的共同犯罪或是由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众人所实施的共同犯罪；特殊共同犯罪是指集团犯罪，即三人以上有组织实施的共同犯罪，实施犯罪的组织称为犯罪集团，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在刑罚的处理上，为了体现法律的公正，使共同犯罪人能够罚当其罚，罚当其罪，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得以体现，因此在共同犯罪中我们应当将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考虑进去，根据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分工情况来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类[4]。
1.否定说，认为不存在所谓片面共犯。如日本刑法学者植松正说：“共犯以共犯者间的意志联络为要件……所谓片面的共犯，由于欠缺共犯成立的重要条件，著者认为应当 完全否定它。”[1]又如西原春夫说：“因为作为共犯成立要件的意思疏通，必须是相 互的，例如甲知道乙的犯意，单方面参与乙的犯罪这种片面的共犯的场合，不成立共犯 ；从而甲的参与，除了其本身独立成为某些犯罪的场合外，甲为无罪。”[2]()此 外，前苏联学者M·N·科瓦廖夫、我国学者何秉松等均持此说。何秉松教授指出：“关 于片面共犯是不是共犯，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 应承认它是共犯。因为，他的故意和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而不是行为人相互之间的共同 故意和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概念不符合。片面共犯这概 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3] 2.肯定说，认为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说：“共同加功的意思属于犯罪人心理的事项，其互相交换或者共犯者的双方有此交换，不过是外界的事项。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共犯的主观要件的这种意思，即使在其片面的场合也可成立。在该场合，对于有这种意思的一方，产生共犯的效果。”[4]又如冈田朝太郎说：“于条文上曰共同(日刑第60条)、曰教唆(日刑第61条)、曰帮助(日刑第62条)，对于仅一方有共同犯罪之观念之情形，非特未见任何加以排斥之文字，甚至对于具有共同犯罪之观念而共同者之罪恶，于他方已有辩识与未能辩识两情况，亦无差别或者差别甚微，故主义上赞成第三说(按：主张无论正规、教唆犯或从犯均能成立片面共犯)。”[5]此外， 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旧中国学者王觐、当代我国学者陈兴良等均持此说。 (二)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持肯定说者对片面共犯成立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不同观点。 1.片面共犯存在范围无限制说，主张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旧中国学者王觐说：“余以为意思联络，属于犯人心理的事项，相互认识，乃外界之事项，意思联络，既为共犯之主观的要件，则以片面的合意，即生共犯之效果。申言之，有此共同犯罪之认识者，成立一方共犯，对于无此认识之犯罪者，以单独正犯处断。”[6]我国当代也有人认为：“在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中，不仅帮助犯和教唆犯可以构成片面共犯，实行犯也可以成为片面共犯。”[7] 2.片面共同正犯和片面从犯说，主张共同正犯与从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佐伯千仞、植田重正既肯定片面共同正犯存在，又肯定片面从犯存在[8]。 3.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说，主张教唆犯和帮助犯都能成立片面共犯。如前苏联学者特拉依宁说：“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每个共犯对其他共犯所参加的活动缺乏互相了解的场合，也完全可能有共同犯罪。只是必须注意只有在执行犯不了解其他参加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场合，缺乏互相了解才不排除共同犯罪。”[9] 4.片面从犯说，主张只有从犯才能够成立片面共犯。如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说：“因为共同正犯是根据各共同者互相利用、互相补充其行为而行动，共同实现了犯罪 ，使负担‘皆为正犯’的责任，作为其主观方面的要件，各共同者间互相利用、互相补 充对方的意思的存在不可或缺；所以，共同实行的意思要在共同者间互相存在，片面共 同正犯的观念不应当被承认。与之相反，因为作为从犯的要件，刑法上一方面仅仅认为 帮助正犯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刑法第62条)，同时其处分不过是专门对帮助行为本身追 究罪责(刑法第63条)。所以，只要基于帮助意思的帮助事实存在就够了，与正犯者间的 意思联络不一定被认为必要，片面从犯的观念当能够肯定。这样，我认为通说、判例的 立场是妥当的。”[10] 5.片面有形从犯说，主张无形的从犯不成立片面从犯，而只有有形的从犯才成立片面从犯。如日本学者川端博说：“根据认为使正犯的实行行为容易，即使正犯者不具有获得帮助者的意识客观上也是可能的；第62条法律条文没有要求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是自然的等，承认片面的从犯是妥当的。但是，精神帮助的场合，正犯如果没有认识帮助行为存在，就不能说犯行变得容易。应当认为片面从犯不成立。”[11]众所周知，帮助行为理论上分为有形的帮助或称物质的帮助与无形的帮助或称精神的帮助，前者例如提供犯罪工具，后者例如指认犯罪对象。此说只承认片面有形从犯，而不承认片面无形从犯。我国学者吴振兴教授亦持此说。 (三)对片面共犯争议的评价 如前所述，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共犯的成立以共犯者间有意思疏通为成立要件，单方面加功于他人犯罪，由于缺乏意思疏通，不成立共犯；笔者认为，就日本刑法来看，未必妥当。因为日本刑法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第62条)，并未要求必须是正犯者知道他人帮助，才构成从犯，因而在解释论上片面从犯能够成立。况且，如不承认片面从犯，主张在不能独立成为某些犯罪时，即认为犯罪，就会使帮助他人犯罪者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所以，此说在日本是非通说观点。就我国刑法来看，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5条)，很容易使人认为“片面共犯这个概念自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而一些学者持片面共犯否定说。否定片面共犯的概念，不等于片面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不存在，对此如何处理，持此说的学者意见不一：有的避而不谈，有的提出以间接正犯论处。避而不谈是回避矛盾；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明显加重了帮助者的刑罚，并且片面从犯与间接正犯的概念不相符合。于是又有学者提出修改刑法，增加“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帮助之情的，对帮助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自然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在刑法未 作规定之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有待研究。在笔者看来，共同犯罪与共犯的概念有 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别：共同犯罪，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现象；而共犯一词有时指共 同犯罪的现象，有时指加功于他人犯罪者，如帮助犯、教唆犯等，是与正犯相对应的概 念。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人的犯罪意思互相沟通；加功于他人犯罪的，即使没有与 他人沟通也能成立某种共犯，如帮助犯。所以，《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他人故意实 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以帮助的，是帮助犯”(第27条第1款)，据此，德国著名刑法学者 耶赛克等指出，对于帮助犯来说，“正犯甚至不需要知道他提供的帮助(所谓的秘密帮 助)”[12]()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但刑法理论上承认这种共犯形式。笔者认 为，我国对帮助犯也应采用如同德、日等国刑法所作的规定和学者的解释。这样，承认 片面帮助犯，也就不会发生概念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 至于片面共犯肯定说，内部意见颇不一致。如上所述，笔者赞同片面帮助犯(从犯)能够成立的观点，进而言之，认为片面有形帮助犯说更为适宜。理由是暗中给实行犯以有形帮助，如暗中提供犯罪工具、设置障碍防止被害人逃跑等，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对帮助他人犯罪者不加处罚，会放纵犯罪；如要处罚，自然以片面帮助犯论处为宜，因为他毕竟只是给他人实行犯罪以帮助。至于片面共同正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根据情况，对单方面故意与他人共同实行犯罪者，依单独实行犯论处，没有必要承认片面共同正犯。教唆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他人由于受到教唆而产生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即使被教唆者不知他人对其教唆，也无碍于教唆犯的成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并未规定必须被教唆人知道他人对其教唆，被教唆人不知道他人对其教唆，只要其确系由于教唆者唆使其犯罪的言词而引起犯意，教唆者就符合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因而也不需要承认片面教唆犯。在立法例上，1912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34条规定：“知本犯之情而共同者，虽本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共犯论。”本条对片面共犯的范围未加限制。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46条规定：“知正犯之情而帮助正犯者，虽正犯不知共同之情，仍以从犯论。”本条改正了暂行新刑律的有关规定，对片面共犯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一精神也为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所采用。此外，《泰国刑法》第86条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本条只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这些立法例都是承认片面帮助犯(从犯)的，值得借鉴。笔者主张，在立法上可对片面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加以规定，但认为实际上此情况只有在有形的帮助的场合才会存在，刑法未规定前，也可承认片面帮助犯。 二、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何种标准分类?如何分类?教唆犯是否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也是现在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了新的四分法，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照顾到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情况。”特别是刑法“划分出教唆犯这一类，有利于正确地定罪，而且该条又明确规定，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样就将教唆犯这一分类，纳入以‘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为分类标准的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13]()这一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教唆犯，根据情况分别归入主犯或从犯，因而不能与主犯、从犯并列成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理由是：(1)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在低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而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在高层次上进行分类所得出的子项，如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并列，就犯了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2)分类所得的子 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的母项正好相等，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 子项，他们正好相等，把教唆犯加进去，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3)不能因为刑 法中规定“教唆犯”这一名称，就认为它是共犯人的独立种类。如果是这样，刑法中规 定的“首要分子”也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难以令人赞同。[14][15]( 293) 第三种观点：“主观、从犯、胁从犯是按作用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基本种类，而教唆犯则是按分工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在理论上可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中，“除教唆犯外，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都不是法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16]() 如何评价上述观点呢?笔者仍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前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但都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的种类，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将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教唆犯，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须知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根据刑法规定对其按主犯处罚或者按从犯处罚，只是如何处罚问题，并未因而就将之纳入以“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中，从而也就谈不到“获得了分类的统一性”。其二，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这是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混为一谈的结果，根据逻辑规则，一种分类只能根据同一标准，不能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共同犯罪人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将教唆犯列入主犯、从犯、胁从犯的体系，就违反了上述逻辑规则，犯了逻辑错误。 第二种观点指出了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失误，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两点值得研究。其一，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只限于以“作用”为标准的一种，而否认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实际的。这种观点认为，共犯人是母项，主犯、从犯、胁从犯是分类所得的子项，子项之和与母项正好相等，在子项中加进教唆犯，就犯了分类过宽的逻辑错误。我们认为，以此来批评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虽有道理，但这不符合第一种观点的本意。第一种观点并不认为教唆犯是按“作用”分类所得的子项，而认为是按“分工”为标准所得的子项。它不否定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错误在于将两种不同的标准混为一谈。 上述的批评否定了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子项之一，实际上也否定了以“ 分工”为标准的分类的存在。其二，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 的确，教唆犯不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但不能因而否定教唆犯是我国刑法中共 同犯罪人种类之一。我们认为，是不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只能以法律规定为标准 。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了主犯，第27条规定了从犯，第28条规定了胁从犯，第29条规定 了教唆犯。既然承认第26-28条规定的主犯、从犯、胁从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有什 么理由否定第29条规定的教唆犯为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呢?第二种观点为自己的主张 论证说：不能因为刑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名称，就认为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如果是 这样，则刑法中规定的“首要分子”也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了。这种说法似乎有 理，实际上却犯了作者曾经指出的超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根据刑法规定，教唆犯是与主 犯、从犯、胁从犯处于相同地位的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不过是主犯的种类之 一。根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与首要分子以外的 主犯。可见首要分子只是主犯的一种，与教唆犯并不处于相同的地位，或者说处于较教 唆犯低一级的层次，所以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种类，而首要分子则不是共 同犯罪人的种类。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只看刑法是否规定，而不看刑法如何规定。因 而所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其所著刑法学教材中又宣称：“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至于组织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17]这里认为教唆犯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也就是仍然否认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我们认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我国确实是刑法理论上的分类，但其中教唆犯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一种，而且也是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的特殊种类。认为教唆犯只是理论上的分类，也就是否认刑法上对它有规定，那么，它在刑法上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样有明文规定又该作何解释呢?该书作者随后将主犯、从犯、胁从犯列为“共犯人的法定分类”，“法定”这里自然是指刑法规定；刑法对教唆犯也作了规定，为什么被排除在“法定”之外呢?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仍然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有的学者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时论述说：笔者认为前述第三种观点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持此观点的论者，一方面肯定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人的独立种类，另一方面又坚持分类标准同一性的原则，只是认为教唆犯是以分工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作用为标准分类的结果。两种分类结果虽不能并列合一，却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分类标准同一，并不意味着对一事物只能作一种分类，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分类是完全可能的。并且采用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分类之间出现交叉重叠，也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如教唆犯，同时又可能是主犯或从犯，这并非是什么逻辑错误，而是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18]这一论述对第三种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作了说明。 三、教唆犯是否具有两重性 (一)问题的缘起 西方刑法学者在共犯理论中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争论。受这一争论的影响，我国有刑法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研究教唆犯的性质时，就曾提出教唆犯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教唆犯的犯罪意图只有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并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所以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具有从属性。但是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已显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教唆行为本身就应该认为是犯罪，所以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19]。随后，有学者提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只具有独立性的意见，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被教唆人是否实施犯罪，对教唆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教唆犯是被处罚的独立主体，并不从属于实行犯，而只具有独立性。[20]再后又有学者提出从属性、独立性、两重性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既无从属性，又无独立性，更无二重性可言。我国刑法对教唆犯的规定，完全摒弃了所谓二重性的结论，讨论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是否具有从属性、独立性或者二重性，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13]()此后，两重性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并在肯定两重性说的基础上提出修正意见：如有的学者提出，教唆犯是一个法律概念，论证教唆犯的独立性或从属性，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认为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21]还有学者提出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统一说，认为从属性与独立性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从属性是在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的从属性，而独立性是在相对从属性前提下的独立性。因 此，在共犯的这种二重性中，不存在孰主孰从的问题。[22]主张两重性否定说的学者， 看到两重性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有所发展，于是在自己的新著中对两重性展开了 全面的评论。学术研究总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基于此，笔者 对上述争议问题，愿意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由于论争需要取得共同的标准，因此首 先将西方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二)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学说 1.关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一般论述 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所谓共犯从属性说，指共犯为了成立犯罪要正犯者至 少着手实行犯罪的原理。主张共犯从属性的学说，叫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相 对应。共犯独立性说，指共犯的可罚性存在于共犯的行为本身中，共犯为了成立犯罪不 一定要正犯者着手实行犯罪，是主张共犯的独立性的，我国的通说立足于共犯从属性说 。”[2]()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共犯是指狭义的共犯，即仅指教唆和帮助犯(从 犯)。 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从犯也是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征表，具有指向犯罪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身就应该是可罚的，因而是独立的、固有的犯罪。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处于间接地位的教唆犯、从犯只有从属于处于直接地位的正犯才带有犯罪性，据此可称它们为“从属性共犯”。承认“从属性共犯”有其实质的和形式的理由：从实质的观点看，正犯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侵害性，而教唆犯、从犯行为所具有的实现某种犯罪的危险性、侵害性只有以正犯的存在为介体才表现出来；从形式的观点看，现行刑法明显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基础的，即(日本)刑法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可看成是规定了教唆犯从属于正犯而成立的旨意。[23] 德国学者耶赛克等在著作中写道：“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是以依赖于故意之正犯的存在而存在的(从属性)，因为只有实施了正犯行为，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的不法构成要件才得以实现。”[12]()他们认为《德国刑法典》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是限制从属性的，同时指出：“在责任方面，第29条完全排除了从属性，这是第26条、第27条限制从属性的必然结果。责任独立性原则，意味着有多人参与犯罪的，每个参与人只按其自己的责任大小受处罚。”[12]()《德国刑法典》第29条(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规定：“数人共同犯罪的，各依自己的罪责受处罚，而对他人的处罚如何，对其无影响。”这里耶赛克等分别论述了共犯成立犯罪的从属性和责任非难即对共犯处罚的独立性。 2.关于理解“共犯从属性”的不同观点 日本学者齐藤金作认为：“从来上述共犯的从属性，被认为有两种意义。即：第一是成立上的从属性，教唆犯或从犯为了成立犯罪，至少要正犯着手于犯罪的实行；第二是 处罚上的从属性，为了教唆犯或从犯被处罚，必须要正犯被处罚，正犯被处罚，就意味 着教唆犯或从犯亦被处罚。”[24] 平野龙一博士“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三种，分别命名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以及罪名从属性。(1)实行从属性，是有关于作为共犯的成立要件，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否必要的问题；(2)要素从属性，是正犯的行为中，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要素的问题；(3)罪名从属性，是共犯是否必须和正犯的罪名相同的问题。上述分类中，(1)是有无从属性的问题，(2)是从属性的程度问题，(3)是有关是犯罪共同还是行为共同的问题。”[25] 山中敬一则指出，共犯从属性的概念在如下4种意义上使用：(1)实行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实行；(2)罪名从属性 = 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3)可罚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的犯罪；(4)要素从属性 = 共犯的处罚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或违法性或者责任[26]。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共犯从属性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共犯从属性的含义和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究竟有无从属性与独立性。 (三)对异议的回应 笔者是主张教唆犯具有两重性的。具体论述是：“……要论证教唆犯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应当了解从属性指的是什么?从属性通常包括犯罪的从属性和处罚的从属性两个方面。前者指教唆犯因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而构成，被教唆人未实施犯罪，教唆犯即不成立。被教唆人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教唆犯也是犯罪既遂、未遂或预备。后者指对教唆 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从属性，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的，就是具有独立性或一定的独立性。据此，我们认为我 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确实具有两重性，但独立性是主要的。具体言之，刑法第29条第 1款规定的教唆犯，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时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犯罪预备、未遂或既遂，教唆犯也是犯罪预 备、未遂或既遂，这就是教唆犯罪的从属性。但这一款规定的刑事责任，则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而不是依照实行犯的刑罚处罚，这就是教唆犯处罚的独立性。第 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是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唆 犯与被教唆人根本不成立共同犯罪关系，刑法却仍然对之规定了刑事责任。这里的教唆 犯既无犯罪的从属性，也无刑罚的从属性，亦即只有独立性。[16]()持两重性否 定说者对这一主张提出了异议，笔者尊重其学术讨论的自由权利，并感到有的提法能给 人以启发，但整体说来，认为其所提出的观点值得商榷。现对驳论观点依其顺序，逐一 予以论析。 首先，这里驳论有三点，其一说：“在教唆犯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只有被教唆的人犯被教唆的罪，才有共犯中的教唆犯可言，这显然是就共犯的成立条件而言的，而不能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15]()根据前面的介绍，日本学者齐藤金作将共犯的从属性分为两种，第一个便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大谷实介绍平野龙一所说的实行从属性，也解释为是关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可见在日本学者看来，教唆犯、从犯的成立条件从属于正犯的实行犯罪，是从犯从属性的表现之一。笔者的论断正是意图从共犯成立条件上说明教唆犯的从属性的一面，根据也就是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驳论者对此断然否认，显然与上述日本学者的理论相左。其二说：“只要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不管是教唆犯与实行犯构成共犯，还是教唆犯之间构成共犯，都应当运用第1款。而在教唆犯构成共犯的情况下，并没有实行犯，即没有实行犯的情况下，也应适用第1款，这说明第1款的规定只是与共同犯罪有关，而与从属性无关。”这一驳论也难以成立。如前所述，笔者将刑法第29条第1款分为两个方面论述，就“教唆他人犯罪”而言，只有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时才能成立，这正是教唆犯构成共犯关系成立的条件，如同前面其一所说，它是成立上的从属性，并非与从属性无关。就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言，由于刑法规定按照他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驳论者所举的例子，认为可以适用第1款，都是就刑事责任来说的，这当然没有从属性。说它没有从属性，不正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的独立性吗?其三说：“第29条第1款并没有说明，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因而没有肯定教唆犯的从属性。”其实这种情况即“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由第29条第2款作了构成犯罪的规定，这正说明了教唆犯的独立性。第1款未规定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成立犯罪，并不能否定教唆人与被教唆人是否成立
试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摘要] 经济 理论 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 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 影响 ，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的争论，自2003年第2季度开始就一直不绝于耳，媒体炒作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到了去年底至今年初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着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度“热”起来。由于这种讨论对于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决策层都会产生影响，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进行梳理综述，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大多数争论不休的问题，多半与问题的含义或边界不清晰有关。这次关于是否“经济过热”问题的争论也是这样。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看，宏观经济是“过热”还是“不过热”，即总需求（增长）是不是超过总供给（增长），只能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但是，当前对这个问题却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主要观点可概述如下： 1．认为经济存在着过热的趋势或苗头 最初引起对经济过热问题争论的，就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这种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其背后则是货币供应和贷款增加偏多。如到 2003年7月底，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0．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3．2％，均达到了偏高水平。对此，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于2003年7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提出， 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同时，一些 研究 中国问题的国外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兆头。 2．认为经济只出现局部过热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只是出现了局部过热，而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或总体过热。局部过热的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一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汽车等）投资和 发展过热；很多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圈地）过热；地方政府主导性投资过热。这种观点可能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大多数国外报刊和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过热主要是一种投资性过热。 局部过热论的另一种看法是过量供应的货币流向了资产市场，导致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和价格上涨，而消费品市场则不出现过热和价格上涨问题。 3．认为当前的经济过热是一种“非典型”过热 有些学者认为， 目前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热状态，但这种过热与过去不同，与世界多数国家的过热也不同，是一种无通胀的经济过热。 这种观点提出，不要笼统地讲经济过热，要将经济过热区分为合理性经济“过热”和非理性经济过热；要弄清究竟是合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还是非理性经济过热占上风。并且，从目前经济“过热 ”的微观机理看，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是主要的，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是次要的，这是此次经济过热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从总体上看，目前出现的经济“过热”既有合理性也有非理性，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属于内生性的市场推动型的经济过热，又属于外生性的政府推动型的经济过热，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它既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很大不同，又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某些相同，但前者超过了后者；因此，是一种与以往的经济过热有较大区别的非典型性的经济过热。 不过，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经济过热”问题这种对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增长的客观现象的判断，转变为一种主观的、微观的 分析 ，似乎已经偏离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不完全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4．认为经济不存在过热问题 不同意或坚决否定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也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依据如下： ----现在说经济过热不符合实际。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水平，根本不存在着过热的问题。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开发西部现在只是起步阶段，振兴东北老 工业 基地也才刚刚开始，如此广阔的市场完全可以使投资增长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 经济 的这一轮扩张，与10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2003年与1992年经济扩张的机理不同；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达到改革开放以来9．4％的年均水平，不能对当前经济运行总体上做出“过热”的简单判断。炒作经济“过热”对经济的运行非常有害。 ----判断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存在。如：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能力；价格上涨水平仍然较低；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处于低迷状态，股票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资料价格的短期内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倾向较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金供给没有出现紧张，利率仍处于 历史最低水平；贷款增长快是前几年因惜贷而导致的存贷差太大的结果，是贷款紧缩后的恢复性增长，而货币供应（从M0到M2）的变化离开贷款的变化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 问题；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没有引起投资价格的明显上涨；国民经济运行整体的供求格局仍是供大于求；除了电力、钢铁等供应相对较紧张外，没有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经济运行领域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处于高增长期的房地产、汽车、钢铁等产业供求协调增长， 发展速度虽高但没有出现过热，更没有引起经济运行的过热；个别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有特定的原因，更多的是结构问题，而不是经济过热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否定“经济过热论”。理由是：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相对于前几年增长速度的连续下降，现在的反弹是经济自身发展 规律性的表现，不能人为地回避甚至违背这种势头；看宏观经济形势不能只盯着一年、一个季度，不能对短时间的变化妄下结论，而应看到长期趋势；要在今后20年实现全面小康，必须保持年平均7．2％的增长速度，而有些年份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不能拿我国经济的增长同国外简单类比，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有水份，有重复 计算 的问题； 目前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五个同步现象，包括：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同步、与经济效益提高同步、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同步，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与涉外经济增长同步。 ----以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特点否定“经济过热论”。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这轮经济扩张期不会出现传统型经济过热。因为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没有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消费品价格不会出现普遍上涨趋势；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商品供求的能力增强；生产要素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如劳动力利用程度偏低，大量 企业设备利用率很低， 金融结构存贷差依然呈扩大趋势，扣除长期建设国债拉动因素的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强。二是这轮投资高增长具有合理性，出现“无通胀型经济过热”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国进入重化 工业化阶段，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提高具有合理性；投资高增长还带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性质及受外在因素的作用；部分行业的投资高增长以有效需求为依托；虚拟经济没有出现泡沫现象，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推动型的经济过热。 5．认为经济还热得不够，或仍在过冷区间运行 持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就业率的情况。根据目前失业率的指标，经济不但不热，而且是冷的。其二是现在依然存在产品过剩，甚至资金过剩。其三是人民币客观上存在着升值的压力。一国的币值如果贬值，则会通货膨胀，即导致经济过热；一国的币值如果升值，则经济面临紧缩压力，即有趋于偏冷的压力。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不是处于过热，而是趋于过冷。 6．认为经济是过热与过冷并存 这种观点列举了当前经济中出现局部过热的一些现象，又 分析了依然没有热起来的一些问题，如投资与消费的对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对比，经济增长速度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对比，以及其他一些结构性问题，指出我国经济是在没有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处于一种可能走向过热又很容易回到过冷的状态。总的说来，认为 经济 出现过热迹象的，包括过热趋势或局部过热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否定经济出现过热的，则不仅态度坚决，颇有“义正词严”之势，而且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反驳的理由或论据。然而，其中有些理由或论据并不能真正否定经济存在过热现象，甚至与否定这种现象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