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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主体性———贯穿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思考主题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并且对其基本理念多次进行阐发和宣传，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深邃内涵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并将文化自觉的历程精炼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的十六字名言，他强调这既是人类学的发展前途，也是当今世界跨文化对话与沟通、联手发展，以创造“和而不同”的一体世界文化的重要原则。费孝通还认为，文化自觉并非仅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而是产生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在中西文化接触与碰撞之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中，被裹挟于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对本民族文化地位、命运与发展方向的思考中逐渐产生的。在他看来，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里面，中国走上现代化工业道路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西方的模式有西方的背景，“西方的办法从来不可能完全适合于中国情况”［2］195，直接照搬西方的模式必定会带来扰乱中国原有文化系统平衡的后果。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与理解本土的传统文化，如何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彰显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等问题，就成为费孝通学术思考的重点。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的目的不在于其他，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3］。这种“自主的适应”，首先是指要明确认识自己所属文化的方方面面，正确理解自己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把握其发展趋势;其次是要发掘本民族文化中与现代化规律相契合的因素，依据本民族文化来具体设计现代化道路，或者当出现无法契合的情况时，在主动参与现代化时重塑自身文化的个性。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本民族或地方文化在面对现代化诉求时的能动性的理性认知，惟其如此，“文化主体性”才成为可能［4］。因此，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是手段和条件，后者才是更为基本的追求目标。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虽然显见于费孝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各类文章与讲话之中，但实则具有极深的思想渊源，它既是费孝通对他之前的两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趋势中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思考的延续，同时，它也贯穿于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可以说，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考与实践均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即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探寻与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诸多学者对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理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郑杭生的《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苏国勋的《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沈关宝的《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等;另一些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对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理念及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展开了有益探讨，如李友梅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耿敬的《文化自主性与边区的现代化———费孝通边区开发思想研究》等。不同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其实早在费孝通关于家庭领域的探索中，他就对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这一思考为他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凸显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费孝通的家庭研究一直以来未能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而费孝通在家庭研究实践中所展示的文化自觉理念与文化主体性思考，也因之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本文将聚焦于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思考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费孝通在家庭研究中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左右，致力于文化特性的提炼，总结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特征;二是20世纪80年代，着重于对文化自主适应性的具体把握，以家庭为例探索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的自主适应性。以下将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二、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文化特性的提炼在第一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费孝通积极尝试运用实地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实质。在此时期，他着力于在家庭共性分析以及中西家庭比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家庭的独特特征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精炼的概括，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1．运用实地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家庭在费孝通一生所进行的研究中，家庭是他最早涉及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他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一个切入点。早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费孝通即着手研究家庭变迁问题，成果集中呈现于他的学士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中。在该文中，费孝通试图通过亲迎(现在叫迎亲，即新婿亲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这一风俗习惯的变迁为例，来探讨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虽然费孝通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得出亲迎“三区论”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对历史研究法将文化视为独立、可自由流动要素的观点不太认同，对于仅凭难以考证的历史资料来推断、还原历史演化过程的研究逻辑无法达成他认识中国社会这个主要目标的期望，费孝通转而接受功能学派的实地研究方法，将文化放回至社会现实中来理解与分析，将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系统中基本而又重要的一个层面进行观察与认识。在瑶山、江村及云南三村等地的实地研究中，费孝通通过对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考察与思考，富有洞察力地概括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同时，通过对英美家庭的考察，以及将其与中国家庭进行比较，进一步提炼和凸显中国传统家庭的独特性。相关成果及主要观点集中呈现于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等著作与文章之中。2．在跨文化背景中认识中国家庭的特征在费孝通看来，在个人承担生育任务的社会里，家庭是完成社会继替任务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体系”［5］99，但是这一基本原则在不同的社会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主要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来呈现，在以生育为最基本和核心任务的共通原则下，中西家庭在履行这一原则的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并且在此过程中重点突出中国家庭的特性。(1)家庭的功能。费孝通指出，西方家庭以生育和情感为主要功能，其余事务由其他专门的社会群体来承担。相比较而言，中国家庭的功能则要复杂得多，不仅担负着生育的功能，同时还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项功能，成为了一个事业综合体。在生育功能的履行上，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特定的文化引导和控制，比如“香火”的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信念，将新成员的生、育与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绵延相关联起来。在经济功能上，中国的乡土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6］21在情感功能上，由于生育之外的这些事业以效率为先，所以家庭更讲究组织纪律以实现这诸多功能，而非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满足。此外，中国家庭还特具一项功能，即养老功能。费孝通指出，中西社会在生育和抚育子女上并没有差别，但“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7］40他将中西的区别总结为“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西方的“接力模式”为:F1→F2→F3→F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中国的“反馈模式”为:F1＜=＞F2＜=＞F3＜=＞Fn(＜=＞代表抚育和赡养)，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7］40，并且这一赡养功能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孝道”伦理文化、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和强力支持。(2)家庭结构和关系。费孝通指出，由于所承担的功能较少，因此西方的家庭结构也比较简单，呈现出父母子的三角结构，即核心家庭———主要包含夫妇和亲子两对关系，并以夫妻轴为中心，强调夫妇之间的情感契洽。而在中国，由于家庭是一个功能综合的事业体，因此家庭的结构比较复杂，且富有弹性，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依事业的大小而定，小到等同于核心家庭，大到可以沿父系差序扩大，成为“小家族”［5］38。但同时，大家庭制度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并不通行，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中国家庭的最主要家庭结构，尤其是主干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家庭关系上，由于生育之外的这些功能具有长期延续的需要，所以在家庭关系上以亲子为主轴，以确保其绵续性;在家庭成员之间，如夫妇之间强调事务的合作，而不是情感的表达。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费孝通从性质上对中西家庭进行了区分，他将西方家庭称为“生活堡垒”［5］41，而中国家庭称为讲求长期性和绵延性的“事业社群”［5］41。与西方家庭比较起来，中国传统家庭在功能上更为综合，结构上更为复杂，关系上偏于纵向，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另需指出的是，由于家庭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群体，因此费孝通并非简单停留在对于中国家庭的分析上面，而是将这一分析扩展至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特征的剖析之中。如夫妇之间轻感情的状态与中国社会“男女有别”的特征，香火观念、祖先崇拜与中国社会注重历史性的特征，亲子间的“教化性权力”与中国社会“长老统治”的特征，亲属关系的差序性与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特征，等等。上述这些方面的扩展对于费孝通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变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中国家庭的变迁趋势:本土文化自主适应性的具体把握在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费孝通致力于通过长时间跨度的纵向比较与分析，认识与把握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变动轨迹，并着重呈现在此变动过程中，中国传统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变化的自主适应过程。1．从共同趋势探索到变迁差异性的把握其实在第一阶段中，费孝通也进行了家庭变迁的分析。一是通过历史研究法分析家庭的变迁规律，但由于不太认同历史法的分析逻辑，费孝通并没有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二是通过中西家庭比较:一方面分析中国家庭的特征，另一方面将西方家庭视为现代化的一端，通过比较从而对中国家庭可能的变迁趋势做出概略判断。他认为工业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此趋势下，中国家庭在某些方面会趋近于西方家庭，如家庭功能将会简化、经济功能将会从家庭中转移出去、夫妇之间的情感因素将会变得更加重要，等等［5］147［8］307。这些观点大都散见于费孝通对于中西家庭比较的相关论述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费孝通主要是通过实地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侧重考察在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适应性、能动性与持续性，分析中更关注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多方面因素与家庭变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第一阶段，费孝通主要是探索中西变迁的共同性趋势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则侧重于探索中西家庭变迁的差异性，致力于挖掘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于现代化“标准模式”的特性，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适应过程，以质疑西方理论的普适性。2．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中国家庭的自主适应性表现首先，费孝通对中国农村家庭结构与现代化、工业化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主干家庭与工业化、现代化具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核心家庭并非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直接产物。现代化不仅是技术上的，也体现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上。以古德、帕森斯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夫妇家庭或核心家庭是与工业社会最为适应的家庭结构形态［9］［10］。这一观点曾作为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被普遍接受。但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该观点受到了家庭史学家的挑战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后面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在西方社会过去几百年中，在大多数社会里，核心家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现代化与家庭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家庭变迁的动力除经济因素以外，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也会产生重要影响［11］。费孝通对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家庭进行了系统考察和追踪研究，他利用中国的经验材料回应了上述争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当代家庭史学家的新观点。费孝通通过对江村1936至1984年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后指出，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是江村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类家庭类型，在大多数年份中稳居第一和第二位。而在近50年的变迁中，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及实行乡村工业之后，以江村为代表的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核心家庭的数目并没有出现激增，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平稳、小幅增长;二是主干家庭不仅保持稳定，还出现了核心家庭合并为主干家庭的趋势，从而使其依旧是江村占据第一位的家庭结构类型。费孝通指出，核心家庭的增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有一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倾向于分裂出一个或几个核心家庭;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有主干家庭的分裂。传统社会中两代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是导致分家的主要原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导致主干家庭分裂为核心家庭的因素则有经济和政策的原因。经济上，家庭成员不管是子代还是亲代能够通过工厂工作或副业劳动获得独立经济地位时，一般不会再互相依赖，而是会倾向于分裂为核心家庭;在政策上，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如“一户一工”及按户规定建筑用的土地面积等等，也会导致核心家庭的增加，以获取最大化的家庭利益［12］348－350。但工业化的过程对核心家庭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显著，因此核心家庭的数目只是出现了小幅度的增长。相比较核心家庭的增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传统代表的主干家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增加，并且是占据份额最多的家庭结构类型。费孝通通过对江村的考察指出了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在意识上，江村农民把主干家庭而不是把联合家庭或核心家庭作为他们主要的家庭结构。”［12］349其二，工业化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农村体制改革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2］350。费孝通指出，主干家庭结构与“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是相适应的，给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互惠，在生产上可以在家庭内实现工业农业的相互结合，在消费上可以节省生活资料。具体优势表现为:第一，主干家庭可以保证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它可以保证在农闲季节能腾出劳动力出外从事非农田的生产活动，诸如打零工、运输、贩运，增加家庭收人。第三，它可以保证家庭里的日常劳务的运转［12］349－350。基于这些优势，费孝通认为随着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核心家庭合并为主干家庭的趋势会持续，或者原本打算分家的主干家庭将不会分裂，工业化对于家庭结构的影响将进一步体现出来，主干家庭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结构类型。我在考虑，假定我们真的走上西方的道路，应该表现为小家庭数目的增长。而当前我们中国三代人的直系家庭也在增长，这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核心家庭还是三代直系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的基本模式呢?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只要具备共同居住的条件，一般则倾向于有一对已结婚的子女同父母住在一起……城市的核心家庭增多，我认为是户口政策的限制。［13］41通过研究，费孝通以中国的事实阐明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核心家庭与现代化相适应，中国社会的主干家庭结构与现代化、工业化之间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传统的家庭结构并非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相反却蕴含着与现代化、工业化相契合的因素，其以特有的方式适应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并产生正向作用。主干家庭结构是中国农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应对工业化、现代化趋势，并依据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实进行的以确保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的、策略性的选择。其次，费孝通对中国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进行了仔细考察，并指出中国亲子关系中的反馈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并没有发生趋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实质改变。在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由于家庭结构简化，夫妇关系上升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夫妇之间更重情感契合。费孝通将西方的这种家庭关系模式在亲子之间的表现概括为“接力模式”，而中国的传统社会亲子之间则是“反馈模式”。他认为，“反馈模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社会不仅有各种如“孝道”、“香火”、“养儿防老”等观念加以维持，还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子女必须从经济、精神两方面对父母尽到赡养的义务。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伦理观念和社会舆论之外，更有了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和强化保障。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类型呈现多样化的变化，但是亲子之间的“反馈模式”，不仅存在于主干家庭中，也存在于已经分家的核心家庭等其他家庭结构类型中，这一模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持［7］54－55。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比较而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上述反馈模式所包含的具体赡养方式和内容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方面。在经济供养方面，在集体所有制时期，赡养主要是生活资料上，如粮食和稻禾等供养，并且得到了集体组织的保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通过子代与亲代在工厂工作、田地劳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合并经营、互惠互助实现对父母的供养［12］350。在精神赡养方面，费孝通侧重分析了由工业化所带来的妇女地位上升，对于赡养方式和内容所带来的变化。由于没有继承权，所以赡养父母并不是女儿的义务，但是当她作为媳妇之后，从精神上赡养公婆则成了她的主要义务，换句话说，媳妇在子代对亲代的精神赡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中，“礼教”规范使得媳妇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被迫顺从于公婆而实现了精神赡养。而到了集体所有制以及家庭联产制后，媳妇通过参与集体劳动以及工厂工作获得了独立的劳动者身份，拥有了经济的自主权，婆媳之间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有可能由生产和家务上的合作互惠培养出的友爱感情，也有可能因婆媳矛盾激化直接导致分家，并使得精神赡养受到影响而变得复杂化。“所以如果还要保证老年人不独守空巢，看来两代之间，特别是婆媳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和睦基础。”［7］55通过上述分析，费孝通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家庭结构类型变得多样化，具体的赡养方式和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反馈”特征得到了延续，并且得到了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的某种保障和强化，依旧是中国亲子关系区别于西方的主要特点。换言之，中国亲子关系并没有发生由“反馈模式”向“接力模式”的转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以新的方式继续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通过对中国家庭在结构、关系与功能等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费孝通不仅追踪了中国农村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变迁过程，而且也反思了这一变迁趋势与西方“标准趋势”之间的差异，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社会必然会走上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但是在具体的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与文化等并不一定是阻碍因素，相反，它们不仅会在变迁中存续下来，甚至还会以灵活的形式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费孝通的研究，既以中国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独特变迁趋势，指出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标准化的、普适性的模式和路径，也明确强调了地方性文化知识与现代化之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机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不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维护了自身的持续性，也以能动的方式适应现代化的变迁，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是截然的对立或二分的，“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14］。四、结论与讨论对家庭变迁的关注始终贯穿于费孝通的家庭研究之中，无论是早期关于婚姻家庭风俗的历史研究，还是后来以功能论为指导的实地研究和比较研究，费孝通都尝试对中国家庭的特征及其变迁趋势进行系统有效地把握。通过对中国家庭特征的分析和精炼，费孝通精辟总结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形成基础;通过对变动轨迹的追踪研究，费孝通深刻认识了中国家庭的现代化变迁趋势，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能动性。而这一系列研究，虽然源自于西方的功能论理论及实证研究方法，但是根植于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密切观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根植于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变迁路径的深度关切。他在家庭研究中对西方功能论的本土化综合与创新，他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家庭特征的提炼，他在现代化变迁趋势下对中国家庭独特变迁轨迹的把握，等等，这些努力都鲜明地体现了费孝通在学术研究中对文化自觉的践行，以及对现代化过程中民族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彰显。家庭研究不仅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早专注并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他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根基。家庭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家庭的结构特征直接体现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特征。一方面，费孝通由中国社会最基本结构———家庭出发，以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家庭变迁过程的研究，来把握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虽然他选择了西学框架，但是将考察和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从变动的家庭和社会事实中，既看到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传承性，也指出了西方文化、理论模式的非普适性，并在晚年将其进一步提升为在世界文化碰撞之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及与世界文化共处原则的思考。从前文来看，实际上他的这一思考，在其早期的家庭变迁研究中即已初露端倪，继而在后续的诸多研究中———如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世界文化“美美与共”愿景的表述等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凝练。因此不妨说，家庭研究既是费孝通学术生命历程中，运用文化自觉理念、把握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初步研究实践，同时也促进了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中文化自主性的理解，为他在后来的社区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研究等方面更加深入贯彻文化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奠定了重要基础。费孝通的学术生命紧密围绕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文化定位、未来路向等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浸透着文化自觉意识，他在学术研究生涯各个阶段中的努力都体现着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不懈探索。费孝通在学术实践中的身体力行不但为我国学者树立了学习的楷模，他的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也不断地启发着当今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对于“中西”、“今古”与“理实”［15］三层基本关系的认真思考与合理处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我们一直从近代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或西方社会科学输入影响来解读。 近日 ，来自史学界的新的声音是，作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蓬勃而兴的社会调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本报及时将史学界声音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同样，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清末北京街景 1939年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20世纪初祖孙三代的合影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即景 1890年前后上海的一条商业街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仅视为“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愚”、“穷”、“弱”、“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李景汉之所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偏重于事实的呈现，一方面是考虑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长，另一方面则是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希望等到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而且就像社区研究派自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法”一样，李景汉亦同样将用统计的方法、图表的方式反映社会状况，看做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描写”。（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两者孰是孰非，大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至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仅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用来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一场学术革命，或许并不过分，至少它也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生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统计学的传入、兴起与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庚子事变以后，大批中国人到日本留学，通过他们，统计学知识大量输入到中国来，同时与新政改革相联系、相一致，在中国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调查、统计的潮流。民国以后，西方的数理统计学派的著作、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加大，对于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的高涨，影响非常直接。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以后反过来对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统计学这样一个现代兴起的学问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果，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自觉相比确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当时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对统计学做出了贡献，但更多的是从数理统计、从数理方法上做的。从中国的社会调查出发得出一些结论的，我们目前掌握的还是很少。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兴起 吕文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社会调查与很多的社会科学门类都有关系，而与社会学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不能回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孙本文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内有他对实地社会调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1936年燕京大学刘育仁写的一篇学位论文，叫《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关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逐渐把社会调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遗憾的是，对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关系的问题，学术界作专门研究的很少。 教育调查的兴起与近代教育变革 毕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学化是近代新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以求得精确的结果。这极大地触发了中国教育界人士从事教育测量和调查的热情，导致清末民国教育调查的兴起，调查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别传统“教化”，走向社会教育的历程。 农村经济调查热潮与农业经济学 郑清坡（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的特征及其兴起发展的历程来看，因农村经济学应用的性质，必然要对农村进行调查以求得数据，并反施于农村改进。因此，农村经济调查的兴起发展实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社会调查影响民国时期经济学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社会调查与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发展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或者说在100年前左右中国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等。同时，也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国才真正开始有自己数量上的统计和关于社会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确实有一个时间上的同步，但背后实际上有很微妙的关系。就是社会调查已经从方法上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经济知识、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统计调查方法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但真正被大家认识到有经济学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们明朝以后就有所谓的经世传统，整个有清一代也有一种很强有力的思想，也就是经世思想，最后被汇编成十几种《皇清经世文编》，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后经过传教士的译介，一直到严复翻译《原富》这本书并于1901年出版，中国人才开始认识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范式才逐渐形成，从传统的什么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慢慢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刚刚开始认识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相应的统计、调查资料，比如我们缺乏相应的人口调查资料，缺乏货币资料，缺乏当时刚刚兴起的当时中国工业情况的调查，也没有中国农业的调查。在缺乏这些具体数字、数据的情况下，经济思想要来指导这些具体的经济，那距离就会相差很远。 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与中国商法学的产生 王雪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民初中国曾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研究成果很丰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还有张勤、毛蕾《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等等。另外还有商人自己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由上海商务总会等发起，各埠商会也展开了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商法调查案理由书》。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调查习惯的立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对近代中国立法史、社会史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内容包括各地商人对各地商事习惯的调查，再综合各个国家的一些习惯。此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比较各国”和“参酌习惯”，它的制定是中国商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和《商人通例》均是由《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发展而来。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 邱志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角度，来考虑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习惯调查对于司法的、立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最早对习惯调查与现代法学关系进行论述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在给前述严谔声之《上海商事惯例》的序文，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习惯调查与法学研究关系。 近代中国人口调查与人口学的建立 王大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清朝政府加快了举办“新政”的速度，筹备立宪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而准确地了解国内的人口情况和实行完善的人口统计登记制度则是实行宪制选举的前提。清政府借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统计理念和技术，由民政部拟定《调查户口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为整体人口统计的政策上的基础。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国民政府似乎也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俗称“民元人口调查”。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近代中国的人口调查已经形成了比较先进的人口统计学理念和技术。
不是非常严格，硕士论文的外审其实并不是非常严格，只要你的论文有研究成果，以及具有比较好的撰写规范的话，那么外省通过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燕山大学论文抽检没有结束。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十月份至十二月份，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百分之二，故燕山大学论文抽检没有结束。
地理教学论文参考文献
现如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地理教学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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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志明, D. A.季莫菲耶夫,V. V.勃朗古里耶夫,等.试论地貌圈概念、属性及其与其它地表圈层关系[J].地球科学进展,
[商务英语] 如何实现商务英语信函中的礼貌原则[摘要] 商务英语信函是现代国际商务活动中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商务交流的必要手段。 礼貌原则是 商务英语信函写作中要重点把握的技巧。本文从行文态度、 选择词汇、运用语气和传递结构四方面探讨了 礼貌原则在 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实际运用方法。 商务英语信函是现代国际商务活动中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商务交流的必要手段。 礼貌原则是商务信函写作的基本要求，它涉及语言、交际技巧、商务知识、文化背景等因素,颇具现代英语的特点。“礼貌、得体”是 商务英语信函的灵魂,目的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或商业信誉，礼貌性语言对于信息的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貌原则决定了商务信函中的礼貌程度必然比日常信函要高。本文将从行文态度、 选择词汇、运用语气和传递结构四方面探讨商务信函中的 礼貌原则的实现。 一、行文态度的 选择 1.以他人为重的态度在商务信函中, 礼貌原则要求我们尽量从对方利益出发,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表达我方的意愿。站在对方立场上看问题,考虑对方的处境,明白对方的难处,使对方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尊重,鼓励对方与我们合作,从而促进业务的往来。因此要尽量使用第二人称代词you和your,而较少用第一人称代词I,we,my和our,即所谓的your attitude。例如： (1)Youractiveparticipationinthisconferencewillbehighly appreciated． (2)Wewillhighlyappreciateyouractiveparticipationinthis conference． (1)句虽合情合理,但没有完全采取对方立场。用“我们认为” 这种句型一定程度上是以自我的标准为中心,没有令对方感觉到是从收信人角度考虑,没把对方利益放在首位，不能体现我们的目的是让收信人觉得受到尊重和重视。而(2)句则以对方为中心, 充分肯定了对方的积极参与,体现了 礼貌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在收信人有过失时,刻意使用you,实际上强调了对方的错误,使对方面子上过不去,而多用we和I却更能体现 your attitude的内涵。例如： Apparently you misunderstood our order．Anyway you shipped thewrongthing．应改为:Apparentlyourinstructionsarenotclear,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wrong article was shipped．这种多让自己承担责任,对对方少加指责,通情达理的婉转表达无疑是吸引合作伙伴的有利因素。 2.采用肯定的态度成功的信件往往都采用肯定的态度或肯定的思维,没有人期待一种否定的观点。因此,拒绝时尤其需要策略。由于人们更愿意接受肯定的事物,在写信时可以将否定的观点改为肯定的观点以便缓和语气。如： (1)We make no refunds after 3-month guarantee has run out． (2)We can only make refunds during the 3-month guarantee period．尽管上面句子中,第二句表达的信息跟第一句相同,但是读者更喜欢第二句,因为它们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在商务英语信函中,我们要尽量创造出一种积极而肯定的气氛,因为表达肯定意义的词语比否定的词语更有可能帮你达到目的。肯定的语言还有助于你和你的公司建立起与收信人的良好关系。 二、词汇的 选择 1.尽最大可能 选择有积极意义的词语进行使用语言是信息的载体,一封用心 选择语言的信函不仅能表达字面上的意义,而且能够传递一种情感，还能体现出客气和周到。在商务信函中应当 选择一些含有积极情感意义的词语如pleased, satisfy,obliged,welcome等。这样能使对方身心愉悦,有利于双方的合作。特别在有关催款、投诉、索赔等信函中,即便错不在己,也要对对方所做的任何一点积极努力给予肯定与赞扬,做到礼貌得体。例如： (1)I would appreciate having your reply by July1st so that we canfinalizeourprogram.． (2)You kind invitation this time is most welcome． (3)We should be greatly obliged if you would let us have your currentpricesincludingservicecharges．与此相反,信函中要极力避免使用no,cannot,claim, complaint,inefficiency等词的使用。在 商务英语信函中,否定意义的词语容易给人不愉快的感觉。直截了当地加以否定,买卖双方会失去合作的兴趣,双方贸易关系会由此中断。基于 礼貌原则,我们经常在 商务英语信函中把消极的用法藏于积极的用法之中,至少语气上委婉得多,尽量做到礼貌得体。例如“Thank you for call- ing our attention to the late arrival of the samples．”就比“We havereceivedyourcomplaintaboutthelatearrivalofthesamples．” 要礼貌得体得多。 2.正确使用情态动词由于商务信函往来多数是磋商、答询公务，往往涉及愿望、允诺、赞许、建议、催促、询问、拒绝、辩解或申诉、质问、谴责等等，所以英文商务信函中情态动词使用频繁。情态动词的恰当使用常常可以使句子的语气更加缓和,使对方容易接受,实现理想的交流。例如： Wewouldliketosuggestalternativewherethereareshipments available．在这一句中“,would like”表示的是一种请求的语气。如果去掉“would”就有了强加于别人的意味,对方从心理上会比较难以接受。需要说明的是,情态动词多用于If条件句中,帮助写信人表达各种语气。而情态动词的使用,在语气上就委婉得多,显得礼貌得体。例如： I should be very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arrange a seaton the same flight for the 18th September．情态动词can，could,will和would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但 could和would与can和will相比之下更有礼貌。因为过去时态的情态动词暗示一种假设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因此在商务英语信函中,could和would常被使用,语气较缓和。例如： (1)He would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of seeing you while he is in Ottawa． (2)Could you possibly forward your suggestions furthermore? 三、友好语气的 选择 大致说来,语气就是作者的态度,跟他的情感和意图有关,可以通过词汇的 选择、顺序的排列来实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不同情感和语气。 商务英语信函写作中,友好的语气有助于给读者留下一种礼貌的印象,因此使 商务英语信函写作富有成效。 1.使用被动语态在英语商务信函中，尽管使用主动语态表达更有力,但是被动语态具有较高程度的礼貌性。因为它不强调动作的发出者，所说出的话不是强加给对方的,所以使请求听起来比较温和,显得礼貌得体。例如： (1)Upon taking delivery of the cargo,we have found that you only shipped 920 cartons against 1000 cartons． (2)Upon taking delivery of the cargo,we have found that 920 cartons were shipped again st 1000 cartons．句子(1)中,通过使用you only shipped而直接表达了对收信人的责备,但如果过错是由于代理人造成的,这样的句式就容易使对方受到伤害。在句子(2)中,被动语态的使用缺省了动作者,没有显现出是谁的责任,只是给人一种启示,应该马上找到事实真相。为了表达委婉,建议当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或传递命令时使用被动语态。 2.使用疑问句型疑问句型是通过询问别人的能力或意愿来表达一种请求或一个命令,比采用直接的陈述句或肯定句去表达命令更委婉,从而使语气变得间接、不唐突。例如： (1)Quote us CIF 5%New York． (2)We request you to quote us CIF 5%New York． (3)Could you quote us CIF 5%New York? 句子(1)使用命令的语气,很容易造成听话人的不愉快,因为它违背了商务交往中的平等原则。句子(2)的语调比较温和,但表达直接。句子(3)用疑问句型表达同样的意思,但语气委婉客气，好像请求帮忙一样，比较得体。 3.使用条件句型使用条件句型与疑问句型相比,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使用条件句型,去掉了威胁他人面子的成分,从而使语气变得更友好。此外,条件句型会使其建议具有试探的性质。例如： (1)If any of the items listed in the dialogue meets your interest,pleaseletushaveyourspecificinquiry,andquotationwill be forwarded without delay． (2)We attach a list of the contents of Case and shall be glad if you will check this with our order and the copy of your invoice． 4.使用虚拟语气虚拟语气可以委婉礼貌地提出希望或意见,使句子更加婉转, 具有更多的磋商余地,更加有利于达成贸易协议。如：（1)We would ask you to open L/C soon．（2）We wish we could lower our prices but unfortunately we can not do so． 四、信息传递方式的 选择 1.直接表达法对于传递令人满意或中性信息的信函,一般采用直接表达法, 即把令人满意或中性的信息置于句首,然后作出必要的解释,最后用客气礼貌语言表示希望或感谢,从建立业务关系到业务的成交, 基本上都 选择这种模式。 2.间接表达法表示拒绝对方要求或传递令人失望的消息的商务信函尽量减少读者的不悦,一般采用间接表达法,即把 商务英语信函分成五个部分：(1)中立陈述;(2)拒绝执行或接受;(3)缘由;(4)补救方法; (5)客气的结束语。这种篇章结构的布局是为了尽量缓和语气,避免唐突,使对方在看到中立陈述及可信服的缘由之后,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去接受信中的拒绝内容。信函中“补救方法”及“客气的结束语”可进一步消除不愉快的信息在对方心中产生的不悦情绪。这种结构主要用于写还盘信、拒绝付款方式、要求修改信用证、申诉索赔信或保险索赔信。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 商务英语信函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商务英语信函中的 礼貌原则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普遍要求，一定会成为国际商务人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种技巧，提高 商务英语信函写作的质量，保障商务活动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裴倩倩:用 礼貌原则指导商务信函的词汇运用[J].语文学刊 2007，（9） [2]葛丽芳:商务英语写作中的礼貌研究[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6,(11)
燕山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提高博士研究生选拔质量，依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我校研究生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第二条硕博连读是指招生单位从本单位完成规定课程学习并且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第二章选拔原则第三条凡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均可开展硕博连读工作。 第四条硕博连读原则上应在同一学科中进行。硕博连读导师应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且符合当年招生条件，硕博连读导师原则上应为同一人。第三章选拔办法第五条申请者须为国家计划招生的在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且学位课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学位外语考试通过，所修课程及学分符合学科培养方案要求。 第六条申请者须在硕士学位论文（课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与博士论文研究内容一致，符合博士学位论文立题要求）开题后提出申请，由导师推荐。 第七条申请者须经学科考核小组（由三名以上教授组成）对硕士论文开题情况进行考核并通过，不参加当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第八条申请者须提交纸制报名审批表（加盖公章）并进行网上报名，未提交纸制报名审批表或未网上报名者报名无效。第四章招生计划第九条硕博连读占博士生导师当年招生计划。 第十条全校各专业应留出一定比例用于普通招考。第五章其他第十一条录取前申请者如有违纪、违规行为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坚持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可由导师提出意见，所在学院同意后报招生工作处取消其录取意向。 第十二条本办法发布后，原有相关文件停止执行。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招生工作处负责解释，与国家政策不符之处以国家政策为准。所以第三章第五条，学位课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希望楼主采纳
燕大直博基本没有分数要求，如果你研究生跟的导师能带博士的话直接找他就行。这个关键得先找好博士导师，他如果同意要你了就好办了，研三就相当于博一了，能节省不少时间。
直博问题请直接联系导师，愿意要你，别的好说！
燕山大学论文抽检没有结束。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十月份至十二月份，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百分之二，故燕山大学论文抽检没有结束。
1.欧几里得、2.刘微、3.秦九韶、4.笛卡尔、5.费马、6.莱布尼茨、7.欧拉、8.拉格朗日、9.高斯、10.希尔伯特、11、祖冲之 、12.华罗庚、13.陈景润、14王孝通、15.赵爽、16.苏步青、17.陈省身18.丘成桐、19.杨乐Weierstrass 魏尔斯特拉斯（古典分析学集大成者，德国人） Cantor 康托尔 （Weiestrass的学生，集合论的鼻祖） Bernoulli 伯努力 （这是一个17世纪的家族，专门产数学家物理学家） Fatou 法都（实变函数中有一个Fatou引理，为北大实变必考的要点） Green 格林(有很多姓绿的人，反正都很牛） 李 (创造了著名的Lie群，是近代数学物理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Euler 欧拉（后来双目失明了，但是其伟大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Gauss 高斯（有些人不需要说明，Gauss就是一个） Sturm 斯图谟（那个Liouvel-Sturm定理的人，项武义先生很推崇他) Riemann 黎曼(不知道这个名字，就是说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着数学家） Neumann 诺伊曼（造了第一台电脑，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数学物理的全才） Caratheodory 卡拉西奥多礼（外测度的创立者，曾经是贵族） Newton 牛顿（名字带牛，实在是牛） Jordan 约当（Jordan标准型，Poincare前的法国数学界精神领袖） Laplace 拉普拉斯（这人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都有） Wiener 维纳（集天才变态于一身的大家，后来在MIT做教授） Thales 泰勒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有一个他囤积居奇发财的轶事） Maxwell 麦克斯韦（电磁学中的Maxwell方程组） Riesz 黎茨（泛函里的Riesz表示定理，当年匈牙利数学竞赛第一） Fourier 傅立叶(巨烦无比的Fourier变换，他当年黑过Galois) Noether 诺特（最最伟大的女数学家，抽象代数之母） Kepler 开普勒（研究行星怎么绕着太阳转的人) Kolmogorov 柯尔莫戈洛夫(苏联的超级牛人烂人，一生桀骜不驯） Borel 波莱尔（学过数学分析和实分析都知道此人） Sobolev 所伯列夫（著名的Sobolev空间，改变了现代PDE的写法） Dirchlet 狄利克雷（Riemann的老师，伟大如他者廖若星辰） Lebesgue 勒贝格（实分析的开山之人，他的名字经常用来修饰测度这个名词） Leibniz 莱不尼兹（和Newton争谁发明微积分，他的记号使微积分容易掌握） Abel 阿贝尔（天才，有形容词形式的名字不多，Abelian就是一个） Lagrange 拉格朗日（法国姓L的伟人有三个，他，Laplace，Legendre) Ramanujan 拉曼奴阳（天资异禀，死于思乡病） Ljapunov 李雅普诺夫（爱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但更爱他的妻子） Holder 赫尔得（Holder不等式，L-p空间里的那个） Poisson 泊松（概率中的Poisson过程，也是纯数学家） Nikodym 发音很难的说（有著名的Ladon-Nikodym定理） 霍普夫（微分几何大师，陈省身先生的好朋友）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就是勾股定理在西方的发现者） Baire 贝尔(著名的Baire纲) Haar 哈尔（有个Haar测度,一度哥廷根的大红人） Fermat 费马（Fermat大定理，最牛的业余数学家，吹牛很牛的） Kronecker 克罗内克（牛人，迫害Cantor至疯人院） 朗道（巨富的数学家，解析数论超牛） Markov 马尔可夫(Markov过程) Wronski 朗斯基（微分方程中有个Wronski行列式，用来解线性方程组的） Zermelo 策梅罗（集合论的专家，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理体系） Rouche 儒契（在复变中有Rouche定理Rouche函数） Taylor 泰勒（Taylor有很多，最熟的一个恐怕是Taylor展开的那个） Urysohn 乌里松(在拓扑中有著名的Urysohn定理) Frechet 发音巨难的说，泛函中的Frechet空间 Picard 皮卡（大小Picard定理，心高气敖，很没有人缘） Schauder 肖德尔（泛函中有Schauder基Schauder不动点定理） Lipschiz 李普西茨（Lipshciz条件，研究函数光滑性的） Liouville 刘维尔（用Liouville定理证明代数基本定理应该是最快的方法） Lindelof 林德洛夫（证明了圆周率是超越数，讲课奇差） de Moivre 棣莫佛（复数的乘法又一个他的定理，很简单的那个） Klein 克莱因（著名的爱尔兰根纲领，哥廷根的精神领袖） Bessel 贝塞尔（Hilbert空间一个东西的范数用基表示有一个Bessel定理） Euclid 欧几里德（我们的平面几何学的都是2000前他的书） Kummer 库默尔（数论中最有影响的几个人之一） Ascoli 阿斯克里（有Ascoli－Arzela定理，要一致有界等度连续的那个） Chebyschev 切比雪夫(他证明了n和2n之间有一个素数） Banach 巴拿赫（波兰的牛人，泛函分析之父） Hilbert 希尔伯特（这个也没有介绍的必要） Minkowski 闵可夫斯基 （Hilbert的挚友，Einstein的“恩师”） Hamilton 哈密尔顿（第一个发现了4元数，在一座桥上） Poincare 彭加莱(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Peano 皮亚诺（有Peano公理，和数学归纳法有关系） Zorn 佐恩(Zorn引理，看起来显然的东西都用这个证明)
1、王喆飞
共同课教研室副教授，4岁开始接受钢琴专业教育，学习期间多次参加音乐会演出，参加各种比赛并获奖。200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研究生，师从中国著名钢琴教育家李其芳老师。2006年来到天津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至今，其中2007到2008年公派至俄罗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
2、吕晓亮
主科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1961年5月生于天津，祖籍台湾嘉义，天津市钢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市十三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台联副会长。1974—1979年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师从黄雅教授。
1979—1983年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管弦键盘系，师从黄雅教授，1982年留校从事钢琴专业教学。
3、王菁菁
主科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及天津音乐家协会钢琴学会会员,国际莱舍蒂茨基学会会员.执教以来，多次应邀在圣彼得堡、北京、西安、天津等地成功举办个人独奏、重奏及师生音乐会的演出。2010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个人独奏专辑《行云流水》。
4、李巍
主科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69年5月生于中国天津，白族，祖籍中国云南大理。自幼习琴，1981年9月进入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钢琴专业学习，1987年9月进入天津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1991年7月留校任教。
目前担任天津音乐学院钢琴主科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天津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理事，香港钢琴教师联盟理事。
5、钱丽娜
主科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72年生于天津，自幼受到其父天津音乐学院钱国桢教授的音乐启蒙教育，四岁学习钢琴，十二岁在天津市首届“春芽奖”少年钢琴比赛中展露头角，获得少年组第二名，继而步入了专业音乐学习的道路。
1985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在学期间专业及各科成绩名列前茅，1991年被保送升入天津音乐学院键盘系学习，1995年大学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2003年本院键盘系钢琴表演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参考资料来源：天津音乐学院官网-钢琴系教师介绍
摘 要：电大开放教育的招生曾十分火爆，但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迅猛发展, 其招生规模总体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文章以北京电大西城分校为例，梳理了电大招生的现状，剖析了影响招生的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电大开放教育；招生；现状；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一、招生现状 （一）招生的总体趋势下降 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的主力军,自1999年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至今已有13年的历史，其招生经历了逐渐上升、渐入高潮、慢慢下滑的轨迹。开放教育的招生曾十分火爆，但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迅猛发展,多所高校加入远程教育的行列,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招生竞争优势明显降低，其招生规模总体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比如北京电大近几年招生人数以每年9%~10%的比例下降，北京电大44个招生单位中，2010年春、2011年春、2012年春连续下降的有12个招生单位，2012年春比2011年春下降的有14个招生单位，二者合起来共占到。笔者根据北京电大西城分校近几届的招生情况，认真分析电大的招生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电大招生的可持续发展。 （二）电大生源特点 表1 生源构成表 根据表1，可以看出北京电大西城分校近几届的生源构成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外埠来京务工学员占到一半以上。 二是年龄层次呈现低龄化趋势。开放教育学生的年龄跨度较大，新生年龄结构继续向年轻生源偏移，生源的年轻化其实质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就业前报读开放教育专本科，以提升自己的知识层次，提高社会竞争力，这与开放教育起初的主要受益目标是成年在职人员补偿学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进一步说明了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多数年轻人在从业前即寻求提升学历资本，而后更多是等待发展机遇，同时由此带来的是获取更高层次学历的连贯性也有明显加强，所以开放教育生源分布向低龄群体不断发生偏移，对开放教育招生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三是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四是在职人员占据了绝大多数。 五是学历构成分析—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的生源少。从2012年春学员报名学历分布来看: 本科学生中，高职教育、普通专科教育毕业生占，成人高校毕业生占，电大自己的专科毕业生占。专科学生中，高中毕业生只占，技校毕业生占，中专和中职教育毕业生成为主体占。 二、影响招生的因素分析 （一）外部竞争环境恶劣——成人学历教育需求减少、供给增加 按照市场的供求理论，需求减少，供给亦应减少，才能维持供求的均衡。但目前成人学历教育的供求却是学历教育需求减少，供给增加。 1.成人学历教育需求减少 从根本上说，生源是电大发展之本，按照北京电大西城分校的统计，电大目前生源有50%~60%属于外埠来京务工人员，由于北京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北京外来人口趋少，今年年初64%的外地人口离开北京回乡或去其他城市发展。这样使得外埠生源减少。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普通高校的升学率逐渐增高，考不上普通高校的学生人数将越来越少，25周岁以下的电大入学人数总量将继续下降，这就意味着电大今后的生源将越来越有限。就本地生源来说，北京市2011年共有76007名考生参加高考，比2010年减少4234人，减幅为，连续五年锐减。根据有关数据预测，北京市未来7-8年仍将呈现高考生递减的趋势。这样本地潜在生源减少。 2.成人学历教育供给增加 从学历教育的供给方面来看，目前多种教育形式并存，开放教育招生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网络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各种办学形式都占据不同的市场份额，而且各有优势：一是成人高考招生规模大,收费低廉,办学灵活度大、教学管理环节少,并且课程设置简单、考试难度与成人教育特点相匹配, 而且成人高考入学分数一降再降，对开放教育冲击很大,尤其对开放教育秋季招生冲击最大。 二是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发展迅猛，目前已有68所大学设立了网络学院，在读学生由开始试点时的3000多人扩展到今天的200多万人，并每年以48%的速度递增，网络教育的覆盖范围已达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逐步扩大到县市，校外学习中心已有3000多个，日益逼近电大办学点和在校生数。由此可见网络学院招生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是自学考试凭借其灵活的学习考试形式、低廉的学费投入、入学资格的低门槛等优势,在成人高等教育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专科招生方面,自学考试对开放教育冲击很大。由于自学考试对入学资格要求很低,吸引了大批中职院校学生报考。 （二）学员职业的分析 参加开放教育学习的学生以在职人员为绝大多数,反映了在职人员对提高自身学历的要求,也可以说电大教育是在职人员提升学历层次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生职业分布由国家公务员、教师、工人、企事业单位职工、公司职员等多层次的学习群体组成, 从学生来源分布情况来看:机关、事业单位所占比例趋于减少，仅占20%左右,说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补偿教育任务趋于基本完成，加之此类单位从业准入学历条件要求较高，在进入单位时就已经学历达标，工作人员进修学历的需求逐渐萎缩，比如北京的社工专业就是如此。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企业单位所占比例趋于上升，跃居榜首，占总数的50%以上，而此中又以服务业居多。这为我们合作办学、生源开发对象的目标调整和工作定位提供了指导性依据。 （三）学员来源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学生来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他人介绍仍据首位。 表2 学生来源途径表 二是媒体广告位居第二。通过看媒体广告来的共65人，占总人数的，其中看网上信息来的共57人，占总人数的。从学校付出的成本比较，其中效益高的还是网上信息，连续三届呈增长态势。 三是电大学生专升本比例上升。2011年全年北京电大招生在800人以上的分校，应届生专升本率都在40%以上，其原因有的是给教务处下指标，有的是抓导学教师的工作，其效果较为明显。从这方面看，学校加强各岗位对学生的支持服务仍然是重中之重。 四是网上预报名的报名率高。电话预报24人，其中报名缴费的11人，报名率达。北京电大西城分校招生网上预报名18人，其中报名缴费的9人，报名率达50%，2011年秋网上报名22人、缴费的13人，报名率达。北京电大服务热线咨询的10人，其中报名缴费的2人，报名率达20%，2011年秋10人报1人，达10%。 （四）特别专业生源分析 2012年春生源不太理想的专业包括护理专科本科、社工本科、工商专科、学前本科、广告本科，分析其原因： 1.护理专业招生不理想的原因 护理专业招生人数连续下降，主要原因一是护理专业的生源主要是靠学员的口口相传，在职护士由于值班的原因，不愿或时间不允许来校上面授课，而远程教育不用参加面授课，所以很多人选择去上普通高校的远程教育或奥鹏教育；二是一部分外地护士觉得北京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了；三是一部分选择电大的学员可能更愿意去电大在卫校的教学点，究其原因是护士中技就是在卫校上的，加上医院内护士口口相传的影响，电大分校与卫校相比没有竞争优势。 2.社工专业招生不理想的原因 社工专业招生下滑与学历需求有关，据区民政局介绍新进社工普遍学历高，收入相对较低、队伍不稳定，致使该专业潜力不大。 3.学前教育招生不理想的原因 学前教育专业招生下滑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与学历需求有关，城区大部分在岗幼儿教师达到本科学历，二是首师大和北师大比电大有取证的优势和资源优势。 4.广告学招生不理想的原因 广告学本科是北京电大西城分校第二次招生，上次就只招了5个人，而且该校广告专科已连续多届不招生，没有专升本的学员，来报名的学员对广告专业也不太感兴趣，主要原因是觉得不好找工作或者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 5.工商专科招生不理想的原因 工商专科的课程设置里的经济数学、统计学原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比较难学，而工商专科的生源多是在民营企业打工的人群，其数学基础差，学习有困难，这也是工商专科学生流失多的原因。 三、对策和建议 （一）合理定制招生奖励政策 1.借鉴企业绩效的奖励方式，改变招生奖励的策略 2012年春招生中，通过“经人介绍”，即“口口相传”就读电大的学生与电大专升本学生总共达到，并呈现了持续递增趋势。这进一步说明在生源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人们更加看重和信任的是人们的推荐和介绍。所以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作支撑，调动广大教职工和在校生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好推荐生源的作用。应该借鉴企业绩效的奖励方式，实行多介绍多奖励。 2.校内教师的招生奖励应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 根据统计，校内老师推荐学生逐年减少，看来只有物质奖励，其激励效果似乎不明显。对校内教师来说，招生激励措施应以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结合，对招生成绩突出的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以起到鼓励全员招生的效果。 （二）注重网络媒体宣传，加强与咨询者的互动与交流 现代人的信息渠道主要靠网络，所以宣传应以网络为主，一是要利用好西城区的各种网站，比如近期利用了学校的三大网站和教委、民政部门的社工网。二是通过网络平台的多种交互功能，在西城区平台上加一个“招生留言”栏目，加强咨询者与招生人员的互动和交流。有交流才有了解，有了解才有信任。学校和咨询者之间的互动是增进彼此了解的最好方法。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时或非实时地进行互动与交流，招生部门应该安排专人参与这种互动，对咨询者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复与解答。 （三）建议上级电大调整有关政策扩大开放 应该发挥电大的系统优势，建议中央电大、北京市电大调整有关政策以扩大开放。 1.调整招生政策，扩大开放 与其他院校比较，电大的招生政策还是偏紧，比如：东北财大允许各类国民教育系列高校专科在校学生续接本科，只要求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拿到专科毕业证书，履行验证手续。而电大则要求在报本科前必须拿到专科毕业证，增加了报名难度。 2.改进招生工作流程，方便学员 电大开放教育入学资格审核,报名要让学员交学历证书原件,需要使用三次，第一次是报名初审用,第二次是省电大复审用,第三次是中央电大终审用,给学员带来很大的不便。而网院采取的是对报名资料原件扫描,由平台上传,高校进行审核,学员只要报名时带学历证书原件就可以了。因此,开放教育招生工作中的有些服务流程必须进行改进,才能方便学员就读。 3.根据生源特点，调整 教学计划 在电大学员的学历构成分析中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的生源少，成人学生的学习基础不好，报名时看到课程安排里一些难度大的课程就吓跑了。故在教学支持方面，希望上级电大能够修改相应的教学计划，对现有教学计划中的课程目标与课程设置进行必要的改革。比如经济类专科中的数学、统计等，以必要和够用为原则，适当删除基础知识中的某些内容，多开些实用性的课程，降低学习难度。 4.根据学员需求，调整专业设置 在专业设置中，根据行政管理专科学生不愿续行政管理本科和生源主要是服务类企业员工的实际情况，建议上级电大考虑可否增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或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专业，以满足学员的需求。 5.教学资源多样化 就教学资源而言，对外埠务工学员而言，北京的生活成本大，有些学生买不起电脑，更养不起电脑，因为北京部分小区的网费很贵，所以部分学员基本不上网，实在需要的话就去网吧或通过手机上网，可网吧不是学习的环境，手机网络一是硬件要求高，二是长期上网，费用也比较高，学校的视听阅览室虽然可学习，可他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所以从学习资源上除了注重网上资源的开发利用，仍然需要继续同步使用录像、DVD等形式。 （四）开拓新渠道，做好各种联合办学 一是与有关院校联系办好研究生学位教育。它将有利于提高电大的办学层次，提高电大的办学声誉，有效推动电大开放教育的招生工作。 二是与职高联合办学。充分利用开放教育设置的课程开放专科专业，与有关职业高中做好高中与大专的衔接教育。 三是考虑与企业的联系合作。企业在职人员是开放教育的主要生源。一部分就读电大的企业在职人员经济收入是比较高的，但还有很多企业在职人员因经济原因或时间原因不能圆大学梦。请政府领导牵线，为学校领导与大型企业高层领导洽谈搭建平台，争取企业对其就读电大的员工给予支持，如：在时间上为员工学习、考试提供方便，同季同一专业学生在30人以上的企业，请企业提供集中面授场地，电大送教上门，派老师到企业上面授课。 电大要想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促使自主办学和合作办学的和谐发展，拓展生源渠道，优化良性竞争环境。 （五）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也有利于当前的招生。实践证明,学校得到政策上和组织上的支持,能够对大量开拓生源起到组织推动作用,效果非常明显。比如党校因为不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所以其专科毕业证续不了电大的本科，只能从专科重新读起，这样党校的学生是有点抵触情绪的，对此，可以与西城区党校合作，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对党校毕业生给予一定的支持政策，使党校专科毕业生更方便地就读电大本科。 （六）以“副业”促“主业”,努力确保和扩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电大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办好开放教育项目的学历教育。所以说,电大要聚精会神地做好开放教育这个“主业”。同时,电大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思路和长远的眼光,以建设开放大学为契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两手都要硬，充分利用自身的系统优势,不断拓展服务功能,做好其他远程教育和社区教育等“副业”。如“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培训和社区教育，可以在开班仪式或结业仪式上宣传开放教育的招生，争取有求学需求的居民报读开放教育。 （七）针对生源的年龄分布情况，做好支持服务工作 针对开放教育生源分布向低龄群体不断发生偏移的实情，做好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工作。一是做好学生工作，“以生治生”远比“以校治生”的效果好，比如有些分校的学生会工作做得很好。二是学员希望学校多搞些活动，以获取证书和资历作为自己能力的证明，比如2009年北京电大西城分校搞的英语才艺大赛，学生参加的积极性很高，也增加了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三是在期中教学检查的学生座谈会上，也可做做学生的招生鼓励工作。另外有些分校建立法律与心理咨询室为学员提供服务，设专门的部门或岗位为学生提供就业咨询服务。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招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八）护理专业工作要特办，做到以点带面 一是以点带面，和医院的联系最好是具体到医院科室的护士长，这样更有针对性；二是与本校护理在校生座谈，取得他们的支持，否则只好放弃护理专业。 总之，电大招生工作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解决电大招生问题，并不是就招生论招生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只有把招生工作与电大整体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才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是解决招生工作的根本出路，应以开放大学的建立为契机，实现电大招生工作与电大整体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肖立志,陈文宽.网络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DB/OL].https:// /2004l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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