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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以“和”为主线，我国的外交政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含着如下基本点：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的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根据现在的国际形式我国的外交政策：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用几句话概括，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基础，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补充”。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这位朋友你好！我根据你的部分情况进行了查阅，为你分出了大层次，你可以再细整一下：首先，是奥运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语境中，“奥林匹克精神”有专门的含义。国际奥委会在其《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条款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显然，《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公正对待和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上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以及观众生有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不同的宗教仪式，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种族的和文化的差异，又常常由于各国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可能引发冲突。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就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可以摆脱各自文化带来的偏见,在不同文化的展示中，看到的不是矛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百花齐放、千姿万态的文化图景,从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而不是各自封闭的藩篱;使矛盾成为互相学习的动力,而不是互相轻视的诱因。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都有着神奇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学会尊敬其他民族,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虚心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得以实现。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竞技运动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但是,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争才有意义,各国运动员才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友谊的关系,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实现它的神圣目标。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奥林匹克精神是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的。为了把一种充满活力的新教育体系介绍给祖国，顾拜旦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潜心钻研同时代的不同教育体系和古希腊的历史。他希望法国青年能接受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即在加强道德修养和增强信心的同时，锻炼身体，培养勇敢精神和坚强的个性。通过对古奥运会的考察，顾拜旦认识到，古希腊人组织竞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锻炼体格和显示一种壮观场面，而且是为了教育人。他认为，体育竞赛活动能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个性，同时又能锻炼身体。顾拜旦一直致力于古代历史和奥运会研究。当他听到希腊的伊文格罗斯-瑞卜斯愿为当地举办奥运会慷慨解囊的消息后，一个复兴古奥运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要像古希腊人那样，通过体育竞赛教育青年。从此，他便周游世界，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顾拜旦提出复兴奥运会的主张并不复古。他建议恢复奥运会的组织形式和庆典仪式，但又认为有必要注人新的成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运动会的国际性，运动形式的多样性，运动员的业余性，以及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使世界和平得到巩固和加强，种族歧视也将会被废除，这便是奥林匹克精神。1894年，顾拜旦召集了第一次国际体育大会，会上提出了复兴奥运会的建议并得到赞同，于是，成立了国际奥委会。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获得极大成功。奥林匹克精神诞生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以此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它的意图是教育人，锻炼人的性格，培养人的道德，发展古希腊人的理想——“美丽、健康”。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对象不只是那些参加体育运动的人，还包括人民大众。奥林匹克精神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大奇迹。它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歧视的社会，培养人们之间真诚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为获得荣誉的公平竞争，为人们在社会的其他领域树立了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国际体系.它是完全独立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任何来自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因素对其进行干涉。他还为此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奥委员，规定了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职责是，用其忠诚和献身精神来保证奥林匹克理想和原则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奥林匹克精神的自主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保证。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所有能使人变得更好的原则，都包容它明亮的光环里。奥林匹克精神的初级活动形式是奥林匹克运动，它是永恒的。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运动水平高低，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一切运动和竞技项目，旨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是人们学习奥林匹克宗旨、骑士精神、理想主义及奥林匹克精神的永恒的学校。人们将它视为生活的原则，并进一步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的体育活动都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奥林匹克运动是对大众而言的，它的目标不是让少数人去挑选金牌，而是为所有的人提供机会，让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去进行体育锻炼。它的口号是“体育为大众”。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另一种活动形式。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保证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现，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割。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质内容，《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通常它包括参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奋斗原则。“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参与是基础，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等。”“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句格言最早是美国一位主教提出来的。1908年伦敦举行第4届奥运会时，顾拜旦引用了这句话。后来，顾拜旦在1936年奥运会演讲时也说过：“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这一原则已被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广大群众所广泛接受。竞争原则表明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倡导挑战与竞争的社会活动。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之一。人类在竞争中，勇于向世界强手和先进水平挑战，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他人，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公正原则是参与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奥林匹克精神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公正原则使奥林匹克精神具有了极大魅力。友谊原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其最高目标，是要通过体育活动的手段，把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进而达到世界的团结、和平、进步的目的。奋斗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奋斗精神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繁荣昌盛的重要品质，是人类最伟大、最可称颂的内在力量。赛场的奋斗是人类奋斗的一个缩影。奥林匹克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体育运动是人类文化现象之一。萨马兰奇主席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文化加体育。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人类的各项竞技运动成绩和运动记录，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社会文化的积累、更新和创造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众多凝聚着人类智慧和体能的历史记载，多半是经过奥运会确立的。奥林匹克运动属于全人类，只有真正了解奥林匹克精神，人类才能真正拥有它。2金融危机：欧盟推出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蓝图”提出，任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都必须受到适当而充分的监管或监控；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主张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金融交易透明，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并建立预警系统，以避免危机重演；阻止金融危机的重任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些已经足够了你的要求，请仔细阅读，如果我的回答另你满意，请头我一票，谢谢 ~
从利比亚事件看当代国际关系摘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1/100【题 名】国际贸易载体发展趋势论【作 者】黄蕾【刊 名】当代经济.2007(01X).-72-742/100【题 名】国际贸易保护的新趋势【作 者】张晓霞【刊 名】企业研究.2007(6).-48-493/100【题 名】浅议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及我国的对策【作 者】刘斌【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2007(04X).-28-284/100【题 名】未雨绸缪早谋良策——国际贸易金融服务发展新趋势与现实应对【作 者】周红军【刊 名】中国外汇.2007(5).-60-615/100【题 名】论当前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与我国应对策略【作 者】苏启东【刊 名】集团经济研究.2007(02X).-53-546/100【题 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对策【作 者】陈梅【刊 名】集团经济研究.2007(01Z).-53-537/100【题 名】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及对策【作 者】张哲【刊 名】集团经济研究.2007(01S).-57-578/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外贸战略调整【作 者】杨雪【刊 名】商业时代.2007(2).-26-289/100【题 名】国际贸易的“绿色化”趋势与林业院校有特色外贸人才培养目标模式探讨【作 者】寻舸【刊 名】商场现代化.2007(01S).-288-28910/100【题 名】国际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新趋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采购示范法》修订的方案与思路【作 者】徐焕东【刊 名】国际贸易.2006(12).-57-6011/100【题 名】浅谈国际贸易的发展及趋势【作 者】王荣忠【刊 名】商场现代化.2006(11X).-27-2712/100【题 名】论国际贸易壁垒发展的趋势及我国的应对措施【作 者】任涛【刊 名】黑河学刊.2006(6).-28-3113/100【题 名】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创新趋势【作 者】黄海宁【刊 名】新金融.2006(11).-36-4014/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及若干思考【作 者】詹晓丽【刊 名】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5).-88-9115/100【题 名】我国电子出版物国际贸易现状与趋势分析【作 者】李军【刊 名】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14(5).-38-4116/10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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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集团经济研究.2006(02X).-199-19931/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作 者】张伟【刊 名】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01S).-14-1532/100【题 名】试论国际贸易竞争的新趋势【作 者】易露霞【刊 名】商场现代化.2005(11Z).-1-233/100【题 名】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及动因分析【作 者】范兆斌[1] 左正强[2]【刊 名】商业研究.2005(21).-37-4134/100【题 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秩序变迁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作 者】石磊 唐海燕【刊 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版.2005(5).-5-8,1335/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壁垒发展演变的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作 者】刘琦 罗礼萍【刊 名】现代企业.2005(9).-44-4536/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企业的策略选择【作 者】徐万华【刊 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9).-25-2637/100【题 名】应收款转让法律的国际统一化趋势——以《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为中心【作 者】高润恒【刊 名】政治与法律.2005(4).-65-7038/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六大趋势【作 者】无【刊 名】对外经贸统计.2005(3).-22-2339/100【题 名】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趋势预测【作 者】高振沧 王凤如【刊 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3).-258-26040/100【题 名】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利弊及发展趋势分析【作 者】戴美木【刊 名】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5(10).-96-9741/100【题 名】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作 者】翁迪【刊 名】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3).-4-542/100【题 名】论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新趋势【作 者】白云【刊 名】社会科学辑刊.2005(1).-55-5943/100【题 名】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趋势【作 者】季王芳【刊 名】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03X).-20-2144/100【题 名】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发展新趋势及对策【作 者】莫少颖【刊 名】现代管理科学.2004(4).-56-5745/100【题 名】论国际贸易竞争的新趋势【作 者】李湘黔【刊 名】求索.2004(1).-27-2946/100【题 名】国际贸易中的劳工、环境标准之争及发展趋势【作 者】郭根龙[1] 冯宗宪[2]【刊 名】当代经济科学.2004,26(1).-77-8047/100【题 名】透视当代国际贸易中技术性壁垒的新趋势【作 者】金泽虎【刊 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6).-51-5548/100【题 名】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作 者】傅京燕【刊 名】中国环保产业.2004(7).-20-2149/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 者】全毅【刊 名】国际贸易问题.2004(7).-64-6850/100【题 名】浅析国际贸易实务“电子化”趋势【作 者】田千 康军【刊 名】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4,21(3).-64-6551/100【题 名】试析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作 者】张汝根【刊 名】技术经济.2004(5).-44-4652/100【题 名】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变化趋势【作 者】袁申国【刊 名】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2).-32-3553/100【题 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作 者】范佳【刊 名】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19-2054/100【题 名】疫病对动物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发展趋势【作 者】李凯年【刊 名】世界农业.2003(12).-37-4055/100【题 名】森林食品及其国际贸易和生产趋势【作 者】曾燕如[1] 潘继进[1] 杜国坚[2]【刊 名】世界林业研究.2003,16(5).-26-2956/100【题 名】国际贸易争端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作 者】徐丽辉【刊 名】冶金经济与管理.2003(5).-38-3957/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的十大趋势研究【作 者】钟正岩【刊 名】国际贸易论坛.2003(1).-1-1258/100【题 名】国际贸易中的反补贴趋势与我国反补贴制度的完善【作 者】李学稳【刊 名】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3,23(5).-39-4259/100【题 名】台湾主要国际贸易港口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作 者】徐逸桥【刊 名】中国港口.2003(11).-47-4960/100【题 名】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对策【作 者】郑吉昌【刊 名】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2).-10-1361/100【题 名】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作 者】曹亮【刊 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4).-104-10862/100【题 名】当前国际贸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 者】薛荣久【刊 名】企业世界.2003(3).-24-2663/100【题 名】浅谈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企业跨国经营战略【作 者】徐磊【刊 名】新质量.2003(1).-48-4964/100【题 名】国际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作 者】黄静波【刊 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3(1).-70-7765/100【题 名】试论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趋势【作 者】徐松桃【刊 名】黑龙江对外经贸.2003(7).-26-2766/100【题 名】当代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交叉发展趋势【作 者】赵春明 焦军普【刊 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4-4067/100【题 名】从分歧到融合——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综述【作 者】陈洁蓓[1] 张二震[2]【刊 名】南京社会科学.2003(3).-3-968/100【题 名】水产品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发展趋势及对策【作 者】杨学军【刊 名】北京水产.2002(6).-8-1069/100【题 名】我国水果国际贸易状况及趋势【作 者】曹庆波【刊 名】西北园艺：果树.2002(2).-52-5370/100【题 名】棉花国际贸易格局及贸易模式变化趋势向研究【作 者】庄丽娟 王小虎【刊 名】中国农垦经济.2002(10).-23-2471/100【题 名】我国水果国际贸易状况及趋势【作 者】无【刊 名】中国农业信息.2002(12).-41-4172/100【题 名】国际贸易政策规律探寻及趋势展望【作 者】崔日明 邹东颖【刊 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版.2002(3).-1-573/100【题 名】我国花卉国际贸易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作 者】无【刊 名】农村科技开发.2002(11).-43-4374/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我国企业的策略【作 者】王方 全伟【刊 名】国际经贸探索.2002,18(1).-6-975/100【题 名】我国水果国际贸易状况及趋势【作 者】曹庆波【刊 名】农村工作通讯.2002(3).-42-4376/100【题 名】论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相互融合趋势【作 者】刘铁明【刊 名】税务与经济.2002(3).-67-7077/100【题 名】论国际贸易的信息技术化发展趋势【作 者】李权【刊 名】经济科学.2002(5).-94-10178/100【题 名】全系列融资组合—现代商业银行国际贸易服务发展趋势【作 者】陆虹【刊 名】国际贸易.2002(1).-54-5779/100【题 名】国际贸易标准合同的发展趋势【作 者】贾平【刊 名】兰州学刊.2002(6).-75-7680/100【题 名】新世纪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及趋势【作 者】和文华【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16(3).-107-10781/100【题 名】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发展趋势【作 者】刘英姿【刊 名】海关与大市场.2002(3).-25-2582/100【题 名】法国国际贸易总额呈现下降趋势【作 者】无【刊 名】国际市场导刊.2002(15).-5-583/100【题 名】网络贸易——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作 者】赵龙【刊 名】科技术语研究.2002,4(1).-40-4384/100【题 名】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几大趋势【作 者】房杜【刊 名】中国外资.2002(9).-60-6185/100【题 名】当代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作 者】刘力【刊 名】理论视野.2001(5).-34-3686/100【题 名】国际贸易政策规律探寻及趋势展望【作 者】崔日明 邹东颖【刊 名】国际贸易论坛.2001(6).-62-6787/100【题 名】绿色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 者】傅京燕【刊 名】国际贸易论坛.2001(3).-52-5788/100【题 名】简易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作 者】王安会【刊 名】对外经贸实务.2001(12).-3-589/100【题 名】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融合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作 者】顾颖【刊 名】经济师.2001(7).-70-7190/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中国的外贸战略【作 者】李晋【刊 名】学术月刊.2001(8).-111-11391/100【题 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及给我国外贸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作 者】李大鹏【刊 名】北方经贸.2001(1).-159-16192/100【题 名】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分析【作 者】鲍晓华【刊 名】亚太经济.2001(1).-4-793/100【题 名】从世界苹果、梨生产及发展趋势与国际贸易看我国苹果、梨产业存在的问题【作 者】王宇霖【刊 名】果树学报.2001,18(3).-127-13294/100【题 名】国际贸易新趋势【作 者】韦倩【刊 名】环境.2001(11).-4-595/100【题 名】当前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保护措施的发展趋势【作 者】刘似臣【刊 名】中国对外贸易.2001(7).-8-1296/100【题 名】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分析【作 者】鲍晓华【刊 名】世界经济研究.2001(2).-74-78,4497/100【题 名】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演变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作 者】郑后建【刊 名】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8(2).-14-1698/100【题 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趋势【作 者】李庆萍【刊 名】中国外汇管理.2001(5).-38-3899/100【题 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外贸战略【作 者】苑春强【刊 名】现代国际关系.2001(2).-20-24100/100【题 名】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及我国对策【作 者】肖光恩【刊 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8(3).-22-26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当前国际局势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虽说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离最强还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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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当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 特点一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大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亿美元。其中,美国达万亿美元，占了近30%，第二是日本，约万亿美元；接下去是德国万亿美元，英国万亿美元，法国万亿美元，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万亿美元，加拿大万亿美元，西班牙万亿美元，韩国万亿美元。 美国军费开支最多，2005财政年度达到4162亿美元，比其他主要大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科技实力也很强，每年研发经费近3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3。2003年度“全球1000强企业”中，美国有487家，占了几乎一半。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安全和外交战略，把反恐、防扩散和确保本土安全列为首要政策目标。但是，多数国家不赞成美国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意见。 仅在伊拉克，美国就付出了很大代价。据美国官方统计，伊拉克战争从爆发到2003年5月1日主要作战行动结束，美军共死亡139人。但之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截至2005年3月4日，美军已有1502名士兵死亡，1万多人受伤。美国在伊拉克的军费开销也很大，预计今年总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伊拉克战争支付2000多美元。 世界上其他力量逐步壮大。俄罗斯经济增长加快，连续6年增长，国力逐渐恢复，2004年经济增长7%。普京总统2004年连任后，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去年5月1日扩大到25国，经济总量达到亿美元,超过美国。政治联合进入新的阶段,去年10月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欧盟还在进行共同防务建设，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国际影响进一步上升。 日本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逐渐走出经济长期停滞的阴影,正在努力争当政治大国。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整体实力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有较量也有妥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清晰。这种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经过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劫难，今天的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和时代的进步。 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特点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我国街上跑着许多国家多种品牌的轿车,国际互联网进入我国城乡千家万户。同时,亚、非、拉、美、欧等许多国家的超市都有中国商品。有人估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件中国产的服装，美国人用的许多电脑、彩电，直至圣诞树，都是中国制造。经济全球化就发生在大家身边。经济全球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把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集中力量发展新经济。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快本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这样，通过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正逐渐融合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一架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共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协作生产，其中包括不少中国企业。生产药品的德国拜耳公司，同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由拜耳提供中间产品，其他企业加工成最终产品。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原来在一个企业进行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组装和总装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截至2005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备案的有效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已达160多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合作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一趋势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世界多极化。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增强，在很多方面已形成自己的优势。把握得当，趋利避害，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增加了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仍不合理，其重要表现是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发达国家拥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不少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是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但也经常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根据联合国去年12月的统计，世界上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万美元，最低的只有86美元，两者相差666倍。人均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为岁，低收入国家只有岁，两者相差近30岁。换句话说，不同国家的人一出生面临的预期寿命就不平等，这是西方人权专家通常不愿提及的一个简单而严酷的事实。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部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为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张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而关键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坚定贯彻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针。 特点三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世界保持总体和平与稳定，我国周边环境正处于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但天下并不太平，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印巴矛盾、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看上去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尤为突出。去年一年全球就发生了近1700起恐怖事件，特别是西班牙“3·11”爆炸事件和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举世震惊。反恐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国际社会还面临武器扩散、环境恶化、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严峻挑战。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和运输通道安全等也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特点四 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世界上60多亿人生活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属于2500个民族，讲着6000多种语言。有名目繁多的宗教，也有许多无神论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价值观念，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种多样性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文明也因此而丰富多彩。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多种形式的“文明对话”对各国相互了解、友好合作起着推动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在竞争中和平共处，在交流中相互借鉴。 个别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是对别国人权的侵犯，违背了民主潮流，也导致世界上一些地方矛盾激化。 特点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9%。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十倍多，人均超过了1000美元。卫生保健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己经从1949年的39岁提高到现在的70岁以上。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共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壮举。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为全球扶贫行动提供了范例。 过去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比世界快6个百分点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对世界贸易和服务增长的贡献率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3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舆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带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两年国际上那么关注人民币汇率，正说明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增大。 中国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广阔市场和合作空间。2004年，我国进口总额达5613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2010年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的市场容量至少在今后十年还将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市场，加强对华合作成为各国普遍的政策取向。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突破6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450多家在我国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信息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超过30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急邻国之所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40多亿美元援助，对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上海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都表明我们朋友多，他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世界上开始出现学习汉语的热潮。l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大约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35个国家的87个城市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在美国，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在加拿大，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以外，使用汉语的人最多。在澳大利亚，汉语是第一大外语。 结 论：可以看出，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和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时期。各国加快发展综合国力，力争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竞争。机遇中包含挑战，挑战中也可能有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塞-华盛顿体系建立；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建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加强。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遭到拒绝。华盛顿会议签定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之下。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回答出美国妄图在中国建立亲美政府，继续控制中国；新中国成立，极大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酌情加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力量之一。
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美国的经济危机.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这两次大战虽然都根源于帝国主义，但却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直接厮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表现形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不仅在时间上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且在内容上也明显体现出两战之间的过渡。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凡尔赛体系下，酝酿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走向围绕以法西斯挑起的局部战争、世界大战而展开为特征的30年代国际关系的阶梯。 一、20年代的苏俄外交活动 苏俄的诞生，揭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长期并存、互相对抗的历史序幕。20年代的苏俄外交，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孤立，为苏俄开创出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苏俄领导人曾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七大的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① 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苏俄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但预期的十月革命将引发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局面也未出现。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住革命的成果。由此，苏俄领导人在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1920年11月，列宁指出：“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②1921—l922年间，列宁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认识：“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 ③。 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使苏俄的经济面临及其严峻的局面。苏俄为实现向和平建设过渡，需要一个和平和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国际环境。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苏俄政府的头等外交任务。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武装干涉失败后并未罢休，他们转而指望用经济手段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称：“我们没有能用武力恢复俄国。我相信，我们能通过贸易做到这一点并挽救它。” ④帝国主义国家策略的改变表明，他们虽然仍继续坚持敌视苏俄的立场，企图以贸易手段改变苏俄的社会性质，但已不能无视苏俄的存在。 列宁在深刻地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为苏俄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对外政策的任务及策略。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列宁认为：“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为此必须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竞争的紧张局面，“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⑤，在防备突发武装斗争的同时，利用国际形势中“极不稳定的均势”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较长时期和平，摆脱在国际上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局面。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政府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贸易为突破口，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1921年，英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为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并对苏俄政局施加影响，主张同苏俄进行经济贸易往来。3月，苏英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意味着英国实际上承认了苏俄的存在，标志苏俄迈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的第一步。到年底，苏俄已同德、奥、意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 1921年10月6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苏俄出现饥荒为由，在布鲁塞尔召开“援助苏俄”会议，提出以苏俄偿还沙俄政府欠下的外债和发还苏俄政府没收的外国企业为条件，考虑给予苏俄救济和贷款。10月28日，苏俄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强调“任何民族都没有义务去偿付多少世纪以来束缚它的锁链的代价”，但建议在各大国承认苏俄、与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苏俄提供优惠贷款的情况下，就偿还战前沙皇政府所借外债问题“尽速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⑥。 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作出了反应。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会议上决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邀请苏俄和德国代表参加。会议决议宣称：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力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决议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决议声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会议通过了给苏俄的邀请书，表示希望苏俄政府领袖列宁亲自出席预定的会议。戛纳会议表明，西方国家虽然顽固坚持被十月革命废除的经济特权，但不得不准备同苏俄进行交往。 苏俄政府从戛纳会议决议的矛盾中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态度的变化，同意了邀请，并随即选出了列宁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列宁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他为代表团制定了细致周详的谈判原则、方针和具体策略。 l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上，苏俄代表声明：苏俄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也承认旧的社会制度和成长中的新社会制度可以共处，代表这两种所有制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苏俄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为在互惠、平等和完全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业人士建立事务性联系。协约国方面表示，苏俄若接受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184．96亿卢布的债务、归还没收的外国企业、放弃外贸国家垄断制、让外商自由贸易等条件，可贷款给苏俄2000万英镑。苏俄代表以提出反建议的形式驳斥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一项反要求：赔偿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总计约390．4479卢布的巨大损失。德国代表批评了战胜国的政策，认为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德国的利益和幸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英国方面私下里表示，可以同意不归还外国人的财产，而以租借方式补偿。这个略带妥协的方案被法国否定。由于苏俄的主张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反对，会议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苏俄代表利用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向德国提出建立两国平等关系的建议。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同意苏俄的建议。1922年4月16日，两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订了双边协定。拉巴洛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的赔款要求。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同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既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阵线，也冲击了奴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有助于双方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拉巴洛条约所采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赔偿要求，恢复正常关系，密切经济联系的原则，为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热那亚会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同苏俄达成协议。历时40天的热那亚会议在没有签订一个协定，毫无具体成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不久之后召开的海牙会议，依然没有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的分歧，同样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 热那亚会议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既要遏制苏俄，又迫切希望同苏俄进行贸易往来的矛盾心理，其最终结局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如此，热那亚会议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同有社会主义苏俄参加商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从军事冲突到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l924年，英国和意大利在没有坚持首先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与苏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意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至1925年，苏俄基本上实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对凡尔赛体系的两次重大调整 凡尔赛体系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斗妥协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种种矛盾。随着其自身矛盾发展导致该体系不稳定因素增长，出现了在德国赔款和欧洲安全保障两大问题上对该体系的局部调整。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解决的战后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法国为彻底削弱德国，补偿自己巨大的战争损失，恢复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希望最大限度地从德国榨取赔款，使德国一蹶不振。英国为保持欧洲大陆势力的均衡和商品市场，主张不过分削弱德国。美国担心如果德国无力支付赔款，则英、法就有了不向美国偿还战债的理由，反对向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的坚持，确定了德国偿付巨额赔款的原则。其后，三国都力图把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使问题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 1921年4月，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合330亿美元。德国政府采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对策。1922年，德国政府以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赔款。英国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提出了允许德国延期交付和将赔款总额减为500亿金马克的建议。由于法国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英、法分歧加深，德、法矛盾激化。 l923年1月爆发的鲁尔危机，是法国谋求一战后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鲁尔危机使法德双方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在英美的压力下，德国结束了“消极抵抗”，法国也被迫同意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鲁尔危机的结局表明，法国无力单独承担维持和平、管辖欧洲的重任，打算凭借凡尔赛和约确立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落空。 1924年9月1日，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所谓“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该计划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德国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德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赔款。计划规定，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恢复经济，德国的财政经济由以美、英为首的机构总管监督。计划还要求法、比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使德国赔款问题的控制权由法国转到了美、英手中。计划对于德国赔款的总额没作明确规定，意味着英、美、法、德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15年中，德国从美、英两国得到200多亿金马克的贷款，同期，德国支付的赔款仅为110亿金马克。大量贷款流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l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回复到战前水平，1929年再次成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随着大量美元流入德国，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及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影响。英国实现了联合美国、打击法国、扶植德国的欧洲均衡政策目标。鲁尔危机结束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得到缓和。 道威斯计划未规定赔款总额，不是一个最终方案。1928年，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次年，“杨格计划”出台（1930年1月正式生效）。杨格计划作出了缩减德国赔款总额20％等规定。杨格计划实行仅仅半年，德国又因经济危机请求延期支付赔款及其他债务。美国担心如果德国经济崩溃会影响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利益，宣布赔款及一切政府之间债务延期一年偿付，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由于德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32年6月，有关各国在洛桑开会，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数削减到30亿金马克，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妥善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在战债问题上不肯做任何让步，洛桑协定最后未获批准。此时，面对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国际形势，德国不再支付赔款，各国也闭口不谈偿还债务问题，贯穿于20年代的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战胜国之间、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多次展开冲突与协商，带来了凡尔赛体系的调整，总的方向是减轻对德国的经济处罚，打击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抑法扶德。德国因此得以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束缚，实现经济复兴，为其最终用武力挣脱凡尔赛和约提供了条件。 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道威斯计划通过后，法国更急于尽快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提议法、英、比三国结盟，以保证不受德国侵犯。德国希望通过适当满足法国的要求，来换取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于1924年9月，提出了加入国联和协约国撤兵莱茵区的要求。英国为继续实行“势力均衡”政策，既希望缓和因鲁尔危机恶化的英法关系，也企图以对德让步来离间它和苏俄的关系，主张通过缔结保安公约来解除法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这样，法、德、英等国虽各有打算，但都希望欧洲安全保障问题能够解决。其间，法国曾要求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也提供保证，以便维护其东欧盟国，但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这一要求。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此外，德国分别同法、比、波、捷签订仲裁条约，法国也分别同波、捷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这些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在德、英的坚持下，该公约没有规定德国承担维护德波、德捷边界现状的义务，这反映了德国迫切要求收回东部被割让领土和英国力图牵制法国的意向。 为了笼络和控制德国，洛迦诺公约规定，德国必须参加国联，公约才能生效。但德国为维持其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以此作为修改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筹码，提出要以对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即对所谓“侵略国”共同制裁）持保留态度作为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德国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行列，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英国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和法国的保护人，取得了平衡欧洲力量的有利地位。法国则丧失了对德国的制裁权，东欧同盟体系遭到削弱，并将本身的边界安全置于英、意两国的空头保证之下。 在整个20年代，虽然凡尔赛体系一直是构成欧洲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惩罚的凡尔赛和约基础之上的。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德国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提高了国际地位，然而作为德国遭受惩罚耻辱象征的凡尔赛和约却依然存在。既然协约国集团不愿放弃凡尔赛和约，也就注定了凡尔赛和约日后的命运。 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通过相互之间激烈复杂的对抗和较量而出现了和平共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虽然导致了某种妥协，但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酝酿国际冲突的根源。
20世纪20年代还处于世界格局是两极格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进入一超多强，向多极化发展 的格局。
· 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 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 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 and 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关键词(Key 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 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建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或主题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先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住处或词江，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关键词与主题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计算机联机检索的需要。一个刊物增加“关键词”这一项，就为该刊物提高“引用率”、增加“知名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五)引言(Introduction)引言又称前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引言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内容提要是 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论文正文要点⑴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要求以毕业论文为例，现说明论文正文版面格式：①正文部分与“关键词”行间空两行;②汉语正文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英语正文文字采用TimesNew Roman12号，标题汉语采用四号黑体，英语采用Times NewRoman14号，每段首起空两格，倍行距;③段落间层次要分明，题号使用要规范。理工类专业毕业设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序号与层次要求;④文字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无错别字，无违反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与言论，要采用计算机打印文稿;⑤图表要求：所有图表、线路图、流程图、程序框图、示意图等不准用徒手图，必须按国家规定的工作要求采用计算机或手工绘图，图表中的文字汉语用小五号宋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10. 5号;图表编号要连续，如图1、图2等，表1、表2等;图的编号放在图的下方，表的编号放在表的上方，表的左右两边不能有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