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内容简介本书是危地马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是一部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它讲述两种人之间围绕着玉米而产生的一场冲突。在拉美的土著印第安人看来,人是玉米做的,卖玉米就是出卖自己的子孙。他们将玉米看作是神圣的食物并理智地加以享用。而拉美的土生白人,即在拉美出生的白种人,却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农作物。当这些土生白人准备放火烧山并种植玉米时,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2、知识延伸《玉米人》以神话传说的虚幻意境写山区农民的现实生活,以印第安人和当地白人在种植玉米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为线索,并以此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危地马拉社会的广阔的生活领域,揭示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它是由196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主要开创人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于1949年纯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出的艺术精品。
机器人的样子就像真人一样。它有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头发下面有一双像真人一样的眼睛。它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它还穿着粉红色的衣服,打着红色的领带,穿着粉红色的裤子,扣着白色的腰带,穿着白色的皮靴。整个人就像饭店里的服务员。我的机器人不但外形美观,而且很能干。如果放学了,回到家,只要对机器人说一声我饿了,按一下它肚子上的按纽,机器人就会跑到厨房,打开它肚子里的微型微波炉,把面包放进去,只需要几秒钟,香香的面包就烤好了。如果桌子脏了,机器人只要用手轻轻在桌子上一挥,它手上的微型吸尘器就能把垃圾吸起来,桌子就干净了。机器人再把手放在垃圾桶上面按一下手上的按纽,就能让垃圾回到垃圾桶里了。如果我生病了,它就会送我去医院。如果我渴了,它就会给我拿水。要是我冷了,它就会给我拿衣服。要是我热了,它就会给我扇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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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是古代玛雅·基切人的故乡。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危地马拉以后,土著印第安人一直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为受压迫的印第安人鸣不平,是许多拉美进步作家作品的主题。阿斯图里亚斯十分熟悉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习俗和生活状况,对印第安人寄予满腔同情。作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他急切地希望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使土著居民尽快摆脱悲惨的处境。书中在描述以加斯巴尔·伊龙为首的印第安部落和以冈萨涪·戈多伊上校为首的骑警队之间的壁垒分明的斗争时,作者是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提供实践的答案。阿斯图里亚斯的答案是:反抗精神不死,坚持不懈地反抗下去终究会战胜压迫者。这个答案显得空泛、抽象,但比起某些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作品来,还是积极、乐观的。 危地马拉基本的居民集团是:各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在危地马拉称作“拉迪诺”的印西混血种人,以及自命为纯西班牙血统的克里奥略人。根据1940年的调查提出,当时危地马拉的总人口为三百二十八万三千人。其中一百八十三万(百分之五十五点四)是印第安人,一百四十五万七千(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是“白人和拉迪诺人”。 《玉米人》含纳了拉丁美洲古老而沉重的传统与现实,作者隐藏了自己的角色,而通过印第安人的眼睛去看、去想,因此使得整部小说带着神话般的光泽,这不是一部带着有色眼睛去看待印第安人的小说,也不是一部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童话故事,而是一部溶合着拉美悠远文明和现实际生活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一种典型的印第安人语言描述了印第安人简单而艰难的生活,而这种语言常常是带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这种非抽象的语言正是印第安人真正的语言。 《玉米人》中有大量的情节充斥着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分裂与冲突。这些冲突集中地体现在以自然、纯朴为特色的传统印第安生活和以商品经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运营模式之间。 小说开篇就描述了以加斯巴尔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决心与将玉米商品化的土生白人抗争到底的心理。“过去,这里是莽莽苍苍的群山,如今变成荒山秃岭。守林人呜呜咽咽地唱起悲歌,雀鹰俯首翱翔,蚂蚁踽踽爬行,鸽子如泣如诉地哀鸣……谁砍伐树木,加斯巴尔就该撕碎他的眼睑;谁放火烧山,加斯巴尔就该烧毁他的睫毛;谁截断流水,加斯巴尔就该把他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僵尸。”这种战斗精神来源于印第安人对于玉米的崇拜和特殊的认识。根据玛雅—基切人的“圣经”——《波波尔·乌》,世界上最早并不存在人类。造物主先用泥巴捏了个泥人,但是被一场热带的大雨冲毁,于是造物主用木头造了一个男人,用芦苇编了一个女人,但因为两人不懂得向造物主报恩而被遗弃。最后造物主用拉美土生土长的原料——玉米来造人,发现这样造出的人很有生命力,“众神用黄色的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腿上的肉,铸造了人的个性”。因此,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玉米就是其生命的源泉,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既然印第安人的生活以简单、纯朴、传统为特征,那么作为这种生活本质的代表——玉米,在功能上就必须保持其单一性,以满足人类正常的食物供给为限。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世代受印第安人珍视与崇拜的玉米就被掺入了不纯的成分,其神性也受到侵蚀,这是当地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造物主用玉米造就人们,并赋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权利。所以,他们必须以造物主之名保卫土地,反抗资本主义的入侵。”直言之,当地印第安人所反对的并不是种植玉米的行为,而是兴盛于近代的商业行径。文中的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种玉米的行为已经完全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商业链条的一环,他们的玉米买卖背后还有老板在操控着,收获的玉米有一半要交给老板,而且种过玉米的地方变得贫瘠之后他们就撒手不管了。“他们是和老板对半分利,有时连一半也分不到。玉米把土地耗贫了,也没让任何人富起来。老板没有发财,分成农民也没有攒下钱。” 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的“入侵”也强烈冲击了印第安人的自然观。印第安人笃信万物有灵,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玉米人》中描写的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点,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决不仅仅起着衬托环境的作用。甚至作者阿斯图里亚斯刻画的人物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被大自然的声音所包围。在作者笔下,大自然与人一样,都被寄托了灵性与情感。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印第安人和他们生活的土地之间的难以割舍的情感,酋长加斯巴尔·伊龙“仿佛觉得有一条巨蟒——一条由泥土、月亮、森林、暴雨、山峦、飞鸟组成的、盘绕六十万遭的轰轰作响的巨蟒——死死地缠住他,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在遭受久旱之苦的人们终于盼得大雨时,作者这样写道,“妇女们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大雨滂沱的声音,真感到悦耳好听啊!女人的乳头和着了雨的田野颜色相同。田野和乳头一样也是暗褐色,和充满乳汁的乳头一样湿润润的。沉甸甸的乳房正好给孩子喂奶。潮湿的土地也是如此。是啊,大地是个巨大的乳头,是个硕大无朋的乳房。”下过雨的大地被作者赋予了母性,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印第安人民最重要的粮食——玉米哺育着当地人民。在描写忠于职守的邮差尼丘决意要找回自己的妻子时,仿佛周遭的一草一木都在跟随他的脚步,应和他心中的悲鸣。“黑乎乎的巨石夹缝犹如一扇敞开的大窗户。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海上升起的乳白色云雾。微风吹过,朵朵云彩像蜘蛛似地向前爬行。眼光下,空气中的浮尘闪烁着亮光。浮尘和水珠搀在一起,亮晶晶的水珠像泪水似地从天空降到地面。雨是思乡的泪水。”而当商品经济侵蚀了这片土地时,特别是当白人为了经济利益而烧毁山林种植玉米时,大自然改变了她的模样,一切都变得狰狞可怕,“河水流动的时候,睡得多好啊;可一停下来,积成水洼子,就睁开眼睛,散发臭气……那些种玉米的……把荫凉地儿全糟蹋光了”。这些描写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他远离祖国时就说一定要回到危地马拉,一定要和他的人民在一起,因为在他整个生涯中都渗透着对于拉美人的强烈认同感。通过对自然的两种描写,呈现出巨大的视觉反差,充分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回归诉求以及对现实的厌恶感。 作者阿斯图里亚斯将故事的主要情节置于印第安人当地社会的大变革之中,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自然经济江河日下的逐步解体。在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通过暴力方式将所谓现代文明强加于印第安人的传统土地上时,当地人对眼下的出路和今后的前景感到无法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成为一群游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弃族”。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或经济形态,印第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原始文明和自然经济。所以,小说主要故事均是以当地人的抗争为叙事基调,不论是加斯巴尔·伊龙直接杀死种玉米的白人,特贡兄弟刀劈里通外敌的萨卡通后代一家八口,还是白人上校查洛·戈多伊被神秘处死,都体现了印第安人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对强制改变其传统的“入侵者”的愤恨。整部小说没有提及印第安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努力,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并没有找到将传统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最佳途径。与此相反,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描写的理想生活状态仍旧属于印第安传统生活模式,“回到皮希古伊利托村以后,戈约·伊克和玛丽娅·特贡又搭起屋架,盖了一座更宽敞豁亮的茅屋。儿子们成了家,生了许多孩子。全家人住在一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真是人丁兴旺。到了收获季节,全家男女老少像蚁群似地往家里搬玉米。全家人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像煞一只只蚂蚁、蚂蚁、蚂蚁……”在这里,新盖的房子仍然是茅屋,人们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外出劳作,收获的玉米也回归了其本真的价值。所以,与其说《玉米人》体现了传统和现实的融合,倒不如说其表现了传统与现实的分裂。进一步说,作者在危地马拉的童年经历,对印第安农民的贫困生活的目睹使他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印第安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并且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带来的冲突中苦苦挣扎。 在人类早期,神话本来就是记叙现实的一种方式。人们用口传来保留流逝的历史和变幻的生命,这种口传文化在印第安人人群中仍然盛行。在许多人类学家眼里,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文明。因为有了口传,才有了信念的存在;因为有了神话,才有了历史的证明;因为有了历史,才证明了人类的价值。《玉米人》在神话和现实中为印第安人寻找到了一个最贴近他们真实状态的基点,用神话般的叙述描绘了印第安社会状况;在现实的沉重之上寄予了一种人造的神话世界。无论是从印第安人对原始宗教仪式的集体记忆中,还是出于抚慰内心伤疤的心理因素上来看,神话带着人们进入了印第安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不再是一群在近代社会以来被杀戮、被推向边缘的“他者”。 《玉米人》从印第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汲取了灵感,出色地反映了危地马拉的民族风俗、宗教观念和生活状态,同时也揭露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和暴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怪诞的笔法背后,看到作家对自己祖国深沉的眷恋和痛苦的凝视。 情节作者没有把他的笔触局限于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而是从山区写到平原,从乡村写到集镇、城市,在读者面前生动具体地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危地马拉城乡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的真实面目。小说一开头,阿斯图里亚斯就描写了一个似梦非梦、亦梦亦真的场面,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一片迷离恍惚的气氛中。接下来,作者采用虚实交错的笔法,把现实、梦境、神话、幻觉熔为一炉,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实实在在或离奇古怪的故事。在结尾处,作者一方面感情真挚地叙述戈约·伊克历尽艰辛终于合家团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插入尼丘忽而是人、忽而是狼的荒唐情节。这样,首尾呼应,通体和谐,全书笼罩着一片或隐或现的“魔幻”迷雾。 玉米人剖开玉米人这个独出心裁的名字,似乎可以得到三种解释:①玉米+人;②玉米+人;③玉米+人。第一种解释重点在玉米这一意象上面,强调玉米的中心地位;第二种则将重点放置于人这一具体对象上面,将人比喻成玉米,进而将拉美玉米文化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步;第三种解释将玉米和人放于同样的水平面上,将玉米人分解成两个单位,分而述之。显然第二种解释更为贴近《玉米人》这部带有神话意义且以人为本的小说。说起玉米,不得不论及拉美的神话渊源,而说起玉米这一植物属性的神话意象则不得不提及世界上植物神话的文化传承。 有人说,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印第安人做的、谈的每一件事情都和玉米有关,这话似乎有点夸张,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了,玉米的确在拉美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印第安人生活的世界里,玉米是他们生活幸福的来源和生命延续的源泉。“在那里,玉米幻化成各种模样的东西迎接他们。普通的玉米幻化成他们的儿子的肉体。干硬的玉米芯、玉米粉幻化成他们死去的亲人骨殖。令人赏心悦目的湿润的玉米幻化成他们的妻子。埋在潮湿的土地里的玉米粒即将萌发新芽。只有这种玉米才能幻化成年轻的妇女的肉体。‘无敌勇士’们沐浴之后,饱餐一顿玉米做成的食物,恢复恢复体力。夹着黑豆的黄玉米饼共有十一层,表明他们在黑黢黢的山洞里呆了十一天。夹着金黄色的葫芦花的白玉米饼共有四层,表明他们在白茫茫的云雾里呆了四天。此外还有老玉米和嫩玉米做的粽子、玉米肉汤、玉米牛奶甜粥,还有烤玉米、煮玉米。” 这一段体现了人与玉米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玉米可以表达所有的爱意和感情!这一段表达了玉米人的幸福观,这是抛却现实的重缚以后理想化的玉米人家园,没有仇恨,没有杀戮,没有侵入,也没有嫉妒,只有一幅久违了的平静祥和的生活画面。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带着梦一般的绮彩,也许也真的只会在梦中出现。正像拉美著名作家所言:“自从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句话道处了拉美深沉的沧桑感,也道出了对往日幸福世界的美好记忆,仅管生活不再如此幸福,尽管土地如此沧桑,人们也还是要做梦的,因为人总是需要一种信念! 魔幻现实主义《玉米人》是使阿斯图里亚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力作,是一部完全以印第安人的视角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之间关于“玉米的神圣化与玉米的商品化”的冲突以及印第安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展示了在古老的玛雅人淳朴的二元观主导下的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在文本深处,还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关于玉米用来吃就可以长久,用来卖就会灭亡的激烈斗争和印第安人民的爱恨情仇和悲喜交加。整部小说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二元世界,尤其是以下三点颇引人注目。 首先,玉米——拉美人的母亲、孩子和神。危地马拉高地上出土的昆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中这样形容基切人的由来,造物主曾用泥和木头造人,均告失败,最后“众神用黄色的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腿上的肉,铸造了人的个性。为了使他们获得精力,在他们的体内塞进了芦苇。”在玛雅人的宗教中,专门有一个玉米神,他常被描绘成一个年轻人,以一个玉米穗作为头饰,这个图案在很多印第安民族雕塑中有所体现,他代表生命、旺盛和丰盛,由此可见玉米在印第安居民尤其是危地马拉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玉米人》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就是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争夺玉米地的战争,在印第安人眼中,“我们都是玉米做成的。拿做成我们身体的东西做买卖,就等于卖我们身上的肉。表面上看不一样,其实儿子也好、玉米也好,都是人肉。老年间法律有规定,做父亲的被人包围,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可绝不许杀了儿子去卖肉。玉米是让我们长肉的肉,玉米就等于我们的孩子。”就像根据《波波尔·乌》创作的壁画中展示的那样一个死人躺在地上,他的身上长出一棵高大粗壮的玉米——人即是玉米,玉米即是人。 第二,人与动物的结合——纳华尔主义。纳华尔主义是印第安人“二元观”的典型表现。“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种保护他的动物。这一点不难理解。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基督徒也说他们有守护天使。令人不解的是,印第安人自身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变化成‘纳华尔’。”在文中,加斯巴尔酋长的纳华尔是长着薄如玉米叶子耳朵的黄毛兔子,邮差的纳华尔是野狼,库兰德罗的纳华尔是七戒梅花鹿,每一个印第安人身上都带有保护他的野兽的气味,有野猪的气味,麋鹿的气味,蟒蛇的气味等等。《玉米人》的译者刘习凉先生也曾说过,纳华尔主义这种原始的“人兽合一”观念仍在在边远地区的纯种印第安人中保留着。这里,阿斯图里亚斯通过展现人兽合一的二元世界,将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民族观念和宗教信仰完整地呈现于世,将拉美大地华丽而神奇的面纱缓缓揭开。 第三,人神同体——原始初民美好的夙愿。《玉米人》中,加斯巴尔·伊龙酋长就是一个人神同体的英雄,他是伊龙大地的儿子,所以与这片土地拥有同样的名字。他的保护神黄毛兔子敏捷机智,他屡次战胜企图拿玉米做交易的拉迪诺人,甚至在误食毒酒之后仍然能够幸免于难,在他死后依然“阴魂不散”,靠着萤火虫法师为其复仇将敌人和叛徒斩尽杀绝。这显然是幻想中的人物,然而哪一个民族的祖先没有被子孙们赋予过这样的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值得歌颂的事迹呢?直到20世纪,在拉丁美洲还产生了其特有的考迪罗统治。考迪罗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拥护者从他在某一共同的解放事业中崛起直至变成暴君或独裁者都狂热的追随他。他的威望不在于他的思想或事业,而更多取决于他个性的力量,他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他的勇敢精神和演说技巧。如果他具备富有魅力的外貌和魁伟的身躯,那就更有助于树立他强大无比的形象。考迪罗统治在拉美普遍持续了几十年,他所造成的伤害不亚于殖民统治。阿斯图里亚斯的另一部长篇力作《总统先生》就揭露了在考迪罗统治下,社会情绪紧张,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情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政治环境的产生显然是印第安民族传统中二元观的扭曲与变形,尽管深受封建桎梏的戕害,人们还是把考迪罗们塑造成了神,甚至出现了直到统治者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仍然不能相信,而纷纷传说他一定是暗地里逃跑了。这完全与《玉米人》中描绘的如出一辙,对于加斯巴尔的死,从始至终都有着种种推测与怀疑。 这套写法显得相当怪诞。有的地方神神鬼鬼,纯属虚构,有的地方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究其原因,首先是作者青年时代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把这一文学流派关于写潜意识、写梦幻、写事物的巧合的主张运用到他的创作中去。其次,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超现实主义的框框之内,而是追求反映和表现自己国家的现实。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自然现象、历史社会现象都很奇特,其中就有一些难以解释的谜。古代印第安人流传下许多神话传说,不少传统的思维方式还保留在现代的印第安人群落中。阿斯图里亚斯除了以普通人的思维反映和表现一般易于理解的现实之外,还从印第安人特殊的视角观察现实,描写现实。例如,印第安人认为人神相通,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者把印第安人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为“二元观”);再如,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保护他的动物,每个人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这种动物叫“纳华尔”,这种主张叫“纳华尔主义”。阿斯图里亚斯不一定信仰印第安人的这类观念,但是他喜爱这种原始的、质朴的观念以及印第安人祖辈流传的美丽的神话——例如,人是玉米做的、玛丽娅·特贡峰的神秘莫测,等等,并把它们巧妙地、圆熟地运用到《玉米人》的创作中去。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描写迷茫、恐怖、肃杀、神秘这类场面时,十分得心应手。例如,第八章描写查洛·戈多伊上校和塞昆迪诺·穆苏斯少尉夜走山路,作者把现实与幻觉、景物与神话、生物与无生物交插在一起,渲染出一片恐怖的气氛。此外,作者还使用了许多新奇别致的比喻,把松林比作木囚笼,把月光下的林间小路比作闪闪发光的蟒蛇的鳞皮,把照在行人手上的亮光和暗影比作爬动的蜘蛛,从而把人的恐怖感完全具体化了。
****魔幻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文| 弗朗西斯科·毛利西奥·马丁内斯 译| 刘岁月 (编辑) 原刊于| 危地马拉Prensa Libre报 2014年
关于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与 阿斯图里亚斯 ,很多评论家一致认为,两个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信仰、迷信、神话、现实、魔幻结合在一起,而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人物看来,魔幻的才是正常的,他们都过着双重生活: 自己的生活和纳华尔的生活 。如 果《玉米人》可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之父”,那么《百年孤独》则可被认为是“一部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普遍传开的作品” 。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创作的 《危地马拉传说》 (1930) 《总统先生》 (1946) 《玉米人》 (1949)三部作品,诞生于一个对于西语美洲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极其重要的时代,这一时代决定了之后很多年中西语美洲叙事文学的发展,其中就包括文学史家们口中的“ 魔幻现实主义 ”,这一文学流派将魔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融入真实的世界中。
对于很多人来说,《玉米人》是西语美洲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之作。
意大利著名西语美洲文学研究者朱塞佩·贝利尼在其《西语美洲文学新史》中这样表述:
“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前两部作品(《危地马拉传说》《总统先生》)中首次出现的创作手法在《玉米人》中得到了强化,从而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西语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先驱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诗意的、魔幻性话语描绘出的玛雅传统和印第安世界与现实主义故事交织在了一起。”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为印第安人或是印欧混血种人,讲述的是他们的问题、习俗、劳作和土地。作者深入玛雅-基切人的心灵、语言和宇宙观,用幻想的光晕笼罩小说的故事情节。在强烈的诗意语境中,魔幻与现实相互交织。”
危地马拉著名文学评论家弗朗西斯科·阿尔比苏雷斯·帕尔马在其著作《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1975)中这样说道。
描绘危地马拉民俗风情的画作 (绘|Mario Gonzalez Chavajay)
圣卡洛斯大学是危地马拉最大且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美洲历史上第四间创立的大学,其民族文学研究院院长格拉迪斯·托瓦尔认为,阿斯图里亚斯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缔造者,而人们却普遍认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才是其开创者。
“可是他(加夫列拉·加西亚·马尔克斯)属于阿斯图里亚斯之后的那一代。《百年孤独》诞生于1967年,《玉米人》则诞生于194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其中的差别巨大。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1927)时,阿斯图里亚斯已经开始著书立说,这一点无可争议。然而,各种媒体却总是对那位哥伦比亚作家大力宣传,于是人们便认为拉美文学爆炸诞生于1960至1970年之间。” 这位女院长说道。
参与了新版阿斯图里亚斯作品出版的危地马拉作家 哈维尔·莫斯格拉 是这样说的:
“没人愿意承认的一点是,实际上,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早期几部作品中曾出现过的主题,我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曾经读到过或者参照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俩的关系一向不大好 (译注:阿斯图里亚斯曾指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百年孤独》中抄袭了巴尔扎克作品《对于绝对的探索》中的部分内容) ,那位哥伦比亚作家永远不会接受上面提到的那一点,更不会同意阿斯图里亚斯是魔幻现实主义先驱的说法。”
在其作品中,阿斯图里亚斯揭示了人类的处境,不过更准确一点说,是揭示了印第安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得益于远古的信仰、神话与幻术,非现实的与幻想的事物仿佛全都变成了现实。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中,解释、讲述拉美现实和叙述各种状况的方式,表面上看是魔幻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却又显得无比真实。” 莫斯格拉说道。
另一位危地马拉作家何塞·路易斯·佩尔德莫认为,在阿斯图里亚斯小说的字里行间,读者随处可以见到 “绚烂的焰火、逼真的相片、充盈的色彩、持久的回声和丰富的叶绿素” 。
传说,更加古老的传说
各国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阿斯图里亚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两人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值得一提的杰出代表人物还有 阿莱霍·卡彭铁尔 (古巴)、 巴勃罗·聂鲁达 (智利)、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秘鲁)、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根廷),等等。
同样也有人认为,墨西哥作家 胡安·鲁尔福 的 《佩德罗·巴拉莫》 和委内瑞拉作家 阿图罗·乌斯拉尔·皮尔特里 的短篇小说 《雨》 才是开创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有人将阿根廷著名作家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与这一文学流派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记述玛雅神话故事的《危地马拉传说》(1930)是阿斯图里亚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反映出他曾在巴黎索邦大学研究人类学与中美洲印第安文明的那段经历以及欧洲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
在这部作品中,危地马拉这位诺奖得主突出表现了口头文学传统,这一点在本书献词中已表现得非常明显: “献给曾给我讲故事的母亲” 。
就叙述风格而言,《危地马拉传说》可以被看作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运动的先驱。读者不仅可以从人类学角度阅读这部作品,也可以将阅读此书当作一种审美体验,感受它的独特风格。
在书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展示出的天马行空的幻想与古老的玛雅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力。这一由神话传说构建的世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幻想的世界,充满活力,漫无边际;在这里,现实与想象之间没有界限。
“这部作品的叙述艺术是全新的,我们面对的是后来人们口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萌芽。” 秘鲁教授兼文学评论家何塞·米盖尔·奥维多在其著作《西语美洲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说道。
莫斯格拉认为《危地马拉传说》是阿斯图里亚斯1920年左右旅居巴黎期间创作完成的,其创作受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安德烈·布勒东 的影响,
“当然,作品包含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譬如书中提到的幻影兽,只不过他笔下的幻影兽与我们危地马拉人所了解的幻影兽不是一回事。我们平时说的幻影兽外形似狗,双眼喷火,专门守护醉酒的人,而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幻影兽是‘诱惑’的象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文身女传说》一篇中。”
这位女院长还说,很多评论家都曾说过阿斯图里亚斯作品中的印第安人形象是在其全家迁居内地(下韦拉帕斯省萨拉马市)期间创造出来的。由于阿斯图里亚斯的父亲不满当时的马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执政期:1898-1920)政府的独裁统治而遭到迫害,阿斯图里亚斯全家被迫迁入内地,在那里,作家有了接触并观察印第安居民生活的机会。“在其法学硕士论文《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1922)中,阿斯图里亚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印第安人的问题。”
描绘危地马拉民俗风情的画作 (绘图|Mario Gonzalez Chavajay)
托瓦尔说: “在那里,他观察并描绘他们的劳作、生活,以及在‘拉迪诺化’(欧美混血种人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渗透)进程中遭受的各种歧视,但直到他来到欧洲并结识了乔治·雷诺教授,他才明白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美洲文化有多么伟大,也意识到现在的印第安人就是那些古老印第安人的后裔,但已经经受了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从此,他便开始在自己的伟大作品中书写他们。”
总统先生 阿斯图里亚斯最知名且令他名扬天下的作品是 《总统先生》 (1946),其创作灵感源于曾亲身经历的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独裁统治。
阿尔比苏雷斯·帕尔马在其著作《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中曾提到,在这部作品的结尾,作者(阿斯图里亚斯)留下这样的记录: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于危地马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于巴黎。****作品完成后又历经14年才得以面世。这是由危地马拉当时的政治条件造成的,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另一个独裁者豪尔赫·乌比科(执政期:1931-1944)的统治之下。”
这种局势使得 “出版此书必将带来流放、牢狱或死亡的风险。在1944年危地马拉革命——一场由危地马拉军人、学生、工人领导的革命,为危地马拉开创了一条宽广的革新与民主之路——之后,阿斯图里亚斯发表了这部作品,很快便世界闻名。” 阿尔比苏雷斯·帕尔马说道。
这部小说同样含有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它的出现有其特定背景。随后,一批跟《总统先生》一样受统治这片大陆的独裁者们的启发并将其定为作品剖析对象的作品相继涌现,譬如,卡彭铁尔的 《方法的步骤》 (1974)、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 《我,至高无上者》 (1974)、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族长的秋天》 (1975)、德梅德里奥·阿吉雷拉·玛尔塔的 《将军的劫持》 (1973),以及年代更近一些的巴尔加斯·略萨的 《公羊的节日》 (2000)。
而在他们之前,西班牙作家 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 的 《暴君班德拉斯》 (1926)以及墨西哥作家 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的 《首领的阴影》 (1929)也都属于这一独裁小说的范畴。
在其后的一系列作品中,譬如构成“ 香蕉园三部曲 ”的 《疾风》 (1950) 《绿色教皇》 (1954) 《死不瞑目》 (1960),阿斯图里亚斯向读者展现了贪婪的美国大型香蕉园公司的出现给危地马拉带来的问题以及造成的状况。
国际化
总的说来,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阿斯图里亚斯,很多评论家一致认为,两个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信仰、迷信、神话、现实、魔幻结合在一起,而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人物看来,魔幻的才是正常的,他们都过着双重生活:自己的生活和纳华尔的生活(《玉米人》中提到过,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即保护他的动物,他们自身还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
如果《玉米人》可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之父”,那么《百年孤独》则可被认为是“一部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普遍传开的作品”,西班牙文学评论家何塞·路易斯·桑切斯·费雷尔在其作品《西语美洲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中这样评价道。
对不公的敏感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阿马多,诺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的儿子,说 “对不公的敏感”是他父亲的美德之一 。
下面的内容是通过邮件对现居阿根廷的阿斯图里亚斯·阿马多所做的采访。
问:关于您父亲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青年时期,您还有哪些印象?
答: 我父亲出生于拉巴罗吉亚地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因不满当时马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的独裁统治,所以遭受撤职,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能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于是,全家人迁居至萨拉马市,在那里我父亲度过了他的童年,并和印第安人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和游戏。
后来他回到首都并入读天主教学校。中学阶段在中央学院学习。23岁时在圣卡洛斯大学取得了律师头衔。他凭借毕业论文获得了加尔维斯奖,并以优秀学生的身份获得了法雅奖。他曾参加过多洛雷斯游行(由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的学生每年于四旬斋期间举行的大型传统游行,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是圣卡洛斯大学校歌《驳船》的创作者之一,还是人民大学的创办者。他参与过推翻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独裁统治的战争。
他属于“1920年一代”(危地马拉历史上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团体),在自己家里举办文学聚谈会,还创办过多份杂志。
问:他是什么时候成为作家的?
答: 他的写作天赋是在1917年那场大地震之后显现的。当时他抓起一本笔记本便走上街头采访和记录那场灾难。这份材料为他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两个冬季》提供了灵感。
1924年他先是去了英国,然后又去了巴黎,并在巴黎索邦大学跟随乔治·雷诺教授研究人类学和印第安神话。
问:你们父子之间有什么趣闻轶事吗?
答: 在巴黎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道椒盐鸡当午饭。他觉得味道好极了。那个时候他正在创作一部名叫《拥有一切一切一切的男人》的作品。第二天,他给我念了书中的一小段,在这一段中,书中的人物正睡在一张盐床上。
他睡在盐上。睡在粗盐上。睡在一张粗盐铺就的床垫上。在他那熟鱼色的皮肤上,现实的皮脂,真实感,确实感,非梦境的丰盈感,一夜之间都流失在了海盐颗粒上。他承袭了褪去现存之物丰盈感的秘诀,其父辈及祖辈的油腻的现实,仿佛他是那种睡着时呼吸便拥有磁力的人。
问:您还记得他刚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吗?
答: 得奖的前一年,他是三个有望获得该奖项的最终候选人之一。瑞典媒体确信他会获奖,为此还在颁奖前一天对他做了一场访谈。他接受了访谈,结果并没有获奖。第二年又是同样的情形,不过这一次他声明,在获奖者姓名公布之前,他不会发表任何言论。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只好请求留守他身边,以防其获奖。在瑞典学院公布获奖者姓名时,待在他身边的便是那位在前一年对其进行采访的记者。他曾告诉我,他当时见到此人瞪大双眼、激动万分地对他说:“阿斯图里亚斯,是您获得了诺奖。”
那一年(1967年)获奖消息公布的日子,刚好是他的生日(10月19日)。我一路跑回家想要给他打电话,结果却占线了好长时间,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米盖利托(米盖尔的昵称),我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猜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事儿。”
问:您觉得您父亲对世界文坛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答: 在他那个时代,他是读者最广、最受敬仰、最多赞誉的拉美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如今,在那些最有声望的文化中心,人们依然在研究和查阅他的作品。
他获得过那个年代最为重要的奖项:列宁和平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颁奖词中将其评价为“拉美文学大爆炸”最杰出的代表。
为表示对其作品的承认,危地马拉的印第安部族将玛雅教友会的权杖献给了他。在其所有作品中,他都对不公正发起控诉,并主动担负起将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现实公布于全世界的责任,而这一责任也成为他流亡国外、无法回归深爱的故土的那半生中的人生目标。
问:为什么将其遗体安葬于法国拉雪兹神父公墓而不是危地马拉?
答: 我父亲从未书面或口头要求过自己死后必须安葬于何地。他逝世于马德里,因此,这个决定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自己做出的。当时有三个备选国家。第一个是危地马拉,当时的总统是卡洛斯·阿拉纳。当时的危地马拉大使阿图罗·里维拉先生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但那个时候,危地马拉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政府正在残害人民,因此我们拒绝了。
西班牙也表示愿意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希望遗体能够留在马德里,但是那个时候佛朗哥还在台上,而我父亲一向是反对独裁统治的。
法国政府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给我们拨了一块地。于是他的遗体便留在了巴黎,这座他学习、生活且深深热爱过的城市。
拉雪兹神父公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之一,这里埋葬着在过去200年中为法国做出贡献的名人。
问:您对将遗体送回危地马拉一事怎么看?
答: 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我兄弟罗德里戈商量过,我们俩一致认为,那必须是在危地马拉被建设为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文、更加令人尊敬的国家的时候。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问:您希望以何种方式向令尊表达敬意?
答: 在这充满了距离、苦难与成就的人生中,作为父亲,他通过勤奋而长久的写作,对危地马拉的热爱,对不公的敏感,对我们的关爱与温柔,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成就满满的人生。
没有什么敬意比得上我对自己的名字——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所怀有的自豪感。 (完)
相关书目推荐 《危地马拉传说》 [危地马拉]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著 梅莹 译
正在与《危地马拉传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早期重要作品,一本充满魔幻色彩的神话故事集,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作品中的故事来源,是阿斯图里亚斯早年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为素材,1930年在马德里出版。
包括《危地马拉》《现在我想起来》《火山传说》《幻影兽传说》《文身女传说》《大帽人传说》《花地宝藏传说》《春天风暴的巫师》《库库尔坎羽蛇》这9篇神奇而富有诗意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原始、魔幻、令人赞叹的世界。
作者同时对危地马拉的独特自然风光作了美丽的描绘,全书仿佛一幅幅绮丽多彩的油画。这些传说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印第安人的著名神话故事《波波尔·乌》的题材和技巧,笼罩着浓重的魔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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