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辉一中师资不行。辉县一中近几年成绩也不是太好。建议去长垣的宏力学校。复读绝对是新乡地区第一。不管在硬件设施,管理制度,师资力量,奖学金,毕业后跟踪资助上都位于河南省前列。。。本校老师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名校高薪聘请的。但长垣一中就别来了。。因为此校是“大学式管理”
我也是卫辉的,我同学在那里上过学,听她说还可以。现在那学校应该改变可多了吧!!!!————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你想早点踏入社会的话,你可以学一门技术,现在上大学,上出来以后,还是不好找工作,还不如学点技术呢。上大学也是学什么平面专业了,室内专业了,机械专业了。不如不去复读,直接去培训班学上一年时间,然后直接工作,挣钱。人活在世上都是为了挣钱。早点踏入社会也许会对你各个方面会好点。俺妹妹的情况和你一样,我现在就没让他复读,直接去**郑州清新教育**上学了。那是培训班,平面设计,室内设计,机械设计,模具设计。。都有,比大学好多了,就是有点吃苦,每天九个小时的课。一人一台电脑。大学讲理论多,我都是过来人了,我之前在大学什么也没学成,现在挣着钱,让俺妹妹学技术,然后学完后直接上班!我觉得挺好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再决定。
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苏州籍是最多的。在我所熟知的大师中有三位,第一个是王淦昌,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突出贡献者;第二个是吴健雄,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三个是贝聿铭,建筑大师,代表作品有香港中银大厦、法国卢浮宫前金字塔、纽约会议中心、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等等。
吴健雄 吴健雄 吴健雄 (1912 ~ 1997) ,核物理学家, 1912 年 5 月 31 日(阴历 4 月 29 日)生于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吴仲裔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由于父母提倡男女平等,吴健雄从小就能与其兄弟一样读书识字。在家乡读完小学, 1923 年考入苏州市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1927 年以优秀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任这一所小学教师。两年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1934 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受聘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助教,后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1936 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1940 年获博士学位, 1942 年在美国与袁家骝博士结婚, 1944 年参加了“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 1952 年任哥仑比亚大学副教授, 1958 年升为教授,同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称号,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72 年起提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直到 1980 年退休, 1975 年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 1978 年在以色列获得沃尔夫奖,1982年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吴健雄以其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荣誉。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称号,这是该大学首次把这个荣誉学位授予一位女性。她还获得其它15所大学的名誉学位。美国总统授予她1975年国家科学勋章。1978年她获得国际性的沃尔夫基金会首次颁发的奖金。她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7 年2月16日在纽约病逝,终年 85 岁。吴健雄先生墓园在江苏太仓,纪念馆建于母校东南大学校园内。 吴健雄是世界最杰出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有“核物理女皇”、“中国居里夫人”和“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之称,她的主要科学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1 . 1957 年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1956 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所熟知。 1956 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进行了一个实验,在极低温( )下用强磁场把钴 -60 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即使自旋几乎都在同一方向),而观察钴 -60 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他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子的出射方向都和钴 -60 原子核的自旋方向相反。就是说,钴 -60 原子核的自旋方向和它的β衰变的电子出射方向形成左手螺旋,而不形成右手螺旋。但如果宇称守恒,则必须左右对称,左右手螺旋两种机会相等。因此,这个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由此,在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 . 1963 年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 吴健雄对β变的一系列实验工作,特别是 1963 年证明的核β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是物理学史上第一次由实验定实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有密切关系,对后来电弱统一理论的题出起一重要作用。 3 .在β衰变研究在的其他贡献 关于β衰变的研究对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吴健雄从事这一专门领域的研究多年,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她与 . 兹科夫斯基 (Moczkowski) 合著有《β衰变》一书;在 K. 西格邦 (Siegbahn) 所编《α - ,β - 和γ - 射线谱学》一书中,吴健雄也是关于β衰变和β相互作用部分的撰稿人。前面所述两项主要学术成就实际上也都与β衰变研究直接有关,下面再就吴健雄在β衰变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些补充。 (1) 证实了β谱形状的源效应,澄清了早期β衰变理论中的一些错误,支持了费米理论。 (2) 对β衰变的各种跃迁,特别是禁戒跃迁的全部级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β衰变的理论。 (3) 对双β衰变的研究。 1970 年,吴健雄等报道了一次在美国克里夫兰附近的一个 600 余米深的盐矿井内进行的 48 Ca 双β衰变则实验。实验选在深矿井内是为了尽量减少宇宙线的背景辐射。 4 .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哲学方面的实验 1935 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哥本哈根学派创立的量子力学描述的完备性提出了疑问,他们的看法可归结为一个佯谬。由于对量子力学关于物理量可测度性及几率概念的认识有不同看法,爱因斯坦始终认为应当有一种理想的、确定的、对物理实质有完备叙述的理论出现以代替目前的量子力学数学结构,因而导了后来有“隐变量理论”的出现,即认为量子力学中的“概率”乃是对某些目前未知的“隐变量”作某种平均的结果。因此,几十年来有一些物理学家企图寻觅这些“隐变量”以建立新的、完备的量子力学,但均未成功。而另一些物理学家则否认有这些“隐变量”存在,事实上已有人证明在希尔伯特的某些条件下,目前的量子力学的数学结构是不容隐变量存在的。 吴健雄等早在 1950 年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散射湮没辐射的角关联”的文章,实验表明具有零角动量的正、负电子对湮没后发出的两个光量子,如狄拉克理论所预料,将互成直角而被极化,也证明正电子与负电子的宇称相反,说明与目前的量子力学并无矛盾。 1975 年吴健雄等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普顿散射的湮没光子的角关联以及隐变量”的文章,报道他们测得的在一很宽的散射角范围内到达符合的康普顿散射光子的角分布,其结果与假设电子与正电子有相反的宇称为前提而得到的标准的量子力学计算相符。 . 贝尔 (Bell) 在 1964 年曾对任何局部隐变量理论所能预言的角分布取值围作了限定,而吴健雄等所观察到的角分布在假设通常的量子力学康普顿散射公式是正确的前提下并不符合贝尔的限定,这样也就再次对局部隐变量理论作了否定,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支持了量子力学的正统法则。 5 .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 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 10 年间,吴健雄集中力量从事这一中、高能物理领域的实验工作。发表了大量论文,有不少工作富有首创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μ子物理方面的工作包括: Sn , Nd , W 等元素的μ子 X 射线的同位素移的测定; 209 Bi μ子 X 射线的磁偶极和电四极矩超精细相互作用的研究;近 10 种μ子原子中核γ射线的测定等。 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利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内的交变梯度同步加速器产生的强大的 K - ,∑ - 和 粒子流,以高分辨率 Ge(Li) 探测器为工具,用奇异原子方法准确地测定了这些粒子的质量和磁矩。 6 .穆斯堡尔效应的测量及其应用方面的工作 在 1958 年发现穆斯堡尔效应之后,吴健雄就开始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他们专门研制了一种闭环氦致冷器用于低温穆斯堡尔效应研究,其温度控范围为 20 — 300K ,对于放射源或库仑激发源均可使用。他们用库仑激发后产生的穆斯堡尔效应,分别测量了钨同位素 ( 182,184,186 W) 和铪同位素 ( 176,178,180 Hf) 的第一激发 2 + 态中的电四极矩的比率,并与转动模型所预期的结果作了比较。在 1978 年,他们进一步用一个 3 He/ 4 He 稀释致冷器使穆斯堡尔测量得以在低至 的温度下进行,以研究氧高铁血红素的磁性质与弛豫特性,结果表明在约 时该血红素进行磁跃迁;利用这一装量还在诸如收体温术、弛豫效应、与温度有关的超精细场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实验,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7 .其他实验工作 吴健雄在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广。她尤其注意实验技术的不断改进,曾对多种核辐射测器的开发、改进做出了贡献,例如薄窗盖革计数器、某些塑料闪烁探测器、 Ge(Li) 半导体探测器等。至于所涉足的实验工作,较早斯完成的有某些方射性同位索的分析,慢中子速度谱仪研究(多种材料),中子在正氢和仲氢中的散射以及核力范围的探讨,在气体中形成电子偶素时电场影响的研究,延迟符合技术用于测 42 Ca 和 47 Sc 的激发态的寿命,中子与 3 He 的相互作用的研究,高能级发出的内转换谱线的观察、对正电子谱及正电子湮没的研究等等。吴健雄纪念馆 吴健雄先生逝世2年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其母校――东南大学校园内建造吴健雄纪念馆。 吴建雄纪念馆建筑面积2129平方米,整体4层,地下一层。纪念馆造型庄重朴实、简洁对称。纪念馆不仅对吴建雄的生平业绩进行了充分展示,而且陈列了由吴健雄家属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捐赠的大批遗物,包括她生前所获得的奖章、奖状、证书、聘书,有关文件、书籍,朋友及要人赠送的书画、物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吴健雄星”在浩渺的星空,有一颗小行星,它的名字叫“吴健雄星”,是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名字命名的。吴健雄女士以其对物理学的杰出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也为自己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桂冠,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永恒的星空。 吴健雄出生于江苏太仓,1929年她以最佳成绩由苏州女师毕业,并获准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前身中央大学。但按当时的规定,师范学生保送上大学需要先教书,服务一年。于是她进入私立中国公学任教并继续学习。当时胡适在该校兼任校长并讲授“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一次考试之后,胡适改完卷子兴奋地对同在公学执教的杨鸿烈、马君武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得这么透彻,我打了一个100分。”杨、马二人闻言,也说班上有个学生总得一百分。三人分别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了下来,拿出来一看,居然都是“吴健雄”。三位老师开怀大笑:“怪不得她能保送进中大呢!” 1930年吴健雄进入中央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吴健雄资质俊秀,学习游刃有余,在求知欲的驱动下,她翻阅了一些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没想到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她第二学年便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中大物理系有许多名师,有研究光学的系主任方光圻,有天文学家张钰哲,有教电磁学的专家倪尚达,后来又来了一位教授近代物理的施士元。施士元在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跟随居里夫人做研究多年,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惟一的博士。教学之余,他向同学们讲述了居里夫人的种种逸事,这些都使得对居里夫人崇拜有加的吴健雄备感亲切。那个时候,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宿舍和饭堂,吴健雄经常都会说到居里夫人如何如何,仿佛居里夫人是一位她所熟悉、景仰的长辈似的。“那时,居里夫人是吴健雄的典范”,数十年以后吴健雄的许多同学还都是众口一词地这么说。 当时,中大的女学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一片属于教会的楼房,有东、西、南、北4座楼,房间有大有小,大的住6人,小的住3人,最小的只容1人。吴健雄住南楼,起初与人同住,后来为专心念书,便搬到南楼后面平房中的小屋中闭门读书,很少参与娱乐活动,节假日也难得出去。她有位叔父在南京任职,星期天总是开车来校,想接侄女到郊外“换换脑筋”,可每次载走的总是她的同学。越是这样,她叔父越是担心她的身体,越是要拉她出去“透透空气”,但总是很难说得动她。 对于这一切,施士元都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就在吴健雄进入中大的第二个年头,日寇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第三年,日寇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吴健雄是位很温和的学生,但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她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住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2月,她冒雪参加了总统府门前的静坐示威活动,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出来向学生作个交代。不久以后,吴健雄还成了大家公推的学生示威游行的领头人。 1934年,在施士元的精心指导下,吴健雄撰写了一篇题为《证明布喇格定律》的优秀毕业论文。带着师友的殷切厚望,她于1934年离开了母校,不久即赴美继续深造。 此后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吴健雄为世界现代物理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博士在读期间就参加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解决了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母”。她还验证了著名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和“β衰变中矢量流守恒定律”,并先后获得了各国政府及世界著名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和奖励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物理女王”。
县里的中学相比较而言,辉县一中是最好的了,它是河南省重点高中,一直是与新乡市一中、附中等学校齐名的,不过最近教学质量稍有下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相比其他县一中还是要远远好的。辉县一中师资力量是非常强的,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教师队伍质量上,数量上在新乡四区八县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辉县一中新校区非常漂亮,绿化的非常好,体育设施也非常齐全。辉县一中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学生食宿学都在学校,好像每周末可以回家。学校的管理比较严格。希望对你有用。
安重荣:(生卒年待考),字铁胡,五代后晋朔州人。 后唐时任振武巡边指挥使。后归后晋石敬瑭,任成德军节度使。石敬塘投降契丹后,他起兵反石,次年战败被杀,但他这种民族气节得到了后世的景仰。 安 同:(生卒年待考),曹魏时辽东胡人。 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时人赞其有济世之才。 安 清:(生卒年待考),字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汉朝佛教学者。 到中国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原来他已经继承了王位,但为了能回到中原来,就将王位让给他的叔叔,出家为憎,信奉佛教。他精通梵语,念经修行,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定。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到达河南洛阳来宣传佛教。定居下来后,不久即通晓汉语,翻译经典。据晋朝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译经典《修行道地经》等共三十五种四十一卷,现存二十二种二十六卷,皆属小乘。 安 民:(生卒年待考),长安人(今陕西西安),著名宋朝石匠。 当时著名的石碑,皆出其手。其品格高尚、不畏权贵,时颁蔡京所书《元党籍碑》于各州县,安民刻碑毕才知蔡京乃当朝奸臣,遂拒刻“安民刻石”四字,拒收百两酬金,为人称颂。 安 熙:(公元1269~1311年),字敬仲,号墨□,藁城人(今河北藁城),著名元朝学者。 性淡雅,喜垂钓,不屑仕进,家居教授数十年,教人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四方来学者多有成就。著有《默庵集》五卷。 安 童:(公元?~1293年),蒙古札剌儿氏,木华黎四世孙。元朝前期政治家。 忽必烈即帝位,召安童入宿卫,为四怯薛之长。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任中书右丞相。安童尊礼汉族士大夫,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协助忽必烈推行“汉法”。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忽必烈命安童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防御叛乱的西北诸王。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里吉等叛变,将那木罕送交术赤系后王忙哥帖木儿,将安童送交窝阔台系后王海都。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被放还,仍为中书右丞相。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忽必烈重立尚书省,中书省形同虚设,安童因失去忽必烈的宠信,被迫辞职。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逝世。 安 伸:(生卒年待考),淄川人。著名明朝大臣。 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著有《柱史草》等。 安 盘:(生卒年待考),嘉定州人(今上海),著名明朝大臣。 官至兵科给事中,嘉靖初,以争大礼廷杖除名。著有《颐山诗话》二卷。 安 传:(生卒年待考),淄川人(今山东淄博) 著名明朝大臣。 万历年间中举,累迁刑部郎中,出知卫辉府。著有《蛩音集》。 安 昶:(生卒年待考),江苏金匮人。著名清朝书法家。 临摹古帖,尤善草书。 安金藏:(生卒年待考),长安人(今陕西西安),著名唐朝乐工。 时太子李旦被人诬告谋反,武后下令查处此事,金藏为洗脱太子罪名,当众引佩刀自剖其胸,肠出,并言“愿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武后感动,不疑李旦。 安禄山:(公元703~757年),本名轧荦山(一作阿荦山),母突厥人,营州柳城杂胡人(今辽宁朝阳)。唐安史之乱的祸首。 安禄山少孤,本姓康,后随继父改姓安,名禄山。初为边境互市牙郎。安禄山骁勇机智,熟悉边地情况,又善逢迎,手段狡诈,初得幽州节度使张守赏识,继得唐玄宗宠信。 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唐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 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这么大的肚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的心。”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真对他一片忠心,心里更高兴了。以后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住的一样华丽的府第。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作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进出,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后,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没多久,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 日子一长,安禄山的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三十二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公元755年农历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十五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地。 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安世蕴败,结果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儿知道,没有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次年(公元756年)农历1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农历6月攻陷长安,从此唐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至唐德二载(公元757年)农历1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经“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败。 安重荣:(生卒年待考),五代时朔州人(今山西朔州)。 初任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后石敬瑭降契丹,自称儿皇帝,重荣以此为辱,遂起兵声讨石敬瑭,次年因战败而身亡。其子安德裕从小被其部下秦习所收养,喜好读书,博贯文史,精《礼》、《传》,后于宋开宝初年中进士,官至睦州知州,有文集四十卷。 安大嵬:(生卒年待考),明朝云梦人(今湖北云梦),性雅,不慕功名,博学好古,精纬候。 安维峻:(生卒年待考),甘肃秦安人。 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编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疏痛斥李鸿章挟外洋以自重,投降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因言冒慈椿而被革职。后隐居柏崖,闭门著书。安维峻直言敢谏,曾被慈禧太后革职,后又启用,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安鸿勋:(生卒年待考),清朝江苏金匮人(今江苏常熟),官至训导,善行草书。 安文钦:(生卒年待考),陕西绥德人,清末秀才。 抗战时期积极与八路军合作,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著有《满腹牢骚记》等。 安希范:(公元1564~?年)。字小范,号我素。著名明朝东林党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安国的孙子,安如山的次子,明嘉靖四十三年农历1月14日庶出。 尽管出生在以富有闻名全国,“钟鸣鼎食”的家庭里,但幼年时代却过的是“弱子委孤相依为命的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嫡庶的名份是很严格的,同时诸子析产制,也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纠纷。据安希范曾孙所撰《安我素先生年谱》所载,当希范的生母吴氏怀孕的时候,安如山的原配郭氏藉口避免“庶孽之争”,告诫不许生育男孩子。安希范出生以后,郭氏准备弃婴,吴氏死抢住婴儿不放。亏得安如山委曲求全,希范出生五十天,就出嗣于叔父安如陵。如陵早死,妻邹氏守寡。希范由邹氏扶养,长期居住在无锡南乡周泾巷。母子分离,童年就备尝人世辛酸。待郭氏死后次年,才在伯兄安少峰的关切下回归故居,依生母吴氏,但五年以后,又为兄子赶出故居,和生母回周泾巷,据载那时的情景是“败屋颓垣,母子相依,购闵受侮,不可禅述。” 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安希范的岳父谈修亲自教授他古文和诗词,以及名家的八股文。谈修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家的“延恩楼”以藏书闻名。安希范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览经史,学问大有长进,自认为他岳父的藏书是他日后为人和治学的得力所在。他在十九岁那年考取了秀才。当时正值张居正当政,减少诸生名额,无锡只分配到十五名。安希范的试卷给澄江(今江苏江阴)令胡公葵看中,认为他的文章很有见解,不仅仅是一般的上好八股文。 安希范一生在为人和治学两方面最关键之处,便是在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问业于顾宪成。顾宪成是东林党的领袖,也是东林书院的主持人物,在学术思想史上又是东林学派创始者。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坚持程朱理学的正统立场,提倡尊经重道,高扬“气节”“复兴正学”,“卫道救时”的主张。尔后成了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大思想家的启端。“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安希范向顾宪成求教学问,也就是自程朱以来一脉相承的所谓性命之学。安希范从此以后,思想和行动恪守顾、高(攀龙)规范,成为地域性政治集团东林党在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动势力斗争中的一员。 顾宪成长安希范十四岁,无论是治学、为人、从政哪方面,阅历都比安希范丰富,是他的师辈。顾宪成看清安希范的志向,认为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安希范以廷试三甲九名中进士。被授为行人司行人。这是一般中下级官职。两年以后,在他二十五岁那年,他和生母吴氏回到了西堠村故居,从他从兄那边置得旧宅故居,在故居的基址上建造了“天全堂”,取天命遂他之愿的意思。这一年正月,他奉诏去山西大同召还吏部左侍朗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王家屏。正月出发,四月回北京,记有《云中日记》。翌年,他又奉使册封楚藩。回京途中,曾登岳阳楼,鸟瞰古云梦。还曾上庐山畅游,作《庐山游记》。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应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 即“馆选”。考试成绩属优等。按照规定可以称庶吉士,学习了三年后补受重要官职,如给事中、御史等等。但御史有年资的限制,安希范还不够格。当时有人提议说,可以加报几年,但安希范不愿这样做。认为这是欺君的行为。后被授以札部精膳司主事,第二年分管会试事务。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补偏救弊,一时风气为之肃然。 后来他想念生母吴氏非常困难的生活境遇,于是便上《请致南曹迎养疏》,当年农历7月明万历皇帝朱棣准了他的请求,改授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农历8月离京南下,农历10月到任。 安希范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时间甚短。在他从政期间,有两件大事足以表明他的政治品格。其一: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上书《黜奸阉防乱政疏》,对御史杨镐,刑部郎中王明时蒙冤降俸调用一事,认为处理不当。杨镐和王明时等被奸人乐新炉供词牵连,那是因为司礼监太监张诚发泄私愤。自王振擅权之后,凡是逢到审判官员的时候,例由司礼监太监奉皇帝命奉谕法司大臣共同审判,这时要有御史去请司礼监太监。审判时太监居中坐,而法司大臣反而在左右列坐。这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杨镐自以为是朝廷风纪之官,不应屈迹于阉寺,不屑去请。王明时也曾上疏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居中只能奉坐圣旨,因此得罪了当时权势显赫的太监张诚。张为泄私愤,坐了杨、王的罪。安希范对此表示如果不将张诚“严加屏出,以杜乱源” 日后必酿成阉寺擅政之大祸。他在阉寺乱政已成为明朝政治一大疯疾的时候,敢于捅这个马蜂窝,这在当时是要有些勇气的。其二: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京察完毕(明朝制度:每隔六年考核一次在京的官员。考核外官名“大计”)。农历3月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劾吏部嵇勋司员外朗虞淳照,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尚书孙拢说了些正直的话,被罚奉三个月。考功朗中赵南屋也降三级调外,虞和杨也罢官。孙辞职不准。又上奏,指出臣子结党专权固是国家大祸,要求留用两个为官清正的人,即被目为结党,那么事实的真相就不能大白干世,孙拢被谴责,同时有不少正直的官员都遭到不同的处分。安希范这时上了《借人才广言路》一疏,认为万历这样做法行将戆直之臣一举而宣之,后皆动色相戒,钳口结舌,……此非国之福,非皇上与辅臣之心也”。这个奏疏没有被采纳,但安希范的一身正气,跃然纸上。当年九月,吏部右侍郎赵用贤为内阁首辅王锡爵,上疏罢官。行人高攀龙申救未果,且遭到政敌的攻击,此事牵连赵南星、顾宪成。农历11月高又上奏,结果以“疏而易言”的罪名,贬谪为揭阳典史。安希范在这时又上了《纠辅臣明正邪》一疏,认为“古今治乱之关,进贤退不肖”,“今贤者以其异已而必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有之,塞众正之途,开群枉之路,误国不忠,无大于此者”。希望万历严谕阁臣“毋挟私心,毋植私、党,毋以直言而逆耳,毋以媚己而悦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明万历皇帝看了大怒,认为他“低诬阁臣,朋奸党恶”,要逮捕法办。王锡爵出于师生情面,加上给事中叶继美等相救,遂改逮问为削籍。这是安希范最后的一次政治活动。从此以后他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农历1月14月,安希范闻削籍之—报,就留别秣陵(今江苏南京)诸友好,束装东归。在和相送的友好诗中有“自缘触罪辞南国,敢向明时赋北风。泉石尽湛娱嫩性,勋猷今已让诸公”之句,意兴萧然,似已不愿再从政了。高攀龙在镇江迎接他,两家结了亲家。这一年农历5月王锡爵谢政,举行廷推(推人参加内阁),颐宪成推王家屏,拂逆皇帝的意向,降为杂职,不久革职为民,时年四十五岁。顾宪成对于安希范的削籍,称赞于同辈人说:…“吾党中品格不同,如小范可谓不失赤子之心者。”安希范自罢官以后,一面与顾宪成等诸友好友林居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一面优游岁月,游览浙江、江苏各地名胜。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东林书院年久失修,濒于颓圯,在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倡议下,重加修葺,安希范佐工五十两,佐产二十一石七斗。同时参予讲学活动的规划。当时参予东林讲学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其中钱是武进人,其余都是无锡人。他们都是在政治上被罢斥的中下级官吏,代表江南士大夫势力,以集团形式进行政治活动。他们以讲学为名谈论政治,裁量人物,抨击贵族大地主的黑暗统治。东林书院订《会约》,制《学规》,打出“尊经重道”的旗帜,意图以此争取一个政治清明,轻徭薄赋,人民得遂其生的环境。东林书院流风所致,倾动朝野。后宋东林党人和阉党的斗争,以至于一批有识之士惨遭杀戳,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东林精舍”落成,安希范另辟一室,在这里读书会友。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赴毗陵(今江苏常州)经正会堂讲学,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偕同高攀龙去金沙(今江苏无锡金山)志矩堂讲学。安希范有乃祖遗风,参予讲学活动之外,常倘徉于山水之间,藉以寄托自己的情怀。尤其钟情于江浙的自然风物。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5年)农历9月偕东林同志畅游苏州洞庭,登漂渺,在山巅筑平台,题其名目“落帽”。因为所集合一起的人,都是因为反对贵族大地主的黑暗政治,正直敢言而被丢了乌纱帽的人。寓意深刻,既谑且雅。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8年)安有寄寓浙江吴兴之意,三年之后,索性在吴兴武康买地建屋,准备长期居住。 安希范平日所乘画舫,名曰“萍隐”,取萍踪归隐的意思。舫内张陶元亮、张季鹰、苏端朋、米南宫等历史名人画像,仰慕之外,颇思效法这些古人的生活情趣。当中四月建筑落成,题名为“菁山别业”。安希范每游一地,辄为文记述。如《浮生日记》、《游洞庭记》、《赴行续记》、《菁山隐居记》等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些游记都没有被辑入《天全堂集》中。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4月8日安希范自吴兴返无锡,得病不起,农历4月13日逝世。安希范逝世后,邹元标和地方官员纷纷上疏,对当年“永锢没身”、的人,奏请“务录”。翌中农历5月29日给诰命邮赠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明祟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8月经本县诸生请,准照顾宪成例,奉批以安希范“学有本原,行堪模范”建祀。 安维峻:(生卒年待考),字晓峰,甘肃秦安人。著名清朝学者。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疏痛斥李鸿章挟外洋以自重、投降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因言冒慈禧而被革职。后隐居柏崖闭门著书。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安德海:(公元1837~1869年),祖籍河北南皮,其祖父时迁居河北青县汤庄子村。著名清朝大太监。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先生见面时谈起我的情况,更表明了他对我的关心。那时毕业以后不像今天这样自谋职业,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强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败,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临行前又和弟弟一起去拜会黄伯伯,他说:“你学地质,研究古生物,西南区、四川是个好地方。你回老家去好好干,照样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后,也给汲清老伯伯夫妇写过信,报告当时的情况。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可以行之哉?答应了要为黄伯伯做这么重要的事,慢说下雪,下刀子也得来啊!”然后大家坐下来,忙了两三个小时,把有关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业绩的中英文简介,主要学术著作目录等,都整理完毕了,他的著作目录涉及的文种很多,好在我为了学习和科研的需要,涉猎了多种文字,除英、俄文较熟练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强抱着字典查查专业文献。汲清老伯伯面对我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发一通感慨,也连带了几句牢骚话。他说:“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预定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朱效成、孟继声简直不怎么样,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报到部里以后,何长工、宋应等部领导保了我,他们还组织大会、小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诬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灏的走狗,是美蒋经济特务,把我关进牛棚。‘文革’后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地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身边竟然还没配助手,催得急一点,才派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跟我穷对付。这小伙子人很憨厚,很勤奋,我并不反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学到的东西有限,帮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传骏老伯母插了一句:“你能把云唐要到身边来吗?”他回答:“可惜我官还小了一点,要副部长以上才有资格点名调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李春昱、计荣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质学家的传记篇目,我写完后,编入了该书第1集,总共52人,我写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编纂过程中,约汲清老伯伯写“赵亚曾”、“朱森”的简传条目,汲清老伯伯特写信给该卷编辑楼遂,推荐我来写。后来楼遂又让我写了其他地质学家的简传条目。我也帮他们做了相关的工作。1993年该书出版时,我被列入“特约编辑”名单。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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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说的你不一定喜欢,你还是自己实际的去看一下,别人做不了主,眼见为实,自己的第一感觉那个好 就是那个, 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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