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字毕业论文

浅析现代标志中的文字创意摘要：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文字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现代标志中的文字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关键字：汉字 字母 数字 综合 书法 民族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文字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呈现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从丰富的商品到精彩的电视节目，以及街头缤纷夺目的广告……文字及其符号包围了我们，无处不在。文字不仅是标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发挥人聪明才智的设计载体。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字体符号无疑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感染力。通常所讲的文字设计，包括汉字型、字母型、数字型。字体作为人类传达思想的一种视觉符号，本身就包含有特定的造型意念。以文字构成的标志，文字既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又是具有视觉识别符号特征的符号系统。文字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视觉的方式传递信息，具备了传达语言概念和强化视觉识别的双重功能，因此普遍为设计者及其客户所看好。汉字型汉字经历了上下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深广的宝藏。中国文字久远的历史，文字结构、虚实、承转的规律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自身的图案美，通过笔划、结构加以美化、变形、夸张、组织等就能创造出形式感强烈、个性鲜明独特的标志来。现举例分析：王国伦教授的92国际拍卖会标志源于汉字“拍”的字体形象，运用标准字体，只是将“白”字一撇重构处理，就传达了一锤定音的专业性形象。简洁明快，凝练概括。中国铁路的标志设计也是笔简意周，将“工人”二字作艺术处理，合而为一呈符号图形，几乎不需任何多余的赘饰，简明扼要描绘了火车头和铁轨端面的形象。王粤飞先生为香格里拉干红设计的标志，直接用汉字“香格里拉”构成，只用藏文形态加以处理，就传达了醒目的效果，既揭示了藏族文化内涵，同时又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文字”，从一开始就有着形象的依据性和高度概括的标识性，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传统形式、地方风格、民族特征，大大地丰富着标志的表现形式，其特有的造型语言越来越多地在标志设计中有所体现。今天的汉字形式早已发展为一门形式独特，并可鉴赏把玩、陶冶性情的书法艺术。从字体上的草、隶、篆、行等，另有民间的云、水、如意纹等象形文字，都是我们进行创意的源泉，是其他任何文字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和开发，就能创造出民族性与时代感高度统一的标志。 字母型随着我国设计行业与国际化接轨的步伐加快，字母标志应用也日渐广泛，正大显身手施展着不可替代的魅力。英文26个字母作为设计师发挥创意的源头，其几何形的外部形态，变化多端，可塑性极强。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常常构思巧妙、造型独特。每个字母皆可单独设计成标志，利用字母内空间变化，笔划变异、装饰等手法，丰富其造型。尤其多字母组合更具有表现力和挑战性，通过各种技巧运用组成庞大气势，来表达预期的构思意图，比如局部视觉焦点，文字组合图形，重复韵律感等。韩家英先生为新大洲设计的标志，以企业英文名称首写字母“S”为设计要素，简洁富有变化，粗犷的“S”代表了新大洲的坚实基础和实干精神，与“S”相连的弧线，仿佛大鹏展翅，冲击力强烈，标明新大洲公司勇于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广东银城酒店的标志是由陈汉民教授设计的，取“S”为造型元素，涵盖了Satisfactory（满意），Silvery（银），Safe（安全）。整体又似连环的“S”,寓意国家、集体和个人全面发展，阴文 “H”则代表Hotel（酒店）之意。标志简约易懂且内涵丰富。 应用字母的标志创意，重点在字体的个性和编排设计上，形式创造要突破常规，依据字母各自的性格特征，对其进行相应的夸张美化，以独特的图形符号再现，增强其联想性特征，才会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审美感受。 数字型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符号，可以超越各民族语系的障碍，正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型标志的应用，主要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尤其是0－9这十个数字，简洁而易于变换，加以造型变化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风格独特，形态变化无穷。操作中常要根据美术字的造型，辅以图形化的联想与发挥，去达到良好的视觉效应。 数字型标志尤其大量运用于企业周年喜庆和各种纪念活动等题材，为提升人们对标志记忆值发挥着重要功效。这方面的典范有：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标志，以四个“9”字为创意主线，其概念取向为1999年的第九届，四个“9”同时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于1949年，四个“9”又组成一朵绽放的花蕾，象征“美”的盛宴。书法用笔来表现“美术”的特征，主题明显。著作权70周年活动，以汉字“著”为设计题材，将“土”和“日”结合，加入了数字“70”的元素，稍加变化，便使主题一目了然，简单明了，效果突出。 综合型 标志设计以形达意，以意造形，手法不拘一格。综合型是指文字、图形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有汉字与图形的组合，也有字母或数字，要适时选择合适的搭配。有一定相近的文字和图案的结合会更容易进入境界，利于随心所欲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综合应用是字和图的共存共生，兼顾两者形象，都要有识别性，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标志设计的最高境界，也恰是其趣味之处。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任白慈善基金标志，以“任白”两字为切入点，这是源于粤剧大师任剑辉与白雪仙的纪念基金。“任”、“白”两字具有图形意蕴。另有演戏用的扇子，表示两层汉字：第一是扇子作为一种道具，可以借以象征戏曲；第二是“扇形”与“善心”谐音，两扇重叠代表任、白两个的共同心愿。标志以字与图的完美结合很好的渲染了主体思想。高中羽教授的北奇神茶标志，以汉字“北”为主要设计元素，并用西方的形象素材进行改造，使“北”字的身上长出天使的翅膀，形成字图合一的形象，贴切自然。 中国传统书法的应用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是中国的国粹，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书法艺术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得到启示，靠了单纯的线条架构，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绎出千变万化的视觉艺术形象，形成了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草书飞动流转。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汉字的演化历史，就是中国人运用线形设计艺术的历史。在今天，这种线形设计已经走向全世界，成为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借鉴的艺术创造手法。靳埭强先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位，他的许多标志作品，都有中国书法艺术的渗透，甚至把书法直接用于设计中。比如“丽晶酒家”，运用三个六角形的“日”字组成一个“晶”字造型，代表盛载佳肴的盘子，而盘中的美味则是用三笔墨色来表现的，同时又是“日”字的一横，揭示了酒店中式口味的经营特色。“一品廊”也是以毛笔书写的“一”字代表东方艺术，与英文首字母“A”结合，表现了画廊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还有熟知的“喜之郎”果冻，标志采用草书字体、走势及大小安排，整体表达一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中国申奥会徽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源泉。傅抱石曾经说过：“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与理解，那末，和中国一切的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中国书法艺术正是这样从古至今都在启发着、丰富着中国的艺术与设计，同时体现着老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思想，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久用不衰的法宝 。 中国民族艺术的渗透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彩陶纹饰、漆器、雕刻、民间绘画等，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龙凤纹、如意纹、合耳兔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反映了民族审美意识。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整体结构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既体现了北京的“京”字，又是舞动的人，同时还蕴涵着中国结、五环的图形，体现了体育、奥运精神，使标志既有强烈的现代审美特征，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借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来表现，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横与直的平行线，形与势互相结合，表达了服务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中国极为丰富的传统图形资源在它的发展和演变中，以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是设计师用之不竭的宝库。 另外还有花饰字体的浪漫优雅、飘逸灵动；变体字风格特异，视觉冲击力强等等。文字随着商业的发展，正在愈发展现出新的风采。近年现代印刷字体的出现，给字体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新的标志造型从简洁明了的现代派风格走向追求“自然、随意、繁复”的“后现代派”风格，更使文字的创意走向一个五彩缤纷的天地。文字源于生活，它的创意空间是极为广阔的，其在标志中的具体应用，不仅仅是作为视觉形式的表现，更是一种具有深层含义的精神内涵，展示了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标志主体赋予它的伟大使命。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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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