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白马毕业论文

第七届北京10月文学月的优秀作家作品有朱秀海《远去的白马》，还有陈继明的《平安批》以及季栋《西海固笔记》、葛亮的《飞发》以及徐瑾的《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等等

呵呵，我刚花了几元钱下载好的，给你一起分享吧论 《西游记》的谐趣美[摘 要]：诙谐有趣是人们对 《西游记》众口一致的评价，也是 《西游记》诞生四百年来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文本的诙谐有趣，分别体现在性格塑造、内部矛盾冲突、市井生活描写和以俗为美的趣尚四个方面。[关键词]：《西游记》；谐趣；猪八戒；市井生活；以俗为美一 、性格塑造的谐趣关于 “谐趣”，朱光潜先生以为它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而且认为，“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也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普通的是容貌的丑拙”】，【照此标准去衡量，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得作者之心】。若从大局和整体考查，猪八戒则是一个毛病不少本质较好的可资教育的对象。在唐僧诸徒中，猪八戒的性格是最为丰富复杂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陷。整个性格充满着矛盾，而由这种矛盾又每每引发出强烈的喜剧效果。首先，小说中的猪八戒吃苦实干，却又贪食贪睡。猪八戒在整个取经过程中是吃了苦、出了力的，特别是许多脏活累活都要由他去做，比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等。在荆棘岭开山，在稀柿衙拱路，都突出表现了他的吃苦耐劳。其实他的这种吃苦耐劳，早在高老庄就开始了。入赘高家后，“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连老丈人也不得不承认：“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但是，他贪食贪睡的毛病也着实让人吃惊。吃相贪馋，食物不论好坏软硬，一概狼吞虎咽，不嚼不品，常常是食“而不知其味”。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就是如此。人饭量特别大，老丈人就曾嫌他食肠甚大而要悔婚，说他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他贪食好吃，常常是闻吃而动。第六十八回写悟空让他上街去买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来做菜用，他推托说自己相貌丑陋 “恐惹下祸来”，偷懒不肯去。悟空就对他说街上有大烧饼、大馍馍、好汤饭、好蔬菜，有糖糕、点心、油食、蜜食等无数好吃的东西，我去买些请你，如何?猪八戒一听这话，口内流涎，喉咙咽唾，跳起来就跟悟空上街了。他贪睡成性，睡觉不择地方，青石板上、荆棘山中、乱草堆里，都可以入眠。让他去化斋，则瞌睡连天；叫他巡山去，则倒在路边呼呼睡起觉来，一睡就是大半天；夜间睡觉，连师父唐僧叫他，他也会恼火发脾气，借此对唐僧调侃打趣。猪八戒的性格实在是最富有谐趣美的一种。二、喜剧来自内部唐僧是取经队伍的最高领导，他下面有三徒。作为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唐僧实在名不符实，他除了长着一副标致的人形和能记住一套菩萨教的紧箍咒外，其他不甚了了，悟空、八戒对唐僧的役使常有埋怨之声，师徒之间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首先看猪八戒对无能领导唐僧的调侃。小说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王鬼魂夜拜唐三藏，三藏惊醒后连声叫道：”徒弟!徒弟 !”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捂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若对唐僧这支取经队伍的队形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孙悟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标准的马前卒形象，虽说有鞍马劳顿之苦，却也占尽了风光。沙和尚忠诚可靠，时刻与领导共进退，日子相对轻松，其位置居中。而猪八戒的营生则要烦累得多，他既要负责殿后，又要承担巡山、化斋、降妖的任务，夜间还要提瓶务脚，充当贴身丫鬟。无怪他整天牢骚满腹，当然，他也深得师父疼爱，打猴哥的小报告也时常奏效。再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妖怪作法致使众人落水，唐僧是俗夫凡胎，不能和别人相提并论，当有淹死的危险。而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当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时，孙悟空急切地询问师父的下落，猪八戒打趣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去处。”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僻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说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庄人询问三藏老爷的下落，八戒再次打趣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所谓“陈到底”，实乃 “沉到底”也。既改名，又变姓，猪八戒的玩笑动作有点过大。作为大师兄，孙悟空按理说不应该为长不尊，而应当处处为师弟作榜样，上尽忠，下尽责。但是，由于来自猴类，孙悟空天生就有多动症状，顽皮机警好名坐大，一副为老不尊的顽童姿态，比之于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在受业恩师菩提祖师和不男不女的观音菩萨面前，孙悟空能暂时的正襟危坐，其余皆插科打诨，少有完全的尊重，即使唐僧亦不例外。小说第三十八回就有一段关于孙悟空不知长幼、漠视尊卑的描写：……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吆喝什么?”头乃六阳之首，它高高在上，是真正的尊贵之所在，孙悟空胆敢在此抚摩摇晃，与其说猴性发作的身不由己，倒不如说是作者故作戏谑的有意处理。类似猪八戒式的打趣也时常发生在身为大师兄的孙悟空的口中，如小说第四十回这样写道：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什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第40回)唐僧虽有佛家普度众生的心肠，无奈肉眼凡胎，失察于人妖之辨，西天路上因此而陷入妖魔之手者多多，给孙悟空降妖除魔制造许多麻烦。所以每当师父要大发善心救人的时候，孙悟空便借机转移话题，以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而耽误精力和时间。比起徒弟们的偶尔打趣来，唐僧则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官僚和严厉，他经常因为自己凡夫俗子的短视而对徒弟们进行劈头盖脸的训斥和刁难，有时更是以“紧箍咒”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施以严惩。比如骂八戒是 “馕糟的夯货”，孙悟空则是“泼猢”，用粗言恶语去责骂徒弟几乎成了唐僧的家常便饭和生活习惯，明显地带有封建时代师徒间的严重不平等色彩。也正是这种取经队伍的不和谐，使小说处处透出一种让人捧腹的情趣。《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孙悟空与妖魔之间展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行旅途中的丰富生活又不止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十一难的很多回合中，吴承恩并不是仅仅写孙悟空与妖魔的对抗，而常常描写在旅途生活中行者与八戒的调侃戏谑，产生一些喜剧性的冲突，这种描写有时甚至占了相当长的篇幅。众所周知，孙悟空机智、好斗，性格玩世不恭，好揶揄，善戏谑。猪八戒又最世俗，呆头呆脑，却又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色，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他们之间的打趣调笑，打破了旅途的寂寞和枯燥，使漫漫西天长路生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加以唐僧对猪八戒的有意偏袒，又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往往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猪八戒在外面是被作弄的对象，回到师父面前再大告师兄的罪状，借唐僧的“紧箍咒”反攻倒算。小说中第四十九回的描写即是如此。孙悟空的神奇本领自有其挥洒的特定空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在水中就大打折扣，并非海陆空全方位驰骋横行。猪八戒恰巧抓住这少有的机会，利用自己执掌天篷元帅时练就的水中本领，对平时经常欺侮自己的孙悟空进行报复，把行者掼在水中。岂不知聪明的孙悟空早有防备，假身故意被摔出，“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借助八戒的猪耳朵安然无恙地返回。原想作弄别人的人却被人家作弄了一回，最后落得跪地求饶、磕头赔礼，小说细致地写出了猪八戒从计划时的欣喜到掼跌孙悟空的惬意和阴谋落空后懊丧的心理过程。既知如此，何必当初?猪八戒的悟性就是这样不长进。三、市井生活的浓缩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市民阶层虽然晚出，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不像农民的生活那样，由于依附于土地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的市民往往都要从事一些贩运和买卖，有时甚至长年累月在江湖上奔波，这就不仅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性，而且也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作为一部面向市民的白话小说，《西游记》势必融入市民所熟悉的生活内容，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市井生活情趣，“买卖”、“生意”几乎成了孙悟空的口头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孙悟空的“好名”。就题材而言，《西游记》当属神魔一类，但从其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则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尚未发育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痕迹。由于商业活动的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传统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它千年以来的金科玉律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活动中对“利”的攫取和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功名情结”的魂牵梦萦。作为一个更多来自市民阶层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趋利的表现，而好“名”的思想追求却特别的明显而执著。第一次大闹天宫后，就是因为嫌 “弼马温”官小名卑而反下天庭。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齐天大圣”名号。蟠桃会上，因排不上座次未见自己的大名而进行了第二次大闹天宫的表演。西天路上，孙悟空的“好名”追求伴随始终，直到故事的结束。由于生性高贵，孙悟空时时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言必称 “老孙”，在妖怪面前更是大长自己的辈分，直呼“你孙外公”，或者称别人 “老儿”、“儿子”、“孙子”。即使与妖精斗法，亦从不弄虚作假，只巧取而不豪夺，时常担心“坏了老孙的名头”。孙悟空是一个性格顽强的“美猴王”，浑身充满昂扬进取的精神，绝无刘备式的懦弱流泪。即使因为斗争的需要也不甘心委曲求全，偶尔有那么一次的“坐小”就倍感痛苦万分。《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大哭场面十分罕见，大闹天宫中仅出现过为数不多的两次。取经路上也有两次大哭的描写，一是小说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写唐僧误以为被狮驼岭的妖怪分吃后曾大哭不止，而这次痛哭流涕却不是出于对师父的牵挂，恰恰因为自己的名声受辱，即使为了形势的需要而一时采取的低姿态也感到痛苦万分。上面这段心理活动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孙悟空“好名”的思想性格，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但算不上一个大丈夫。《西游记》中类似这种通过心理描写去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手段运用并不是太多，作者更多的方面是让人物自己现身说法，通过孙悟空多次自诩式的“自报家门”来反复加深其好“名”性格的展示。据统计，小说中写孙悟空自诩式的“自报家门”当在十次以上，现试举两例证之。在小说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伏熊罴怪”中，孙悟空不仅经常自诩其上天入地的英雄本领和出生以来的辉煌战果，有时偶尔还对自己的金箍棒进行夸饰，自诩其武器的神奇，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从精神上打败对手。再如小说第七十五回的描写。与前文自诩其大闹三界和西天路上降妖伏魔的英雄壮举不同，本段夸饰则主要炫耀其兵器之神。孙悟空先从金箍棒的质料说起，依次介绍了金箍棒的铸造经过、神奇功能以及他运用此棒上斗天兵神勇、下除妖孽贼寇的赫赫功勋。正所谓：“邪魔汤着赴幽冥，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四、以俗为美的趣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雅文化与俗文化既并行发展，又相互渗透、相互冲突和依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雅与俗这对美学范畴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诗经》的时代，文史哲混沌，歌舞乐一体，艺术的发展始终与雅俗的对立和发展紧密关联。十五国风，即是当时新兴的俗乐，又是俗文学的的基本样式，它与王畿土地上的雅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所谓 “乐”，其实可以完全借指文学或文化)。由于俗乐、俗文学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所以它一经行世便受到正统卫道之士的竭力排斥。孔子对郑声深恶痛绝，在《论语》中，他一再呼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在孔子看来，俗乐与俗文学有悖“礼”的规范，应当加以坚决抵制和扼杀。《萄子•乐论》也认为：“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礼记•乐记》更是对当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大加贬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直到宋代的朱熹还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尽管统治者极力标榜雅乐，贬斥俗乐，但由于扎根在民间的“郑卫之音”具有全新的品貌和旺盛的生命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构成严重威胁。早在春秋时期，俗乐就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冲开皇宫的大门，使庄严神圣的君王陶醉其中。据《乐记•魏文侯》载，魏文侯曾对子夏坦率道出自己聆听古乐(雅乐)和新乐(俗乐)的不同感受：“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由此可见，俗乐具有多么令人迷狂的艺术魅力。从中国艺术的重要部门古典文学的发展来看，雅俗之争虽然贯穿始终，但其中颇有起伏。中唐以前，文人士大夫的“尚雅”心态明显而强烈，“雅正”这一审美范畴，在文学史上拥有广阔的领地，是封建文人普遍追求的审美趣味。“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连续八年的兵火，使得貌似强大的唐帝国轰然坍塌，给汲汲进取的士子带来严重的戕害，也给 “雅文学”如登峰造极的唐诗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大诗人韩愈仰望李白、杜甫两座高山，深感创作的艰难，在浪漫、写实两路之外，独创 “险怪”一派，并提出了“以俗为美”乃至“以丑为美”的主张，在创作理论上高擎起俗文学的大旗，虽然还一时无法撼动“尊诗右文”传统观念，但对其后唐传奇的出现无疑起到了警醒的作用。词本是典型的俗文学，但一入文人之手，便又“雅”了起来。宋代以后，词学家习惯于将词分成雅词与俗词两大类。雅词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风格中正和平；而俗词多写情爱，语词尘下，风格软媚靡曼，从而失去了雅正之致，故为人所病诟。受雅正美学观的影响，正统文人多指摘《子夜歌》，诋毁《竹枝词》。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遏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冲击和浸润，更对俗文学地盘的扩充和势力的壮大无可奈何。直接受到帝王卿相压制的柳永词，正是缘其“俗”，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以至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特景观。其后，作为俗文学典型代表的元曲和明代小说，虽然不被卫道者所重视，但由于其本身的强大的生命力，而最终却能成为一代文艺样式的代表，取得了与诗、词、文争胜的显赫地位。仅就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而言，它不仅在形式上代表着俗文学的新生，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体现着俗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以俗为美的平民文化特征也是《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之一。(一)偷盗与行骗：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偷盗行骗几乎贯穿全部小说，可以说他从蟠桃会上兜率宫中一直偷到了朱紫国和平顶山，偷迹踏遍了天宫人间和西天佛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以善偷显名，此后更是变本加厉，把骗与偷巧妙结合，西天路上屡试身手，结果常常大获而归。经火焰山，骗取了芭蕉扇；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金角大仙和银角大仙，又连偷带骗，弄走了他们的五件宝贝。孙悟空偷盗技术高明，尽人皆知，声名远播。师弟猪八戒索性就对人夸口说他师兄是个 “开锁的积年”。在别人的心目中，孙悟空则早已是一个积年的惯偷了。东方朔在帝君处与孙悟空相遇，就直以“老贼”相唤：“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让你偷吃。”这里提起小说前七回中孙悟空 “大闹天宫”时偷吃仙丹的往事，太上老君自然记忆犹新，所以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要看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而当孙悟空求借“九转还魂丹”时，他虽心中不愿，却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孙悟空的偷盗手段之高，不仅远近闻名，而且令人生畏。连玉帝也要礼让三分的太上老君也不敢不送他一丸仙丹，以求息事宁人。如果说孙悟空是以“偷”闻名的话，那么天宫的神祗和西天的佛徒则更擅长哄骗。“大闹天宫”时，太白金星曾给玉帝出主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于是太白金星当面哄骗孙悟空：“玉帝传旨到，‘凡授官衔，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是老汉为大王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王授策。玉帝准奏，因此来请。”玉皇大帝也当面哄骗孙悟空说：“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这时候的孙悟空尚未具备火眼金睛的神通，便胡里胡涂地欣然接受了。聪明的孙悟空尚且能被人哄骗，蠢笨的猪八戒上当受骗则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西天取经大功告成时，猪八戒仅仅被封了个等外之列的“净坛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如来佛于是哄骗道：“因汝口壮身慵。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贪吃的八戒自然不再说什么了。(二)“尿”描写：如果说偷盗和哄骗属于道德审丑的话，那么把猴子和马的小便引入作品就可以视之为艺术上的审丑了。参观过动物园的人们都知道，猴儿们的领地一个“醒鼻”的标志就是熏人的腥臊气味。《西游记》的作者在仔细观察猴子生活的基础上，又借鉴了狗类到处留尿的习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闹天宫一节中，独出心裁地设计了猴子留尿“到此一游”的恶作剧式情节，和高高在上的佛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貌似庄严的神佛投以反讽，既宣泄了作者心中的不满，又给观众带来了会心的笑意。有人说，“无赖猴头在神圣佛祖掌上撒尿，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最具有喜剧色彩最有民众性的一个细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伟大成功”，“这个评价应当说是较为正确的。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猴尿”的描写，还分别在小说第45回和69回写了 “马尿”和“猪尿”。车迟国王佞道排佛，孙悟空领着两位师弟大闹三清殿，不仅偷吃了供品，把那三清教主一起请下供台．丢进“五谷轮回之所”，还顺势撇下三缸 “圣水”，留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品尝。小说第69回写孙悟空给朱紫国王医病，以大黄、巴豆、锅灰为原料，再借用小白龙的马尿，终于制成了专治朱紫国王的特效药 “乌金丹”．彻底解决了国王的消化不良之症。这三次用 “尿”，不仅品种齐全，猴、猪、马、人四位一起上阵，而且各尽其妙。第一次写尿，是调侃佛祖。第二次是针对明世宗佞道的嘲讽，又使人联想起天宫中专门为玉皇大帝炼丹延寿的太上老君。第三次则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人间的君王。参考文献：[1]朱光替．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参见余世谦著．《西游记作者对我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老庵．经典丛书 •西游故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有不少，比如朱秀海的作品《远去的白马》，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葛亮的《飞发》、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葛亮的《飞发》、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和陈继明的《平安批》 。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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