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集六祖文化毕业论文

方面大耳，身材魁伟。

国学教育，现已逐渐在许多小学铺开，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了国学经典诵读的重要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关于国学经典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诵读国学经典,培养合格大学生

【摘 要】文章从国学经典的界定，国学经典诵读的价值，合格大学生的标准，以及国学经典诵读对培养优秀大学生的重要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5000年智慧的结晶，诵读国学经典，让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在培养当代合格的大学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国学经典;诵读价值;合格大学生

国学教育，现已逐渐在许多小学铺开，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了国学经典诵读的重要性。儿童读经，已不是少数学校的创新教育。但在大学，虽然有一些学校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国学系，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早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和国学门，2001年武汉大学创办国学试验班，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的国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基地，2006年安徽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等。但多数大学往往只是中文系师生较关注国学，国学经典的文化精髓并没有以切实有效的方式浸入大学生的心灵。很多大学生不知国学为何物，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毫不重视、崇洋媚外、浮躁空虚。在此背景之下，明确国学经典的含义，大力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对培养合格的大学生必将起到较好的作用。

一、国学经典的界定

国学可以说是学问之根。邓实在1906年《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大师吴宓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总体，是本国学术的整体。也就是说，它应该包容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由此看来，国学应是一国固有之学问，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性的传统精华。而中国的国学从二十世纪以来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它也包括了中医、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或者说是广义的国学。狭义的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表现在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其中经、史、子、集，应以经、子部为重，尤其倾向于经部，或简称对《四书五经》的研究。

儒、道、佛是传统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先生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些传统典籍，无不闪耀着中国国学璀璨的光辉，堪称国学之经典。

二、国学经典诵读的价值

顾名思义，经典诵读是对一些经典文本的诵读。从词源上分析，诵读由“诵”和“读”两个词复合而成。在《说文解字》中，“诵”被注解为“讽也”。段玉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读”，《说文解字》释为“籀书也”。段玉裁同样作了进一步解释：“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段玉裁甚至对“诵”和“读”的差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综合以上，“诵”指的是通过有声语言来达到背的一种阅读活动。“读”则是一种通过理解来把握文本意义的阅读活动。“诵”和“读”合称为“诵读”，是在秦汉以后。有研究者将诵读界定为：“一种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眼观口诵心惟、熟读精思成诵，达到全面深入理解文本的读书方法。”从这一诵读的定义可以看出，诵读是一个逐步深入文本的过程。经典诵读就是引入学生生活经验作为经典诵读的支架，从认知、评价和审美三个层面具体参与，借助诵读这一阅读方式，通过眼、口、耳三种器官的联合活动，先使文字符号通过视觉进入大脑，转换为声音，再通过听觉进入大脑，让文字符号和相关的言语同时刺激大脑，以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深入掌握。这种活动是全身心的一种活动，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润物无声的一种心灵浸透，对当代大学生优秀品格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熏陶有着无可替代重要的作用。

三、合格大学生的界定与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做到立德、立言、立功，尤其把“德”看得最重。传统文化中“德”主要指人的心性、文化、情操、信念、审美、学问、修养等品性，其内容丰富，包括仁义礼智信，也包括民族至上、国家为本的情操;重义轻利、尊师重孝的修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谐持中、持续发展的品质;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精神。

大学阶段，本是学问的深入阶段，大学生完全可以脱下应试教育的战袍，一方面，进行专业性的学术科技研究;一方面，进行传统文化等人文素养学习，这二者均不可偏废。《弟子规》甚至强调：“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只有德才兼备，才可成为一位合格的大学生。

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少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师道和孝道在当今的很多大学生身上体现得不够充分。大学生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强调个人本位，社会、集体次之;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忽视远大理想和目标，不少人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

这种现状从表面上看形成了一个链条，即：大学生学习的功利化和阅读面的狭窄――人文知识的欠缺――文化的缺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混乱――功利主义的盛行。从本质上看，此链条的中心环节就是文化的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正是文化缺失的重要方面。

四、诵读国学经典培养大学生优秀的素养和品质

国学经典诵读就是让大学生沐浴国学经典的光辉，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核心内容，培养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人文精神、民族意识以及健全的人格。这种活动极具价值、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诵读国学经典可以传承经典文化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国学经典诵读能让学生传承优秀文化，提高修养。《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网络解决了快速阅读大量信息的问题，却带来了浮躁取巧的风气。美国学者詹明信称此为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时代牵着走。学生静下心来，学习传承、品读背诵国学经典，能逐渐内化为一种涵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丰富的人文素养。实践证明，无论是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或是取得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人文素养，只有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才能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提高提供强大的后劲。

第二，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凝聚力。

世界经济虽趋全球化，但民族特色文化反而更显珍贵。世界各国也在传承本民族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最坚韧的纽带，维系着华夏民族的和平与发展，这种精神也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绵延成长之根，是炎黄子孙永不枯竭的精神宝藏。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中国籍院士张隆溪说我们可以从诵读《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从没间断的文化、智慧、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第三，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开拓力。

没有传承，无以言延续;没有创新，无以谈发展。传承，使中国悠久醇香、文明傲世：诸子百家、儒道文化……延续成滔滔长河;创新，使中国发展壮大、领先潮流：四大发明、工巧科技……开拓出股股清泉。传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开创。我们的国学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海纳百川般不断吸收壮大的学问，比如其对印度佛学的吸纳汉化就是一种“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以国学经典为基础，圆融新学，开拓创新。胡锦涛曾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这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是人文素质得以提升的基本保障。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们一定要肩负重任，把国学传承下去。现在全球一体化，彼此之间都在取长补短，相互交流改革，我们也必须开拓创新，但万不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数典忘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应秉承大儒张载之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国学经典诵读结出硕果。

惠能(公元638-713年)，俗姓卢氏，河北燕山人(今涿州)，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佛教禅宗祖师，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陈寅恪称赞六祖：“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惠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僧人慧能，姓卢氏，南海新兴人，买家世居范阳。他的父亲卢行瑶席德三年(公元620年)在新州做官，后被贬官，终于新州。庶能生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慧能从小就性情纯淑迁怀，惠性间出，并没有沾染南方的蛮风貌俗。因早年丧父，母亲寡居，家里很穷，没有什么产业。慧能每天都要背着一担柴火到集市上去卖，挣钱养家。一天，慧能在集市上听到有人在诵《金刚般若经》，慧能凝神聆听，迟迟不肯离去，又问："跟谁能学到《金刚般若经》？”诵经的人回答说："蕲州黄梅冯茂出的弘忍禅师动特此法，说是即得见性成佛。"慧能牢牢记住了这些话，就象一个干渴的人饮琼浆一样。慧能急忙回到家里，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用于奉养老母后，于咸亨(公元670年一674年)年间前往韶阳，途中遇到刘志略。刘志略有个姑姑无尽藏尼姑，常读《涅磐经)。慧能听了无尽藏诵读〈涅磐经》后，即为无尽藏辨析经文。无尽藏认为慧能不识字，不能正确理解佛经的经义，慧能说："诸佛的理论，若是只取字面的意思，那并不是佛的本意。"无尽藏尼姑为慧能的深刻见解而叹服。当时，有人劝慧能在宝林古寺修道，慧能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发誓要拜弘忍为师的，现在若是在宝林寺修道，这就违背了我的誓，还不如回家的好。"于是第二天继续前进，来到乐昌县西面的石窟，依附智远禅师，侍座谈玄。智远劝慧能去蕲州寻禅宗五祖弘忍禅师，并说将来我也有请教之时。于是慧能又前往蕲州，不久就见到了弘忍禅师。弘忍看慧能的气质和相貌都很平常，就试着问他："你从哪里来?"慧能回答："从岭南来参拜敬礼，只求作佛。"弘忍说："岭南人没有佛性。"慧能说："大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分。"弘忍又问："你要作何功德？”慧能回答："愿竭力劳作，为众僧做些粗活。"于是慧能就留了下来，和杂役们一起做些粗活。弘忍为传禅宗法衣，让弟子们说说自己的志向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神秀说出一首偈语，慧能也和了一首，他们都将自己的倡语题在墙壁上，两人的见解有明显的分歧。弘忍将禅法秘授于慧能，并付与法衣。慧能离开弘忍师父，隐居于四会、怀集一带，渐渐露出锋芒。慧能赴南海印宗法师的〈涅磐经〉的集会，论述风幡之语，印宗法师理屈词穷，对慧能非常敬服，在法性专为慧能削椎髻，智光律师边受满分戒，所登之坛就是求那跋摩法所筑之坛。跋摩法师已登佛果之位，悬记说：“以后会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梁末真谛法师在坛边上种了菩提树，并对众人说："种此菩提树20年后，当有开悟之士在此树下说无上乘，度无量众。"慧能来后，在此处建立僧房，并在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都符合前代人的谶言。 上元(公元674年一675年)年间的一天，慧能正在演畅顿悟法门时，忽然惨然不悦。众人问道："你怎么突然没有情绪了？”慧能说："迁流不息，生火无常，我的师父今天圆寂了！"于是移住宝林寺。当时的刺史韦据命慧能住大梵寺，慧能坚辞，就来到双峰曹侯溪。慧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并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流行日广，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系。慧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的事迹传到了京城，武太后和孝和皇帝都曾降窒书召慧能进京，神秀禅师也曾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慧能。皇上还派宦官薛简前往曹溪，慧能却称病不起，他是要效法前代的慧远法师足不出虎溪的事迹。皇上只好又赐慧能摩纳袈裟一缘、食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锦巾，绢500匹，以充供养。又舍出新兴旧宅作为国恩寺。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又敕令韶州修慧能所居寺院的佛殿和方丈，装饰得非常庄严华美。延和元年(公元72年)七月，慧能令弟子在国恩寺修建浮图一所，并令尽快修成。慧能于先天二年(公元73年)八月三日突然示疾，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后沐浴更衣，弹指不绝，气息微弱，双日紧闭，不久就谢世了。这时高山上的石头倾堕，大河的水源枯竭，群岛连声哀啼，猿断肠而鸣咽。慧能终年76岁，当年十一月迁葬于曹溪之原。慧能的弟子神会，就象孔门中的颜回一样。神会在洛阳荷泽寺崇树慧能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作碑文。神会序宗脉，认如来以下西域各佛祖外，震旦(指中国)共六祖，画出他们的形象，张挂起来。太尉房靖作(六叶图序)。因慧能端形不散，就象坐在那里人定了一样，四川僧人方辩为慧能塑像，就象真人一样。慧能生前曾说："我死后，必有善心男子来取我的头，你们不要怪他。”有人忆起慧能的这句话，就在塑像的脖子上加了一道铁环。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果然有个汝州人，受人之托，带着刀子来砍塑像的头，欲带回去供养。僧人们听到敲击铁器的声音，才赶来将这个汝州人捉住。广州节度使宋王景，礼拜慧能塔，问慧能的弟子令韬无生法忍义，宋王景闻法欣喜，向塔乞示征祥。不一会儿，异香袭来，阴雨靠靠，这异香和阴雨却只限于寺院周围。唐肃宗曾下诏征慧能的弟子令韬，令韬却称病不去，只是遣人带着传法衣钵进呈肃宗，肃宗又发还回来。宪宗皇帝给慧能追封谥号"大鉴"，塔"元和正真"。唐代末年，每逢正月十五日，迎慧能真身进城，为百姓祈福。大宋朝平定南海后，韶州盗贼周恩琼焚烧寺塔，大火将要延烧慧能肉身，两个僧人将肉身抬走了。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太宗敕令重新建塔，又改名为南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