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诗的毕业论文选题

1. 关于清诗，《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2. 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3. 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全文转载，2007年第4期4. 曾国藩古文理论平议，《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一作者5. 范伯子诗学理论平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一作者6. 范伯子诗学渊源考论，《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一作者7. 论古典诗文教学中的品格塑造，《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一作者8. 张祜宫词中盛唐情结的文化阐释，《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一作者9. 西学东渐与晚清诗歌的新变，《文教资料》，2009年10月刊，第一作者10. 范伯子诗学渊源考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全文转载，2010年第3期11. 林冲的座次与范伯子的诗学地位，《南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一作者

黄仲则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常州）人，自称黄庭坚后裔。四岁丧父，家贫力学。十六岁参加常州府童子试获第一名秀才。然“生于盛世运偏消”，时乖命蹇，落拓平生，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黄仲则才高气傲，学遍古今，“沉酣经藉，融液子史，”在朱筠门徒中，数他年龄最小，但才高志深。吴兰雪云：“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吾尝论海内诗人，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藏园而外，必推仲则第一。……”张维屏云：“古今诗人，……众人共有之意，入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有味外之味，……有音外之音，……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舒铁云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把黄仲则比为行者武松，王峰说，很是莫名其妙。黄诗哀婉流丽，何曾有“血溅画楼，尸横灯影”的杀气！还是洪亮吉《北江诗话》里的“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八个字来得贴切。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影响及于诗坛，以学问、典故、古辞为能的“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黄仲则的诗是当时少有的“诗人之诗”，晚清包世臣称赞他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李泽厚最喜其“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句。在下亦是。又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句，突显文人之轻，之不合作；悲歌慷慨，抒尽胸中孤愤之气。有《两当轩集》。除诗词负盛名外，黄仲则行楷在苏轼、黄庭坚之间，分隶极古质，亦工画，擅山水，兼长鉴古，旁通篆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155页)。

一 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佳篇如林，向来拥有广大的读者和爱好者。读诗、赏诗，也一直被看作是"雅事"，因为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精神素养，而更直接的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培植人的审美能力。 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是德、智、美的殿堂。而中国古诗词，内容极为丰富，绚丽多彩，特别是一些优秀诗人的创作，往往体现着诗人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力量。例如两千年前伟大诗人屈原的崇高"美政"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九死不悔"的节操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著名诗人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的满腔报国热忱，至死不渝的爱国情结，以及民族英雄岳飞的一曲"怒发冲冠"，至今还使每个中华儿女为之感奋。不仅如此， 历代诗歌中的那些讴歌壮丽山河的诗篇，对艰危时事忧心感怀的诗篇，歌咏亲情和真挚友谊的诗篇，抒写纯真爱情和争取婚姻自主的诗篇，以及生动描写四季景物、赏心乐事的诗篇等等， 读起来都会涤荡心灵，陶冶性情，使我们的道德情操得到升华。 古代一些优秀作家不仅以他们卓越优美的篇章， 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多样的生活层面，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还往往以他们对生活特有的敏感睿智，传递着他们的人生体验，体现着他们的人生智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这些出于复杂人生阅历而产生的深刻思考，内中所表达的顽强、旷达、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都饱含哲理，可以启迪我们的生活智慧，开阔我们的心胸，从而极大地增益和提高我们的人生经验和修养。 当然，古诗词作为一种艺术品，它的主要功用还在于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满足我们在生活中审美的需求。我们知道，每个人，无不爱美，无不要求心灵的充实和感情的满足，而优秀的诗词等文艺作品，正以它特有的品格、特性，满足着我们这方面的需要。例如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体验爱情的温馨，友情的温暖，置身于名山胜水、自然美景中的惬意，胜利的喜悦，乃至离别后的孤独，挫折、不幸时的忧伤愤懑。每当这时，我们就会极其自然地寻找某些共鸣和宣泄，而由作家诗人特有的敏感所创作出来的文词隽句，就会以它特有的普遍性、典型性、鲜明性，与我们的心灵相通，使我们的情感得以表达和寄托。例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写笃诚的友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写相思之苦；"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写离人之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写田园躬耕之乐；"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写对离别友人的抚慰；"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写历史人世的沧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写战事结束回归故乡时的喜悦；以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写雪景，"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写春意盎然，诸如这样的一些喜怒哀乐的境遇和各种景观，也许曾是我们亲逢实历过的，但远不能感觉得如此的敏锐，表达得如此深刻鲜明，而经过古人的灵心妙手的描绘，准确生动的表达，就会在我们心中取得"共鸣"，从而既强化、美化了我们的感觉，也增益了我们内心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提高了我们对生活中美的认识和感受。 我们知道，人们的某些感觉能力，虽是生而具有的，但人的各种丰富的感受能力，包括人的审美感觉能力，则是靠着后天的实践，靠着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积淀，而敏锐、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美，从而创造了诸如诗词、音乐、绘画等艺术品；反过来，艺术晶品也创造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艺术美的观众。因此，人的审美感受、审美能力，是靠着不断地接触、学习和欣赏艺术品而逐渐培育、丰富和敏锐起来的。马克思曾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那么"音乐的耳朵"又从何而来呢?是靠听"最美的音乐"而培养、创造出来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审美趣味的形成，有时是不自觉的，往往靠长期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萌生和逐渐发展。在襁褓时代，母亲的一首摇篮曲、催眠曲，幼儿园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一个童话故事，都是对美的一种感发和培育。而对于文艺作品主动的学习、阅读、鉴赏，则是对审美能力、欣赏水平的一种自觉的培养和有意识的追求。它将会强化我们对美的感觉，启迪我们对美的认识，从而陶冶我们的性情，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 了解到艺术品具有影响我们精神世界的巨大功能，并了解到艺术品本身创造观众，即什么样的艺术品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欣赏者的道理，那么我们对于欣赏对象，即观赏、阅读什么样的作品，就要有所选择了。历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是精神产品中的精品，有的更是经过长期历史的考验留下的珍品瑰宝，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和典范性。选择这些具有代表性、典范性的优秀作品作为欣赏对象，不仅可以极大地满足我们审美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鉴赏力，树立高层次的美学标准，提高美学判断力的最好途径。 二 生活的内容是极丰富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更是争奇斗艳、绚丽多彩的，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捕捉到美，在艺术中感受到美。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学习和鉴赏艺术作品，并通过艺术作品来认识生活、感受生活之美的问题了。 具体到古诗词来说，这是一种语言艺术。一般是诗人在生活中受到客观事物、情景的激发，产生某种独特的感受，于是通过艺术构思，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即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这是就创作来说的；而作为读者、欣赏者，却要走一条相反的路，那就是通过对"言"的知解，体会出诗人所经历的生活情景，领会诗人的独特感受和丰富的感情。这正如古文论所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文心雕龙· 知音》)前者是说创作，后者就是说鉴赏。 一般说来，对诗歌的鉴赏总要经过一个知解、体验、品鉴的过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读懂；其次是领会、体味作品所表现的情和景，取得某种共鸣；再次是通过反复品味获得美的领悟和心神的愉悦。 我们知道，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他们总是借助于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并透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文艺欣赏也就必须从作品中的形象出发，通过对作品艺术形象的感受，来领略作者的思想感情，体味作品的艺术性。中国古典诗词又有它创造艺术形象的特点。 一般说来，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是语句精炼，形式比较短小的抒情诗，它不同于小说、戏剧等大型叙事性作品，不具有什么故事情节和典型人物之类，而主要是借助于对客观物象的捕捉和外在景物的描写，来表现诗人的主观感情。这种主、客观相融的物象和景物，在中国文论中被称为"意象"，例如《诗经》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桃花的盛开，并渲染新婚喜庆的气氛；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写嫩桑，并象征青春美好的年华；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写柳丝，兼状惜别不舍之情；诗人屈原用香花美草，春兰秋菊，象征自己高洁的人格和美德。唐诗宋词中所惯用的"落花"、 "流水"，表示岁月的流逝和无情； "秋雁"表示离人的愁思和萧索之感等等，不一而足。而意象的排比和联缀又构成全诗的形象即"意境"。因此，我们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和意境，领略其中所包涵的意义和旨趣，才能真正地鉴赏诗歌。这里我们不妨举盛唐诗人张继的名作《枫桥夜泊》为例： 月落鸟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诗人于天宝末年，流寓江南，途经苏州，泊船于枫桥过夜时所写的一首小诗。诗人选取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寺院钟声和客船等一系列带有凄凉气氛的景象入诗，并由这些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意境--一副清冷、孤寂的画图。而读者正是通过这幅画图，感同身受地领略到了当时诗人的处境和他的无限凄楚的羁旅情怀。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们对古典诗歌的鉴赏，首先要从作品的形象出发，把握它的意象和意境而对意象和意境的把握，又是与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分不开的。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让诗文中所描写的情景、事物在头脑中重新浮现，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有这样，才会对所欣赏的艺术品心神摇荡，从而获得它所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当我们读到诗中的一些出色的描写时，往往形容为"宛若目睹"。这并非是说它的文字描写对人有直接的可视性，而是指由于诗人生动逼真的描写，唤起了我们丰富的想象，从而在头脑里产生了栩栩如生的视觉形象，杜甫写大江秋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具有很强的画面性，而诗中"宛若目睹"的情景， 主要靠读者心领神会的想象。人们的鉴赏活动离不开想象，可以说人们的鉴赏活动是在读者设身处地的想象基础上完成的。 还值得提到的是，鉴赏者的鉴赏活动不只是通过想象再现和复原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而且还需要鉴赏者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对所鉴赏的意象和意境进行联想和补充。从这点来说，鉴赏又不只是被动的感受，也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主要是靠鉴赏者的联想。 鉴赏活动之所以还需要联想，是因为文艺作品不可能，也无需把一切都详尽无遗地写进去，它需要选择，也需要含蓄和蕴藉，特别是诗歌，语句凝炼，篇幅短小，必然有言有不言，这就需要鉴赏者用联想来加以补充，来意会作者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用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四个意象，表现了对北方大漠的旷远荒凉、广野静寂的印象。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分析说："给'孤烟'加上个'直'字，见得没有一丝风，当然也没有风声，于是更来了个静寂的印象。给'落日'加上个'圆'字，并不是说惟有落日才得'圆'，而是说'落日'挂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见得'圆'。圆圆的一轮'落日'不声不响地衬托在'长河'的背后，这又是多么静寂的境界啊!"(《文艺作品的鉴赏》)这就是既通过想象，又通过联想来理解诗、鉴赏诗的一个例子。这说明，只有通过鉴赏者的想象和联想，靠鉴赏者的生活经验的补充，才能够对诗歌的主旨有所领会，并感受到和体验出它的感人之处。 三 艺术鉴赏，是审美活动，是一种审美能力的表现。而审美能力是从长期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它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经验。例如我们鉴赏古典诗词。首先就需要有某些古汉语知识，历史知识(作家的时代、生平)，文学知识(古诗词体裁的类别)等等，这可以说是鉴赏作品的准备。在了解、读懂作品基础上，通过反复阅读和品味，就会使我们领略到作品的佳美，获得一种愉悦心神的精神享受。 古人论到对文学的欣赏，特别是对诗歌的欣赏，往往十分强调熟读。我们知道，欣赏一首诗歌作品往往需要经过熟读默记，以至于背诵，才能充分体会出诗中的主旨、意趣、情味，以及其节奏、声韵之美。对于读诗、赏诗来说，只是停留在粗读泛览上是不够的。特别 是古诗词中的一些优秀之作，字句篇章虽短，但皆系诗人几经推敲，苦心经营，锤炼而成，其佳处往往在一字一句之上见功夫。王国维曾在其《人间词话》中举例云："'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里所引的前句出自宋子京的《玉楼春》词，写诗人对春来红杏满枝头的感受。红杏盛开，本无所谓"闹"，但诗人看到春来繁花似锦，勃勃生机，心头为之骚动，其情其感全赖这一"闹"字而托出；而作为外在景物的杏花，红红火火，熙熙攘攘，缀满枝头，又全靠这一"闹"字，而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王氏所举的后句，出自张子野《天仙子》词，此句写月照花枝，花枝生影，本无所谓"弄"，但由于诗人看到月下花枝在微风中婆娑舞动，似有自赏自怜之意，故出现了"弄影"的形容。这种缘情观物，以情注物，借景托情，浑然一体的境界，恐怕只有反复揣摩，反复咀嚼，多遍体会，才能充分领会。在古典诗词中，像这类琢句炼字的地方很多，古人称为"警句"、"诗眼"，不经反复熟读精研是很难体会其好处的。而对于较长的诗篇，诗人在诗中更讲求驰骋情思，脉络贯通，起伏有致。中国古典诗词还十分讲究配合思想感情，而选择声调低昂、吐字清浊等不同的声韵，这就更需要通过吟咏诵读才能深人领会其神韵了，所谓"声人心通"，"反复吟哦，则真意自见也"。可以说反复吟诵的过程，也就是心领神会的鉴赏过程，由此而自会使人进入到一种无尚愉悦的心境，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仲则，江苏常州人。黄仲则自幼聪慧好学，9岁就写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的佳句。他一生创作诗词大约2000首，留传下来的尚有1000余首，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超过清代其他诗人。黄仲则故居“两当轩”位于常州市区延陵路马山埠，由于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南京、上海及当地的新闻、文化界人士曾多次呼吁修复“两当轩”。刘海粟、唐云、谢稚柳、王个、程十发、吴青霞、王蘧常、顾廷龙等曾为“两当轩”作书画作为纪念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常州）人，自称黄庭坚后裔。四岁丧父，家贫力学。十六岁参加常州府童子试获第一名秀才。然“生于盛世运偏消”，时乖命蹇，落拓平生，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黄仲则才高气傲，学遍古今，“沉酣经藉，融液子史，”在朱筠门徒中，数他年龄最小，但才高志深。吴兰雪云：“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吾尝论海内诗人，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藏园而外，必推仲则第一。……”张维屏云：“古今诗人，……众人共有之意，入此手而独超；众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笔而独？……有味外之味，……有音外之音，……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舒铁云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把黄仲则比为行者武松，王峰说，很是莫名其妙。黄诗哀婉流丽，何曾有“血溅画楼，尸横灯影”的杀气！还是洪亮吉《北江诗话》里的“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八个字来得贴切。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影响及于诗坛，以学问、典故、古辞为能的“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黄仲则的诗是当时少有的“诗人之诗”，晚清包世臣称赞他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李泽厚最喜其“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句。在下亦是。又有“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句，突显文人之轻，之不合作；悲歌慷慨，抒尽胸中孤愤之气。有《两当轩集》。除诗词负盛名外，黄仲则行楷在苏轼、黄庭坚之间，分隶极古质，亦工画，擅山水，兼长鉴古，旁通篆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155页)。 ——黄仲则小论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在最新的博客页面上，我引用了我喜欢的诗人黄景仁（字仲则）的一首诗《杂感》。关于这首诗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引用的人很多。类似的还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琼瑶的《昨夜星辰》，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等流行作品里主人公都曾如痴如醉的念道，感染了许多读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创作出如此佳作的作者黄仲则，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对黄仲则产生兴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偶然购得一本《两当轩集》，略略翻阅，便如获至宝。这位少年成名的天才，一生都在漂泊中渡过，其命运和人生，正好印证了欧阳修的那句名言“诗穷而后工”。黄仲则生活在乾隆年间，正是清朝最为兴盛的时候，而这位被认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的诗人，却在愁苦中挣扎着，如鹤舞秋风，雁鸣冬霜，其不幸遭遇实令人唏嘘不已。也许因为当年的性格跟黄景仁有些个相似吧，我很快就被其诗风所打动。在笔记上，一笔一笔地抄了许多他的清词丽句。 黄仲则当然不是天生的饥饿艺术家，在少年时代，他也曾意气风发。像这首《杂感》作于其十七岁时，正是白衣飘飘的年代，语调虽有些低沉，但其潜在风格实为激愤而非穷苦，而诗人昂扬之气，也跃然纸上，实非一味的垂首悲鸣。黄景仁十分推崇李白，公开宣称“我所师者非公谁”，也曾留下许多飞扬奔放的文字。当年在采石矶太白楼的盛会上，黄景仁挥笔登场，举座皆惊，“是日江上同云开，天门淡扫双蛾眉。江从慈母矶边转，潮到然犀亭下回”，“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颇有几分当年王勃作《腾王阁赋》的风采。类似的风格还有其咏黄鹤楼，崔颢题诗连李白也为之掷笔，但黄诗却知难而进，直接步其韵而和之，“昔读司勋好题句，十年清梦绕兹楼。到日仙尘俱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略略几句，境界全出，实乃雄笔。另如其咏新安江“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也颇有跌宕之气。他在《将之京师杂别》曾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可见其也曾有意识地炼气，思作凌云健笔。后来风格转为绵丽愁郁，想必跟其生活遭遇有关。 当然黄仲则最为今人传颂的，是其爱情诗歌。其用情之深，词句之工，直追晚唐李义山，与本朝的纳兰容若可称双绝。除了前面所引“似此星辰”一句外，其他如“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的黯然，“风前带是同心结，杯底人如解语花”的缠绵，“从此音尘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的空茫，“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的惆怅，“玉钩初放钗初堕，第一销魂是此声”的妩媚，“检点相思灰一寸，抛离密约锦千重”的婉约，“云阶月地依然在，旧逐空香百遍行”的恍然，都让人拍案叫绝。更可贵者，黄诗较少用典，善以平常语言，道极深情思。一般来讲，古代诗人在今天的被接受程度，往往跟其风格有关。如古代周邦彦在词坛上的地位，绝对在李清照之上。但今日普通读者，喜欢周邦彦者并不多，能背上几首的更是绝少。而易安词就流行得多。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易安的词风简易，而周词用典艰深，语意曲折，不易理解。同样，纳兰容若的词之所以广被接受，跟其平实清婉的词风也大有关联。当然了，今人之所以喜欢易安和纳兰，并不仅在于词句，还在于其体现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或者说是“不隔”。而用事用典过多，则常给人隔了一层之感，仿佛雾里看花，美则美矣，难以入情。以此推之，黄仲则在日后的清诗研究中，或者有机会占得更高的地位。记得在网上看过一则评论，将黄仲则和纳兰容若视为网络时代被读者挖掘出的古代两大诗人。倘若此论属实，倒是很令人欣慰的。仲则一生，实在是太过于寂寞了。 当然，仲则写情，除了爱情外，亲情也很出色。如其著名的两首《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其二“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又“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费剪裁”，“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都是传诵一时的佳作。还有其同乡后辈瞿秋白在《饿乡记程》中提到的抱愧老母的词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来真是字字滴血，感人至深。 黄仲则一生命运多蹇，自己的性格也落落寡合，似乎一位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其对于朋友，却是十分珍惜和看重的，观其《赠杨荔裳即寄酬令兄蓉裳》“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夜读邵先生诗》“忽得南沙故人纸，一庭春月立多时”，都于落寞中洋溢着浓浓的友情。他有一位知己良朋，就是同为清代文坛大家的总角之交洪亮吉。黄景仁在携家前往西安的路上因穷困潦倒卒于途中，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洪亮吉。洪一接书，立即飞奔千里至山西经营丧事。两人交情之深，可见一斑。可叹的是，几百年后，两人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据报载，在他们的故乡常州，洪亮吉故居修缮一新，对外开放，还成立了洪亮吉纪念馆，而黄仲则故居两当轩，却摇摇欲坠，反而是多少人，觊觎着那块地皮，准备一掀了之，另做他用。细究其原因，原来洪亮吉当过朝廷官员，黄仲则却是一布衣寒士，政府认为不值得投资。如此对待古代文化，难怪乎中国的传统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己了。 清代诗坛，康乾年间宗派林立，尤以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及翁方纲的肌理说四家大放光芒，诗人鲜有不受影响者。唯仲则戛戛独造，至情至性，自成一家。故其诗歌在当时颇受推崇，肌理派掌门翁方纲称其“沈郁清壮，铿锵出金石”“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性灵派宗师袁枚《哭黄仲则》则咏道：”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殆至近现代，由于中国的内忧外乱，国破家亡，人们从黄仲则的诗中读到许多共鸣，欣赏其作的人就更多了，最著名的当然是郁达夫和瞿秋白，郁达夫那篇著名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就是写黄仲则的。不少论者将其推为有清三大诗人之一（其二为吴伟业、龚自珍）。但奇怪的是，解放后，黄仲则的诗名却逐渐沉寂下来。也许他那种穷途当哭的诗风，跟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盛世景象格格不入吧。 前面说过，纳兰容若跟黄仲则诗词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截然不同的。纳兰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仿佛春闺少女的相思梦。仲则是独立秋风一羁客，勾起天涯游子的明月愁。实则仲则是当时的美男子，论者称其“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风神玉立，世比叔宝。年未弱冠，所撰小赋新诗，已有烟月扬州之誉”，貌美才高，搁在今天，说不定也是大众明星级的人物。他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一为鹤，另一为秋虫。他有着鹤的风姿和志向，但却只能发出秋虫的悲鸣，一生为生活奔波。因此我们在读其诗时，脑海中容易出现鹤舞秋风，咽露秋虫的景象。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曾经想作一本《黄仲则年谱》，但能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自命并无能力做得比已有的研究更好，只好作罢。只是每每在深夜独坐，却总是会想到那个三十五岁早逝的天才，一个诗人中的诗人，一个被命运抛弃，被时光淡忘的生命。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