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如果从20世纪初严复翻译出版约翰.密尔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与孟德斯鸠的《法意》（De I,Esprit des Lois）算起，那末，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改革开放前的30来年，随着政治学学科的被取消，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只能处于“边缘化生存的状态”，甚至处于“几近被废弃”（1）的境地。1978年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之风盛吹，政治学学科逐步得以恢复，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在我国也重新受到重视。有学者认为，近20多年，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应该说，此言不为过。但就总体状况看，我觉得，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重视还不够，已有的成果也只能表明我们才刚刚完成“补课”任务，只是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构筑起了一个平台。
那末，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从已有的平台上逐步走向繁荣，引向深化?国内一些学者多向度地表达了他们的思考，读来颇受教益。笔者在此补充两点，谨供方家指正。
第一，应当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建国后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压制甚或废弃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主要导源于对这种研究的价值之否定。例如，认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就是宣扬“封资修”，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唱对台戏”；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研究西方那一套政治思想，云云。恐怕很难说，今天已经完全不存在这样一类偏见。而只要这类偏见尚有存在，就肯定不利于繁荣与深化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故而，应当继续克服认知上的偏见，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不仅基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且还基于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3）。所谓“欧洲社会思想发展”，自然包含欧洲（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千年来，整个人类对政治现象的认知与思维步步推进，步步深化，发展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研究西方历史上各派政治思想的演展,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前人思想成果之间的历史承继关系，深刻理解这一伟大学说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例如，西方从“自然（伦理）政治观”中经“神学政治观”，再到“法学（权利）政治观”、“社会学政治观”，然后至马克思时代达到“辩证唯物政治观”，正反映了人类政治一思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轨迹、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即便在今天，它的继续发展也仍然需要不断有批判地吸收包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一系列基本观点方面，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革命性变革和超越。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正有助于从对比鉴别中，更加真切地、理性地体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贡献、价值与地位。例如，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等视角考察政治，较之以往从“自然”、“道德”、“神意”或从抽象的“人性”、“理性”、“权利”、“权力”等方面解释政治，显然标志着人类政治认知、政治思维领域的一场革命、一次超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政治的真正本质与特性。
其二，社会政治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政治思维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又是天生的“理性动物”。自古至今，多少智者以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动机，关注着、细察着、思索着那斑驳陆离、变幻无穷的政治现象。思维所至，见仁见智，各有感悟，各领风骚。西方政治思想，便是整个人类政治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有助于启迪政治思维，思考当代的现实政治问题。那些承载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着述之所以享有这种地位,完全是因为它们所含有的分析能力,以及这些分析往往被证明是思考当代政治问题之卓有成效的起点。”（4）尽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政治现实与（历代的或当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所面对的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但，只要承认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律，那末，就不能忽视西方政治思想在深层次上所蕴含的某些思维方式、方法、切入点，对我们开展政治思维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注重对“权源”（权力的起源、来源、根源）的考察，注重对权力委托与权力运作过程的研究，注重对权力****的警惕，注重从体制上构建对权力的制约。这些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建设、政治发展，有着相当的启迪性。或许即是“洋为中用”吧。当然，不是说照搬某种现成的体制，而是说可以启迪我们的政治思维，有利于我们选准思维切入点，结合国情，拓展思路，改革与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
其三，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身处东方，与西方存在着诸多差异乃至隔阂的国家，需要了解西方。在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世界政治走向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将在更大程度上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频繁交往，这就更需要了解西方与了解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作，在深层次上，往往与其传统文化及现当代思潮有着紧密联系。而正如T.L.索尔森所言：“政治学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象征。”（5）因此，为了了解西方，就不能忽视对西方政治思想（包括传统的政治学说与现当代的政治思潮）的研究。例如，欲洞察当代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策之嬗变，就应注意研究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特征及其影响。而不重视研究西方有关“****”、“主权”、“分权”等政治观念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就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就难以开展“****”等问题上的国际对话。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加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应当重视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真正重视起来了，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引向深化，就有希望。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人力、资料、学术园地及研究水准等问题，也就不难解决。——《浙江学刊》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价值，于是，专供学者耕耘的这样一块专业学术园地便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即是明证。
第二，应当倡导健康的学术争鸣。一般来说，学术研究主要有赖于个人独立的思维活动，“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6）。这就需要各个研究者付出极大的精力，潜心探索、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从而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然而，“人是万物的尺度”。囿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悟等），往往会导致不同研究者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作出“见仁见智”的不同判断与结论。理性地说，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绝对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或缺损。为了克服偏颇，走向完善，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便应当倡导健康的学术争鸣。在争鸣中，鼓励研究者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开展讨论、批评、碰撞。“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溅出无数火花。”（7）这火花可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维，从而促使某一研究者发现其学术观点的偏颇之处，并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修正与完善自己原有的观点；或者促使某一研究者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学术观点，而接受其他研究者的合理结论；或者促使某一研究者更加坚信并更加充分地论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或者促使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将某项研究更加引向纵深。就此意义言，学术研究除了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各自独立的个人思维活动外，也有赖于研究者之间思维碰撞的集体效应。这正是所谓“百家争鸣”推进学术繁荣的奥秘所在。从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看，一些学者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正面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至于针对某一学术观点发表不同见解，开展讨论与争鸣的，还很少见到。这可能是造成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尚未达到繁荣与深化的一个原因。反言之，这也许正是促使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所必需的途径之一。故而，笔者作为一种期望，郑重地提出这一点。我想，《浙江学刊》将新辟的这一“专栏”可以在倡导学术争鸣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至少可以起到搭台引戏、鸣锣助威的作用。具体来说，“专栏”中，除了发表研究者各自评介或论述西方某一种政治思潮、政治流派、政治学说和某一位政治思想家、某一本政治思想名着的论-文外，也应当发表一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文章。可以是某一学者对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申述自己的不同见解；也可以围绕某一学术问题，以“笔谈”形式同时发表一组不同观点的论文；还可以发表综述某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甚或由贵刊出面与有关高校（研究所）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争鸣）活动。总之，形式多样，目的一个，即倡导与鼓励学术争鸣，以推动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
其实，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已经发表了较明显的不同学术观点，只是各说各的，尚未展开争鸣、互相切磋；有的学者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是尚欠鲜明，更未构成争鸣；而有的学术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日后一旦重视起来，很可能会出现不同学术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开展学术争鸣的课题。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例一，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问题。即西方政治思想（自古至今）究竟是围绕什么样的中心话题、核心内容而展开的。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国家主题论”。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就是探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观点、理论和学说”（8），或者说，就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观点和理论。”（9）一为“人-社主题论”。认为“西方政治思维中经久不散的主题框架”是“人与社会”。（10）。那末，到底应当如何准确归纳与把握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如何认识这种“归纳”的理论价值？例二，关于支配西方政治思维的若干“政治观”问题。政治思想是人们开展政治思维的产物。众多的思想家各自形成的政治思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家，其政治思维往往潜移默化地受到同一种“宏观文化氛围”或曰“政治范式”、“政治观”的“笼罩”、“支配”与影响。从而驱使他们在求索政治问题的宏观维度、深层逻辑与根本方法等方面，又常常存在着惊人的相同、相近、相通之处。那末，究竟应当如何准确地概括与阐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几种“政治观”？在古代，是“自然政治观”还是“伦理政治观”，抑或是“自然-伦理政治观”？在近代，是“法学政治观”还是“权利政治观”？在现当代，是“社会学政治观”还是仍为“权利政治观”，抑或是“辩证唯物政治观”？（11） 例三，关于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问题。显然，这方面的研究对象，不象古近代政治思想那样已经经受过大浪淘沙、历史积淀，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派林立、众说纷呈、五光十色，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这便给我们的研究增添了难度。首先，如何界定“政治思潮”的概念？其与“政治流派”、“政治思想”之间是何种关系？其次,如何构建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的框架（体系）？如何判定哪些是真正反映时代特征的，可以传世的政治思想，哪些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政治理论？再次,如何从总体上概括与分析现当代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等？以上三例，均是在宏观层面上列举的，应该说都可以也都值得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假若从中观或微观层面考察，那就更是不胜枚举。譬如，如何概括与评价某一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如何理解与分析某一种政治理论观点？如何较析不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之特点与研究方法？如何评述某一种政治思想（思潮）的哲学基础、基本特征、理论价值？还有，如何认识某一种政治思想（思潮）对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对我们进行政治思维、考察政治现象可以提供的某些启迪？等等，等等。围绕这些问题，若能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对于繁荣与深化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肯定会有促进意义的。
诚然，我们所希望倡导与开展的是“健康”的、“正常”的、“有益”的学术争鸣。为此，至少应确认与遵循这样一些学术规范。第一，参与争鸣者应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对方学者的基本学术观点及其真实涵义，防止误读、曲解，防止断章取义，防止人为地“假设”对立面，构成不正常的“争鸣”。第二，参与争鸣者应准确认定自己与对方学者在哪个学术问题上，存在着怎样的分岐，特别是分岐的焦点何在，防止形成1表面上似乎分岐很大，实质上双方观点并无二致的所谓“泡沫”型“争鸣”。第三，参与争鸣者应将自己与对方学者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之上，应尽量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时，尊重别人的发言权，欢迎对方的批评或反批评，认真倾听对方的申述，乐于接受对方合理的观点，防止出现居高临下、强词夺理、独断专横的“单向”性、“霸道”型“争鸣”。笫四，参与争鸣者应坚持“三不”方针。对于任何学术观点，只要不违背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准则，不超越宪法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就不能“打棍子”、“楸辫子”、“戴帽子”。应依法保障学者参与学术争鸣的权利，保障学术争鸣的正常秩序，防止重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整人”式、“斗争”式的所谓“争鸣”。窃以为，若能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遵循学术争鸣所必需的若干规范，营造与维护学术争鸣所应有的氛围，那么，必定能促进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深化。但愿《浙江学刊》创设“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专栏”能成为这一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的契机与征兆。是为盼。
注释：
1，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见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2，高 建：《面向21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见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版。
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577页。
5，［美］ G.H.萨拜因着，T.L.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第7页。
6，［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见《俄国民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7，［俄］马尔林斯基：《考验》，《马尔林斯基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28页
8，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刘绍贤主编：《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王沪宁：《人与社会：两千年的思索》，见浦兴祖等：《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参阅浦兴祖：《原着为据 主题为经 政观为纬》，见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