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