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鼓的研究方法论文

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铜鼓是现代乐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声音洪亮激越，热情奔放。铜鼓乐诞生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二战”结束的喜讯传到位于拉丁美 洲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们载歌载 舞，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他们敲打着所有带响的东西。由于当地盛产石油，汽油桶特别多， 于是体积庞大、发音洪亮的汽油桶就成了 人们敲击的对象。

后来，有人发觉，油桶的不同位置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略加改动便能击打出一些简单的旋律。这一发现 奠定了铜鼓的地位。

以后不断改进、完善， 现在已可以按交响乐队的正规编制组成二管、三管、四管的大型乐队。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也常用于宴会、乐舞中，是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铜鼓是中国古代悠久而灿烂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少数民族先民智慧的象征，它具有东方艺术的特色，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珍藏。铜鼓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诸岛也有流传。

2016年1月10日，由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韦启初、韦启参兄弟俩设计制作的一面直径米、高米、重达7吨的巨大铜鼓，是[1] 目前世界最大铜鼓

铜鼓形状像圆鼓，有各式图案，有的铜鼓上还有蟾蜍图案（越人崇拜蛙）。铜鼓的直径有大到米，小的有米。至今中国出土的铜鼓有一千五百多个。在东南亚各地（老挝）也发现二百多个铜鼓，泰国民间收藏和出土的则有上千个。

“铜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制作铜鼓的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即是黎族与壮族。

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

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

《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

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

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

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

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

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

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

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

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铜鼓，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

铜鼓全部铜铸，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三十公分（个别的较大）。鼓腔中空，无底。

两侧有铜环耳。鼓面和敲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广西北流出土一面铜鼓，高、面径166厘米，重300公斤。

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铜鼓。全国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1400面，分散在中南、西南各地民间还有200余面。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在古代，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曾以占有铜鼓的多少，作为代表自己统治权力大小的象征。

广西的铜鼓，至少可以追朔到公元前二世纪。

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物证。《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说道：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其事也可能发生在广西境内。

自汉代以后，广西铜鼓鉴于文献记载者，可谓史不绝书。广西发现铜鼓的类型比较齐全，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八个类型当中，广西已发现的就有七个类型，即：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

发现的类型如此之多，实为全国之最。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广西各级文物部门收集保存的铜鼓有610面之多。

北流县六靖镇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铜鼓，号称“铜鼓之王”，在我国古铜鼓分类上被命名为粤系“北流型”（甲型），目前存于广西博物馆。 在许多壮族乡村，每当农闲之时，相邻各村的农民常常会聚集在村郊的山头赛铜鼓。

如果一方乱打或打错，就算鼓手失败，取消比赛资格。鼓声清脆响亮，打得久，打得动听，就算赢。

鼓声哑了，或者铜鼓裂了，就算输。其他青年男女，则一边看赛鼓，一边唱山歌，他们借此机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

此间，人人兴致高昂，人人自得其乐！ 这是在河池许多乡村时常能看得到的“民乐图”。 铜鼓，这种古老的乐器，在河池显示出弥久愈坚的生命活力。

在河池境内，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奏铜鼓乐、跳铜鼓舞的习俗。铜鼓艺术，被誉为最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它在河池熠熠生辉，凸显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据悉，河池现在使用的铜鼓可以追溯到汉代。 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传世铜鼓有2400多面，河池就有1400多面，铜鼓占世界铜鼓藏量的二分之一，几乎与全国馆藏数量（1460余面）相等，河池因此具有了“世界铜鼓之乡”之美称。

河池的铜鼓主要分布在东兰、南丹、大化、巴马、凤山、天峨、都安、罗城等县。 河池市内的壮族、瑶族在建新房和婚嫁时要使用铜鼓，壮族、瑶族、苗族在丧葬时要使用铜鼓。

春节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同的大节，河池境内的壮族、瑶族、苗族都使用铜鼓庆贺；此外，在各自的传统节日，如壮族的蚂拐节、瑶族的祝著节，也都需要用到铜鼓。铜鼓文化，成了河池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其粗犷、豪迈和原始古朴的韵味，演绎出河池特有的民俗风情。

使用铜鼓的民族赋予铜鼓很多神奇的功能。在壮族、瑶族、苗族的广大村寨中，凡传统节日、庆祝 *** 及婚嫁喜庆，都有演奏铜鼓乐、唱铜鼓歌、跳铜鼓舞的习俗。

河池市内的瑶族、苗族和部分壮族都有祭铜鼓的习俗。瑶族在每次使用铜鼓之前和使用之后都要祭一次；苗族及部分壮族则在除夕之夜祭鼓，其中苗族在祭鼓之后还需由职业鼓手先打一遍，其他的人才可敲打。

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一带的瑶族和壮族男女在新春击铜鼓祈年时，常以银簪叩击铜鼓，以鼓声传情，一旦物色到对象，即将银簪作为定情物，送给心上人。天峨、南丹、东兰、巴马、大化、都安等县的壮族有一个隆重的传统节庆，俗称“蚂拐节”，是拜神祈丰收的节日，过节的时候，凡有铜鼓的村寨必用铜鼓。

瑶族的铜鼓舞，舞时将一面大皮鼓挂起或放在架上，由一人双手各持一鼓槌，从头上，腿上或翻身做各种打鼓动作，节奏复杂；另有两人在旁伴打着两面不同音调的铜鼓；其他至少有十人（男女各半），手持瑶带（有花纹的腰带），藤圈或草帽，绕鼓而舞。 瑶族铜鼓舞蔚为壮观，逢年节，十几面甚至几十面铜鼓一字排开，每面鼓一人边击边舞；中间还有一面直径不小于60厘米的大木鼓领奏，全场鼓声震天，时促时缓。

壮族铜鼓有公、母之分，跳舞时，它们各分左右，中间夹一大皮鼓，皮鼓主奏，公母铜鼓伴奏，别有韵味。苗族铜鼓舞则是一人击鼓并兼领舞，他击出时快时慢节奏有序的鼓点，自己随之起舞，众人环绕他，时进时退，踩着鼓点舞蹈。

壮族铜鼓舞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娱性的，是集体舞蹈，比较原始素朴粗犷；一种是表演性的，接近于舞台艺术，有一定的表演程式。 自娱性的铜鼓舞流行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壮族村寨。

每当新春佳节，人们就将寨里的铜鼓集中到比较平旷的场地上，按铜鼓的大小次序，排列出一定的“音阶”，由一个老鼓手敲着锣指挥，鼓手们一人一鼓，按照统一的指挥，敲出各自的鼓点，与其他的铜鼓配合，形成特有的节奏和旋律。 跳舞者穿着节日的盛装，应声起舞。

鼓声传闻十数里之外，其他村寨的人听到鼓声，也 *** 男女老少抬着铜鼓来助兴。 表演性的铜鼓舞原是祭神的舞蹈。

它的表演对象是神，是跳给神看的。人们按铜鼓乐的节奏用各种舞蹈动作来满足神的欲望，祈求神的护佑。

户外展演的铜鼓舞以瑶族的“祝著节”最热烈。 节日那一天，人们抬锣抬鼓出来，在一块较平的地方架起铜鼓和皮鼓，由5人出场表演。

打铜鼓、铜锣、皮鼓的4人边打边舞，拿竹帽者穿插在4个鼓手之间欢舞。 南丹县的白裤瑶族也流行铜鼓舞。

这种铜鼓舞瑶语叫“勒泽格辣”，只有在秋收之后为死去的老人办丧事时才跳。 一般是在砍牛结束后，穿着节日盛装的瑶民和鼓手一起来到鼓场跳铜鼓舞。

届时，铜鼓先敲响，待所有铜鼓声整齐后，皮鼓手双手各持1根长约20厘米的鼓棍入场。

5月12日，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百家讲坛”之“万辅彬教授谈铜鼓文化与铜鼓研究”专场讲座在基地楼202室举行，万辅彬教授讲述了铜鼓文化、铜鼓文化的传播、研究以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万辅彬教授分别从铜鼓的含义、起源、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对铜鼓文化进行阐述。他说，数以千计的铜鼓出土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其“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极具地域特色。众所周知，铜鼎在古代有着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万辅彬教授则认为，铜鼓比铜鼎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铜鼓作为打击乐器问世，又作为权力象征的礼器，具有传递信息，指挥军阵的功能。铜鼓还可用以赛神、祭祀，同时也是财富的象征。万辅彬教授说，铜鼓是流传千古的青铜艺术瑰宝。它雄浑的鼓声给众多古老民族世世代代带来欢乐，它以无穷无尽的奥秘，诱发着人们不断去思考和探索。万辅彬教授还结合图片介绍了有关铜鼓的类型、主要纹饰等方面的知识，并提出自己的分类新说。同时指出，为了便于国际学术交流，最好还是采用黑格尔分类法，适当加以补充和修订。铜鼓文化是跨国文化，应该有国际视野，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铜鼓文化是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对于铜鼓的研究，万辅彬教授认为铜鼓不仅是一本不成文的民族文化百科全书，而且也是一个丰厚的民族科技史的资料宝库。目前隐藏在铜鼓上的很多信息还未提取，很多秘密还未揭示，铜鼓研究呼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加入。最后，万辅彬教授以自己做过的工作为例，就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铜鼓研究中的作用做了详细说明。他说，铜鼓文化必须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期待与自然科学的专家结成联盟，开拓铜鼓研究新局面。

两千多年前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的国之重器铜鼓，至今仍在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使用的习俗，承载着有形和无形的铜鼓文化，成为令考古学家惊叹的文化活化石。铜鼓是与鼎一样代表我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有关部门普查，从27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到100多年前的清代，我国流传下了2300多面铜鼓，其中800多面散落于民间。近年来，考古学家和民俗学者发现，在沿西南边境一线的云南文山、红河、西盟、沧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水河流域等地区，古老的铜鼓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山彝族的跳宫节、麻栗坡的荞菜节、壮族三月三祭龙节、广西的蚂拐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人们都要请出铜鼓，应和着鼓声，让全寨人载歌载舞，欢庆数日；寨中若遇上重要事情，族人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保管，焚香擦拭，入土密藏；外借时还要系上魂索，并办理许多繁杂的手续。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进程和风云变迁。对于考古学来说，用民族学的内容和事实来解释碰到的难题，比如铜鼓的使用、保管、习俗、所有权等，是出土文物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铜鼓近三十年的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这样阐释活化石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戴氏家族保存着一面传了十二代人的铜鼓。平时用壮锦覆盖，收藏于阁楼上，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祭铜鼓仪式，人们先到河边祭水神，取新水为铜鼓洗面、洗身，置于神桌上，烧香祭拜。正月初三、初五，戴氏家族还要将铜鼓抬到村中的老人厅前，跳传统的铜鼓舞。铜鼓见证着这个家族的数百年兴衰，几经战乱仍被视为珍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铜鼓，是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国家最具特质的青铜器。从宏观上看，这一区域民族共同使用着种类各异的铜鼓，从微观上看，铜鼓本身蕴涵了千变万化的传统知识，在民族文化及族缘研究上有着特殊意义。李昆声介绍，关于铜鼓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让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铜鼓和铜鼓舞中铭记的民间文学、舞蹈和音乐。彝族、壮族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的传说，彝族歌谣《铜鼓王》，共有20篇歌词，7900余行。铜鼓纹饰中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是蛙纹，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青蛙节上，人们把铜鼓和蛙饰看作传神的工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同样面临衰落之势。铜鼓铸造是一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技艺，可是到了近代，这一技艺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铜鼓于是显得弥足珍贵。但广西河池地区曾对辖区内87面铜鼓做了抽样调查，发现损坏的占了70％以上，严重破损的大约有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