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编辑

总编（报社主编）是媒体、出版社、资讯公司统领各主营业务部门或内容供应部门主编、编辑的最高领导，负责对公司或该机构的总体经营发展和主营业务大方向的把控。对总编辑工作作一概括就是：把握出版方向，负责图书质量，营造发展环境，参与出版经营管理，带好编辑队伍。一般报纸的副主编可以设一到两个。副主编就是主编的助手，具体协助主编负责报纸的宏观事宜，并指导和监督编辑部的其他成员的采编等工作。所以要根据报纸期刊的工作安排去决定副主编人数。因为报社的类别不同，其主编的级别也随之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中宣部直属报社，如人民日报社，其社长为副部级，主编（或总编）为副部级或正厅级。各省、直辖市党的机关报，其社长为正厅级，主编（或总编）为副厅级。各省府所在地的市党报，其社长为副厅级，主编（或总编）为正处级。各地级市党报，其社长为正处级，主编为副处级。各县级市党报（有的县尚未设立），其主编为正科级。其余的非党的机关报社，一般为合资或私营，企业性质，其主编非事业编制，没有固定级别！主编和总编的区别如下1、定义不同主编是对某种出版物(包括报纸、期刊、学报、年鉴、丛书、辞书、文集、选集等)编辑事务主持者的称谓。总编是总编辑的简称，是新闻或出版单位的业务总管。总编是新闻媒体、学术期刊、出版社等单位统领各主营业务部门或内容供应部门主编、编辑的最高领导。2、职责不同主编的职责是在编委会或总编辑领导下，组织并领导日常编辑事务，如审稿、审样、撰写重要言论等。按编辑方针实施某个方面的具体编辑业务。总编总编具体负责研究、制定和实施编辑和采访工作方针，组织领导编辑部日常业务工作，并协调版面配置、采访人力调动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

省级党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是正厅局级，副总编是副厅局级，县委书记是正处级，但是如果那县委书记挂了个市委常委的话就是副厅级了，总的说来，党报主要负责同志级别是肯定大于县领导的。

开什么玩笑呀，县委书记级别，到省级党报部门只能是副主任，而且当不了一把手，省党报正厅级单位副省级传媒，

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啊。我一直很喜欢他清新隽永的文风。现在河北保定已经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作家群，很厉害的。还有，我就是保定人，对他们的作品很关注。我老妈退休以后也加入了作协写了本书，绝对的荷花淀派风格。孙犁 1913年4月生，2002年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到北平流浪，为了谋生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职员。 l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著作书目：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 《耕堂散文》1982，花城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省安平县人。1913年4月6日生。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树勋，河北省衡水市安平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又先后担任过《平原杂志》《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文艺通讯》等报刊的编辑，并著有关于编辑的作品。12岁开始接受新文学，受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很大。

代表作品：《荷花淀》、《芦花荡》。

扩展资料：

孙犁个人荣誉

孙犁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传统，培养了刘绍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业余文学创作骨干，被誉为“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散文选》荣获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远道集》《谈作家的素质》《耕堂序跋》连续3次获鲁迅文艺奖。20世纪80年代获全国老编辑荣誉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孙犁

孙犁（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宣传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度春荒》。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毛泽东认为，报刊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政治和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集中反映。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斗争中，作为直接参与揭露和推翻反动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报刊宣传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25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创办《政治周报》的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9]1929年12月，他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中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931年3月，他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就如何出版《时事简报》的问题重申：“《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11]1948年4月2日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正式形成。他在讲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2]基于对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这种认识，毛泽东一贯强调报刊宣传的阶级性。他告诫新闻工作者，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面前要提高警惕：“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1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首先就是从增强党性入手的。毛泽东为之提出了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党报的奋斗目标。在此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问题。1942年9月，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叮嘱：“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报刊的基本特征，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一再要求各级党委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社的领导，务使报刊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努力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在毛泽东看来，党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无条件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策略上与党保持一致，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5]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主张，报刊宣传要获得好的效果，应该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1942年9月，《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第四版因为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读者不是非常满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专门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请他们帮助征稿，以增强报纸的群众性。党的报刊要做到耳聪目明，就要动员全党参加报刊工作。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为党报撰写文章，党报编辑部要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通，联成一气，以使党报成为名副其实的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党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又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来组织稿件。要依靠人民群众办报，要组建与党的生活和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队伍，组织覆盖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通讯网，并通过他们联系周围的群众，重视刊发群众的自发来稿。1942年3月，毛泽东建议党的机关报，应该尽可能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毛泽东一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他说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材料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7]1959年6月20日，他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指示有关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18] 忠实地报道事实，既是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要求，也是报刊获得人民信任、发挥作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深谙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话的这个新闻传播规律：“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19]他谆谆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几次批评有些干部和新闻记者头脑发涨、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20]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并不是说不加任何选择，新闻报道毕竟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毛泽东主张新闻报道还要有“无闻”[21]，如建国初期，禁止鸦片烟和改造娼妓以及在一些新解放区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当时就采取了只做不报道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无闻”是正确的。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自由的状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提出，必须剥夺反动派的出版自由，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收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系统下的各机关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接收他们的通讯社和电台。“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22]这就是舆论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去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22]这是舆论的不一律。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总是建立在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新闻自由基础之上的。新闻自由只能在本阶级内部实现，特别是人民内部的各种观点，应该放手让大家讲出来，就是对错误意见，也应采取说服教育和以理服人的办法。1956年6月，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道，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为这损害了毛泽东的威信，建议向苏共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无所谓损害威信。”[23]新颖及时是新闻传播的另一重要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报刊宣传的及时性，强调新闻要新鲜。1948年3月，他看到《山西崞县两个区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的通讯，立即批转胡乔木，指定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24]1951年，他的秘书逄先知有几次因为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地说：“我是要看新闻，不要看旧闻。”[25]对新闻的快慢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新闻的传播速度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反应要快，新闻要新，这作为对新闻报道的一般要求并没有错，因为不是写历史，但若一味地追求快速就有可能出错。新闻的新颖性要服从和服务于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传播速度的快慢，决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社会传播效果的重大问题，有时甚至要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形象和生存，因而新闻传播更要讲究时宜性。传播总有一个传播环境问题，当条件不成熟时，有些稿件迅速发表反而不好，这时，就要等一等。1955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要好好考虑一番，但后来广播抢抓新闻当天就报了出去，造成其他地方群起效仿，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了起来，工作粗糙，结果造成中央工作的被动。因为新闻媒体的作用太大了，泼水难收，这样的新闻，还不如慢一点好。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对有些重大问题要仔细斟酌，不可草率从事。社会批判功能是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价值之一，它是推进社会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舆论监督的实质就是人民的监督。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一个朝代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疑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在新闻媒介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舆论监督概念的另一种表述。自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开始，到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内容。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新闻批评的原则，毛泽东曾有过著名的论述：“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要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26]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主张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