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ss2017研究论文

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恐育”信息影响生育互联网中较为常见的“生育焦虑”信息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用“搜索指标”来代理互联网上相关信息的传播热度，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相应年份城市层面关于“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4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考虑到不同城市网民规模的不同，研究将获取的搜索指数除以城市互联网用户数以校正搜索指标，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这4个搜索指数进行回归，再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4个搜索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可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他们对丁克、堕胎、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生育负面话题的关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者会受到互联网上负面信息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消费诱惑挤压生育两项研究还构建起了“网络消费”与“生育”的关系。《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费替代机制”的假设，以探究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消费替代机制”，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关于网上购物，您是否同意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购物，购物更加疯狂”的回答情况来反映其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定量方面，用CGSS2017问卷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含旅游）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消费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用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上网都产生了激发个人消费欲望、增加消费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费带来的满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经济预算紧张，挤压可用于生育的资源，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消费替代机制”得到了验证。该研究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新研究发现，上网越久人们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联网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应用可能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文章，题目分别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为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信息学院、经济学院。后文作者为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这两份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网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分析表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那么，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低；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每周上网时间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恐育”信息影响生育互联网中较为常见的“生育焦虑”信息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用“搜索指标”来代理互联网上相关信息的传播热度，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相应年份城市层面关于“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4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考虑到不同城市网民规模的不同，研究将获取的搜索指数除以城市互联网用户数以校正搜索指标，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这4个搜索指数进行回归，再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4个搜索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可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他们对丁克、堕胎、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生育负面话题的关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者会受到互联网上负面信息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则将互联网与各类传统媒体进行了横向对比，以考察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特殊性。该文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数据库，该调查开始于2003年，样本覆盖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大，涉及内容多，是公认的权威数据库。该文结合研究需求，最终保留7226个样本。研究选择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与互联网进行比较，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对个人生育意 愿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上网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使把各种媒介都放在一起观察，也只有上网的影响显著。究其原因，作者分析道，上网在信息功能方面与传统媒介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相对较弱的约束性，匿名发布的信息较多，并常常带有较强的个人情绪，各类观点鱼龙混杂，不乏前卫和时尚。互联网上的观点和信息常常传播快、流行广，对上网者产生不自觉的影响。这些特点使互联网传播能放大负面信息的影响力，比如在生育问题上，强化生育的成本和负担意识，进而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该文作者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合理监管，包括降低网络上充斥的生育焦虑信息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多提供科学、权威的生育知识和相关信息，引导公民树立积极正确的生育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和落实各项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消费诱惑挤压生育两项研究还构建起了“网络消费”与“生育”的关系。《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费替代机制”的假设，以探究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消费替代机制”，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关于网上购物，您是否同意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购物，购物更加疯狂”的回答情况来反映其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定量方面，用CGSS2017问卷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含旅游）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消费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用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上网都产生了激发个人消费欲望、增加消费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费带来的满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经济预算紧张，挤压可用于生育的资源，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消费替代机制”得到了验证。该研究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于该文CGSS2017数据中缺乏上网目的的指标，因此这一部分研究改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数据进行实证检验。CFPS2018数据中将上网目的分为 5 种：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等）。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为学习、工作、社交目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为娱乐、商业活动目的上网则对个人生育意愿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对此，作者分析道，互联网娱乐具体内容很多，上网冲浪是主要形式之一。人们在上网冲浪中接受五花八门的信息，观念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生育观念的改变也在其中。购物、支付类上网行为标示着消费活动。互联网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刺激消费欲望，增加消费支出，挤压生育预算，从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对于“消费替代机制”，《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给出了类似结论，并更具体地提出了“效用替代机制”。该文分析结果表明，业余生活上网时间越长，生育意愿就越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同时，上网社交与娱乐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此，作者提出，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部分替代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效用满足，进而对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此即“效用替代机制”。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写道，我们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居民的引导，使之不将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过多寄托于互联网、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娱乐与社交，而将更多业余时间用于陪伴家人。传统生育观念被削弱网络是如何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的？两篇论文均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作者提出，如果互联网使用者经常接触一些“前卫信息”，可能会削弱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念，进而降低生育意愿。为验证此种机制，研究运用CFPS2018问卷中的两个问题“你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和“希望要几个男孩”来构建两个被解释变量“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以反映传统的生育观念，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其进行回归，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者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更加薄弱，降低了其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则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观点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对CGSS2017问卷中“您是否同意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说法”的认可程度来衡量“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生育观念。分析结果显示与上篇文章类似：上网显著削弱了个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上网也显著降低了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认可程度。研究者写道，上网频率越高，个人越不认可为了传宗接代而多生育孩子的观点。互联网冲击了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降低了个人生育意愿。上网让个人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需求，将更多的时间与资源用于满足自身而非家庭的效用，更多基于自身幸福和内心感受来考虑生育，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由此可见，促进生育观念的改变是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落实提速降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作者提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此需要高度重视。

社会科学具有模糊性特点，过度追求精确反而会失其要义，令人不得要领。值得关注的还有网民的人口学特征与生育态度，对于已经完成生育任务的人们，上网自然不会影响其生育观念；唯独结婚还未生育的人来说，网络有关生育的信息可能会影响其生育态度和信心。上网行为和生育观念的关系，很可能因其复杂性和缺乏针对性而只能流于表象的描述。毕竟，并非所有的网民都关心生育问题。相关研究没有对真问题有所回应，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假问题。不是不愿意要小孩，是真的没有资本去多生小孩。一般夫妻俩都是双职工，有了孩子也得父母去照顾，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连生个病都不敢请假的人。我觉得在生育孩子方面每个人量力而行吧，不应该被强迫。如果社会让年轻人不再那么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文化之于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