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论文翻译研究

悲悯胸怀的呈现－—悲惨世界 薛介维 只要是法律与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昌盛时期因人为因素使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福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贫困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女人堕落、黑暗使小孩孱弱－这三个问题尚未获得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言之，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与悲惨，那么，像本书这样的作品，也许不会是没有用的吧！——维克多雨果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别墅 这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所写的序文。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法国的Besancon（但是他认为巴黎是他「灵魂的出生地」），父亲曾经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他从幼年起就在各地旅行，少年时期，他的文学底子就相当厚实，对于各类学问也广泛地吸收，也很早下了决心要当文学家。他二十岁与青梅竹马的女友Ad e Foucher结婚，同年发表第一本诗集「颂歌集」（Odes et po ies diverses），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一八三一年，二十九岁的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又译：钟楼怪人）」（Nortre Dame de Paris），这部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一四八二年法国的社会情形，也对人性的层面提出了严肃且深刻的问题。他接下来一部世界闻名的小说巨著，就是耗费十四年光阴，完成于一八六一年，也就是现在被改编为音乐剧，风靡全球数百万音乐人口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 成功的改编 「悲惨世界」是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当年出版时厚达一千两百页，而依本地远景出版社钟文的译本，更是厚达五册共2119页，一百二十万字，这样一部时空背景横亘二十年的长篇小说，要将之改成三个多小时就演完的音乐剧，委实不易，但Claude-Michel Schberg与Alain Boublil两人却做到了。这算是两人第二次合作音乐剧，一九七三年他们曾经在巴黎推出「法国大革命」一剧，结果相当成功，一九八〇年两人再度推出「悲惨世界」，造成更大的轰动。伦敦音乐剧制作人Cameron Mackintosh认为这出剧相当有潜力，于是请了Kretzmer、Fenton与两位原作者合作，改编成伦敦与百老汇的英文版。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悲惨世界」在伦敦的巴比肯中心举行英文版的世界首演，推出之后佳评如潮，获得观众极大的回响，随后更在世界各地上演，至今仍然票房鼎盛。此外，「悲」剧也获得乐评青睐，夺得八项「东尼奖」，真可说是叫座又叫好了。 在书中，出狱后的冉阿让背负着囚犯的身份，饱受着他人的歧视。社会的不公与排斥，一点点的磨灭了他重新做人的希望，改过向善的信心。是慈悲为怀的主教伸出慷慨的，无私的援助之手收容了走投无路的冉阿让。他不仅不计较冉阿让偷他的银器具，反而将那一对银制烛台送给了他并叮嘱道：“答应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用到好的地方。把这些银器卖掉，用这些钱让自己过得好一些。” 我开始深深的感悟到，原来，在当时那个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竟然也有这样的世外圣人存在，正是主教的宽大和仁慈深深感化了冉阿让，是他重新燃起了冉阿让心中那快熄灭的希望之火，使他彻底悔悟，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说，冉阿让的命运并不是永远都是那么的悲惨，悲惨的是那时候的整个世界观，就是因为有了主教这样的人，整个世界才有了救世主，整个世界才有可能在水生火热之中艰苦摸索前进。 在主教的感化下，冉阿让开始变得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得到人民的爱戴，摇身一变成了受人尊敬的市长。 这一切得转变使我既倍感欣慰。从囚犯到市长，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人性的巨大转变。 面对着穷困潦倒，世态炎凉，将会产生两种人：第一种是卑微低劣的人。他们丑陋、自私、贪婪的本性再也无法隐藏。就如书中的德纳第，他为了钱财不惜一切，一会声称是演员，一会儿又变成了画家，但他再高明也无论如何掩盖不住他丑陋本性的事实。 其实，在当今社会也不乏有一些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如一些凭借职权贪污受贿者；在重大赛事中为得到好成绩而服用兴奋剂者；还有小到考试作弊的人…… 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任何刻意的伪装都将被识破，虚伪在事实面前只有被革灭。另一种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永保光明、善良、宽容的拥有高尚情操的人。洗新革面后的冉阿让变得宽大、善良。正是那个慈悲为怀的心感化了冷酷、固执，曾一味追捕他的警长沙威。 我再一次被人性的巨大力量所震撼。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愿他们像纯洁的天使般永远守护着人们心中那份慈悲为怀的心，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创造出一个善良、和睦、光明的世界。

李丹、方于翻译的好一些。方于、李丹分别于1927年、1928年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战乱、灾变、失业频仍，他们盼望着能为这块多难的土地做点什么。将那一直震撼着他们心灵的《悲惨世界》，奉献给无数还在悲惨世界中生活的中国同胞的愿望又一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1929年他们结婚了。同年，由李丹译、方于校译的《悲惨世界》第一部问世，书名为《可怜的人》，收录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第一集，分九册出版。 两位老人用半个世纪心血翻译完成的《悲惨世界》中文本，终于在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整出版，从此风靡全国。然而，不久对此书的“盗版”十分猖獗，仅1995年至2001年就发现了8种不同版本，都是盗版的或剽窃李、于之作。李丹、方于之子李方明退休以后一直在为保护《悲惨世界》译作、打击盗版而奔波。

当然郑老的,权威版本郑克鲁 笔名： 蔡烨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39 民族： 汉族 广东中山人，生于澳门。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图书馆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法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1987年曾获法国政府教育勋章。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法国文学论集》、《繁花似锦——法国文学小史》、《雨果》、《情与理的王国——法国文学评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合作)，译著《蒂博一家》［法］，《康素爱梦》(［法］乔治·桑著)，《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法国抒情诗选》、《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家族复仇》(［法］巴尔扎克著)、《茶花女》(［法］小仲马著)、《基督山恩仇记》(［法］大仲马著)、《沙漠里的爱情》、《魔沼》、《雨果散文》、《卡夫卡》，主编《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法国文学译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序》获上海1986年-1993年社会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法国文学史》(上、中卷)获1994年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法语，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著作有《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上、下）。译著有《家族复仇》、《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康素爱萝》、《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法国诗歌选》等。主编有《外国文学史》、《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我喜欢郑克鲁基督山恩仇记，翻译很好

“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悲惨世界》 无论是《悲惨世界》的原著，还是它的音乐剧改编、音乐会演唱，以及它的电影作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从未吝啬自己对它的感动与眼泪，也不从放弃自己对它的热爱和探索。而且我认为，《悲惨世界》有很多值得我去探索的东西。 比如一开始我常常疑惑，像《悲惨世界》这种大费周章的史诗性的音乐剧是为了什么呢？ 音乐剧刚刚诞生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流行和大众，是为了在广大的娱乐市场上收获一杯羹，它本身并没有电影“记叙”和“保留”的使命要求。因为音乐强大的抒情能力使叙事成为他的短板，所以演绎这么一部长篇的史诗更显得无比困难。有些史诗性的歌剧或者话剧演出时间甚至可以高达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这种剧属实很难卖座，往往是需要在别人譬如皇帝的资助才得以创作并上演。 我们也不是见不到发生在大时代背景之下的音乐剧作品，像我刚刚提到的《1789》《巴黎圣母院》乃至是《伊丽莎白》《汉密尔顿》，他们的时代背景乃至于政治背景都十分庞大丰富，但是音乐剧本身却更侧重于人物的塑造或者是感情的描绘。所以这些音乐剧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人物，而《悲惨世界》却是由每一个有血有肉有自身主题而且并不平面的人物，构成的一个宏观的大世界——悲惨世界。 诚然，《悲惨世界》的原名叫做《Les Misérables》，直译过来就是 《悲惨的人》，也就是指冉阿让一人，全文以冉阿让一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讲述故事。但在翻译成中文时为了体现格局的宏大，便变成了《悲惨世界》。无论是原著还是进行音乐剧改变的作品，根据大众的一个观感反应来看，应该都是不愧于这个具有庞大格局观的名字的。 正因为困难，因为完成得轻巧细腻，《大悲》才更像是一个奇迹。 它首先是由法国的作曲家作词家描绘成音乐会的宏图，前几天在一排一座看《法巴》，明显感受到法语音乐剧那种磅礴大气的渲染力量，音乐本身是音乐剧的灵魂所在，所以从一开始《悲惨世界》便有了它强大的使人震撼的史诗意味。他在整个大的格局和框架上都是使人动容的。 然后它又由如今音乐剧界最著名的“沙皇”卡麦隆·麦金托什从法国引入英国，然后和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一起制作而成的。他以及他的团队无疑具有着英国音乐剧制作人的那种精巧与细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人物、精巧而触人心弦的精妙细节以及在戏剧本身上精密的细心锻造，这无疑本就是英国所擅长的。 《悲惨世界》的成功是由这一系列的命运般的过程连接起来的，被法国赋予大气，被英国赠以精巧，被导演设计精妙的大转盘，被制作人实现演出最长时间的奇迹…… 而正是这么一部团体性的艺术作品，完成了音乐剧作品之中的史诗奇迹。他的成功告诉了我们，人类并非始终“娱乐至死”，他们的确期待着《猫》这样炫目养眼的作品，也挺喜欢《歌剧魅影》这样的爱情故事，也有人还很喜欢《真爱不死》这样的狗血传奇……但也有更多人愿意坐在剧院为真挚真实甚至悲惨的东西落泪，愿意进入剧院接受作品带给我们的洗涤和教育意义。 一旦一个领域人们的接受能力被拓宽，这个领域便会有更强大的生命活力。 其实我始终记得第一次看音乐剧版《悲惨世界》时所受的震撼，最后一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Danse mon Esmeralda》以及《Seasons of love》并列为我哭得最惨的三首音乐剧音乐剧作品。 《巴黎圣母院》我为爱与美而哭，《Rent》我为爱与自由而哭，《悲惨世界》我能为之哭泣的小细节实在太丰富了，我连他的主题都无法随意定义，所以我说，我是为这“为之眷恋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痛哭流涕。 让我们看看《大悲》最后一首歌的部分中文翻译： “谁要加入我们的征程，坚定站在我身旁？跨过硝烟，越过街垒，新世界就在前方。听啊，人们在高唱，听远处战鼓声声响。他们会捧出未来，且看天明曙光。” 这段其实让我想起《1789》中的《Ca ira mon amour》：“我将在所有高墙上写满自由”但是“人们将忘记战争的鼓声”。 此时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战争与革命的洪流之中，消亡自身的属性和光芒，为了自由或者明天的曙光擂起战鼓，但是他们将被尘埃掩埋随后忘记，当时震撼人心的声浪也早已消散沉寂，法国现在还有黄马甲，还有暴力与争夺。或者说不只法国，全世界都有着或明或暗的战火，有着璀璨坚定的灵魂似《大悲》之中般凋零。一如战争之后《Lovely lady》变速后的《Turning》。 我记得我们曾在某一个冬天包了私人影院看十周年版的《大悲》音乐会，彼时ER松手，战争结束，开始《Bring him home》。我们看到沉寂的尸体，似乎只是安然沉睡的小g，然后大转盘转动，我们看见倒挂在旗帜上的大E。 “他觉得他是在枪毙一朵花。” 所以为什么要死去，为什么要牺牲？他们的离开是否真的存在着意义？ 有意义吗？那你如何阐释《Turning》？没有意义吗？那为何天堂的歌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我认为是有的，因为他们刻下的自由和希望在人们心中重新燃起不灭的火光。他们的意义，并非是带来曙光，而是点燃火把，这片火把照亮寒冷的深夜的雪原，人们看着这片火把，便不会停止对于太阳和希望的不断追寻。 在死亡的陪伴下生存，在黑暗的笼罩下寻找光明，在生命的痛苦之中被爱与爱。 这是悲惨世界，这是我们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