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论文的参考文献

有些网友觉得白鹿原学术论文难写，可能是因为没有思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例文，希望能帮到大家!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一 《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浅析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称“民族的秘史”。然而能够吸引我的并不是所谓的“秘史”，而是作品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当中，田小娥始终是一个“淫妇”，然而能震撼人灵魂的正是这个“淫妇”。她对美好生活的大胆追求，对爱情的执着，对人性的捍卫以及对时代的控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位旧式女性身上闪烁的独特人格魅力。其实她不是淫荡，生存的困境让她陷入了道德的漩涡，死亡的绝境。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田小娥;生存困境;女性魅力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耕读传家、光明磊落、有着夺目人格形象的族长——白嘉轩，同时也成功塑造了在浓重男权压制下的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屈辱卑微的活着，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男人的性玩物，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领域中，她们大多数处于蒙昧状态，她们不懂得追求自由，不懂得人格尊严，认为依附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田小娥是一个刚刚脱离蒙昧状态的女性，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婚姻，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现实的土壤里，她的做法只能被看做是异类，理想只能一个个毁灭，死亡只能是她最终的归宿，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一、“淫妇”不淫 田小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颇有几分姿色，正是所谓小家碧玉。她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心中拨动着青春的梦想，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然而命运捉弄了这个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的女子，因为父亲的虚荣和家庭的贫困，她被迫嫁给了六十多岁的郭举人，纳为他的小妾，这一桩非人性的婚姻完全击碎了这个天真烂漫少女的青春之梦，她杯具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郭家，小娥的一切都由大夫人安排，甚至与郭举人的同房时间都由大夫人掌控。更可恶的是把她作为郭举人养生的工具——为郭举人泡枣。这种非人性的变态做法，不仅是对这个年轻妩媚女子身体上的凌辱，更摧毁了她的人格尊严与一个女子的价值。长工黑娃的出现，让这位年轻的女子怦然心动，她大胆的示爱，并与黑娃发生关系，进而在性爱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位备受奴役的女性在爱情的滋润下“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沓沓的神色已经扫荡殆尽。”可见是黑娃的出现，唤起了这位女性的渴望。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看，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看，田小娥对黑娃的殷勤不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挑逗，而是对爱的呼唤，对自己中意之人的追求，是对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大胆反叛。由于她的不守妇道，郭举人休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她和黑娃可以放心地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当她被黑娃领回村，他们进不了祠堂，拜不成祖宗，得不到公公鹿三的认可，也为原上乡邻所不齿，她只能和黑娃在村外的破窑洞里过日子。日子过得尽管有些辛酸，但只要和黑娃在一起，小娥的心总是美滋滋的，这就是小娥的幸福，一个普通女人的正常生活，但小娥心满意足了，这就是她所要的生活。 在无牵无挂、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她把可以解救黑娃的希望寄托在鹿子霖身上。在鹿子霖的诱惑下，她突然发现，原来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工具，所以她欣然接受了鹿子霖对她身体的占有，这个无知的少妇从此就走向了堕落的深渊。可谁知这根本就是一场，鹿子霖根本没有能力救出黑娃。当田小娥有所醒悟时，发现她已经离不开对鹿子霖的依赖，至此她的道德也一下子跌进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然而，如果设身处地地想，田小娥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淫荡之妇，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为爱而歌，是爱情碰撞的火花，是合乎人性的，只是她的做法违背了伦理，触犯了时代， 所以她的淫妇之名是时代强加给她的，她与鹿子霖的私情，也并不是她的本意，真正了解本文的人，会为这个孤苦伶仃女子的真挚而感动，设身处地想一下，在那个乱世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除了那口破窑洞和黑娃以外，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她那年轻的身体了。但无论如何她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真诚的，只不过她把性、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女人，能用自己仅有的东西来做交换，我们姑且不论交易有多肮脏，性质有多恶劣，但至少她的出发点是感人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善良之处，为了爱情，为了幸福的生活，她付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所以说她并不淫荡，“淫妇”之名的得来，只能说是她追求幸福生活的代价。 二、“淫妇”对人性的捍卫 随着一个阴谋的出现，小娥又一次跌入了痛苦的深渊。自从黑娃逃走以后，有点“淫疯式”的狗蛋就对小娥的姿色十分痴迷，可一次次都未得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狗蛋发现了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为了掩人之口，鹿子霖设下陷害狗蛋的圈套，没想到连小娥也一起出卖了。“仁义白鹿村”是容不下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发生的，族长白嘉轩当即作出了严惩小娥和狗蛋的办法，用刺刷将小娥和狗蛋各打四十下。小娥打得血肉模糊，其中也有鹿子霖对她的抽打。小娥恨透了鹿子霖，可她对白嘉轩对自己的惩罚也怀恨在心，所以伤刚愈合，她经不住鹿子霖的诱，又一次用性充当了白鹿两家斗争的工具，鹿子霖的意图是让小娥引诱族长的长子白孝文，致使其败家，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然而小娥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看着白孝文一天天的与她一起堕落，内心激起了悔恨之情。否则，当她和白孝文的奸情被白嘉轩揭穿后，白嘉轩气晕在窑门后，小娥怎么会有“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呢?她的良心一次次受到谴责，“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的害了一回人啦!’”可见小娥内心的复杂与悔恨，这种同情心和罪恶感如果出现在白嘉轩或朱先生身上，我们会觉得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是“仁义白鹿村”的代言人，他们的身份规定了他们的人格。但这种人性的光芒被白鹿原人冷眼相看，在被称为“婊子”与“淫妇”的小娥身上，我们看到这才是人发自灵魂深处最真实的善良与温情。鹿子霖利用了她，她也没让其心安理得地得逞，这个具有人性的女人，在那个和鹿乡约有过无数个快活的夜晚的窑洞里，给乡约尿了一脸，这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会有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忏悔与人性的复苏，在小娥的道德观照下，我们看到白鹿原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头面人物内心的肮脏与人性的卑微。 小娥受尽了折磨。在利用人与被人利用的夹缝中处于生死的边缘，然而她尽力了，她内心的善良与温情让我们感动，这位被称为“淫妇”的女人对人性的捍卫令人肃然起敬。 三、“淫妇”对时代的控诉 当小娥与白孝文不光彩的事在白鹿原上传的沸沸扬扬时，公公鹿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鹿三从小娥腰后抽出钢刀，小娥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小娥屈辱的一生就此结束了，这个女人从遭到郭举人的遗弃，遭到家里人的驱逐，遭遇了爱情的毁灭，理想的破碎，承受了白鹿原族规的惩罚到被公公鹿三害死，在命运的无常摆布中，尝遍了人间的辛酸与痛苦。小娥冤屈的死了，但她发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与控诉，让我们从心底萌生出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痛，她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我没偷过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我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人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门没拿你一把米，也没分你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她的控诉直插人的心底，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泪流满面，实际上，小娥满足于有吃有喝的生活理想是极其合理与卑微的，她只是以一个女人的本能与本性去争取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窦娥仅仅以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来为自己洗刷冤屈，那么小娥在痛恨中走向了复仇的道路，她死后用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来为自己冤屈的一生讨个说法，控诉那个让她屈辱一生的白鹿原，那些男人，那个时代，后来在白嘉轩的坚持下，在朱先生的设计下，在白孝武的操作下，一座六楼镇邪砖塔终于竖立起来，小娥冤屈的灵魂也就此平息了。白嘉轩乃至朱先生完美的圣人形象，随着塔的建立也就此崩溃了，他们的虚伪性与施虐性也暴露无遗。是小娥粉碎了他们的圣人形象。至此，小娥报复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亡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四、结语 田小娥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用最原始的手段——“性”谋求生存的权利，然而“性”又把她推向了道德的深渊，乃至死亡的绝境。我们看到这位女性在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着，以求生的权利。在被称为“淫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她人性的善良与温情，我们不能否定这个死于非命的女子，否定的只能是那个时代，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白鹿原学术论文篇二 《白鹿原》中两位女主人公形象 与白鹿意象之间的关系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规模较大而又集中地探讨儒家 文化 的经典文本。文中描写了一个儒家文化氛围浓郁的白鹿村，“白鹿”是《白鹿原》的中心意象，作为民间传统的守护神，是作品中人物的神灵化身，具有传统民神的神兆效应，无论从创作思维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白鹿 意象 民族精神 正文： 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以后，许多人从儒家文化、长篇叙事风格、人物形象、象征意象等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田小娥形象是一个研究重点，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善良而真实”的女人;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欲狂”;还有人认为她是封建宗族制度和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对田小娥一生悲惨命运的分析，展现了女性原始追求与复杂人类社会环境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女性原始本性的毁灭作用。 一、田小娥 1、田小娥，美女也多舛 田小娥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她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中平原上年轻美貌的农村妇女。她的性格中有着善良、多情、柔弱的一面，也有着叛逆、勇敢、大胆的一面，她生活在社会环境的桎梏中，却有着对女性欲望本能的追求。田小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温柔善良，她的愿望是守着自己的丈夫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 理应是受大家欢迎的，可是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她却成了一个被人们耻于提及 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秀才之女却嫁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做小妾。白天她过着婢女的生活，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由她来料理，而且还受正室的欺压，晚上还得在正室的逼迫下充当给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并且还要尽她作为小妾的义务。这纯属病态的婚姻，但是她的遭遇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也没有人认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而为她觉得不值，反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非常正常的事，甚至被人们拿来逗乐，这种现象在旧社会较为普遍，这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无情的折磨、戕害。 2、田小娥，反抗也可怕 在黑娃出现之前，田小娥就已经开始反抗了。她采用的方式是让郭举人吃尿泡的枣。黑娃的出现，更进一步激发了她对自己屈辱命运反抗的意志和愿望。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她挑逗黑娃继而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些已由一种生命的本能的需要上升为一种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田小娥与黑娃的恋情最终被发现，她向黑娃提出私奔的建议“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为了真爱，她宁愿抛弃目前尚属宽裕平和的生活，这实是一个青年女子对美好爱情大胆追求的肺腑之言。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知道后竟“气得病倒在炕上”，决定“尽快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小娥与黑娃的婚姻是得不到封建家族的承认，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永远被公公拒之门外。封建家族文化的横蛮再次体现。小娥与黑娃被迫在一孔破塌的窑洞经营他们历尽艰辛的爱情。 然而大革命失败之后，黑娃投奔习旅，之后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田小娥不得不营救黑娃。无奈之下，她只能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为了取得点利益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在鹿子霖的唆使下勾引白孝文。在黑娃出逃的这段日子，小娥迫于生活的困境，与狗蛋、鹿子霖、白孝文交往，诚然，小娥这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尚未升华到一定高度的局限，因此她的抗争方式不太高尚，但是其中她对生命不息的追求正是她对自我的尊重! 环境让她丧失了人格，失去自我让她变得危险，不安全感让她选择了反抗，她的反抗是报复。她给整个白鹿原带来了一场瘟疫，她此时的做法就像中国传统 故事 中的女鬼复仇一样。同时她还附在鹿三身上诉说出自己心中的不平，向人 们发问。因为她不明白，她到白鹿村之后对村民一直都是充满着善意，没有伤害过谁，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为什么他们却容不下她?她用浅薄的意识去追求深层的原欲，这种矛盾也使她丧失自我的内力。其外，她还以与白嘉轩斗 法来反抗 传统文化 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枷锁;她抗议着封建礼教的摧残;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向全社会发出控诉，并以变态的心理报复男权社会。然而最终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支持，还遭到更严厉的压迫。 在这样复杂阴森的环境里，我们又怎能对一个倍受凌辱的女子处处苛求呢? 尽管命运多舛，她依旧顽强地生活着，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更进一步凸现了其性格的叛逆性。 二、白灵 宗法之家的叛逆灵魂 白灵是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她的出现，从一开始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按陈忠实的解释，“白鹿”是儒家思想所孕育出的精灵，作者选取白灵做为了白鹿精灵的化身。她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身上总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她把自己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在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生重大问题上，白灵毫不含糊，清醒地加以把握与抉择，决不接受强加于她的无爱的婚姻，哪怕这种强加的意志来自于自己的父亲、昔日的恋人，也是拒不接受。在对传统婚姻的反抗上，白灵甚至比鹿兆鹏都要果敢、坚定，鹿兆鹏是以逃避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他的婚姻，而白灵是以坚定拒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部以男性为主体的作品中，这个极具个性的女子，虽然是封建家长按照男权文化的思想标准一手塑造出来的“接班人”，但她骨子里却有着抗争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以男性人物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中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她宁可与家庭决裂，也不让封建家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她要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但这种叛逆举止大大触动了男性至上的中心集团的权益，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社会受到震动，但最终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牺牲于政治斗争漩涡中。 三、白鹿 1、“白鹿”为图腾崇拜的对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的中心意象，“白鹿”意象的运用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一意象展开和收拢，起到了结构全篇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白鹿”意象的研究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象。在对诸多论文细心地分析之后发现，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二为认为“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把“白鹿”意象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则可解读朱先生，然而却无法解读白灵。如果按第二种说法，“白鹿”是关中的图腾形象，从“图腾”的概念、起源、表现形式上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则是因为对“图腾”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一种误读现象。 2、“白鹿”为祥瑞的象征 神兆是指中国传统民间民神信仰中人们认为神的现身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或暗示。在《白鹿原》中有两次是“白鹿”带给人们的吉祥兆示。第一次是在“白鹿书院”的 传说 中，“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宋朝一位调任关中的小吏途经白鹿原，见到了一只雪白的小鹿，得知此地叫“白鹿原”之后，便认定了自己看见的白鹿是此地的神灵，于是在此盖房修院，后来他的四个孙子皆成进士，成为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四吕，之后也就有了白鹿书院。白鹿书院的传说出现在全文的第二章，在此谈到历史确凿可考的吕氏的发达史给“白鹿”崇拜填充了切实可信的内容，使得百姓更加相信“白鹿”就守护在他们身边，信仰“白鹿”是正确的，它确实能带来吉祥，为以后的叙述铺路。而且后来的“白鹿书院成了神人朱先生的居所，对白鹿书院的介绍也为朱先生添了几分神秘和神圣。说到这里，似乎白鹿这个意象和神灵有莫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阅读下作品，便会发现，在作品中，尤其是到了后面，战乱频发，生灵涂炭，又加上瘟疫，小娥死后的复仇，等等，白鹿原上的人口数量一度逼近最低点，但是，不管怎么艰险，最后还是人民取得了胜利。正如尼采所说：“所有我们的希望都集中于一个事实之上，即，在我们之文明的狂热的运动底下实际上隐潜着一股奇妙的古老的力量。”我想，这里所说的“古老的力量”在《白鹿原》中就是指白鹿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 四、联系 1、田小娥与白鹿 下面再 说说 这两位女主公与白鹿这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前面说过白鹿象征着民族精神，而田小娥这个形象，虽然在作品中，白鹿原上的村民认为她是淫妇，是入不得祠堂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她一生坎坷的经历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田小娥也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梦想孜孜追求的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白灵是有共通之处的。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田小娥的梦想是“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她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和黑娃相守到老，即使受到村民的白眼也无所谓，为了救出黑娃，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诚然，表面上看来，这种行为似乎和精神无法挂钩，但这难道不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吗? 2、白灵与白鹿 在《白鹿原》中，与白鹿这个意象最能让读者联想起来的就是白灵了。白鹿神灵似乎对她特别的关注，她的某些行为也显现出一种通灵性。她从小就显示出与不同常人的聪灵，成为了村中白嘉轩唯一不能左右命运的人。她第一次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认定“上帝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当她立志要跟着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她又感觉共产主义就是“白鹿”，她的革命活动就具有了与“白鹿”信仰同质的理想追求的性质。在白灵身上，有许多民族精神的体现，在革命中，她不屈不饶，视死如归，在感情上，她坚持自己所爱的，至死不渝，她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与鹿兆鹏结合，诸如此类的，都说明了一点，白鹿这个意象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白灵身上也有体现。 所以说，这两位女主人公都与白鹿这个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白鹿这个意象的一个寄托，一种外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用他表现的时代社会背景来表现他的文化立场！

喜欢就是喜欢呀!呵呵~~~

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 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

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一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二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三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四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五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