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叶,一位名叫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年轻古典学学者,对千百年来令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荷马史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去解开“谁是荷马,他是怎样创作出被我们称之为荷马史诗的作品的,”正是这一被叫学界称为“荷马问题”的千古悬疑,引发长达几个世纪的学术争论。因为在所谓“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年月里,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 ――没有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学者们只好根据零星的线索,作各式各样的推断。这些见解,又粗略地构成了被称之为“分辨派 ”(unitarians)和“统一派”(analysts)的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通俗一点说,就是“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双方都以为自己掌握了有力的证据,后来却又都发现他们难以驳倒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至关重要的新材料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应该出现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突破以往研究的格局,在继承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创新说。帕里承担起了创立新学说的重任。作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他曾深受法国历史语言学的影响,对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也极有心得。梅耶的比较方法,艾林特、顿泽和其他一些人对荷马修辞和步格的深入研究,使他获益非浅。大约在同时,拉德洛夫和其他学者关于突厥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志报告,又使他对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演唱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与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之间的关1/13页联。他从分析荷马史诗中的“特性形容修饰语”入手,很快就发现,荷马史诗的演唱风格是高度程式化的,而这种程式来自悠久的传统。荷马史诗是程式的,也就必定是传统的。随后,他又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演唱,只能是口头的。不过这些还只是以语文学分析为基础的学术推想,怎么才能印证它呢,帕里得知,在南斯拉夫地区当时还存在有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他于是决定去那里进行田野作业,以求通过对口头史诗演唱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比较研究,发现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他的学生和助手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参与了调查活动,这又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帕里,洛德理论”,或者叫“口头程式理论”。在南斯拉夫的调查,主要在六个地区里进行,其收获是巨大的――他们通过与南斯拉夫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作对照和类比研究,确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源于口头传统的推断,并进而印证了他们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在这次历时近两年的田野作业期间,他们用口述的文字记录和特制的声学录音装置采集了大量史诗演唱,从而构成了今天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The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的主要内容,这次实地调查及其成果随后成为世界上少数搜集和收藏口头演唱活动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