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秋雨论文的文献综述

文化苦旅-江南小镇这是第三段后面还有很多篇幅去百度里搜一下就会有全篇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一、写作风格：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二、特点：1、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 2、利用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 引起读者反思、追问。三、余秋雨简介1、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2、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风雨天一阁》的文化品析 摘要：余秋雨的散文一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散文中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觉,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余秋雨还大胆的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因此,在他的《风雨天一阁》散文中主题是很突出的,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作者还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体现出其散文煽情的特点.本篇论文拟就其入选中学语文读本的《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一些个人的品析.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学者、散文家.获过“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以其第一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从此打出“学者散文”（或曰“文化散文” ）的旗帜,他的作品沉静而具有文化底蕴,因而受到读者喜爱.《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是 余秋雨先生在他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一篇.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入选中学语文名篇了.一、《风雨天一阁》的文化视角《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唯一涉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散文.它不是单纯的写山水景物的散文,不是抒情的散文,也不是咏物散文,而是实现某种文化现象的脉络与意韵的散文,文中处处在言说历史与文化.《文化苦旅》一书,更侧重中国文化的论题,他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山川景物,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涵义了,不仅仅是单纯的写景,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余秋雨先生是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说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1]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有的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文化苦旅》的散文特色.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人类的文化；饮食有饮食文化,建筑有建筑文化,旅游也有旅游文化等等.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各自民族的沉淀的文化.同种文化,各民族各国也会有不同.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字的记载与流传,形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内容,这就是历史了；一种是记载历史的方式、过程和变化的记载史,历史流传史.[2]中国历史的流传靠的是书籍,所以,藏书史也就等于是藏书文化,只不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特别的去从藏书文化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观察过.看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使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个领域,和这样一个学科的分支.可以说“天一阁”这个地方,是中国藏书史上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书楼.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藏书楼,它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图书收藏、流传的基本特点.天一阁的故事,天一阁的风风雨雨,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藏书史.所以,作者也给文章命名为“风雨天一阁”.天一阁的地理位置在浙江的宁波,而文章由余秋雨这个宁波人来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明清以来的江、浙地区,文化氛围是很浓郁的,这个可能也是跟南宋迁都杭州后,中原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南移有很大的关系.受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法则的引导,城市、乡村的子弟读书成风气.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出现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而然了.二、《风雨天一阁》的文化意味《风雨天一阁》追叙了天一阁悲怆的藏书历史,歌颂了范钦及其后人可贵的文化良知.文题以“风雨”饰“天一阁”,敷设了全文的色调,结构了全文的材料,隐喻了全文的主旨.《风雨天一阁》的开篇是一场冷飕飕的自然风雨.“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行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这是实写,又是一种隐喻；这是表征,又是象征.暴雨如注下的天一阁,传递着浓浓的历史文化风雨的信息：关于它的得名,关于它的威严,关于它艰辛的收藏关于它悲怆的传承……第二部分“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一句,可解读为作者对天一阁的总体观感,是作者叙述天一阁历史变化的总起句.此句显露了“风雨”一词的本相,指岁月流逝这中的历史文化沧桑.于是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路写去,到文章末了,作者这样归结道：“天一阁的藏书……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和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结尾处的文字,使“天一阁”的具象变成了“民族古老文化“这样一个涵盖面更为深广的意象,由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天一阁自然风雨和历史风雨的描述和议论,其实整体上是殊途同归于作者在《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中的思索,其主旨是一脉相承的.散文主旨的表述,不同于议论文.它需要意象来包容,使之具有艺术美；需要丰富的内容来充实,使之具有厚度和景深；还需要美的语言的灵动表达,使之具有弹性和质感.作为主治戏剧的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表述,是极具个性的.面对历史陈迹,作者陈述的不是风干了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悲喜剧；不是教科书上硬梆梆的知性断语,而是体察人情、人性的现代感慨.于是,正如作者《自序》：“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入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怎么“奔泻而出”的呢?下面我们来品读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在这部分中,作者用戏剧家最擅长的语言,让故事成为正在上演的戏剧,用学者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博引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用思想者最珍贵的识见,评点似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文章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天一阁的“源头人物”范钦出场了.范钦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当官.“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范钦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叙述,已经有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味道.紧接着,作者干脆将其设计成一个可能场景,“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这里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对范钦介绍与一般文章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由此,把范钦“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的文化人格充分生动地上凸现了出来.[4]其后,作者行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如果说,用“现代进行时态”再现历史,是余秋雨的第一种笔法的话,适时介入正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可以看成余秋雨的第二种笔法.这种笔法使古代人物直接成为现代理念的审视对象,由此而成的感慨便接通古今,引人深思.散文的“散”,需要宕开一笔.作为学者,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头脑中自然地会浮想出许多与之相似、相关的人物事件.这里,作者写到范钦,便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余先生的第三种笔法.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就这样,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紧接着,作者的“现代感慨”生成了.笔法是带着现代理念审视、议论历史事件.“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期待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期待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期待书家的覆辙.”又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写到这里,连作者自己也“觉得这里可以是一个文学作品了”.的确,当年范钦的藏书也许源于其生命的自主喜好和由此而升的理性文化自觉,而天一阁传人的藏书行为,则更需要一分“意志力”,即对前辈遗产以及苛刻的保藏规则的深刻体会或虔诚敬奉.另外,藏书的目的,本是为了流播文明,但要流播文明,却需要如此的冷面规则.前文所谓的“艰辛”,所谓的“悲怆”,也许就体现在这“传承”上面.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然而,最能体现范钦后人整体文化品位和人格品位的是,“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读书.作者在这里感慨万千,“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其后,作者用镜头感极强的语言写道“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秋风秋雨,使古老的藏书楼满楼风雨.文章的第五部分描述了藏书楼的厄运：窃贼和偷儿的光顾,书商的侵吞,兵火的毁焚……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水船接运所偷书籍”,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人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于是,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告一段落.文章进入第六部分—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他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了.[4]三、《风雨天一阁》的创作特色（一）主题突出.全文在展开的时候是紧扣主题,内容安排详略得当,事例精心挑选；在对比衬托中论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前后呼应；六个层次,没有平均用力,一、二、五,六是淡写；三、四浓墨重彩.无论从篇幅,语气,事例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力气集中使用在第三、四部分上.同时其他部分虽然淡写,却也是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忽略的.（二）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这也是他的散文敢称“文化散文”的原因.例如,作者进访天一阁那天正是碰上台风暴雨之后的第二天,院内汪洋一片,他只好赤足挽裤趟水而前…….作者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学者登楼看书之难,想象成是天帝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迫使学者在当代也要形貌虔诚的来朝拜.类似闲笔,其实是紧扣题目,把一种文化观念表达了出来,把对天一阁的敬畏,尊重（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又如,选用钱绣芸姑娘的事例,从封建社会中妇女对文化的焦渴的角度来写,揭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再如,他在评论,介绍范钦的时候,从“健全人格”这个角度来观察论述,揭示范钦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范钦,而不是才华更加出众,投入程度更加深的丰场和范大澈最后成功呢?还有对乾隆采访遗书,对天一阁是否一场浩劫的看法,都闪烁着作者个人的,独特见解的思想光芒.[5]（三）语言准确、通俗、充满情感他的语言风格介于文学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不象文学语言那么浪漫,也没有理论语言空泛的毛病；又不象理论语言那么精神和逻辑；也没有理论语言的枯燥干涩.是一种雅俗共赏,适应性较大的语言风格,行文中必要时也有煽情的段落.四 余秋雨式散文的文化意义（一）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余秋雨的散文不同于休闲散文,有人称之为“是一种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大散文,就是没有小家子气.休闲散文也可以是好散文,但是大散文却不是所有人都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要有文化修养,历史知识,有开放的现代意识,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忧患意识,还要有文笔.余秋雨选择了文化散文这样一个角度切入,也可以称扬长避短,发挥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新路.[6]（二）将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余秋雨的散文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将艰难的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了,这就是在大众与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所以雅俗共赏不仅是风格问题,也有大众观念,文化普及的意义.[7] 余秋雨的散文是当今文化书籍的市场奇迹.在一切学术类,文化类专著都滞销、赔本的大形势下,余秋雨的散文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图书之一.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畅销,盗版书能蜂拥而上,说明它的读者多.读者的选择也说明了他的成功,说明在这一点上有意义.20世纪的最后100天,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的“千禧之旅”特邀请余秋雨,行程数万里路,考察人类几个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走一路,写一路,文章称《秋雨日记—千年巡拜》.后来文章也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这组文章“千年巡拜”的创意,显然源于《文化苦旅》,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巡拜,一个是国际巡拜.余秋雨先生的讲学旅游,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行程更加远,范围也更加大,由中国到地球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地了.（三）争论和批评对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批评意见也相当活跃,争论相当激烈,这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可称“余秋雨现象”的热点.特别是有一本叫《十作家批判书》,专门收集对当红的10位作家的反面意见.其中批评余秋雨的那篇叫做《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本书标榜的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因此里面的批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余秋雨现象批判》,收集的全部都是针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两方面的都有.书的主旨是为读者提供一份20世纪90年代关于余秋雨现象的文化备忘录.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余秋雨的散文不是十全十美的,某些文章可能还有一些硬伤,需要在正常的,积极的评价,将散文创作提高一个层次.而且,在多元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也需要各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交融和磨合.争论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整体成熟和繁荣.余秋雨的散文能引起这样的争论,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江南小镇》文化苦旅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都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见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撑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联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去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唉，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也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 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返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区。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碰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人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在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桩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径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即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阵，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游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么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么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阵的，不管怎么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既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毫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厉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伫留地，这儿是会容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衍生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指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了卫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咧咧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斗，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牴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他不懂，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城墙，在筹募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觉到，只懂得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旨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14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累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边远的地方，怎么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搞不大清究竟是什么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搞不清，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20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20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凿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诸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66岁生日那天也须在午餐后走一趟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蹰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舒适。两堂均以梁掉窗棂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祥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艺术研究者们的重视。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骡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遇难后，她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是更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黎里镇，与同里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 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 耿耿心期抵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 一鞭睛旭返中原！ 这种气概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另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遇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国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然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园林和古典戏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并论。 退思园已有100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颖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也管不到什么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胜的衰衰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小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搞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个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啊，为什么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艺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械施工不同，特别需要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么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著式的艺术创造。日本有位艺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成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小岛，有了这么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艺术家们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作家艺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么，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蟑。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著名作家沙叶新说，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楼肇明在《文化接轨的航程》中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末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孙绍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知识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与"文"》中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见《我读〈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