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论文

大体的思路可以这样写（以“基于心理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倦怠问题研究”为例）：一、心理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倦怠的概念是什么，要解释一下；二、具体阐述心理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倦怠在我国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三、完善及解决心理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倦怠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四、简单做个总结。应该可以了。我以前做过类似的论文，就是这么写的。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21岁-30岁占，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001元-1500元的占，701元-1000元的占，501元-700元的占。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偶尔拖欠的占，经常被拖欠的占。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和。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的女性、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高中文化程度占，比以前高出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四)落户“三壁垒”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摘要：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繁重的非农劳动，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认可和接纳，他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城市里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的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通过调查活动，本论文揭示了现阶段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及特点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纷纷从学校毕业，追随父辈的身影顺理成章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随之出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还占有一定比例，进城后大多从事艰苦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为不同，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进入社会前还在专门职业学校学习或接受过培训。第二，对农村和城市的认同感互换。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农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即使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叶落归根，他们会把进城打工的不得已称为“背井离乡”。相反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主动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获得工作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在城市生活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思想观念转变。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对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待遇条件等不会过多的挑剔，也没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工作岗位相对挑剔，他们已无法从事像父辈那样的艰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根本没有回农村的想法，他们想通过城市生活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第四，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省吃俭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觅老一辈农民工土里土气的身影，他们更乐意花钱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追求时尚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亲睐高科技电子产品，有着一定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俨然和市民已无多少区别。第五，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增强。新世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国家对农民工利益和生存环境的重视，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利益受损时只会忍气吞声，而是学会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城市赶出一番事业，或成为行业标兵，或成为创业成功者，赢得了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开始为地方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积极呼吁和行动，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识明显增强。“（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不仅仅是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的一系列诸如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生活空间和政府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城市人则通过种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挤出城市，不容许侵占他们既得的空间和利益。至此，长期的拉锯战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这就是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可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未来则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学校中长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不了解也没任何生存经验，就认准了城市生活这一条路。即使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认可，他们也没有退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败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当理想破灭、求助无望时，自杀、犯罪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就产生了。（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他们面对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制度壁垒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迁移、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构成的制度屏障，人为地设置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碍。城市建设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贡献，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吸纳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与享有方面则设置壁垒，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在“经济上吸纳，社会关系和福利上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农民工被迫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第二，就业制度。很多城市为了缓解本地区的就业压力都会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外来农民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在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职于“低端”职业，大多数成为为酒楼、宾馆或饭店的服务员、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工作待遇偏低且稳定性较差，更谈不上职业发展，这些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顺畅。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而难以纳入保障体系。这些现实情况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这必然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进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继承了父辈们享有过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属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难。他们面临着工资低、房价高的严峻形势，农民工只能是选择偏远的郊区或者是脏乱差的贫民区居住，不仅拥挤，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奢望和梦想。由于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没法改变户籍身份，只能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上学难也使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被迫打碎他们的城市梦；另外，由于没能享受市民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面临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没钱身份，还得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的融城之路的成本异常高昂。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更容易使得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纾解，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情来，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路扫清障碍，这不仅能够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也能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篇一】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当前，在中国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亿人之多，占务工者的60%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会特点

新生代民工是难以定义的一群社会群体。尽管现在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里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广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标。

总之，他们是时代的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我认为，当今社会对他们的看待，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态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更无助于国家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时代层面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一代承载者，中国未来的又一群创造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新社会主义梦想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梦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广泛了，那些背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的也是民工，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应该抽出精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项技能，也就是说要有一技之长。过去百万民工过大江，现在没有技术的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带来的必然是结婚生育后代教育等问题，民工赚钱难，花销的确因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术工人的路线，同样的活你能做，别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饭吃，拿的就多。社会就业是残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金钱价值观比起老xx届民工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显着特点。

据我在暑期实践期间内的调查，×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将近七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例如：上网、唱K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现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60%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根据我的调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在森裕鞋材加工厂，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来自河南一带，乡下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城市的时尚节奏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梦想。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回到农村难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间隙”而出现“民工荒”等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第一代农民，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厂的招聘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16到25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学历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学）；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在惠州众多工厂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就业发展的机会。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等是他们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特别是广东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期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我曾经采访过森裕鞋材加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他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时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都要注重时代隔阂，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 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都是社会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怎么样解决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动不成问题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争取尽早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这种不公平的等级划分。

第二，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流离颠沛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若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吸引过多农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政府、用人单位、公益组织等，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等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总地来说，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时代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时代的陋习，约束他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又要社会来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相乘。

【篇二】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去年开始，上城团区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就其生存现状等开展调研。据统计，目前在上城区工作、生活的18至30周岁新生代农民工约为万人。

主持调查的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龚逾慈介绍，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向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转变。

希望工作更加体面

“新生代民工，不愿意被称为打工仔。”浙江理工大学学生罗悦讲起自己尴尬被拒的经历，十分感慨。一次，她正在华日冰箱集体宿舍作问卷调查，遇见3位年轻人。他们一看罗悦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问卷表，十分不爽，其中一位年轻人说：“我们月收入也有五六千元，大小也是个车间主任，怎么还叫农民工?”当场拒绝接受调查。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期望值都较高。对于如何称呼他们，被调查对象一边倒地支持叫“新杭州人”。诸如“打工仔”、“打工妹”等叫法不受欢迎。

调查显示，的被调查对象年龄处于21至30岁之间，20岁及以下的仅占。文化程度方面，均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达25%。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几乎涉及城市生活的每个方面。从事人数较多的行业为电子电器业、机械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商业零售业。

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从事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工作。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得到锻炼、获取经验。少数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做生意，仅占被调查对象的2%。

融入城市困难不少

参与调查的大三学生时美娟印象深刻的是，农民工住宿条件相当艰苦。她在望江公寓发问卷，这里居住的不少农民工在四季青市场卖衣服。一间三四米高的房间被隔成两层，下面一层有两张高低铺，上面一层，放了两张床。屋里很凌乱，且气味较重。房租便宜，每人每月约100元。

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100元以下的约占被调查对象的，1500元至2000元月收入的达，一半左右月工资超过2000元。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杭打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比例为。同时，他们也把来杭工作看作是增长见识、学好技术、改变命运的机会，近4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杭州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调查显示，9成以上的被调查对象，通过租赁房屋和单位房屋解决住房。只有的人在杭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在华日集团工作的陈先生来自江西，他在九堡拥有一套9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陈先生中专毕业后来杭，如今已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妻子、孩子也从江西老家搬来。经过10余年的奋斗，陈先生一家渐渐融入了杭城的生活。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觉得，想真正融入都市生活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没有归属感、机会不平等、得不到承认和自身条件不足等方面。

【篇三】新生代民工调查报告

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以及助其发展的对策，希望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有五个特点：

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比传统农民工高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倍、2倍与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为。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和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元)的;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低于城镇职工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次。且每年变换工作次，是传统农民工的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和，分别比城镇职工低、、、和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建议：

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要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再次，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最后，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