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度研究论文

明、清是科举制度极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了。同时，明、清也是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时期，弊病更多，消极作用也愈益严重。下文以明代的科举制度为主加以介绍。明代最低一级考试为“童试”。应考者为各州县的“童生”。考试内容为“四书义”，即下文所述的“制义”，以及“试帖诗”。考取之后就可以“进学”为“生员”，即准其入府学或县学读书，准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只有考取了“生员”，才取得了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童试”合格是一生功名的起点。“生员”又称“庠生”，俗称“秀才”或“相公”。生员分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膳生员，每月由公家供给粮食，有一定名额，简称“廪生”；其次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新入学的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后二者不廪粮。生员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为学政（主持一省儒业和举业的官员）所举行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按临地方所举行的考试，科试为选拔生员应乡试所举行的考试，按考试成绩黜陟。这样，学校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科举必由学校，进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这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凡未进学而尚在应考生员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自壮艾直至白首老翁统称儒童或童生，俗有“七十老童生”之说。而一旦考取了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如豁免差役田粮，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见官不跪等等。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头写“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后来，当范进想去乡试向丈人胡屠户借盘费时，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我们只有了解了有关“童试”的一些知识，才能更透彻地读懂这些章节。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乡试考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第二场试论、判、及诏、诰、章、表选其一；第三场试经、史、策。三场之中，所重视的在首场，人们通常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是就其所重视者而言，并非说时文以外就不另考其他文字。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子、午、卯、酉之年举行乡试，即通常是每三年在南京、北京和各省省城举行区域性的考试。应试对象为国子学生员和府州县学生员中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都由有关部门选拔上报。而那些罢闲官吏及倡优之家和居父母丧者则不得参加考试。乡试因为都是在秋天举行，称为“秋闱（闱即试院、考场）。乡试考中之后，称为“举人”，社会上又称之为“孝廉”。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元即第一的意思）。如《范进中举》就描写了范进应乡试考取了举人的故事。“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亚元”原指第二名，范进是第七名而称之为“亚元”，这是报录人故意奉承的说法。中举、意味着士子身份的改变，具备了当“老爷”的资格，这正是范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而一旦中举，喜极而疯，吴敬梓用夸张的手法刻划出一个名利薰心，灵魂卑下的仕途中人的丑恶形象。再高一级的考试是“会试”，应试对象是举人。明洪武十七年规定逢辰、戌、丑、未之年，即乡试后一年举行。因考试在春季，又称“春闱”。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考试，明代洪武初年在南京举行，后来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即把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第一名称“会元”。贡士须参加“殿试”。会试的考试内容大体和乡试差不多。最高一级考试是“殿试”，也叫“廷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策问。殿试分三甲录取，考中者统称“进士”。明洪武四年三月于奉天殿试贡士，这是明代举行的第一次殿试。殿试后一甲三人为“赐进士及第”（甲即等第的意思，一甲即一等），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为“赐同进士出身”。秀才、举人、贡士都还不是官，只有殿试考中后，由朝廷授予官职的才算官。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要再参加朝考才授官，朝考名列前茅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其他人分别授予六部主事与州县等地方官。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中肄业三年期满后，要举行散馆考试，这次考试连已授编修、修撰的“三鼎甲”也要参加。考在前列的，可以留馆，原来二甲出身者授以翰林院编修，三甲出身者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改任各州县地方官。“翰林”，从明代开始，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编修、修撰、检讨等职掌修国史，兼修起居注。一旦被选入内庭，就称为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因此，人们视翰林为“清贵”的官职。科举考试中特别重视进士科。除了上述正式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外，还有所谓“贡生”，即选府州县学中生员之学行兼优者，贡诸京师，升入国子监读书，又称“贡监”。明代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每年或每两、三年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监读书的称岁贡。岁贡大都挨次充贡，所以又称“挨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的生员充贡称为“选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特许加贡一次称为“恩贡”。生员捐纳入监称纳贡。贡生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通过科举作官。明清两代以时文取士，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又一重大特点，同时也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大弊病。所谓时文，或称“制义”，或称“八股文”。文中由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部分组成。破题共两句，道破全题之要义，承题即伸明破题之意，起讲为全篇开讲之处，提比即起讲后入手之处，虚比承提比之后（后来渐废），中比为全篇之中坚，后比畅发中比未尽之义，大结为一篇之总结。字数规定在四百五十字至六百字之间，过多则不及格。时文又称“四书文”，这是就它内容而言，因为它的题目取自《四书》，而且又须按照经传，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人云亦云地按照《四书》、《五经》的说法贯串成文。这种文体的源流，可上溯至唐代的帖经墨义及宋代的经义。时文之弊，从形式方面说，在于规定了文章的程式，应试者必须依样画葫芦，因此成了文字运用的束缚。从内容方面说，所依据的经传注疏都有规定，明永乐中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永以为式，作文者须代古人立言，所以又成了对思想的束缚。作文者不能自有新意，其结果时文成了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至于时文因为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摸试题，研读时文选本，摹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求新知，更是明显的弊端。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摺》中就曾指出：“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足见士子只把时文看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敲门砖”，为了科举而埋首于试帖诗和小楷之中，空疏无用，消磨志气，而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因此有人认为科举以时文取士，是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反侧，禁锢人民心思材力而欲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设的圈套，“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科举考试因为名额的限制，能考取而平步青云的幸运儿，毕竟少数。与此相对照，则有许多老生宿儒偃蹇不第，困顿场屋的故事。例如清乾隆四十年会试，各省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十名，七十以上者五名，这些人真是终生消磨在科举考试中了。而且士子应试，进入考场时要受到搜身等侮辱性的检查，斯文扫地；进去之后，局促号舍，关在鸽子笼一般的矮屋中，辛苦异常。如同治六年顺天乡试，“天气暴热，坐矮屋，如蒸笼，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戴莲芬《鹂砭轩质言》卷三）蒲松龄也是个怀才不遇，久困场屋的人，他在《聊斋志异》的《王子安》一则中，曾用了七个比喻，穷形尽致地描绘了乡试士子的辛苦和狼狈：“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科举制度对于士子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了。清初学者徐大椿写了一首道情，对于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作了辛辣的讽刺：“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隋园诗话》卷十二）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额，这个抱歉我不能帮到你，800字太长了，我没时间啊。不过你向知道团队求助比较稳妥，质量和速度都比较有保障，呵呵。抱歉。

隋唐时期：为选拔人才，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唐朝时使它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使统治者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同时它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的学校制度完备。明清时期：明朝和清朝前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科举制演变为八股取士制度。它使读书人只知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考中作官的大都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同时它使学校的教育也体现出君主专制的特点。八股取士制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西学的高潮，新式学堂不断出现，废除科举制的呼声不断高涨，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制订了新学制，并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的废除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不好意思，800字没那么多时间，你可以上网看看，也可以自己看历史书然后自己总结，楼主抱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