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议论文

己所不欲，强加于人。曾有报道说，有人不礼让，为争座在公交车上大出打手，在航班上拳脚相向，尽丧“礼义之邦”颜面。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利益无可非议。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企业、个人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无视法律规定。楼塌塌、桥垮垮这类“豆腐渣工程”并非只见于一城一地。 独生子女时代，一些家长对孩子溺爱惯宠，出现一批任性自我、缺少合众精神与礼仪修养的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进入学校后，同学关系失常，师生关系出现错位，重师尊教、同学友爱的优良传统遭遇挑战。梅州市某中学，曾在短短四天内发生三起因学生受到批评而动手打老师事件，让人汗颜。 …… 毋庸讳言，这里所揭示的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现象并非社会主流，但是应该承认，其不良影响绝不可也不应该低估。如何吸纳中华传统礼制中合理质核来扭转不良状况，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 社会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水准的提升。精神文明水准的变动，可以出现总体提升的趋势，也可以在某些时段、某些侧面出现下降的趋势。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层面，思想道德可分为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思想道德的变化原因极其复杂，需要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分析与判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提升会有促进作用，但并非必然关系：思想道德的提升与下降不一定完全对应物质文明的提高与低落、科学文化的发展与停滞。 有人认为，道德失范、礼义缺位要从社会体制上查寻原因，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才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体制问题只是诸原因之一，并非全部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道德失范、礼义缺位问题就怪罪体制，我们还需要并应该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原因。 1．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歪曲与不适当批判 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就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非常必要且不容否定。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参与这场运动者不少有留学西洋的学术背景，他们主张全盘西化，无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而欲一扫了之，这就走向了极端。彭林先生在《礼乐人生》一书中指出，吴虞所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是“把吃人和礼教这两者直接画了等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虞观点的错误根源。十年动乱，曾再次大批礼教，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度。对中华传统礼制进行歪曲或不适当的批判，是导致人们对中华传统礼制误解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否认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中华传统礼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历史上起过不良作用，也强调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旧礼教中存在的弊端或糟粕确实应该淘汰出局，但不可否认，作为中华文化之一部的中华传统礼制，沉淀着中华先民极为宝贵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它的精华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成为凝聚国人之内在动力。因此，对中华传统礼制应该历史地去分析与评判，不能也不可全盘否定。2015-14 半月刊明德讲堂Moral Lecture45 2．民族虚无主义荒谬言论还有市场 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入侵而产生的，从本质上说是崇洋媚外的产物。民族虚无主义者鼓吹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历史，无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文化精华，乃至故意混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下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某些“月是西方圆”的论调仍然很有市场。否定中华传统礼制具有合理因素或说内在价值，便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反思中华文化存在的弱点与缺陷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若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与宣扬，进而自戕中华文化精华而去仿效西方一些皮毛，则有丢了西瓜拾芝麻之嫌。事实上，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国力富强、民众幸福，是不能走依靠乃至投靠西方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 实际上，中华传统礼制既不是从孔子开始，也不是儒家专利。中华古“礼”远远早于孔子而存在，尽管原初相当简陋，但它确实是先民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早准则。后来，经过周公“制礼作乐”，经过孔子宣扬与践履融入了儒家思想因素，再经过后来各派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以及政治家的推行与践履，中华传统礼制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反复建构，日臻成熟和精致。先贤孜孜以求的礼治，既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彼岸理想，也融汇着中华先民的追求与梦想。其中反映中华民族宽厚、平和、诚敬、谦让、慈爱、孝悌等品格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和谐的基石。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传统礼制精华的实质是否定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否定文明古国的历史传统！ 3．拜金主义对个人道德底线造成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鼓励勤劳致富，人们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理直气壮地赚钱，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但不要忘记，应当“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致富不忘行善。反之，取之无道，见利忘义，骄奢挥霍，为富不仁，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近年来痴迷金钱、崇拜财富、享乐至上、见利忘义、极端自我的拜金主义潜滋暗长，对社会道德的冲击非常明显。拜金主义扭曲了某些人的价值观，混淆了勤劳致富与损人利己的界限，腐蚀了正常人性，导致道德沦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4．家庭教育缺失使得礼仪行为不易扎根 良好的礼仪习惯应该从小培育，家庭教育极其重要。家长文明礼貌，自觉抵制不良习惯，以身作则，才能使孩子从小养成良好道德。反之，家长自身有不良习惯，对孩子潜移默化，其影响也是极大的。有些家长在公共场合鼓励或纵容孩子爬树摘花，如此怎能让子女长大后遵循文明礼仪、具有公共道德观念？ 三 对于时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现象，我们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可无动于衷，必须亡羊补牢，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彭林先生在《当代工业文明与传统礼乐文化》一文中说：“提倡礼乐文化，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素质。”彭先生所讲的公民素质其实便是公民道德素质。那么，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有哪些现代价值或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1．追求理想之梦，提升国人道德境界 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礼义，追求个人完美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国家、社会、团体、家族乃至个人之间和谐关系。《礼记•礼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6Moral Education China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个天下为公、和谐有序、贤能当政、讲信修睦、团结互爱、社会稳定的局面，这便是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礼义不仅表现为“进退周旋，威仪抑抑”（《宋史•乐志》）外在形式，而且体现为道德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完美。 在我看来，孔子是一位怀着建立一个大一统、和谐安宁社会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他追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天下，实际便是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在孔子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便要努力将人培养成有相当道德水准、遵礼行礼的“君子”。古人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认为“德辉动于内”，礼才能使“动于外”，即内心真诚，辉映出内在的道德，才能生发出本真、雅致、规范的礼仪行为，显示出来的便是真正的礼义。 显然，先哲把培育遵礼守道的理想人格、提升君子之道德境界作为毕生追求之目标，因为这是实现大同世界之基础。如果转换成现代视角，那么我们就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养道德人格，提升国人道德境界，从而讲信修睦、团结互爱，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稳定安宁。总之，中华传统礼制要求秉持严肃恭敬的人生态度，加强道德自律，培养道德情操，注重行为践履。 2．正确理解义利之辨，增强国人诚信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是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有关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的分辨。中国先哲对义利关系有甚多论述。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解释道：“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显然，先贤在对待义利两者关系上，强调见利思义、以礼行义，即主张道德自觉、遵礼守道，以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之优劣作为价值取向，以此来臧否个人行为。这些基于礼义基础之上、从道德角度来区分义利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必也不能全然摈弃。这是先贤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严肃思考，是保障国家政治有序运行、保护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总结，是他们对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正确的义利观应该将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充分肯定与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渠道、正当手段来获得正当利益。由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古代的义利观，不必将“义”单纯视为封建道德而加以否定，不必将义利对立起来否定义之功效。如此才能正确理解义利两者关系，增强国人诚信观念，彻底与拜金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构建出有序、和谐的经济秩序。 3．遵礼守法，礼法结合，培育国人道德自觉 在中国古代，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这既是一种出自较高道德要求之下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是法律规定之下的强行要求，因此要求人们一举一动都需遵礼守法。当时，统治者对礼所具备的协调各种关系的功用是非常了解的，他们都企望用礼来治理天下。47 《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剔除其中封建质核，着眼于领导与下属共同维护和遵循礼的规范与准则，将“治人之道”（当然包含法律规范）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上行下效之目的，确实富于启示意义。《左传》强调：“君子之行也，度于礼。”这是从道德的自觉来谈礼的。《国语•楚语上》说：“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这是从礼之规定来谈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的。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在等级关系之下体现出的社会功效，力图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人际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当然，时代变迁，传统礼制中强调的封建等级制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但传统礼制中所倡导自觉遵礼循法这一原则，是完全可以去粗存精、古为今用的。 其实，古代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称“礼禁乱之所由生”，“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通过礼可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们的目的，发挥礼制防止犯罪、培养君子的作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吸取古礼那种“徙善远罪”观念，尝试构建新的礼义体系或礼仪制度，教育国人，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造就更多新时代的君子。 从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礼法不能脱节，既不能重礼轻法，也不能重法轻礼，需要礼法结合，礼法并重。过分夸大“法”的强制作用，无法解决国人道德提升问题；夸大“礼”的教化作用，以为礼万能，无法解决国人违法之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传统礼制礼法结合这一特点，从提升国人道德自觉入手，弘扬社会正气，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普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私德建设，这无疑是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 4．实施礼仪教育，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中华传统礼制注重礼仪教育，能起到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国自古便有蒙学，内容之一便是教育儿童自幼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初步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懂得礼仪规范。孔子多次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朱熹《童蒙须知》千余言，概括起来便是一个“礼”字。 实际上，中国古代礼制教育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教育，而是内外结合，侧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力求培养君子的教育制度，因此它蕴涵着丰富的可供采择的要素。《礼记•内则》对自幼及长的礼制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而且强调终身力行践履，随时学习。古人还明确说过“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围炉夜话》），强调家长身为表率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礼仪教育培养新时代的君子，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 概言之，在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之后，它确实具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现代价值，对扭转当下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不良现状，提升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建立规范有效的当代礼制体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分少，时间短，没人写的，给你推荐两篇材料，自己写吧：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所以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所以大门都不用关上了，这叫做理想社会。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原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最后一篇：过秦论，记述了秦亡的原因，望采纳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