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研究论文

如果不是对雷蒙德·卡佛的大名早有耳闻，我在看完第一个短篇后，就会把这本书扔到一边，狠狠地鄙视一番推荐者的品味，再去豆瓣打个一星。

第一个短篇是 《羽毛》 ，讲一对夫妇去朋友家做客的事情。朋友家里有个女主人的恶心的牙齿模具，有个臭烘烘的孔雀，还有个奇丑无比的小孩子。我在半夜昏昏欲睡的状态里，一直绷紧着神经，期待着这几个奇怪的设定，在积蓄了大半篇的情绪的力量之后，能于结尾处最终掀起爆发式的高潮，或是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转折，和牙具、孔雀、小孩子的深刻隐喻遥相呼应。可万万没想到，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对夫妇做客结束回了家，继续自己的生活。当时我睡意全消，感受到一种被愚弄的荒谬。借用一句流行网络用语： “我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我之前对小说规则和技巧的所有狭隘的理解，在卡佛的作品里几乎全部失效了。 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悬念伏笔，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出人意料的转折，也没有峰回路转的结局。 平淡、压抑、昏暗、挣扎、无望，都不加修饰地素颜出镜。故事像是日常生活中随手截取的一个片段，不具备特殊性，也没有完整性，总是突兀地戛然而止，问题出现了， 不谈解决方案，不暗示未来，也不提供任何希望 ——原来，你是这样的雷蒙德·卡佛。

了解卡佛生平的会知道，他一直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穷困潦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生活中省吃俭用的习惯，也渗透到了他笔下的作品中， 他像是怀揣着报复心态的吝啬鬼，大刀阔斧地把自己的文字削的瘦骨嶙峋 。而仅存的这副骨架，使卡佛成为了海明威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这副骨架，叫做 “极简主义” 。

其实，与其说卡佛把骨架之外的血肉全部砍掉，不如说他把血肉隐藏在了骨架之间。卡佛曾经说过，他希望写的是“能见度低”的小说：

——是小说中除了可见部分之外，同样重要的组成。

比如在 《保鲜》 里，我们读到的只是突然坏掉的冰箱，和融化变质的食物，但当我们试图让自己进入小说的人物时，感受到的便是同样在平淡中慢慢腐烂发臭的生活。当女主人回忆起和爸爸一起参加的拍卖会，并对晚上的拍卖会充满了兴奋的期待时，我们能感受到回忆所带来的一点小温暖，和 压抑而无望的生活中一丝希望的亮光 。当读到“她忽然觉得她应该涂上口红，拿上外衣，去那个拍卖会”时，可以感受到 逃离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的迫不及待 。

再比如 《软座包厢》 ，我们能读到家庭的冲突和父子的矛盾，能看到迈尔斯无需通知任何人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读关于怎样诱擒水鸟的书，和对窗外被围墙包裹起来的老房子的兴趣。我们不需要卡佛直接告诉我们，却能强烈地感知到，迈尔斯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所身处的游离而闭塞的生活，支离破碎的家庭，无聊的兴趣，以及他 被动地陷入孤独、貌似主观地习惯于孤独、内心深处又挣扎于孤独的自我拉扯 。当迈尔斯因为意外误入二等车厢时，他反而感受到一种欢愉的气氛。在头等舱迟迟无法入睡的他，竟然在丢失了行李之后，在陌生人喧闹的嘈杂中，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我们或许能体会到，迈尔斯在不经意间停止了对孤独的纠结，卸下了自己中产的地位给自己套上的沉重铠甲。只是不知，这片刻的打盹结束之后，离开二等车厢的迈尔斯，是否又会回到他孤独的状态中，继续挣扎呢？

卡佛的小说就是这样， 总是戛然而止，把一切都留给读者的想象 。比如 《瑟夫的房子》 里，好不容易重续前缘的情侣，俩人所租的房子却被朋友突然收回，我们却不知他们能否找到新的住处。比如 《马笼头》 里遭遇了来自命运的持续打击的夫妇，搬家之后是否有勇气继续生活；在比如 《保鲜》 里的女主人到底最后去没去成拍卖会——我们不仅无从得知答案，更 无法从卡佛那里得到一点点，哪怕是暗示积极的希望的蛛丝马迹 。我所直觉的想象，是情侣会因为没有房子可租而黯然分手，搬家后的夫妇会对生活彻底绝望，女主人也没有去成拍卖会，只能继续在生活中腐烂。这就是卡佛， 他以冷然的态度，不带情感地客观地勾勒出真实的生活 。带着求知的渴望，试图找到改变生活的秘诀的读者们，总会在这儿碰一鼻子灰。卡佛说过：

对于很多读者而言，他们希望在文学作品里感受到温暖和激励，他们需要正能量的炫目光芒，让自己在窘迫的现实里看到希望的指引。即使这些所谓正能量，只是廉价的鸡汤，或是虚妄的假象。而这正是卡佛的与众不同之处。 “ 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 ”

《马笼头》 里的那句经典的反鸡汤：

追逐梦想并不困难，梦想的诱惑力足以抵消对梦想的追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不易。 真正困难的是，当追逐的梦想一再失败，连最后一点微末的小希望也被赶尽杀绝之时，你还能回到彻底没有梦想的平淡生活里，继续活下去。

以冷静的、清醒的态度，肯定无望的现实，失望地面对未来，在我看来，要比简单的自我催眠和轻率的鸡血式自嗨， 勇敢得多 。

对于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我们并不能将他们的不幸，归结于他们的“不努力”。千篇一律的怒其不争，其实暴露了我们认知的肤浅，和对生活不幸的低估。对于底层的那些人来说，用希望的幻觉泡沫把他们戏弄上欲望的天空，泡沫破灭时他们必将被狠狠砸向地面，这样的文字，是仁慈，还是残忍？ 我们没有禁止他人努力的权力，但这也不是我们提供不实的信息给他人以错误的预期的借口 。虽然所处的年代，和生活条件都和卡佛大不相同，但我一直和他一样相信，生活是艰难的：

比如 《小心》 里的男人，没有医疗保险，无法看病，竟然连有耳屎这样的事情，也要纠结到差点自杀。下午三点，就开始担心晚上睡觉时是否会因为侧身而让耳屎积压。生活的空洞、贫瘠和不幸，都到了极致。比如 《马笼头》 里的男主人公，差一点就摔死了，因为没钱看不起病，硬是死扛着不去看病。再比如 《保鲜》 里的冰箱坏了，连请人来修冰箱的钱都花不起。这种类型的人们，在现实中大量地存在。卡佛没有办法告诉他们，你们只要努力，照我建议地去做，你们就能从不幸中走出来，实现你们的梦想。 我们更不可能任凭自己内心的优越感作祟，嗤之以鼻地认为他们的生活现状，是不努力而导致的咎由自取 。认可他们的生活现状，认可他们在这样的境况里仍能维持着失望但坚定的心情继续生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卡佛对于孩子的形象刻画，极其负面和消极。在 《羽毛》 里，孩子不仅丑得不能忍，还啼哭得令人厌烦；在 《好事一小件》 里，孩子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 《发烧》 里，男主人的因为照顾孩子而失去了所有个人生活的自由和乐趣。其实这些都是卡佛自己切身的感受：

我无法欣赏卡佛笔下难以抑制地流露出的对孩子的厌恶之情，但又不得不承认，孩子对于生活艰难的家庭而言，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在我们这个倒金字塔形的世界里，存在着庞大的、绝望的芸芸众生，他们无法完成自己道德和经济上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孩子。 卡佛就是这样淡漠而绝情，即使连孩子这种世间最美妙的存在，也能被他拽回冷硬的现实里，成为沉重生活的符号之一。

好在，这本合集并非从头到尾的压抑。在两个短篇中，我们能看到卡佛罕见的温情。就像是他尘封多年黯淡无光的心房，打开了一丝缝隙，让一小束阳光钻进了厚重的尘埃里。

《好事一小件》 里的夫妇，他们的孩子在交通事故的医治中不幸离世，被骤然打破的平静生活，面对意外时的无能为力，孩子的离世给生活带来的难以填补的巨大缺口，所有的悲痛都在面包师打来的骚扰电话里积累成了怨恨的大爆发。然而，当兴师问罪的夫妇和面包师面对面时，面包师用他的温情促成了和解，并让夫妇在丧子之痛后感到了平静。

《大教堂》 描述的，则是人和人之间稍有的爱情或是其它难以名状的联系，这类感情戏码在卡佛的笔下非常少见。男主人对于妻子的盲人好友，是妻子蓝颜知己的事实感到非常的抵触。可当盲人来家中做客时，当男主人在盲人的指点下，蒙着眼睛，画下大教堂，并感受大教堂时，他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抵触，反而觉得无拘无束。

这两个短篇的出现，与其说是卡佛的变化，不如进一步说是卡佛生活的变化。卡佛在作品得到了大众认可，在不用太担心身下的椅子会随时被抽走之后，他终于能直起身来，偶尔展露一个温情的笑脸了。

必须要说明的是，不要轻易地模仿卡佛的极简主义写法。卡佛的境界，是类似于无招胜有招的至境，和一上来就没有招的东施效颦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极简主义的实现基础，在于对准确性的极高要求。只有基于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才能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

最后，引用文中所转述的，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给“极简主义”文学做出的最令人信服的定义：

这就是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其独树一帜的小说风格被评论家们成为“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以形式上的极其简练为最主要特色。而卡佛小说在内容上的特点往往被忽视，其以底层劳动人民生活为素材的特点亦是他的重要风格。而这种内容上的特点也同样促成了形式上“极简”特色的形成。从其前期和后期作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极简主义”在他作品中所经历的一个发展变化。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1976）；《愤怒的季节》（1977）；《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大教堂》（1983）；《何方来电》（1988）；《大象》（1988）。

这一段时间读了雷蒙德.卡佛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说实话，我是在唐传奇和明清小说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记得小时候经常偷着读爷爷书架上的《粉妆楼》、《杨家将》、《七侠五义》、《三女乱唐》、《杨家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等等。读小说的口味自然也就中国化，习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英雄人物侠肝义胆、结局圆满的小说。以至于很长一段时光里没法真正走进西方小说的世界，直到大学才有所改变。这些年也读了不少的西方小说集，比如三大短篇小说名家的，海明威的，乔伊斯的，但到底雷蒙德.卡佛的小说给我最不一样的感触。 卡佛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蓝领家庭，和我们当今的剩男剩女不一样，是一个早婚者，十九岁结婚，二十岁就有了一个四口之家。为了生计，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在写作成名之前过的是社会底层烟熏火燎的生活。但是生活如何艰难，即便时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被别人拿走，他还是坚持写作和上学，直至功成名就。197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1980年成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教授，往后的日子还获得提名普利策奖，鲜花掌声不断。 卡佛的小说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评论家赫金格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述，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的人物。 普通的主题，普通的人物 卡佛小说的主题都是很日常的，人物也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比如餐馆女招待、修车工、面包师、推销员等等，他们为生存而挣扎，充满窘困和不如意。在《保鲜》这篇文章中，丈夫失业后再没找到工作，然后一直都待在沙发里。冰箱坏了，没法解决，丈夫还是回到沙发上，他的妻子生出一种悲凉感，感觉是生活也腐臭了。《软座包厢》里的父亲，乘坐火车打算去看望八年未曾谋面的儿子，可是到了儿子所在城市的火车站，顿时生出一种疏离感，发觉自己根本不像见他，然后一直坐着不下车。卡佛小说人物呈现一种灰暗的色调，是一群被生活淹没的人，为了生存用尽全部的力气，情感则陷在深渊里。这显然同卡佛本人前半生在社会底层的人生经历有极深关系，就像是一个失败者在写一些失败者。 省略和空缺的手法 卡佛的小说时常对事件的起因、某些故事情节的有机联系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是的小说片段呈现一种模糊性，结局具有开放性，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小说一开始就是主人公把家具清理出卧室，可是读者都不知道为什么。而在《告诉女人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杰瑞的杀人动机和过程，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而《在大众力学》中，开头既省略了男人离开的原因，结尾也在紧张处嘎然而止，而是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小说并没有交代孩子的命运的结局，或者说是最后的归属。 僵硬的叙述者和有节制的叙述 卡佛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远离事件的主体，没有表达作者观点的语言，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以小说《第三件事》为例。小说的前三段如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到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的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 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都没有表达哑巴的死这第三件事的对他的影响，需要通过后面的阅读读者才能慢慢体会到。就哑巴养鱼的整个过程也写得很简练，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显得很有节制。而且叙述者都是远离主体的，经常经过他人口中转述，比如“我爸是这么说的”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具有多义性。 人物困难的沟通 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的表达自己，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沟通有障碍，经常是听不清或者不愿意听对方的话。比如《好事一小件》中的安，原文如下： “跑她想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就好了。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交流的匮乏与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