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的论文研究

浅谈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及文艺理论管窥其文艺批评精神

论文关键词：散文 自由 宽容 趣味 批评     论文摘要： 周作人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散文大家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新文学史上一名重要的批评家是影响巨大的。他的后期散文呈现出了“平和冲淡”之风，尤其提倡的“美文”给人以亲切的审美享受。从他的散文创作及其文学理论可以透析出他的文学批评精神，那就是注重批评的“自由”、“宽容”和“趣味”，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整体上是比较倾向传统的，这与他的感悟鉴赏、印象式的批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钱理群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是“智者的散文”，散文内容涉猎天地万物间的花草虫鱼、草木鸟兽、日常琐事，缓缓叙事、娓娓道来，于质朴无华之间透露出智者的独具慧眼和闲适心境，给读者带来清幽的接受心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审美的、趣味的、苦涩的，文学理论核心是人性的、理性的、个性的，这就可以推及他的文学批评精神是自由的、宽容的，他所崇尚鉴赏、印象式的批评方式也就不言而喻了。周作人的批评不像鲁迅那样犀利、奇特、诡异，也不像茅盾那样广阔、宏大、壮观，他的这种批评方式与自然科学实证式的批评是对立的，同时又是互补的，这在当时是一道十分独特的景观。 一、周作人散文品格与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的相结合 （一）散文创作的趣味、苦涩之风格到批评的审美趣味选择 周作人在1921年6月发表了题为《美文》的短论，第一次真正从本体论方面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他的散文名篇散发着艺术性美文的气质，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脱俗而又灵动，给人以自然、清静、脱俗、雅致的'感受。读来就像是如临其境，特别地舒适惬意。此外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著作中还可以发现周作人对“苦”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如《苦竹杂记》《苦口甘甜》、《苦茶随笔》等等，甚至书房也被命名为“苦雨斋”。可见，周作人把生活的各种不如意带来的“苦涩”融进自己的文章中，这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所以周作人认为“趣味”是一切文学鉴赏批评的基础，读者和批评家都是凭借着自己的趣味品评文章，他倾向评论那些适合自己个性趣味的文章，独抒性情，表达感受。 （二）谈天地万物、平淡自然的文风到批评的自由精神 周作人是名副其实的杂家，他的散文涉猎面十分广博，举凡民俗学、心理学、神话传说以及天地之间的物象无不具备。在《雨天的书·序》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可见周作人把平淡自然作为写文章的审美标准，评论文章从来不刻意雕琢、矫揉造作，而是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净朴素的美，这与周作人受传统儒家中庸人生观的影响密切相关。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认为“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把文艺比作园地，不言而喻，就是要说真正的文艺是开放自由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表达，一切扼杀文艺的自由和个性都是封建的和不人道的。周的这种文艺观显然是与“五四”时期的相对宽松、自由、和谐的氛围是一致的，比如对“人的发现”始于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周作人将“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他的文艺批评也透露出人性的自由表达。 （三）创作与批评的交汇融合 周作人赞赏和习惯的是主观、印象、感悟式的批评方式，读过他的批评文字，就会觉得，他只是在惬意地报告自己的读书体会与经验。他说“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因而在他那里批评便成为主观的表现，趣味的综合，优秀的批评文章应属于文艺作品，而“别有一种价值”，只做主观印象式地鉴赏，不忍做法理的判决，批评是一种独立而自由的艺术。如他凭着自己的印象与感悟品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的情诗《 蕙 的风》，大胆地、痛快地评价别人所蔑视、诟病的情诗，形成了新文学史上十分特立独行的批评风格，对今天依然有着借鉴的作用。 二、周作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宽容精神 （一）由“自由”衍生出来的“宽容” 众所周知周作人的创作和批评都坚持自由的精神，他说过“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的，不是平等；是分裂，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如他对鲁迅《阿Q正传》的评论，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对于当今依然是振聋发聩。此外周作人还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辩护的，他以宽容的态度和原则体察文学青年的时代苦闷，说是“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批评中渗透着宽容的理解与阔大的胸襟。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内在修养，感情操练，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无疑他所追求的是自由、个性，是理解、宽容、开放，真正做到与读者和作家灵魂深处的内在沟通。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展个性注重创造，同是人生的文学的方向，现象上或是反抗，在全体上实是继续，所以应该宽容，听其自由发育”。 （二）由“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导引出来的“宽容” 在“人的文学”的指导下，周作人随后提倡“平民文学”，倾向“人生写实派”的一方，文学是自由的，写实的，个性地表达人性的，而不是封建的、虚无的，单一的。这样，周作人便主张以宽容的立场品鉴文学，宽容是他文学批评理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品质之一。在他的理论批评文章中，宽容精神原则处处显现，他在告诫批评者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关键在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分析，而不是“理性的判断”，批评家没有权利以个人的意见去“统一”文坛，“规范”作家的创作，更不用说决定作家作品的命运了。批评家对于文艺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达到极限，这是普遍的真理。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真正做到践行了宽容的批评原则。 三、周作人散文创作及批评观的渊源浅探 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观和批评观总的来说是比较向传统回归的。他对儒家、道家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注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批评方法的吸收和运用，都说明周作人对传统的批评内核情有独钟，但他同时更是一位现代式的批评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浑然天成，独特新颖，不得不说是成功的，值得后人学习的。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出任伪职成为汉奸是一个历史事实。 最近读了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这个周作人与日后成为汉奸的周作人怎么也不象是同一个人。几年前，有报道说李葆华等同志出面为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事件辩护，认为当时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根据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而非本人甘当汉奸，但旋即又被有关方面否定。但从中原因，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读抗战前周作人的文集《谈虎集》后，我有以下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周作人与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烈士（中共主要创世人之一）关系密切，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确实关心与帮助过李葆华等人，并在抗战时设法把李葆华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倾。当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报纸曾经极尽污蔑之能事，而周作人却对李大钊非常崇敬，撰写文章为李大钊辩护，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见《谈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北伐后，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是当时反对国民党屠杀爱国青年的少有的几个著名学者。在这点上，他比蔡元培、胡适要强得多。当然比吴稚辉这类积极鼓动清党的反动文人不知强多少倍。而其兄鲁迅也不及他。虽然当时他在北平，甚至还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能著文抨击。（同见《谈虎集》） 第四，周作人虽然娶日本女子为妻，但在抗战前是非常反日的。当时北平的日本办的汉文《顺天时报》一直是周作人的抨击对象，认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同见《谈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