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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是当前国内外发生的 热点 ，引人注目，且有重大意义的新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时事政治论文800字，希望你们喜欢。时事政治论文800字 范文 篇一 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法律，给人的感觉总是严肃、神秘、崇高。其实，法律就如同做人的规则，与你的道德、习惯、纪律都一样，规范着你的 言行举止 。法律与我们息息相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绿灯，走在马路上，若不遵守交通法规，闯了红灯，付出的也许就是脆弱的生命。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只因为我们的一不小心，而发生事故。其实，法律很简单。只要我们从小遵守社会治安，这些事完全不会发生。我们现在所要遵守的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去网吧、不迷恋网络。做到这四点不就好了?但违反法律更简单，现在，许多人都迷恋网络，不仅是小孩，还有大人。这让我又想起前段时间发生的 故事 ： 2009年11月4日，在南京市 儿童 医院，一位仅仅五个月半大的可爱婴儿就这样离去了。医院值班医生玩忽职守，就让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因医生严重的工作过失，导致入院仅一天的徐宝宝死于南京市儿童医院。事后在48小时内，南京市卫生局针对此事发布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声明，最终认定了院方的过失，院方承诺向患儿家属赔偿51万元。南京市卫生局为什么在48小时内实现180度大转弯呢?第三方的权威证实成为决定性因素。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徐宝宝事件”的大致经过。2009年11月3日早晨，徐定金夫妇带着高烧的宝宝来到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急诊医生初步诊断为右眼眼眶蜂窝组织炎，收治入院治疗。当晚7点多钟，发现宝宝的病情有恶化迹象后，徐定金夫妇赶忙跑到值班医生毛晓珺的办公室。当时正在玩网络游戏的当班毛晓珺称：“这个宝宝白天不是我治的，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有什么情况你等白天管床医生来才说。”在徐定金夫妇俩的再三恳求下，毛晓珺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宝宝的病房，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后，并没有遏制宝宝病情的发展。最终，即使徐宝宝母亲三次向医院医生和护士跪求，也没有最终挽救孩子的生命。2009年11月4日，五个月半大的徐宝宝永远地离开了爱他的爸爸妈妈。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医生的玩忽职守，就让这个五个月大的孩子，消失在世界上。医德?谈什么医德?完全就是没有良心。三次的下跪，都只换来冷眼相待。这是什么医生?情况不了解的话，完全可以在检查一次或向家属询问。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还说这位医生很敬业，并没有玩游戏，说过“我不要睡觉了吗”等话。拿出证据了，你们才赶紧承认。这摆明是对一个生命的不尊重! 而法律的力量，最终让这件事情水落石出，揭示了某些医生的不良表现。正是因为由于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有了他的管制，小鸟就自由飞翔!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范文篇二 古人云：“无为而治。”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年前的封建帝制时代尚且如此，何况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每每提到法律，人们总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认为它是绝情的，其实不然，如果你能合理的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那么法律将是你最好的武器。 现在未成年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为图一时快活，以身试法，为非作歹，偏偏社会上又有很多“法盲”，不知如何运用法律制裁这些坏人，只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有些受害者甚至草率盲目的找对方拼个“你死我活”，这种作法无疑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什么?你说公理自在人心，天公会为你做主?不必了!在这个文明秩序社会上，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给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一个有力的还击。什么?你说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颠倒是非，法虽立而无用武之地?那么我告诉你，你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制步入正轨，我们的法律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信法律的正义性。 有一个故事：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 毕业 便辍学。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 台球 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迷恋网络，使小新走上了不归之路，导致了最后结局的场面，原本平静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灭了。如果回到当时，小新遵守法律，就不会这场悲剧。就如同一场游戏，你不遵守规则，最后受到惩罚的将是你。如果不遵守要求，生命也许就会付出代价。我想，谁也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所以我们要遵守法律。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叛逆期逐渐到了，一旦步入了这样的轨道，那么，你无论怎么后悔都没用了。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范文篇三 《浅谈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指的是国内国外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是政治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初中政治 教育 中不可避免的要融入时事政治的学习，这不仅是为了考查的需要，同时也能起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掌握知识的效果，提高他们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可求知欲。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没有意识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它视作一种可以临时抱佛脚的突击性学习内容，简单粗暴地处理，这就让时事政治的教育意义全部丧失。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时事政治教育意义和教育方式的认识不够造成的。 一、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时事政治是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素材，甚至有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样它的带入性就很强，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如果能够正确运用，其意义显而易见。其实，时事政治教育也是在贯彻教育改革的思想理念，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教学中能够全面彻底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也是转变旧有教学方式的一种途径，能够丰富课堂内容，抓住学生兴趣点，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动力，实现教与学的双赢。时事政治教育还是体现教师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教师是教育的引导者，时事政治正好是这种理念的实践素材。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将生活与知识相互联系，从而提高他们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初中政治的解题能力，最终得到提高初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二、如何将时事政治教育融入课堂 1.明确融入的时事政治内容 并非任何时事政治都不加筛选地就可以融入教学，这样做的最终效果是适得其反。我们在选择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时，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筛选出恰当的合适的时政内容，这样才能吸引学生，让学生感觉到学习政治的乐趣所在，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我们的教学质量。 2.以老师为主导，让学生做主体 这里“以老师为主导”指的是教师的引导工作，必须由我们教师将时政教育内容恰当地切入课堂，引导学生分析。鼓励他们大胆评论。“让学生做主体”指的是学生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体，时政教育中更是如此，要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成为课堂的主人，大胆的发表个人观点。这样的最大好处是提高了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广泛搜集时事政治教育的素材 明确了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课堂上的主体，就要开始准备教育素材。搜集教育素材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教师搜集的部分，二是学生自主搜集的部分。教师搜集不言而喻是教师本职工作的需要，且更能符合教育目的和任务，而学生搜集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时事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补充，更能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搜集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大脑，才能从浩繁的信息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内容，挖掘信息背后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时事政治教育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全新的、和谐的、轻松的学习环境，能够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 三、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开篇我们就说过，时事政治教育在初中政治实际教学中不被多数老师重视，这是最大的问题，即便我们通过上面的阐述知道了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将时事政治融入课堂，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会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以下我们简单举出几个常见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广大初中政治老师的重视。 1.随意性、表面化 时事政治教育没有深入内心，只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想起来了就拿出来，像是零食一样，且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一切都流于表面，不深刻，也就无法真正起到效果。 2.点缀性、程序化 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教学中只是将时事政治当做一种吸引学生注意的点缀，在课堂上只起到了补充作用，甚至只是作为课堂导入程序，并没有切实做到时事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工作。以上，就是我对时事政治教育的一些新的体会，虽然并不具体也不深入，但是相信从中也能体会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者，要全身心的投入教学的研究中去，帮助学生开发出最理想的学习环境，让他们高效学习、快速健康的成长。让我们在初中政治教育中，将时事政治教育当做一种重要的教学内容加以重视，从而实现教育改革赋予我们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吴德强.关于中学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3(10). [2]袁忠典.浅谈如何在思想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政治教学[J].学周刊，2013(01).

英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贵族院）包括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及主教组成。下院也叫平民院，议员由普选产生，采取最多票当选的小选区选举制度，任期5年。但政府可决定提前大选。政府实行内阁制，由女王任命在议会选举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英国女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目前英国女王保佑的权利是接受磋商权、警告权和奖励权。磋商权是指首相就某些事务征询女王意见，但决顶权仍掌握载内阁和首相手中。警告权是指女王对政府的某项行为认为不妥而发出警告，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奖励权是指女王接受政府的建议，册封贵族和对有贡献的人受勋的权利。一、内阁在立法方面的权力（1）内阁有立法提案权。国会通过的各种法案绝大部分由内阁提出，由内阁解释。内阁控制着议会下院开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立法程序。（2）内阁由下院多数党产生，下院多数党议员中的重要人物多是内阁成员。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下院的领导核心，在英国，议员多是利用党组织竞选。党组织的代理人是候选人的总经理。因为议员考虑到自己的连任问题，往往不得不服从本党领袖的指挥。（3）内阁有宣布提前大选的权利，可以在他认为有利的时机提前大选。战后历次大选都是提前举行的。因为每个议员不一定能保证自己在下次大选中是否能当选，所以投票时得三思而行，避免得罪执政党。二、首相（一）首相的权力（1）内阁提交给下院讨论的所有重要议案，须先经首相同意。凡涉及内政外交较为重要的方针都由首相决定，它人不得越权。阁员对内阁会议内容、阁员意见和分歧，包括高级文官对政府决策的告诫均得保密，对外一致。（2）首相决定内阁大臣的权力范围和各部职权划分，且利用内阁秘书处扩大其职权，绕过职能部门制定和贯彻政策。各部的一切重要事务，提交内阁前，须先报首相。首相决定高级文官任免，并通过财政常务次官、公务员首脑和内阁次官三人来控制整个公务员队伍的升迁。（3）首相常兼任首席财政大臣，国家预算几乎是他和财臣大臣两人决定。通常财府部管预算编制，首相负责决策，其他内阁大臣不得过问。预算交内阁和下院讨论前，内阁和下院根本不了解情况，提交后，内阁和下院也很难对之进行大的变动。（4）首相提名大法官人选和高级法官人选，由女王批准任命。大法官为内阁成员，首相对其有免职权。总之，英国首相是政府首脑，议会领袖和执党政党魁，集行政与立法权于一身的人物。而这也与英国的小选区相对多数制有关（小选区，指本区只产生一个议员的选区，相对多数制，即得票最多者当选，不需要他的选票过半。）。这种制度催生了两党制，与美国的小选区治之下的政体不同，英国主要立法权力又集中于议会下院一个院中（不是美国式的两院基本平权），而议会5年一届（没有美国式的中期选举，美国众院一届2年，参院一届6年，每2年改选1/3。在总统任期的中间举行的国会选举称为中期选举。），从而导致议会的多数派常常可以由单一的一党构成，且在内阁不决定提前大选的前提下，这个多数可以稳定的保持5年。（二）首相受到的牵制（1）内阁的约束组阁方面，他要接纳本党议会党团中的著名人物，吸收党内主要派别的领导人，或是对有影响的人进行一定的安抚。而日常工作中，取得阁员的合作和支持也是首相赖以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否则他会感到工作困难，甚至走向失败。（2）下院牵制议会开会期间的周一至周四下午2：30-3：30是议员向大臣提问时间。每议员口头问题每天最多3个。书面问题不限。首相在周一至周四从3：15开始有15分钟专用答询时间。三、党组织（1）两大党的领导人，均由党组织选举产生。保守党领袖是：先由保守党下院全体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下院议会党团领袖，当选者不仅要在总票数中占大多数，还要比票数接近他的对手多15%。若第一轮无人当选就继续举行下轮，再下轮……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会党团领袖的人，再由保守党两院所有议员、议员候选人和全国联盟执行委员会组成的会议口头表决为领袖。领袖一经选定就不再改选，直至其辞职或死亡等不能担任领袖职务为止。当然，面对党内强大反对的领袖只能主动辞职。工党领袖在1981年1月以前由党的议会党团选举产生；1981年1月以后，由议会党团代表、工会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总之，两大党的领袖都不是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参考文献：[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