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麦克白的悲剧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研究。 在国内,麦克白的形象和社会悲剧性质的阐释在历来的《麦克白》研究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麦克白》研究中“社会悲剧说”影响最大,且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国内相当一批研究者持此看法。研究者普遍认为,麦克白的悲剧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天性。莎氏批判了现实世界存在的野心的强烈腐蚀作用,肯定了人文主义者的“仁爱”原则,呼唤和肯定了“良知”,指出野心同仁爱是势不两立的;仁爱是人的“天性”,残暴是违反“人性”的。麦克白是“人性化”的暴君。他曾为理想而斗争,只是由于理想变质为野心才发展为万恶不赦的杀人犯。这实际上是他双重人格的真实表现。麦克白的悲剧命运反映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无限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由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一出命运悲剧,那只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麦克白内在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激化了的尖锐的客观现实矛盾在他内心刮起的风暴。悲剧的全部内容并不限于个人的命运,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宫廷斗争、宫廷矛盾的一个普遍规律和公式。莎士比亚揭示权势欲望使人毁灭的同时,也深刻地描写了暴君、暴政毁灭社稷,给社会、人民带来的灾难。它显示的是人民的灾难、人民命运的多舛,通过大胆揭示悲惨、恐怖的社会图景和生活气氛来反映时代的本质。麦克白的罪恶既是社会的重大灾难,又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展现的是英国封建暴政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下的人民的处境,反映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遥远距离。所以,“麦克白这一人物形象是政治冒险家兼野心家的艺术概括”,其形象非常明显地构成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鲜明特点。 在国外:14世纪至17世纪初,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最初萌芽,然后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席卷了整个欧洲国家。这场社会性质的政治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以人文主义为旗帜,与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锁——教会独裁直面战斗。文学,毫无疑问成为了这一斗争的有力武器。许多作家以人文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创作作品,以独到的视角和超越时代束缚的精神内涵,给予了封建教会以有力的打击。在这个时候,莎士比亚应运而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卓越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西方研究者认为,《麦克白》是三个因素的结合体:莎士比亚——古典西方(英国)传统戏剧文本;实验性小剧场——当今西方(泛指欧美)现代戏剧(而非传统)的样式。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人们能够换一种眼光看莎士比亚的著作。近年来也有人从“语言的悲剧”角度和比较文学角度重新阐释了麦克白悲剧的根源,给《麦克白》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麦克白斯夫妇是野心家的形象,他们的野心和行动是黑暗势力包围、蛊惑的结果。麦克白身上有人性和魔性之间的激烈冲突,人性的沦落和人生价值的丧失,读者对麦克白憎恨和恐惧的同时,又表示了同情和怜悯,显示出人的渺小与卑微。 中西方在研究悲剧的方法上有所区别:中国悲剧冲突的基础重在伦理道德引发的矛盾,而西方悲剧冲突的基础主要表现人物与命运、性格、社会的抗争上;西方悲剧人物多是身居高位的伟大人物,中国悲剧则既有身居高位的人物也有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中西悲剧都具有能引起观众思考、怜悯的“悲剧快感”,形成中西悲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巍⒕眉拔幕肪场?麦克白悲剧的发生存在着内在必然性,这就是他天性中的野心欲望、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以及虚妄的执着和自信。他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悲剧 ,也是性格悲剧。 二、莎士比亚及其悲剧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戏剧家和诗人。尽管他只活了不算长的52年,但他却留下了37篇伟大而不朽的剧本以及2部长诗和154首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The Sonnets),他的作品是人文主义的最杰出代表,对后代作家的影响颇为深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是当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首席剧作家,此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当权时期,也是英国拓展海上霸权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人称之为“莎士比亚时代”,这就足以显示莎士比亚受人推崇的程度,直到400年后的今天,他的魅力尤存。莎士比亚的剧往往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力,而其对人物心性的描写和强烈生命力的刻画更可以使我们去探索人类的内在精神的无限性。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塞罗》、《麦克白》和《李尔王》就是这样的。它们是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7)完成的。在这一时期其创作风格从第一时期(1590-1600)的乐观明快转为悲观抑郁,创作思想从歌颂人文主义理想转而揭露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而《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浓缩、最激烈的一部更具“纯粹”的悲剧特性的悲剧。塑造的主人公是雄心勃勃地想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的具有人文精神的青年。这部悲剧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仅因为它描述的历史上不鲜见的阴谋篡位的故事,而且是因为它对于麦克白这个本性并非大恶却做出大恶之事的人物的性格深刻而生动的刻画,以及对于人的内心的细致入微的剖析。《麦克白》这一部悲剧有别于另三部不朽悲剧:《奥塞罗》中悲剧的成因是伊阿古这个人的挑拨和奥塞罗本身性格的缺陷——嫉妒;《李尔王》和《哈姆雷特》的结局也是基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前者的虚荣,后者的优柔寡断与忧郁多思。相对而言,《麦克白》悲剧的产生,虽则依赖于麦克白本人的野心欲望与其妻子恶意的怂恿,但是却更多的体现了宿命的因素,而这个因素使麦克白最后的死更具悲剧色彩。在平常我们也并不觉得那些“小小的”缺失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就一般人的生活,这些缺点只是人们无伤大雅的个人特质,但是,倘若位高如君王——国民之楷模,那么所涉及的范围便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世界戏剧史、诗歌史上的瑰宝,他笔下的世界是那么广博辽阔,令人叹为观止。诗人凭借他的天才造物赋形,但这种创造毕竟不像神的造物那样,可以无中生有。从诗人天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到诗人生活体验的深厚积淀,感知到多种文化对他的孕育。 三、麦克白人格分析 不安分的天性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 哈兹里特认为麦克白的悲剧是由环境造成的“他是被适宜的机运,妻子和预言的唆弄推上犯罪道路的。”但是通过文本中关于麦克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麦克白的本性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也正是这不安分的本性最终决定了麦克白的堕落。作品中麦克白夫人准确地描述了麦克白,“你希望作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可见麦克白天性中就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分,他即使没有女巫的预言,妻子的唆使也终会暴发出来,“跃跃欲试的野心”总有一天会扫除一切思想道德的障碍展露在白昼,没有外的推动,麦克白也必然会走上“弑君”之路。 麦克白是国王邓肯的表弟,根据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他也拥有王室继承权,更重要的是在“征讨叛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可谓功高盖主,邓肯都感叹道,“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而麦克白当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要使他的功绩与名分相当,那也只有国王一职了。邓肯显然深切地感到了麦克白对他王室的威胁,所以才会在接见麦克白的同时,急忙宣布立长子“玛尔康为王储,封为肯勃兰亲王”。邓肯这一行为,无疑在麦克白强烈燃烧的欲望上,跃跃欲试的野心中泼了一盆冷水,破灭了麦克白用“正当的手段”满足野心的希望,扼杀了麦克白“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的想法。可他天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欲望很大”又想做“非分的攫夺”,邓肯的一盆冷水在麦克白野心的驱使、欲望的膨胀下反而使火烧的更烈,就像风可以熄灭小小的火花,却会使狂野的大火越燃越烈一样。天性中无法克制的野心和欲望,必然使其走上“弑君”之路。 还有很多学者都把麦克白“弑君”一举归罪于麦克白夫人的鼓动,认为麦克白夫人若善良地劝阻麦克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其实麦克白悲剧之所以具有悲剧性,是因为麦克白无论在周围的人如何善良的情况下都会犯下罪恶,天性中的不安分注定使他作出“弑君”的疯狂举措。麦克白之所以犹豫不决,迟疑不动,只是在给自己寻找一个杀人的借口。麦克白夫人的作用只不过是在麦克白未给自己找到一个所谓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刺激他做“男子汉做的事”。因为麦克白夫人清楚麦克白天性中“太多事前的顾及”,她仅仅是帮助麦克白抓住了一个谋杀邓肯的绝好时机。麦克白的“弑君”举动是注定的,不安分的天性注定了他的疯狂。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剧作的创作背景也可以推断出莎士比亚的目的是暴露人的本性的贪婪和由此所导致的堕落。文艺复兴初期,针对一千多年来的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对人欲的压抑,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主体价值。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恶的本性也恶性膨胀,到了16世纪末期,由于人欲的膨胀,激发出了种种血腥的罪恶,人欲横流的结果是带来了一个人间地狱。曾经发挥过巨大进步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与个性解放已发展和派生出严重的冒险主义、拜金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被邪恶欲望控制了心灵的人,丧失了高贵的理性和德行,变成了残暴而卑贱的野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使他们相信,只有爬上至高的权位,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只有占有金钱 和名利,才能实现人生价值。为此,他们不惜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与权利为代价,甚至不惜双手沾满鲜血。面对这“美即丑恶丑恶即美”的颠倒混乱的社会现实,看到这一幕又一幕丑恶吞噬美好,美好向丑恶降服的社会悲剧,一向追求真善美的莎士比亚不能不悲愤,不能不忧郁。他再也不能像当年创作《亨利四世》那样去描画浪子回头的贤君形象,也不能像早年写《查理三世》时为了暴露恶棍而刻画恶棍典型了。他现在要表现的是权欲和野心竟会使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蜕变为祸国殃民的恶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我们说莎士比亚着重要展现的是人性的恶以及由这恶所导致的悲剧,所以,我们说,麦克白的堕落更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不安分的天性。 恶性循环的罪恶感使他成了嗜杀成性的暴君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行为不成为悲剧”[12](P314),主张通过行为表现人物。试分析麦克白悲剧过程中的三次较大罪恶行为,如果说麦克白“弑君”时还曾有一丝怜悯之心,犹豫不决,在暗杀班戈父子时已只剩下残酷了,而在屠杀麦克德夫一家时更把残酷狂暴之情暴露无遗。从一个“有太多人情味”的人到一个“残忍狂暴”的暴君,这难道是一个有懊悔之心的人的必然结果吗?一个有深深懊悔之情的人怎么会一次次地以残暴继续残暴,以罪恶掩饰罪恶,显然从始至终麦克白对自己的行为不曾有过懊悔。那些认为麦克白一直处于懊悔之中乃至有些精神失常,甚至认为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他犯罪的同时在内心还有着“怜悯心”,充斥着懊悔感的评论者,显然没有看清麦克白内心的本质。 我们说其实麦克白的恐惧和失常,以及“杀害了睡眠”的惴惴不安,并非懊悔导致,而是内心深处深深的罪恶感。麦克白对自己的杀人始终有着清醒的罪恶感,但罪恶感不同于懊悔之情,麦克白在谋杀邓肯之后长叹,“我怎么了,什么声音都叫我心惊?这双是什么手?嘿,要给我挖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麦克白并没有察觉他的罪的根源,这种对既成事实的痛苦只能表明他对自己的罪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能演变为彻底的“心灵悔恨”。 麦克白深深的罪恶感一直折磨着他,他继续他的罪恶只为对得起以前的罪恶,所以他必须用更大的罪恶来维护以前用罪恶得来的一切,这必然使麦克白越来越迷失,越来越疯狂,终成为一个嗜杀成性的疯狂的暴君。 综上所述,麦克白悲剧的内在必然性正是由于他的不安分的天性,弑君之后的罪恶感及对虚妄的执着造成的。这正是莎士比亚对人性理解的深刻透彻之处,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然、平等的理想世界,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伦理关系、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 四、结束语 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是真实的、是活着的,是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因此,他总能震撼我们,让我们去思考。麦克白一生由兴衰交织而成。欲望带来的兴,因此令人满足,却也容易地导致了他迷失方向而走向衰败;如何处理好自己的人生起伏,更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课题。总而言之,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带给我们的启发,不只是我们的行事方针,也会是我们生活的智慧。其文学作品的哲学内容,也指导着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